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给“汉奸”做一次精神分析(转载)

丹尼按----此文较长，有点艰深，但是一针见血，强烈推荐！(具体案例可以参考焦国标‘教授’)
原文转自天涯国观，作者‘ [B]石勇[/B] ’，链接如下：
http://www.tianyaclub.com/New/PublicForum/Content.asp?flag=1&idWriter=1208642&Key=12885199&idArticle=48305&strItem=worldlook


        我在网上一共给人做过两次精神分析。注意，只是分析，不是治疗，我只根据症状分析病因。至于“诊疗”，那是专门搞心理分析的医生的事情。我现在还没有执业资格，属于“非法行医”，因此只能用理论来分析一些现象，以及为理论提供一个更为现实的语境。
　　
　　第一次是给一个在网上用骂人来意淫的家伙分析。对这种用一个马甲在网上阴暗地发泄，却又存在极大的智力障碍（精神系统的紊乱会导致智力障碍）的家伙，我是不会理的。精神分析告诉我们：根本不当他存在从心理上乃是对他最大的打击。不过他一直撒泼，触动了我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不得不破例给他作了一次精神分析。后果有些人看到了，就是那家伙在狂骂我一阵后，可能已在“良药苦口利于病”中有所教益，再也不在我的帖子露面。
　　
　　第二次是在一个心理咨询论坛，那儿有一个在线咨询版块，我也经常露面，冒充大师给受苦受难的患者指点迷津。如果你在那些地方出没，会看到一大片绝望地呼叫“救救我！”的神经病。注意，精神分析语境里的“神经病”是不作价值判断的，所以你说我是神经病或我说你是神经病表征的仅仅是一种存在的状态，与存在的价值属性没有任何关系。我们都是病人，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那是一个变态地想强奸自己女儿的患者。有几个可能是正在开业的心理分析师也参与分析。我敬佩他们的职业道德，但对他们的古板实在不敢恭维。他们只是根据病症的表现，硬性地套入某种症状反映的疾病类型之中，结果有人得出了他是看幼交的黄色录像看多了的结论。但是，没有谁再往下推了。其实，这么推想是对的，但患者看黄色录像和想强奸女儿在心理上不是因果关系，而是同构关系，它们都是对同一件得不到满足而又被压抑变形的事情的补偿。经过与患者的几次交流，我终于知道了他的病因。我后来通过短消息表明了我的看法：很有可能他老婆不是处女，而他在很爱自己老婆时却又具有很深的处女情结。他的回答让我兴奋不已：果然是的！
　　
　　以上都是放屁。之所以提到，是因为我今天要大开杀戒，不再用抽象的学术语言说话，而是决定从以前的比较抽象的文化病理学分析往下延伸一下，具体地对“汉奸”这个抽象的群体做一次精神分析。这是网上的第三次精神分析。我希望它对“汉奸”们的精神健全有所助益。我想告诉你们的是，即使你们现在恨我恨得咬牙切齿，恨不得把我给做了然后碎尸万段，但多年以后，你们会记得帮助你们走上精神健全的正轨的人，这个人就是――尊敬的石勇先生。
　　
　　有许多爱国者肯定会问：老大，你这样肯定会被他们骂的。当然，这是无法避免的。一个人不可能为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欣赏，所以你必须做好被骂的心理准备。而且骂人是“汉奸”们的拿手好戏，或者说正是他们精神结构产生病变的结果。然而我要说的是，再也没有比骂一个精神分析者更为可笑，更苍白无力了。这就像是一个家伙准备吐一口痰到另一个人的碗里，结果却反弹回来落进自己嘴巴一样。在患者面前，在症状面前，一个精神分析者会始终保持客观中性的立场。因此，被分析对象，或者外界的任何污言秽语都会被他消解掉原来的含义并用来构成分析的语境。我的意思是：如果“汉奸”朝我吐痰，那是自取其辱，不仅会弹回去让他自己享受，而且再次有力地证明了我分析的可信性。
　　
