狼牙山五壮士两位幸存英雄的故事

　1941年秋，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调集7万余兵力，对晋察冀边区所属的北岳、平西根据地进行毁灭性大“扫荡”。9月25日，日伪军3500余人围攻易县城西南的狼牙山地区，企图歼灭该地区的八路军和地方党政机关。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某部7连奉命掩护党政机关、部队和群众转移。完成任务撤离时，7连决定留下第6班班长马宝玉，副班长葛振林以及宋学义、胡德林、胡福才等5人担负后卫阻击，掩护全连转移。
　　为了拖住敌人，6班的5位战士一边痛击追上来的敌人，一边有计划地把大批敌人引上了狼牙山。他们利用险要地形，把冲上来的敌人一次又一次地打了下去。崎岖的山路上，躺着许多敌人的尸体。
　　5位战士胜利地完成了掩护任务，准备转移。面前有两条路：一条通往主力转移的方向，走这条路可以很快追上连队，可是敌人紧跟在身后；另一条是通往狼牙山的顶峰棋盘坨，那里三面都是悬崖绝壁。为了不让敌人发现群众和连队主力，班长马宝玉决定要把敌人引上绝路。
　　5位壮士攀登上棋盘坨，居高临下，继续向紧跟在身后的敌人射击。子弹、手榴弹打完了，他们就用石头砸向敌人，直到连石头也寻找不到。共产党员马宝玉、葛振林在火线介绍宋学义、胡德林、胡福才加入中国共产党。
　　5位壮士屹立在狼牙山顶峰，眺望着群众和部队主力远去的方向，又回头望望还在向上爬的敌人，脸上露出胜利的喜悦。身负枪伤的班长马宝玉把那支从敌人手里夺来的枪砸碎了，然后走到悬崖边上，第一个纵身跳下深谷。战士们也都砸碎枪支，昂首挺胸地从容地相继从悬崖上跳下。“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雄壮豪迈的口号声在群山中久久回荡。
　　当几百名日军冲上悬崖顶时，发现与之激战近一日，让他们伤亡上百人的对手，只是5名八路军战士。于是，这些“武士道”的信徒在峰顶排成几列，面对五壮士跳崖处三度折腰，鸣枪致敬。
　　五壮士跳崖后，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壮烈殉国；葛振林、宋学义幸被半山腰树枝挂住，奇迹生还，但均摔成重伤，后经治疗脱险后返回部队。
　　1941年11月7日，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签署训令，将马宝玉等5人命名为“狼牙山五壮士”。反“扫荡”胜利后，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召开庆功会，分区司令员杨成武代表晋察冀边区党委和聂荣臻司令员宣读嘉奖令，军区颁发的“坚决顽强”的五星奖章分别挂在葛振林、宋学义的胸前。为表彰这一壮举，1942年1月，晋察冀军区在棋盘坨上建立了“三烈士纪念塔”，该塔1943年9月毁于日军炮火。1959年3月“三烈士塔”重建，聂荣臻元帅亲自题写了“狼牙山五勇士纪念塔”的塔名并题词：“宁死不屈乃燕赵英雄光荣传统，视死如归本革命军人应有精神。”但由于“文化大革命”和地震的破坏，重建的“狼牙山五勇士纪念塔”上世纪60年代末再次被毁。1986年，“狼牙山五勇士纪念塔”第三次修建，保存至今。
　　据《易县志》记载：“易县人民将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移葬到易县北娄山烈士陵园。”
　　狼牙山五壮士中有4人为河北籍：马宝玉（1920—1941），蔚县下元皂村人，自幼父母双亡，以流浪为生，1937年参加八路军，两年后入党，牺牲时年仅21岁；葛振林（1917—2005），曲阳县党城乡喜峪村人，1937年参加革命，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享年88岁；胡德林（1922—1941）、胡福才（1923—1941）都是容城县人，两人相差一岁，却是叔侄关系，l940年，他们在完成支前工作后参加了八路军，牺牲时一个19岁，一个18岁。宋学义（1918—1971）是河南省沁阳市王曲乡北孔村人，出身贫苦，1940年在讨饭时巧遇抗日游击队，参加了八路军，享年53岁。
　　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事迹，在中国是尽人皆知的。他们英勇顽强、宁死不屈，舍生取义，那高呼口号、相继跳崖的身影，已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最为悲壮、最令人热血沸腾的一幕，成为崇高的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的标志。1941年11月5日的《晋察冀日报》上，刊登了一篇《棋盘坨上的五个“神兵”》文章，这是迄今能够查到的关于狼牙山五壮士最早报道。而后，这个英雄事迹屡屡见诸报刊书籍，并被付诸音乐、美术、雕塑等多种艺术形式。1958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了邢野、孙福田、和谷岩编剧，史文帜导演，李长华、高保成等主演的电影《狼牙山五壮士》，成为红色经典。而普及、宣传最力者，莫过于《狼牙山五壮士》这篇千字文章常年入选小学五年级《语文》课本（第九册）；作者是沈重（浙江桐乡人，1930年生）。在我国，小学教育已经普及多年，可以说12岁以上的中国人都学习过这篇课文，都熟悉这个故事。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事迹，教育、激励了中国几代人。
　　而跳崖后的五壮士中的两位幸存者，其壮士年华，其英雄续篇，同样教育激励着中华民族的子子孙孙。

