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未必冲突，世界必须重建

萨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诞生以来，历次针对美国的恐怖事件（“9.11”当然堪称经典）屡屡帮助其预言自我实现，而美国国内有意无意的妖魔化宣传也使得大众将伊斯兰文明看成是邪恶、愚昧、保守、专制的源头，大有“赶超”共产主义之势。美伊开战前和战争中，布什屡屡不忘提及“上帝保佑美国胜利”，俨然一派“替天行道”的面目，似乎秉授的是上帝的旨意！
      尽管布什一厢情愿地言必称“上帝”，但是本人并不赞同基督教去概括西方文明。原因在于，首先，西方文明的两大支柱是：古希腊、罗马的人文传统和基督教的宗教整合。率先完成现代化的欧美国家，虽然的确还保留有基督教的一些背景或价值观，但是其国家和社会的整体运作基本上是回归古希腊、罗马传统的。另一方面，基督教的传统观念在回答现实问题时显得无能为力，人们已经习惯于对世俗世界采取非宗教性的解释。另外，从地理上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基督教的重点分布区域已经转移到第二、第三世界的亚非拉国家。而这些国家，显然并非亨廷顿所指的“西方文明”。因此，不能片面地把美伊战争定位为文明间的冲突，或者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冲突。
      我们同样注意到，此次战争以美国为首的一方的主要参战国不外是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四家，至于甚么日本之流的跳梁小丑，完全可以忽略不计。而西方文明的另一重要势力——法国、德国、俄罗斯（东正教）是反对的。至于战争后期改变立场，亦是出于现实的考虑。
      伊斯兰世界也出现了分裂：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无疑是站在美国一边的，并没有帮助伊拉克这个“阿拉伯兄弟”，哪怕是一点道义上的声援也没有。
      在事实面前，说此次美伊战争乃是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冲突，无疑是站不住脚的。那么，布什为什么动辄把“上帝”、“基督教”等词汇挂在嘴边呢？萨达姆为什么屡屡号召伊斯兰兄弟团结起来呢？
      原因在于，双方都是站在国家权力的立场上，而不是与公众一样站在市民社会的角度去思考和处理某些问题。
      在此，将国家与社会作二元的划分，并不是说国家与市民社会是截然对立的两种实体，尽管国家在现实层面上往往外化为政府，从而与市场有着形式上的二元对立。国家的抽象意义在于某种公共的价值观。
      古希腊人认为国家生活追求的是共同的善，是神圣秩序的体现，因此从事政治是公民应尽的义务，不领取任何报酬，并借此实现其人之为人的价值。相反，社会生活被视为一种家政管理，社会生活中的人与动物无异。所以柏拉图称只有社会生活而无国家生活的城邦为“猪的城邦”。亚里士多德尽管承认经济生活与国家生活一样都是从事“善业”，但是他认为两者的善的等级是不一样的，国家生活追求的是一种最高的善。“毋庸置疑，在古典政治中，国家生活是以社会生活必需性的满足为条件的，但是在当时的人的观念中，国家生活是来自于某种神启的力量，而不是以必需性为前提的。故国家生活乃是对社会生活的超越。”
      近代欧洲市民社会的兴起，使得资产阶级观念向公共领域渗透，从而败坏了原始国家生活的精神，国家生活越来越依赖于社会生活的经济基础。君主与市民阶级在税收上的讨价还价成为政治生活的中心，直至资产阶级革命建立以保护私人财产权为其根本目的的宪政国家，近代以来国家与社会同一化的过程最终完成。而近代自然法学说力倡以私人利益为据建构政治社会即国家，从而把国家等同于市民社会，其本质在于“国家与市民社会在价值上的同一化”。 这意味着“国家”这一概念的世俗化和庸俗化，以致于人们逐渐把国家和政府混为一谈。我个人认为“国家”的堕落便从这里开始，因为从此国家再也不会追求“最高的善”。
      在这里不得不提及马基雅维里的政治观。马基雅维里毫不掩饰他对道德的唾弃。他以人性恶的观点为基础，指导为君者为达到目的不必顾及道德。此观点历来所受非议颇多，也正是如此，马基雅维里被称作把政治学与伦理学分离的第一人。
