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身助手追忆:希特勒最后时光天天睡懒觉

今年已经91岁的贝恩德·弗赖塔格·冯·洛林霍文是唯一还活着的希特勒的贴身助手，他是德国国防军成员，但没有加入纳粹党卫军。很多年来，沉浸在负罪感中的德国不愿意他说起那段往事，不过法国出版商佩兰在洛林霍文的帮助下把希特勒的最后时光拍成了电影。影片25日在英国上映。


坚持狂热反抗
　　坐在慕尼黑家中的扶手椅上，已是风烛残年的洛林霍文用流利的英语缓缓讲述着他与希特勒度过的最后时光:在躲藏的掩体中，希特勒指挥着手下的士兵和谄媚者，“他建立了两套平行的指挥体系，相互为资源而竞争。他任命政治官员秘密监视军事人员。直到最后，所有的牌都还攥在他手里。”
　　“希特勒的唯一军事经验，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当过下士，他只知道一件事情———狂热的反抗。到现在，他说这个词的语调还回响在我耳边。”
　　在德国军队经历了第一次失败后，希特勒就彻底对现代的移动防御战术持充耳不闻的态度。他认为那是失败主义者才会做的事情，因为那种战术有时会要求放弃一些领土。
　　每天睡到中午
　　在希特勒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中，他一直住在空气污浊的坚固掩体里，偶尔才会出来牵着狗散散步。
　　“希特勒每天大概要到中午时分才会起床，对他来说一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下午召开军情会议。会议上，每个人都要行纳粹军礼。希特勒走进会议室，与每个人握手，握手的力度很轻。然后他就会坐下，他是整个屋子里唯一可以坐着开会的人。偶尔，他也会照顾一下年迈的官员，允许他们坐在一个小板凳上。”洛林霍文回忆说。
　　希特勒非常信任自己的医生特奥多尔·莫雷尔。洛林霍文轻蔑地说，莫雷尔是个逢迎谄媚之徒，他经常给希特勒注射葡萄糖试剂，也利用战争之便大发横财。“我永远记得4月22日、23日那两天，当时，希特勒允许掩体里的妇女们离开，莫雷尔就像一大麻袋土豆那样瘫坐在那里，祈求让他也出去，后来他真的走了。”
　　后期性格温和
　　与人们通常想像的不同，已是穷途末路的希特勒后期并没有陷入歇斯底里的状态。相反，他比以往更加温和。
　　“希特勒是一个非常具有侵略性的人，但在最后的日子里，他很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他变得令人愉快，甚至很温和。他能够非常迷人———他是一个真正的奥地利人。当他询问人们生活状况时，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就是他控制别人的方式。”洛林霍文回忆说。偶尔他也会低下头，翻翻手中的资料。1945年4月29日，柏林城即将被攻陷，此时已陪希特勒在掩体中躲藏了9个月的贝恩德·弗赖塔格·冯·洛林霍文终于获准离开。“希特勒握了握我的手，祝我好运。”洛林霍文说，“我在他的眼睛里看到了一丝羡慕。”
　　助手幡然悔悟
　　同年5月13日，洛林霍文被英国军队逮捕。他说，直到成为了阶下囚，他才知道纳粹曾经大规模地对犹太人进行屠杀，“我甚至连那些集中营的名字都不清楚”。他坚持说，国防军和纳粹党卫军不能混为一谈。
　　但是，当时看押他的英国守卫不相信他不是纳粹。“有3天，从早到晚，他们让我清洁自己的牢房，并用指甲把瓷砖上的印花刮干净。他们踢我，用水泼我，在我被释放的前几天，他们拿走了我的湿衣服，让我全身赤裸地睡在湿漉漉的地板上。”
　　战争之后，他的妻子离开了他。一个朋友在一家印刷厂为他提供了一份新工作。后来洛林霍文再婚，他的儿子成为德国驻俄罗斯外交官。1956年，洛林霍文重回军旅生涯，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北约常设团任职。他的德国人身份并没有阻碍他事业的发展。
　　洛林霍文说，与希特勒的秘书特劳德尔·容格不同的是，他从未被希特勒的“魅力”所折服。“战争后，我意识到……尽管我对自己的军事信念保持忠贞，但我当时的确是在为一个罪恶的政权服务。”今年已经91岁的贝恩德·弗赖塔格·冯·洛林霍文是唯一还活着的希特勒的贴身助手，他是德国国防军成员，但没有加入纳粹党卫军。很多年来，沉浸在负罪感中的德国不愿意他说起那段往事，不过法国出版商佩兰在洛林霍文的帮助下把希特勒的最后时光拍成了电影。影片25日在英国上映。


