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抗日战争时期中日全面战争的战力比较——可见当年蒋先生 ...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30 01:54:53
摘录自郑浪平着 《不朽的光荣 — 第二次中日战争史》 第二十章
中国是在战争的各个层次上，都落后於日本，但是中国一直掌握战略的主动，中国人不怕牺牲，结果获得了最后胜利。假如用最为简单的方式来归纳中日之战的胜败基本原因，那么就是中国做到了「纵使战到一兵一枪，中国也绝不停止抗战」，但是日本做不到「一亿人玉碎」的牺牲。
日战争可以说是是一场典型「跨越时代」的遭遇战，其主要的关键，不仅在於双方武器装备上的巨大差异，更在於总体国力，举凡经济、社会与文化结构上的差别。当时的日本，已是一个工业化的军事强国，无论是社会组织与国民观念，都已能适应现代化的总体作战。但是当时的中国，却仍在落后与农业化生产的社会结构之下，因此难以发挥总体作战的能力。同时日本对外的作战力量是团结一致的，中国则有着国、共对立以及各地山头的分裂问题。
所以，在讨论中日双方的有形战力对比，虽然可以作出数量化的分析，但是由於其中结构的不同，很难单就数量化的对比，而得知其中真正的差异。这就是为什么全球各国的军事专家，对於中国抗日战争能力的评估，与事实的表现，会有非常重大落差的原因所在。只有透过中国军民所付出的血、泪、牺牲，才能发现真正事实的层面。
20.1 中日双方总体国力的比较
当时，日本已是二十世纪的军事强国，有着健全的工业化生产基础，陆海空军队所使用的先进武器，全部是由自己设计与生产的，日军又有先进以及完整的军事组织体系与半世纪以上的徵兵制度，因之日本的军力，无论是装备还是人员，都是现代化的作战结构。而中国还是处在十九世纪的落后国家，主要的军事观念还是来自一批前清遗老的领导人物，仍然以複杂的个人关系做为运作的基础，率领一支近乎文盲的军队，刚刚开始知道运用买来的一些二手军火，国家既没有工业化的经济结构来支持战争的后勤需要，就连征兵制度以及全民动员的总体战，还是完全在摸索的阶段。
从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九一八事变）日本开始入侵中国东北的领土起，中日双方就处在不断的对立与危机之中，其中也经过几次局部与激烈的战火冲突，但是中日双方一直没有正式的宣战，中国在近五年又十个月的折冲与忍让下，被日本佔领了整个东北，一半的内蒙古，三分之一的河北省，五千多万的中国人成为亡国奴。日本在中国的境内，事实上取得全部帝国主义宗主国为所欲为的特权，但是日本对於自己能否取得对抗苏联及与美国决战的战略优势，仍然充满着不确定，因此对华的侵略也就逐步的越陷越深，终於在卢沟桥事变的冲突中失控，迫使中国选择了最后关头的全面抗日作战。
中日双方这场全面与持续的历史大决战，总共进行了八年一个月又三天，两军双方总共进行过二十二次的会战（双方动员兵力在十万人以上），一千一百十七次以上的战斗（双方兵力在一万人以上），以及三万八千九百三十一次的小型接战，中国军方伤亡了三百六十万人，日军伤亡了一百一十万，中国平民死亡了三千五百万人，接近六千亿美元的财产以及无数的文物遭到日军的摧毁与劫掠。
以战争规模而言，这场决战的确是中国历史上最大与最为惨烈的战争，虽然最后中国终於与盟国一起战胜了日本，可是结局却是最为奇怪的悲剧：日本这个侵略者、战败国不但能够全身而退，不负责一文钱的赔偿责任，甚至能够保有它所侵略的琉球群岛。 [1]
为世界的正义、和平牺牲最大的中国，除了得到了一个战胜国的头衔外，只有无数军民的死伤，及社会与家族累积数世纪的基础完全被侵略者的战火消耗殆尽；虽在名义上成为创立联合国的四强，但是却丢掉了外蒙古二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还加上将东北的交通动脉、港口无偿给苏联使用。 [2]
在中日两国正式全面开战时，日本全面现代化已经有半世纪以上的基础，日本帝国在当时是全球最强的陆军与海军国之一，它又拥有堪称世界一流水准的工业基础，能够大量生产及自己研发最为先进的陆海空军武器。当然最为重要的是，日本近乎全民皆兵的总体战争体制，日本全国最为优秀的年轻人，都以参军为荣，军队体制完整，军官与士兵的训练与素质都有很高的水准，因此日军的战斗力，单以陆军野战师的有形兵力、火力相比，中国陆军（当然是与整编后的中央军）与日军需要三比一才能平衡。
但是事实上，就连中央军完成整编的二十个师的陆军部队中，大部分的德式装备也没有运到，若是以中国地方诸侯军队的兵力与火力做为比较，华军对日军需要五比一，甚至是八比一，才能达到战力平衡。如果加上日海、空军、战车与毒气的联合作战，日军更是佔到绝对的优势。 [3]
而反观中国，就算在开战之时，全国还不能算是达到真正的统一，将近一半地区，还是维持半独立的状态，现代化的工业只在沿海商港零星的出现，国内连主要地区的道路交通，都没有完成，除了陆军使用的轻兵器与弹药可以自行生产（其实数量不足，质量也很差），陆军重武器与海、空军的主要作战装备，还是全靠进口，不但经常是有钱买不到货，而且最多也只能买到别国淘汰的二手货而已。
军队战力低落的最为主要问题，还不在火力装备的不足。当时的中国饱经军阀割据的战乱，中国人民普遍看轻军人地位，当兵是走投无路的暂时选择，一有另外的机会，还是离开部队，军官的素质也是一样的低落，根本没有现代化科技的常识，不会运用现代化的作战方式（当然有少数的例外，中央军校即是一例，后来的知识青年从军又是一例），而中国部队之间的所有无线电通讯，从战争开始到结束，日军都能监听与解破，更是造成中日战争中，华军在战场上失利的重大原因。
但是当时中国的知识份子，对於政府不能立刻抗日，一向是「动口又动手」的，不过自己却少有参军的，造成爱国青年与文人，打中国政府内行，打日本兵罕见的局面。直到知识青年从军（青年军）的运动兴起之后，中国的抗日精神，才真正冲破了这个扭曲的结构。在军事专家的眼中，中国的部队有如拿着破旧武器的「苦力」，是自卫队与民团的型态，根本还不懂得现代化正规作战的战术。中国军队最大的问题是，将、校缺乏战略与战术的兵学修养，军队缺乏强大攻坚的火力，更没有高效率的后勤系统支援。当然中国也没有工业化的经济基础，与现代化的社会动员结构，可以支持全面的战争。这些就是国际战略专家，根本不看好中国作战的原因了。摘录自郑浪平着 《不朽的光荣 — 第二次中日战争史》 第二十章
中国是在战争的各个层次上，都落后於日本，但是中国一直掌握战略的主动，中国人不怕牺牲，结果获得了最后胜利。假如用最为简单的方式来归纳中日之战的胜败基本原因，那么就是中国做到了「纵使战到一兵一枪，中国也绝不停止抗战」，但是日本做不到「一亿人玉碎」的牺牲。
日战争可以说是是一场典型「跨越时代」的遭遇战，其主要的关键，不仅在於双方武器装备上的巨大差异，更在於总体国力，举凡经济、社会与文化结构上的差别。当时的日本，已是一个工业化的军事强国，无论是社会组织与国民观念，都已能适应现代化的总体作战。但是当时的中国，却仍在落后与农业化生产的社会结构之下，因此难以发挥总体作战的能力。同时日本对外的作战力量是团结一致的，中国则有着国、共对立以及各地山头的分裂问题。
所以，在讨论中日双方的有形战力对比，虽然可以作出数量化的分析，但是由於其中结构的不同，很难单就数量化的对比，而得知其中真正的差异。这就是为什么全球各国的军事专家，对於中国抗日战争能力的评估，与事实的表现，会有非常重大落差的原因所在。只有透过中国军民所付出的血、泪、牺牲，才能发现真正事实的层面。
20.1 中日双方总体国力的比较
当时，日本已是二十世纪的军事强国，有着健全的工业化生产基础，陆海空军队所使用的先进武器，全部是由自己设计与生产的，日军又有先进以及完整的军事组织体系与半世纪以上的徵兵制度，因之日本的军力，无论是装备还是人员，都是现代化的作战结构。而中国还是处在十九世纪的落后国家，主要的军事观念还是来自一批前清遗老的领导人物，仍然以複杂的个人关系做为运作的基础，率领一支近乎文盲的军队，刚刚开始知道运用买来的一些二手军火，国家既没有工业化的经济结构来支持战争的后勤需要，就连征兵制度以及全民动员的总体战，还是完全在摸索的阶段。
从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九一八事变）日本开始入侵中国东北的领土起，中日双方就处在不断的对立与危机之中，其中也经过几次局部与激烈的战火冲突，但是中日双方一直没有正式的宣战，中国在近五年又十个月的折冲与忍让下，被日本佔领了整个东北，一半的内蒙古，三分之一的河北省，五千多万的中国人成为亡国奴。日本在中国的境内，事实上取得全部帝国主义宗主国为所欲为的特权，但是日本对於自己能否取得对抗苏联及与美国决战的战略优势，仍然充满着不确定，因此对华的侵略也就逐步的越陷越深，终於在卢沟桥事变的冲突中失控，迫使中国选择了最后关头的全面抗日作战。
中日双方这场全面与持续的历史大决战，总共进行了八年一个月又三天，两军双方总共进行过二十二次的会战（双方动员兵力在十万人以上），一千一百十七次以上的战斗（双方兵力在一万人以上），以及三万八千九百三十一次的小型接战，中国军方伤亡了三百六十万人，日军伤亡了一百一十万，中国平民死亡了三千五百万人，接近六千亿美元的财产以及无数的文物遭到日军的摧毁与劫掠。
以战争规模而言，这场决战的确是中国历史上最大与最为惨烈的战争，虽然最后中国终於与盟国一起战胜了日本，可是结局却是最为奇怪的悲剧：日本这个侵略者、战败国不但能够全身而退，不负责一文钱的赔偿责任，甚至能够保有它所侵略的琉球群岛。 [1]
