剃发易服政策增进了清帝国的民族团结、维护了国家的安定 ...

黑龙江民族丛刊一九九八年第四期(总第五十五期)

《试论清初满洲贵族推行“剃发易服”政策的主旨》
作者：边家珍 李自然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清初满洲贵族推行“剃发易服”政策的背景、内涵、重点对象、剃发待遇及剃发令等问题的深入研究，认为“剃发易服”政策的主旨是判别顺逆，从而说明该政策的施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有一定的合理内容的，对此不应持全盘否定的态度，应当正确地看它的主要用意和目的。




“剃发易服”是清初满洲贵族在征服外族过程中推行的一项重要政策。目前，国内外学者对这项政策过份强调要从精神上征服汉人的作用。但是，笔者经过较为深人、系统的研究，认为该政策的主要用意和目的是判别顺逆，主要是从政治上考虑的。


顺治元年(1644年)清军入关后，多尔衮除马上出台安民政策外，于同年五月即传谕兵部：“今本朝定鼎燕京，天下罹难军民皆吾赤子，出之水火而完全之，各处城堡著遣人持檄招抚，檄文到日剃(剃)发归顺者，地方官各升一级，军免其迁徙”，“凡投诚官吏军民皆著剃发，衣冠悉遵本朝制度”。末几，由于北京等地的汉人反抗，清政府遂暂缓实行，“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

顺治二年(1645年)七月清政府颁布《剃发令》，开始强制关内汉人“剃发易服”。由于该法令与汉族重发观念(一则汉族认为“噙齿戴发”是为人的标志；再则儒家思想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损之不孝”)发生文化上的冲突，冲突愈演愈烈，甚至在全国引起了反剃发运动。汉族人民提出:“头可断，发不可不留”的口号，于是清政府不得不恃杀立威。

顺治十年(1653年)九月，由于发现部分艺人尚未剃发，顺治帝再次重申剃发令。“谕内大臣巴图鲁公鳌拜、伯索尼曰:‘览刑部奏言，缉拏逆贼伙党并获有未经剃发优人王玉、梁士子二人，供称身系戏子，欲扮女妆，以故未经剃发，如我等人，各省俱有’等语。前曾颁旨不剃发者斩，何尝有许优人留发之令，严禁已久，此辈尚违制蓄发，殊为可恶。今刊示严谕.内外一切人等，如有讬称优人未经剃发者，著遵法速剃，颁示十日后，如有不剃发之人，在内送刑部审明正法，在外该管各地方官奏明正法，若知而不举，无论官民治以重罪，其传谕刑部，速行刊示。”颁此严旨后，全国上下无一幸免.发式遂告统一。

“剃发易服”在执行过程中，因有强制与杀戮等因素的存在，许多学者便以偏概全，将其归咎为清朝统治的一大污点，成为千古笑骂的谈资。对其主旨则贸然归为要在精神上征服汉人。其实，持此论者，主要依据不外乎努尔哈赤的“衣冠风俗同，则国家同”的提法，因此，在他们看来，统一发式就顺理成章地实现精神上的征服。如若仔细分析一下，努尔哈赤“衣冠说”的背景，就可知精神征服说是不足信的。

“剃发易服”的重点对象。颁布剃发令后，起初无论是关内，还是关外，都不是一概要求剃发，而是有分别有重点地进行。在关外时，也并不是无分别的尽行剃发，如天命七年(1622年)正月二十六日，后金都堂谕(镇武堡)外城曰：“凡地方之人，皆速剃发归降，各城之人。剃发归降后，宜前来叩见汗。老年人可不剃发，年少者皆令剃发。入关后，也是有分别的进行，例如：顺治二年(1645}年)六月二十六日豫亲王多铎在南京各城门帖示云:“剃头一事，本国相沿成俗。今大兵所到，剃武不剃文，剃兵不剃民，尔等毋得不遵法度，自行剃之。前有无耻官员先剃求见。本国已经唾骂。特示。”事实情况也正是如此，多铎曾于六月十七日痛骂过“独先剃头胡服”的总宪李乔。直到同年六月二十一日，多铎才命令“赵之龙先剃头，魏国、安远、安康、灵壁、临淮以渐剃讫，文官惟李乔、姚系自剃”。可见，剃发之重点是放在可以给社会带来不安定因素的年青人、武官和军队，同时也显露出剃发是为判别顺逆的本意。

