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七旬老翁"助妻沉江"被判4年 "助死"案再引安 ...

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13-08/21/c_117029007.htm

     　新华网武汉８月２１日电（记者冯国栋、李劲峰）武汉年已七旬的汪爹爹因帮助妻子沉水自杀，日前被武汉市汉南区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４年。从广州的“孝子杀母”，到武汉的“助妻沉江”，“助人死亡”案件近年引发广泛社会争议。
　　７０岁汪卫国（化名）与６７岁叶爱珍（化名）是武汉汉南区纱帽街一对老夫妻。今年３月，叶爱珍被查出乙状结肠癌晚期。随后，因病情恶化，叶爱珍痛不欲生终日寝食不安。由于３个儿子外出务工，汪卫国将老伴接回家，担起了照料她的担子。但汪卫国自己身体状况并不好，股骨头坏死，一只眼睛视网膜脱落，落下３级伤残。
　　从电视上听说了“水葬”，叶爱珍认为把人沉入江中，死得干净，又不给儿女添麻烦。于是，叶爱珍哭求老伴将她送到江里了结。４月１４日上午８点左右，汪卫国找人帮忙将老伴搀扶上助动车，装好妻子衣物和被子，送往长江边的码头。他让叶爱珍坐上被子，连同衣物一起推入长江。叶爱珍一时无法沉江，顺流漂下。汪卫国看着妻子随水漂流，沿着江堤追了很长一段路。这一幕被江边渔民看到后报警。
　　经法医鉴定，叶爱珍为溺水死亡。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起诉汪卫国。汪卫国认为自己是在帮助老伴自杀，没有杀人念头，他对法院的判决不理解。
　　叶爱珍的儿子称，母亲住院期间，多次跟他和兄弟说，不要白花冤枉钱了。她年纪大了，做不了手术，就让她死了算了。“每天吵着要出院，舍不得花钱”，出院后请求父亲快点“弄死”她。３个儿子也承认没有尽到赡养义务，请求法院对父亲宽大处理。汪卫国所属街道、社区居民也纷纷求情，希望法院要支持叶爱珍生前意愿。
　　法院了解到，汪卫国平时老实，与妻子关系较好。两位老人一心为子女着想，有了病痛不想拖累孩子们，舍不得花钱治病，又不懂法。法院一审判决认为，汪卫国故意杀人事实清楚，情节轻微，判处有期徒刑４年。主审法官丁新红认为，叶爱珍有“速死”要求，这一事实得到佐证。从各方反馈意见看，汪卫国故意杀人情节轻微。
　　近年涉及“求死”的案件在社会上引发较大反响。２０１１年５月，广州番禺区发生“孝子杀母案”。邓某在照顾瘫痪母亲长达２０多年后，却最终在母亲强烈要求下，买来农药帮助母亲服毒自杀身亡。法院判决邓某故意杀人，判处其有期徒刑３年，缓刑４年。
　　湖北重友律师事务所律师李牧认为，“求死”案件中被害人生命权利被人为剥夺，触犯了刑法。她说，被害人虽然求死，但在法律上仍是自然人，生存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助人死亡”动机也许充满善意，但亲人间只有救治帮扶义务，没有结束对方生命的权力。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洪浩认为，我国尚未有“安乐死”立法。一旦允许了“合法”剥夺他人生命的手段，就容易产生漏洞，滋生借安乐死实施谋杀等问题。另外，“安乐死”较难界定。无意识状态下如何判断安乐死是个人意愿？贫困是否是实施安乐死的理由？安乐死过程的技术操作如何才算科学？
　　社会学专家认为，这些“求死”案件背后反映出社会救济、保障还没有系统化和成熟化这一现实问题。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冯桂林说，选择死亡不是一个单独命题，而是整个社会诸多建构的重要一环。社会救助系统不健全、社会公益机构不成熟，导致贫困家庭在陷入困境后无法通过自救脱身，这也给社会反应机制和关爱机制敲响了警钟。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13-08/21/c_117029007.htm