　　我今天为什么要大开杀戒分析汉奸，不仅在于他们的歇斯底里，理应成为精神分析关注的对象，还在于“汉奸”这个臭名昭著的词语，在精英们围剿“民族主义”的氛围下，似乎已经成了一种“清醒”的证明。换言之，从价值上它似乎已经合理化了，汪精卫、胡兰成之类人渣现在已经流行甚至要平反了。而在“FQ”与“HJ”之争中，两个抽象主体的较量已经像是黑道上的两个帮派在斗殴，哦不，甚至还是“清醒者”在教训“爱国贼”。精英们反民族主义，弄得我这个实际上从理论上也很厌恶民族主义的普遍主义者也看不下去。中国什么时候有过民族主义？被人欺负痛了吼一声反抗一下却从来也无损于老外在中国的“超国民待遇”也算民族主义？难道要任人宰割才不是民族主义不成？
　　
　　而中国的“汉奸”之多，历史之悠久，堪为世界之最。这样的一个光荣传统，至今都未被纳入文化病理学和精神病理学的视野之内，让人怀疑这方面的学者真是有眼无珠。江山代有“汉奸”出，长江后浪推前浪，从石敬瑭（NND，我老石家出了这种败类，实为家门不幸，在此谨向中国人民谢罪）到秦桧，从吴三桂到汪精卫，这些“汉奸”无不大名鼎鼎。至于抗战日期，更是多得不可胜数，连伪军的人数都比日军的人数多。这些汉奸给中国人民所造成的巨大灾难，迫切需要我们剖析背后的心理奥秘以及现实诱因。从历史上看，汉奸最多的时候是战争时期。然而从精神分析的角度看，一个人的心理不会快速地跳跃而出现断裂，也即一个人成为汉奸并不是偶然，而是在已有的、可能他都意识不到的心理基础上的最后突进。
　　
　　在我朦胧的印象中，曾经有人概括了哪些人是汉奸的好料子。我记不得了，但我在此作的不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分类统计，而是侧重于其人格特征、精神结构、心理反应机制上的精神分析，因此这样的分类有可能是对社会学意义上的分类的统合或重叠。我必须指出的是，现在网上那些很卖力的“汉奸”准确地说还不能称为“汉奸”，他们再有侮辱中国人民的言论，因没有现实条件，离“卖国”还是遥远的。他们是“前汉奸”或“准汉奸”，从身份和行动上不能与汪精卫之流相提并论。但我侧重的是精神分析，而汉奸与“准汉奸”们的精神结构是大致相同的，因此在我的语境中，他们没有必要相互区分。
　　
　　从实证主义的角度上看，汉奸大抵有这样的特征：要么就是一个人渣，要么有点知识，自认为不是“愚民”，既看不起“愚民”，也认为自己非常清醒。不管他们是不是意淫，我们可以存而不论。从抗日战争时期的情况上看，当汉奸的多是这两种人。大字不识一个而又老实巴交的农民有几人去当汉奸？有知识分子的骨气的人谁去当汉奸？往往是“南霸天”、“北霸天”们，以及已经“看透了”的周作人、汪精卫们去当了汉奸。如果我们抛开他们的身份不论，就会发现他们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极度自私。他们或有奶便是娘，或常常容易认同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从认知渗透到精神结构，再跃迁到情感屈从。从总体看，他们不仅思维高度单向度，容易使选择受利益或否定了价值判断并由强力决定的认知支配，而且常常具有一种对于国家与民族的虚无的责任性。
　　
　　我们知道，任何一种社会现象都可以还原到心理层面，甚至可以再次还原到人的存在本体论层面：人类的悲剧性最终是人之为人的存在本体论的悲剧性(汉奸们想接受再教育，可参看我的《“存在”的幽灵》)。但是，任何一种心理现象，也最终是社会现实刺激的结果。你可以骂马克思，但你不得不承认，他的“存在决定意识”的命题具有无以伦比的深刻性。要问汉奸传统为什么在中国源远流长，得看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历史和现实，而这样的历史和现实又能产生什么样的扭曲心理。
　　
　　中国几千年的专制统治是世界上一大奇迹。专制统治的基础是一个权力由上到下得到绝对服从的社会结构。因此它只需要顺民和奴才，其“教育”遵循这种统治的指令。这种“效忠”式的灌输经过长期的内化，培养了中国人一种与西方人格格不入的思维方式和情感模式：在复杂的事物面前，不以行为本身来判断是非或对错，而是以行为主体来判断，这种判断选取的并且是这个其本身也异常复杂的行为主体被认为是最突出的特征。因此与其说中国人是在作判断，不如说是在自动地执行行为主体的指令。他一定需要一个可以给他情感屈从的对象，否则他在心理上就很难生存。在另一方面，专制的高压统治所导致的人的恐惧心理也摧毁了人与他人在一个共同体意义上的心理联系。共同体所提供的安全感只是处于文化的表层，并没有渗透到最深层的存在结构。所以中国人多是自私自利的唯我主义者(不是个人主义者，个人主义者仍然承认共同体的规范并承担共同体在心理联系上的责任)，这些唯我主义者的一个最大特征是：对于“公共”的东西，他们从来不想承担责任。