“剃发易服”后的待遇。剃发后明人可免于杀戮，并分与田产。正如努尔哈赤招降镇武堡明军所说：“顺者生，逆者亡也！沙岭之人因不归降，遂破其城，尽杀其人”，“尔等已无所恃，即是败走，犹在山海关内，孰能给尔田舍耶?与其受妻离子散之苦，何如剃发速降之善哉！”言下之意，剃发可免死，给予田产，并保证妻子不离散。不仅如此，其安全还要受后金政权的保护，天命六年(1621年)三月二十三日，努尔哈赤致信额附恩格德尔：“河东汉人皆已剃发归降之，五部诸贝勒，当各自晓谕部众，严守本国，不得越界行乱，致招衅端”。“尔五部诸贝勒，如欲征明。可寻别地征之矣。汗已驻跸辽东城，河东乃我征服之地，其国人皆已剃发归降，尔等何故掠之?尔若如此前来征战，则我可往征尔等。如不从此谕，仍略我攻取之地，以致我两国构怨，又何益有之?据闻河东国人未尽剃发，其河桥已拆毁。拟于入冬冰结后，往征河对岸之地。冰结之前夕，五部诸贝勒如欲征明，可往征河东之国人众矣。”可见，剃发之人是被看作自己的国民，同满洲人一祥生活和受到保护。

入关后的剃发令。清军入关后，诸多剃发文件中都体现其辨别顺逆的目的。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已丑，摄政和硕睿亲王谕：“各处城堡著遣人持檄招抚，檄文到日剃发归顺者……有虽称归顺而不剃发者，是有狐疑观望之意，宜核地方远近，定为限期，届期至京，酌量至京，酌量加恩，如过限不至，显属抗拒，定行问罪”。同年五月辛亥的停止剃发令，则其叛别顺逆的目的更加明确：“予前因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剃发，以别顺逆，今闻甚拂民愿，反非予以文教定民之本心矣，自兹以后，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

顺治二年(1645年)六月的剃发令：“向来剃发之制，不即令划一姑听自便者，欲侯天下大定，始行此制耳。今中外一家，君犹父也，民犹子也，父子一体，岂可违异。若不划一，终属二心，不几为异国之人乎?此事无侯朕言，想天下之民亦必自知也。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令剃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规避剃发，巧辞争辩，决不轻贷。”遵从者是清国之民，违犯者则为逆贼，这是判定真正顺逆的试金石。

综上所述，清初满洲贵族“剃发易服”的主要目的和用意就十分明确了，其主旨就是为辨别顺逆。至于精神上征服之说只是后人演绎出来的，不足凭信。基于此，我们对其评价也应有所改变，该政策应是有合理成份的，无可厚非的。毕竟在满洲贵族统一中国的过程中，面对的主要敌手是人口众多的汉人，相应地他们对待满洲的态度也是千差万别，何人是真心归顺，何人在观望，何人又在反抗，无从分辨。良莠难分，鱼龙混杂，以“剃发易服”来进行分辨，辨出顺逆，消除狐疑观望之虞，又有何不可!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完全合理的，即使后来出现一定的精神征服的因素，也未尝不是好事。“一道同风”终可使满汉消除隔阂，认同于“满汉一体”，天下归一，增进了清帝国的民族团结、维护了国家的安定和统一。

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满洲统治者在推行此政策时，有民族主义成份，采用了强制、杀戮等野蛮手段，但不能以此就对其全面否定，它必定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况且，在对其否定中也不乏大汉族主义的成份。例如，胡蕴玉在《发史》序中云：“剃发令下，吾民族之不忍受辱而死者，不知凡几。幸而不死，则埋居土室，或遁迹深山，甚且削发披缁，其百折不回之气，腕可折，头可断，肉可脔，身可碎，白刃自蹈，鼎镬可赴，而此星星之发，必不可剃，其意岂在一发哉!盖不忍视上国衣冠，沦于夷狄耳。”这样，再以民族主义的观点批评“剃发易服”，无疑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更何况，我们又怎能以现代的民族观去衡量一个刚刚由奴隶制进入封建社会的民族的民族政策，这将会严重地违背唯物主义的历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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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民族丛刊一九九八年第四期(总第五十五期)