      他的《君主论》一书将国家的存续提升为绝对的规范，认为国家有其自身特定的功能与目的，因而在特定情境中可以不受法律与道德的制约。马基雅维里的这个论点后来被他的朋友圭恰尔迪尼概括为“国家理性（理由）”（reason of state）。中古时期由基督教确立起来的普遍的道德诫律，自个人起始一直覆盖到国家。马基雅维里却揭示出在国家的维续与个人伦理信念之间的冲突。在他看来，“不当凯撒，便为布衣。”政治原本就是介于人性与兽性之间的事物，因此，为了将意大利建成统一的强大的共和国，君主可以不受限制地采用任何手段。“在人们看来，正是这个‘国家理性’，将政治世界与伦理世界打断成了两橛，成为十七世纪以后绝对王权统治的依据。”
      在马基雅维里看来，国家是世俗化与中立化的政治实体，它必须以全民族的整体的长远的利益为依归，宗教与神学的教条在这里完全是多余的。而对于马基雅维里主义来说，政治不过是纵横捭阖的阴森世界，《君主论》也因此成了无需道义规范的政客指南。在其后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国家理性”一度沦为马基雅维里主义的别名。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党人到第三帝国的希特勒，往往都以此为口实，结果却给人类带来了一连串的灾难。伊拉克战争不幸亦成为当代“国家理性”活生生的注脚！
      所谓“国家理性”，究竟是耶，非耶？
      马基雅维里进一步说，“对于一位君王来说，根本就没有必要具备我在前面文章中列举的全部优良德行，但是表面上则很有必要显得具备这一切德行。”并指出，“那确实有百利而无一害”。
      对照今日美国政府的嘴脸，我们不禁一哂！
      由此可见，“基督教”也好，“上帝”也好，不过是美国政府的拙劣的借口之一。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狼要吃羊，本不需要借口。但是，“民主国家”终究还是需要有一块遮羞布的。西方人历来喜欢用基督教的借口来掩饰其恶行。例如英国人在北美洲血腥屠杀印第安人并大举移民占领了这块富饶的大陆，西班牙人在南美洲血腥屠杀印第安人并掠夺印第安人的黄金、烧毁印第安人的历史典籍，其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印第安人是野蛮的异族人，而其行动的所谓合法性实际上也是出于对《圣经》中教义的理解和执行：耶和华把这块新大陆交给了基督教徒。基督教正是为了使世人摆脱恶，拯救世人脱离恶，但是却“一不小心”成为西方几百年来恶行的借口，实在有趣得很！
      令人惊奇的是《圣经》里存在着某些杀戮异教徒的内容。比如，“到了半夜，耶和华把埃及地所有的长子，就是从坐宝座的法老，直到被掳囚在监里之人的长子，以及一切头生的牲畜都杀了。法老和一切臣仆，并埃及众人，夜间都起来了。在埃及有大哀号，无一家不死一个人的。” 这样做的结果是“夜间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起来！连你们带以色列人，从我民中出去，依你们所说的，去侍奉耶和华吧！也依你们所说的，连羊群牛群带着走吧！并要为我祝福。’” 更加令我难以理解的是，“以色列人照摩西的话行，向埃及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以致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
      又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你不要因他们惧怕。明日这时，我必将他们交付以色列人全然杀了。你要砍断他们马的蹄筋，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以色列人用刀击杀城中的人口，将他们尽行杀灭，凡是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约书亚又用火焚烧夏琐。……用刀击杀他们，将他们尽行杀灭，正如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的。……那些城邑所有的财物和牲畜，以色列人都取为自己的掠物，惟有一切人口都用刀击杀，直到杀尽，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 简直令人发指！比之侵华日军亦毫不逊色！
      当然，这并不难以理解，因为它反映的是历史上以色列人对坎坷命运的抗争。我也并不指望所有基督徒都是那种打了他右脸把左脸也凑过来让你打的人。而历史上似乎也没有这样的基督徒。在此我景仰那些燃臂供佛甚至燃身供佛的虔诚的佛教徒。
      但是一个容易出现的令人担忧的误解是，这些《旧约》的经文，会不会成为某些西方国家或者以色列毫无节制地使用武力的借口呢？