　　
　　我们知道，普通心理学上讲，一个人受到刺激，会作出反应。不管是简单的条件反射还是复杂得多的由心理防御机制所决定的心理反应，都具有趋利避害的倾向。从精神分析的角度上讲，这些刺激最终必须由受刺激者加以“重新编码”，以维护自己心理上的生存。专制统治下的恐惧是在企图摧毁人们的独立人格，使其心理失去人格结构中的自我支撑的前提上的，因此非常容易形成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在精神上的一种同构关系。在这里，被统治者与统治者的精神上的同构关系与他被压迫掠夺而形成的对统治者的仇恨心理之间出现了一种断裂：他恨统治者，但让他获得心理上的生存的，恰恰是支撑现行统治的一切!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农民造反成功了马上又成为皇帝，为什么中国历史上一个专制王朝接着一个专制王朝，甚至都“共和”了，都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了，还是“主奴关系”。
　　
　　一个人若长期受压迫和洗脑，必然会出现多是处于无意识状态的心理创伤。而可悲的是，医治这种心理创伤也常常是无意识的。它有两种方法：一是以投身到给他造成心理创伤的对象的怀抱之中，企望通过与它认同而获得安全感。另一种就是仇视这个对象，不仅如此，还要挣脱开与这个对象联系紧密的文化母体、民族或国家母体，在投奔了另一个母体后转过来贬低、侮辱、摧残这个母体。只有努力将自己所置身的母体的属性从自己的心理系统里驱逐出去，并且尽可能多地获得另一个他投奔的母体的属性，他才能在斩断自己与原来母体的联系时将它变成陌生或异质的对象，从而使减弱它对自己的伤害，使自己在心理上得以生存。这两种人可以在投身母体和言说话语上截然对立，甚至“主义”可以对立，但他们的思维方式、情感反应模式一模一样，恰恰是构成专制统治的基础，本质上仍是“哥们”。这两种人一点都离不开一个情感屈从的对象，其典型就是党奴和汉奸。你很难想像，一个党奴不喊党做妈，而一个汉奸又不喊日本或美国做爹。
　　
　　我在此只分析汉奸，党奴留待以后解决，这些家伙肯定要被我的精神分析之刀解剖的，而且下手可能更狠。这里必须强调：在一个专制国家里，一个人不是奴才，必须满足这样的条件：他既(在思想或行动上)不认同或反抗专制，但又不会对另一与自己国家发生利益冲突的利益主体进行一种将自身降为工具性质的情感屈从。上面已经分析过，一个本质上仍是奴才(其主子已换人)的具有“唯我主义”特征的人，在自己所置身的世界中遭受心理创伤后，会倾向于抛弃共同体内的一切责任。他会将仇恨延伸到他所置身的国家、民族、文化母体。一种智力障碍就这样悲剧性地出现：国家与政党、国家与政府之间的区别，全被他抹煞。比如我在网上就曾看到有一个看其层次只配被人洗脑的家伙吼道：这个国家不爱我，我为什么要爱这个国家？！
　　
　　这样的吼声地动山摇，以致一呼百应。但这不过是一种低级的条件反射。汉奸就是这样起步的。中专制的毒如此之深还以为发现了真理，看来得范进家老丈胡屠户抽他几嘴巴子才能醒悟。他已经不明白：国家即使是被一个吃人的专制政府控制，也承担着保卫这块土地上的人民的责任，甚至还与民族尊严搭上关系。公民对政府的不服从与对国家的背叛之间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情。而背叛祖国，也意味着对这块土地上的人民的背叛。如果这家伙是个既得利益者，比如现在的腐败官僚，或者有点钱的，可以出国的，或者想当汉奸的，他如此慷慨激昂还说得过去，因为这个国家灭亡了，他也可以出国或当汉奸，最起码可以跑，情况不会坏到哪儿去。但如果他是一个工人农民，是一个被人侮辱的小职员，我就必须说他那大脑生来简直就是让人洗的，被党洗了一道不够还要让汉奸思想接着洗。想想，国家要是被灭了，是谁最倒霉？是老百姓!因为有权有钱的都可以跑，你能跑哪儿去？想想南京大屠杀吧，30万呐。