《试论清初满洲贵族推行“剃发易服”政策的主旨》
作者：边家珍 李自然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清初满洲贵族推行“剃发易服”政策的背景、内涵、重点对象、剃发待遇及剃发令等问题的深入研究，认为“剃发易服”政策的主旨是判别顺逆，从而说明该政策的施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有一定的合理内容的，对此不应持全盘否定的态度，应当正确地看它的主要用意和目的。




“剃发易服”是清初满洲贵族在征服外族过程中推行的一项重要政策。目前，国内外学者对这项政策过份强调要从精神上征服汉人的作用。但是，笔者经过较为深人、系统的研究，认为该政策的主要用意和目的是判别顺逆，主要是从政治上考虑的。


顺治元年(1644年)清军入关后，多尔衮除马上出台安民政策外，于同年五月即传谕兵部：“今本朝定鼎燕京，天下罹难军民皆吾赤子，出之水火而完全之，各处城堡著遣人持檄招抚，檄文到日剃(剃)发归顺者，地方官各升一级，军免其迁徙”，“凡投诚官吏军民皆著剃发，衣冠悉遵本朝制度”。末几，由于北京等地的汉人反抗，清政府遂暂缓实行，“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

顺治二年(1645年)七月清政府颁布《剃发令》，开始强制关内汉人“剃发易服”。由于该法令与汉族重发观念(一则汉族认为“噙齿戴发”是为人的标志；再则儒家思想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损之不孝”)发生文化上的冲突，冲突愈演愈烈，甚至在全国引起了反剃发运动。汉族人民提出:“头可断，发不可不留”的口号，于是清政府不得不恃杀立威。

顺治十年(1653年)九月，由于发现部分艺人尚未剃发，顺治帝再次重申剃发令。“谕内大臣巴图鲁公鳌拜、伯索尼曰:‘览刑部奏言，缉拏逆贼伙党并获有未经剃发优人王玉、梁士子二人，供称身系戏子，欲扮女妆，以故未经剃发，如我等人，各省俱有’等语。前曾颁旨不剃发者斩，何尝有许优人留发之令，严禁已久，此辈尚违制蓄发，殊为可恶。今刊示严谕.内外一切人等，如有讬称优人未经剃发者，著遵法速剃，颁示十日后，如有不剃发之人，在内送刑部审明正法，在外该管各地方官奏明正法，若知而不举，无论官民治以重罪，其传谕刑部，速行刊示。”颁此严旨后，全国上下无一幸免.发式遂告统一。

“剃发易服”在执行过程中，因有强制与杀戮等因素的存在，许多学者便以偏概全，将其归咎为清朝统治的一大污点，成为千古笑骂的谈资。对其主旨则贸然归为要在精神上征服汉人。其实，持此论者，主要依据不外乎努尔哈赤的“衣冠风俗同，则国家同”的提法，因此，在他们看来，统一发式就顺理成章地实现精神上的征服。如若仔细分析一下，努尔哈赤“衣冠说”的背景，就可知精神征服说是不足信的。

“剃发易服”的重点对象。颁布剃发令后，起初无论是关内，还是关外，都不是一概要求剃发，而是有分别有重点地进行。在关外时，也并不是无分别的尽行剃发，如天命七年(1622年)正月二十六日，后金都堂谕(镇武堡)外城曰：“凡地方之人，皆速剃发归降，各城之人。剃发归降后，宜前来叩见汗。老年人可不剃发，年少者皆令剃发。入关后，也是有分别的进行，例如：顺治二年(1645}年)六月二十六日豫亲王多铎在南京各城门帖示云:“剃头一事，本国相沿成俗。今大兵所到，剃武不剃文，剃兵不剃民，尔等毋得不遵法度，自行剃之。前有无耻官员先剃求见。本国已经唾骂。特示。”事实情况也正是如此，多铎曾于六月十七日痛骂过“独先剃头胡服”的总宪李乔。直到同年六月二十一日，多铎才命令“赵之龙先剃头，魏国、安远、安康、灵壁、临淮以渐剃讫，文官惟李乔、姚系自剃”。可见，剃发之重点是放在可以给社会带来不安定因素的年青人、武官和军队，同时也显露出剃发是为判别顺逆的本意。

