宋鲁郑：中国创造新的制度文明(转载)

在天涯看到的一篇，很长，不知道大家看过没。


题记：“我希望美国能做一天中国（仅仅一天）——在这一天里，我们可以制定所有正确的法律规章，以及一切有利于建立清洁能源系统的标准。一旦上级颁布命令，我们就克服了民主制度最差的部分（难以迅速做出重大决策）。
　　要是我们可以做一天中国有多好……”只是一天！仅仅一天！
　　《世界又热又平又挤》——《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
　　人类发展史，就是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不断创造新制度的历史。中国作为人类历史上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明，也为人类的制度进步作出了极其超前和辉煌的贡献。中国的制度模式不仅为周边国家所效仿，甚至成为欧洲启蒙运动的偶像。
　　中国在隋唐就已经建立以公开平等竞争、打破等级界限、全国性选拔为特征的文官体系，比西方早了一千两百多年。西方最早的宪政国家英国即使完成了工业革命，出现了政党竞争和选举，但仍然采用政党分肥的方式任命举荐公务员——几乎和中国秦汉时期相近。直到1870年6月，也就是鸦片战争三十年之后，英国政府才颁布确立公开竞争考试制度的枢密令，这也被视为英国文官制度正式建立的标志。从此，西方各国才以英国为榜样，逐步建立起自己的文官制度。1983年，美国卡特总统时期的人事总署署长艾伦·坎贝尔在中国演讲时说：“当我被邀请来中国讲授文官制度时，我感到非常惊讶。因为在西方所有的政治学教课书中，当谈到文官制度时，都把文官制度的创始者归于中国。”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发展的停滞期，也由于废除宰相而被认为建立了绝对专制，更由于文字狱和八股文被台湾学者柏杨认为是大黑暗时代。然而，和当时世界其他文明相比，中国依旧灿烂无比。英国历史学家加文·孟席斯在《1421，中国发现美洲》这样写道：“当朱棣指示姚广孝率领2180名学者进行包罗万象、长达4000卷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的编纂工程时，处于文艺复兴前夜的欧洲，对于印刷术还一无所知，实际上，那个时候享利五世的图书室里只有六本手抄本，其中三本还是从修道院借来的。当时欧洲最富有的商人Florentine Francesco Datini拥有12本书，其中八本还都是宗教著作。”
　　欧洲当时政治和经济阶层最顶端的群体尚且如此，整个社会的文化水平之落后可想而知。
　　1421年中国欢度春节，明政府遍邀各国使臣，但英、法、葡、神圣罗马皇帝、拜占廷皇帝等由于既缺乏科学知识，又是没有可贸易货物的落后国家而被排除在外。此时东西方整体文明差距之大，令人瞠目。就是明朝灭亡之后，尽管由郑成功率领的残余力量在大陆都无法立足，却依然横扫当时西方世界的海上殖民第一强国——正处于黄金时期、能够支配全球贸易的荷兰。
　　清朝被传统史学视为中国封建社会生命力和创造力衰微的末期，但康熙时期仍然被法国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有“法兰西思想之父”美誉的伏尔泰顶礼膜拜，称中国是最完美的政治体制。他对中国制度的文化基础儒家更是崇而敬之，称孔子为真正的哲学家：“那个圣人是孔夫子，他自视清高，是人类的立法者，决不会欺骗人类。没有任何立法者比孔夫子曾对世界宣布了更有用的真理。”而此时，也创造了人类辉煌文明的法国才迎来自己的第一个历史高峰：路易十四时期。
　　不仅法国，十八世纪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就想让瑞典成为中国一样的国家，他的老师卡尔·舍费尔为国王做了多场演讲，把中国美化到不可思议的地步，努力宣扬中国的一切都是美好的。那时的中国可谓一骑绝尘，独步天下。
　　
中国制度文明的衰落在清末展现恶果，不仅丧失了经济上的优势，甚至国家主权的独立和统一都难以维系。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终于改变了中华民族上百年国运下滑的态势。
　　中华人民共和国至今不过一个甲子，期间国际环境长期恶劣，内部也屡经曲折、动荡和停滞。但仍然成功的再度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拥有核武器和航天载人技术的军事科技大国，居长期占据的桂冠不过一步之遥，以现代化为标志的新一轮复兴也是指日可待。
　　中国以空前的超大人口规模、长期地高速发展被世界誉为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迹。而这个奇迹，则毫无疑问地归功于中国的制度创新，创造的全新制度文明。
　　一、全球视野下中国政治制度的特点与优势
　　新中国1949年成立以来，在时代需求和吸取经验教训的前提下，不断进行着政治体制改革，在权力传接、监督和制约方面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制度模式。这种特色，与目前深陷经济危机的西方和激发革命动荡的阿拉伯世界对比，便一目了然：西方是定期的换人换党，中国是定期的换人但不换党，阿拉伯社会既不换人也不换党。从目前看，中国的模式表现最佳。原因在于，一个制度要想良好运转，不仅要做到灵活性，还要做到延续性。西方的制度模式有灵活性，但缺乏延续性，往往随着新政府的建立而出现大幅度的改变。而阿拉伯世界有连续性，但缺乏灵活性，最后制度走向僵化。
　　中国今天的制度是在其政治和文化传统的基础上长期、渐进、内生性演变的结果。中国几千年就是一个政治核心，人才全国性选拔。统计表明，宋朝的官员中，50%以上三代前没有人当过官，都是来自贫寒家庭。整个明朝二百七十六年，共有两万名举人，两千名进士，43%也是来自贫寒家庭。“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当时中国社会各阶层上下流动的写照。在当代，仅以中央政府一级的公务员来讲，2010年度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录用了1.4万余名公务员，其中来自普通家庭的达93.4%。2011年度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录用了1.5万余名公务员，来自普通家庭的达87.%；2012年度报考中央机关公务员的考生有15.5万余名，来自普通家庭的占总人数比例超过82.3%。
　　今天的中国，人才全国性选拔的适用范围已扩展到最高领导层。最高权力的更替一方面具有传统的“禅让”色彩，但又打破古代“禅让”终身制的局限。即：一党领导、全国选拔、长期的培养、异地任职、年龄限制、立法和行政机构的差额选举、定期的更替。这其中“一党领导、全国选拔、长期的培养、异地任职”是对传统政治文化的继承，“年龄限制”则是中国独创，“立法和行政机构的差额选举、定期的更替”则是对西方的借鉴。
　　这种模式基本综合了西方和阿拉伯世界制度的优点，而避免其缺点。一党领导，可以避免委托代理风险、制订长期的发展战略，全国选拔和长期的培养可以在产生成本不高的前提下尽最大可能地选出最优秀的人才，不仅可以避免民主制度的政治平庸化还能避免大众贪欲，差额选举、年龄限制、定期更替则可以带来新的血液，更避免政治强人的出现。
　　中国的制度创新也同样表现在基层的探索上，如源自湖北广水著名的 “两票制”。所谓“两票制”，就是群众投信任票、党员投选举票产生村党支部书记。这在西方是无法想象，全球恐怕也是独一无二。
　　全球化时代，制度竞争和对比已成常态。中共十八大换届之际，恰逢全球各西方主要国家的大选年，形成了不期而遇的制度对比。
　　1、有效的人才培养和选拔机制
　　十八大之后，尽管到2013年3月的全国人代会，习近平才会接任国家主席，但他依然能够立即就位，全方位展开自己特色的施政。在反腐败、注重民生、整顿党风、治军等方面雷厉风行。为此台湾《工商时报》的社论称：“习近平接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之后，立即以惊人的力度推展新政，包括在政治上彻底与贪腐、官场逢迎的文化画清界线，在经济上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他上任才刚满一个月，各项改革措施就像连珠炮般不断出炉，而且政策的力度几近革命”。
　　原因之一就是上文提到的中国卓有成效的人才产生体系：即主要建立在能力为基础之上的全国性选拔、长期培养和历练、年龄的限制、定期的更替、行政和立法机构的差额选举。以新一届领导人国家主席和总理为例，他们均经历过长达二十年左右的基层任职考验，并在五年前进入最高权力中心中央政治局常委。对国情、政情、民情了如指掌，所以可以立即针对性地施政，根本没有西方新领导人至少长达半年的熟悉情况的阶段，也就是西方常说的所谓蜜月期。这实质上就是民众对政治人物熟悉情况的忍耐期罢了。


　　相反在耗资巨大、通过大众投票方式产生领导人的西方，能力往往不是第一位的。影响选举的因素众多，如宗教信仰（奥巴马信奉非基督教就肯定选不上）、性别（希拉莉的败选）、 种族（黑人、白人）、形象（如台湾、韩国）、是否会做秀和演讲、是否有足够的金钱支持以及政治裙带（前第一夫人希拉里、布什父子总统），但最重要的能力却被边缘化。像奥巴马，唯一的从政经历是州和联邦的参议员，连一天的市长都没有做过，可以说没有丝毫的行政经验，结果却被选出来管理整个国家。假如在中国，一位没有任何基层行政经验的政协委员或者人大代表一夜之间就成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可否胜任？
　　此外，中国还不存在西方式的宪政空窗期。在西方假如出现换人或换党，新的领导者必须等上数月就职后才能展开施政。美国是近两个月，韩国是近三个月，台湾甚至长达四个月。而一些议会制国家， 假如选举出现争执或者无一党占据优势，则往往长期无法组成政府。比如德国2005年第十六届联邦议会选举，就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才组成默克尔新一届内阁。比利时在大选后长达541天处于“无政府状态”。最新的例子就是现在的意大利。尽管国家处于经济危机之中，但选举两个月之后，才勉强组成一个脆弱的联合政府。而这些不同派别的政界人士此前还在互相指责、甚至互相漫骂。更令欧盟担心的是，丑闻不断的前总理贝卢斯科尼则是这个政府幕后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奥地利《信使报》认为：新总理恩里科·莱塔将成为政府的稻草人。因为谁也不相信贝卢斯科尼会不在联合政府中“垂帘听政”。文章最后感叹道：可悲的意大利！
　　这两个阶段可合称国家权力交接时的空转期。可是在一个瞬息万变的全球化时代，这样长的空转期，代价显然过于高昂。
　　原因之二，东西方虽然都是从全国选拔人才，但由于制度原因，西方却不能从全国的层面使用人才。
　　西方由于不同政党的存在，整个国家的政治人才被政党切割成几个部分，并随政党共进退。一党获胜，哪怕原来的政务官再有能力，也统统大换血。这一方面造成人才的短缺，另一方面则又造成人才的浪费，更造成政策的非连续性。毕竟政治精英也是稀缺资源，一个杰出政治人才的产生也是多种因素合成的，而政治精英也有其自然寿命。一个政党连任八年，也就意味着另一个政党的政治精英闲置八年。这也是为什么，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去世后，整个西方都在呼唤何时才能再有后来者。
　　而中国一党执政，多党参政，则完全不存在西方这种体制性弊端。
　　整体而言，从实证的角度看，西方选举这种方式产生的领导人，要么无法选出最优秀的人才，要么无人才可选。即使偶尔出现负责任有魄力、敢于正视现实和注重长远的领导人，也往往被选民选下台。所以从现实政治实践看，中国的层层选拔制，有意识的人才培养体系，要胜于西方通过选举方式产生领导人的模式。
　　纵观人类历史，衡量制度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就是是否能够产生优秀的人才。而在同一制度下，人才直接决定着制度表现的好坏。比如克林顿时代，就可以把美国国力推上前所未有高峰，而小布什八年就可以把美国拖向低谷。