　　二

　　1944年，河北省易县北管头村成为因跳崖致残的宋学义复员转业后的安置地。他在那里生活了3年，任农会主席，并与当地贫农女儿李桂荣结婚。1947年，宋学义得知家乡解放，遂和妻子一起返回河南沁阳北孔村。
　　从部队复员到易县当地，再到解放初回故乡务农，宋学义的党组织关系并没有断，他只是从来没有提过自己负伤转业的具体原因。加上长途迁徙和战争年代档案资料不够健全，从1947年到1951年的几年间，复员回乡的宋学义已经“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
　　其时，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事迹已经广为人知，宋学义是能够证明自己的经历的；他走南闯北见过不少世面，完全知道名气意味着什么。但他绝口不提自己的经历，甚至隐姓埋名。他也听过闲话，受过不少委屈，却从来不向任何人抱怨。他辛苦努力地拉扯着一大家子人，却拿着伤残补助周济乡亲，自己拖着伤残之躯爬树，揪树叶补充自家口粮。如果不是1951年的全国寻访英雄活动，人们或许就永远不知道他的下落了。
　　1951年10月下旬，当时正在沁阳县政府民政科工作的张贺兆接到一项紧急任务——中央要召开全国老军人、老烈属代表大会，要在全国开展一次寻访英雄活动。根据线索，“狼牙山五壮士”之一的宋学义就在沁阳，要尽快找到他。
　　张贺兆通过查找伤残军人花名册，在北孔村找到了宋学义。可是，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深秋天气里，站在面前的这个比实际年龄33岁苍老许多的农民，夹衣单裤，穿着露脚趾头的鞋子，拦腰扎一条草绳，腰驼得厉害。
　　张贺兆上前套话，宋学义随口道来，参军打仗的重要经历都对上了，可张贺兆一提及1941年反“扫荡”，宋学义就把话题往别处岔。最终，还是宋学义的妻子李桂荣趁丈夫被村里叫出去办事时，拿出了一枚奖章，上面刻有“坚决顽强”4个字——这才使张贺兆对宋学义的身份确定无疑。杨成武将军代表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亲手为宋学义佩戴奖章时的照片，也保存了下来。照片上，年轻的宋学义紧抿着嘴唇，努力挺直着腰板，只是他的身后，必须有人搀扶。
　　如今，这枚奖章存放在国家博物馆中。
　　宋学义“被发现”之后，历任民兵连指导员、党支部书记，中共王曲公社委员会委员、县委委员等职务。曾先后出席“全国烈军属、复员退伍军人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全国民兵英雄代表大会”和“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他见过不少大场面，也遇到过不少老战友、大人物，甚至还被毛泽东主席请进中南海自己家吃过一顿饭。他不是没机会进一步，而是有很多机会；而跳出农村、当官提干意味着什么，宋学义自己心里也清楚。但他就是一直在家乡北孔村担任村支书。
　　在他的带领下，北孔村实行了盐碱改造，从原来最穷的要饭村，变成了全县最好的村。公社化时期，干部不计工分，可宋学义有时间就下地，腰不行，干不动重活儿，就整天拾粪。在乡亲们印象里，他几乎总是背着粪筐到处走，天热时到哪儿都戴个草帽。那时人们为了防止草帽失落，都在草帽檐上用红字写上自己的名字，宋学义也是这样。后来他改了，只写一个“宋”字。他儿子宋福保觉得奇怪，为这事问过父亲。宋学义的回答是，不能让人家一看见这名字就想起课本上写的、电影里演的狼牙山那些事来，“咱就是个农民，得讲本分”。
　　宋学义的洁身自好，到了刻意回避自己名字的程度。可是他也有在大庭广众之下喊着说自己是“狼牙山五壮士”的时候。1959年，宋学义到河南滑县开会，适逢河堤决口，在场的群众手足无措。宋学义当场跳进水里，大喊：“我是狼牙山五壮士之一的宋学义，大家听我指挥，没带工具的下水，挨个排在决口处筑成人墙。”人们顿时跟着“扑通扑通”都跳了下去，用身体堵住决口。
　　宋学义清楚提到“宋学义”仨字好使，但他更清楚该什么时候提。
　　1958年，电影《狼牙山五壮士》正在北京门头沟拍摄。剧组把五壮士中得以生还的两位——葛振林和宋学义都请到了拍摄现场。有一天吃完晚饭没什么事做，葛振林对宋学义说：“走，咱们洗澡去，放松放松！”可一向对葛振林顺着来的宋学义没有响应，他皱着眉头说惦记着家里，“家里没有一个壮劳力，大女儿还体弱多病”。那意思是说“自己没心情”。葛振林听了很吃惊：“你们当地对你没有照顾吗？你实在困难，可以向组织上反映啊！”……
　　是的，宋学义从来没有为自己、自家的事情向组织提过任何要求，即使后来一个女儿患上小儿麻痹四处求医时也没有，最终女儿下肢致残。
　　文革开始，宋学义因为20多年前狼牙山峰顶的那一跳，遭到从未有过的冲击。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把他说成“假英雄”“假模范”，甚至在批斗会上当众质问他：“人家都跳崖跌死了，你怎么活着回来了？你再到狼牙山跳跳，跌不死，就承认你是英雄。你从房顶跳下来也行，房顶还没狼牙山高，跌不死也算……”对此，第一个“找到”宋学义并代表组织确认了其身份的张贺兆说：“那些人如果了解宋学义是被寻找回来的英雄，就不会说出那种闲话了。”曾长期在沁阳县委宣传部任职、与宋学义打了几十年交道、最终成为宋学义传记作者的李成杰说：“关于宋学义的闲话和议论一直都有，说他没本事，要不立那么大功劳，咋还是个农民？”
　　虽然处境艰难，身体不好，但宋学义并不是一个生活沉重的人，他性格开朗，爱开玩笑，对这些闲言碎语，乃至侮辱非议，也就是一笑了之。

　　三

　　1970年4月，春寒料峭中，52岁的宋学义悄悄地踏上了最后的旅程，时隔多年，他再次来到易县的狼牙山。北管头村热情地接待了这位英雄，也是姑爷。他想到班长和“二胡”牺牲的地方凭吊战友，“爬不上去，看看也行”——这一次，他真的爬不上去了，真的只能“看看”了。陪同他的当地干部回忆说：“只能在山脚下久久地仰望，小声地叹息，转身抹去眼角涌出的泪水。”
　　当地干部陪着宋学义在村里转了个遍，“他基本上没有停过脚，走西家串东家”；他“很瘦，佝偻着背，老是用右手按着肚子”。那一年，宋学义“胃疼”得越来越厉害。我们“看他脸色不好，劝他去看看，他总说是老胃病不要紧”。宋学义一路有说有笑，但不说话时，总是紧锁着眉头。“也许他已经意识到自己所剩的时间不多了，所以才再访狼牙山”。
　　平时很少主动出远门的宋学义不仅回了狼牙山，还去了一趟远在广州的老部队。其后，宋学义又从广州来到了儿子宋福保当兵的昆明，却因为宋福保所在的部队是执行特殊国防任务的保密单位，怎么也找不到驻地。情急之下，一生中很少主动提到自己名字的宋学义，给昆明军区政治部打了一个电话，问题很快解决。
　　在短短3天的相聚日子里，20岁的宋福保没能跟父亲聊上几句，更多的是坐在台下，倾听父亲讲述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一次战斗——一个全国人民都知道的故事。“那是我成年之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听父亲作报告”。令宋福保震撼的，是父亲生还后一个鲜为人知的细节：跳崖之后，死里逃生、浑身是血的宋学义、葛振林去寻找大部队。考虑到途中会遭遇敌情，腰部受了重伤、还在吐血的宋学义毅然决定，由自己在前头探路，为的是万一碰上敌人回不来了，伤势较轻的葛振林能逃离险境，继续打鬼子。宋福保回忆时动情地说：“刚刚与死神擦肩而过，一般人可能后怕还来不及，他却又一次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自己那瘦削的、总也直不起腰来的父亲，是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1970年10月，张贺兆下村办事，在北孔村见到宋学义时不由吃了一惊——几个月不见，老宋瘦了好多，脸色发黑，目光倦怠，“说肚子疼，老用手捂着”；“疼得厉害，他就掏出两片止痛药吃。这时候，他要求我给他开个介绍信，因为他思前想后，想去洛阳拖拉机厂给村里要台拖拉机。”
　　宋学义在洛阳受到了热情接待，4场报告“换”回了一台在当时还颇为珍贵的拖拉机。这是他破天荒地用自己的名义向组织伸手……宋学义用这样一段旅程，给自己早已向死神透支了30年的生命画上了最后的句号。
　　1971年6月26日，宋学义因肝癌在郑州去世。8年后，1979年6月25日，宋学义被追认为革命烈士，成为安葬在河南沁阳烈士陵园的158位烈士中唯一不是牺牲在战斗中的烈士。
　　沁阳市博物馆所珍藏的头号文物，是一个早已明显磨损的、形状独特的皮质腰带，这就是宋学义生前很少离身的“腰卡”，为的是让这条腰卡里层叠的钢板替代他伤残的腰椎，承受上半身大部分重量。这条有点儿像电影里的子弹带的腰卡，是上世纪50年代后期当地政府为宋学义重新定制的，在那之前的十余年间，宋学义戴的是用一条帆布子弹袋缝入钢板制成的腰卡。宋学义的左眼也在跳崖时被树枝刮伤了，人走到近处才能看清楚。身体上的伤残，是这位壮士当年早早离开部队解甲归田的直接原因。
　　而另一位幸存的壮士葛振林，则因为伤势不重，一直留在部队。“当时班长和胡德林、胡福才是单个跳下去的，我和宋学义是搭着肩膀一起跳下去的，也许正因此才被树枝挂住而保住了两条性命。”葛振林如是说。