　　
　　在这位只配被洗脑的家伙话语背后是有点知识的汉奸故意混淆的语境：因为中国是专制国家，而美国(日本)是民主国家，所以在这两个国家主体之间发生的任何行为，表征的都是专制与自由的关系。自然，专制在民主面前，是找不到任何道德上的优势的，其任何行为都是一种价值上的否定。国家、制度、政府行为，这些不同的东西都被他们一锅煮了。利益诉求与意识形态指令在国家关系的分裂也被掩盖了。我必须承认，这种建立在智力障碍基础上的言论已经盗取了“民主自由”的化妆品，比之汪精卫们的“曲线救国”，实在是高明得多了。利用人们对专制的愤恨，它颇能笼络人心。然而，这种对哲学认识论，甚至对最简明的以利益为主的国际关系的无知背后其实是一种意淫的心理依据。因为一个人在侮辱那个“母体”时，都有一种负罪感。即使它是意识不到的，也需要通过某种“欺骗手段”来加以消除，这就必须确立其行为的价值上的合理性。而整天以“自由民主”挂在嘴边，正是用来达到这种目的。
　　
　　我已经分析过一些奴才在投奔另一个母体时，为了将他原来所置身的母体从自己的心理系统里驱逐出去，会无比激烈地贬损、侮辱它。从汉奸们的表现上看，大抵遵循这样的心理规律。这也是许多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原因：为什么汉奸们一旦成为汉奸，会变得那么凶残？其实这不仅仅是汉奸，甚至一个主义者也是如此。如果一个人原来信奉“马克思主义”，“弃暗投明”后他可能比谁都会更恶毒地咒骂“马克思主义”。这是因为，不管他原来信奉不信奉“马克思主义”，这个主义曾经构成了他存在的某种属性。如果他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实际上等于对自己以往的存在价值的某种否定，这等于威胁到了他心理上的生存。为了这种心理上的生存，为了证明自己这种背叛行为是正确的，他必须彻底在价值上否定“马克思主义”，否则他的背叛行为就没有什么合理性。扩大开去，这些现象实际上发生在人类社会诸多领域，不说也罢。
　　
　　汉奸们的这种由变态心理支配的凶残行为，以吴三桂最为典型。这位老兄的“冲冠一怒为红颜”使他的存在属性与行为之间出现了完全的断裂。而背叛儒家文化系统让他感觉到自己不过是垃圾一堆。这种没有什么价值的感觉是强烈的，它明显与一个人必须在心理上生存，与既然存在就必须提供价值的理由的最深远的内驱力相冲突，因而必然要想办法进行消除。这个办法就是由恐惧驱动的仇恨。一个人如果是被逼为汉奸的，那么除了必须彻底否定、贬损这个文化母体外，还由于一种被强迫背后的负罪感与被损害感，会对这个对象展开最为猛烈的报复。因此，吴三桂既憎恨明朝所代表的一切，更仇恨逼他成为汉奸的李自成，以及具有李自成的符号的一切东西。这种用来维护心理上的生存的仇恨使他从山海关一直杀到云南，无数汉人在他刀下人头滚滚，连清兵都自叹弗如。他后来甚至不放过已经退入东南亚等死的南明皇帝，足可见这是一种怎样变态而可怕的心理。
　　
　　与这些汉奸相比，网上的“汉奸”不过是一场由被洗脑而激起的心理反弹的游戏。注意，多是游戏。分清一个人是“骂政府的爱国者”还是“准汉奸”、“前汉奸”，有一点需要注意，那就是不管他是不是将人民与国家、政府绑在一起，或者让他们分裂，是“准汉奸”的话就必须有一个情感屈从的国家主体，并且这个“准汉奸”的话几乎渗透了在损害中国利益基础上的这个国家主体的利益指令。如果不是，那么就不是“准汉奸”。比如我就经常骂专制，也经常骂祸国殃民的那些花架子荣誉。我就曾教育过一位党奴，说刘翔等人得金牌关我屁事？那个荣誉和我有屁关系？它不过是拿我们这些纳税人的钱去养一位运动员，然后这位运动员对得起他的职业，如此而已，真的做了什么伟大的事情？跑得快也只是他一个人跑得快，莫非说“中国人跑得快”就有我的一份了？我该跑得慢还不一样的跑得慢。真正重要的不是让他一个人，而是所有中国人都跑得快。但正是因为这个专制政府拿我们的钱让一些人跑得快，反让本来可以跑得快的我们跑得慢了!至于所谓免试硕博连读，更是对许多人的公平竞争权利的剥夺!这还有什么值得骄傲的，相反倒是一种耻辱!