为世界的正义、和平牺牲最大的中国，除了得到了一个战胜国的头衔外，只有无数军民的死伤，及社会与家族累积数世纪的基础完全被侵略者的战火消耗殆尽；虽在名义上成为创立联合国的四强，但是却丢掉了外蒙古二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还加上将东北的交通动脉、港口无偿给苏联使用。 [2]
在中日两国正式全面开战时，日本全面现代化已经有半世纪以上的基础，日本帝国在当时是全球最强的陆军与海军国之一，它又拥有堪称世界一流水准的工业基础，能够大量生产及自己研发最为先进的陆海空军武器。当然最为重要的是，日本近乎全民皆兵的总体战争体制，日本全国最为优秀的年轻人，都以参军为荣，军队体制完整，军官与士兵的训练与素质都有很高的水准，因此日军的战斗力，单以陆军野战师的有形兵力、火力相比，中国陆军（当然是与整编后的中央军）与日军需要三比一才能平衡。
但是事实上，就连中央军完成整编的二十个师的陆军部队中，大部分的德式装备也没有运到，若是以中国地方诸侯军队的兵力与火力做为比较，华军对日军需要五比一，甚至是八比一，才能达到战力平衡。如果加上日海、空军、战车与毒气的联合作战，日军更是佔到绝对的优势。 [3]
而反观中国，就算在开战之时，全国还不能算是达到真正的统一，将近一半地区，还是维持半独立的状态，现代化的工业只在沿海商港零星的出现，国内连主要地区的道路交通，都没有完成，除了陆军使用的轻兵器与弹药可以自行生产（其实数量不足，质量也很差），陆军重武器与海、空军的主要作战装备，还是全靠进口，不但经常是有钱买不到货，而且最多也只能买到别国淘汰的二手货而已。
军队战力低落的最为主要问题，还不在火力装备的不足。当时的中国饱经军阀割据的战乱，中国人民普遍看轻军人地位，当兵是走投无路的暂时选择，一有另外的机会，还是离开部队，军官的素质也是一样的低落，根本没有现代化科技的常识，不会运用现代化的作战方式（当然有少数的例外，中央军校即是一例，后来的知识青年从军又是一例），而中国部队之间的所有无线电通讯，从战争开始到结束，日军都能监听与解破，更是造成中日战争中，华军在战场上失利的重大原因。
但是当时中国的知识份子，对於政府不能立刻抗日，一向是「动口又动手」的，不过自己却少有参军的，造成爱国青年与文人，打中国政府内行，打日本兵罕见的局面。直到知识青年从军（青年军）的运动兴起之后，中国的抗日精神，才真正冲破了这个扭曲的结构。在军事专家的眼中，中国的部队有如拿着破旧武器的「苦力」，是自卫队与民团的型态，根本还不懂得现代化正规作战的战术。中国军队最大的问题是，将、校缺乏战略与战术的兵学修养，军队缺乏强大攻坚的火力，更没有高效率的后勤系统支援。当然中国也没有工业化的经济基础，与现代化的社会动员结构，可以支持全面的战争。这些就是国际战略专家，根本不看好中国作战的原因了。
中国是在战争的各个层次上，都落后於日本，但是中国一直掌握战略的主动，中国人不怕牺牲，结果获得了最后胜利。假如用最为简单的方式来归纳中日之战的胜败基本原因，那么就是中国做到了「纵使战到一兵一枪，中国也绝不停止抗战」，但是日本做不到「一亿人玉碎」的牺牲。
日战争可以说是是一场典型「跨越时代」的遭遇战，其主要的关键，不仅在於双方武器装备上的巨大差异，更在於总体国力，举凡经济、社会与文化结构上的差别。当时的日本，已是一个工业化的军事强国，无论是社会组织与国民观念，都已能适应现代化的总体作战。但是当时的中国，却仍在落后与农业化生产的社会结构之下，因此难以发挥总体作战的能力。同时日本对外的作战力量是团结一致的，中国则有着国、共对立以及各地山头的分裂问题。
所以，在讨论中日双方的有形战力对比，虽然可以作出数量化的分析，但是由於其中结构的不同，很难单就数量化的对比，而得知其中真正的差异。这就是为什么全球各国的军事专家，对於中国抗日战争能力的评估，与事实的表现，会有非常重大落差的原因所在。只有透过中国军民所付出的血、泪、牺牲，才能发现真正事实的层面。
20.1 中日双方总体国力的比较
当时，日本已是二十世纪的军事强国，有着健全的工业化生产基础，陆海空军队所使用的先进武器，全部是由自己设计与生产的，日军又有先进以及完整的军事组织体系与半世纪以上的徵兵制度，因之日本的军力，无论是装备还是人员，都是现代化的作战结构。而中国还是处在十九世纪的落后国家，主要的军事观念还是来自一批前清遗老的领导人物，仍然以複杂的个人关系做为运作的基础，率领一支近乎文盲的军队，刚刚开始知道运用买来的一些二手军火，国家既没有工业化的经济结构来支持战争的后勤需要，就连征兵制度以及全民动员的总体战，还是完全在摸索的阶段。
从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九一八事变）日本开始入侵中国东北的领土起，中日双方就处在不断的对立与危机之中，其中也经过几次局部与激烈的战火冲突，但是中日双方一直没有正式的宣战，中国在近五年又十个月的折冲与忍让下，被日本佔领了整个东北，一半的内蒙古，三分之一的河北省，五千多万的中国人成为亡国奴。日本在中国的境内，事实上取得全部帝国主义宗主国为所欲为的特权，但是日本对於自己能否取得对抗苏联及与美国决战的战略优势，仍然充满着不确定，因此对华的侵略也就逐步的越陷越深，终於在卢沟桥事变的冲突中失控，迫使中国选择了最后关头的全面抗日作战。
中日双方这场全面与持续的历史大决战，总共进行了八年一个月又三天，两军双方总共进行过二十二次的会战（双方动员兵力在十万人以上），一千一百十七次以上的战斗（双方兵力在一万人以上），以及三万八千九百三十一次的小型接战，中国军方伤亡了三百六十万人，日军伤亡了一百一十万，中国平民死亡了三千五百万人，接近六千亿美元的财产以及无数的文物遭到日军的摧毁与劫掠。
以战争规模而言，这场决战的确是中国历史上最大与最为惨烈的战争，虽然最后中国终於与盟国一起战胜了日本，可是结局却是最为奇怪的悲剧：日本这个侵略者、战败国不但能够全身而退，不负责一文钱的赔偿责任，甚至能够保有它所侵略的琉球群岛。 [1]
为世界的正义、和平牺牲最大的中国，除了得到了一个战胜国的头衔外，只有无数军民的死伤，及社会与家族累积数世纪的基础完全被侵略者的战火消耗殆尽；虽在名义上成为创立联合国的四强，但是却丢掉了外蒙古二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还加上将东北的交通动脉、港口无偿给苏联使用。 [2]
在中日两国正式全面开战时，日本全面现代化已经有半世纪以上的基础，日本帝国在当时是全球最强的陆军与海军国之一，它又拥有堪称世界一流水准的工业基础，能够大量生产及自己研发最为先进的陆海空军武器。当然最为重要的是，日本近乎全民皆兵的总体战争体制，日本全国最为优秀的年轻人，都以参军为荣，军队体制完整，军官与士兵的训练与素质都有很高的水准，因此日军的战斗力，单以陆军野战师的有形兵力、火力相比，中国陆军（当然是与整编后的中央军）与日军需要三比一才能平衡。
但是事实上，就连中央军完成整编的二十个师的陆军部队中，大部分的德式装备也没有运到，若是以中国地方诸侯军队的兵力与火力做为比较，华军对日军需要五比一，甚至是八比一，才能达到战力平衡。如果加上日海、空军、战车与毒气的联合作战，日军更是佔到绝对的优势。 [3]
而反观中国，就算在开战之时，全国还不能算是达到真正的统一，将近一半地区，还是维持半独立的状态，现代化的工业只在沿海商港零星的出现，国内连主要地区的道路交通，都没有完成，除了陆军使用的轻兵器与弹药可以自行生产（其实数量不足，质量也很差），陆军重武器与海、空军的主要作战装备，还是全靠进口，不但经常是有钱买不到货，而且最多也只能买到别国淘汰的二手货而已。
军队战力低落的最为主要问题，还不在火力装备的不足。当时的中国饱经军阀割据的战乱，中国人民普遍看轻军人地位，当兵是走投无路的暂时选择，一有另外的机会，还是离开部队，军官的素质也是一样的低落，根本没有现代化科技的常识，不会运用现代化的作战方式（当然有少数的例外，中央军校即是一例，后来的知识青年从军又是一例），而中国部队之间的所有无线电通讯，从战争开始到结束，日军都能监听与解破，更是造成中日战争中，华军在战场上失利的重大原因。
但是当时中国的知识份子，对於政府不能立刻抗日，一向是「动口又动手」的，不过自己却少有参军的，造成爱国青年与文人，打中国政府内行，打日本兵罕见的局面。直到知识青年从军（青年军）的运动兴起之后，中国的抗日精神，才真正冲破了这个扭曲的结构。在军事专家的眼中，中国的部队有如拿着破旧武器的「苦力」，是自卫队与民团的型态，根本还不懂得现代化正规作战的战术。中国军队最大的问题是，将、校缺乏战略与战术的兵学修养，军队缺乏强大攻坚的火力，更没有高效率的后勤系统支援。当然中国也没有工业化的经济基础，与现代化的社会动员结构，可以支持全面的战争。这些就是国际战略专家，根本不看好中国作战的原因了。摘录自郑浪平着 《不朽的光荣 — 第二次中日战争史》 第二十章
中国是在战争的各个层次上，都落后於日本，但是中国一直掌握战略的主动，中国人不怕牺牲，结果获得了最后胜利。假如用最为简单的方式来归纳中日之战的胜败基本原因，那么就是中国做到了「纵使战到一兵一枪，中国也绝不停止抗战」，但是日本做不到「一亿人玉碎」的牺牲。
日战争可以说是是一场典型「跨越时代」的遭遇战，其主要的关键，不仅在於双方武器装备上的巨大差异，更在於总体国力，举凡经济、社会与文化结构上的差别。当时的日本，已是一个工业化的军事强国，无论是社会组织与国民观念，都已能适应现代化的总体作战。但是当时的中国，却仍在落后与农业化生产的社会结构之下，因此难以发挥总体作战的能力。同时日本对外的作战力量是团结一致的，中国则有着国、共对立以及各地山头的分裂问题。