　　2、政治保持独立并拥有最终的决策权
　　2013年人代会，中国进行了大部制改革。素有“铁老大”之称的铁道部不复存在。铁道部由于历史的原因，其对国民经济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也被视为最为庞大的利益集团，2003年和2008年也曾试图对之进行拆分，但在种种阻力下未果，一向被外界认为是行政改革的“老大难”。但再一再二不再三，铁道部最终仍然成为改革的对象，在完成其历史使命后而走进历史。
　　无独有偶，连任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也试图解决美国的老大难问题“控枪”。2012年12月康涅狄格州桑迪胡可小学发生震惊全美的枪击案，造成包括20名幼童在内26人死亡。奥巴马于是把控枪与移民改革定为其第二任期的两大施政重点。之后，奥巴马为控枪法案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和政治资源。就在参议院投票前两周，奥巴马不仅亲自带领数名康州校园枪击案遇难儿童家长来华盛顿，参与对国会议员的游说工作，而且他还做了重大的妥协：禁止攻击性枪支与大容量弹夹销售就从他的控枪方案中消失了。还需要一提的是，自从这次校园悲剧之后，98天内又有2243人做了枪下冤魂。
　　然而，鲜活的生命抵不住严酷的政治现实——尽管桑迪胡可小学惨案发生后，枪击案受害者家属四处奔走推动控枪法案立法进程，他们言辞恳切：“记住，这不仅仅是政治。”。最终，这个已经打了折扣的禁枪法案胎死腹中。据英国《卫报》调查报道，投反对票的参议员中，只有三个人没有收枪击协会的钱。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是，国会选举又快要到了。当年克林顿利用民主党控制参众两院的优势，曾通过一个控枪法案，结果中期选举，全美持枪协会帮助共和党逆转胜。前车之鉴！哪个议员不心寒。
　　中国成功把铁道部纳入改革轨道，美国却再走麦城。根本原因就在于，和西方相比，中国的体制很鲜明的特点是一直保持了政治的独立性和最终的决策权。
　　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造就了两大力量的崛起：资本和民众。今日中国已从三十年前政治力量主导一切演变为民众、资本和政治权力的三方博弈。
　　在西方，这三种力量博弈的最后结果是以普选为特征的民主制度。民众通过选票获得了对政治的控制权，而普选导致的高成本又为资本提供了影响政治的空间。至此，政治权力成为弱势，民权和资本的权力事实上主导了西方各国，这种模式运行的结果不仅仅是导致了美国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次贷危机就是要百姓有房，金融财团有利，更令危机中坚持改革的政治人物被淘汰。
　　除了奥巴马再遇滑铁卢，近期的例子还有意大利前总理蒙蒂。他是二战后唯一不是民选产生的，却又被欧洲认为是二战以来最为出色的领导人。但他实行的正确和必要的紧缩政策，引发了选民的强烈反对。结果在今年的选举中惨败。他的政党在参议院315席中，仅获得18席，众议院630席仅获得46席。类似的例子还有以理性著称的德国。前总理施罗德2000年就未雨绸缪实行今天危机中国家的改革政策，结果也被选民赶下台。至于浪漫的法国，上世纪九十年代希拉克就想改革，结果持续引发全国大规模抗议，至此改革冻结。就是经济危机来临之后，在民众的压力下，改革也依然难以启动。这样的政治现实，导致政治人物退缩保守，不敢面对现实，致使问题越积越重，最终直到形成全面危机，纸里包不住火为止。
　　事实上，今天的西方，政治人物对选民的讨好已经达到荒诞不经的程度。现在巴黎市政府选举在即，为了笼络选民，竟然宣布近期随地扔垃圾、烟头、狗屎将不再罚款。此前规定每个烟头就要罚35欧元。新的处罚改为2014年垃圾桶配备烟灰缸后执行。法律在民众面前竟然变成儿戏，成不了“挡箭牌”。
　　中国传统上政治都是强势处于独立状态的。到今天，中国政治独立性的状态依然如故。目前的中国，虽然三种权力的博弈日益激烈，但至少在全国一级，政治权力仍然有最终的决定权。所以，一些很困难的决策、符合国家长远利益的决策，都能够执行。比如计划生育，国企改革、取消铁道部、电信一再拆分。
　　至少从现实角度看，一个以追求利润为核心的、资本主导的制度、一个以追求福利为核心的民众主导的制度，其合理性、有效性要远远低于相对中立的政治权力主导的制度。这也是为什么，今年4月30日在法国播放并早早就引发法国关注、让-米歇尔-卡雷拍摄的纪录片《中国，新帝国》，提出这样的结论： “在西方，是金融家们掌控政权，在中国不同，中国是由国家控制大公司和银行系统以及能源”。

3、执政高效、强大的学习能力和纠错能力
　　中国新一届领导人履新之后，考验纷至沓来。中国的制度优势所具有的高效、强大的学习能力和纠错能力也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第一个突发的事件就是H7N9禽流感。还记得10年前非典发生，中国初期的应对受到了海内外广泛的批评。而这一次中国政府的表现无懈可击：公开透明，在最短时间内主动公开了境内发生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信息、第一时间通知世界卫生组织，并及时更新疫情。国家计卫委和农业部按照各自职责，调动各种资源应对；果断关闭活禽市场，同时展开了紧密的国际合作。
　　由于应对措施得力及时，这场突如其来的禽流感迅速得到有效控制。为此，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蓝睿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此次疫情防控方面，中国政府展现了解决问题的超强能力： “我们对中国实验室的速度印象深刻。中国流感中心的工作非常优秀，我们很满意。我想他们一定会尽可能快地找出病毒源头。中国政府展现出了解决问题的超强能力，调查迅速，信息发布及时。”英国权威科学杂志《自然》同年4月底发表的一篇社论说，中国此次对H7N9禽流感疫情反应迅速、措施得当，“改变了过去应对疫情的负面形象”。
　　第二个考验就是雅安地震。2008年汶川地震，中国政府就已经向全世界高效地展现了超强的大规模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五年过后，这次中国政府的表现更加成熟，其改善和进步幅度之大令人瞩目。以下枯燥的数据展现的却是鲜活的现实：8点02分，雅安地震发生。8点40分四川省启动应急响应（可资对比的是，汶川地震七小时后四川省才启动应急响应）。10点12分，空军11252机组到达震源地上空……10点20分，海军航空兵4101机组到达作业高度开始作业……10点26分，陆军航空兵编队开始起飞并于11点06分开始在灾区降落。
　　进步最为明显的是救灾的指挥，中国政府此次救灾的统筹性与科学性在增强。国际间一致认为“李克强总理在这次危机处理分寸把握好得出乎意料”。媒体举例称：“他奔赴灾区仅24小时有余，甚至在返京之时明确救灾等工作由四川省全面接棒，中央政府予以配合。这些行为都让外界大呼意外与过瘾，立即明白这是最佳的决策”。 李克强总理透过此次快速、务实、高效、信心强的救灾指挥行动，向世界透露中国力求建立以科学发展为指引的现代型政府的信念。
　　中国政府的治理能力以及持续提升，从国际与比较视角观察则更为突出。我们不妨看看被认为是世界一流民主国家的日本。同样是地震，日本政府反应迟钝、指挥失误，而且信息封闭、混乱----特别是针对危及安全的核电站。当时的首相菅直人在下台后就由于指挥失误而被起诉。灾后数月，灾民得不到有效安置。地震两年后，汶川新城已经昂然矗立，而日本地震两年后仍然一片狼藉，灾区3县 （宫城、岩手、福岛）仅有56户灾民入住了灾害公营住宅，全国尚有30万灾民无家可归。
　　中国的表现如此优异，以至阿根廷外交部甚至在雅安地震后发布公告说：“中国是全世界勇气和进步的榜样。”
　　2013年中国的表现并不是特例。中国为迎接奥运会建造的三号航站楼，三年完成，这在西方连审批程序需要的时间都不够。2010年海地地震，第一个到达灾区的竟然是万里之遥、和海地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中国，比海地的邻国美国提前了两个小时！
　　低效率一向认为是民主制度的通病。因为任何一项决策都要经过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并伴随冗长的程序。其优点理论上曾被认为可以避免巨大的失误。然而，从现实层面来看，却是不仅有低效率带来的弊端，其最终决策由于不同利益集团的相互妥协，其负面作用往往成为主导。正如宣布不参加2010年 11月选举而震撼美国政坛的民主党参议员埃文-贝赫在《纽约时报》发表的题为《为何离开参议院》的长篇文章中所说的：“解决财政赤字和贸易逆差、挽救经 济、能源政策、医疗保险改革等关乎国家未来的紧急课题堆积如山，但国会却处于（什么工作都不能做的）瘫痪状态。”而国会不能工作的最大原因则是“顽固的党 派主义和不知妥协的僵硬思想”。他还指出在担任参议员的12年里，美国国会成员抛开党派之争，在美国这个大框架内团结一心的经历只是在2001年9.11 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出现过一次。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三权分立制度无法阻止入侵伊拉克，也没有办法防范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也无法阻止最高法院取消已经实行了一百多年的对财团政治捐款的顶额限制。
　　然而经济危机爆发后，即使进行修正，也无法消除其后果，更无法回到危机前的状态。目前来看，更深层的危机是这种制度也阻碍新科技的产生和应用。比如在当前能源日趋短缺的时代，美国加州一家制造太阳能公交车的公司，在美国屡屡碰壁。因为这涉及传统汽车行业以及能源公司的利益， 还有工会的利益，它们各个都有强大的游说集团。后来这家公司决定到中国来试试运气，却被广州市政府所接受，并迅速更换。奥巴马上任伊始就决定以中国为榜样发展高铁，结果到现在依然寸铁未建。在佛罗里达州规划的第一条短线高铁，尽管是由联邦政府承担大部分费用（一共26亿美元，联邦承担24亿），但由于高速公路和航空利益集团的反对，最终化为泡影。而且这个项目还被指责是奥巴马意图收买选票（佛州是摇摆州，高铁沿线多为独立选民）。最终被批复的加州高铁，论证（实是各利益集团博弈）竟然长达八年，而建设周期更是长达20年。高铁做为一个技术相当成熟的项目，实在令人难以理解究竟有什么问题需要论证8年，需要建设20年。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恐怕等到建成之日，已是技术淘汰之时。显然，一个不被财团绑架和影响的政府才可以做出更中立和理性的决定。
　　这也是为什么《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费里德曼在其新书《世界又热又平又挤》有一章的标题竟然是这样的：假如美国能做一天中国。他举例道：“如果需要的话，中国领导人可以改变规章制度、标准、基础设施，以维护国家长期战略发展的利益。这些议题若换在西方国家讨论和执行，恐怕要花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美国从1973年就开始了将汽油去铅的进程，但直到1995年才基本实现了全部汽油的无铅处理。而中国决定于1998年开始实行无铅化，1999年新标准已在北京地区试行，2000年实现了汽油无铅化。美国从1975年就着手制定汽车燃油经济性标准，32年后才取得重大进展。而在地球的另一边，中国于2003年开始将轿车、卡车的经济燃油标准提上议事日程，结果，该标准在次年即获得批准并于2005年开始实施。”
　　最后他感叹道：“我希望美国能做一天中国（仅仅一天）——在这一天里，我们可以制定所有正确的法律规章，以及一切有利于建立清洁能源系统的标准。一旦上级颁布命令，我们就克服了民主制度最差的部分（难以迅速作出重大决策）。
　　要是我们可以做一天中国有多好……”只是一天！仅仅一天！