丹尼按----此文较长，有点艰深，但是一针见血，强烈推荐！(具体案例可以参考焦国标‘教授’)
原文转自天涯国观，作者‘ [B]石勇[/B] ’，链接如下：
http://www.tianyaclub.com/New/PublicForum/Content.asp?flag=1&idWriter=1208642&Key=12885199&idArticle=48305&strItem=worldlook


        我在网上一共给人做过两次精神分析。注意，只是分析，不是治疗，我只根据症状分析病因。至于“诊疗”，那是专门搞心理分析的医生的事情。我现在还没有执业资格，属于“非法行医”，因此只能用理论来分析一些现象，以及为理论提供一个更为现实的语境。
　　
　　第一次是给一个在网上用骂人来意淫的家伙分析。对这种用一个马甲在网上阴暗地发泄，却又存在极大的智力障碍（精神系统的紊乱会导致智力障碍）的家伙，我是不会理的。精神分析告诉我们：根本不当他存在从心理上乃是对他最大的打击。不过他一直撒泼，触动了我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不得不破例给他作了一次精神分析。后果有些人看到了，就是那家伙在狂骂我一阵后，可能已在“良药苦口利于病”中有所教益，再也不在我的帖子露面。
　　
　　第二次是在一个心理咨询论坛，那儿有一个在线咨询版块，我也经常露面，冒充大师给受苦受难的患者指点迷津。如果你在那些地方出没，会看到一大片绝望地呼叫“救救我！”的神经病。注意，精神分析语境里的“神经病”是不作价值判断的，所以你说我是神经病或我说你是神经病表征的仅仅是一种存在的状态，与存在的价值属性没有任何关系。我们都是病人，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那是一个变态地想强奸自己女儿的患者。有几个可能是正在开业的心理分析师也参与分析。我敬佩他们的职业道德，但对他们的古板实在不敢恭维。他们只是根据病症的表现，硬性地套入某种症状反映的疾病类型之中，结果有人得出了他是看幼交的黄色录像看多了的结论。但是，没有谁再往下推了。其实，这么推想是对的，但患者看黄色录像和想强奸女儿在心理上不是因果关系，而是同构关系，它们都是对同一件得不到满足而又被压抑变形的事情的补偿。经过与患者的几次交流，我终于知道了他的病因。我后来通过短消息表明了我的看法：很有可能他老婆不是处女，而他在很爱自己老婆时却又具有很深的处女情结。他的回答让我兴奋不已：果然是的！
　　
　　以上都是放屁。之所以提到，是因为我今天要大开杀戒，不再用抽象的学术语言说话，而是决定从以前的比较抽象的文化病理学分析往下延伸一下，具体地对“汉奸”这个抽象的群体做一次精神分析。这是网上的第三次精神分析。我希望它对“汉奸”们的精神健全有所助益。我想告诉你们的是，即使你们现在恨我恨得咬牙切齿，恨不得把我给做了然后碎尸万段，但多年以后，你们会记得帮助你们走上精神健全的正轨的人，这个人就是――尊敬的石勇先生。
　　
　　有许多爱国者肯定会问：老大，你这样肯定会被他们骂的。当然，这是无法避免的。一个人不可能为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欣赏，所以你必须做好被骂的心理准备。而且骂人是“汉奸”们的拿手好戏，或者说正是他们精神结构产生病变的结果。然而我要说的是，再也没有比骂一个精神分析者更为可笑，更苍白无力了。这就像是一个家伙准备吐一口痰到另一个人的碗里，结果却反弹回来落进自己嘴巴一样。在患者面前，在症状面前，一个精神分析者会始终保持客观中性的立场。因此，被分析对象，或者外界的任何污言秽语都会被他消解掉原来的含义并用来构成分析的语境。我的意思是：如果“汉奸”朝我吐痰，那是自取其辱，不仅会弹回去让他自己享受，而且再次有力地证明了我分析的可信性。
　　
　　我今天为什么要大开杀戒分析汉奸，不仅在于他们的歇斯底里，理应成为精神分析关注的对象，还在于“汉奸”这个臭名昭著的词语，在精英们围剿“民族主义”的氛围下，似乎已经成了一种“清醒”的证明。换言之，从价值上它似乎已经合理化了，汪精卫、胡兰成之类人渣现在已经流行甚至要平反了。而在“FQ”与“HJ”之争中，两个抽象主体的较量已经像是黑道上的两个帮派在斗殴，哦不，甚至还是“清醒者”在教训“爱国贼”。精英们反民族主义，弄得我这个实际上从理论上也很厌恶民族主义的普遍主义者也看不下去。中国什么时候有过民族主义？被人欺负痛了吼一声反抗一下却从来也无损于老外在中国的“超国民待遇”也算民族主义？难道要任人宰割才不是民族主义不成？