      因为伊拉克战争表明，美国政府找不到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却习惯于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实施对巴格达异教徒的毁灭性打击。所谓“震慑与畏惧”战争行动，实际上就是战争恐怖行为。当然，所谓“现代战争”不再强调一定要从肉体上消灭所有的异教徒（但是不排除从肉体上消灭异教徒的首领），而是要让异教徒接受西方文明，或者接受并认可西方文明对其它异族异种文化的傲慢、偏见与歧视，按照西方白人所指出的或所规定的方式生活。
      事实上，当今世界的激烈矛盾和冲突，主要是发生在伊斯兰世界与基督教世界（亨廷顿尤其喜欢这样定位，但本人再次指出，这里所说的“基督教世界”之主体无疑是若干西方发达国家）之间，阿拉伯人和其它非白人与白人之间，非民主体制国家与民主体制国家之间，欠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所谓发达，主要指拥有高科技和非资源性富裕等）。
      在如何对待和处理上述矛盾和冲突的问题上，一部分伊斯兰国家采取了逆来顺受的态度，而另一部分伊斯兰国家或伊斯兰教派和教徒，则采取了极端对立的行动，试图用古老的纯粹的伊斯兰教义来对抗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强盛势头，这些人及其各种极端组织被称之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和“基地”组织就是这种极端行动的代表之一。
      这里有必要对伊斯兰教“圣战”的概念做一澄清。有人认为伊斯兰教是“军事宗教”、“以剑征服的宗教”，这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片面性。伊斯兰教允许诉诸武力的情况有二：自卫和为真主的事业而战。先知穆罕默德传教多年不诉诸武力，尽管遭受迫害和肉体折磨。（这一点和耶稣具有惊人的一致。）《古兰经》中允许战争的经文表明，战争只能作为击退侵略和铲除暴政的手段；军事胜利不应导致扩张和控制财富，或者使某个种族凌驾于另一个之上。在伊斯兰教看来，伊斯兰国家受命在地球上确立正义，而这要求穆斯林们面对不义和压迫并且要根除它们的原因，而不是掌握地球和奴役人民以及主宰他们的福利。《古兰经》要求信众们为真主的事业而战，不带有任何世俗的意向。“恶”意味着超越了限度。当人们趾高气扬地奴役他人和剥夺他人的权力并且占有财富时，就超越了限度，战争就是为恶而战的战争。（再把这一点对比前文引用的《旧约》的某些经文，或许倒可以得出某些有趣的结论。）
      “圣战”（Holy War）是西方人对阿拉伯语“吉哈德”的翻译。吉哈德有三种形式：第一种形式是心的吉哈德，或曰自我的吉哈德。这是获取正确信条和从自我中去除有关这一信条的所有疑惑和误解的内在奋争，是对信徒所吩咐的命令和禁令。它进一步包括从灵魂中清除低级欲望和获得高尚的品质。第二层次是舌的吉哈德。这是通过讲道和著书立说之类针对邪恶以及错误的信念和行动的奋争。这种形式的吉哈德以针对穆斯林中的离经叛道者为特征，但是也扩及不信者。吉哈德的最终形式是那消耗生命和财产的、手的或者剑的吉哈德。这种吉哈德的特征是针对不信者的，但是也可以在穆斯林统治者的授权下针对离经叛道的群体。这种经常被称作“圣战”的、手的吉哈德又进一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吉哈德被禁止阶段，就像穆罕默德做先知早期那样。如果穆斯林是虚弱的，而且战斗只易造成无益伤害，那么他们应该终止。一般认为这就是那些生活在非穆斯林国家中的穆斯林们的情况。第二阶段是自卫阶段，或者把战斗限制在与“进攻你们的人”作战和从敌人的控制下解放穆斯林的土地。一般认为这是当今穆斯林的状况。最终阶段是为开辟在不信者的土地上确立安拉的统治的道路的阶段，就像先知的伙伴们和他们之后的穆斯林统治者们所做的那样。在伊斯兰教看来，这种吉哈德是巅峰，履行这种吉哈德是履行与安拉契约的一部分，舍弃这种吉哈德对穆斯林而言是蒙羞和失败的原因。
      然而伊斯兰世界的极端主义者们往往片面理解或者片面宣传“圣战”的某些断章取义的含义，并用来为恐怖主义行动提供自以为是的“合法性”。这是对伊斯兰教的曲解，但更加造成其他文明的人们对伊斯兰教整体形象的误解甚至仇恨，至于西方媒体就更不用说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认清一个基本的事实：一方面，处于强势的某些西方国家傲慢地想以基督教教义和所谓民主体制来改造这个世界，以使其它国家服从其支配，从而实现其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处于弱势的伊斯兰世界又因为其宗教的保守性和政教合一的传统政治文化，而利用伊斯兰教某些教义去鼓励某些极端分子作一些无可奈何的抗争——因为除了尊严，他们再没有什么可以捍卫的了。