　　4、中国的制度模式优于西方，一个公认的共识就是可以制订国家长远的发展规划和保持政策的稳定性，而不受立场不同、意识形态相异政党更替的影响。
　　这最典型的体现在国家五年发展规划的制订上。以《十二五规划》为例（《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国制定这个五年规划的时候，上至国家最高领导人（九个常委专题调研）、中外专家学者、各行各业负责人，下至普通百姓都广泛参与的中国特色的民主化进程，也是中国公共政策决策过程的典范。甚至还包括外方的专业机构。如世界银行驻华办事处。整个制定过程要经过十一个步骤历时三年。需要经历集中、民主、再民主、再集中，参与共识无数个轮回。内容则涵盖政治、经济、社会各个方面：农业、工业、服务业、转型升级和国家竞争力、环境保护、区域发展和城镇发展、科学创新、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和优化（就业、就学、人口、住房、医疗）、社会管理、教育发展和文化繁荣、国防现代化建设、经济和政治改革、对外开放和国际贸易、国家统一。可谓对自身全方位的检测、调查，并在此基础上制订切实可行的未来发展路径和目标。这样长期和大规模的动员全国各方参与、智慧凝聚性质的政治行为，以对国情做非常彻底的调查，从而达到战略性、前瞻性、客观性和实践性的效果，在西方是没法做得到的。这一点就是唱衰中国的西方学者也不讳言。法国经济学专家jean-luc Buchalet、Pierre Sabatier 在其合著的《中国：一枚定时炸弹》中，也承认中国成功的原因在于不像西方一样受选举周期影响，可以制订长远的发展规划。
　　反观当今所谓传统民主国家，在欧洲，当英国、法国的左派和右派政党上台之后，国家发展政策立即改变，要么实行大规模的国有化，要么实行大规模的私有化。在美国，偏左的民主党执政，一般就采取对福人增税、对财团开刀、对穷人补助的政策，像克林顿时代和奥巴马政府力推的“医疗保险改革”就是典型的一例。偏右的共和党执政，则采取对福人减税、扶持财团的立场。每一次的摇摆都会对国民经济产生不同程度的损害。台湾在两蒋时代，还制订类似于大陆的“六年发展规划”，但民主化之后，就统统不见了。毕竟政党执政只有四年或八年，都是在炒短线，谁还管的了四年或八年以后的事情？再有印度，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对农民的补贴上升了，但对农业的投资却下降了，农民可能在短期内受 益，但长期而言却失去了生产能力，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但是，由于短期分配却可以讨好民众，对政党的选票有利。这也是为什么，尽管印度土地是私有制，可耕地面积全球第一，人均土地面积也是中国的两倍，却解决不了全国的温饱问题，而中国的粮食产量却是印度的两倍。
　　不仅对内政策处于不确定中，就是外交也同样。小布什时代就极力搞单边主义，到了奥巴马时代就积极主张多边主义。希拉克和施罗德时代，中 法、中德关系极佳，但到了萨科奇和默克尔时代则急速逆转。台湾的民进党上台就挑衅大陆，国民党上台就推动两岸交流。这种由于政党和领导人的变化而导致经常性的南辕北辙式的一百八十度调整，其严重后果可以想象。
　　这也是为什么，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The Conference Board）近期为行业组织美国商业委员会（The Business Council）做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当70位首席执行官被问及世界上哪些组织最称职可信时，中国共产党领层以64%的得票率高居第三（第一是企业家本身，第二是银行），这一得票率要远高于美国总统（得票率33%）和美国国会（得票率只有可怜的5%）。原因则有二：一是中国政府在制定政策时拥有长远眼光，二是更有效率。正如一家跨国能源集团的首席执行官表示：“虽然我们不喜欢中国的某些政策，但至少我们清楚这些政策是什么。”他还抱怨道：“美国的问题在于，政策都是短 期的……没有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5、相对于西方，中国是一个更负责任的政府。
　　一谈到中国，西方往往套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的说词。这实是意识形态的相当然， 与当今政治实践不符（众多民主国家存在的严重腐败就是证例）。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西方没有认识到“绝对权力也往往意味着绝对责任”。在民主国家，出了问题可以推诿。执政党说是在野党不配合（如台湾的民进党时代），在野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又推卸责任是前者造成的。不仅如此，对跨越政党任期的项目，往往会首先被牺牲掉。奥巴马总统向国会提交的2011年预算案，其中一款是砍掉了小布什时代的登月计划。而这个登月计划已经耗资91亿美元，合人民币600多亿，这个项目就成了半拉子工程。然而，令人奇怪的是，没有人为这么大的损失而负责。如果中国一个项目决策造成这么大的损失，责任人怎么可能会被放过？
　　说起来，还是和民主制度脱不了干系。在民主社会，许多官员是选上来的，因而有任期保障。只要不违法，决策失误，或者不作为，都不影响任期做满。而且一旦任期到了，下台了，就是有什么问题，也不会再被追究。小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有人追究吗？制造了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有政治人物被追究吗？ 高达500亿美元（3000多亿人民币）、持续数十年的马多夫诈骗案，有官员被追究吗？而在中国，高官问责制日益完善，官员不称职或者失职，犯错，随时会被追责。这就是为什么，当台风袭击前夜，大陆的官员严阵以待，理由是：避免灾害发生。因为发生了灾害，当地官员是要被追责的。台湾的官员则度假赴宴。理由是：灾害还没有发生。
　　也正由于西方政治人物是由选举产生的，为了迎合民众而有意做出违反国家长远利益这种不负责任的事情。以今天的法国为例。由于债务累累，政府第一大开支是巨额债务利息，相当于全年的教育经费。本来，左派主张增加福利和增加税收，右派主张减少福利和减少税收。在政党轮替是常态的情况下，自然会取得平衡。然而左派上台后只敢增加福利，右派上台后只敢减少税收，最后自然是国家陷于破产的境地——2007年时任总理的费永就打破禁忌，公开承认财政已经破产。法国前总统萨科奇为了2012年连任，竟然先是下令每个企业给员工分红一千欧元。后更严令任何企业在选举期间不得裁人或者破产。在各个政党如此执政之下，严重的损害了法国的竞争力。这种对竞争力的损害，绝非一言所能尽，但世人可从TCL在法国的经历窥一全貌。
　　2004年，中国民营电视巨头TCL收购经营不善的法国国营电视龙头汤姆逊。为改善经营，TCL决定按照法国的法律斥巨资裁减大部分员工。然而尽管法律上 合法，但根据法国的政治潜规则，你必须裁减那些容易找到工作的人，而保留那些很难再找到工件的老弱病残！也就是说最有竞争力的员工必须裁减，而保留那些没有价值的员工！TCL的董事长李东生找到当时的工业部长也无济于事，尽管符合法律，但不符合潜规则，工业部长明确告诉他不能这样做。最后智慧无比的中国人采取全部解聘，重新成立公司，再招回30位员工（解聘员工总数为450人！），为此TCL支付2.7亿欧元的费用。不仅如此，如果被裁减的人要自己创办公司，TCL要提供一部分启动资金，如果员工要去参加求职面试，TCL要提供津贴，如果员工在另一个城市找到工作，要住宾馆等的费用也需要TCL资助。都说商场如战场，而这些颇有自废武功的规定，就是法国民主制度下的产物。
　　当然，西方由于任期制的限制，官员往往有短期的过客心态。像台湾，除了金门和马祖，各县市都巨额亏损，但各候选人仍然不断福利许诺，根本不管钱从何来，如何清偿账务。自己做的好，也未必连任（克林顿时代尽管如此成功，却无法保证民主党候选人戈尔的胜利），做得不好，如小布什，却仍然可以连任。政党利益往往高于国家利益。关于这一点，在奥巴马上任以来第一次的国情咨文中有着明确的评论：“我知道，两党的分歧是根深蒂固的……，但是，令国民沮丧的是如今在华盛顿，好像每天都是选举日。我们不能每天只想着让对手成为媒体嘲弄的对象，不能永远抱着分出胜负一决高下的心态。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因为有权反对就拖延或阻挠所有法案的通过。在华盛顿，人们可能会认为和对方唱反调是游戏规则，无论自己的观点是多么虚伪和恶毒。但是，正是这种做法使得两党都无法对民众有所帮助，更糟的是，这还会使民众对政府更加不信任。”美国都变成天天像选举日，都无法承受两党的恶斗，更遑论其他国家。

6、中国的制度优势还在于它可以真正的代表全民。
　　西方的多党制下，每个政党代表的利益群体是不同的。或者代表大众，或者代表财团。英、法、美三国均如此。台湾则比较独特，国民党代表主张统一的外省人，民进党则代表独立的本省人。但不管代表谁，没有一个政党是全民政党。上台之后，施政只能偏向支持自己的群体。中央政府则借转移支付的手段，对同党执政的地方大力倾斜。
　　造成多党制无法代表全民的另一个原因则是选举。一个群体的利益要想得到保护和重视，必须有两个条件。一是要有投票权。二是必须有相当的数量。如果达不到这个条件，则无法受到有效保护。以法国为例，国民议会立法禁止穆斯林妇女在公共场合着传统罩袍。尽管法国有七百万穆斯林，而且主流持反对意见，但由于立法机构无代表，七百万在法国也是少数族裔，根本无法改变被决定的命运。目前在法国还有一百多万没有投票权的外国人，每年都要办理在法国的居留。过去都是免费办理，但自从法国经济恶化后，便开始收费，且年年大幅上涨，到现在已经高达一百甚至数百欧元。尽管如此却没有征得这个群体的任何意见。但是当法国政府决定仅仅增加门诊费一欧元的时候，就在全法国引起广泛争论和政党博弈。之所以如此不同，就是因为这个群体没有投票权，无法保护自己的利益。
　　当然选举还造成另一个极端。以印度为例。印度文盲率一直居高不下，政府的扫盲计划成效甚微。原因在于，扫盲是由地方政府承担的。而地方政府对扫盲并不热心，原因之一在于文盲越多，选民越容易控制和影响，地方政客越容易得到选票。
　　中国三十年来，经济政策总体来看没有特别地倾向任何一个利益群体。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农村最早受益。随着改革的深入，城市出现下岗群体，国家又开始建立保障体系，到后来更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废除农业税、提供农田补助；建立农村医疗新农合、养老保险制度即新农保；免除学杂费、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并补助寄宿生生活费。整体上讲，中共保持了中性的角色和客观的作用。这也是海内外研究学者所公认的。中国的这一特点如果和其它施行西方多党制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更为明显。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要么被民粹主义挟持，往往造成过量的分配，以至于损害政府长期分配的能力。要么被社会精英所把持，进一步加大社会的不平等。而社会不平等的存在，又反过来刺激民粹主义的盛行。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操纵选票和误导民众更为容易。这已被无数国家的经验和教训所验证。
最后还要谈一谈在转型时期中国对腐败的有效遏制。中国目前存在的腐败民众最为不满，但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来看，中国在遏制腐败方面的表现依然相当有效。
　　首先，中国处于经济起飞期和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型期，纵观人类历史，这一阶段是腐败的普遍高发期。美国，英国，法国，日本这些发达国家都走过同样的道路。美国1820年末到1883年近六十年间，就是腐败极其严重的时期，几乎所有的官职都是明码拍卖、几乎所有的工程都是暗箱操作，甚至决定美国命运的内战，上百亿美元被用来采购低劣军事物资。一起腐败案曝光，就能将国会众多议员一网打尽。比如南北战争英雄、联邦军总司令格兰特出任总统后，公开受贿：精心装修的多座宅邸、图书馆；甚至纽约的商人直接把现金放在总统家的桌子上。他小舅子和黄金商人为制造大危机，造成无数家庭破产，而他家族却获利颇丰。在“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股票丑闻”中，公司为阻止国会调查，把大量公司股票分发给政府高官和国会议员。尽管公司的财政状况不佳，但仍每年给“议员股东”分红，分红率有时超过“投资”的300%。更为荒唐的是格兰特总统竟然允许不法商人（即“诈骗王子”费迪南德·沃德）用他的名字注册公司，并为其银行贷款担保。这家公司破产后引发了1884年华尔街金融危机。
　　其次，和同处于经济起飞期的印度、俄罗斯相比，中国的腐败程度远远逊于这些同一进程的国家（根据总部在德国的透明国际2012年数据，中国腐败程度列80位，希腊、印度并列94位，阿根廷102位、菲律宾和墨西哥并列105位、印尼和埃及并列118位，俄罗斯133位。至于美国用枪杆子建立起来的民主国家伊拉克169位，阿富汗倒数第一174位）。特别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俄罗斯的腐败曾达到极度疯狂和完全失控的程度。而正是俄罗斯的教训，才使得全球正视中国反腐的经验。
　　第三，任何形式的权与利的交易在中国都是非法的，但西方国家却在一定条件下是合法的。比如直到今天，在美国利用权势公开为自己的子女、亲属安排工作都是合法的。2004年美国国防部爆发空前规模的空军采购案。五角大楼负责采购的朱云让波音为女儿和未来的女婿安排工作。最终她自己也接受了波音导弹防卫系统年薪25万美元的副总经理职位。最后她也只是由于为本人谋取职务违反了美国法律而被判刑。在她任职期间，给美国纳税人造成的损失高达数十亿美元。而她仅仅被判刑16个月。
　　尽管合法，却无法改变其钱权交易的本质。就如同色情业在西方大多是合法的，但仍然无法改变其钱色交易的本质。但合法化的效果是腐败减少了，因为这些行为已经不属于腐败。这就如同，色情业和赌博业在中国是非法的，中国自然要算入犯罪率中，这自然要高于色情业和赌博业是合法的国家。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是，西方的腐败是刚性腐败，中国的腐败是人性腐败。西方的民主，必须要有选举，而选举必须要有钱。政治人物接受了财团的支持，获胜后，必然要给予回报。这就是民主制度下腐败的刚性原理。而在中国，官员的任命受诸多因素影响，工作能力，群众测评、人情关系以及贿赂等等，但这种开支和大规模的选举所需要的费用相比完全不成比例，因此和财团没有直接的关系。他们上任后的腐败主要是和人性的贪婪有关，收入不高和法规监督不完善则是外因。但从客观上并没有必须腐败进行钱权交易的刚性原由。
　　当然，中国的腐败之所以相对于其它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国家能够得到更有效的遏制，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中国在现行体制下，有能力对之进行打击。中国的“双规”制度、实名举报制度、官员公示制度，就是其它国家所没有的。乌克兰前总理季莫申科曾说：“我有时羡慕中国。你们知道，在中国，贪官将被斩断腐败之手和实施死刑，这一切是需要的。而我们作为欧洲国家，尽管有时手也感到痒痒，但无法实施这一刑罚。”虽然由于经济发展阶段的制约，无法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现在的水准，但在社会转型期这一特定时空内，已可算是最可接受的效果了。要知道现在名列亚洲廉洁排名第二的香港，上世纪七十年代却是另一番光景。由于腐败过于严重，当时的港英殖民政府不得不成立廉政公署进行打击，结果竟然引发香港警察暴动，将廉政公署占领。其腐败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腐败的有效遏制，根据西方的经验有三条：一是经济发展，可以高薪养廉、建立完善的银行监控体系。二是完善法制。三是钱权交易的合法化。 我们可以看一下全球，最腐败的那些国家都是最贫穷的国家，而做到廉洁的都是富裕国家。一向不被西方视为民主国家的新加坡，亚洲廉洁度名列第一，全球第五。廉洁度在亚洲名列第二的则是中国香港特区。极为巧和的是，它们均是华人社会。因此，中国在经济发展到中等发展国家水平，在一党制没有腐败刚性的前提下，也同样会达到或接近新加坡也就是是全球领先的廉政水准。
　　正是中国相对于西方的诸多制度优势，才使得中国执政党保有极高的合法性。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012年7月11日刊文称，自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针对中国政治权力的合法性，中西方学者就展开了许多大规模调查，至今他们基本达成一个共识：中国政体的合法性非常高。这种调查时刻都会被调整，以防被调查者说谎。但无论如何结果总是一样的。在一定程度上，被调查者有不满的地方大多数是针对下级政府。而中央政府则被视为是中国政治机构当中最为合法的部分。这也是为什么，2011年引发全球关注的乌坎事件，村民高举的横幅也是拥护共产党。全球知名的皮尤民意调查，也同样印证了这一点。2006年对各国居民对自己国家的满意程度进行调查，中国有81%的受访者回答是。早在2001年，美国民主理论家拉里·戴尔蒙德主编的《中国的选举与民主》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二、中国制度对西方质疑的回应