所以，在讨论中日双方的有形战力对比，虽然可以作出数量化的分析，但是由於其中结构的不同，很难单就数量化的对比，而得知其中真正的差异。这就是为什么全球各国的军事专家，对於中国抗日战争能力的评估，与事实的表现，会有非常重大落差的原因所在。只有透过中国军民所付出的血、泪、牺牲，才能发现真正事实的层面。
20.1 中日双方总体国力的比较
当时，日本已是二十世纪的军事强国，有着健全的工业化生产基础，陆海空军队所使用的先进武器，全部是由自己设计与生产的，日军又有先进以及完整的军事组织体系与半世纪以上的徵兵制度，因之日本的军力，无论是装备还是人员，都是现代化的作战结构。而中国还是处在十九世纪的落后国家，主要的军事观念还是来自一批前清遗老的领导人物，仍然以複杂的个人关系做为运作的基础，率领一支近乎文盲的军队，刚刚开始知道运用买来的一些二手军火，国家既没有工业化的经济结构来支持战争的后勤需要，就连征兵制度以及全民动员的总体战，还是完全在摸索的阶段。
从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九一八事变）日本开始入侵中国东北的领土起，中日双方就处在不断的对立与危机之中，其中也经过几次局部与激烈的战火冲突，但是中日双方一直没有正式的宣战，中国在近五年又十个月的折冲与忍让下，被日本佔领了整个东北，一半的内蒙古，三分之一的河北省，五千多万的中国人成为亡国奴。日本在中国的境内，事实上取得全部帝国主义宗主国为所欲为的特权，但是日本对於自己能否取得对抗苏联及与美国决战的战略优势，仍然充满着不确定，因此对华的侵略也就逐步的越陷越深，终於在卢沟桥事变的冲突中失控，迫使中国选择了最后关头的全面抗日作战。
中日双方这场全面与持续的历史大决战，总共进行了八年一个月又三天，两军双方总共进行过二十二次的会战（双方动员兵力在十万人以上），一千一百十七次以上的战斗（双方兵力在一万人以上），以及三万八千九百三十一次的小型接战，中国军方伤亡了三百六十万人，日军伤亡了一百一十万，中国平民死亡了三千五百万人，接近六千亿美元的财产以及无数的文物遭到日军的摧毁与劫掠。
以战争规模而言，这场决战的确是中国历史上最大与最为惨烈的战争，虽然最后中国终於与盟国一起战胜了日本，可是结局却是最为奇怪的悲剧：日本这个侵略者、战败国不但能够全身而退，不负责一文钱的赔偿责任，甚至能够保有它所侵略的琉球群岛。 [1]
为世界的正义、和平牺牲最大的中国，除了得到了一个战胜国的头衔外，只有无数军民的死伤，及社会与家族累积数世纪的基础完全被侵略者的战火消耗殆尽；虽在名义上成为创立联合国的四强，但是却丢掉了外蒙古二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还加上将东北的交通动脉、港口无偿给苏联使用。 [2]
在中日两国正式全面开战时，日本全面现代化已经有半世纪以上的基础，日本帝国在当时是全球最强的陆军与海军国之一，它又拥有堪称世界一流水准的工业基础，能够大量生产及自己研发最为先进的陆海空军武器。当然最为重要的是，日本近乎全民皆兵的总体战争体制，日本全国最为优秀的年轻人，都以参军为荣，军队体制完整，军官与士兵的训练与素质都有很高的水准，因此日军的战斗力，单以陆军野战师的有形兵力、火力相比，中国陆军（当然是与整编后的中央军）与日军需要三比一才能平衡。
但是事实上，就连中央军完成整编的二十个师的陆军部队中，大部分的德式装备也没有运到，若是以中国地方诸侯军队的兵力与火力做为比较，华军对日军需要五比一，甚至是八比一，才能达到战力平衡。如果加上日海、空军、战车与毒气的联合作战，日军更是佔到绝对的优势。 [3]
而反观中国，就算在开战之时，全国还不能算是达到真正的统一，将近一半地区，还是维持半独立的状态，现代化的工业只在沿海商港零星的出现，国内连主要地区的道路交通，都没有完成，除了陆军使用的轻兵器与弹药可以自行生产（其实数量不足，质量也很差），陆军重武器与海、空军的主要作战装备，还是全靠进口，不但经常是有钱买不到货，而且最多也只能买到别国淘汰的二手货而已。
军队战力低落的最为主要问题，还不在火力装备的不足。当时的中国饱经军阀割据的战乱，中国人民普遍看轻军人地位，当兵是走投无路的暂时选择，一有另外的机会，还是离开部队，军官的素质也是一样的低落，根本没有现代化科技的常识，不会运用现代化的作战方式（当然有少数的例外，中央军校即是一例，后来的知识青年从军又是一例），而中国部队之间的所有无线电通讯，从战争开始到结束，日军都能监听与解破，更是造成中日战争中，华军在战场上失利的重大原因。
但是当时中国的知识份子，对於政府不能立刻抗日，一向是「动口又动手」的，不过自己却少有参军的，造成爱国青年与文人，打中国政府内行，打日本兵罕见的局面。直到知识青年从军（青年军）的运动兴起之后，中国的抗日精神，才真正冲破了这个扭曲的结构。在军事专家的眼中，中国的部队有如拿着破旧武器的「苦力」，是自卫队与民团的型态，根本还不懂得现代化正规作战的战术。中国军队最大的问题是，将、校缺乏战略与战术的兵学修养，军队缺乏强大攻坚的火力，更没有高效率的后勤系统支援。当然中国也没有工业化的经济基础，与现代化的社会动员结构，可以支持全面的战争。这些就是国际战略专家，根本不看好中国作战的原因了。
20.2 双方军力的对比
就双方军力的比较而言，日本的陆军常备兵力为十七个师团，三个航空司令部，以及炮兵、骑兵、战车、化学兵等特种部队，总兵力三十八万，但是拥有四百万服过兵役，可以直接动员参战的后备部队。当时日军的师团，兵力编组上，相当於我国的军，最高指挥官是中将；日本的旅团，相当我国的师，最高指挥官是少将编阶；日本的联队，相当我国的旅，最高指挥官是上校编阶。日本「军」的编组，弹性极大，兵力比中国的集团军还要大。
当时中国的陆军部队共有一百八十三个师，以及炮兵、骑兵等特种部队，总兵力为一百八十万人，但是这些部队的编组、装备、训练，可以说是比「八国联军」还要複杂与混乱。真正经过整编的部队，只有二十个师（同时多数的进口武器还没有到手），同时华军根本没有受过军训的后备部队，徵兵制度也才刚刚开始在部分地区试办，因此当时中国的人口虽多，但是能够徵用的兵源却相当的缺乏，素质更低（单是体检就有一半以上不及格），因此部队的实际人数，比编制上的规定要少许多，当时叫做「空名」。
在陆军战力中，日军拥有训练严格有素的军士官兵，以及重炮火力、加上战车、灵活的通讯设备以及大杀伤力的化学武器，并有良好的海空火力支援，更为重要的是，日军对於中国的情报搜集，可以说是非常的深入与完整，后勤与兵力补充非常的具有效率（日军甚至拥有中国内地详细与精确的地图，但是华军却有时连粗劣的地图都没有）。反观中国陆军部队在战场作战时，最为缺乏的是攻坚的重炮、反战车（坦克）武器及步兵用的轻重支援火力，此外中国军队的通讯与保密均差，后勤、医疗（几乎完全没有医疗可言）与兵力补充系统，可以说是乱无章法。
在海军而言，日本拥有完全自行设计与生产的世界一流的海军武力，日本有全球首屈一指的主力舰、航空母舰等完整的舰队，共有二八五艘大型的军舰，海军总吨位为一千四百万吨。而中国只有能够在内河与沿岸活动、小型、陈旧的舰艇五七艘，五万九千吨。因此以海军的战力而言，中国海军与日本海军是连正面交火的能力都不具备，只能进行偷袭、爆破以及施放水雷作战。
就空军而言，日本拥有自己设计与生产的各式空军飞机，其中属於陆军的航空部队有三十个联队，一二八个中队，一四四三架战机。属於海军的飞机共有七三 ○架，佈署在航空母舰上。而中国只有购买二手与拼装的各国不同型的飞机三○五架，分成三十二个中队，更不要提中国的训练与后勤支援，在系统、经费与训练上的複杂与落后了。
因此根据当时协助国民政府的德国军事顾问估计，假如中日双方一旦进行全面战争，中国的海军在一星期之内就失去战力，中国的空军可以支持一个多月，中国的陆军最多可以维持六个月，而中国的军火后勤生产量，也最多能够支持六个月的战争耗损。[4] 最糟的是，中国主要的工业与军火生产中心，只有点的分佈，而且大都在日军第一波攻击距离之内。所以西方军事专家的观点看来，日军只要在会战的战场上，歼灭中国几个精锐的集团军，再佔领以及摧毁中国的军火工业生产地，中国实在就无法再打下去了。
从当时的国际局势来说，日本与德国、义大利签订了轴心协定，至少在外交上，有欧洲强国的呼应。虽然苏联一直是日本最大的潜在敌人，日、美的关系也存在着矛盾，但是在当时，国际社会是以绥靖主义为外交主流，因此日本可以无视国联的呼籲与九国公约 (Nine-Power Treaty) 的要求，任意地侵略中国，而不至於担心自己受到外交与经济的孤立。而在当时，除了苏联要利用国民政府来消耗日本战力，因此决定给予中国一些实质的战争后勤支援之外（还是在国民政府容共之后才开始），德国是考虑到蒋介石剿共的政策，以及防止蒋介石倒向苏联，因此是中国最大武器供应国（但是关键的三十个整编师、全德式武器的交易，并未成功），并且允许德国军事顾问在华帮助蒋介石训练军队，拟定战略，而美国、英国都只愿意和中国进行一些武器的交易，并不愿意直接卷入中日之间的冲突。
除了这些国家不愿与日本爆发战争之外，另外的原因，就是根据国际战略专家的分析，中日之战，日本将居於绝对的优势，中日战争的时间单位将是以月来计算，因此任何对华的实质军事援助，在时间上都来不及发挥功效，而只会平白的得罪日本而已（持这种论点的「专家」之一，当然包括当时美国使馆驻华武官史迪威（Joseph Stilwell）上校，后来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当时西方国家的评估是，中日全面战争一旦爆发，最快一个月，最慢六个月，中国就会失去一切的作战能力，而向日本无条件投降。因此「三月亡华」论，并非日本强硬派军方一厢情愿的夸大说法而已，而是有科学分析、实际数据来支持的专家共识。