      而与此同时，各自的宗教情怀或背景又成为彼此互相进行舆论攻击的论据。
      无论是哪一方，都早已背离了纯正的宗教教义对善和正义的追求。人类在对国家利益的追求中机关算尽，但国际政治正在变得越来越愚蠢。
      无论是西方国家标榜的政教分离体制还是伊斯兰世界根深蒂固的政教合一传统，在当今的国际局势下都使得宗教变成政治的工具。宗教的地位正在变得越来越尴尬，宗教自身追求善、正义、和平的力量根本无法影响人们对世界局势的判断和行为准则。
      教皇的反战呼声和巴格达的小女孩一样，都被美军的精确制导炸弹炸得血肉横飞。
      在美军驻科威特前线军营中，许多信奉基督教的美国大兵们从一开始就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之中，这些基督教信徒从小就从《圣经》中接受了“不可杀人”的戒律，然而，即将来临的战争却意味着他们不得不在伊拉克战场上大开杀戒。前线指挥官将士兵们的这种矛盾心理汇报给五角大楼后，美国国防部竟派出数十名随军牧师来到科威特军营，为这些思想产生混乱的美军提供心理指导，向他们灌输“杀敌有理”的思想。
      让人大跌眼镜的是，为了鼓励士兵们“勇敢杀敌”，这些随军牧师竟向士兵们大量派发了一种印有骷髅头图案的《圣经》。随军牧师康普顿上尉说，他想让士兵们明白，“在正义的战争中杀死敌人，符合当一个好基督徒的条件”。在另外一处临时用帐篷搭建的教堂里，一名随军牧师向士兵解释，十诫中“不可杀人”戒律存在着翻译错误，这句话的希伯来原文是“不可蓄意谋杀”，他认为希伯来原文的意思意味着采取“正当的暴力”进行“正义之战”还是可以的。
      互联网上曾经流传这样一张照片：一位随军牧师身着防弹衣，捧着途有迷彩色的圣经带领士兵们做祷告。看这张照片的时候我心中升起无限的悲凉，因为在我眼中，这个随军牧师已经无法代表上帝，相反，他扮演的只不过是慰安妇的角色。
      这些事例告诉我们，宗教对其信徒具有抚慰作用，也具有煽动作用；宗教典籍对其信徒和信众具有感召力、约束力和强制力。在这种情况下，宣扬民族和宗教仇恨、宣扬民族和宗教歧视、鼓吹暴力掠夺屠杀异族异教徒的做法要比直接的政治呼吁或命令更具有社会危害性，并已经在客观上或主观上成为破坏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重大不稳定因素。
      然而这正是“文明冲突论”的险恶用心所在。亨廷顿说：“一方面，冲突是差异的产物，特别是穆斯林的伊斯兰教观念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超越并结合了宗教和政治，而西方基督教则持有政教分离的观念。然而，冲突也产生于它们的相似性。这两种宗教都是一神教，与多神教不同，他们不容易接受其他的神；它们都是用二元的、非我即彼的眼光看待世界；他们又都是普世主义的，声称自己是全人类都应追随的唯一真正信仰；他们都是负有使命感的宗教，认为其教徒有义务说服非教徒皈依这唯一的真正信仰。自创始起，伊斯兰教就依靠征服进行扩张，只要有机会，基督教也是如此行事。‘圣战’和‘十字军东征’这两个类似的概念不仅令它们彼此相像，而且将这两种信仰与世界其他主要宗教区别开来。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犹太教还持有一种目的论的历史观，与其他文明普遍持有的轮转或静态观完全不同。” 亨廷顿把“圣战”与“十字军东征”这两个概念等量齐观，要么说明他对历史的漠视，要么说明他是一个“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或曰“基督教极端主义者”。
      亨廷顿极力掩饰其建立美国领导下的世界的“雄心”，但字里行间还是透露出他的某些矛盾心态：“西方面临的根本问题不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而是一个不同的文明——伊斯兰，它的人民坚信自身文化的优越性，并担心自己的力量处于劣势。伊斯兰面临的问题不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防部，而是一个不同的文明——西方，它的人民确信自身文化的普遍性，而且确信，尽管他们的优势正在下降，但这一优势仍然使他们有义务把他们的文化扩展到全世界。这些是造成伊斯兰和西方冲突的根本因素。” 