     　新华网武汉８月２１日电（记者冯国栋、李劲峰）武汉年已七旬的汪爹爹因帮助妻子沉水自杀，日前被武汉市汉南区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４年。从广州的“孝子杀母”，到武汉的“助妻沉江”，“助人死亡”案件近年引发广泛社会争议。
　　７０岁汪卫国（化名）与６７岁叶爱珍（化名）是武汉汉南区纱帽街一对老夫妻。今年３月，叶爱珍被查出乙状结肠癌晚期。随后，因病情恶化，叶爱珍痛不欲生终日寝食不安。由于３个儿子外出务工，汪卫国将老伴接回家，担起了照料她的担子。但汪卫国自己身体状况并不好，股骨头坏死，一只眼睛视网膜脱落，落下３级伤残。
　　从电视上听说了“水葬”，叶爱珍认为把人沉入江中，死得干净，又不给儿女添麻烦。于是，叶爱珍哭求老伴将她送到江里了结。４月１４日上午８点左右，汪卫国找人帮忙将老伴搀扶上助动车，装好妻子衣物和被子，送往长江边的码头。他让叶爱珍坐上被子，连同衣物一起推入长江。叶爱珍一时无法沉江，顺流漂下。汪卫国看着妻子随水漂流，沿着江堤追了很长一段路。这一幕被江边渔民看到后报警。
　　经法医鉴定，叶爱珍为溺水死亡。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起诉汪卫国。汪卫国认为自己是在帮助老伴自杀，没有杀人念头，他对法院的判决不理解。
　　叶爱珍的儿子称，母亲住院期间，多次跟他和兄弟说，不要白花冤枉钱了。她年纪大了，做不了手术，就让她死了算了。“每天吵着要出院，舍不得花钱”，出院后请求父亲快点“弄死”她。３个儿子也承认没有尽到赡养义务，请求法院对父亲宽大处理。汪卫国所属街道、社区居民也纷纷求情，希望法院要支持叶爱珍生前意愿。
　　法院了解到，汪卫国平时老实，与妻子关系较好。两位老人一心为子女着想，有了病痛不想拖累孩子们，舍不得花钱治病，又不懂法。法院一审判决认为，汪卫国故意杀人事实清楚，情节轻微，判处有期徒刑４年。主审法官丁新红认为，叶爱珍有“速死”要求，这一事实得到佐证。从各方反馈意见看，汪卫国故意杀人情节轻微。
　　近年涉及“求死”的案件在社会上引发较大反响。２０１１年５月，广州番禺区发生“孝子杀母案”。邓某在照顾瘫痪母亲长达２０多年后，却最终在母亲强烈要求下，买来农药帮助母亲服毒自杀身亡。法院判决邓某故意杀人，判处其有期徒刑３年，缓刑４年。
　　湖北重友律师事务所律师李牧认为，“求死”案件中被害人生命权利被人为剥夺，触犯了刑法。她说，被害人虽然求死，但在法律上仍是自然人，生存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助人死亡”动机也许充满善意，但亲人间只有救治帮扶义务，没有结束对方生命的权力。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洪浩认为，我国尚未有“安乐死”立法。一旦允许了“合法”剥夺他人生命的手段，就容易产生漏洞，滋生借安乐死实施谋杀等问题。另外，“安乐死”较难界定。无意识状态下如何判断安乐死是个人意愿？贫困是否是实施安乐死的理由？安乐死过程的技术操作如何才算科学？
　　社会学专家认为，这些“求死”案件背后反映出社会救济、保障还没有系统化和成熟化这一现实问题。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冯桂林说，选择死亡不是一个单独命题，而是整个社会诸多建构的重要一环。社会救助系统不健全、社会公益机构不成熟，导致贫困家庭在陷入困境后无法通过自救脱身，这也给社会反应机制和关爱机制敲响了警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