20.3 中国民族主义所激发的潜能
不过，这些「科学」与「数量」的作战能力对比，是没有办法了解中国民族主义所产生的那种死里求生的牺牲精神，中国人所承受日本的欺凌与侵略已经够多了；中国人有着宁愿战死，也不愿屈服的共识与决心，虽然中国军队在训练、装备与后勤方面，的确不是日军的对手。但是中国军民在维护国家民族生存与尊严的自卫作战中，所表现出来优秀的潜能，的确改变了许多战前的预估，中国能够在日军绝对优势火力与战力下，遭受到近乎无法计算的死伤与打击，却竟然能够坚忍不拔、支撑下去，甚至能多次反击而让日军遭到重创，因而的确一而再、再而三的改变日军大本营对於侵华战争预估，以及让西方军事专家感到震惊甚至是尊敬。中国能够孤军与日进行长达四年又五个月的全面战争，让日本无法解决中国事变，这就是中国民族主义的胜利，当然也是中国人民数不尽的牺牲所换来的成果。
事实上，日本将卢沟桥事件扩大为华北事变之时，是绝对没有想到，这会是中日之间历史大决战的开始。当时日本的参谋本部坚决认为，日本的世仇大敌绝对是苏联，而日苏之间的历史决战随时可能展开；其次是日、美之间的矛盾，也开始升高到有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因此日本应该尽量减少在华的军事行动，但是为了扩大与苏联决战的战略纵深，日军最多可以考虑攻佔中国的内蒙与华北。就可立刻设法结束中国事变，而全力为与美、苏的决战准备。但是来自陆军省的看法是，日军在华北，最多只要经过一场或是几场主力决战，它就可以迫使中国放弃抵抗意志，而任日本予取予求。当时日本政府的如意算盘如下：最好的情况是在日军攻佔平津之后，中国就被迫接受日本的和平条件，让冀、察特殊化，日本就顺势攻佔内蒙，控制华北。 不然日军可在黄河以北，捕捉并歼灭华军的主力兵团，顺带攻佔内蒙古，中国也必然屈服。最坏的打算是，主力仍在华北决战，但是另外派兵直接攻击长江三角洲，拿下中国的工业、金融与政治中心（上海、南京），那么中国绝对会投降的。但是日本绝对没有想到，它就是封锁了中国所有的海岸线，又深入攻佔通往四川的外围，中国仍然不放弃作战的意志。
20.4 战略上由中国主导全局
而在中国方面，若是从战略准备的角度而言，是真的不愿因为卢沟桥事变的冲突，而提前展开与日本的历史决战，但是在政治与民心而言，卢沟桥事变一旦被日本扩大为华北事变之后，就已经突破了中国抗日最后关头的底线，迫使中国不得不就此进行全面抗战了。
蒋介石深知中日之战，原本是全球大战的一部分，中国此时与日本作战，成为日苏与日美之间的战争的序战，所以拟定了非常悲壮的长期抗战方针，准备以空间换取时间的焦土战略，这个空间就是中国人的领土与生命，这个时间就是世界大战的来临。中国在做出重大牺牲之后，将会成为全球反法西斯的中流砥柱。如此她必能因此一战而洗雪百年国耻，解除所有的不平等条约，成为对全球最有贡献的国家之一。
但是这种战而不决，与败而不降的战略运用，必然是经历屡战屡败的重大的损失，以及严重的失败与挫折。中国既不能在战斗中获得决定性的胜利，又不能以完全牺牲的悲壮方式，在战场上拼光所有的抵抗能力，而是要应付不断的失败，仍设法保留抗日的力量，继续在一连串失败中苦撑下去。要想坚持去执行这种屡败屡战的战略，可以说是对中国领袖之领导能力，以及民族决心最大的考验了。
当时在中国的各路诸侯与人民，尚未对蒋介石领导能力有完全的信心之前，蒋必须先硬碰硬地与日决战，以重大的牺牲，打出民心士气的支持，然后再不断地回避决战，让日军逐渐陷入中国广大的战略空间之中。等到国际社会的大环境发生变化，大家了解日本侵略的最后目标，不仅是中国，而是全世界，那么中国就可以与全球反法西斯的国家联合，对日本进行反攻了。
中日长达八年的全面战争中，在战场上，日本几乎是佔到战术的绝对优势，在大多数的战斗之中，日军都能以寡击众、发挥凌厉的攻势，因为日军不但拥有素质佳与火力强的陆军部队，并且有海空军绝对优势武器的支援（这是人类战争史上，首次大规模协同多军种与武器的立体作战），日军还随时会使用国际社会禁止的化学武器攻击华军。同时以战场作战的表现而言，日军是相当的勇敢与残忍，不过相对的也呆板与缺乏变化，日军在居於优势与陷入绝望的玉碎表现，经常有超水准的演出。
虽然日本拥有战术的绝对优势，但是在战略的层面，却是中国在主导全局，日本只是不断在被迫跟进。由於日本完全低估了中国抗日的民族主义精神，华军可以做到虽然不断失败，但是仍然不屈不挠的抵抗下去。结果造成日本欲进却无法最终消灭中国的抵抗力量与意志，欲退又无法从中国战场的空间自拔，日本眼看自身一寸寸陷入了中国的战略泥淖之中，与面临国力耗竭的危机，因此最终被迫孤注一掷冒险发动太平洋战争，而导致它最后战败亡国的下场。
20.5 中、日领导层面的评比
在形式上，裕仁是身兼「大元帅」的日本最高军政领导人，但是实际上，政府的大政方针，却是由有如「走马灯式」的不同军政势力所支配，裕仁日皇只是在外表上，拥有近乎神格的地位与权威，皇军所有一切的作战意志，都是以效忠这位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帝为中心的。
不过裕仁并没有真正指导国家与指挥军队雄才大略的天赋与能力（这和希特勒、史达林直接指挥与掌控战局的情形完全的不同），他多半只是被动的处理来自军部、政府与元老、皇族之间的妥协意见，虽然裕仁对於军部，特别是少壮派军人的一些跋扈犯上的作为，也感到震惊与不满，但是基本上，在整个中日战争之中，裕仁曾经是相当热心支持日军侵略与扩张的政策。
裕仁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对於日军不断侵略中国的辉煌战绩，表现出相当的兴奋与关心，他对於日本整个侵略决策的过程，并非是处在不知情或是无可奈何的状态，而是相当积极主动参与决策，偶尔也会有作战的重点提示。只是做为日皇，裕仁不方便自己主动提出政策方针，多半是接?#123;属下的共同意见而已。
而日本的基本战略演变，基本上是操纵在扩大派的军官手中，他们的侵略，煽动了日本的民气，可是他们始终被自己的短视眼光（「见木不见林」）所限制，而一步步被中国所设计之战略格局发展所左右。这是日本三千年历史中唯一次的对外大扩张，竟然没有真正的远大方略，也没有真正的强势领导核心，所有涉及和、战的根本大政方针，都在激进与犹豫交替的状况下，做出无远略、无持续性的抉择，最后当然只有落得惨败的下场了。
而在中国方面，当时整个的国家与社会，仍然处在农业社会的落后状态，并无一套支持现代化战争运作的制度存在，来完成这个全民族历史生死存亡的大决战。中国从大本营的指挥系统，到补充兵力的徵兵制度，都刚在草创与适应的阶段，更别提支持战争最为重要的工业与军需生产力的落后了。
不过在领导的运作上，中国却有蒋介石做为抗日的领导中心与权威。因为纵使到了全面抗战的时刻，中国所有的军政力量，仍然没有达到真正的统一，也没有妥善划一的制度，只有蒋介石成为团结抗日运作的中心，协调一切内外的势力，制订各种应对的策略，可以说他也是边学边用边调整。因此在分析中国抗战史之时，就很难以一般的方法来看这场跨越时代的中日历史决战，本质上，日本是站在已经现代化社会的阶段，但是中国才刚刚准备开始现代化而已，两个对决的国家，完全处在不同的时代与环境之下。
从领导的层面分析，假如当时没有蒋介石的领导，中国几乎就没有办法进行有组织的长期抗日，而很可能最多沦为游击与流亡政府，这样中国就不可能争取到领土全面的光复，以及联合国四强的地位（当时国际强权曾计画，将东北四省以及台湾列为「国际託管地」）。在没有完整制度的运作之下，蒋介石个人的优缺点，以及中国当时的实际国情，都造成抗日战争历史的複杂性。蒋介石做为抗日战争的关键领导人物，其主要的历史地位，并非单纯指挥前线的军事作战（有如大战时的英、美、苏以及德、日等国的将领们一样），他最为重要的工作，是要设法领导这个国家认同尚未完全建立、现代化生产与社会结构尚未奠定基础的中国，单独地对抗已整军经武，蓄意侵略中国长达半世纪以上的日本强权。
根据历史的事实显示，蒋介石至少在个人方面，是一位相当有胆量的军人，他曾经多次亲身前往战事非常激烈的战场视察，几度遭到近乎丧失生命的近身攻击，但是蒋介石从来不曾对於个人生命的安危，而显露出任何犹疑与畏怯。在掌握整个战争的最高战略原则上，蒋介石也能大体的不失原则。至於在一些重要战场的指挥上，蒋并非傑出的指挥官，他最大的问题就是经常「直接」干预前线战场部队?#123;动的问题，蒋介石也缺乏历史上名将所拥有的特殊军事直觉与指挥的天分，所以少有惊人的战场军事才华表现。当然有些军事佈局的考量，往往是要受限於当时的历史时空环境，以及全盘政略的考虑，因此不能做出纯粹在军事上最佳的选择（尤其在中国抗日战争更是如此）。
蒋介石领导中国的抗战，是要面临比军事战斗还要複杂的各种历史与制度问题，虽然蒋介石的最为重要职称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但是其真正重要的职责，并非是军事上的指挥工作，而是总合一切的力量，进行对日的抗战，蒋介石一度身兼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主席，四川省主席，农民银行理事主席、中央大学校长。因为当时的中国，根本就没有建立现代化的政府与军事制度，蒋介石所统帅的是一支还在发展与适应中的拼装部队，这支在观念上，属於几个世代混杂的部队，没有共同的后勤系统与互通的训练基础，各个部队的领导人有着极其複杂的背景与不同的动机，他们还无法建立真正互信与一致的指挥系统，而后勤补给又是如此的不足与缺乏，因此一切都要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123;节运作。从蒋介石对前线部队所下达「命令」的形式与内容来看，除了是对中央军（因为都是他的军校学生）以外，多半都是採取「建议」与「情商」的内容与语气，而命令的结果，对於雄霸一方的诸侯而言，通常也都是「参考办理」而已。