　　四

　　葛振林在部队战斗到抗战胜利，后又历经张家口、清风店、太原和天津战役，还参加过江西剿匪和抗美援朝，全身6处负伤，为三等甲级伤残。抗美援朝归来，葛振林历任湖南省军区警卫团后勤处副主任、湖南省公安大队副大队长、湖南省军区警卫营长、衡南县兵役局副局长、衡阳市人武部副部长；1962年调任衡阳军分区后勤部副部长。1966年春，葛振林向衡阳军分区司令部提交申请希望休养，上级考虑到他的伤病，批准了这一请求；当年8月，这位老战士离岗退养，时年49岁。15年后，1981年7月按副师级待遇离职休养，1983年6月提高为正师级待遇离休干部。
　　葛振林离岗时，“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衡阳军分区也不例外，一些老干部被造反派叫去谈话，被“揪辫子、戴帽子”，受到冲击迫害。在这种情势下，很多人对这些老干部都躲得远远的。但葛振林不怕被“粘包”，还主动去接近身处逆境的老干部，经常去五七干校，给放羊放马的同事战友送饭吃。一些战士对这位老英雄也很尊重，葛振林叮嘱他们对谁谁给予关照，“我们当时不知道他的用意，但葛老一向喜欢我们，他说的肯定就是对的。”
　　对此，造反派很是恼火，找衅葛振林；但葛振林没有辫子可抓，造反派就干脆拉他“支左”入伙。葛振林一听就火了：“你们让我造谁的反？老子造小日本的反，造法西斯的反！不像你们，造共产党的反！”
　　当时葛振林的这些话，就像炸弹一样在军区炸开了。但造反派对这位全国闻名的战斗英雄，还是不敢太放肆的，无计可施。
　　此后，面对学生罢课、农民进城、工人停工，葛振林总是站出来劝说：你们回去吧，学生不学习干什么，农民不种粮食吃什么，你们工人天天喊口号还怎么生产？当时在整个衡阳，敢出来教训红卫兵、造反派的，只有葛振林一人。
　　葛振林一生，荣誉多多。1941年9月，被晋察冀军区授予“狼牙山五壮士”光荣称号和“民族英雄奖章”“青年奖章”各一枚。1955年授予少校军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级解放勋章。1988年授予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88年被国家教委、共青团中央授予“优秀校外辅导员”称号，1991年被全国下一代协会评为先进个人等等。这后两项荣誉，正是他离休后生活乃至生命状态的真实评价。
　　葛振林把晚年的大部分精力用在关心青少年成长上。曾任衡阳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会长，担任衡阳市20多所中小学校、全国近200家中小学的校外辅导员；并先后应邀到全国十多个省市的部队、机关、学校、厂矿以及监狱、劳改农场等单位，作报告400余场次；与全国各地近万名青少年有过书信联系，为此花费甚多，但从没报销过一张邮票。葛振林还经常到学校给困难学生送些学习用品，有一次他看到几家学校悬挂的国旗陈旧褪色，便自己掏钱买了几面新国旗送到学校。他的老伴王贵柱回忆起件件往事，不由黯然神伤：“他给孩子们上课，经常是拄着拐杖走路去，走路回，别人派车来接送，他从不坐，也不收一分钱讲课费，不在外面吃一餐饭。”
　　葛振林很少向中小学生忆述狼牙山那一幕，而是讲述其他的更多的战斗故事，话优良传统，谈理想信念，每次都叮嘱孩子们“珍惜现在的好条件，好好学习，祖国的江山打得多不容易啊！”教育他们永远听党的话、跟党走。一些老战友问他为什么总不提狼牙山跳崖的壮举，他总会很激动地说：“咱们都是八路，那个时候，你们还不知道吗？换了你们，你们就不会跳吗？”海南省军区后勤部原政委陈永春曾和葛振林一起在广州军区总医院住院，当时陈向同室的另一位战友介绍：“这就是狼牙山五壮士之一，国宝葛振林”，对方肃然起敬。但事后陈永春却被葛振林一阵骂，“老陈你这是瞎胡闹，没原则。”连葛振林的几个儿子也是看了电影和学了课文之后才知道，自己的父亲就是那位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跳下悬崖的壮士。
　　葛振林从不以英雄自居，一生勤俭节约，安守清贫，感动了无数人。
　　葛振林的家是一个极为平常的不到120平方米的四合院，坐落在衡阳市警备区旁边。室内布置陈旧，除了一个“革命老人”的红匾和镶在镜框里的老照片特别引人注目，找不到一些时新的电器、家具，与院外的繁华形成强烈的反差。室内有一个七八平方米的书房，也极为简朴，一个旧式书柜中整齐地摆着马列主义文集和军事书籍，书桌边唯一显眼的是一张崭新的真皮沙发，但主人一直舍不得坐；旁边一张破旧的藤椅，已经松了架，还有几个大洞，但主人一直舍不得丢。葛振林坐在这张藤椅上读书看报，一坐就是40多年。他的衣着十分朴素，五冬六夏一身洗得发白的军装，穿了又穿，补了又补。
　　葛振林最后一次在衡阳解放军169医院住院期间，天气寒冷，护士怕他感冒，打开了空调，他便关上；护士趁他睡了，便又打开。从此，葛振林醒来的第一件事便是伸出颤抖的手去试探，看空调有没有热风；如果有热风，他又去关上。有时护士见外面的阳光较暗，便开室内的灯，护士刚打开，他便关上。
　　葛振林望着不解的护士，深情地说：“姑娘，还不黑，也不冷，国家还不富裕，我们要节省每一度电，每一分钱，支援国家建设。”
　　老伴王贵柱说，葛振林退养后，有一半以上的时间在给孩子们作报告和回信。葛振林作报告从不吃请。王贵柱说，能骑自行车的时候就骑自行车去，骑不动了，他就拄着拐杖走着去，报告结束，不但不吃饭，还要叮嘱一下对方，“你们也别以我的名义吃喝啊，咱们还不富裕，有那个饭钱可以给娃们买多少书啊。”
　　上世纪70年代后期，衡阳某铁路学校校长给葛家送来20元讲课费，钱被葛振林扔了出去，人也被他骂走了。打那之后，没人再敢跟葛老提报酬的事。
　　衡阳市警备区干休所所长黄建寅介绍，早两年，按照干休所的规定，享受正师级待遇的葛老，每月可以免费用车180公里。“可他考虑到所里用车紧张，就让保姆推着轮椅来干休所卫生所打针。”黄建寅说，从葛老家到干休所约3里远，还要上个大坡，葛老怕保姆累着，就帮着转轮椅。“我们看到老爷子这样，就想哭。”
　　实际上，葛振林并不守财吝啬，他的一项重要开支是捐款。老伴王贵柱说，每遇任何灾害，老伴总是第一个捐款。衡阳市警备区干休所一位老干部说：“葛老不光自己踊跃捐，还监督别人捐，谁捐慢了，葛老都会开着玩笑说‘你这个老抠门儿’。”
　　有一次，他的孙子发高烧，老伴便让葛振林打电话给衡阳市警备区干休所，要求派车。葛振林也慌了神，急忙到房里打电话，可拿起电话又放了下来。他对老伴说：“你还是叫他妈妈背着孩子坐公共汽车到医院吧。”老伴不依：“平时不指望你派车，今天孙子要上医院，要台车不行？你不打电话我来打。”“你敢！”葛老火了。没办法，老伴只有让儿媳冒着烈日背着孙子挤公共汽车上医院。
　　在衡阳，葛振林一家一直过着平静清贫的生活。除大儿子葛长生外，其余3个儿子都是普通工人，葛长生当兵留任广州军区，现为师级文职，二子葛宪松在衡阳铁路电视台当维修工，三子葛拥宪因工厂效益不好下岗在家，四子葛拥进目前还没有自己的房子，和老人住在一起。葛振林从不向组织提任何要求，也不为儿子的就业找关系，他经常对儿孙们说：“任何时候都不能做对不起共产党的事。”
　　葛振林的长孙葛蒙考上军校，没利用他的一点儿关系。葛蒙在军校从不透露自己的家世，有一次同学们聊到狼牙山五壮士，说不知道葛振林现在何处，他就笑着说，“可能在衡阳吧。”直到军校毕业之后，很多同学还不知他就是大名鼎鼎“狼牙山五壮士”之一葛振林的孙子。葛蒙现在爷爷曾经战斗过的野战部队服役，“其实一句话的事，就能把蒙蒙安排到军区，我们不想违背老爷子的意愿，让蒙蒙自己去闯吧。”葛老的大儿媳于小玲说。

