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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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662年以前台湾历史大事记

约3万年前，台湾原住民的祖先“左镇人”从大陆东南沿海到达台湾。

公元前15000年―公元前3000年，台湾台东县出现标志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特征的长滨文化。

　　公元前5000年―公元前3000年，以新石器时代为特征的台湾大坌坑文化出现。

　　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2000年，台中县出现牛马头文化。

　　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500年，台湾屏东出现鹅銮鼻文化。

　　公元前2500年，台湾地区出现与大陆文化有密切渊源的新石器文化“凤鼻头文化”。

　　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80年，新店溪、淡水河、台北盆地出现园山文化。

　　200年，从苗栗到彰化的海岸地区出现标志进入铁器时代番仔园文化。

　　230年，吴王孙权派遣将军卫温、诸葛直率领1万余名官兵“浮海求夷洲”。

　　607、608年，隋朝将军朱宽两次横渡台湾海峡，到达流求(台湾)。

　　610年，隋炀帝派将领陈棱及朝请大夫张镇州率领兵万余人到达了台湾。

　　1171年，泉州知府汪大猷在澎湖建起200间房屋，派水军长期驻守。

　　1280年，元世祖忽必烈征讨日本，途经台湾和澎湖。

　　1292年，元世祖忽必烈派员到台湾“宣抚”。

　　1292年，元政府在澎湖设立了巡检司，隶属于晋江县。

　　1297年，元政府派福建省都镇抚张浩、福州新军万户张进二人率军前往流求招谕。

　　1335年，元正式在澎湖设立了政府管理机构――“巡检司”。

　　1387年，明太祖朱元璋下令撤消澎湖巡检司，将在澎湖居民尽迁内地。后澎湖巡检司又恢复。

　　1403―1424年(明成祖永乐年间)，郑和率领船队曾在台湾停留。

　　l563年(明嘉靖42年)，俞大猷、戚继光追剿海盗林道乾入台。

　　l580年，西班牙耶稣会教士前往澳门，归途遇台风抵台。

　　1592年，日本海盗侵扰台湾鸡笼、(水＋扈)尾。(基隆。淡水)