蒋介石领导的抗日战争，最大的失败，还不是与日军对抗时，一些指挥与战略佈局的错误，他最大的失误，应该是来自无法应付盟国的压力，而非敌人日本的攻击。从盟国要求组织中国战区开始，蒋介石就陷在一连串决策错误的危机之中，「盟国」苏联硬是切断援助中国的通路，英国又一再的延后打通缅甸的通路，造成中国根本无法得到盟国的援助，而面对战力全面耗竭的危机。
加上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对於中国整个抗日战力的破坏，简直比任何对华作战的日军指挥官还要严重。史迪威对中国战区的恶意中伤，造成盟国低估中国的战略地位，减少对中国战区急需之战力的援助，史氏又积极经营、扩大中国内部的权力斗争，后来更造成中日最后决战时（日军的「一号作战计划」）作战资源之严重误置，结果是中国几乎全面的惨败，盟国也就顺理成章地阴谋出卖了中国应有的权益。
在这场历史决战之中，日本的战略指导原则，从速战速决，演变为以战养战，最后企图以击败中国做为决战的筹码，当然都有其设想的观点，但是日本自始至终所犯的错误是，过度的低估中国抗日的决心与意志，因此日方在每项战略实施之时，都没有全力的投入；日本同时还要留一手以防美苏的插手，结果日军每次的战略行动，也就都没有达成其原先的设想。反观中国方面的战略佈局，从血战牺牲以建立抗日决心，从以空间换取时间的坚忍，从委屈求全争取盟国的合作，前两个掌握得相当适当，只有最后一项是错估了盟国的立场，因此使得中国对日抗战，最后落得一个被盟国出卖的「惨胜」下场。
平心而论，第二次中日战争在正面的战场作战中，除了少数几场的防禦作战的胜利之外（但是有几场胜利对整个中日战争却产生了战略关键性的影响），中国几乎都是在挨打的局面，可以说是屡败屡战（当然也是屡战屡败），但是中国能够在经历近乎全败的挫折之下，仍然坚持的打下去，这种民族的毅力，可以说是旷古罕见的；而日军虽然多数都能取得战场的胜利，但是却一直拿不出全力结束中国作战的决断，在和、战之间，徘徊挣扎，最终将战力消耗殆尽，从这里可以看出日本没有成为决定历史的大国格局。而就战略的层次而论，则是中国的持久战略取得全盘的优势，日本的速战速决战略，一直被中国拖着而成为空想，日本甚至不知道该如何结束这场战争。
历史上战争胜败的主导关键，是在於政略与战略的高下。只有在战略上，能够主动与支配整个战局，才会导至最终的战争胜利，而在饶錾系囊恍﹦儇摫憩F，实在是兵家常事而已。中国是在战争的各个层次上，都落后於日本，但是中国一直掌握战略的主动，中国人不怕牺牲，结果获得了最后胜利。假如用最为简单的方式来归?#123;中日之战的胜败基本原因，那么就是中国做到了「纵使战到一兵一枪，中国也绝不停止抗战」，但是日本做不到「一亿人玉碎」的牺牲。
20.6 参考资料
刘凤翰的《抗日史论集》与王辅的《日军侵华战争》，有更为详细的兵力资料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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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日本在美国的支持下，又实际控制了根本是中国领土的钓鱼台岛屿。
[2] 苏联对中国的侵略，还是经由两个自诩为世界上最民主、最先进的国家秘密同意与授权的。
[3] 日本军方的对华作战计划，就是採取八比一的中、日军队数量比率，进行规划的。
[4] 在决定全面抗战之前，蒋介石曾经实在地告诉胡适，中国若全面抗战，后勤生产最多可以支撑六个月的作战消耗。
就双方军力的比较而言，日本的陆军常备兵力为十七个师团，三个航空司令部，以及炮兵、骑兵、战车、化学兵等特种部队，总兵力三十八万，但是拥有四百万服过兵役，可以直接动员参战的后备部队。当时日军的师团，兵力编组上，相当於我国的军，最高指挥官是中将；日本的旅团，相当我国的师，最高指挥官是少将编阶；日本的联队，相当我国的旅，最高指挥官是上校编阶。日本「军」的编组，弹性极大，兵力比中国的集团军还要大。
当时中国的陆军部队共有一百八十三个师，以及炮兵、骑兵等特种部队，总兵力为一百八十万人，但是这些部队的编组、装备、训练，可以说是比「八国联军」还要複杂与混乱。真正经过整编的部队，只有二十个师（同时多数的进口武器还没有到手），同时华军根本没有受过军训的后备部队，徵兵制度也才刚刚开始在部分地区试办，因此当时中国的人口虽多，但是能够徵用的兵源却相当的缺乏，素质更低（单是体检就有一半以上不及格），因此部队的实际人数，比编制上的规定要少许多，当时叫做「空名」。
在陆军战力中，日军拥有训练严格有素的军士官兵，以及重炮火力、加上战车、灵活的通讯设备以及大杀伤力的化学武器，并有良好的海空火力支援，更为重要的是，日军对於中国的情报搜集，可以说是非常的深入与完整，后勤与兵力补充非常的具有效率（日军甚至拥有中国内地详细与精确的地图，但是华军却有时连粗劣的地图都没有）。反观中国陆军部队在战场作战时，最为缺乏的是攻坚的重炮、反战车（坦克）武器及步兵用的轻重支援火力，此外中国军队的通讯与保密均差，后勤、医疗（几乎完全没有医疗可言）与兵力补充系统，可以说是乱无章法。
在海军而言，日本拥有完全自行设计与生产的世界一流的海军武力，日本有全球首屈一指的主力舰、航空母舰等完整的舰队，共有二八五艘大型的军舰，海军总吨位为一千四百万吨。而中国只有能够在内河与沿岸活动、小型、陈旧的舰艇五七艘，五万九千吨。因此以海军的战力而言，中国海军与日本海军是连正面交火的能力都不具备，只能进行偷袭、爆破以及施放水雷作战。
就空军而言，日本拥有自己设计与生产的各式空军飞机，其中属於陆军的航空部队有三十个联队，一二八个中队，一四四三架战机。属於海军的飞机共有七三 ○架，佈署在航空母舰上。而中国只有购买二手与拼装的各国不同型的飞机三○五架，分成三十二个中队，更不要提中国的训练与后勤支援，在系统、经费与训练上的複杂与落后了。
因此根据当时协助国民政府的德国军事顾问估计，假如中日双方一旦进行全面战争，中国的海军在一星期之内就失去战力，中国的空军可以支持一个多月，中国的陆军最多可以维持六个月，而中国的军火后勤生产量，也最多能够支持六个月的战争耗损。[4] 最糟的是，中国主要的工业与军火生产中心，只有点的分佈，而且大都在日军第一波攻击距离之内。所以西方军事专家的观点看来，日军只要在会战的战场上，歼灭中国几个精锐的集团军，再佔领以及摧毁中国的军火工业生产地，中国实在就无法再打下去了。
从当时的国际局势来说，日本与德国、义大利签订了轴心协定，至少在外交上，有欧洲强国的呼应。虽然苏联一直是日本最大的潜在敌人，日、美的关系也存在着矛盾，但是在当时，国际社会是以绥靖主义为外交主流，因此日本可以无视国联的呼籲与九国公约 (Nine-Power Treaty) 的要求，任意地侵略中国，而不至於担心自己受到外交与经济的孤立。而在当时，除了苏联要利用国民政府来消耗日本战力，因此决定给予中国一些实质的战争后勤支援之外（还是在国民政府容共之后才开始），德国是考虑到蒋介石剿共的政策，以及防止蒋介石倒向苏联，因此是中国最大武器供应国（但是关键的三十个整编师、全德式武器的交易，并未成功），并且允许德国军事顾问在华帮助蒋介石训练军队，拟定战略，而美国、英国都只愿意和中国进行一些武器的交易，并不愿意直接卷入中日之间的冲突。
除了这些国家不愿与日本爆发战争之外，另外的原因，就是根据国际战略专家的分析，中日之战，日本将居於绝对的优势，中日战争的时间单位将是以月来计算，因此任何对华的实质军事援助，在时间上都来不及发挥功效，而只会平白的得罪日本而已（持这种论点的「专家」之一，当然包括当时美国使馆驻华武官史迪威（Joseph Stilwell）上校，后来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当时西方国家的评估是，中日全面战争一旦爆发，最快一个月，最慢六个月，中国就会失去一切的作战能力，而向日本无条件投降。因此「三月亡华」论，并非日本强硬派军方一厢情愿的夸大说法而已，而是有科学分析、实际数据来支持的专家共识。
20.3 中国民族主义所激发的潜能
不过，这些「科学」与「数量」的作战能力对比，是没有办法了解中国民族主义所产生的那种死里求生的牺牲精神，中国人所承受日本的欺凌与侵略已经够多了；中国人有着宁愿战死，也不愿屈服的共识与决心，虽然中国军队在训练、装备与后勤方面，的确不是日军的对手。但是中国军民在维护国家民族生存与尊严的自卫作战中，所表现出来优秀的潜能，的确改变了许多战前的预估，中国能够在日军绝对优势火力与战力下，遭受到近乎无法计算的死伤与打击，却竟然能够坚忍不拔、支撑下去，甚至能多次反击而让日军遭到重创，因而的确一而再、再而三的改变日军大本营对於侵华战争预估，以及让西方军事专家感到震惊甚至是尊敬。中国能够孤军与日进行长达四年又五个月的全面战争，让日本无法解决中国事变，这就是中国民族主义的胜利，当然也是中国人民数不尽的牺牲所换来的成果。