　　五

　　1986年，69岁的葛振林应邀回狼牙山参加五壮士纪念塔第三次修建落成仪式。第一天，葛振林坚持要到山上看看，走到半山腰便没了体力，指着远处的棋盘坨主峰，半晌说不出话来，眼睛湿润了。他走遍了狼牙山附近的村庄，一边了解乡亲们的生活，一边打听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3位烈士家属的消息。
　　此次故地之行，带给葛振林莫大欣喜的是，他遇到了当年的救命恩人、曾任河北师范大学副校长的余药夫。
　　1941年，19岁的余药夫是易县青救会干部。日军进攻狼牙山地区时，他和群众一起进山区与敌周旋。五壮士跳崖那天晚上，他遇到了拖着伤重的身体、在山路上艰难爬行去找部队的葛振林和宋学义。他搀扶二人到山上古庙休息，给他们做饭，为他们放哨、探路，第二天又和古庙道士一起，送两位壮士归队。余药夫当时要求同行，被葛振林劝阻：“我们有今天没明天的，你还是照顾你老婆吧。”当时相遇突然，情况紧急，葛、宋两人又身负重伤，所以他们未详细交谈，彼此都不知道对方姓名。狼牙山匆匆分别，一别就是45年，直到1981年，余药夫才从报纸上得知葛振林的消息，两人开始通信。这次在“狼牙山五勇士纪念塔”第三次重修竣工典礼大会上，葛振林和余药夫才终于重逢。
　　45年在人的一生中可谓漫长。这45年，葛振林一直没有忘记当年在狼牙山麓援救过自己的那位“穿便衣的年轻人”，一直通过各种渠道，想方设法打听救命恩人的下落。今日圆梦，怎能不长久拥抱、激动万分？1999年12月，衡阳电视台录制了一期新旧世纪交替的节目，采访时问及葛振林的最大希望是什么，葛老答说想再见恩人余药夫一面，给他唱首歌，说着便唱了起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对当年的另一位幸存者宋学义，葛振林也念念不忘。老伴王贵柱说，葛振林曾去看过宋学义，宋学义也来过衡阳两次；二人经常书信往来。“宋学义的腰不好，走路很慢，要摸着墙走。”
　　1971年，宋学义辞世；30多年后，余药夫也走了。“我已经替老班长他们活了60多年，但还想替药夫和学义再多活两年，最想替战友们见证抗战胜利60周年。”葛振林曾向子女们这样诉说。然而，他没有等到这一天。
　　2005年3月17日，几名小学生拎着水果走进衡阳解放军169医院，他们围在一位老人的病床前说，想听葛爷爷讲故事。床上的老人动了动身子，颤抖着声音回答：“娃娃们，现在不行，等我好了就给你们讲。”此情此景，令守候在旁的人和医生护士们潸然泪下。
　　4天之后，3月21日23时10分，狼牙山五壮士之一葛振林在衡阳病逝，终年88岁。
　　3月25日上午，葛振林遗体告别仪式在衡阳举行，尽管市殡仪馆最大的灵堂三门齐开，前来吊唁的人群和花圈还是挤满了院落。在挽幛上，人们看到了聂力的名字，这位女中将的父亲，正是当年命名“狼牙山五壮士”的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
　　81岁的抗日老战士、衡南县武装部原部长宋文坤在老伴搀扶下来到灵堂，向多年的老战友告别。“我以为他能挺过来的。”宋文坤说，他们夫妇20多天前曾去看望术后的葛振林。当时，喉咙上插着管子的葛振林还一边比画一边唱：“老子的队伍才开张……”“你个摔不死的，这次也没事！”宋老这话曾让两家人开怀大笑。
　　但此时的葛老已是沉疴难返。主治医生介绍，由于心、肾、肺功能几近衰竭，葛老的气管先后切开了两次。“但他没有痛苦的样子。一般人做气管切开手术，麻醉醒来会非常难受，葛老却总是将笑挂在脸上。”护士们称呼他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
　　在吊唁人群中，一些须眉皆白、举止整肃的老者引人注目，但更多的男女老少并没有明显的特征。“那个爱说笑的老头儿去了。”黄茶岭葛振林家附近的百姓相互传递着这个噩耗，纷纷赶来吊唁。
　　在街角摆擦鞋摊的一位30多岁的来自湖北的妇女说：“葛老不像个英雄，倒是个瘦瘦的干巴老头儿。”她说自己学过《狼牙山五壮士》的课文，但葛老和她想象中的不一样，没有架子，常来问寒问暖，让她心里觉得“蛮舒服的”。
　　一位卖期刊的老人说：“他常常会问蹬三轮的、卖菜的，家是哪儿的，收入怎么样，几个娃，上学了吗？”“成年都是一身旧军装，戴个黄军帽。”葛老有个外号叫“葛两毛儿”，因为街上的人都知道，葛老买东西若余几毛钱找零，总说句“不要了”摆手就走。
　　葛振林的老伴王贵柱说：“穷人富人，他都很能合得来。”他还是更喜欢穷人和孩子，他喜欢摸孩子们的小脑袋；喜欢穷人就是给钱。
　　因此，“要饭的就喜欢围着葛老家门口转。”邻居们这样补充。
　　王贵柱还解释道，葛老就喜欢旧军装，做了一件西服，从来没穿过。戴军帽是因为跳崖时碰了头，戴帽子挡挡风。
　　多年来，每天早晨，黄茶岭的市民会看到这个身着旧军装的老人拄着拐杖去警备区拿报纸，一路上敲得地面“当当”响，他见了谁都会打招呼，逗会儿乐。大家都说，可能除了打仗的时候，葛老一辈子都是笑口常开。
　　“可是现在街上都冷清了，那个爱说笑的老头儿去了。”
　　殡仪馆内，葛振林的遗体一身戎装，上面覆盖着一面鲜艳的中国共产党党旗，安详地躺在水晶棺中。阵阵哀乐，束束鲜花，副副挽联，一张张泪痕满面的脸，寄托着人们对这位抗日老英雄、这位正直廉洁的共产党人的无限哀思。
　　一副挽联表达了人们的崇敬与怀念：
　　抗日狼牙山一跳成壮士英雄事迹彪史册
　　跟党干革命万险砺志士赤胆忠心扬美名
　　当日，葛振林骨灰安葬在衡阳市烈士陵园。
　　衡阳湘江西岸一家投影厅停止放映武打片，宣传海报上写“纪念葛振林，今日上演《狼牙山五壮士》”。这一晚，平日冷清的投影厅，门外排起了长队。
　　在葛振林的家乡——河北曲阳县以及易县狼牙山、他生前所在的部队广州军区“红一团”“狼牙山五壮士”连，人们也自发地举行了追悼会。
　　追悼会当天，《新民晚报》消息，狼牙山景区客流量从往日每天几十人上升到了数万人。
　　据新华网统计，葛振林去世后，互联网上有几十万网民同悼英雄。一则署名外国媒体驻京记者的帖子引起人们注意，其中言道：“这是中国民族精神在民间觉醒后的又一次高涨。”
　　壮士的辉煌，不止在狼牙山上。