　　1593年，丰臣秀吉派家臣原田孙七郎到台湾催促纳贡未成。

　　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开始了对中国的侵略。

　　1602年，荷兰派韦麻郎率领船队东来，进攻澳门，遭到中国军民的抵抗。

　　1603年1月8日，沈有容全歼窜入台湾的倭寇。

　　1604年，明朝政府在澎湖设立了名为“游岁”的军事管理机构，并屯军．以防倭寇侵扰。

　　1604年8月，韦麻郎又率领船队进犯澎湖。

　　1604年10月，福建都司沈有容率领战舰50艘驱逐进犯澎湖的荷兰人。

　　1615年，德川幕府派四千士兵远征台湾，中途因台风遇难。

　　1616年，日本军阀政府派船进犯占湾，遭到明军重创。

　　1621年，颜思齐率人居台湾，郑芝龙附之。

　　1622年6月荷兰再次派远征舰队总司令雷约兹率领军舰14艘，再次侵入澎湖并对福建沿海进行骚扰。

　　1622年7月13日，福建巡抚南居益迫使荷军拆城。

　　1623年，明朝禁止船只航行台湾。

　　1624年9月，荷兰殖民者侵占了台湾。

　　1625年，荷兰殖民者建筑热兰遮城(今赤嵌城)从此开始在台湾近38年的殖民统治。

　　1626年，西班牙舰队登陆鸡笼(今基隆)。

　　1629年，西班牙军在淡水建造圣多明哥城(淡水城)。

　　1629年，荷人出兵征服小琉球。

　　1630年，郑芝龙来台拓垦。

　　1634年，荷兰军于台南建造的热兰遮城(今赤嵌城)竣工。

　　1635年9月5日，台南麻豆社人民举行反荷武装起义。

　　1635年11月，麻豆社被攻破。

　　1636年3月，萧垄社被攻破。

　　1641年，荷兰人出兵占领北部的鸡笼(今基隆)、淡水，控制了北部沿海。

　　1652年，荷兰人建普罗民遮城。

　　1652年，郭怀一与福建、广东等移民密谋反荷起义。

　　1652年9月7日，郭怀一聚集义民16万人，袭击赤嵌楼。

　　1656年，清政府实施海禁。

　　1661年4月21日，郑成功率将士2万5千余，战船百余艘进军台湾。

　　1661年4月30日，郑成率军在台湾登陆。

　　1661年5月3日，荷兰方面派出两名高级官员与郑成功进行谈判。

　　1661年5月4日，普罗文查城荷军签署投降协议。

　　1661年5月5日，郑成功进入大员市区，形成了对热兰遮城的包围。

　　1661年8月中旬，荷兰援兵抵达台湾。

　　1661年9月16日，荷兰援军配合热兰遮守军向郑军水师发动攻击战败。

　　1661年12月，荷军主帅逃回了巴达维亚。

　　1662年1月25日，郑军向热兰遮城发起猛烈攻击，粉碎了荷兰殖民者的顽抗。

　　1662年1月27日，荷兰的台湾评议会决定投降。

　　1662年2月3日，郑、荷双方的代表在大员市镇的税务所完成了协议换文。

　　1662年2月9日，荷兰人退出热兰遮城投降，郑成功收复台湾。
郑成功收复台湾--明郑时期台湾历年大事记 
明郑时期台湾历年大事记(公元1662-1683年计22年)
1661 明永历15年

　　○ 永历15年12月13日〈阳历1662年2月1日〉荷兰人投降，31日完全退出台湾。《西螺七嵌与台湾开拓史》

　　○ 永历15年12月，延平郡王郑成功以热兰遮城为安平镇，改名王城。赤嵌城为承天府，总曰“东都”。《洪敏麟·台湾地名沿革》

　　○ 郑成功据台湾，改称“东都”，北路设天兴县，南路设万年县。《汐止镇志》
1662 明永历16年·清康熙1年

　　○ 五月初八，郑成功在台湾去世。郑成功以三十九岁英年，含恨病殁，由其子郑经继位。《诸罗县志》：成功死，子经嗣；改县为州，名因之。设安抚司，号北路。

　　○ 郑成功参军林圯率众开垦斗六门、林内、并进驻二重埔〈今竹山〉的竹围仔，继续开垦。三年后，林圯及部下为番人所杀，为纪念他，民众把二重埔改称林圯埔，目前竹山市区内保有林圯公墓。