事实上，日本将卢沟桥事件扩大为华北事变之时，是绝对没有想到，这会是中日之间历史大决战的开始。当时日本的参谋本部坚决认为，日本的世仇大敌绝对是苏联，而日苏之间的历史决战随时可能展开；其次是日、美之间的矛盾，也开始升高到有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因此日本应该尽量减少在华的军事行动，但是为了扩大与苏联决战的战略纵深，日军最多可以考虑攻佔中国的内蒙与华北。就可立刻设法结束中国事变，而全力为与美、苏的决战准备。但是来自陆军省的看法是，日军在华北，最多只要经过一场或是几场主力决战，它就可以迫使中国放弃抵抗意志，而任日本予取予求。当时日本政府的如意算盘如下：最好的情况是在日军攻佔平津之后，中国就被迫接受日本的和平条件，让冀、察特殊化，日本就顺势攻佔内蒙，控制华北。 不然日军可在黄河以北，捕捉并歼灭华军的主力兵团，顺带攻佔内蒙古，中国也必然屈服。最坏的打算是，主力仍在华北决战，但是另外派兵直接攻击长江三角洲，拿下中国的工业、金融与政治中心（上海、南京），那么中国绝对会投降的。但是日本绝对没有想到，它就是封锁了中国所有的海岸线，又深入攻佔通往四川的外围，中国仍然不放弃作战的意志。
20.4 战略上由中国主导全局
而在中国方面，若是从战略准备的角度而言，是真的不愿因为卢沟桥事变的冲突，而提前展开与日本的历史决战，但是在政治与民心而言，卢沟桥事变一旦被日本扩大为华北事变之后，就已经突破了中国抗日最后关头的底线，迫使中国不得不就此进行全面抗战了。
蒋介石深知中日之战，原本是全球大战的一部分，中国此时与日本作战，成为日苏与日美之间的战争的序战，所以拟定了非常悲壮的长期抗战方针，准备以空间换取时间的焦土战略，这个空间就是中国人的领土与生命，这个时间就是世界大战的来临。中国在做出重大牺牲之后，将会成为全球反法西斯的中流砥柱。如此她必能因此一战而洗雪百年国耻，解除所有的不平等条约，成为对全球最有贡献的国家之一。
但是这种战而不决，与败而不降的战略运用，必然是经历屡战屡败的重大的损失，以及严重的失败与挫折。中国既不能在战斗中获得决定性的胜利，又不能以完全牺牲的悲壮方式，在战场上拼光所有的抵抗能力，而是要应付不断的失败，仍设法保留抗日的力量，继续在一连串失败中苦撑下去。要想坚持去执行这种屡败屡战的战略，可以说是对中国领袖之领导能力，以及民族决心最大的考验了。
当时在中国的各路诸侯与人民，尚未对蒋介石领导能力有完全的信心之前，蒋必须先硬碰硬地与日决战，以重大的牺牲，打出民心士气的支持，然后再不断地回避决战，让日军逐渐陷入中国广大的战略空间之中。等到国际社会的大环境发生变化，大家了解日本侵略的最后目标，不仅是中国，而是全世界，那么中国就可以与全球反法西斯的国家联合，对日本进行反攻了。
中日长达八年的全面战争中，在战场上，日本几乎是佔到战术的绝对优势，在大多数的战斗之中，日军都能以寡击众、发挥凌厉的攻势，因为日军不但拥有素质佳与火力强的陆军部队，并且有海空军绝对优势武器的支援（这是人类战争史上，首次大规模协同多军种与武器的立体作战），日军还随时会使用国际社会禁止的化学武器攻击华军。同时以战场作战的表现而言，日军是相当的勇敢与残忍，不过相对的也呆板与缺乏变化，日军在居於优势与陷入绝望的玉碎表现，经常有超水准的演出。
虽然日本拥有战术的绝对优势，但是在战略的层面，却是中国在主导全局，日本只是不断在被迫跟进。由於日本完全低估了中国抗日的民族主义精神，华军可以做到虽然不断失败，但是仍然不屈不挠的抵抗下去。结果造成日本欲进却无法最终消灭中国的抵抗力量与意志，欲退又无法从中国战场的空间自拔，日本眼看自身一寸寸陷入了中国的战略泥淖之中，与面临国力耗竭的危机，因此最终被迫孤注一掷冒险发动太平洋战争，而导致它最后战败亡国的下场。
20.5 中、日领导层面的评比
在形式上，裕仁是身兼「大元帅」的日本最高军政领导人，但是实际上，政府的大政方针，却是由有如「走马灯式」的不同军政势力所支配，裕仁日皇只是在外表上，拥有近乎神格的地位与权威，皇军所有一切的作战意志，都是以效忠这位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帝为中心的。
不过裕仁并没有真正指导国家与指挥军队雄才大略的天赋与能力（这和希特勒、史达林直接指挥与掌控战局的情形完全的不同），他多半只是被动的处理来自军部、政府与元老、皇族之间的妥协意见，虽然裕仁对於军部，特别是少壮派军人的一些跋扈犯上的作为，也感到震惊与不满，但是基本上，在整个中日战争之中，裕仁曾经是相当热心支持日军侵略与扩张的政策。
裕仁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对於日军不断侵略中国的辉煌战绩，表现出相当的兴奋与关心，他对於日本整个侵略决策的过程，并非是处在不知情或是无可奈何的状态，而是相当积极主动参与决策，偶尔也会有作战的重点提示。只是做为日皇，裕仁不方便自己主动提出政策方针，多半是接?#123;属下的共同意见而已。
而日本的基本战略演变，基本上是操纵在扩大派的军官手中，他们的侵略，煽动了日本的民气，可是他们始终被自己的短视眼光（「见木不见林」）所限制，而一步步被中国所设计之战略格局发展所左右。这是日本三千年历史中唯一次的对外大扩张，竟然没有真正的远大方略，也没有真正的强势领导核心，所有涉及和、战的根本大政方针，都在激进与犹豫交替的状况下，做出无远略、无持续性的抉择，最后当然只有落得惨败的下场了。
而在中国方面，当时整个的国家与社会，仍然处在农业社会的落后状态，并无一套支持现代化战争运作的制度存在，来完成这个全民族历史生死存亡的大决战。中国从大本营的指挥系统，到补充兵力的徵兵制度，都刚在草创与适应的阶段，更别提支持战争最为重要的工业与军需生产力的落后了。
不过在领导的运作上，中国却有蒋介石做为抗日的领导中心与权威。因为纵使到了全面抗战的时刻，中国所有的军政力量，仍然没有达到真正的统一，也没有妥善划一的制度，只有蒋介石成为团结抗日运作的中心，协调一切内外的势力，制订各种应对的策略，可以说他也是边学边用边调整。因此在分析中国抗战史之时，就很难以一般的方法来看这场跨越时代的中日历史决战，本质上，日本是站在已经现代化社会的阶段，但是中国才刚刚准备开始现代化而已，两个对决的国家，完全处在不同的时代与环境之下。
从领导的层面分析，假如当时没有蒋介石的领导，中国几乎就没有办法进行有组织的长期抗日，而很可能最多沦为游击与流亡政府，这样中国就不可能争取到领土全面的光复，以及联合国四强的地位（当时国际强权曾计画，将东北四省以及台湾列为「国际託管地」）。在没有完整制度的运作之下，蒋介石个人的优缺点，以及中国当时的实际国情，都造成抗日战争历史的複杂性。蒋介石做为抗日战争的关键领导人物，其主要的历史地位，并非单纯指挥前线的军事作战（有如大战时的英、美、苏以及德、日等国的将领们一样），他最为重要的工作，是要设法领导这个国家认同尚未完全建立、现代化生产与社会结构尚未奠定基础的中国，单独地对抗已整军经武，蓄意侵略中国长达半世纪以上的日本强权。
根据历史的事实显示，蒋介石至少在个人方面，是一位相当有胆量的军人，他曾经多次亲身前往战事非常激烈的战场视察，几度遭到近乎丧失生命的近身攻击，但是蒋介石从来不曾对於个人生命的安危，而显露出任何犹疑与畏怯。在掌握整个战争的最高战略原则上，蒋介石也能大体的不失原则。至於在一些重要战场的指挥上，蒋并非傑出的指挥官，他最大的问题就是经常「直接」干预前线战场部队?#123;动的问题，蒋介石也缺乏历史上名将所拥有的特殊军事直觉与指挥的天分，所以少有惊人的战场军事才华表现。当然有些军事佈局的考量，往往是要受限於当时的历史时空环境，以及全盘政略的考虑，因此不能做出纯粹在军事上最佳的选择（尤其在中国抗日战争更是如此）。
蒋介石领导中国的抗战，是要面临比军事战斗还要複杂的各种历史与制度问题，虽然蒋介石的最为重要职称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但是其真正重要的职责，并非是军事上的指挥工作，而是总合一切的力量，进行对日的抗战，蒋介石一度身兼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主席，四川省主席，农民银行理事主席、中央大学校长。因为当时的中国，根本就没有建立现代化的政府与军事制度，蒋介石所统帅的是一支还在发展与适应中的拼装部队，这支在观念上，属於几个世代混杂的部队，没有共同的后勤系统与互通的训练基础，各个部队的领导人有着极其複杂的背景与不同的动机，他们还无法建立真正互信与一致的指挥系统，而后勤补给又是如此的不足与缺乏，因此一切都要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123;节运作。从蒋介石对前线部队所下达「命令」的形式与内容来看，除了是对中央军（因为都是他的军校学生）以外，多半都是採取「建议」与「情商」的内容与语气，而命令的结果，对於雄霸一方的诸侯而言，通常也都是「参考办理」而已。
蒋介石领导的抗日战争，最大的失败，还不是与日军对抗时，一些指挥与战略佈局的错误，他最大的失误，应该是来自无法应付盟国的压力，而非敌人日本的攻击。从盟国要求组织中国战区开始，蒋介石就陷在一连串决策错误的危机之中，「盟国」苏联硬是切断援助中国的通路，英国又一再的延后打通缅甸的通路，造成中国根本无法得到盟国的援助，而面对战力全面耗竭的危机。
加上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对於中国整个抗日战力的破坏，简直比任何对华作战的日军指挥官还要严重。史迪威对中国战区的恶意中伤，造成盟国低估中国的战略地位，减少对中国战区急需之战力的援助，史氏又积极经营、扩大中国内部的权力斗争，后来更造成中日最后决战时（日军的「一号作战计划」）作战资源之严重误置，结果是中国几乎全面的惨败，盟国也就顺理成章地阴谋出卖了中国应有的权益。