1941年秋，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调集7万余兵力，对晋察冀边区所属的北岳、平西根据地进行毁灭性大“扫荡”。9月25日，日伪军3500余人围攻易县城西南的狼牙山地区，企图歼灭该地区的八路军和地方党政机关。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某部7连奉命掩护党政机关、部队和群众转移。完成任务撤离时，7连决定留下第6班班长马宝玉，副班长葛振林以及宋学义、胡德林、胡福才等5人担负后卫阻击，掩护全连转移。
　　为了拖住敌人，6班的5位战士一边痛击追上来的敌人，一边有计划地把大批敌人引上了狼牙山。他们利用险要地形，把冲上来的敌人一次又一次地打了下去。崎岖的山路上，躺着许多敌人的尸体。
　　5位战士胜利地完成了掩护任务，准备转移。面前有两条路：一条通往主力转移的方向，走这条路可以很快追上连队，可是敌人紧跟在身后；另一条是通往狼牙山的顶峰棋盘坨，那里三面都是悬崖绝壁。为了不让敌人发现群众和连队主力，班长马宝玉决定要把敌人引上绝路。
　　5位壮士攀登上棋盘坨，居高临下，继续向紧跟在身后的敌人射击。子弹、手榴弹打完了，他们就用石头砸向敌人，直到连石头也寻找不到。共产党员马宝玉、葛振林在火线介绍宋学义、胡德林、胡福才加入中国共产党。
　　5位壮士屹立在狼牙山顶峰，眺望着群众和部队主力远去的方向，又回头望望还在向上爬的敌人，脸上露出胜利的喜悦。身负枪伤的班长马宝玉把那支从敌人手里夺来的枪砸碎了，然后走到悬崖边上，第一个纵身跳下深谷。战士们也都砸碎枪支，昂首挺胸地从容地相继从悬崖上跳下。“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雄壮豪迈的口号声在群山中久久回荡。
　　当几百名日军冲上悬崖顶时，发现与之激战近一日，让他们伤亡上百人的对手，只是5名八路军战士。于是，这些“武士道”的信徒在峰顶排成几列，面对五壮士跳崖处三度折腰，鸣枪致敬。
　　五壮士跳崖后，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壮烈殉国；葛振林、宋学义幸被半山腰树枝挂住，奇迹生还，但均摔成重伤，后经治疗脱险后返回部队。
　　1941年11月7日，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签署训令，将马宝玉等5人命名为“狼牙山五壮士”。反“扫荡”胜利后，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召开庆功会，分区司令员杨成武代表晋察冀边区党委和聂荣臻司令员宣读嘉奖令，军区颁发的“坚决顽强”的五星奖章分别挂在葛振林、宋学义的胸前。为表彰这一壮举，1942年1月，晋察冀军区在棋盘坨上建立了“三烈士纪念塔”，该塔1943年9月毁于日军炮火。1959年3月“三烈士塔”重建，聂荣臻元帅亲自题写了“狼牙山五勇士纪念塔”的塔名并题词：“宁死不屈乃燕赵英雄光荣传统，视死如归本革命军人应有精神。”但由于“文化大革命”和地震的破坏，重建的“狼牙山五勇士纪念塔”上世纪60年代末再次被毁。1986年，“狼牙山五勇士纪念塔”第三次修建，保存至今。
　　据《易县志》记载：“易县人民将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移葬到易县北娄山烈士陵园。”
　　狼牙山五壮士中有4人为河北籍：马宝玉（1920—1941），蔚县下元皂村人，自幼父母双亡，以流浪为生，1937年参加八路军，两年后入党，牺牲时年仅21岁；葛振林（1917—2005），曲阳县党城乡喜峪村人，1937年参加革命，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享年88岁；胡德林（1922—1941）、胡福才（1923—1941）都是容城县人，两人相差一岁，却是叔侄关系，l940年，他们在完成支前工作后参加了八路军，牺牲时一个19岁，一个18岁。宋学义（1918—1971）是河南省沁阳市王曲乡北孔村人，出身贫苦，1940年在讨饭时巧遇抗日游击队，参加了八路军，享年53岁。
　　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事迹，在中国是尽人皆知的。他们英勇顽强、宁死不屈，舍生取义，那高呼口号、相继跳崖的身影，已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最为悲壮、最令人热血沸腾的一幕，成为崇高的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的标志。1941年11月5日的《晋察冀日报》上，刊登了一篇《棋盘坨上的五个“神兵”》文章，这是迄今能够查到的关于狼牙山五壮士最早报道。而后，这个英雄事迹屡屡见诸报刊书籍，并被付诸音乐、美术、雕塑等多种艺术形式。1958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了邢野、孙福田、和谷岩编剧，史文帜导演，李长华、高保成等主演的电影《狼牙山五壮士》，成为红色经典。而普及、宣传最力者，莫过于《狼牙山五壮士》这篇千字文章常年入选小学五年级《语文》课本（第九册）；作者是沈重（浙江桐乡人，1930年生）。在我国，小学教育已经普及多年，可以说12岁以上的中国人都学习过这篇课文，都熟悉这个故事。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事迹，教育、激励了中国几代人。
　　而跳崖后的五壮士中的两位幸存者，其壮士年华，其英雄续篇，同样教育激励着中华民族的子子孙孙。

