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青杨：“民告官”大多败诉到底难在何处？

“民告官”案件为何大多败诉？

昨日，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王海清向市人大CW会作专题报告，披露“民告官”行政诉讼案件官民胜负比例。2012年审结的行政案件中，行政机关胜诉率为70 .41%。与高胜诉率形成反差的是，行政机关的消极应诉问题严重。截至目前，行政首长出庭应诉率为零。（南方都市报）

民告官中缘何输多赢少？

据调查，全国大部分“民告官”胜诉率都不足三成，西部欠发达和贫困地区甚至更低。而关于胜诉率为什么这么低？新华社曾公布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民告官”普遍存在着“三不”，即“不知告”、“不会告”和“不敢告”。不知道法律赋予自己依法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不了解诉讼的程序，怕报复，不敢告。而面对地方政府，法院则不愿审、不敢判，即使法院判决执行难。立而不审、审而不判、判而不执行的情况比比皆是。

几千年来，中国人常以一句人们常把民告官比作“鸡蛋碰石头”，官在上，民在下，而且“官官相护”，双方实力悬殊，“民不与官斗”的观点就根深蒂固地扎在民间。“民告官”，素来被“民”视为畏途。自从看了《秋菊打官司》之后，中国老百姓才稍微增加了一些打官司的冲动，这不能不说是社会的一大进步。但是那些“官老爷们”却始终放不下“官老爷”的架子，或采取拖延战术，耗死你、拖垮你，让老百姓告了以后，更无脸面和结果，看你还敢不敢再“告”。

当然，也有一些例外，在某些西部地方法院，行政诉讼案件一年不超过10件。于是当群众与政府部门发生纠纷，主事的官员会动员当事人：“走法律途径吧，到法院告我们吧！”，甚至出现了政府花钱为当事人请律师、代交诉讼费———“求求你，来告我！”的荒唐闹剧。这些官员能如此“开明”，说穿了是因为他们成竹在胸、胜券在握：让你来告我，是让一纸判决书令你彻底死心，从此别再来烦我们！在一些地方，老百姓已经丧失了“民告官”的信心，从而走上了漫漫的上访之路，而由上访引发的各种问题给社会稳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民告官，难在何处？

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根源，就在于地方行政首长的“官本位”意识太浓。不少官员认为出庭应诉是件很丢面子的事情，甚至认为，法律是管老百姓的。因而，不愿意当被告，更不愿意败诉，对行政诉讼采取不答辩、不出庭应诉、不接受传票、不接受败诉的态度。并甚至从小集体利益出发，给法院打招呼、定调子，实施行政干预，千方百计地阻碍法院独立进行审判。他们表面上承认司法权力的至高无上，但骨子里仍然视行政权力为大。此外，即使输了官司，也不需承担什么责任的客观事实，更助长了他们的底气。

而当前对行政诉讼案件，法院不敢、不愿判决政府败诉的原因不难分析，大多是因为法院受到的制约因素太多、干扰势力太大，法院的人、财、物都受制于地方政府，很难行使其“独立审判权”；其次，判政府败诉，法院也不敢承担所谓损害政府权威、加剧政府与群众对立的社会后果。其结果是，老百姓投诉无门、求告无路，要解决问题，唯一的途径就是信访，寄希望于“包青天”式的领导为其主持公道。而上访达不到目的，一部分人就采取极端行为，或是围攻政府，或是堵塞交通，甚至造成恶性事件，付出更大的社会成本，而且最终还是要政府来埋单。

所以，从根本上来说，“民告官”难，难在地方官员的人为因素干扰“民告官”的公正合理。我们国家虽然法院、检察院不归地方政府管辖，但公检法司都在地方党委领导下，许多人为因素，如一些地方以安定、稳定为由，将一些“民告官”的案件压着，让“民告官”无门，这才是最难的一件事。而且《行政诉讼法》实施20多年来，行政部门拒绝或变相履行判决、裁定，甚至当起老赖的，比比皆是，却从没听说有哪个行政部门因此被处罚，更甭提追究刑事责任了。

减少“民告官”的地方干预

法院地方化是由来已久的司法之弊，“民告官”难以获得法院支持只不过是法院地方化的一个必然结果。在司法体制上，各级司法机关的领导归同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挑选和管理，各种资源也由同级人民政府划拨。这种“地方化”的制度安排直接导致司法领域中屡见不鲜的地方保护。“端人的碗，受人的管”，正缘于此，只要司法行为涉及到具体的地方利益，来自地方的压力与阻力便会飘然而至。

在地方政府的眼里，由他们供给的地方司法机关跟政府内设的一个普通职能部门并无太大区别。当地方政府或自己的下属部门被当地民众告上了法庭，地方党政部门往往选择透过“政法联席会议”，“案件协调会议”等形式来干涉法院的独立审判。这实则造成了就国家而言，法官只知有地方，不知有中央；就地方而言，法官只知服从地方利益的“大局”，而不知服从宪法和法律这个“大局”。（文/风青杨）
xinzhi.tianya.cn/ss/zq/262/2013/11/01/1617674.shtml[/url]“民告官”案件为何大多败诉？

