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封同姓王并没有错——秦始皇的全面郡县制并不先进

　　刘邦曾在内地封了七个异姓王，如韩信、彭越、英布等实力人物都封为王，人们普遍认为这不是刘邦的本意，“皆徼一时之权变”，是迫不得已而为。
　　在先后消灭了七国中的六个后，又封了自己的兄弟儿子为王。
　　在高帝六年（201BC）刘邦在贬楚王韩信为侯之后，把他的封地一分为二，分别封堂兄刘贾为荆王，弟刘交为楚王，又封兄刘喜为代王（后匈奴攻代，刘喜害怕逃回京城，被贬为侯），长子（是婚前和相好所生子）刘肥为齐王。
　　在七年（200BC）封心爱的儿子刘如意为代王，但并未到北疆去，没两年就改封为靠近中原的赵王。
　　十一年及十二年（196BC，195BC）又封了他自己的几个儿子为王，分别是刘恢为梁王，刘友为淮阳王，刘恒为代王（就是后来的文帝），刘长为淮南王，刘建为燕王。另荆王刘贾在与英布战争中死，无后，改荆国为吴国，封侄刘濞为吴王。
　　这样，刘邦生前一共有九个同姓王国，兄弟侄两个王，儿子七个王。刘邦共八个儿子，除太子刘盈外，皆封为王。
　　                              
　　这多为后人所诟病，指斥其为从秦始皇的郡县制倒退。其实这种指责并不合适。
　　在那个时代，交通和通信仍极原始，中央和地方沟通确是个大问题，直接统治地域广大的地区是非常困难的。稍远一点，打个来回需数十日，甚至可能需几个月，这样如何能使上传下达畅通？进行有效统治和管理？
　　刘邦在对较近的地方实行郡县制，对稍远的地方建立一些具有相当大的自治权的王国，更远的地方，连同姓王也不封，只承认当地的原有统治者。就是在当时条件下所能设计出的最佳方案。
　　                                                
　　附图中画了九个同姓王国及长沙、闽越、南越三个异姓王国。距京城最近的王国是淮阳国及代国，其首府距长安大约1000里。以此为半径，以长安为圆心画一个圈，容易看出，在圈内的绝大部分都是中央直接管辖的郡县，而圈外的绝大部分都分封的王国或域外，也就是说，从京城去看，分封的王国都处于比较远的地区。
　　可以看出，刘邦并没有想以封王作为建国之本，没有在离京畿不太远的地方建立王国以拱卫京师，而先前的西周及后来的西晋都是这样的。和项羽那种复古、胡乱按自己的主观意愿封王，更不是一回事。
　　                                          
　　刘邦这个人的亲情观念甚差，曾在逃跑时把自己亲子女推下车，在项羽要烹他老爹时，他竟要分一杯羹。要说刘邦是为了兄弟子侄们的利益封王，有脑筋的人是不会信的。他只是在当时条件下，没有别的好办法来管理这些比较远的地区。让自己的子侄(多是没脑袋的庸才)成为这些王国的头，总比那些有能力的异姓人为王好些。
　　刘邦在封亲侄刘濞为吴王时说过：“汉后五十年东南有乱，岂若邪？然天下同姓一家，慎无反！”可见刘邦对子侄们并不信任。封他们为王也是不得已。只是体现了能直接管的就直接管，管不了的就封个王间接管的策略。
　　                                         
　　也许有人会反驳，说秦朝时已经用郡县制管理整个国家，为什么汉朝就不行？说秦皇朝能直接以郡县制对全国都及时的进行管理，实在可疑。例如，秦在福建地区设闽中郡直接由中央管理，刘邦则是承认既成事实，以无诸为闽越国王。到汉武帝时，仍难以管理，只好在平息那里的叛乱后，把那里的居民都迁到淮河长江之间，让那里全部空起来。汉武帝时尚无足够的技术条件直接治理，七、八十年前的秦朝就可以？说秦始皇帝能有效管理闽中郡，实无法让人相信。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他用了相当多的时间在各处巡游，许多有关他的故事都发生在他巡游之中，而不是在咸阳。对此较合理的解释是，秦始皇已经发现了在京城治理这么大的国家是办不到的，他又是非常敬业的，只好到处去“现场办公”。他去了河北北部、山东东部以及湖南等地，这些都是距咸阳约两千里之遥远地方，至于更远的或交通极不便的广东、福建、贵州、广西（南海郡、桂林郡、黔中郡、象郡等），他只好不管了。
　　可以说，秦始皇在全国处处实行郡县制，要自己亲自管理，实在有些“乌托邦”味道，是超越了现实可能的措施。如果中央的指令要经几个月才能到达，而有事向中央请示，要经几个月才有批复，这样，皇帝在偏远地方任命的地方长官，只能是因天高皇帝远，变成自行其事的土皇上。如当地发生叛乱，地方官员若向中央报告，等中央批复后再动兵，显然是不合理的。但若地方官员有自己动用军队的权力，那比‘王’的权力一点也不小。
　　                                            
　　而刘邦施行的办法，更符合当时实际，也就是合理的，合理的也可以说就是先进的。秦始皇的办法既然不符合实际，即不合理，当然不能说是先进的。为此贬刘邦而颂秦始皇，实在没什么道理。
　　后来，条件变了，原来实现不了可以实现，也就成为合理的了。不过，到了一千多年后的明朝，云贵地区总体上仍不是由中央直接管理。这不应归于明朝皇帝，比如朱棣，不想集权，而是通信、交通的落后使直接管理很难实现。