　　二

　　1944年，河北省易县北管头村成为因跳崖致残的宋学义复员转业后的安置地。他在那里生活了3年，任农会主席，并与当地贫农女儿李桂荣结婚。1947年，宋学义得知家乡解放，遂和妻子一起返回河南沁阳北孔村。
　　从部队复员到易县当地，再到解放初回故乡务农，宋学义的党组织关系并没有断，他只是从来没有提过自己负伤转业的具体原因。加上长途迁徙和战争年代档案资料不够健全，从1947年到1951年的几年间，复员回乡的宋学义已经“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
　　其时，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事迹已经广为人知，宋学义是能够证明自己的经历的；他走南闯北见过不少世面，完全知道名气意味着什么。但他绝口不提自己的经历，甚至隐姓埋名。他也听过闲话，受过不少委屈，却从来不向任何人抱怨。他辛苦努力地拉扯着一大家子人，却拿着伤残补助周济乡亲，自己拖着伤残之躯爬树，揪树叶补充自家口粮。如果不是1951年的全国寻访英雄活动，人们或许就永远不知道他的下落了。
　　1951年10月下旬，当时正在沁阳县政府民政科工作的张贺兆接到一项紧急任务——中央要召开全国老军人、老烈属代表大会，要在全国开展一次寻访英雄活动。根据线索，“狼牙山五壮士”之一的宋学义就在沁阳，要尽快找到他。
　　张贺兆通过查找伤残军人花名册，在北孔村找到了宋学义。可是，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深秋天气里，站在面前的这个比实际年龄33岁苍老许多的农民，夹衣单裤，穿着露脚趾头的鞋子，拦腰扎一条草绳，腰驼得厉害。
　　张贺兆上前套话，宋学义随口道来，参军打仗的重要经历都对上了，可张贺兆一提及1941年反“扫荡”，宋学义就把话题往别处岔。最终，还是宋学义的妻子李桂荣趁丈夫被村里叫出去办事时，拿出了一枚奖章，上面刻有“坚决顽强”4个字——这才使张贺兆对宋学义的身份确定无疑。杨成武将军代表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亲手为宋学义佩戴奖章时的照片，也保存了下来。照片上，年轻的宋学义紧抿着嘴唇，努力挺直着腰板，只是他的身后，必须有人搀扶。
　　如今，这枚奖章存放在国家博物馆中。
　　宋学义“被发现”之后，历任民兵连指导员、党支部书记，中共王曲公社委员会委员、县委委员等职务。曾先后出席“全国烈军属、复员退伍军人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全国民兵英雄代表大会”和“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他见过不少大场面，也遇到过不少老战友、大人物，甚至还被毛泽东主席请进中南海自己家吃过一顿饭。他不是没机会进一步，而是有很多机会；而跳出农村、当官提干意味着什么，宋学义自己心里也清楚。但他就是一直在家乡北孔村担任村支书。
　　在他的带领下，北孔村实行了盐碱改造，从原来最穷的要饭村，变成了全县最好的村。公社化时期，干部不计工分，可宋学义有时间就下地，腰不行，干不动重活儿，就整天拾粪。在乡亲们印象里，他几乎总是背着粪筐到处走，天热时到哪儿都戴个草帽。那时人们为了防止草帽失落，都在草帽檐上用红字写上自己的名字，宋学义也是这样。后来他改了，只写一个“宋”字。他儿子宋福保觉得奇怪，为这事问过父亲。宋学义的回答是，不能让人家一看见这名字就想起课本上写的、电影里演的狼牙山那些事来，“咱就是个农民，得讲本分”。
　　宋学义的洁身自好，到了刻意回避自己名字的程度。可是他也有在大庭广众之下喊着说自己是“狼牙山五壮士”的时候。1959年，宋学义到河南滑县开会，适逢河堤决口，在场的群众手足无措。宋学义当场跳进水里，大喊：“我是狼牙山五壮士之一的宋学义，大家听我指挥，没带工具的下水，挨个排在决口处筑成人墙。”人们顿时跟着“扑通扑通”都跳了下去，用身体堵住决口。
　　宋学义清楚提到“宋学义”仨字好使，但他更清楚该什么时候提。
　　1958年，电影《狼牙山五壮士》正在北京门头沟拍摄。剧组把五壮士中得以生还的两位——葛振林和宋学义都请到了拍摄现场。有一天吃完晚饭没什么事做，葛振林对宋学义说：“走，咱们洗澡去，放松放松！”可一向对葛振林顺着来的宋学义没有响应，他皱着眉头说惦记着家里，“家里没有一个壮劳力，大女儿还体弱多病”。那意思是说“自己没心情”。葛振林听了很吃惊：“你们当地对你没有照顾吗？你实在困难，可以向组织上反映啊！”……
　　是的，宋学义从来没有为自己、自家的事情向组织提过任何要求，即使后来一个女儿患上小儿麻痹四处求医时也没有，最终女儿下肢致残。
　　文革开始，宋学义因为20多年前狼牙山峰顶的那一跳，遭到从未有过的冲击。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把他说成“假英雄”“假模范”，甚至在批斗会上当众质问他：“人家都跳崖跌死了，你怎么活着回来了？你再到狼牙山跳跳，跌不死，就承认你是英雄。你从房顶跳下来也行，房顶还没狼牙山高，跌不死也算……”对此，第一个“找到”宋学义并代表组织确认了其身份的张贺兆说：“那些人如果了解宋学义是被寻找回来的英雄，就不会说出那种闲话了。”曾长期在沁阳县委宣传部任职、与宋学义打了几十年交道、最终成为宋学义传记作者的李成杰说：“关于宋学义的闲话和议论一直都有，说他没本事，要不立那么大功劳，咋还是个农民？”
　　虽然处境艰难，身体不好，但宋学义并不是一个生活沉重的人，他性格开朗，爱开玩笑，对这些闲言碎语，乃至侮辱非议，也就是一笑了之。

　　三

　　1970年4月，春寒料峭中，52岁的宋学义悄悄地踏上了最后的旅程，时隔多年，他再次来到易县的狼牙山。北管头村热情地接待了这位英雄，也是姑爷。他想到班长和“二胡”牺牲的地方凭吊战友，“爬不上去，看看也行”——这一次，他真的爬不上去了，真的只能“看看”了。陪同他的当地干部回忆说：“只能在山脚下久久地仰望，小声地叹息，转身抹去眼角涌出的泪水。”
　　当地干部陪着宋学义在村里转了个遍，“他基本上没有停过脚，走西家串东家”；他“很瘦，佝偻着背，老是用右手按着肚子”。那一年，宋学义“胃疼”得越来越厉害。我们“看他脸色不好，劝他去看看，他总说是老胃病不要紧”。宋学义一路有说有笑，但不说话时，总是紧锁着眉头。“也许他已经意识到自己所剩的时间不多了，所以才再访狼牙山”。
　　平时很少主动出远门的宋学义不仅回了狼牙山，还去了一趟远在广州的老部队。其后，宋学义又从广州来到了儿子宋福保当兵的昆明，却因为宋福保所在的部队是执行特殊国防任务的保密单位，怎么也找不到驻地。情急之下，一生中很少主动提到自己名字的宋学义，给昆明军区政治部打了一个电话，问题很快解决。
　　在短短3天的相聚日子里，20岁的宋福保没能跟父亲聊上几句，更多的是坐在台下，倾听父亲讲述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一次战斗——一个全国人民都知道的故事。“那是我成年之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听父亲作报告”。令宋福保震撼的，是父亲生还后一个鲜为人知的细节：跳崖之后，死里逃生、浑身是血的宋学义、葛振林去寻找大部队。考虑到途中会遭遇敌情，腰部受了重伤、还在吐血的宋学义毅然决定，由自己在前头探路，为的是万一碰上敌人回不来了，伤势较轻的葛振林能逃离险境，继续打鬼子。宋福保回忆时动情地说：“刚刚与死神擦肩而过，一般人可能后怕还来不及，他却又一次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自己那瘦削的、总也直不起腰来的父亲，是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1970年10月，张贺兆下村办事，在北孔村见到宋学义时不由吃了一惊——几个月不见，老宋瘦了好多，脸色发黑，目光倦怠，“说肚子疼，老用手捂着”；“疼得厉害，他就掏出两片止痛药吃。这时候，他要求我给他开个介绍信，因为他思前想后，想去洛阳拖拉机厂给村里要台拖拉机。”
　　宋学义在洛阳受到了热情接待，4场报告“换”回了一台在当时还颇为珍贵的拖拉机。这是他破天荒地用自己的名义向组织伸手……宋学义用这样一段旅程，给自己早已向死神透支了30年的生命画上了最后的句号。
　　1971年6月26日，宋学义因肝癌在郑州去世。8年后，1979年6月25日，宋学义被追认为革命烈士，成为安葬在河南沁阳烈士陵园的158位烈士中唯一不是牺牲在战斗中的烈士。
　　沁阳市博物馆所珍藏的头号文物，是一个早已明显磨损的、形状独特的皮质腰带，这就是宋学义生前很少离身的“腰卡”，为的是让这条腰卡里层叠的钢板替代他伤残的腰椎，承受上半身大部分重量。这条有点儿像电影里的子弹带的腰卡，是上世纪50年代后期当地政府为宋学义重新定制的，在那之前的十余年间，宋学义戴的是用一条帆布子弹袋缝入钢板制成的腰卡。宋学义的左眼也在跳崖时被树枝刮伤了，人走到近处才能看清楚。身体上的伤残，是这位壮士当年早早离开部队解甲归田的直接原因。
　　而另一位幸存的壮士葛振林，则因为伤势不重，一直留在部队。“当时班长和胡德林、胡福才是单个跳下去的，我和宋学义是搭着肩膀一起跳下去的，也许正因此才被树枝挂住而保住了两条性命。”葛振林如是说。