　　
　　而中国的“汉奸”之多，历史之悠久，堪为世界之最。这样的一个光荣传统，至今都未被纳入文化病理学和精神病理学的视野之内，让人怀疑这方面的学者真是有眼无珠。江山代有“汉奸”出，长江后浪推前浪，从石敬瑭（NND，我老石家出了这种败类，实为家门不幸，在此谨向中国人民谢罪）到秦桧，从吴三桂到汪精卫，这些“汉奸”无不大名鼎鼎。至于抗战日期，更是多得不可胜数，连伪军的人数都比日军的人数多。这些汉奸给中国人民所造成的巨大灾难，迫切需要我们剖析背后的心理奥秘以及现实诱因。从历史上看，汉奸最多的时候是战争时期。然而从精神分析的角度看，一个人的心理不会快速地跳跃而出现断裂，也即一个人成为汉奸并不是偶然，而是在已有的、可能他都意识不到的心理基础上的最后突进。
　　
　　在我朦胧的印象中，曾经有人概括了哪些人是汉奸的好料子。我记不得了，但我在此作的不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分类统计，而是侧重于其人格特征、精神结构、心理反应机制上的精神分析，因此这样的分类有可能是对社会学意义上的分类的统合或重叠。我必须指出的是，现在网上那些很卖力的“汉奸”准确地说还不能称为“汉奸”，他们再有侮辱中国人民的言论，因没有现实条件，离“卖国”还是遥远的。他们是“前汉奸”或“准汉奸”，从身份和行动上不能与汪精卫之流相提并论。但我侧重的是精神分析，而汉奸与“准汉奸”们的精神结构是大致相同的，因此在我的语境中，他们没有必要相互区分。
　　
　　从实证主义的角度上看，汉奸大抵有这样的特征：要么就是一个人渣，要么有点知识，自认为不是“愚民”，既看不起“愚民”，也认为自己非常清醒。不管他们是不是意淫，我们可以存而不论。从抗日战争时期的情况上看，当汉奸的多是这两种人。大字不识一个而又老实巴交的农民有几人去当汉奸？有知识分子的骨气的人谁去当汉奸？往往是“南霸天”、“北霸天”们，以及已经“看透了”的周作人、汪精卫们去当了汉奸。如果我们抛开他们的身份不论，就会发现他们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极度自私。他们或有奶便是娘，或常常容易认同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从认知渗透到精神结构，再跃迁到情感屈从。从总体看，他们不仅思维高度单向度，容易使选择受利益或否定了价值判断并由强力决定的认知支配，而且常常具有一种对于国家与民族的虚无的责任性。
　　
　　我们知道，任何一种社会现象都可以还原到心理层面，甚至可以再次还原到人的存在本体论层面：人类的悲剧性最终是人之为人的存在本体论的悲剧性(汉奸们想接受再教育，可参看我的《“存在”的幽灵》)。但是，任何一种心理现象，也最终是社会现实刺激的结果。你可以骂马克思，但你不得不承认，他的“存在决定意识”的命题具有无以伦比的深刻性。要问汉奸传统为什么在中国源远流长，得看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历史和现实，而这样的历史和现实又能产生什么样的扭曲心理。
　　
　　中国几千年的专制统治是世界上一大奇迹。专制统治的基础是一个权力由上到下得到绝对服从的社会结构。因此它只需要顺民和奴才，其“教育”遵循这种统治的指令。这种“效忠”式的灌输经过长期的内化，培养了中国人一种与西方人格格不入的思维方式和情感模式：在复杂的事物面前，不以行为本身来判断是非或对错，而是以行为主体来判断，这种判断选取的并且是这个其本身也异常复杂的行为主体被认为是最突出的特征。因此与其说中国人是在作判断，不如说是在自动地执行行为主体的指令。他一定需要一个可以给他情感屈从的对象，否则他在心理上就很难生存。在另一方面，专制的高压统治所导致的人的恐惧心理也摧毁了人与他人在一个共同体意义上的心理联系。共同体所提供的安全感只是处于文化的表层，并没有渗透到最深层的存在结构。所以中国人多是自私自利的唯我主义者(不是个人主义者，个人主义者仍然承认共同体的规范并承担共同体在心理联系上的责任)，这些唯我主义者的一个最大特征是：对于“公共”的东西，他们从来不想承担责任。
