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村证券辜朝明：人口问题 留给中国的时间可能不足15年

野村证券辜朝明：人口问题 留给中国的时间可能不足15年

本文来源于华尔街见闻　2013年09月11日 21:03  

野村证券首席研究员辜朝明近日发表报告中提及了中国经济，认为留给中国政府平稳迅速发展经济的时间可能不足15~20年，国的适龄劳动力出现萎缩已经是既成事实，将严重影响着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

　　著名经济学家、日本野村证券首席研究员辜朝明近日发表报告中提及了中国经济，认为留给中国政府平稳迅速发展经济的时间可能不足15~20年。

　　以下是主要内容摘要：

　　来自中国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从2012年已经开始出现下降，我之前看到的美国统计局预计的时间是2015年，这比我想象的要糟糕的多。

　　两组数据存在差异的原因是美国将劳动年龄人口定义在15至64岁，而中国方面范围是15至59岁，不管怎么说中国的适龄劳动力出现萎缩已经是既成事实，将严重影响着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

　　这还意味着中国已经出现了刘易斯拐点(Lewisian Turning Point）（见闻注：在二元经济结构中，在剩余劳动力消失之前，社会可以源源不断地供给工业化所需要的劳动力，同时工资还不会上涨。直到有一天，工业化把剩余劳动力都吸纳干净了，这个时候若要继续吸纳剩余劳动力，就必须提高工资水平。否则，农业劳动力就不会进入工业。这个临界点叫做 “刘易斯拐点”），劳动力的成本升高留给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时间已经不多。（见闻注：中等收入陷阱是指的是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世界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新的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徘徊的一种状态。）

　　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意味着劳动供给曲线已经停止了由左下方向右上方倾斜转而从右下方向左上方倾斜，即使工资被迫提高，劳动力供给也会继续减少。到时，曾经因为中国大量廉价劳动力而涌入的外资企业甚至连本国企业都会开始向工资水平更低的国家迁移，比如缅甸和孟加拉。这会导致中国在产业升级换代还未完成之时就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过去30年的飞速发展离不开外资的助推，在可预见的将来也都将继续依赖外资，但前提是中国可以在剩下的时间里摆脱这个中等收入陷阱。那么中国该如何说服外资企业继续留下来呢，这其中应包括减少腐败带来的不确定性，完善国家的法制建设等。

　　但是，提高劳动力工资水平也不无益处，这将使中国人的购买力增强，实现从大规模制造基地向大规模消费市场的转变，这样也可以吸引外资继续留在中国。

　　历史上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本和其他外资企业撤离东南亚来到中国，这与当今的情况很类似。马来西亚当时进行的就是上述转变。不过由于马来西亚法律系统与西方相似，其体制风险要小于如今的中国。

　　中国社会当前处于一次结构性变革的边缘。这一结构性变革要比中国政府当前十分渴望推行的长期且痛苦的经济再平衡计划更具深远意义。有必要学习马来西亚当年的模式，以防工资水平的上涨“赶走”这些跨国公司。

　　总的来说，中国依然有着数以百万计拥有梦想的、肯吃苦、爱学习的年轻人，我认为中国当局只要能够建立完善的体制和制定正确的发展方向，一定可以争取到改革的时间，再现中国式奇迹。


http://economy.caijing.com.cn/2013-09-11/11329181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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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于华尔街见闻　2013年09月11日 21:03  

野村证券首席研究员辜朝明近日发表报告中提及了中国经济，认为留给中国政府平稳迅速发展经济的时间可能不足15~20年，国的适龄劳动力出现萎缩已经是既成事实，将严重影响着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

　　著名经济学家、日本野村证券首席研究员辜朝明近日发表报告中提及了中国经济，认为留给中国政府平稳迅速发展经济的时间可能不足15~20年。

　　以下是主要内容摘要：

　　来自中国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从2012年已经开始出现下降，我之前看到的美国统计局预计的时间是2015年，这比我想象的要糟糕的多。

　　两组数据存在差异的原因是美国将劳动年龄人口定义在15至64岁，而中国方面范围是15至59岁，不管怎么说中国的适龄劳动力出现萎缩已经是既成事实，将严重影响着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

　　这还意味着中国已经出现了刘易斯拐点(Lewisian Turning Point）（见闻注：在二元经济结构中，在剩余劳动力消失之前，社会可以源源不断地供给工业化所需要的劳动力，同时工资还不会上涨。直到有一天，工业化把剩余劳动力都吸纳干净了，这个时候若要继续吸纳剩余劳动力，就必须提高工资水平。否则，农业劳动力就不会进入工业。这个临界点叫做 “刘易斯拐点”），劳动力的成本升高留给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时间已经不多。（见闻注：中等收入陷阱是指的是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世界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新的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徘徊的一种状态。）

　　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意味着劳动供给曲线已经停止了由左下方向右上方倾斜转而从右下方向左上方倾斜，即使工资被迫提高，劳动力供给也会继续减少。到时，曾经因为中国大量廉价劳动力而涌入的外资企业甚至连本国企业都会开始向工资水平更低的国家迁移，比如缅甸和孟加拉。这会导致中国在产业升级换代还未完成之时就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过去30年的飞速发展离不开外资的助推，在可预见的将来也都将继续依赖外资，但前提是中国可以在剩下的时间里摆脱这个中等收入陷阱。那么中国该如何说服外资企业继续留下来呢，这其中应包括减少腐败带来的不确定性，完善国家的法制建设等。

　　但是，提高劳动力工资水平也不无益处，这将使中国人的购买力增强，实现从大规模制造基地向大规模消费市场的转变，这样也可以吸引外资继续留在中国。

　　历史上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本和其他外资企业撤离东南亚来到中国，这与当今的情况很类似。马来西亚当时进行的就是上述转变。不过由于马来西亚法律系统与西方相似，其体制风险要小于如今的中国。

　　中国社会当前处于一次结构性变革的边缘。这一结构性变革要比中国政府当前十分渴望推行的长期且痛苦的经济再平衡计划更具深远意义。有必要学习马来西亚当年的模式，以防工资水平的上涨“赶走”这些跨国公司。

　　总的来说，中国依然有着数以百万计拥有梦想的、肯吃苦、爱学习的年轻人，我认为中国当局只要能够建立完善的体制和制定正确的发展方向，一定可以争取到改革的时间，再现中国式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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