　　四

　　葛振林在部队战斗到抗战胜利，后又历经张家口、清风店、太原和天津战役，还参加过江西剿匪和抗美援朝，全身6处负伤，为三等甲级伤残。抗美援朝归来，葛振林历任湖南省军区警卫团后勤处副主任、湖南省公安大队副大队长、湖南省军区警卫营长、衡南县兵役局副局长、衡阳市人武部副部长；1962年调任衡阳军分区后勤部副部长。1966年春，葛振林向衡阳军分区司令部提交申请希望休养，上级考虑到他的伤病，批准了这一请求；当年8月，这位老战士离岗退养，时年49岁。15年后，1981年7月按副师级待遇离职休养，1983年6月提高为正师级待遇离休干部。
　　葛振林离岗时，“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衡阳军分区也不例外，一些老干部被造反派叫去谈话，被“揪辫子、戴帽子”，受到冲击迫害。在这种情势下，很多人对这些老干部都躲得远远的。但葛振林不怕被“粘包”，还主动去接近身处逆境的老干部，经常去五七干校，给放羊放马的同事战友送饭吃。一些战士对这位老英雄也很尊重，葛振林叮嘱他们对谁谁给予关照，“我们当时不知道他的用意，但葛老一向喜欢我们，他说的肯定就是对的。”
　　对此，造反派很是恼火，找衅葛振林；但葛振林没有辫子可抓，造反派就干脆拉他“支左”入伙。葛振林一听就火了：“你们让我造谁的反？老子造小日本的反，造法西斯的反！不像你们，造共产党的反！”
　　当时葛振林的这些话，就像炸弹一样在军区炸开了。但造反派对这位全国闻名的战斗英雄，还是不敢太放肆的，无计可施。
　　此后，面对学生罢课、农民进城、工人停工，葛振林总是站出来劝说：你们回去吧，学生不学习干什么，农民不种粮食吃什么，你们工人天天喊口号还怎么生产？当时在整个衡阳，敢出来教训红卫兵、造反派的，只有葛振林一人。
　　葛振林一生，荣誉多多。1941年9月，被晋察冀军区授予“狼牙山五壮士”光荣称号和“民族英雄奖章”“青年奖章”各一枚。1955年授予少校军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级解放勋章。1988年授予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88年被国家教委、共青团中央授予“优秀校外辅导员”称号，1991年被全国下一代协会评为先进个人等等。这后两项荣誉，正是他离休后生活乃至生命状态的真实评价。
　　葛振林把晚年的大部分精力用在关心青少年成长上。曾任衡阳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会长，担任衡阳市20多所中小学校、全国近200家中小学的校外辅导员；并先后应邀到全国十多个省市的部队、机关、学校、厂矿以及监狱、劳改农场等单位，作报告400余场次；与全国各地近万名青少年有过书信联系，为此花费甚多，但从没报销过一张邮票。葛振林还经常到学校给困难学生送些学习用品，有一次他看到几家学校悬挂的国旗陈旧褪色，便自己掏钱买了几面新国旗送到学校。他的老伴王贵柱回忆起件件往事，不由黯然神伤：“他给孩子们上课，经常是拄着拐杖走路去，走路回，别人派车来接送，他从不坐，也不收一分钱讲课费，不在外面吃一餐饭。”
　　葛振林很少向中小学生忆述狼牙山那一幕，而是讲述其他的更多的战斗故事，话优良传统，谈理想信念，每次都叮嘱孩子们“珍惜现在的好条件，好好学习，祖国的江山打得多不容易啊！”教育他们永远听党的话、跟党走。一些老战友问他为什么总不提狼牙山跳崖的壮举，他总会很激动地说：“咱们都是八路，那个时候，你们还不知道吗？换了你们，你们就不会跳吗？”海南省军区后勤部原政委陈永春曾和葛振林一起在广州军区总医院住院，当时陈向同室的另一位战友介绍：“这就是狼牙山五壮士之一，国宝葛振林”，对方肃然起敬。但事后陈永春却被葛振林一阵骂，“老陈你这是瞎胡闹，没原则。”连葛振林的几个儿子也是看了电影和学了课文之后才知道，自己的父亲就是那位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跳下悬崖的壮士。
　　葛振林从不以英雄自居，一生勤俭节约，安守清贫，感动了无数人。
　　葛振林的家是一个极为平常的不到120平方米的四合院，坐落在衡阳市警备区旁边。室内布置陈旧，除了一个“革命老人”的红匾和镶在镜框里的老照片特别引人注目，找不到一些时新的电器、家具，与院外的繁华形成强烈的反差。室内有一个七八平方米的书房，也极为简朴，一个旧式书柜中整齐地摆着马列主义文集和军事书籍，书桌边唯一显眼的是一张崭新的真皮沙发，但主人一直舍不得坐；旁边一张破旧的藤椅，已经松了架，还有几个大洞，但主人一直舍不得丢。葛振林坐在这张藤椅上读书看报，一坐就是40多年。他的衣着十分朴素，五冬六夏一身洗得发白的军装，穿了又穿，补了又补。
　　葛振林最后一次在衡阳解放军169医院住院期间，天气寒冷，护士怕他感冒，打开了空调，他便关上；护士趁他睡了，便又打开。从此，葛振林醒来的第一件事便是伸出颤抖的手去试探，看空调有没有热风；如果有热风，他又去关上。有时护士见外面的阳光较暗，便开室内的灯，护士刚打开，他便关上。
　　葛振林望着不解的护士，深情地说：“姑娘，还不黑，也不冷，国家还不富裕，我们要节省每一度电，每一分钱，支援国家建设。”
　　老伴王贵柱说，葛振林退养后，有一半以上的时间在给孩子们作报告和回信。葛振林作报告从不吃请。王贵柱说，能骑自行车的时候就骑自行车去，骑不动了，他就拄着拐杖走着去，报告结束，不但不吃饭，还要叮嘱一下对方，“你们也别以我的名义吃喝啊，咱们还不富裕，有那个饭钱可以给娃们买多少书啊。”
　　上世纪70年代后期，衡阳某铁路学校校长给葛家送来20元讲课费，钱被葛振林扔了出去，人也被他骂走了。打那之后，没人再敢跟葛老提报酬的事。
　　衡阳市警备区干休所所长黄建寅介绍，早两年，按照干休所的规定，享受正师级待遇的葛老，每月可以免费用车180公里。“可他考虑到所里用车紧张，就让保姆推着轮椅来干休所卫生所打针。”黄建寅说，从葛老家到干休所约3里远，还要上个大坡，葛老怕保姆累着，就帮着转轮椅。“我们看到老爷子这样，就想哭。”
　　实际上，葛振林并不守财吝啬，他的一项重要开支是捐款。老伴王贵柱说，每遇任何灾害，老伴总是第一个捐款。衡阳市警备区干休所一位老干部说：“葛老不光自己踊跃捐，还监督别人捐，谁捐慢了，葛老都会开着玩笑说‘你这个老抠门儿’。”
　　有一次，他的孙子发高烧，老伴便让葛振林打电话给衡阳市警备区干休所，要求派车。葛振林也慌了神，急忙到房里打电话，可拿起电话又放了下来。他对老伴说：“你还是叫他妈妈背着孩子坐公共汽车到医院吧。”老伴不依：“平时不指望你派车，今天孙子要上医院，要台车不行？你不打电话我来打。”“你敢！”葛老火了。没办法，老伴只有让儿媳冒着烈日背着孙子挤公共汽车上医院。
　　在衡阳，葛振林一家一直过着平静清贫的生活。除大儿子葛长生外，其余3个儿子都是普通工人，葛长生当兵留任广州军区，现为师级文职，二子葛宪松在衡阳铁路电视台当维修工，三子葛拥宪因工厂效益不好下岗在家，四子葛拥进目前还没有自己的房子，和老人住在一起。葛振林从不向组织提任何要求，也不为儿子的就业找关系，他经常对儿孙们说：“任何时候都不能做对不起共产党的事。”
　　葛振林的长孙葛蒙考上军校，没利用他的一点儿关系。葛蒙在军校从不透露自己的家世，有一次同学们聊到狼牙山五壮士，说不知道葛振林现在何处，他就笑着说，“可能在衡阳吧。”直到军校毕业之后，很多同学还不知他就是大名鼎鼎“狼牙山五壮士”之一葛振林的孙子。葛蒙现在爷爷曾经战斗过的野战部队服役，“其实一句话的事，就能把蒙蒙安排到军区，我们不想违背老爷子的意愿，让蒙蒙自己去闯吧。”葛老的大儿媳于小玲说。