“剃发易服”后的待遇。剃发后明人可免于杀戮，并分与田产。正如努尔哈赤招降镇武堡明军所说：“顺者生，逆者亡也！沙岭之人因不归降，遂破其城，尽杀其人”，“尔等已无所恃，即是败走，犹在山海关内，孰能给尔田舍耶?与其受妻离子散之苦，何如剃发速降之善哉！”言下之意，剃发可免死，给予田产，并保证妻子不离散。不仅如此，其安全还要受后金政权的保护，天命六年(1621年)三月二十三日，努尔哈赤致信额附恩格德尔：“河东汉人皆已剃发归降之，五部诸贝勒，当各自晓谕部众，严守本国，不得越界行乱，致招衅端”。“尔五部诸贝勒，如欲征明。可寻别地征之矣。汗已驻跸辽东城，河东乃我征服之地，其国人皆已剃发归降，尔等何故掠之?尔若如此前来征战，则我可往征尔等。如不从此谕，仍略我攻取之地，以致我两国构怨，又何益有之?据闻河东国人未尽剃发，其河桥已拆毁。拟于入冬冰结后，往征河对岸之地。冰结之前夕，五部诸贝勒如欲征明，可往征河东之国人众矣。”可见，剃发之人是被看作自己的国民，同满洲人一祥生活和受到保护。

入关后的剃发令。清军入关后，诸多剃发文件中都体现其辨别顺逆的目的。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已丑，摄政和硕睿亲王谕：“各处城堡著遣人持檄招抚，檄文到日剃发归顺者……有虽称归顺而不剃发者，是有狐疑观望之意，宜核地方远近，定为限期，届期至京，酌量至京，酌量加恩，如过限不至，显属抗拒，定行问罪”。同年五月辛亥的停止剃发令，则其叛别顺逆的目的更加明确：“予前因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剃发，以别顺逆，今闻甚拂民愿，反非予以文教定民之本心矣，自兹以后，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

顺治二年(1645年)六月的剃发令：“向来剃发之制，不即令划一姑听自便者，欲侯天下大定，始行此制耳。今中外一家，君犹父也，民犹子也，父子一体，岂可违异。若不划一，终属二心，不几为异国之人乎?此事无侯朕言，想天下之民亦必自知也。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令剃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规避剃发，巧辞争辩，决不轻贷。”遵从者是清国之民，违犯者则为逆贼，这是判定真正顺逆的试金石。

综上所述，清初满洲贵族“剃发易服”的主要目的和用意就十分明确了，其主旨就是为辨别顺逆。至于精神上征服之说只是后人演绎出来的，不足凭信。基于此，我们对其评价也应有所改变，该政策应是有合理成份的，无可厚非的。毕竟在满洲贵族统一中国的过程中，面对的主要敌手是人口众多的汉人，相应地他们对待满洲的态度也是千差万别，何人是真心归顺，何人在观望，何人又在反抗，无从分辨。良莠难分，鱼龙混杂，以“剃发易服”来进行分辨，辨出顺逆，消除狐疑观望之虞，又有何不可!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完全合理的，即使后来出现一定的精神征服的因素，也未尝不是好事。“一道同风”终可使满汉消除隔阂，认同于“满汉一体”，天下归一，增进了清帝国的民族团结、维护了国家的安定和统一。

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满洲统治者在推行此政策时，有民族主义成份，采用了强制、杀戮等野蛮手段，但不能以此就对其全面否定，它必定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况且，在对其否定中也不乏大汉族主义的成份。例如，胡蕴玉在《发史》序中云：“剃发令下，吾民族之不忍受辱而死者，不知凡几。幸而不死，则埋居土室，或遁迹深山，甚且削发披缁，其百折不回之气，腕可折，头可断，肉可脔，身可碎，白刃自蹈，鼎镬可赴，而此星星之发，必不可剃，其意岂在一发哉!盖不忍视上国衣冠，沦于夷狄耳。”这样，再以民族主义的观点批评“剃发易服”，无疑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更何况，我们又怎能以现代的民族观去衡量一个刚刚由奴隶制进入封建社会的民族的民族政策，这将会严重地违背唯物主义的历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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