　　
　　我们知道，普通心理学上讲，一个人受到刺激，会作出反应。不管是简单的条件反射还是复杂得多的由心理防御机制所决定的心理反应，都具有趋利避害的倾向。从精神分析的角度上讲，这些刺激最终必须由受刺激者加以“重新编码”，以维护自己心理上的生存。专制统治下的恐惧是在企图摧毁人们的独立人格，使其心理失去人格结构中的自我支撑的前提上的，因此非常容易形成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在精神上的一种同构关系。在这里，被统治者与统治者的精神上的同构关系与他被压迫掠夺而形成的对统治者的仇恨心理之间出现了一种断裂：他恨统治者，但让他获得心理上的生存的，恰恰是支撑现行统治的一切!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农民造反成功了马上又成为皇帝，为什么中国历史上一个专制王朝接着一个专制王朝，甚至都“共和”了，都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了，还是“主奴关系”。
　　
　　一个人若长期受压迫和洗脑，必然会出现多是处于无意识状态的心理创伤。而可悲的是，医治这种心理创伤也常常是无意识的。它有两种方法：一是以投身到给他造成心理创伤的对象的怀抱之中，企望通过与它认同而获得安全感。另一种就是仇视这个对象，不仅如此，还要挣脱开与这个对象联系紧密的文化母体、民族或国家母体，在投奔了另一个母体后转过来贬低、侮辱、摧残这个母体。只有努力将自己所置身的母体的属性从自己的心理系统里驱逐出去，并且尽可能多地获得另一个他投奔的母体的属性，他才能在斩断自己与原来母体的联系时将它变成陌生或异质的对象，从而使减弱它对自己的伤害，使自己在心理上得以生存。这两种人可以在投身母体和言说话语上截然对立，甚至“主义”可以对立，但他们的思维方式、情感反应模式一模一样，恰恰是构成专制统治的基础，本质上仍是“哥们”。这两种人一点都离不开一个情感屈从的对象，其典型就是党奴和汉奸。你很难想像，一个党奴不喊党做妈，而一个汉奸又不喊日本或美国做爹。
　　
　　我在此只分析汉奸，党奴留待以后解决，这些家伙肯定要被我的精神分析之刀解剖的，而且下手可能更狠。这里必须强调：在一个专制国家里，一个人不是奴才，必须满足这样的条件：他既(在思想或行动上)不认同或反抗专制，但又不会对另一与自己国家发生利益冲突的利益主体进行一种将自身降为工具性质的情感屈从。上面已经分析过，一个本质上仍是奴才(其主子已换人)的具有“唯我主义”特征的人，在自己所置身的世界中遭受心理创伤后，会倾向于抛弃共同体内的一切责任。他会将仇恨延伸到他所置身的国家、民族、文化母体。一种智力障碍就这样悲剧性地出现：国家与政党、国家与政府之间的区别，全被他抹煞。比如我在网上就曾看到有一个看其层次只配被人洗脑的家伙吼道：这个国家不爱我，我为什么要爱这个国家？！
　　
　　这样的吼声地动山摇，以致一呼百应。但这不过是一种低级的条件反射。汉奸就是这样起步的。中专制的毒如此之深还以为发现了真理，看来得范进家老丈胡屠户抽他几嘴巴子才能醒悟。他已经不明白：国家即使是被一个吃人的专制政府控制，也承担着保卫这块土地上的人民的责任，甚至还与民族尊严搭上关系。公民对政府的不服从与对国家的背叛之间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情。而背叛祖国，也意味着对这块土地上的人民的背叛。如果这家伙是个既得利益者，比如现在的腐败官僚，或者有点钱的，可以出国的，或者想当汉奸的，他如此慷慨激昂还说得过去，因为这个国家灭亡了，他也可以出国或当汉奸，最起码可以跑，情况不会坏到哪儿去。但如果他是一个工人农民，是一个被人侮辱的小职员，我就必须说他那大脑生来简直就是让人洗的，被党洗了一道不够还要让汉奸思想接着洗。想想，国家要是被灭了，是谁最倒霉？是老百姓!因为有权有钱的都可以跑，你能跑哪儿去？想想南京大屠杀吧，30万呐。
　　
