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大起大落的大国命运

谁也不能否认，俄罗斯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之一，其文化、艺术、科学、建筑等各个领域取得的成就熠熠生辉。悠扬的《卡秋莎》，绵长的伏特加，莫斯科餐厅，《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保尔·柯察金，波澜壮阔的卫国战争电影，雄伟的苏式建筑……也因为战后历史上苏联与中国的短暂结盟而成为许许多多中国人的集体回忆。
　　然而，苏联的解体使俄罗斯这个在二战后由于世纪大趋势——“欧洲传统中心的衰落”而作为侧翼大国兴起成为两大超级大国之一的国家，在国际体系中仅仅成为了地区性大国，在经济上更是一头栽入了第三世界之中。欧陆诸大国中，只有俄罗斯一家在战后仍经历了大起大落的命运，在新世纪到来时，也只有她一家仍旧吉凶未卜。5月11日在莫斯科召开的第15届欧俄首脑会晤，明确了欧俄包括统一经济空间在内的四个空间的“路线图”计划的目标和行动方案。然而就像在上一波“颜色革命”中所表现出来的西方国家对俄战略空间的弹压一样，在“美国治下的和平”时代，俄罗斯的战略空间究竟能有多大，同样是一个未知数。
　　国际经济体系的“叛逆”与复归
　　300多年来，俄罗斯一直是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一个主角。在拿破仑战争后，俄罗斯还是国际体系的缔造者之一。但1917年的革命使俄国破天荒地成了一个“革命的国家”，一个“叛逆者”，一个立志颠覆西方国际经济体系的国家。
　　冷战开始后，为了反击以美国为首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国际经济安排和马歇尔计划对西欧的复兴和西方阵营经济关系的加强，也是为了从经济上加强与东欧各国的关系，以反击美国的冷战政策，苏联与东欧各国缔结了一系列经济贸易协定，并与保、匈、波、罗、捷等国于1949年1月宣布成立经济互助合作委员会，从而正式对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代表的西方国际经济体系的合法性进行“挑战”并与之决裂。
　　苏联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二战结束后，苏联可谓千疮百孔。人口损失15%，经济基础设施损失50%。不可否认的是，以苏联为首的国际经济体系的建立与加强，促进了遭受战争严重破坏的东欧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也促进了苏联自身经济的康复与重建。
　　然而，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国际经济体系由于其内部各国的经济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和进步，再加上此时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其市场容量越来越大。而苏联用以维持其东欧势力范围的那套机制僵硬刻板，导致了政治上的脆弱和经济上的低效。东欧成了苏联的巨大负担，或者说同苏联一起构成了一个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的“大东欧共滞圈”。经济上的落后与裹足不前也成了苏东集团解体的部分原因。
　　冷战结束之后，俄罗斯越来越渴望成为全球化世界经济的一部分，虽然后者常常令其感到不便。俄罗斯再次与国际经济接轨产生了重大的成果。她的贸易总额在其国内生产总值中中所占的越来越大的比例，资本从俄罗斯的流入流出以及她与国际金融机构的往来，使经济上的考虑在其政策制定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俄罗斯的老近卫军们虽然对国家的衰落义愤填膺，对美国强权的趾高气扬忍无可忍，对俄不得不依赖国际金融机构以及越来越容易受到国际经济力量的冲击备感无奈。然而，他们却只有这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更深地融入到国际经济体系之中。
　　斯拉夫化与西方化之辩
　　20世纪出现过三个俄罗斯——沙俄、苏联和苏联解体后的新俄罗斯联邦。三个俄罗斯都在不停地探索如何走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在苏联－俄罗斯国内，这种探索表现为斯拉夫文化的推崇者与西方化的支持者所构成的俄罗斯政治斗争的潜流。尽管在苏联时期，这一斗争被冷战的意识形态一度掩盖，但在解除了意识形态的禁锢之后，斯拉夫道路和西方化的道路之争便迅速成为俄罗斯刚刚形成的公共领域的主要话题。
