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 公车腐败与管理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交通专业运输部门的汽车队都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基本上核算到车，责任到人，取得了很大的效果。但在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小车管理中，仍然存在着吃大锅饭现象，笔者把自己亲眼所见的公车腐败现象、产生原因及其对策，从一个工人老党员的责任感出发，就党政机关的公车腐败和如何加强管理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公车腐败现象：
1、不少领导干部把国家规定的工作用车，变成全家享受，不但自己公车私用，家属子女，亲戚朋友都用。不但市区短途公车私用，而且全国各地长途照样私用，送子女到千里以外上学，跨省探亲访友，节假日带着全家老少用公车游览全国各地名胜古迹，名曰公车，实际上变为他们私人所有的财产。
2、公车司机也借机“揩油”，不少公车司机少加油，多开票，修理费弄虚作假，虚报冒领，偷卖配件以及公车私用等等己成为公开的秘密，别小看一辆公车，个别司机心狠起来，一年在一辆公车身上少则捞它几万元，多则甚至捞它十几万元，有的司机因此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3、领导人为避开群众眼目，甲乙双方公对公互相借车，为掩人耳目，实为互换公车私用。有的甚至与出租公司、小车司机勾结，私下公车出租，中饱私囊，不但节假日出租，就是上班时间也照样出租，领导默许，坐地分赃，司机出力，灰色收入可观。目前社会上滋生了一些专门为机关小车找客户的“王婆”，他们手中有合法的出租车发票，如甲地至乙地，车费为1000元，出租公司管理费收100元，主管领导得300元，司机得600元，（也有司机独吞的），三方都受益，真是一桩咄咄怪事。所以给公车管理留下了黑洞。
4、利用公车，行贿受贿。有的下级为讨好上级，利用公车以服务为名，行行贿之实。有的专门为上司配备编外专车，看上去他在单位里很廉洁，从不公车私用，下班后有编外专车、专用司机长期为他们的私事服务。
以上这种现象特别在乡镇或机关部门只有一二辆公车的单位更为突出。笔者且举一例，某镇一把手和司机是哥儿们，镇里的公车简直就像他家私有财产，他们随心所欲，想到那儿就到那儿，谁也不知道他们是忙于公事，还是忙于私事，是为了工作出车，还是借公济私出租捞钱。镇里的其他干部即使因公出差也捞不到用车。据该镇的纪检干部讲，一辆崭新的桑塔纳，因公一年跑不到二万公里，费用却化了十万多元。该镇长善于走上线，三年任满被提拔进城当局长，同时也带该小车司机进城。这位二十多岁农民工驾驶员，原来家里穷得丁当响，却在城里购了三十多万元的新房子。钱从何来？？？
二、 公车腐败原因：
1、目前不少机关小车队没有公车管理的规章制度，即使有规章制度也是只对下，不对上，制度贴在墙上，尤如一纸空文，落不到实处。
2、大部份机关单位，没有小车管理制度，他们的小车和司机名义上是属于办公室（行政科）管理，实际上办公室只不过是派派车而己，既没有出车路单登记，也没有行驶里程记载，更没有油耗定额管理。修理费则更加放纵自由，办公室根本不知道汽车在什么地方修理，也不知道一年到底修了多少钱？而修理汽车的发票，只要领导签字，到财务部门即可报销。办公室、财务科、分管领导三者不照面，实际上是一个“三不管的死角。”
3、更有甚者，有些领导人自己行为欠检点，有把柄落在司机手里，明知这张发票有假，也只好签字了事。这样一来司机为腐败领导保密，领导为司机借公车捞钱。
究其公车腐败，屡禁不止，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公车管理失控，放任自由，官僚主义严重所致。
三，加强公车管理的对策：
十几年来公车改革的呼声越来越紧，笔者在这里不谈公车如何改革，针对以上普遍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应由纪检部门为主，会同办公室（行政科），再聘请党性强，作风正，大公无私的专业技术人员组成公车监管小组，健全小车管理制度。
1、建立每次公派出车，要开出车路单登记制度，回单位后要求司机将当天的行驶路线、到达地点、合计里程如实填写，再由乘车人签字后交监管组存档，月底结算公派出车的行驶里程，按照里程计算小车的必要开支。
2、油料按小车出厂定额，根据行驶里程配给，实行节约有奖，超额要赔的制度。
3、小车修理厂家由监管组集体研究决定，防止关系户为他们虚报冒领提供方便，并与修理厂家签订合作协议，双方联手抵制不正之风。
4、节假日小车集中停放，钥匙交监管组保管。不管是谁，凡私人用车一律登记，按出租公司标准收取费用。
5、由计划部门牵头，会同交通、公管、物价、汽车修理厂家、以及技术监督局的专家会审，根据各种不同的车型制定出每万公里材料、修理费定额标准，按定额标准对司机实行奖赔制度。
以上建议也许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那么，怎样才能治根呢？一些有识之士提出，只有取消公车制度，像房改一样实行车改，才能彻底解决公车腐败现象。据报载，中央己有实行公车改革的打算。但在中央公车改革的政策尚未出台之前，我们县市级主管领导应该尽可能完善公车管理制度，对自己管辖的地区和部门要加强公车的严格管理。