　　1664 永历18年·清康熙3年

　　○ 正月，郑经放弃金厦退守台湾，明宁靖王、泸溪王、鲁王世子，巴东王诸宗室，决定同行投靠郑氏。《西螺七嵌与台湾开拓史》

　　○ 八月，郑经入台，将东都改为东宁，天兴及万年县改为州。《汐止镇志》

　　○ 八月，郑经改东都为东宁，一直到永历37年〈康熙22年〉，凡十九年之间以东宁称呼全台。《洪敏麟·台湾地名沿革》

　　○ 郑经潜至大陆，拟恭迎宁靖王至台湾，计议反清复明，无功而返。

　　1665 永历19年·清康熙4年

　　○ 施琅、周全斌攻台湾，遇风折回。《西螺七嵌与台湾开拓史》

　　1666 永历20年清康熙5年

　　○ 郑经建圣庙(台南)陈永华献策发展产业设儒学。清派孔元璋赴台招抚郑经、无成议。《西螺七嵌与台湾开拓史》

　　1668 永历22年·清康熙7年

　　○ 清康熙帝下敕谕招抚郑经，仍无成议。《西螺七嵌与台湾开拓史》

　　1670 永历24年·清康熙9年

　　○ 英船班丹号来台，郑、英通商。《西螺七嵌与台湾开拓史》

　　1673 永历27年·清康熙12年

　　○ 清平西王吴三桂据云南反清，通邀郑经合纵，郑经率军攻占福建沿海《西螺七嵌与台湾开拓史》

　　1674 永历28年·清康熙13年

　　○ 清靖南王耿精忠拟拥郑经反清，郑经入泉州。吴三桂部将马宝入湖南。《西螺七嵌与台湾开拓史》

　　1677 永历31年·清康熙16年

　　○ 郑氏部将林圯入垦水沙连〈今竹山林圯埔〉。《西螺七嵌与台湾开拓史》

　　1678 明永历32年·清康熙17年

　　○ 郑军步将刘国轩、吴淑攻漳平、围海陆，占同安、泉州退守海陆。《西螺七嵌与台湾开拓史》

　　○ 以布政使姚启圣为福建总督。启圣大开修来馆于漳州，贼降者不分真伪皆收之，高爵华毂、袍帽金币，焜耀于道；多纵反间。《诸罗县志》

　　1679 明永历33年·清康熙18年

　　○ 立郑克塽为「监国」。《西螺七嵌与台湾开拓史》

　　○ 刘国轩败清兵于板尾寨(漳州)。《西螺七嵌与台湾开拓史》

　　1680 明永历34年·清康熙19年

　　○ 二月郑经反攻大陆战败，放弃金厦退回东宁(台湾)。《西螺七嵌与台湾开拓史》

　　1681 明永历35年·清康熙20年

　　○ 郑经死，子克塽立。《辞海》

　　○ 一月廿八日，郑经病逝，享年卅九岁，遗言刘国轩、冯钖范辅佐郑克塽，冯锡范谋郑克臧，次子郑克塽袭位，年十二。《西螺七嵌与台湾开拓史》

　　1682 明永历36年·清康熙21年

　　○ 经死，子克塽嗣，启圣计招郑行人傅为霖内应。事泄，诸与谋者皆诛死。《诸罗县志》

　　1683明永历37年·清康熙22年

　　○ 台湾入清朝版图。翌年，将承天府改为台湾府，隶属福建省，其下设台湾、诸罗、凤山三县。台湾府治与台湾县治，设于今台南市。《洪敏麟·台湾地名沿革》

　　○ 提督施琅伐台湾，平之。《辞海》

　　○ 六月十六日施琅攻澎湖，六月廿二日刘国轩大败退回东宁，七月十九日郑克塽降清，明郑治台结束。《西螺七嵌与台湾开拓史》

　　○ 克塽降清，郑氏三代在台湾虽仅二十三年，但是到台湾耕垦的民众约有二十五万人。

　　○ 上以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挂靖海将军印专征，治兵于平海。琅故提督水师，饶智勇，贼所惊惮。而是时启圣与巡抚吴兴祚谋袭鸡笼、淡水(诸罗地)，绕出其背；克塽亟命何佑葺淡水城，据鸡笼以守。夏六月将军施琅自铜山直抵八罩；刘国轩悉精锐犄角，战皆溃，遂克澎湖。秋八月，克塽纳款，佑亦降，北路悉定。于是琅疏请留台湾为外蔽；诏报可。《诸罗县志》康熙廿二年，清朝虽然打败了郑军，消灭了反清复明的势力，但许多朝臣认为：台湾孤悬海外，统治不易，徒然成为一个负担而已，主张放弃台湾，留守澎湖即可。后来，清廷采纳了施琅的意见：“台湾虽为一岛，但可为东海数省之屏障，且沃野膏土，一旦弃守，外力必至，反成乱源。”才在次年将台湾划归版图，设一府(台湾府，将郑氏的承天府改置而成)三县〈诸罗县、台湾县、凤山县〉，林内属诸罗县。

　　1683年郑成功移葬故土康熙帝亲书挽联纪念

　　1662年，民族英雄郑成功从荷兰侵略者手中收复台湾，作为反清复明的基地，不料当年就病逝。他的儿子郑经、孙郑克塽先后继任延平郡王，在台湾与清王朝对峙。康熙皇帝继位后，曾数次主动派员与郑氏谈判，谋求和平统一台湾，但郑经、郑克塽均固执地要在台湾独立为国。1683年，清军全歼郑氏主力，郑克塽作了明智抉择，请求归顺。康熙帝宽大为怀，自郑克塽以下皆量才录用，封官加爵。郑克塽要求把郑成功的遗骨移葬福建故土，康熙帝欣然准允，以礼安葬，并亲书挽联一副：

　　四镇多二心，两岛屯师，敢向东南争半壁；

　　诸王无寸土，一隅抗志，方知海外有孤忠。

　　上联的意思是：清军入关南下，明朝各镇总兵均临难心变，唯有郑成功固守厦门、金门，又挥师北伐，震动东南；下联的意思是：随着清军推进，南明诸王相继覆亡，郑成功仍坚持反清复明，并东征台湾以为据点。