　　中国以不同于西方的模式成功崛起，对西方最大的威胁不是经济竞争而是政治制度。西方赢得冷战之后，其制度对合法性和正当性的垄断达到空前，而这也是西方统治世界的基础。然而，冷战结束二十多年后，一方面是中国成功崛起，另一方面西方却陷入百年一遇的经济危机中。众所周知，政治制度最怕有可替代性。处于危机的西方恰需要制度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提供支持以渡过难关，而中国却在这一点上对西方客观上构成强有力的挑战。于是西方在不得不承认中国制度有效性和合理性的同时，也从多个角度对中国制度发难。特别是从根本上对中国的制度提出两个尖锐的质疑：中国模式无法解决权力的和平交接、中国模式无法避免政治强人和个人独裁的出现。
　　虽然2003年，中国已经成功地实现了权力的和平交接，但从西方政治学思维来讲，这只是唯一的一次，是特例，不具备说服力。在它们看来，就是一个新生的民主国家，衡量其是否成熟的标准也在于是否能够实现两次权力更替。更何况中国这种“第三条道路”。而十八大，中国再度实现了制度性和平权力传承，以无可辩驳的说服力验证了中国制度模式的成功和成熟。
　　同时，前任国家领导人胡锦涛等高风亮节、宽阔胸怀，带头完全离开，实现了外界所称的“祼退”，完善、确立了中国的权力交接制度。让西方“中国无法避免出现政治强人”的质疑遁形。
　　西方对中国制度模式的批评，还指向中国独特的制度架构：为什么在立法权（人民代表大会）和行政权（国务院）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决策机构——中共的常委制？尽管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的最高领导人也同样是常委成员。

　　从今天的世界来看，中国的制度模式确实独特。不过，制度独特非中国所独有。比如瑞士，虽然也被西方称为民主国家，但它却没有反对党，所有的党派都是执政党。每个党每年轮流担任国家领导人，重大事项均通过全民公投。
　　被称为独特的还有来自伊斯兰社会的伊朗。伊朗一方面接纳西方的多党普选制度，另一方面又在之上建立由伊斯兰教法学家担任的国家最高领袖及宪法监督委员会。最高领袖不是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但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是伊朗在宗教上及中央政治的最高领导人及伊朗军队的最高统帅，并终生任职。这种将神权统治和民主选举相结合的“伊斯兰共和国”迄今仍是独一无二的政治体制。不过这也是迄今为止伊斯兰世界唯一解决世俗化与伊斯兰化两者张力的制度模式。另一个被西方捧为榜样的土耳其，自二战后一而再的发生军事政变，到今天，两派的冲突仍然在街头持续。
　　不过从一个中国人的角度出发，最为惊异的还是西方文明的发源地欧盟对中国制度模式的“模仿”。
　　欧盟的行政机构是欧盟委员会（欧盟各成员国各选派一名委员组成），立法机构是欧洲议会（下院，选举产生）和欧盟理事会（上院，由各国的部长组成）。立法机构也被称为欧盟主要的决策机构。但出人意料的是，在其之上还有一个事实上的最高决策机构，而且这个决策机构还不列入欧盟的机构序列中。这就是由欧盟各成员国首脑或元首组成的欧洲委员会。和中国更为类似的是行政机构欧盟委员会的主席、立法机构欧洲议会的议长、欧盟理事会的主席也都是欧洲委员会的成员。不过和中国不同的是，没有人会指责欧盟的这套制度设计。或许这就是话语权在谁手里的区别。
　　最后，绵延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政治制度，有三个重大缺陷：一是由于血缘的局限，执政集团无法总是产生优秀的最高领导人。二是由于终身制，一旦出现不合格的领导人则无法及时更替。三是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当代中国政治制度，虽然继承了这个传统，但由于最高领导集体的全国选拔和任期制，前两个问题已彻底解决。不过，有效监督方面，却一直被外界所质疑和批评。

　　应该说，权力的监督和制衡，也一直是中国历代关注的焦点。为了避免政治自身的不受控制，发展了“民本主义”（民为贵，君为轻）、“天命”理论。 即政治的合法性建立在为民和执政的有效性，一旦违背，其合法性即丧失，被取代就是合理的。同时还发展出一套政治权力的自我制衡。据甲骨卜辞记载，商代已有御史一职。战国时期，御史已有监察职能。秦汉时期，御史大夫的职掌为“典正法度，以职相参，总领百官，上下相监临”，主要负责监察。汉武帝将全国分为十三个监察区，各设刺史一人，以六条问事，监察地方官员。唐代中央设御史台，下属台院、殿院、察院，专司监理。宋代除了设置御史台来 “纠察官邪，肃正纲纪”，还设有谏院，谏官和御史可“风闻弹奏”。明代改御史台为都察院，设十三道监察御史，定期到地方巡回监察，称为“巡按御史”，又新设六科给事中对中央六部对口监督。清代将六科给事中合并于都察院，与御史合称“科道”，专司监察。
　　到了当代，除了传统的“民本主义”、“天命观”、“绝对权力绝对责任”对执政党的约束和压力，也建立了现代的监督体系。如以各级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为核心的国家权力监督；以行政监察监督、行政复议监督和审计监督为核心的国家行政机关的监督；以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监督为核心的司法监督、以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及纪律检查委员会、人民政协和民主党派、社会团体监督为核心的社会监督；以日益开放、影响力越来越大的媒体为核心的新闻监督。

　　中共也先后出台《党内监督体系》、《关于党的基层组织实行党务公开的意见》，进一步完善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重要情况通报和报告、民主生活会、询问和质询等党内监督10项制度。中央和省级党委都建立巡视机构，对下级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进行巡视监督。政府则制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普遍建立了新闻发布和新闻发言人制度；国家司法机关推进审判公开、检务公开、警务公开、狱务公开等司法公开制度。
　　诚然，中国的监督体系仍然处于完善之中，与民众和社会的期待还有距离。然而全球化和网络时代的来临，则有效弥补了中国现行监督体系的不足。由于冷战后中国成为唯一硕果仅存的社会主义大国，并通过不同于西方的发展模式成功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从而令中国成为全球特别是西方特别关注之地。中国出现的任何问题都会被过度聚焦和放大。这种过度的“关照”，自然对中国产生了强大的压力，起到了相当有效的监督作用。如果把全球看做一国的话，西方实际扮演了反对党的角色。也就是说，中国无需付出西方多党制的代价和避免其弊端，却可享有监督之利。信息时代的来临，也起到类似的作用。特别是互联网和手机的高度普及——网民数量5.64亿，手机网民突破4亿，以其无所不在的优势和开放性、快捷性、低成本的特点，成为社会所有成员监督和表达意见的平台。同时2003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就适应时代建立了网络举报平台，如今全国已有15个省级纪检监察机关相继开通举报网站。2005年底，中央纪委、监察部也公布了中央纪委信访室、监察部举报中心的网址。新华社在2009年也通过新华网公布了中央和地方网络举报方式。为了鼓励网上举报，一些地方出台了奖励措施。如北京市检察机关规定，对网上实名举报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等犯罪的公民，经查实结案后，最高将可获得10万元的奖励。
　　网络反腐这种新形式一经推出，立即展现奇效。中央纪委网上举报中心仅开通半年，就受理举报32500件，月均2700件，其中署名举报、有效举报占多数。而最高检提供的数字显示，全国网上举报案件数量年均达3万多件。
　　网络时代可以令中国任何一地的问题迅速曝光，高效处理，有效强化了对政府和官员的监督。比如近年网络曝光的“表哥”、“房叔”、“房姐”、“天价烟”官员、雷政富“艳照视频”，2013年网络反腐更将前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铁男拉下马、上海多名法官嫖娼劣行曝光于世。这不仅有助于中央对地方的制衡，更有利于问题的迅速解决，也推动着制度的完善。
　　中国政治权力制约的另一个他国没有的独特因素是一国两制下香港、澳门特区以及尚未统一的台湾存在。由于两岸三地的制度不同，这本身就存在着无形的制度竞争。更重要的是，香港和澳门实施的一国两制是否成功，将对台湾未来的命运、两岸是否能够建立互信和顺利整合起着关键作用。维护国家统一、重建国家统一的历史责任不仅对中国执政党是巨大的压力和监督力量，也是不断改进和完善政治制度的动力。

　　如果做一个总结的话，衡量不同制度的标准实际就是三个方面：是否能够产生优秀的领导人、是否能够充分了解国情（像中国的五年规划）、是否能够排除资本和大众（也包括为反对而反对的政党）的制约而做出有效、符合长远利益的决策。从这三方面来讲，中国创造的制度文明要远远优于西方。
　　对于中国制度的表现，这里不妨引用即将离位的世界贸易组织的总干事帕斯卡?拉米在2013年6月底接受法国《快报》（l’expresse）杂志专访时所所评论的：自从邓小平在1979年决定经济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体制就呈现出很多优点，中国是四十年来在经济领域犯错误最少的国家。拉米解释说，中国的经济体制建立在孔子的君主理念基础上，主要的目的是为人民谋福利，中国的贫困人口在过去的四十年大幅减少。
事实上，中国制度的优异表现竟然超出了所有极端乐观主义者的预测。法国资深外交官于贝尔.韦德里纳2006年在其专著《面对超级大国》（由法国外交部和驻华大使馆“傅雷”资助出版计划资助）提出一个当时看来非常乐观和大胆的预测：“如果一切都进展顺利的话，在2020年至2030年间，赶超德国和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结果仅仅一年之后，中国就超越德国，四年之后超过日本！足足提前了10到20年。既然“如果一切都进展顺利的话”，中国才能到2020和2030年间超过德国和日本，那么提前10年到20年，又应该用什么词语来形容呢？那么超越“一切都进展顺利”的制度又是什么制度呢？
　　关于制度，中国最早的自由派学者严复（晚年走向保守主义）有过精辟的论述：“制无美恶，期于适时。变无迟速，要在当可”。这恐怕也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鞋子合不合适，穿了才知道”的含义。