（先发表在台州日报1999年1 月7日，转载在《钱江廉潮》1999年第4 期，后被选编入《中国政法纪检干部优秀论文选》一书，本文有删改。）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交通专业运输部门的汽车队都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基本上核算到车，责任到人，取得了很大的效果。但在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小车管理中，仍然存在着吃大锅饭现象，笔者把自己亲眼所见的公车腐败现象、产生原因及其对策，从一个工人老党员的责任感出发，就党政机关的公车腐败和如何加强管理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公车腐败现象：
1、不少领导干部把国家规定的工作用车，变成全家享受，不但自己公车私用，家属子女，亲戚朋友都用。不但市区短途公车私用，而且全国各地长途照样私用，送子女到千里以外上学，跨省探亲访友，节假日带着全家老少用公车游览全国各地名胜古迹，名曰公车，实际上变为他们私人所有的财产。
2、公车司机也借机“揩油”，不少公车司机少加油，多开票，修理费弄虚作假，虚报冒领，偷卖配件以及公车私用等等己成为公开的秘密，别小看一辆公车，个别司机心狠起来，一年在一辆公车身上少则捞它几万元，多则甚至捞它十几万元，有的司机因此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3、领导人为避开群众眼目，甲乙双方公对公互相借车，为掩人耳目，实为互换公车私用。有的甚至与出租公司、小车司机勾结，私下公车出租，中饱私囊，不但节假日出租，就是上班时间也照样出租，领导默许，坐地分赃，司机出力，灰色收入可观。目前社会上滋生了一些专门为机关小车找客户的“王婆”，他们手中有合法的出租车发票，如甲地至乙地，车费为1000元，出租公司管理费收100元，主管领导得300元，司机得600元，（也有司机独吞的），三方都受益，真是一桩咄咄怪事。所以给公车管理留下了黑洞。
4、利用公车，行贿受贿。有的下级为讨好上级，利用公车以服务为名，行行贿之实。有的专门为上司配备编外专车，看上去他在单位里很廉洁，从不公车私用，下班后有编外专车、专用司机长期为他们的私事服务。
以上这种现象特别在乡镇或机关部门只有一二辆公车的单位更为突出。笔者且举一例，某镇一把手和司机是哥儿们，镇里的公车简直就像他家私有财产，他们随心所欲，想到那儿就到那儿，谁也不知道他们是忙于公事，还是忙于私事，是为了工作出车，还是借公济私出租捞钱。镇里的其他干部即使因公出差也捞不到用车。据该镇的纪检干部讲，一辆崭新的桑塔纳，因公一年跑不到二万公里，费用却化了十万多元。该镇长善于走上线，三年任满被提拔进城当局长，同时也带该小车司机进城。这位二十多岁农民工驾驶员，原来家里穷得丁当响，却在城里购了三十多万元的新房子。钱从何来？？？
二、 公车腐败原因：
1、目前不少机关小车队没有公车管理的规章制度，即使有规章制度也是只对下，不对上，制度贴在墙上，尤如一纸空文，落不到实处。
2、大部份机关单位，没有小车管理制度，他们的小车和司机名义上是属于办公室（行政科）管理，实际上办公室只不过是派派车而己，既没有出车路单登记，也没有行驶里程记载，更没有油耗定额管理。修理费则更加放纵自由，办公室根本不知道汽车在什么地方修理，也不知道一年到底修了多少钱？而修理汽车的发票，只要领导签字，到财务部门即可报销。办公室、财务科、分管领导三者不照面，实际上是一个“三不管的死角。”
3、更有甚者，有些领导人自己行为欠检点，有把柄落在司机手里，明知这张发票有假，也只好签字了事。这样一来司机为腐败领导保密，领导为司机借公车捞钱。
究其公车腐败，屡禁不止，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公车管理失控，放任自由，官僚主义严重所致。
三，加强公车管理的对策：
十几年来公车改革的呼声越来越紧，笔者在这里不谈公车如何改革，针对以上普遍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应由纪检部门为主，会同办公室（行政科），再聘请党性强，作风正，大公无私的专业技术人员组成公车监管小组，健全小车管理制度。
1、建立每次公派出车，要开出车路单登记制度，回单位后要求司机将当天的行驶路线、到达地点、合计里程如实填写，再由乘车人签字后交监管组存档，月底结算公派出车的行驶里程，按照里程计算小车的必要开支。
2、油料按小车出厂定额，根据行驶里程配给，实行节约有奖，超额要赔的制度。
3、小车修理厂家由监管组集体研究决定，防止关系户为他们虚报冒领提供方便，并与修理厂家签订合作协议，双方联手抵制不正之风。
4、节假日小车集中停放，钥匙交监管组保管。不管是谁，凡私人用车一律登记，按出租公司标准收取费用。
5、由计划部门牵头，会同交通、公管、物价、汽车修理厂家、以及技术监督局的专家会审，根据各种不同的车型制定出每万公里材料、修理费定额标准，按定额标准对司机实行奖赔制度。
以上建议也许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那么，怎样才能治根呢？一些有识之士提出，只有取消公车制度，像房改一样实行车改，才能彻底解决公车腐败现象。据报载，中央己有实行公车改革的打算。但在中央公车改革的政策尚未出台之前，我们县市级主管领导应该尽可能完善公车管理制度，对自己管辖的地区和部门要加强公车的严格管理。
（先发表在台州日报1999年1 月7日，转载在《钱江廉潮》1999年第4 期，后被选编入《中国政法纪检干部优秀论文选》一书，本文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