　　刘邦曾在内地封了七个异姓王，如韩信、彭越、英布等实力人物都封为王，人们普遍认为这不是刘邦的本意，“皆徼一时之权变”，是迫不得已而为。
　　在先后消灭了七国中的六个后，又封了自己的兄弟儿子为王。
　　在高帝六年（201BC）刘邦在贬楚王韩信为侯之后，把他的封地一分为二，分别封堂兄刘贾为荆王，弟刘交为楚王，又封兄刘喜为代王（后匈奴攻代，刘喜害怕逃回京城，被贬为侯），长子（是婚前和相好所生子）刘肥为齐王。
　　在七年（200BC）封心爱的儿子刘如意为代王，但并未到北疆去，没两年就改封为靠近中原的赵王。
　　十一年及十二年（196BC，195BC）又封了他自己的几个儿子为王，分别是刘恢为梁王，刘友为淮阳王，刘恒为代王（就是后来的文帝），刘长为淮南王，刘建为燕王。另荆王刘贾在与英布战争中死，无后，改荆国为吴国，封侄刘濞为吴王。
　　这样，刘邦生前一共有九个同姓王国，兄弟侄两个王，儿子七个王。刘邦共八个儿子，除太子刘盈外，皆封为王。
　　                              
　　这多为后人所诟病，指斥其为从秦始皇的郡县制倒退。其实这种指责并不合适。
　　在那个时代，交通和通信仍极原始，中央和地方沟通确是个大问题，直接统治地域广大的地区是非常困难的。稍远一点，打个来回需数十日，甚至可能需几个月，这样如何能使上传下达畅通？进行有效统治和管理？
　　刘邦在对较近的地方实行郡县制，对稍远的地方建立一些具有相当大的自治权的王国，更远的地方，连同姓王也不封，只承认当地的原有统治者。就是在当时条件下所能设计出的最佳方案。
　　                                                
　　附图中画了九个同姓王国及长沙、闽越、南越三个异姓王国。距京城最近的王国是淮阳国及代国，其首府距长安大约1000里。以此为半径，以长安为圆心画一个圈，容易看出，在圈内的绝大部分都是中央直接管辖的郡县，而圈外的绝大部分都分封的王国或域外，也就是说，从京城去看，分封的王国都处于比较远的地区。
　　可以看出，刘邦并没有想以封王作为建国之本，没有在离京畿不太远的地方建立王国以拱卫京师，而先前的西周及后来的西晋都是这样的。和项羽那种复古、胡乱按自己的主观意愿封王，更不是一回事。
　　                                          
　　刘邦这个人的亲情观念甚差，曾在逃跑时把自己亲子女推下车，在项羽要烹他老爹时，他竟要分一杯羹。要说刘邦是为了兄弟子侄们的利益封王，有脑筋的人是不会信的。他只是在当时条件下，没有别的好办法来管理这些比较远的地区。让自己的子侄(多是没脑袋的庸才)成为这些王国的头，总比那些有能力的异姓人为王好些。
　　刘邦在封亲侄刘濞为吴王时说过：“汉后五十年东南有乱，岂若邪？然天下同姓一家，慎无反！”可见刘邦对子侄们并不信任。封他们为王也是不得已。只是体现了能直接管的就直接管，管不了的就封个王间接管的策略。
　　                                         
　　也许有人会反驳，说秦朝时已经用郡县制管理整个国家，为什么汉朝就不行？说秦皇朝能直接以郡县制对全国都及时的进行管理，实在可疑。例如，秦在福建地区设闽中郡直接由中央管理，刘邦则是承认既成事实，以无诸为闽越国王。到汉武帝时，仍难以管理，只好在平息那里的叛乱后，把那里的居民都迁到淮河长江之间，让那里全部空起来。汉武帝时尚无足够的技术条件直接治理，七、八十年前的秦朝就可以？说秦始皇帝能有效管理闽中郡，实无法让人相信。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他用了相当多的时间在各处巡游，许多有关他的故事都发生在他巡游之中，而不是在咸阳。对此较合理的解释是，秦始皇已经发现了在京城治理这么大的国家是办不到的，他又是非常敬业的，只好到处去“现场办公”。他去了河北北部、山东东部以及湖南等地，这些都是距咸阳约两千里之遥远地方，至于更远的或交通极不便的广东、福建、贵州、广西（南海郡、桂林郡、黔中郡、象郡等），他只好不管了。
　　可以说，秦始皇在全国处处实行郡县制，要自己亲自管理，实在有些“乌托邦”味道，是超越了现实可能的措施。如果中央的指令要经几个月才能到达，而有事向中央请示，要经几个月才有批复，这样，皇帝在偏远地方任命的地方长官，只能是因天高皇帝远，变成自行其事的土皇上。如当地发生叛乱，地方官员若向中央报告，等中央批复后再动兵，显然是不合理的。但若地方官员有自己动用军队的权力，那比‘王’的权力一点也不小。
　　                                            
　　而刘邦施行的办法，更符合当时实际，也就是合理的，合理的也可以说就是先进的。秦始皇的办法既然不符合实际，即不合理，当然不能说是先进的。为此贬刘邦而颂秦始皇，实在没什么道理。
　　后来，条件变了，原来实现不了可以实现，也就成为合理的了。不过，到了一千多年后的明朝，云贵地区总体上仍不是由中央直接管理。这不应归于明朝皇帝，比如朱棣，不想集权，而是通信、交通的落后使直接管理很难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