在这场历史决战之中，日本的战略指导原则，从速战速决，演变为以战养战，最后企图以击败中国做为决战的筹码，当然都有其设想的观点，但是日本自始至终所犯的错误是，过度的低估中国抗日的决心与意志，因此日方在每项战略实施之时，都没有全力的投入；日本同时还要留一手以防美苏的插手，结果日军每次的战略行动，也就都没有达成其原先的设想。反观中国方面的战略佈局，从血战牺牲以建立抗日决心，从以空间换取时间的坚忍，从委屈求全争取盟国的合作，前两个掌握得相当适当，只有最后一项是错估了盟国的立场，因此使得中国对日抗战，最后落得一个被盟国出卖的「惨胜」下场。
平心而论，第二次中日战争在正面的战场作战中，除了少数几场的防禦作战的胜利之外（但是有几场胜利对整个中日战争却产生了战略关键性的影响），中国几乎都是在挨打的局面，可以说是屡败屡战（当然也是屡战屡败），但是中国能够在经历近乎全败的挫折之下，仍然坚持的打下去，这种民族的毅力，可以说是旷古罕见的；而日军虽然多数都能取得战场的胜利，但是却一直拿不出全力结束中国作战的决断，在和、战之间，徘徊挣扎，最终将战力消耗殆尽，从这里可以看出日本没有成为决定历史的大国格局。而就战略的层次而论，则是中国的持久战略取得全盘的优势，日本的速战速决战略，一直被中国拖着而成为空想，日本甚至不知道该如何结束这场战争。
历史上战争胜败的主导关键，是在於政略与战略的高下。只有在战略上，能够主动与支配整个战局，才会导至最终的战争胜利，而在饶錾系囊恍﹦儇摫憩F，实在是兵家常事而已。中国是在战争的各个层次上，都落后於日本，但是中国一直掌握战略的主动，中国人不怕牺牲，结果获得了最后胜利。假如用最为简单的方式来归?#123;中日之战的胜败基本原因，那么就是中国做到了「纵使战到一兵一枪，中国也绝不停止抗战」，但是日本做不到「一亿人玉碎」的牺牲。
20.6 参考资料
刘凤翰的《抗日史论集》与王辅的《日军侵华战争》，有更为详细的兵力资料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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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日本在美国的支持下，又实际控制了根本是中国领土的钓鱼台岛屿。
[2] 苏联对中国的侵略，还是经由两个自诩为世界上最民主、最先进的国家秘密同意与授权的。
[3] 日本军方的对华作战计划，就是採取八比一的中、日军队数量比率，进行规划的。
[4] 在决定全面抗战之前，蒋介石曾经实在地告诉胡适，中国若全面抗战，后勤生产最多可以支撑六个月的作战消耗。
还是那套了无新意的陈词滥调，所以还是那个老回答：既然老蒋最合适的选择是忍辱负重，等待国际形势变化，那么您打算让中国等到什么时候再动手呢？1945年8月15日以后好吗？
不值一驳，懒得打字！！！
宋高宗原来也是不朽的民族英雄啊。没有国家元首高宗先生的高明战略主导，没有忍辱负重的正确决策，大宋的抗金斗争就不可能取得面对强敌却能最终保住半辟江山的伟大成果！
对狮子来说，那头鹿是一顿午餐
对于鹿来说，则是它全部生命
对于鹿来说，则是它全部生命
不知道是什么无聊的文人写的
搜集到的关于抗战前与抗战中的一些国民党的工业数据与评论
至于抗战中，国民党军工原料确实成问题.但这是国民党在抗但这是国民党在抗战前对重工业的发展，尤其钢 铁工业极端不重视造成的直接后果，怨不得别人.我近期正在搜集资料，准备写旧中国的钢
铁工业.这里先給一些资料.
即使根据国民党中央在32年4月提成的每年装备5师，维持5师的最低计划.每年仅军工原料 就需要各种规格钢材2万7千多吨.而此项钢材均依赖进口.
中国建设近代钢铁工业，是从1890年创办汉阳钢铁厂开始。这个设有两座小高炉、两个小 平 炉和两个小转炉的工厂，建设了4年才投入生产。从那时起，到1948年，50多年时间， 中国生产了760多万吨钢。而新中国前7年就生产了1433万吨钢。实际上，旧中国生产的76 0多 万吨钢，倒有600多万吨钢是日本侵占中国期间，日本在鞍山、本溪、唐山、大连和
上海建立的工厂 生产的。国民党登台的1927年，全国钢产量是3万吨，到1935年才达到5 万吨，也就是国民党所吹嘘的黄金十年中的黄金八年钢产量只增加了2万吨。与印度相比
人均生铁是印度的0.8，人均钢材是印度的1/27.
而这期间唯一建成的大型钢铁企业，还是山西军阀建立的西北实业公司.而在抗战发挥重要 作用的兵工署第二十四工厂(兵工署重庆炼钢厂).则是四川军阀刘湘亲手建立，于抗战后交 于国民党中央的.1937年1月1日划归军政部兵工署，真正接管在1月底，1月8日， 重庆炼钢 厂3吨电炉冶炼出炭素工具钢4吨。(事后国民党中央归还刘湘挪借垫付建厂款75万元)
而国民党先是实业部1928年要在南京附近地区，后是资源委员会1935年要在湖南湘潭建中 央炼钢厂，但都只是纸上谈兵.
最令人不可思亿的是:汉阳钢铁厂在北洋军阀时期年钢产量就达到5万吨汉阳钢铁厂于1925 年停止炼钢.国民党统治十多年竟然没有恢复炼钢.到1938年10月21日武汉失守前夕， 只 将汉阳钢铁厂30吨马丁炉2座， 35吨及50吨高架起重机2部及铸锭用模等附属品拆走，运入四川.更令人发指的是汉冶萍自己不产钢，但挖出的铁沙，炼出的生铁居然大部运往日本八
藩钢铁厂又铸成武器，用在中国人的身上.
1935年以后，日本在鞍山等地建设的钢铁厂陆续投入生产，旧中国 “名义上”的钢产量 （因为大部分掌握在日本手里）才逐渐提高。
下表为1927年到本1937年中国钢产量(含日本产量)，请大家自己评价国民党.
年份 钢产量 铁产量(万吨)
1927 3.0 43.7
1928 3.0 47.7
1929 2.0 43.6
1930 1.5 49.8
1931 1.5 47.1
1932 2.0 54.8
1933 3.0 60.9
1934 5.0 65.6
1935 25.7 78.7
1936 41.4 81.0
1937 55.6 95.9
光会说美国干吗去了？德国干吗去了？苏联干吗去了？怎么不问问GMD干吗去了？光知道怨天尤人，美国，德国，苏联又不是GMD的老子，凭什么给你好处。黄金十年光知道从外国买钢铁，经手人得百分之二三十的回扣，皆大欢喜。就不知道发展自己的钢铁工业。结果37年抗战爆发，北洋军阀时期能造的炮钢，枪管钢。民国又有黄金十年的发展，反而全不能造了，能怨谁。北洋军阀统治下的1920年全国工矿业国家资本以可比价格计算（这里指银元）为22260万亿元，GMD在中国当了十年家，又是继承，又是吞并。1937年七七事变前全国工矿业的国家资本以可比价格计算（这里指银元）居然不升反降，老本亏了不少，变成20600万亿元了，居然还有人谈什么黄金十年，这面皮当有一墙之厚。
下表为中国工矿业资本比重(1936年数据不含东北)
1894 外国资本60.7 国家资本31.2 民族资本家资本8.1
1913 外国资本80.3 国家资本9.7 民族资本家资本10
1920 外国资本70.4 国家资本11.4 民族资本家资本18.2
1936 外国资本78.4 国家资本5.4 民族资本家资本16.2
尤其不能令人忍受的是，1931年918之后。GMD继续为日本资本在中国的扩张提供方便，结果37年七七事变前关内29％的煤炭产量（英资为23％），关内90％的铁矿沙，95％的现代化炼铁是在日本资本控制下的。战争爆发，日本资本一撤，中国38，39年的钢产量一下降到了不足1000吨。这莫非也能怨到美国，德国，苏联人的头上. 这还不算什么，1943年国统区又出了个怪事情：大后方战时工业危机。1943年重庆18家铁厂14家倒闭，4家钢厂也到了1家。而机器加工业如果按1944年4月2日中央日报的说法：机器厂维持经常开工者，不及十分之一，停用的工机具约占总数的40％。如果按1944年7月9日新华日报《贵州企业公司四川参观团的报告》：四川工业50％到70％的生产能力处于闲置状态。这一方面缺枪缺炮，另一方面一不缺原料，二不缺工人。钢铁厂，机器加工厂却大批倒闭，这可称的上各国战时所未有的奇迹。没别的，GMD买办思想太浓厚，总想找个外国洋爸爸，从来想不到自己扎扎实实办工业。首先办工业得不到资金上得支持。像1940年的数据显示，GMD四行对工业的贷款仅占其放款量的3％，而43年的数据更糟，
43年重庆银行业对商业的贷款占其放款量的96％，而工矿业两的贷款合计还不到其放款量的1％。
其次，好不容易中国有了些工业，不仅不支持，反而千方百计进行压榨。非令其倒闭而后快。像生铁1941税为1.28元，1942秋便到了90元，工业酒精1943得税额是1939年得169倍。关卡林立交易不畅更是常事，从GMD陪都重庆到福建要过七八十个关卡，卡卡交钱。所以这条路在工商界人士中得了个西天路的美名。
法币恶性贬值，工矿业名赚实亏就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十年中发展比较快的三大产业：机制面粉业，纺织业，火柴业。投资的不是民族资本家就是日资的，实在看不出国民政府干了些什么。勉强统一了货币，还把东北丢了，到了1933年，日资欣欣向荣，咱国资倒日落西山。日本之虎狼之心已明，也知道沿海地区可能卷入战争，可还是不重视后方建设，结果1938年失武汉之后，钢产量为3％，电力14％，水泥5％，化学1％，棉纱1％，面粉2％。
至于抗战中，国民党军工原料确实成问题.但这是国民党在抗但这是国民党在抗战前对重工业的发展，尤其钢 铁工业极端不重视造成的直接后果，怨不得别人.我近期正在搜集资料，准备写旧中国的钢
铁工业.这里先給一些资料.