在天涯看到的一篇，很长，不知道大家看过没。


题记：“我希望美国能做一天中国（仅仅一天）——在这一天里，我们可以制定所有正确的法律规章，以及一切有利于建立清洁能源系统的标准。一旦上级颁布命令，我们就克服了民主制度最差的部分（难以迅速做出重大决策）。
　　要是我们可以做一天中国有多好……”只是一天！仅仅一天！
　　《世界又热又平又挤》——《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
　　人类发展史，就是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不断创造新制度的历史。中国作为人类历史上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明，也为人类的制度进步作出了极其超前和辉煌的贡献。中国的制度模式不仅为周边国家所效仿，甚至成为欧洲启蒙运动的偶像。
　　中国在隋唐就已经建立以公开平等竞争、打破等级界限、全国性选拔为特征的文官体系，比西方早了一千两百多年。西方最早的宪政国家英国即使完成了工业革命，出现了政党竞争和选举，但仍然采用政党分肥的方式任命举荐公务员——几乎和中国秦汉时期相近。直到1870年6月，也就是鸦片战争三十年之后，英国政府才颁布确立公开竞争考试制度的枢密令，这也被视为英国文官制度正式建立的标志。从此，西方各国才以英国为榜样，逐步建立起自己的文官制度。1983年，美国卡特总统时期的人事总署署长艾伦·坎贝尔在中国演讲时说：“当我被邀请来中国讲授文官制度时，我感到非常惊讶。因为在西方所有的政治学教课书中，当谈到文官制度时，都把文官制度的创始者归于中国。”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发展的停滞期，也由于废除宰相而被认为建立了绝对专制，更由于文字狱和八股文被台湾学者柏杨认为是大黑暗时代。然而，和当时世界其他文明相比，中国依旧灿烂无比。英国历史学家加文·孟席斯在《1421，中国发现美洲》这样写道：“当朱棣指示姚广孝率领2180名学者进行包罗万象、长达4000卷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的编纂工程时，处于文艺复兴前夜的欧洲，对于印刷术还一无所知，实际上，那个时候享利五世的图书室里只有六本手抄本，其中三本还是从修道院借来的。当时欧洲最富有的商人Florentine Francesco Datini拥有12本书，其中八本还都是宗教著作。”
　　欧洲当时政治和经济阶层最顶端的群体尚且如此，整个社会的文化水平之落后可想而知。
　　1421年中国欢度春节，明政府遍邀各国使臣，但英、法、葡、神圣罗马皇帝、拜占廷皇帝等由于既缺乏科学知识，又是没有可贸易货物的落后国家而被排除在外。此时东西方整体文明差距之大，令人瞠目。就是明朝灭亡之后，尽管由郑成功率领的残余力量在大陆都无法立足，却依然横扫当时西方世界的海上殖民第一强国——正处于黄金时期、能够支配全球贸易的荷兰。
　　清朝被传统史学视为中国封建社会生命力和创造力衰微的末期，但康熙时期仍然被法国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有“法兰西思想之父”美誉的伏尔泰顶礼膜拜，称中国是最完美的政治体制。他对中国制度的文化基础儒家更是崇而敬之，称孔子为真正的哲学家：“那个圣人是孔夫子，他自视清高，是人类的立法者，决不会欺骗人类。没有任何立法者比孔夫子曾对世界宣布了更有用的真理。”而此时，也创造了人类辉煌文明的法国才迎来自己的第一个历史高峰：路易十四时期。
　　不仅法国，十八世纪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就想让瑞典成为中国一样的国家，他的老师卡尔·舍费尔为国王做了多场演讲，把中国美化到不可思议的地步，努力宣扬中国的一切都是美好的。那时的中国可谓一骑绝尘，独步天下。
　　
中国制度文明的衰落在清末展现恶果，不仅丧失了经济上的优势，甚至国家主权的独立和统一都难以维系。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终于改变了中华民族上百年国运下滑的态势。
　　中华人民共和国至今不过一个甲子，期间国际环境长期恶劣，内部也屡经曲折、动荡和停滞。但仍然成功的再度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拥有核武器和航天载人技术的军事科技大国，居长期占据的桂冠不过一步之遥，以现代化为标志的新一轮复兴也是指日可待。
　　中国以空前的超大人口规模、长期地高速发展被世界誉为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迹。而这个奇迹，则毫无疑问地归功于中国的制度创新，创造的全新制度文明。
　　一、全球视野下中国政治制度的特点与优势
　　新中国1949年成立以来，在时代需求和吸取经验教训的前提下，不断进行着政治体制改革，在权力传接、监督和制约方面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制度模式。这种特色，与目前深陷经济危机的西方和激发革命动荡的阿拉伯世界对比，便一目了然：西方是定期的换人换党，中国是定期的换人但不换党，阿拉伯社会既不换人也不换党。从目前看，中国的模式表现最佳。原因在于，一个制度要想良好运转，不仅要做到灵活性，还要做到延续性。西方的制度模式有灵活性，但缺乏延续性，往往随着新政府的建立而出现大幅度的改变。而阿拉伯世界有连续性，但缺乏灵活性，最后制度走向僵化。
　　中国今天的制度是在其政治和文化传统的基础上长期、渐进、内生性演变的结果。中国几千年就是一个政治核心，人才全国性选拔。统计表明，宋朝的官员中，50%以上三代前没有人当过官，都是来自贫寒家庭。整个明朝二百七十六年，共有两万名举人，两千名进士，43%也是来自贫寒家庭。“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当时中国社会各阶层上下流动的写照。在当代，仅以中央政府一级的公务员来讲，2010年度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录用了1.4万余名公务员，其中来自普通家庭的达93.4%。2011年度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录用了1.5万余名公务员，来自普通家庭的达87.%；2012年度报考中央机关公务员的考生有15.5万余名，来自普通家庭的占总人数比例超过82.3%。
　　今天的中国，人才全国性选拔的适用范围已扩展到最高领导层。最高权力的更替一方面具有传统的“禅让”色彩，但又打破古代“禅让”终身制的局限。即：一党领导、全国选拔、长期的培养、异地任职、年龄限制、立法和行政机构的差额选举、定期的更替。这其中“一党领导、全国选拔、长期的培养、异地任职”是对传统政治文化的继承，“年龄限制”则是中国独创，“立法和行政机构的差额选举、定期的更替”则是对西方的借鉴。
　　这种模式基本综合了西方和阿拉伯世界制度的优点，而避免其缺点。一党领导，可以避免委托代理风险、制订长期的发展战略，全国选拔和长期的培养可以在产生成本不高的前提下尽最大可能地选出最优秀的人才，不仅可以避免民主制度的政治平庸化还能避免大众贪欲，差额选举、年龄限制、定期更替则可以带来新的血液，更避免政治强人的出现。
　　中国的制度创新也同样表现在基层的探索上，如源自湖北广水著名的 “两票制”。所谓“两票制”，就是群众投信任票、党员投选举票产生村党支部书记。这在西方是无法想象，全球恐怕也是独一无二。
　　全球化时代，制度竞争和对比已成常态。中共十八大换届之际，恰逢全球各西方主要国家的大选年，形成了不期而遇的制度对比。
　　1、有效的人才培养和选拔机制
　　十八大之后，尽管到2013年3月的全国人代会，习近平才会接任国家主席，但他依然能够立即就位，全方位展开自己特色的施政。在反腐败、注重民生、整顿党风、治军等方面雷厉风行。为此台湾《工商时报》的社论称：“习近平接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之后，立即以惊人的力度推展新政，包括在政治上彻底与贪腐、官场逢迎的文化画清界线，在经济上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他上任才刚满一个月，各项改革措施就像连珠炮般不断出炉，而且政策的力度几近革命”。
　　原因之一就是上文提到的中国卓有成效的人才产生体系：即主要建立在能力为基础之上的全国性选拔、长期培养和历练、年龄的限制、定期的更替、行政和立法机构的差额选举。以新一届领导人国家主席和总理为例，他们均经历过长达二十年左右的基层任职考验，并在五年前进入最高权力中心中央政治局常委。对国情、政情、民情了如指掌，所以可以立即针对性地施政，根本没有西方新领导人至少长达半年的熟悉情况的阶段，也就是西方常说的所谓蜜月期。这实质上就是民众对政治人物熟悉情况的忍耐期罢了。


　　相反在耗资巨大、通过大众投票方式产生领导人的西方，能力往往不是第一位的。影响选举的因素众多，如宗教信仰（奥巴马信奉非基督教就肯定选不上）、性别（希拉莉的败选）、 种族（黑人、白人）、形象（如台湾、韩国）、是否会做秀和演讲、是否有足够的金钱支持以及政治裙带（前第一夫人希拉里、布什父子总统），但最重要的能力却被边缘化。像奥巴马，唯一的从政经历是州和联邦的参议员，连一天的市长都没有做过，可以说没有丝毫的行政经验，结果却被选出来管理整个国家。假如在中国，一位没有任何基层行政经验的政协委员或者人大代表一夜之间就成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可否胜任？
　　此外，中国还不存在西方式的宪政空窗期。在西方假如出现换人或换党，新的领导者必须等上数月就职后才能展开施政。美国是近两个月，韩国是近三个月，台湾甚至长达四个月。而一些议会制国家， 假如选举出现争执或者无一党占据优势，则往往长期无法组成政府。比如德国2005年第十六届联邦议会选举，就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才组成默克尔新一届内阁。比利时在大选后长达541天处于“无政府状态”。最新的例子就是现在的意大利。尽管国家处于经济危机之中，但选举两个月之后，才勉强组成一个脆弱的联合政府。而这些不同派别的政界人士此前还在互相指责、甚至互相漫骂。更令欧盟担心的是，丑闻不断的前总理贝卢斯科尼则是这个政府幕后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奥地利《信使报》认为：新总理恩里科·莱塔将成为政府的稻草人。因为谁也不相信贝卢斯科尼会不在联合政府中“垂帘听政”。文章最后感叹道：可悲的意大利！
　　这两个阶段可合称国家权力交接时的空转期。可是在一个瞬息万变的全球化时代，这样长的空转期，代价显然过于高昂。
　　原因之二，东西方虽然都是从全国选拔人才，但由于制度原因，西方却不能从全国的层面使用人才。
　　西方由于不同政党的存在，整个国家的政治人才被政党切割成几个部分，并随政党共进退。一党获胜，哪怕原来的政务官再有能力，也统统大换血。这一方面造成人才的短缺，另一方面则又造成人才的浪费，更造成政策的非连续性。毕竟政治精英也是稀缺资源，一个杰出政治人才的产生也是多种因素合成的，而政治精英也有其自然寿命。一个政党连任八年，也就意味着另一个政党的政治精英闲置八年。这也是为什么，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去世后，整个西方都在呼唤何时才能再有后来者。
　　而中国一党执政，多党参政，则完全不存在西方这种体制性弊端。
　　整体而言，从实证的角度看，西方选举这种方式产生的领导人，要么无法选出最优秀的人才，要么无人才可选。即使偶尔出现负责任有魄力、敢于正视现实和注重长远的领导人，也往往被选民选下台。所以从现实政治实践看，中国的层层选拔制，有意识的人才培养体系，要胜于西方通过选举方式产生领导人的模式。
　　纵观人类历史，衡量制度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就是是否能够产生优秀的人才。而在同一制度下，人才直接决定着制度表现的好坏。比如克林顿时代，就可以把美国国力推上前所未有高峰，而小布什八年就可以把美国拖向低谷。