　　在这位只配被洗脑的家伙话语背后是有点知识的汉奸故意混淆的语境：因为中国是专制国家，而美国(日本)是民主国家，所以在这两个国家主体之间发生的任何行为，表征的都是专制与自由的关系。自然，专制在民主面前，是找不到任何道德上的优势的，其任何行为都是一种价值上的否定。国家、制度、政府行为，这些不同的东西都被他们一锅煮了。利益诉求与意识形态指令在国家关系的分裂也被掩盖了。我必须承认，这种建立在智力障碍基础上的言论已经盗取了“民主自由”的化妆品，比之汪精卫们的“曲线救国”，实在是高明得多了。利用人们对专制的愤恨，它颇能笼络人心。然而，这种对哲学认识论，甚至对最简明的以利益为主的国际关系的无知背后其实是一种意淫的心理依据。因为一个人在侮辱那个“母体”时，都有一种负罪感。即使它是意识不到的，也需要通过某种“欺骗手段”来加以消除，这就必须确立其行为的价值上的合理性。而整天以“自由民主”挂在嘴边，正是用来达到这种目的。
　　
　　我已经分析过一些奴才在投奔另一个母体时，为了将他原来所置身的母体从自己的心理系统里驱逐出去，会无比激烈地贬损、侮辱它。从汉奸们的表现上看，大抵遵循这样的心理规律。这也是许多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原因：为什么汉奸们一旦成为汉奸，会变得那么凶残？其实这不仅仅是汉奸，甚至一个主义者也是如此。如果一个人原来信奉“马克思主义”，“弃暗投明”后他可能比谁都会更恶毒地咒骂“马克思主义”。这是因为，不管他原来信奉不信奉“马克思主义”，这个主义曾经构成了他存在的某种属性。如果他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实际上等于对自己以往的存在价值的某种否定，这等于威胁到了他心理上的生存。为了这种心理上的生存，为了证明自己这种背叛行为是正确的，他必须彻底在价值上否定“马克思主义”，否则他的背叛行为就没有什么合理性。扩大开去，这些现象实际上发生在人类社会诸多领域，不说也罢。
　　
　　汉奸们的这种由变态心理支配的凶残行为，以吴三桂最为典型。这位老兄的“冲冠一怒为红颜”使他的存在属性与行为之间出现了完全的断裂。而背叛儒家文化系统让他感觉到自己不过是垃圾一堆。这种没有什么价值的感觉是强烈的，它明显与一个人必须在心理上生存，与既然存在就必须提供价值的理由的最深远的内驱力相冲突，因而必然要想办法进行消除。这个办法就是由恐惧驱动的仇恨。一个人如果是被逼为汉奸的，那么除了必须彻底否定、贬损这个文化母体外，还由于一种被强迫背后的负罪感与被损害感，会对这个对象展开最为猛烈的报复。因此，吴三桂既憎恨明朝所代表的一切，更仇恨逼他成为汉奸的李自成，以及具有李自成的符号的一切东西。这种用来维护心理上的生存的仇恨使他从山海关一直杀到云南，无数汉人在他刀下人头滚滚，连清兵都自叹弗如。他后来甚至不放过已经退入东南亚等死的南明皇帝，足可见这是一种怎样变态而可怕的心理。
　　
　　与这些汉奸相比，网上的“汉奸”不过是一场由被洗脑而激起的心理反弹的游戏。注意，多是游戏。分清一个人是“骂政府的爱国者”还是“准汉奸”、“前汉奸”，有一点需要注意，那就是不管他是不是将人民与国家、政府绑在一起，或者让他们分裂，是“准汉奸”的话就必须有一个情感屈从的国家主体，并且这个“准汉奸”的话几乎渗透了在损害中国利益基础上的这个国家主体的利益指令。如果不是，那么就不是“准汉奸”。比如我就经常骂专制，也经常骂祸国殃民的那些花架子荣誉。我就曾教育过一位党奴，说刘翔等人得金牌关我屁事？那个荣誉和我有屁关系？它不过是拿我们这些纳税人的钱去养一位运动员，然后这位运动员对得起他的职业，如此而已，真的做了什么伟大的事情？跑得快也只是他一个人跑得快，莫非说“中国人跑得快”就有我的一份了？我该跑得慢还不一样的跑得慢。真正重要的不是让他一个人，而是所有中国人都跑得快。但正是因为这个专制政府拿我们的钱让一些人跑得快，反让本来可以跑得快的我们跑得慢了!至于所谓免试硕博连读，更是对许多人的公平竞争权利的剥夺!这还有什么值得骄傲的，相反倒是一种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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