　　这两种思潮的辩论在经济政策领域内的表现便是国家主义的计划经济体制与私有化和西方市场经济体制在战后60年的博弈。在冷战时期，苏联主要采取的是前者。其主要特点是实行高度集中的部门管理体制和排斥市场调节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以行政手段管理经济；实行单一所有制，完全消灭私人经济成分，对个体经济加以限制和排斥；在微观经济活动中，实行国家直接经营企业，中央设许多部，各部实行“部－企业”、“部－托拉斯－企业”的二级或三级管理体制。
　　不可否认，苏联的这种经济体制，可以在短期内集中全国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达到特定的目标，如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快速实现工业化、重建经济基础等等。但是，随着国家经济发展步入正轨，这种体制的弊端就明显显露出来。以苏联的国民收入为例，1966年至1970年期间，年平均增长率为7.7%；1971年至1975年期间，年平均增长率为5.7%；1976年至1980年期间，年平均增长率为3.7%；但到1981年和1982年，苏联国民收入的年均增长率仅仅分别为3.3%和2.6%，降到战后历史最低水平。
　　长期的经济增长衰缓成为了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新俄罗斯联邦矫枉过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经济转轨。所谓经济转轨即通过“休克”疗法快速私有化、自由化和西方化。结果，“休克”疗法成为了金融危机的重要根源；私有化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西方化造成资金大量外流、企业破产、对西方国家的严重依赖。
　　2003年的“尤科斯事件”则可以成为俄罗斯经济发展模式的转折点，它意味着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以自由主义为旗帜的俄罗斯经济转轨已经结束，那种在自由市场经济旗号下建立起来的金融工业寡头控制国家经济命脉、操纵民众经济生活的“野蛮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已经走向穷途末路，取而代之的将是国家控制色彩浓厚的资本主义。然而，俄罗斯政府、经济界对究竟采用何种经济发展模式争论不休，至今未能达成共识。不少专家认为，俄罗斯现行的“国家资本主义”、“社会市场经济”模式能否成为俄经济的稳定发展模式尚难料定。
　　新世纪的发展前瞻
　　虽然在新世纪的最初几年，俄罗斯经济有了某些起色，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国人期盼的强国地位能很快恢复。按照世界银行等一些机构的估计，到2010年，俄罗斯占世界经济总量的程度虽有所提高，但仍然处于健康市场的培育期和经济微弱的增长期。也就是说，在未来10年内，这个国家在全球经济的影响力不会有根本的改善。目前，俄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包括下列方面：
　　第一， 投资环境还不够完善。由于市场机制不健全、法律法规不成体系、服务业滞后、对外商缺少优惠政策等原因，生产性投资一直在低水平徘徊。资金匮乏问题短时间内难以解决，靠加大投资强力拉动经济增长的希望不大。
　　第二， 产品缺少竞争力。由于缺乏投资，俄企业普遍存在设备严重磨损、生产工艺明显落后的情况，产品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均缺少竞争力。短期内难以依靠市场扩张带动经济快速增长。
　　第三， 俄金融工业寡头多，真正具有世界影响和先进管理思想的企业家少。按照普京的说法，“寡头的概念是指有影响的商界人士，他们站在影子中、站在社会的背后影响着政治决定的作出。”在俄私有化进程中，寡头们通过赞助、送礼、贿赂等各种手段，接近权力高层，利用传媒工具，同国际资本合作，觊觎政权或企图向执政者施加压力和影响，却少有以经营企业为真正的追求。
　　最后，所有后发国家的经验和教训都表明，培育一个新的社会远比培育一个新的市场更重要，也更艰难。在俄罗斯国内，民众市场经济观念淡薄，缺少互利意识。相当一部分民众甚至视正常的经贸活动为对俄经济扩张，是“经济侵略”。这有可能成为俄经济实现快速发展的重大障碍。
　　然而，对于一个集中了35%的世界资源、一半以上的战略资源，其总价值应使国民比美国人富裕3至5倍，比西欧富裕10至15倍的俄罗斯，一个拥有广袤国土和良好素质的劳动力的国家来说，同样没有人能肯定，俄罗斯的历史进程中没有奇迹发生。
　　大起大落的国家命运似乎是斯拉夫人好走极端的民族特性在国际舞台上的展现。战争与革命，联盟与解体，这块东西方文明的独特结合体带着20世纪的沉重遗产步履蹒跚地走进了21世纪。就像在5月9日举行的盛况空前的卫国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活动一样，俄罗斯在新世纪里用不断的庆典怀念昔日的光芒，彰显曾经的荣耀。也许，这确实是一种激发民族自豪感的有效手段，“不管怎么样，我们赢得了历史上最大的一场战争的胜利。”不过，对俄罗斯领导人来说，更重要的不是继续怀念过去，而是要面向未来，为他们的祖国在国际体系中找到一个新的安全而又有益的位置。谁也不能否认，俄罗斯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之一，其文化、艺术、科学、建筑等各个领域取得的成就熠熠生辉。悠扬的《卡秋莎》，绵长的伏特加，莫斯科餐厅，《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保尔·柯察金，波澜壮阔的卫国战争电影，雄伟的苏式建筑……也因为战后历史上苏联与中国的短暂结盟而成为许许多多中国人的集体回忆。