　　五

　　1986年，69岁的葛振林应邀回狼牙山参加五壮士纪念塔第三次修建落成仪式。第一天，葛振林坚持要到山上看看，走到半山腰便没了体力，指着远处的棋盘坨主峰，半晌说不出话来，眼睛湿润了。他走遍了狼牙山附近的村庄，一边了解乡亲们的生活，一边打听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3位烈士家属的消息。
　　此次故地之行，带给葛振林莫大欣喜的是，他遇到了当年的救命恩人、曾任河北师范大学副校长的余药夫。
　　1941年，19岁的余药夫是易县青救会干部。日军进攻狼牙山地区时，他和群众一起进山区与敌周旋。五壮士跳崖那天晚上，他遇到了拖着伤重的身体、在山路上艰难爬行去找部队的葛振林和宋学义。他搀扶二人到山上古庙休息，给他们做饭，为他们放哨、探路，第二天又和古庙道士一起，送两位壮士归队。余药夫当时要求同行，被葛振林劝阻：“我们有今天没明天的，你还是照顾你老婆吧。”当时相遇突然，情况紧急，葛、宋两人又身负重伤，所以他们未详细交谈，彼此都不知道对方姓名。狼牙山匆匆分别，一别就是45年，直到1981年，余药夫才从报纸上得知葛振林的消息，两人开始通信。这次在“狼牙山五勇士纪念塔”第三次重修竣工典礼大会上，葛振林和余药夫才终于重逢。
　　45年在人的一生中可谓漫长。这45年，葛振林一直没有忘记当年在狼牙山麓援救过自己的那位“穿便衣的年轻人”，一直通过各种渠道，想方设法打听救命恩人的下落。今日圆梦，怎能不长久拥抱、激动万分？1999年12月，衡阳电视台录制了一期新旧世纪交替的节目，采访时问及葛振林的最大希望是什么，葛老答说想再见恩人余药夫一面，给他唱首歌，说着便唱了起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对当年的另一位幸存者宋学义，葛振林也念念不忘。老伴王贵柱说，葛振林曾去看过宋学义，宋学义也来过衡阳两次；二人经常书信往来。“宋学义的腰不好，走路很慢，要摸着墙走。”
　　1971年，宋学义辞世；30多年后，余药夫也走了。“我已经替老班长他们活了60多年，但还想替药夫和学义再多活两年，最想替战友们见证抗战胜利60周年。”葛振林曾向子女们这样诉说。然而，他没有等到这一天。
　　2005年3月17日，几名小学生拎着水果走进衡阳解放军169医院，他们围在一位老人的病床前说，想听葛爷爷讲故事。床上的老人动了动身子，颤抖着声音回答：“娃娃们，现在不行，等我好了就给你们讲。”此情此景，令守候在旁的人和医生护士们潸然泪下。
　　4天之后，3月21日23时10分，狼牙山五壮士之一葛振林在衡阳病逝，终年88岁。
　　3月25日上午，葛振林遗体告别仪式在衡阳举行，尽管市殡仪馆最大的灵堂三门齐开，前来吊唁的人群和花圈还是挤满了院落。在挽幛上，人们看到了聂力的名字，这位女中将的父亲，正是当年命名“狼牙山五壮士”的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
　　81岁的抗日老战士、衡南县武装部原部长宋文坤在老伴搀扶下来到灵堂，向多年的老战友告别。“我以为他能挺过来的。”宋文坤说，他们夫妇20多天前曾去看望术后的葛振林。当时，喉咙上插着管子的葛振林还一边比画一边唱：“老子的队伍才开张……”“你个摔不死的，这次也没事！”宋老这话曾让两家人开怀大笑。
　　但此时的葛老已是沉疴难返。主治医生介绍，由于心、肾、肺功能几近衰竭，葛老的气管先后切开了两次。“但他没有痛苦的样子。一般人做气管切开手术，麻醉醒来会非常难受，葛老却总是将笑挂在脸上。”护士们称呼他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
　　在吊唁人群中，一些须眉皆白、举止整肃的老者引人注目，但更多的男女老少并没有明显的特征。“那个爱说笑的老头儿去了。”黄茶岭葛振林家附近的百姓相互传递着这个噩耗，纷纷赶来吊唁。
　　在街角摆擦鞋摊的一位30多岁的来自湖北的妇女说：“葛老不像个英雄，倒是个瘦瘦的干巴老头儿。”她说自己学过《狼牙山五壮士》的课文，但葛老和她想象中的不一样，没有架子，常来问寒问暖，让她心里觉得“蛮舒服的”。
　　一位卖期刊的老人说：“他常常会问蹬三轮的、卖菜的，家是哪儿的，收入怎么样，几个娃，上学了吗？”“成年都是一身旧军装，戴个黄军帽。”葛老有个外号叫“葛两毛儿”，因为街上的人都知道，葛老买东西若余几毛钱找零，总说句“不要了”摆手就走。
　　葛振林的老伴王贵柱说：“穷人富人，他都很能合得来。”他还是更喜欢穷人和孩子，他喜欢摸孩子们的小脑袋；喜欢穷人就是给钱。
　　因此，“要饭的就喜欢围着葛老家门口转。”邻居们这样补充。
　　王贵柱还解释道，葛老就喜欢旧军装，做了一件西服，从来没穿过。戴军帽是因为跳崖时碰了头，戴帽子挡挡风。
　　多年来，每天早晨，黄茶岭的市民会看到这个身着旧军装的老人拄着拐杖去警备区拿报纸，一路上敲得地面“当当”响，他见了谁都会打招呼，逗会儿乐。大家都说，可能除了打仗的时候，葛老一辈子都是笑口常开。
　　“可是现在街上都冷清了，那个爱说笑的老头儿去了。”
　　殡仪馆内，葛振林的遗体一身戎装，上面覆盖着一面鲜艳的中国共产党党旗，安详地躺在水晶棺中。阵阵哀乐，束束鲜花，副副挽联，一张张泪痕满面的脸，寄托着人们对这位抗日老英雄、这位正直廉洁的共产党人的无限哀思。
　　一副挽联表达了人们的崇敬与怀念：
　　抗日狼牙山一跳成壮士英雄事迹彪史册
　　跟党干革命万险砺志士赤胆忠心扬美名
　　当日，葛振林骨灰安葬在衡阳市烈士陵园。
　　衡阳湘江西岸一家投影厅停止放映武打片，宣传海报上写“纪念葛振林，今日上演《狼牙山五壮士》”。这一晚，平日冷清的投影厅，门外排起了长队。
　　在葛振林的家乡——河北曲阳县以及易县狼牙山、他生前所在的部队广州军区“红一团”“狼牙山五壮士”连，人们也自发地举行了追悼会。
　　追悼会当天，《新民晚报》消息，狼牙山景区客流量从往日每天几十人上升到了数万人。
　　据新华网统计，葛振林去世后，互联网上有几十万网民同悼英雄。一则署名外国媒体驻京记者的帖子引起人们注意，其中言道：“这是中国民族精神在民间觉醒后的又一次高涨。”
　　壮士的辉煌，不止在狼牙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