　　2、政治保持独立并拥有最终的决策权
　　2013年人代会，中国进行了大部制改革。素有“铁老大”之称的铁道部不复存在。铁道部由于历史的原因，其对国民经济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也被视为最为庞大的利益集团，2003年和2008年也曾试图对之进行拆分，但在种种阻力下未果，一向被外界认为是行政改革的“老大难”。但再一再二不再三，铁道部最终仍然成为改革的对象，在完成其历史使命后而走进历史。
　　无独有偶，连任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也试图解决美国的老大难问题“控枪”。2012年12月康涅狄格州桑迪胡可小学发生震惊全美的枪击案，造成包括20名幼童在内26人死亡。奥巴马于是把控枪与移民改革定为其第二任期的两大施政重点。之后，奥巴马为控枪法案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和政治资源。就在参议院投票前两周，奥巴马不仅亲自带领数名康州校园枪击案遇难儿童家长来华盛顿，参与对国会议员的游说工作，而且他还做了重大的妥协：禁止攻击性枪支与大容量弹夹销售就从他的控枪方案中消失了。还需要一提的是，自从这次校园悲剧之后，98天内又有2243人做了枪下冤魂。
　　然而，鲜活的生命抵不住严酷的政治现实——尽管桑迪胡可小学惨案发生后，枪击案受害者家属四处奔走推动控枪法案立法进程，他们言辞恳切：“记住，这不仅仅是政治。”。最终，这个已经打了折扣的禁枪法案胎死腹中。据英国《卫报》调查报道，投反对票的参议员中，只有三个人没有收枪击协会的钱。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是，国会选举又快要到了。当年克林顿利用民主党控制参众两院的优势，曾通过一个控枪法案，结果中期选举，全美持枪协会帮助共和党逆转胜。前车之鉴！哪个议员不心寒。
　　中国成功把铁道部纳入改革轨道，美国却再走麦城。根本原因就在于，和西方相比，中国的体制很鲜明的特点是一直保持了政治的独立性和最终的决策权。
　　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造就了两大力量的崛起：资本和民众。今日中国已从三十年前政治力量主导一切演变为民众、资本和政治权力的三方博弈。
　　在西方，这三种力量博弈的最后结果是以普选为特征的民主制度。民众通过选票获得了对政治的控制权，而普选导致的高成本又为资本提供了影响政治的空间。至此，政治权力成为弱势，民权和资本的权力事实上主导了西方各国，这种模式运行的结果不仅仅是导致了美国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次贷危机就是要百姓有房，金融财团有利，更令危机中坚持改革的政治人物被淘汰。
　　除了奥巴马再遇滑铁卢，近期的例子还有意大利前总理蒙蒂。他是二战后唯一不是民选产生的，却又被欧洲认为是二战以来最为出色的领导人。但他实行的正确和必要的紧缩政策，引发了选民的强烈反对。结果在今年的选举中惨败。他的政党在参议院315席中，仅获得18席，众议院630席仅获得46席。类似的例子还有以理性著称的德国。前总理施罗德2000年就未雨绸缪实行今天危机中国家的改革政策，结果也被选民赶下台。至于浪漫的法国，上世纪九十年代希拉克就想改革，结果持续引发全国大规模抗议，至此改革冻结。就是经济危机来临之后，在民众的压力下，改革也依然难以启动。这样的政治现实，导致政治人物退缩保守，不敢面对现实，致使问题越积越重，最终直到形成全面危机，纸里包不住火为止。
　　事实上，今天的西方，政治人物对选民的讨好已经达到荒诞不经的程度。现在巴黎市政府选举在即，为了笼络选民，竟然宣布近期随地扔垃圾、烟头、狗屎将不再罚款。此前规定每个烟头就要罚35欧元。新的处罚改为2014年垃圾桶配备烟灰缸后执行。法律在民众面前竟然变成儿戏，成不了“挡箭牌”。
　　中国传统上政治都是强势处于独立状态的。到今天，中国政治独立性的状态依然如故。目前的中国，虽然三种权力的博弈日益激烈，但至少在全国一级，政治权力仍然有最终的决定权。所以，一些很困难的决策、符合国家长远利益的决策，都能够执行。比如计划生育，国企改革、取消铁道部、电信一再拆分。
　　至少从现实角度看，一个以追求利润为核心的、资本主导的制度、一个以追求福利为核心的民众主导的制度，其合理性、有效性要远远低于相对中立的政治权力主导的制度。这也是为什么，今年4月30日在法国播放并早早就引发法国关注、让-米歇尔-卡雷拍摄的纪录片《中国，新帝国》，提出这样的结论： “在西方，是金融家们掌控政权，在中国不同，中国是由国家控制大公司和银行系统以及能源”。

3、执政高效、强大的学习能力和纠错能力
　　中国新一届领导人履新之后，考验纷至沓来。中国的制度优势所具有的高效、强大的学习能力和纠错能力也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第一个突发的事件就是H7N9禽流感。还记得10年前非典发生，中国初期的应对受到了海内外广泛的批评。而这一次中国政府的表现无懈可击：公开透明，在最短时间内主动公开了境内发生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信息、第一时间通知世界卫生组织，并及时更新疫情。国家计卫委和农业部按照各自职责，调动各种资源应对；果断关闭活禽市场，同时展开了紧密的国际合作。
　　由于应对措施得力及时，这场突如其来的禽流感迅速得到有效控制。为此，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蓝睿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此次疫情防控方面，中国政府展现了解决问题的超强能力： “我们对中国实验室的速度印象深刻。中国流感中心的工作非常优秀，我们很满意。我想他们一定会尽可能快地找出病毒源头。中国政府展现出了解决问题的超强能力，调查迅速，信息发布及时。”英国权威科学杂志《自然》同年4月底发表的一篇社论说，中国此次对H7N9禽流感疫情反应迅速、措施得当，“改变了过去应对疫情的负面形象”。
　　第二个考验就是雅安地震。2008年汶川地震，中国政府就已经向全世界高效地展现了超强的大规模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五年过后，这次中国政府的表现更加成熟，其改善和进步幅度之大令人瞩目。以下枯燥的数据展现的却是鲜活的现实：8点02分，雅安地震发生。8点40分四川省启动应急响应（可资对比的是，汶川地震七小时后四川省才启动应急响应）。10点12分，空军11252机组到达震源地上空……10点20分，海军航空兵4101机组到达作业高度开始作业……10点26分，陆军航空兵编队开始起飞并于11点06分开始在灾区降落。
　　进步最为明显的是救灾的指挥，中国政府此次救灾的统筹性与科学性在增强。国际间一致认为“李克强总理在这次危机处理分寸把握好得出乎意料”。媒体举例称：“他奔赴灾区仅24小时有余，甚至在返京之时明确救灾等工作由四川省全面接棒，中央政府予以配合。这些行为都让外界大呼意外与过瘾，立即明白这是最佳的决策”。 李克强总理透过此次快速、务实、高效、信心强的救灾指挥行动，向世界透露中国力求建立以科学发展为指引的现代型政府的信念。
　　中国政府的治理能力以及持续提升，从国际与比较视角观察则更为突出。我们不妨看看被认为是世界一流民主国家的日本。同样是地震，日本政府反应迟钝、指挥失误，而且信息封闭、混乱----特别是针对危及安全的核电站。当时的首相菅直人在下台后就由于指挥失误而被起诉。灾后数月，灾民得不到有效安置。地震两年后，汶川新城已经昂然矗立，而日本地震两年后仍然一片狼藉，灾区3县 （宫城、岩手、福岛）仅有56户灾民入住了灾害公营住宅，全国尚有30万灾民无家可归。
　　中国的表现如此优异，以至阿根廷外交部甚至在雅安地震后发布公告说：“中国是全世界勇气和进步的榜样。”
　　2013年中国的表现并不是特例。中国为迎接奥运会建造的三号航站楼，三年完成，这在西方连审批程序需要的时间都不够。2010年海地地震，第一个到达灾区的竟然是万里之遥、和海地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中国，比海地的邻国美国提前了两个小时！
　　低效率一向认为是民主制度的通病。因为任何一项决策都要经过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并伴随冗长的程序。其优点理论上曾被认为可以避免巨大的失误。然而，从现实层面来看，却是不仅有低效率带来的弊端，其最终决策由于不同利益集团的相互妥协，其负面作用往往成为主导。正如宣布不参加2010年 11月选举而震撼美国政坛的民主党参议员埃文-贝赫在《纽约时报》发表的题为《为何离开参议院》的长篇文章中所说的：“解决财政赤字和贸易逆差、挽救经 济、能源政策、医疗保险改革等关乎国家未来的紧急课题堆积如山，但国会却处于（什么工作都不能做的）瘫痪状态。”而国会不能工作的最大原因则是“顽固的党 派主义和不知妥协的僵硬思想”。他还指出在担任参议员的12年里，美国国会成员抛开党派之争，在美国这个大框架内团结一心的经历只是在2001年9.11 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出现过一次。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三权分立制度无法阻止入侵伊拉克，也没有办法防范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也无法阻止最高法院取消已经实行了一百多年的对财团政治捐款的顶额限制。
　　然而经济危机爆发后，即使进行修正，也无法消除其后果，更无法回到危机前的状态。目前来看，更深层的危机是这种制度也阻碍新科技的产生和应用。比如在当前能源日趋短缺的时代，美国加州一家制造太阳能公交车的公司，在美国屡屡碰壁。因为这涉及传统汽车行业以及能源公司的利益， 还有工会的利益，它们各个都有强大的游说集团。后来这家公司决定到中国来试试运气，却被广州市政府所接受，并迅速更换。奥巴马上任伊始就决定以中国为榜样发展高铁，结果到现在依然寸铁未建。在佛罗里达州规划的第一条短线高铁，尽管是由联邦政府承担大部分费用（一共26亿美元，联邦承担24亿），但由于高速公路和航空利益集团的反对，最终化为泡影。而且这个项目还被指责是奥巴马意图收买选票（佛州是摇摆州，高铁沿线多为独立选民）。最终被批复的加州高铁，论证（实是各利益集团博弈）竟然长达八年，而建设周期更是长达20年。高铁做为一个技术相当成熟的项目，实在令人难以理解究竟有什么问题需要论证8年，需要建设20年。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恐怕等到建成之日，已是技术淘汰之时。显然，一个不被财团绑架和影响的政府才可以做出更中立和理性的决定。
　　这也是为什么《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费里德曼在其新书《世界又热又平又挤》有一章的标题竟然是这样的：假如美国能做一天中国。他举例道：“如果需要的话，中国领导人可以改变规章制度、标准、基础设施，以维护国家长期战略发展的利益。这些议题若换在西方国家讨论和执行，恐怕要花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美国从1973年就开始了将汽油去铅的进程，但直到1995年才基本实现了全部汽油的无铅处理。而中国决定于1998年开始实行无铅化，1999年新标准已在北京地区试行，2000年实现了汽油无铅化。美国从1975年就着手制定汽车燃油经济性标准，32年后才取得重大进展。而在地球的另一边，中国于2003年开始将轿车、卡车的经济燃油标准提上议事日程，结果，该标准在次年即获得批准并于2005年开始实施。”
　　最后他感叹道：“我希望美国能做一天中国（仅仅一天）——在这一天里，我们可以制定所有正确的法律规章，以及一切有利于建立清洁能源系统的标准。一旦上级颁布命令，我们就克服了民主制度最差的部分（难以迅速作出重大决策）。
　　要是我们可以做一天中国有多好……”只是一天！仅仅一天！