　　然而，苏联的解体使俄罗斯这个在二战后由于世纪大趋势——“欧洲传统中心的衰落”而作为侧翼大国兴起成为两大超级大国之一的国家，在国际体系中仅仅成为了地区性大国，在经济上更是一头栽入了第三世界之中。欧陆诸大国中，只有俄罗斯一家在战后仍经历了大起大落的命运，在新世纪到来时，也只有她一家仍旧吉凶未卜。5月11日在莫斯科召开的第15届欧俄首脑会晤，明确了欧俄包括统一经济空间在内的四个空间的“路线图”计划的目标和行动方案。然而就像在上一波“颜色革命”中所表现出来的西方国家对俄战略空间的弹压一样，在“美国治下的和平”时代，俄罗斯的战略空间究竟能有多大，同样是一个未知数。
　　国际经济体系的“叛逆”与复归
　　300多年来，俄罗斯一直是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一个主角。在拿破仑战争后，俄罗斯还是国际体系的缔造者之一。但1917年的革命使俄国破天荒地成了一个“革命的国家”，一个“叛逆者”，一个立志颠覆西方国际经济体系的国家。
　　冷战开始后，为了反击以美国为首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国际经济安排和马歇尔计划对西欧的复兴和西方阵营经济关系的加强，也是为了从经济上加强与东欧各国的关系，以反击美国的冷战政策，苏联与东欧各国缔结了一系列经济贸易协定，并与保、匈、波、罗、捷等国于1949年1月宣布成立经济互助合作委员会，从而正式对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代表的西方国际经济体系的合法性进行“挑战”并与之决裂。
　　苏联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二战结束后，苏联可谓千疮百孔。人口损失15%，经济基础设施损失50%。不可否认的是，以苏联为首的国际经济体系的建立与加强，促进了遭受战争严重破坏的东欧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也促进了苏联自身经济的康复与重建。
　　然而，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国际经济体系由于其内部各国的经济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和进步，再加上此时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其市场容量越来越大。而苏联用以维持其东欧势力范围的那套机制僵硬刻板，导致了政治上的脆弱和经济上的低效。东欧成了苏联的巨大负担，或者说同苏联一起构成了一个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的“大东欧共滞圈”。经济上的落后与裹足不前也成了苏东集团解体的部分原因。
　　冷战结束之后，俄罗斯越来越渴望成为全球化世界经济的一部分，虽然后者常常令其感到不便。俄罗斯再次与国际经济接轨产生了重大的成果。她的贸易总额在其国内生产总值中中所占的越来越大的比例，资本从俄罗斯的流入流出以及她与国际金融机构的往来，使经济上的考虑在其政策制定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俄罗斯的老近卫军们虽然对国家的衰落义愤填膺，对美国强权的趾高气扬忍无可忍，对俄不得不依赖国际金融机构以及越来越容易受到国际经济力量的冲击备感无奈。然而，他们却只有这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更深地融入到国际经济体系之中。
　　斯拉夫化与西方化之辩
　　20世纪出现过三个俄罗斯——沙俄、苏联和苏联解体后的新俄罗斯联邦。三个俄罗斯都在不停地探索如何走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在苏联－俄罗斯国内，这种探索表现为斯拉夫文化的推崇者与西方化的支持者所构成的俄罗斯政治斗争的潜流。尽管在苏联时期，这一斗争被冷战的意识形态一度掩盖，但在解除了意识形态的禁锢之后，斯拉夫道路和西方化的道路之争便迅速成为俄罗斯刚刚形成的公共领域的主要话题。
　　这两种思潮的辩论在经济政策领域内的表现便是国家主义的计划经济体制与私有化和西方市场经济体制在战后60年的博弈。在冷战时期，苏联主要采取的是前者。其主要特点是实行高度集中的部门管理体制和排斥市场调节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以行政手段管理经济；实行单一所有制，完全消灭私人经济成分，对个体经济加以限制和排斥；在微观经济活动中，实行国家直接经营企业，中央设许多部，各部实行“部－企业”、“部－托拉斯－企业”的二级或三级管理体制。