坚持狂热反抗
　　坐在慕尼黑家中的扶手椅上，已是风烛残年的洛林霍文用流利的英语缓缓讲述着他与希特勒度过的最后时光:在躲藏的掩体中，希特勒指挥着手下的士兵和谄媚者，“他建立了两套平行的指挥体系，相互为资源而竞争。他任命政治官员秘密监视军事人员。直到最后，所有的牌都还攥在他手里。”
　　“希特勒的唯一军事经验，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当过下士，他只知道一件事情———狂热的反抗。到现在，他说这个词的语调还回响在我耳边。”
　　在德国军队经历了第一次失败后，希特勒就彻底对现代的移动防御战术持充耳不闻的态度。他认为那是失败主义者才会做的事情，因为那种战术有时会要求放弃一些领土。
　　每天睡到中午
　　在希特勒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中，他一直住在空气污浊的坚固掩体里，偶尔才会出来牵着狗散散步。
　　“希特勒每天大概要到中午时分才会起床，对他来说一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下午召开军情会议。会议上，每个人都要行纳粹军礼。希特勒走进会议室，与每个人握手，握手的力度很轻。然后他就会坐下，他是整个屋子里唯一可以坐着开会的人。偶尔，他也会照顾一下年迈的官员，允许他们坐在一个小板凳上。”洛林霍文回忆说。
　　希特勒非常信任自己的医生特奥多尔·莫雷尔。洛林霍文轻蔑地说，莫雷尔是个逢迎谄媚之徒，他经常给希特勒注射葡萄糖试剂，也利用战争之便大发横财。“我永远记得4月22日、23日那两天，当时，希特勒允许掩体里的妇女们离开，莫雷尔就像一大麻袋土豆那样瘫坐在那里，祈求让他也出去，后来他真的走了。”
　　后期性格温和
　　与人们通常想像的不同，已是穷途末路的希特勒后期并没有陷入歇斯底里的状态。相反，他比以往更加温和。
　　“希特勒是一个非常具有侵略性的人，但在最后的日子里，他很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他变得令人愉快，甚至很温和。他能够非常迷人———他是一个真正的奥地利人。当他询问人们生活状况时，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就是他控制别人的方式。”洛林霍文回忆说。偶尔他也会低下头，翻翻手中的资料。1945年4月29日，柏林城即将被攻陷，此时已陪希特勒在掩体中躲藏了9个月的贝恩德·弗赖塔格·冯·洛林霍文终于获准离开。“希特勒握了握我的手，祝我好运。”洛林霍文说，“我在他的眼睛里看到了一丝羡慕。”
　　助手幡然悔悟
　　同年5月13日，洛林霍文被英国军队逮捕。他说，直到成为了阶下囚，他才知道纳粹曾经大规模地对犹太人进行屠杀，“我甚至连那些集中营的名字都不清楚”。他坚持说，国防军和纳粹党卫军不能混为一谈。
　　但是，当时看押他的英国守卫不相信他不是纳粹。“有3天，从早到晚，他们让我清洁自己的牢房，并用指甲把瓷砖上的印花刮干净。他们踢我，用水泼我，在我被释放的前几天，他们拿走了我的湿衣服，让我全身赤裸地睡在湿漉漉的地板上。”
　　战争之后，他的妻子离开了他。一个朋友在一家印刷厂为他提供了一份新工作。后来洛林霍文再婚，他的儿子成为德国驻俄罗斯外交官。1956年，洛林霍文重回军旅生涯，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北约常设团任职。他的德国人身份并没有阻碍他事业的发展。
　　洛林霍文说，与希特勒的秘书特劳德尔·容格不同的是，他从未被希特勒的“魅力”所折服。“战争后，我意识到……尽管我对自己的军事信念保持忠贞，但我当时的确是在为一个罪恶的政权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