昨日，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王海清向市人大CW会作专题报告，披露“民告官”行政诉讼案件官民胜负比例。2012年审结的行政案件中，行政机关胜诉率为70 .41%。与高胜诉率形成反差的是，行政机关的消极应诉问题严重。截至目前，行政首长出庭应诉率为零。（南方都市报）

民告官中缘何输多赢少？

据调查，全国大部分“民告官”胜诉率都不足三成，西部欠发达和贫困地区甚至更低。而关于胜诉率为什么这么低？新华社曾公布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民告官”普遍存在着“三不”，即“不知告”、“不会告”和“不敢告”。不知道法律赋予自己依法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不了解诉讼的程序，怕报复，不敢告。而面对地方政府，法院则不愿审、不敢判，即使法院判决执行难。立而不审、审而不判、判而不执行的情况比比皆是。

几千年来，中国人常以一句人们常把民告官比作“鸡蛋碰石头”，官在上，民在下，而且“官官相护”，双方实力悬殊，“民不与官斗”的观点就根深蒂固地扎在民间。“民告官”，素来被“民”视为畏途。自从看了《秋菊打官司》之后，中国老百姓才稍微增加了一些打官司的冲动，这不能不说是社会的一大进步。但是那些“官老爷们”却始终放不下“官老爷”的架子，或采取拖延战术，耗死你、拖垮你，让老百姓告了以后，更无脸面和结果，看你还敢不敢再“告”。

当然，也有一些例外，在某些西部地方法院，行政诉讼案件一年不超过10件。于是当群众与政府部门发生纠纷，主事的官员会动员当事人：“走法律途径吧，到法院告我们吧！”，甚至出现了政府花钱为当事人请律师、代交诉讼费———“求求你，来告我！”的荒唐闹剧。这些官员能如此“开明”，说穿了是因为他们成竹在胸、胜券在握：让你来告我，是让一纸判决书令你彻底死心，从此别再来烦我们！在一些地方，老百姓已经丧失了“民告官”的信心，从而走上了漫漫的上访之路，而由上访引发的各种问题给社会稳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民告官，难在何处？

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根源，就在于地方行政首长的“官本位”意识太浓。不少官员认为出庭应诉是件很丢面子的事情，甚至认为，法律是管老百姓的。因而，不愿意当被告，更不愿意败诉，对行政诉讼采取不答辩、不出庭应诉、不接受传票、不接受败诉的态度。并甚至从小集体利益出发，给法院打招呼、定调子，实施行政干预，千方百计地阻碍法院独立进行审判。他们表面上承认司法权力的至高无上，但骨子里仍然视行政权力为大。此外，即使输了官司，也不需承担什么责任的客观事实，更助长了他们的底气。

而当前对行政诉讼案件，法院不敢、不愿判决政府败诉的原因不难分析，大多是因为法院受到的制约因素太多、干扰势力太大，法院的人、财、物都受制于地方政府，很难行使其“独立审判权”；其次，判政府败诉，法院也不敢承担所谓损害政府权威、加剧政府与群众对立的社会后果。其结果是，老百姓投诉无门、求告无路，要解决问题，唯一的途径就是信访，寄希望于“包青天”式的领导为其主持公道。而上访达不到目的，一部分人就采取极端行为，或是围攻政府，或是堵塞交通，甚至造成恶性事件，付出更大的社会成本，而且最终还是要政府来埋单。

所以，从根本上来说，“民告官”难，难在地方官员的人为因素干扰“民告官”的公正合理。我们国家虽然法院、检察院不归地方政府管辖，但公检法司都在地方党委领导下，许多人为因素，如一些地方以安定、稳定为由，将一些“民告官”的案件压着，让“民告官”无门，这才是最难的一件事。而且《行政诉讼法》实施20多年来，行政部门拒绝或变相履行判决、裁定，甚至当起老赖的，比比皆是，却从没听说有哪个行政部门因此被处罚，更甭提追究刑事责任了。

减少“民告官”的地方干预

法院地方化是由来已久的司法之弊，“民告官”难以获得法院支持只不过是法院地方化的一个必然结果。在司法体制上，各级司法机关的领导归同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挑选和管理，各种资源也由同级人民政府划拨。这种“地方化”的制度安排直接导致司法领域中屡见不鲜的地方保护。“端人的碗，受人的管”，正缘于此，只要司法行为涉及到具体的地方利益，来自地方的压力与阻力便会飘然而至。

在地方政府的眼里，由他们供给的地方司法机关跟政府内设的一个普通职能部门并无太大区别。当地方政府或自己的下属部门被当地民众告上了法庭，地方党政部门往往选择透过“政法联席会议”，“案件协调会议”等形式来干涉法院的独立审判。这实则造成了就国家而言，法官只知有地方，不知有中央；就地方而言，法官只知服从地方利益的“大局”，而不知服从宪法和法律这个“大局”。（文/风青杨）
xinzhi.tianya.cn/ss/zq/262/2013/11/01/1617674.shtml[/ur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