即使根据国民党中央在32年4月提成的每年装备5师，维持5师的最低计划.每年仅军工原料 就需要各种规格钢材2万7千多吨.而此项钢材均依赖进口.
中国建设近代钢铁工业，是从1890年创办汉阳钢铁厂开始。这个设有两座小高炉、两个小 平 炉和两个小转炉的工厂，建设了4年才投入生产。从那时起，到1948年，50多年时间， 中国生产了760多万吨钢。而新中国前7年就生产了1433万吨钢。实际上，旧中国生产的76 0多 万吨钢，倒有600多万吨钢是日本侵占中国期间，日本在鞍山、本溪、唐山、大连和
上海建立的工厂 生产的。国民党登台的1927年，全国钢产量是3万吨，到1935年才达到5 万吨，也就是国民党所吹嘘的黄金十年中的黄金八年钢产量只增加了2万吨。与印度相比
人均生铁是印度的0.8，人均钢材是印度的1/27.
而这期间唯一建成的大型钢铁企业，还是山西军阀建立的西北实业公司.而在抗战发挥重要 作用的兵工署第二十四工厂(兵工署重庆炼钢厂).则是四川军阀刘湘亲手建立，于抗战后交 于国民党中央的.1937年1月1日划归军政部兵工署，真正接管在1月底，1月8日， 重庆炼钢 厂3吨电炉冶炼出炭素工具钢4吨。(事后国民党中央归还刘湘挪借垫付建厂款75万元)
而国民党先是实业部1928年要在南京附近地区，后是资源委员会1935年要在湖南湘潭建中 央炼钢厂，但都只是纸上谈兵.
最令人不可思亿的是:汉阳钢铁厂在北洋军阀时期年钢产量就达到5万吨汉阳钢铁厂于1925 年停止炼钢.国民党统治十多年竟然没有恢复炼钢.到1938年10月21日武汉失守前夕， 只 将汉阳钢铁厂30吨马丁炉2座， 35吨及50吨高架起重机2部及铸锭用模等附属品拆走，运入四川.更令人发指的是汉冶萍自己不产钢，但挖出的铁沙，炼出的生铁居然大部运往日本八
藩钢铁厂又铸成武器，用在中国人的身上.
1935年以后，日本在鞍山等地建设的钢铁厂陆续投入生产，旧中国 “名义上”的钢产量 （因为大部分掌握在日本手里）才逐渐提高。
下表为1927年到本1937年中国钢产量(含日本产量)，请大家自己评价国民党.
年份 钢产量 铁产量(万吨)
1927 3.0 43.7
1928 3.0 47.7
1929 2.0 43.6
1930 1.5 49.8
1931 1.5 47.1
1932 2.0 54.8
1933 3.0 60.9
1934 5.0 65.6
1935 25.7 78.7
1936 41.4 81.0
1937 55.6 95.9
光会说美国干吗去了？德国干吗去了？苏联干吗去了？怎么不问问GMD干吗去了？光知道怨天尤人，美国，德国，苏联又不是GMD的老子，凭什么给你好处。黄金十年光知道从外国买钢铁，经手人得百分之二三十的回扣，皆大欢喜。就不知道发展自己的钢铁工业。结果37年抗战爆发，北洋军阀时期能造的炮钢，枪管钢。民国又有黄金十年的发展，反而全不能造了，能怨谁。北洋军阀统治下的1920年全国工矿业国家资本以可比价格计算（这里指银元）为22260万亿元，GMD在中国当了十年家，又是继承，又是吞并。1937年七七事变前全国工矿业的国家资本以可比价格计算（这里指银元）居然不升反降，老本亏了不少，变成20600万亿元了，居然还有人谈什么黄金十年，这面皮当有一墙之厚。
下表为中国工矿业资本比重(1936年数据不含东北)
1894 外国资本60.7 国家资本31.2 民族资本家资本8.1
1913 外国资本80.3 国家资本9.7 民族资本家资本10
1920 外国资本70.4 国家资本11.4 民族资本家资本18.2
1936 外国资本78.4 国家资本5.4 民族资本家资本16.2
尤其不能令人忍受的是，1931年918之后。GMD继续为日本资本在中国的扩张提供方便，结果37年七七事变前关内29％的煤炭产量（英资为23％），关内90％的铁矿沙，95％的现代化炼铁是在日本资本控制下的。战争爆发，日本资本一撤，中国38，39年的钢产量一下降到了不足1000吨。这莫非也能怨到美国，德国，苏联人的头上. 这还不算什么，1943年国统区又出了个怪事情：大后方战时工业危机。1943年重庆18家铁厂14家倒闭，4家钢厂也到了1家。而机器加工业如果按1944年4月2日中央日报的说法：机器厂维持经常开工者，不及十分之一，停用的工机具约占总数的40％。如果按1944年7月9日新华日报《贵州企业公司四川参观团的报告》：四川工业50％到70％的生产能力处于闲置状态。这一方面缺枪缺炮，另一方面一不缺原料，二不缺工人。钢铁厂，机器加工厂却大批倒闭，这可称的上各国战时所未有的奇迹。没别的，GMD买办思想太浓厚，总想找个外国洋爸爸，从来想不到自己扎扎实实办工业。首先办工业得不到资金上得支持。像1940年的数据显示，GMD四行对工业的贷款仅占其放款量的3％，而43年的数据更糟，
43年重庆银行业对商业的贷款占其放款量的96％，而工矿业两的贷款合计还不到其放款量的1％。
其次，好不容易中国有了些工业，不仅不支持，反而千方百计进行压榨。非令其倒闭而后快。像生铁1941税为1.28元，1942秋便到了90元，工业酒精1943得税额是1939年得169倍。关卡林立交易不畅更是常事，从GMD陪都重庆到福建要过七八十个关卡，卡卡交钱。所以这条路在工商界人士中得了个西天路的美名。
法币恶性贬值，工矿业名赚实亏就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十年中发展比较快的三大产业：机制面粉业，纺织业，火柴业。投资的不是民族资本家就是日资的，实在看不出国民政府干了些什么。勉强统一了货币，还把东北丢了，到了1933年，日资欣欣向荣，咱国资倒日落西山。日本之虎狼之心已明，也知道沿海地区可能卷入战争，可还是不重视后方建设，结果1938年失武汉之后，钢产量为3％，电力14％，水泥5％，化学1％，棉纱1％，面粉2％。
说实在，偶是对这个最生气：
1943年国统区又出了个怪事情：大后方战时工业危机。1943年重庆18家铁厂14家倒闭，4家钢厂也到了1家。而机器加工业如果按1944年4月2日中央日报的说法：机器厂维持经常开工者，不及十分之一，停用的工机具约占总数的40％。如果按1944年7月9日新华日报《贵州企业公司四川参观团的报告》：四川工业50％到70％的生产能力处于闲置状态。
这一方面缺枪缺炮，另一方面一不缺原料，二不缺工人。钢铁厂，机器加工厂却大批倒闭，这可称的上各国战时所未有的奇迹。没别的，GMD买办思想太浓厚，总想找个外国洋爸爸，从来想不到自己扎扎实实办工业。首先办工业得不到资金上得支持。像1940年的数据显示，GMD四行对工业的贷款仅占其放款量的3％，而43年的数据更糟，43年重庆银行业对商业的贷款占其放款量的96％，而工矿业两的贷款合计还不到其放款量的1％。
看共产党在敌后自己靠收电线、抢铁轨、尿壶产硝酸，都要造武器，可以理解堂堂国军为何最后转进到台湾去了....
1943年国统区又出了个怪事情：大后方战时工业危机。1943年重庆18家铁厂14家倒闭，4家钢厂也到了1家。而机器加工业如果按1944年4月2日中央日报的说法：机器厂维持经常开工者，不及十分之一，停用的工机具约占总数的40％。如果按1944年7月9日新华日报《贵州企业公司四川参观团的报告》：四川工业50％到70％的生产能力处于闲置状态。
这一方面缺枪缺炮，另一方面一不缺原料，二不缺工人。钢铁厂，机器加工厂却大批倒闭，这可称的上各国战时所未有的奇迹。没别的，GMD买办思想太浓厚，总想找个外国洋爸爸，从来想不到自己扎扎实实办工业。首先办工业得不到资金上得支持。像1940年的数据显示，GMD四行对工业的贷款仅占其放款量的3％，而43年的数据更糟，43年重庆银行业对商业的贷款占其放款量的96％，而工矿业两的贷款合计还不到其放款量的1％。
看共产党在敌后自己靠收电线、抢铁轨、尿壶产硝酸，都要造武器，可以理解堂堂国军为何最后转进到台湾去了....
光头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