　　4、中国的制度模式优于西方，一个公认的共识就是可以制订国家长远的发展规划和保持政策的稳定性，而不受立场不同、意识形态相异政党更替的影响。
　　这最典型的体现在国家五年发展规划的制订上。以《十二五规划》为例（《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国制定这个五年规划的时候，上至国家最高领导人（九个常委专题调研）、中外专家学者、各行各业负责人，下至普通百姓都广泛参与的中国特色的民主化进程，也是中国公共政策决策过程的典范。甚至还包括外方的专业机构。如世界银行驻华办事处。整个制定过程要经过十一个步骤历时三年。需要经历集中、民主、再民主、再集中，参与共识无数个轮回。内容则涵盖政治、经济、社会各个方面：农业、工业、服务业、转型升级和国家竞争力、环境保护、区域发展和城镇发展、科学创新、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和优化（就业、就学、人口、住房、医疗）、社会管理、教育发展和文化繁荣、国防现代化建设、经济和政治改革、对外开放和国际贸易、国家统一。可谓对自身全方位的检测、调查，并在此基础上制订切实可行的未来发展路径和目标。这样长期和大规模的动员全国各方参与、智慧凝聚性质的政治行为，以对国情做非常彻底的调查，从而达到战略性、前瞻性、客观性和实践性的效果，在西方是没法做得到的。这一点就是唱衰中国的西方学者也不讳言。法国经济学专家jean-luc Buchalet、Pierre Sabatier 在其合著的《中国：一枚定时炸弹》中，也承认中国成功的原因在于不像西方一样受选举周期影响，可以制订长远的发展规划。
　　反观当今所谓传统民主国家，在欧洲，当英国、法国的左派和右派政党上台之后，国家发展政策立即改变，要么实行大规模的国有化，要么实行大规模的私有化。在美国，偏左的民主党执政，一般就采取对福人增税、对财团开刀、对穷人补助的政策，像克林顿时代和奥巴马政府力推的“医疗保险改革”就是典型的一例。偏右的共和党执政，则采取对福人减税、扶持财团的立场。每一次的摇摆都会对国民经济产生不同程度的损害。台湾在两蒋时代，还制订类似于大陆的“六年发展规划”，但民主化之后，就统统不见了。毕竟政党执政只有四年或八年，都是在炒短线，谁还管的了四年或八年以后的事情？再有印度，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对农民的补贴上升了，但对农业的投资却下降了，农民可能在短期内受 益，但长期而言却失去了生产能力，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但是，由于短期分配却可以讨好民众，对政党的选票有利。这也是为什么，尽管印度土地是私有制，可耕地面积全球第一，人均土地面积也是中国的两倍，却解决不了全国的温饱问题，而中国的粮食产量却是印度的两倍。
　　不仅对内政策处于不确定中，就是外交也同样。小布什时代就极力搞单边主义，到了奥巴马时代就积极主张多边主义。希拉克和施罗德时代，中 法、中德关系极佳，但到了萨科奇和默克尔时代则急速逆转。台湾的民进党上台就挑衅大陆，国民党上台就推动两岸交流。这种由于政党和领导人的变化而导致经常性的南辕北辙式的一百八十度调整，其严重后果可以想象。
　　这也是为什么，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The Conference Board）近期为行业组织美国商业委员会（The Business Council）做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当70位首席执行官被问及世界上哪些组织最称职可信时，中国共产党领层以64%的得票率高居第三（第一是企业家本身，第二是银行），这一得票率要远高于美国总统（得票率33%）和美国国会（得票率只有可怜的5%）。原因则有二：一是中国政府在制定政策时拥有长远眼光，二是更有效率。正如一家跨国能源集团的首席执行官表示：“虽然我们不喜欢中国的某些政策，但至少我们清楚这些政策是什么。”他还抱怨道：“美国的问题在于，政策都是短 期的……没有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5、相对于西方，中国是一个更负责任的政府。
　　一谈到中国，西方往往套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的说词。这实是意识形态的相当然， 与当今政治实践不符（众多民主国家存在的严重腐败就是证例）。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西方没有认识到“绝对权力也往往意味着绝对责任”。在民主国家，出了问题可以推诿。执政党说是在野党不配合（如台湾的民进党时代），在野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又推卸责任是前者造成的。不仅如此，对跨越政党任期的项目，往往会首先被牺牲掉。奥巴马总统向国会提交的2011年预算案，其中一款是砍掉了小布什时代的登月计划。而这个登月计划已经耗资91亿美元，合人民币600多亿，这个项目就成了半拉子工程。然而，令人奇怪的是，没有人为这么大的损失而负责。如果中国一个项目决策造成这么大的损失，责任人怎么可能会被放过？
　　说起来，还是和民主制度脱不了干系。在民主社会，许多官员是选上来的，因而有任期保障。只要不违法，决策失误，或者不作为，都不影响任期做满。而且一旦任期到了，下台了，就是有什么问题，也不会再被追究。小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有人追究吗？制造了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有政治人物被追究吗？ 高达500亿美元（3000多亿人民币）、持续数十年的马多夫诈骗案，有官员被追究吗？而在中国，高官问责制日益完善，官员不称职或者失职，犯错，随时会被追责。这就是为什么，当台风袭击前夜，大陆的官员严阵以待，理由是：避免灾害发生。因为发生了灾害，当地官员是要被追责的。台湾的官员则度假赴宴。理由是：灾害还没有发生。
　　也正由于西方政治人物是由选举产生的，为了迎合民众而有意做出违反国家长远利益这种不负责任的事情。以今天的法国为例。由于债务累累，政府第一大开支是巨额债务利息，相当于全年的教育经费。本来，左派主张增加福利和增加税收，右派主张减少福利和减少税收。在政党轮替是常态的情况下，自然会取得平衡。然而左派上台后只敢增加福利，右派上台后只敢减少税收，最后自然是国家陷于破产的境地——2007年时任总理的费永就打破禁忌，公开承认财政已经破产。法国前总统萨科奇为了2012年连任，竟然先是下令每个企业给员工分红一千欧元。后更严令任何企业在选举期间不得裁人或者破产。在各个政党如此执政之下，严重的损害了法国的竞争力。这种对竞争力的损害，绝非一言所能尽，但世人可从TCL在法国的经历窥一全貌。
　　2004年，中国民营电视巨头TCL收购经营不善的法国国营电视龙头汤姆逊。为改善经营，TCL决定按照法国的法律斥巨资裁减大部分员工。然而尽管法律上 合法，但根据法国的政治潜规则，你必须裁减那些容易找到工作的人，而保留那些很难再找到工件的老弱病残！也就是说最有竞争力的员工必须裁减，而保留那些没有价值的员工！TCL的董事长李东生找到当时的工业部长也无济于事，尽管符合法律，但不符合潜规则，工业部长明确告诉他不能这样做。最后智慧无比的中国人采取全部解聘，重新成立公司，再招回30位员工（解聘员工总数为450人！），为此TCL支付2.7亿欧元的费用。不仅如此，如果被裁减的人要自己创办公司，TCL要提供一部分启动资金，如果员工要去参加求职面试，TCL要提供津贴，如果员工在另一个城市找到工作，要住宾馆等的费用也需要TCL资助。都说商场如战场，而这些颇有自废武功的规定，就是法国民主制度下的产物。
　　当然，西方由于任期制的限制，官员往往有短期的过客心态。像台湾，除了金门和马祖，各县市都巨额亏损，但各候选人仍然不断福利许诺，根本不管钱从何来，如何清偿账务。自己做的好，也未必连任（克林顿时代尽管如此成功，却无法保证民主党候选人戈尔的胜利），做得不好，如小布什，却仍然可以连任。政党利益往往高于国家利益。关于这一点，在奥巴马上任以来第一次的国情咨文中有着明确的评论：“我知道，两党的分歧是根深蒂固的……，但是，令国民沮丧的是如今在华盛顿，好像每天都是选举日。我们不能每天只想着让对手成为媒体嘲弄的对象，不能永远抱着分出胜负一决高下的心态。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因为有权反对就拖延或阻挠所有法案的通过。在华盛顿，人们可能会认为和对方唱反调是游戏规则，无论自己的观点是多么虚伪和恶毒。但是，正是这种做法使得两党都无法对民众有所帮助，更糟的是，这还会使民众对政府更加不信任。”美国都变成天天像选举日，都无法承受两党的恶斗，更遑论其他国家。

6、中国的制度优势还在于它可以真正的代表全民。
　　西方的多党制下，每个政党代表的利益群体是不同的。或者代表大众，或者代表财团。英、法、美三国均如此。台湾则比较独特，国民党代表主张统一的外省人，民进党则代表独立的本省人。但不管代表谁，没有一个政党是全民政党。上台之后，施政只能偏向支持自己的群体。中央政府则借转移支付的手段，对同党执政的地方大力倾斜。
　　造成多党制无法代表全民的另一个原因则是选举。一个群体的利益要想得到保护和重视，必须有两个条件。一是要有投票权。二是必须有相当的数量。如果达不到这个条件，则无法受到有效保护。以法国为例，国民议会立法禁止穆斯林妇女在公共场合着传统罩袍。尽管法国有七百万穆斯林，而且主流持反对意见，但由于立法机构无代表，七百万在法国也是少数族裔，根本无法改变被决定的命运。目前在法国还有一百多万没有投票权的外国人，每年都要办理在法国的居留。过去都是免费办理，但自从法国经济恶化后，便开始收费，且年年大幅上涨，到现在已经高达一百甚至数百欧元。尽管如此却没有征得这个群体的任何意见。但是当法国政府决定仅仅增加门诊费一欧元的时候，就在全法国引起广泛争论和政党博弈。之所以如此不同，就是因为这个群体没有投票权，无法保护自己的利益。
　　当然选举还造成另一个极端。以印度为例。印度文盲率一直居高不下，政府的扫盲计划成效甚微。原因在于，扫盲是由地方政府承担的。而地方政府对扫盲并不热心，原因之一在于文盲越多，选民越容易控制和影响，地方政客越容易得到选票。
　　中国三十年来，经济政策总体来看没有特别地倾向任何一个利益群体。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农村最早受益。随着改革的深入，城市出现下岗群体，国家又开始建立保障体系，到后来更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废除农业税、提供农田补助；建立农村医疗新农合、养老保险制度即新农保；免除学杂费、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并补助寄宿生生活费。整体上讲，中共保持了中性的角色和客观的作用。这也是海内外研究学者所公认的。中国的这一特点如果和其它施行西方多党制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更为明显。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要么被民粹主义挟持，往往造成过量的分配，以至于损害政府长期分配的能力。要么被社会精英所把持，进一步加大社会的不平等。而社会不平等的存在，又反过来刺激民粹主义的盛行。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操纵选票和误导民众更为容易。这已被无数国家的经验和教训所验证。
最后还要谈一谈在转型时期中国对腐败的有效遏制。中国目前存在的腐败民众最为不满，但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来看，中国在遏制腐败方面的表现依然相当有效。
　　首先，中国处于经济起飞期和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型期，纵观人类历史，这一阶段是腐败的普遍高发期。美国，英国，法国，日本这些发达国家都走过同样的道路。美国1820年末到1883年近六十年间，就是腐败极其严重的时期，几乎所有的官职都是明码拍卖、几乎所有的工程都是暗箱操作，甚至决定美国命运的内战，上百亿美元被用来采购低劣军事物资。一起腐败案曝光，就能将国会众多议员一网打尽。比如南北战争英雄、联邦军总司令格兰特出任总统后，公开受贿：精心装修的多座宅邸、图书馆；甚至纽约的商人直接把现金放在总统家的桌子上。他小舅子和黄金商人为制造大危机，造成无数家庭破产，而他家族却获利颇丰。在“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股票丑闻”中，公司为阻止国会调查，把大量公司股票分发给政府高官和国会议员。尽管公司的财政状况不佳，但仍每年给“议员股东”分红，分红率有时超过“投资”的300%。更为荒唐的是格兰特总统竟然允许不法商人（即“诈骗王子”费迪南德·沃德）用他的名字注册公司，并为其银行贷款担保。这家公司破产后引发了1884年华尔街金融危机。
　　其次，和同处于经济起飞期的印度、俄罗斯相比，中国的腐败程度远远逊于这些同一进程的国家（根据总部在德国的透明国际2012年数据，中国腐败程度列80位，希腊、印度并列94位，阿根廷102位、菲律宾和墨西哥并列105位、印尼和埃及并列118位，俄罗斯133位。至于美国用枪杆子建立起来的民主国家伊拉克169位，阿富汗倒数第一174位）。特别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俄罗斯的腐败曾达到极度疯狂和完全失控的程度。而正是俄罗斯的教训，才使得全球正视中国反腐的经验。
　　第三，任何形式的权与利的交易在中国都是非法的，但西方国家却在一定条件下是合法的。比如直到今天，在美国利用权势公开为自己的子女、亲属安排工作都是合法的。2004年美国国防部爆发空前规模的空军采购案。五角大楼负责采购的朱云让波音为女儿和未来的女婿安排工作。最终她自己也接受了波音导弹防卫系统年薪25万美元的副总经理职位。最后她也只是由于为本人谋取职务违反了美国法律而被判刑。在她任职期间，给美国纳税人造成的损失高达数十亿美元。而她仅仅被判刑16个月。
　　尽管合法，却无法改变其钱权交易的本质。就如同色情业在西方大多是合法的，但仍然无法改变其钱色交易的本质。但合法化的效果是腐败减少了，因为这些行为已经不属于腐败。这就如同，色情业和赌博业在中国是非法的，中国自然要算入犯罪率中，这自然要高于色情业和赌博业是合法的国家。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是，西方的腐败是刚性腐败，中国的腐败是人性腐败。西方的民主，必须要有选举，而选举必须要有钱。政治人物接受了财团的支持，获胜后，必然要给予回报。这就是民主制度下腐败的刚性原理。而在中国，官员的任命受诸多因素影响，工作能力，群众测评、人情关系以及贿赂等等，但这种开支和大规模的选举所需要的费用相比完全不成比例，因此和财团没有直接的关系。他们上任后的腐败主要是和人性的贪婪有关，收入不高和法规监督不完善则是外因。但从客观上并没有必须腐败进行钱权交易的刚性原由。
　　当然，中国的腐败之所以相对于其它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国家能够得到更有效的遏制，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中国在现行体制下，有能力对之进行打击。中国的“双规”制度、实名举报制度、官员公示制度，就是其它国家所没有的。乌克兰前总理季莫申科曾说：“我有时羡慕中国。你们知道，在中国，贪官将被斩断腐败之手和实施死刑，这一切是需要的。而我们作为欧洲国家，尽管有时手也感到痒痒，但无法实施这一刑罚。”虽然由于经济发展阶段的制约，无法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现在的水准，但在社会转型期这一特定时空内，已可算是最可接受的效果了。要知道现在名列亚洲廉洁排名第二的香港，上世纪七十年代却是另一番光景。由于腐败过于严重，当时的港英殖民政府不得不成立廉政公署进行打击，结果竟然引发香港警察暴动，将廉政公署占领。其腐败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腐败的有效遏制，根据西方的经验有三条：一是经济发展，可以高薪养廉、建立完善的银行监控体系。二是完善法制。三是钱权交易的合法化。 我们可以看一下全球，最腐败的那些国家都是最贫穷的国家，而做到廉洁的都是富裕国家。一向不被西方视为民主国家的新加坡，亚洲廉洁度名列第一，全球第五。廉洁度在亚洲名列第二的则是中国香港特区。极为巧和的是，它们均是华人社会。因此，中国在经济发展到中等发展国家水平，在一党制没有腐败刚性的前提下，也同样会达到或接近新加坡也就是是全球领先的廉政水准。
　　正是中国相对于西方的诸多制度优势，才使得中国执政党保有极高的合法性。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012年7月11日刊文称，自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针对中国政治权力的合法性，中西方学者就展开了许多大规模调查，至今他们基本达成一个共识：中国政体的合法性非常高。这种调查时刻都会被调整，以防被调查者说谎。但无论如何结果总是一样的。在一定程度上，被调查者有不满的地方大多数是针对下级政府。而中央政府则被视为是中国政治机构当中最为合法的部分。这也是为什么，2011年引发全球关注的乌坎事件，村民高举的横幅也是拥护共产党。全球知名的皮尤民意调查，也同样印证了这一点。2006年对各国居民对自己国家的满意程度进行调查，中国有81%的受访者回答是。早在2001年，美国民主理论家拉里·戴尔蒙德主编的《中国的选举与民主》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二、中国制度对西方质疑的回应