　　不可否认，苏联的这种经济体制，可以在短期内集中全国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达到特定的目标，如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快速实现工业化、重建经济基础等等。但是，随着国家经济发展步入正轨，这种体制的弊端就明显显露出来。以苏联的国民收入为例，1966年至1970年期间，年平均增长率为7.7%；1971年至1975年期间，年平均增长率为5.7%；1976年至1980年期间，年平均增长率为3.7%；但到1981年和1982年，苏联国民收入的年均增长率仅仅分别为3.3%和2.6%，降到战后历史最低水平。
　　长期的经济增长衰缓成为了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新俄罗斯联邦矫枉过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经济转轨。所谓经济转轨即通过“休克”疗法快速私有化、自由化和西方化。结果，“休克”疗法成为了金融危机的重要根源；私有化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西方化造成资金大量外流、企业破产、对西方国家的严重依赖。
　　2003年的“尤科斯事件”则可以成为俄罗斯经济发展模式的转折点，它意味着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以自由主义为旗帜的俄罗斯经济转轨已经结束，那种在自由市场经济旗号下建立起来的金融工业寡头控制国家经济命脉、操纵民众经济生活的“野蛮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已经走向穷途末路，取而代之的将是国家控制色彩浓厚的资本主义。然而，俄罗斯政府、经济界对究竟采用何种经济发展模式争论不休，至今未能达成共识。不少专家认为，俄罗斯现行的“国家资本主义”、“社会市场经济”模式能否成为俄经济的稳定发展模式尚难料定。
　　新世纪的发展前瞻
　　虽然在新世纪的最初几年，俄罗斯经济有了某些起色，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国人期盼的强国地位能很快恢复。按照世界银行等一些机构的估计，到2010年，俄罗斯占世界经济总量的程度虽有所提高，但仍然处于健康市场的培育期和经济微弱的增长期。也就是说，在未来10年内，这个国家在全球经济的影响力不会有根本的改善。目前，俄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包括下列方面：
　　第一， 投资环境还不够完善。由于市场机制不健全、法律法规不成体系、服务业滞后、对外商缺少优惠政策等原因，生产性投资一直在低水平徘徊。资金匮乏问题短时间内难以解决，靠加大投资强力拉动经济增长的希望不大。
　　第二， 产品缺少竞争力。由于缺乏投资，俄企业普遍存在设备严重磨损、生产工艺明显落后的情况，产品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均缺少竞争力。短期内难以依靠市场扩张带动经济快速增长。
　　第三， 俄金融工业寡头多，真正具有世界影响和先进管理思想的企业家少。按照普京的说法，“寡头的概念是指有影响的商界人士，他们站在影子中、站在社会的背后影响着政治决定的作出。”在俄私有化进程中，寡头们通过赞助、送礼、贿赂等各种手段，接近权力高层，利用传媒工具，同国际资本合作，觊觎政权或企图向执政者施加压力和影响，却少有以经营企业为真正的追求。
　　最后，所有后发国家的经验和教训都表明，培育一个新的社会远比培育一个新的市场更重要，也更艰难。在俄罗斯国内，民众市场经济观念淡薄，缺少互利意识。相当一部分民众甚至视正常的经贸活动为对俄经济扩张，是“经济侵略”。这有可能成为俄经济实现快速发展的重大障碍。
　　然而，对于一个集中了35%的世界资源、一半以上的战略资源，其总价值应使国民比美国人富裕3至5倍，比西欧富裕10至15倍的俄罗斯，一个拥有广袤国土和良好素质的劳动力的国家来说，同样没有人能肯定，俄罗斯的历史进程中没有奇迹发生。
　　大起大落的国家命运似乎是斯拉夫人好走极端的民族特性在国际舞台上的展现。战争与革命，联盟与解体，这块东西方文明的独特结合体带着20世纪的沉重遗产步履蹒跚地走进了21世纪。就像在5月9日举行的盛况空前的卫国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活动一样，俄罗斯在新世纪里用不断的庆典怀念昔日的光芒，彰显曾经的荣耀。也许，这确实是一种激发民族自豪感的有效手段，“不管怎么样，我们赢得了历史上最大的一场战争的胜利。”不过，对俄罗斯领导人来说，更重要的不是继续怀念过去，而是要面向未来，为他们的祖国在国际体系中找到一个新的安全而又有益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