亨廷顿在这里回避了一个基本的事实：西方文明的优势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对包括伊斯兰世界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掠夺的基础上，伊斯兰国家如果要摆脱对西方的畸形依赖，发展自身国力，必然要对西方国家的利益构成威胁，对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构成挑战。这才是“造成伊斯兰和西方冲突的根本因素”。因此，把宗教间冲突作为国家间冲突的原因之一是不正确的（姑且不论宗教间是否真的存在冲突），而事实上的因果关系恰恰相反。亨廷顿曾任卡特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安全计划顾问，居然把握不了这么简单的因果关系吗？
      因此，亨廷顿决不是出于“唤起人们对文明冲突的危险性的注意，……促进整个世界上‘文明的对话’”的目的而写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恰恰相反，“《文明的冲突》中提出了一个引起人们普遍关注的论点、尤其是值得我们东方人警惕的观点。他说：‘文明间的冲突将会取代意识形态与其它形式的冲突而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冲突形式。……异文明间的种族暴力冲突的逐步升级最危险，也最可能成为导致世界大战的原因。……在可见的将来，冲突的焦点将发生在西方与几个伊斯兰——儒教国家之间。’当然，亨廷顿的观点反映出一种偏激的维护西方利益的情绪，对西方政治与社会舆论有着误导作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东方的不怀好意和敌视。正如他对西方政治提出的具体要求所暴露出的，其主张是重新引起东、西方的对立，或让东方国家及阿拉伯世界相互冲突和敌对，以此确保西方的安全，坐收渔翁之利。他说：‘西方促进本身文明内尤其是欧洲和北美子文明之间的进一步合作与团结，从文化上将与西方接近的东欧和拉丁美洲社会融入西方；促进并维系跟俄罗斯和日本的合作关系；……抑制伊斯兰与儒教国家的军事扩张；……制造儒教与伊斯兰国家之间的差异与冲突；……’” 这才是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的阴谋所在！
      不得不承认，西方国家对舆论的控制和运用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伊拉克战争再一次让全世界领教了西方媒体的威力。在这方面我们国家还有很多东西要学。
      宗教不幸成为国家机器掌控的舆论工具的一部分。我并不认为基督教是某种虚伪的宗教。因为虚伪的是人而不是宗教本身。
      世界越来越紧缺的资源和人类不断膨胀的欲望是永远的矛盾。这必然要求建立新的世界秩序（亨廷顿也强调“世界秩序的重建”，但他要重建的显然只能是西方国家的霸权）。这更进一步要求新的足以挑战美国的力量的出现——一个施行“王道”而不是“霸道”的强盛国家，或者世界各大宗教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在当前的世界秩序下，尤其要凸显出宗教的抗争作用、先知作用、批判作用，从而更好的达到教化世人的目的，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实质性的努力和贡献，而不是去充当慰安妇一样的随军牧师。
      因此，我的观点是，所谓“文明的冲突”不过是美国为建立一超独霸的世界秩序而铲除异己的理由而已，不过是美国有计划、有步骤的舆论准备的一个环节；而“世界秩序的重建”倒成为一种必然。
      上帝的国度与人间的乐土并不矛盾。只要人类还没有泯灭对善和正义的追求，人类就有希望。


The only ting necessary for the triumph of evil is for good men to do nothing.
                                                                                ——Edmund  Burke

小弟的论文，恕不署名及列出参考书目。
欢迎各位大大批评！！！

没有那么多的什么道理，资本家眼睛里就一个字：利！

我写那么多字，
还不如李大哥一个字。
惭愧惭愧！
可惜，现在国内就是有很多人不明白这个简单的道理，甚至包括一些高级知识分子。
我的文章权当扫盲。
见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