　　中国以不同于西方的模式成功崛起，对西方最大的威胁不是经济竞争而是政治制度。西方赢得冷战之后，其制度对合法性和正当性的垄断达到空前，而这也是西方统治世界的基础。然而，冷战结束二十多年后，一方面是中国成功崛起，另一方面西方却陷入百年一遇的经济危机中。众所周知，政治制度最怕有可替代性。处于危机的西方恰需要制度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提供支持以渡过难关，而中国却在这一点上对西方客观上构成强有力的挑战。于是西方在不得不承认中国制度有效性和合理性的同时，也从多个角度对中国制度发难。特别是从根本上对中国的制度提出两个尖锐的质疑：中国模式无法解决权力的和平交接、中国模式无法避免政治强人和个人独裁的出现。
　　虽然2003年，中国已经成功地实现了权力的和平交接，但从西方政治学思维来讲，这只是唯一的一次，是特例，不具备说服力。在它们看来，就是一个新生的民主国家，衡量其是否成熟的标准也在于是否能够实现两次权力更替。更何况中国这种“第三条道路”。而十八大，中国再度实现了制度性和平权力传承，以无可辩驳的说服力验证了中国制度模式的成功和成熟。
　　同时，前任国家领导人胡锦涛等高风亮节、宽阔胸怀，带头完全离开，实现了外界所称的“祼退”，完善、确立了中国的权力交接制度。让西方“中国无法避免出现政治强人”的质疑遁形。
　　西方对中国制度模式的批评，还指向中国独特的制度架构：为什么在立法权（人民代表大会）和行政权（国务院）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决策机构——中共的常委制？尽管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的最高领导人也同样是常委成员。

　　从今天的世界来看，中国的制度模式确实独特。不过，制度独特非中国所独有。比如瑞士，虽然也被西方称为民主国家，但它却没有反对党，所有的党派都是执政党。每个党每年轮流担任国家领导人，重大事项均通过全民公投。
　　被称为独特的还有来自伊斯兰社会的伊朗。伊朗一方面接纳西方的多党普选制度，另一方面又在之上建立由伊斯兰教法学家担任的国家最高领袖及宪法监督委员会。最高领袖不是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但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是伊朗在宗教上及中央政治的最高领导人及伊朗军队的最高统帅，并终生任职。这种将神权统治和民主选举相结合的“伊斯兰共和国”迄今仍是独一无二的政治体制。不过这也是迄今为止伊斯兰世界唯一解决世俗化与伊斯兰化两者张力的制度模式。另一个被西方捧为榜样的土耳其，自二战后一而再的发生军事政变，到今天，两派的冲突仍然在街头持续。
　　不过从一个中国人的角度出发，最为惊异的还是西方文明的发源地欧盟对中国制度模式的“模仿”。
　　欧盟的行政机构是欧盟委员会（欧盟各成员国各选派一名委员组成），立法机构是欧洲议会（下院，选举产生）和欧盟理事会（上院，由各国的部长组成）。立法机构也被称为欧盟主要的决策机构。但出人意料的是，在其之上还有一个事实上的最高决策机构，而且这个决策机构还不列入欧盟的机构序列中。这就是由欧盟各成员国首脑或元首组成的欧洲委员会。和中国更为类似的是行政机构欧盟委员会的主席、立法机构欧洲议会的议长、欧盟理事会的主席也都是欧洲委员会的成员。不过和中国不同的是，没有人会指责欧盟的这套制度设计。或许这就是话语权在谁手里的区别。
　　最后，绵延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政治制度，有三个重大缺陷：一是由于血缘的局限，执政集团无法总是产生优秀的最高领导人。二是由于终身制，一旦出现不合格的领导人则无法及时更替。三是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当代中国政治制度，虽然继承了这个传统，但由于最高领导集体的全国选拔和任期制，前两个问题已彻底解决。不过，有效监督方面，却一直被外界所质疑和批评。

　　应该说，权力的监督和制衡，也一直是中国历代关注的焦点。为了避免政治自身的不受控制，发展了“民本主义”（民为贵，君为轻）、“天命”理论。 即政治的合法性建立在为民和执政的有效性，一旦违背，其合法性即丧失，被取代就是合理的。同时还发展出一套政治权力的自我制衡。据甲骨卜辞记载，商代已有御史一职。战国时期，御史已有监察职能。秦汉时期，御史大夫的职掌为“典正法度，以职相参，总领百官，上下相监临”，主要负责监察。汉武帝将全国分为十三个监察区，各设刺史一人，以六条问事，监察地方官员。唐代中央设御史台，下属台院、殿院、察院，专司监理。宋代除了设置御史台来 “纠察官邪，肃正纲纪”，还设有谏院，谏官和御史可“风闻弹奏”。明代改御史台为都察院，设十三道监察御史，定期到地方巡回监察，称为“巡按御史”，又新设六科给事中对中央六部对口监督。清代将六科给事中合并于都察院，与御史合称“科道”，专司监察。
　　到了当代，除了传统的“民本主义”、“天命观”、“绝对权力绝对责任”对执政党的约束和压力，也建立了现代的监督体系。如以各级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为核心的国家权力监督；以行政监察监督、行政复议监督和审计监督为核心的国家行政机关的监督；以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监督为核心的司法监督、以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及纪律检查委员会、人民政协和民主党派、社会团体监督为核心的社会监督；以日益开放、影响力越来越大的媒体为核心的新闻监督。

　　中共也先后出台《党内监督体系》、《关于党的基层组织实行党务公开的意见》，进一步完善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重要情况通报和报告、民主生活会、询问和质询等党内监督10项制度。中央和省级党委都建立巡视机构，对下级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进行巡视监督。政府则制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普遍建立了新闻发布和新闻发言人制度；国家司法机关推进审判公开、检务公开、警务公开、狱务公开等司法公开制度。
　　诚然，中国的监督体系仍然处于完善之中，与民众和社会的期待还有距离。然而全球化和网络时代的来临，则有效弥补了中国现行监督体系的不足。由于冷战后中国成为唯一硕果仅存的社会主义大国，并通过不同于西方的发展模式成功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从而令中国成为全球特别是西方特别关注之地。中国出现的任何问题都会被过度聚焦和放大。这种过度的“关照”，自然对中国产生了强大的压力，起到了相当有效的监督作用。如果把全球看做一国的话，西方实际扮演了反对党的角色。也就是说，中国无需付出西方多党制的代价和避免其弊端，却可享有监督之利。信息时代的来临，也起到类似的作用。特别是互联网和手机的高度普及——网民数量5.64亿，手机网民突破4亿，以其无所不在的优势和开放性、快捷性、低成本的特点，成为社会所有成员监督和表达意见的平台。同时2003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就适应时代建立了网络举报平台，如今全国已有15个省级纪检监察机关相继开通举报网站。2005年底，中央纪委、监察部也公布了中央纪委信访室、监察部举报中心的网址。新华社在2009年也通过新华网公布了中央和地方网络举报方式。为了鼓励网上举报，一些地方出台了奖励措施。如北京市检察机关规定，对网上实名举报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等犯罪的公民，经查实结案后，最高将可获得10万元的奖励。
　　网络反腐这种新形式一经推出，立即展现奇效。中央纪委网上举报中心仅开通半年，就受理举报32500件，月均2700件，其中署名举报、有效举报占多数。而最高检提供的数字显示，全国网上举报案件数量年均达3万多件。
　　网络时代可以令中国任何一地的问题迅速曝光，高效处理，有效强化了对政府和官员的监督。比如近年网络曝光的“表哥”、“房叔”、“房姐”、“天价烟”官员、雷政富“艳照视频”，2013年网络反腐更将前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铁男拉下马、上海多名法官嫖娼劣行曝光于世。这不仅有助于中央对地方的制衡，更有利于问题的迅速解决，也推动着制度的完善。
　　中国政治权力制约的另一个他国没有的独特因素是一国两制下香港、澳门特区以及尚未统一的台湾存在。由于两岸三地的制度不同，这本身就存在着无形的制度竞争。更重要的是，香港和澳门实施的一国两制是否成功，将对台湾未来的命运、两岸是否能够建立互信和顺利整合起着关键作用。维护国家统一、重建国家统一的历史责任不仅对中国执政党是巨大的压力和监督力量，也是不断改进和完善政治制度的动力。

　　如果做一个总结的话，衡量不同制度的标准实际就是三个方面：是否能够产生优秀的领导人、是否能够充分了解国情（像中国的五年规划）、是否能够排除资本和大众（也包括为反对而反对的政党）的制约而做出有效、符合长远利益的决策。从这三方面来讲，中国创造的制度文明要远远优于西方。
　　对于中国制度的表现，这里不妨引用即将离位的世界贸易组织的总干事帕斯卡?拉米在2013年6月底接受法国《快报》（l’expresse）杂志专访时所所评论的：自从邓小平在1979年决定经济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体制就呈现出很多优点，中国是四十年来在经济领域犯错误最少的国家。拉米解释说，中国的经济体制建立在孔子的君主理念基础上，主要的目的是为人民谋福利，中国的贫困人口在过去的四十年大幅减少。
事实上，中国制度的优异表现竟然超出了所有极端乐观主义者的预测。法国资深外交官于贝尔.韦德里纳2006年在其专著《面对超级大国》（由法国外交部和驻华大使馆“傅雷”资助出版计划资助）提出一个当时看来非常乐观和大胆的预测：“如果一切都进展顺利的话，在2020年至2030年间，赶超德国和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结果仅仅一年之后，中国就超越德国，四年之后超过日本！足足提前了10到20年。既然“如果一切都进展顺利的话”，中国才能到2020和2030年间超过德国和日本，那么提前10年到20年，又应该用什么词语来形容呢？那么超越“一切都进展顺利”的制度又是什么制度呢？
　　关于制度，中国最早的自由派学者严复（晚年走向保守主义）有过精辟的论述：“制无美恶，期于适时。变无迟速，要在当可”。这恐怕也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鞋子合不合适，穿了才知道”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