　　于清王朝言之，郑成功是仇寇劲敌，然康熙帝襟怀宽大，谅解郑成功的各为其主，在挽联中盛赞其“孤忠”与业绩。公元1662年以前台湾历史大事记

康熙统一台湾分析康熙统一台湾分析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大量的史书和文献记载了中国人民早期开发台湾的经历。
　　1661年(清顺治十八年)4月21月，南明延平郡王郑成功率众进军台湾，至翌年二月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了被荷兰人侵占了38年的中国领土台湾。
　　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历史功绩是不可否认的。但此，以其子孙郑经、郑克爽为首的郑氏集团，将他们统治下的台湾变成同清政府长期对峙的独立王国，反对统一，使祖国大陆与台湾经历了长达22年的分裂时期，为结束分裂局面，消除东南沿海的长期威胁，实现国家的统一和安定，清政府对台湾郑氏集团从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战略和策略。
　　这些战略策略随着两岸形势和关系的变化而不断调整，促使台湾郑氏集团放弃武力顽抗的企图，接受清政府的招抚，最终实现了对台湾的统一。
　　清政府统一台湾的战略策略凝聚了上自康熙皇帝，下至满汉军政大丞们的群体智慧和不懈努力。经过历史的检验，其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不乏失败的教训，都能给我们提供有益的启迪。
　　一、和平解决途径的政治策略寻求
　　寻求政治解决台湾问题的途径，力争通过谈判方式实现统一，是清政府统一台湾的基本策略之一。从康熙元年(1662年)郑成功在台湾逝世，郑经继位，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政府统一台湾，清政府就和平统一的问题，与台湾郑氏集团先后进行了10次和谈，前9次都失败了，最后一次清政府使用了武力手段，大兵压境，以战逼和，使和谈取得成功。
　　1.清政府与台湾郑氏集团和谈的根本分歧
　　在清政府与台湾郑氏集团的一系列和谈中，尽管有各式各样的讨价还价和利益冲突，但其根本分歧在于是否承认国的统一和领土完整这一原者问题。
　　“依朝鲜例，称臣纳贡”是郑氏集团在历次和谈中提出的首要条件，也是其和谈的基本立场。朝鲜是中国的邻邦，由于种种原因，尤其是处于国防的考虑，朝鲜要求中国政府给予保护，并向中国政府纳贡，成为中国的藩属国。郑氏集团坚持 “依朝鲜例”，就是要清政府承认台湾为中国藩属国的地位，其目的在于将台湾从祖国大家庭中分裂出去。这当然是清政府所不能答应的。康熙皇帝针对郑氏的分裂立场明确指出：“朝鲜系从来所有之外国，郑经乃中国之人。”(《明清史料丁编》第三本P272)表明了坚决反对台湾独立的鲜明态度，也代表了清政府和谈的基本立场。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康熙皇帝为实现和平统一，也对台湾方面作出了重大让步，同意了郑氏集团“不登岸”的条件，允许起世代留驻台湾，不触动起在台湾的统治地位。
　　为了达到分裂的目的，郑经还不断宣称台湾不是中国领土，为把台湾从祖国分裂出去制造舆论。在康熙六年(1667)的和谈中，郑经就声称台湾远在海外，“非属(中国)版图之中”(《康熙统一挡案史料选籍》P70)。在康熙八年(1669年)的和谈中，郑经又强调郑氏占据台湾是“于版图疆域之外，别立乾坤”，又说台湾“远在海外，与版图渺不相涉”(《台湾外志》第十五卷)。郑经的这些言论不但无视台湾自古是中国领土的史实，而且也违背了其父郑成功的意志。郑成功当年率军东征，收复台湾，在给荷兰殖民者头目揆一的信中，义正辞严地指出：“台湾者，早为中国人所经营，中国之领土也。”(汤子炳《台湾史纲》引)由此可见，郑经的言行不仅是对中华民族的背叛，也是对其父辈事业的背叛。
　　2.台湾郑氏集团坚持分裂立场的原因
　　①海商集团特有的独立性是其分裂的思想根源和历史根源
　　台海郑氏集团代表的是海上商业集团的利益。一方面，海商集团为谋取商业利益，积极要求向海外发展；另一方面他们又受到封建中央政府的种种压迫和限制，在长期、复杂的斗争中，形成了一种本能的独立性。
　　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在东南沿海地区由于海上贸易的发展而形成了一种海上商业资本。自明代开始实行的海禁政策使海上商业资本只能在中央政府的禁令的压制下艰难地发展，海商集团就是在禁令的高压下派生出来的海商武装走私集团。官方禁令的压制使其对官府带有与生俱来的对抗心理。到郑经这一代，由于占据了远离大陆的台湾这样一个有利于发展海外贸易的稳固根据地，其民族意识便日渐淡薄，独立意识反日益滋长，因而不思统一，反求分裂。郑经曾说，台湾 “东连日本，南蹴吕宋，人民辐辏，商贾流通。王侯之贵，固吾所自有，万世之基已立于不拔”(《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料选辑》P70)。这段话比较清楚地反映出郑经的分裂心理。
　　②台湾经济的发展和逐步自立为其分裂的企图提供了经济基础
　　郑氏集团占据台湾后，把沿海数以万记的人民移入台湾从事垦殖，在台湾推行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先进的生产技术，又实行寓兵于农的屯田制度，与此同时，郑氏集团又与英国、葡萄牙、西班牙、日本、越南、写落暹罗、吕宋等国家和地区建立贸易关系，从中获取大量军需物资和巨额利润。这样就使台湾经济对大陆的依赖性逐步减少，逐步走上自立自强的道路。较为雄厚的经济基础，成为郑氏集团不肯与大陆统一的重要因素之一。郑经在给其舅董班的信中更明确表示，台湾“ 幅员数千里，粮食数十年，四夷效顺，百货流通，生聚教训，足以自强。又何幕于藩封？何羡于中土(大陆)哉？”(《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料选辑》P69)。可见经济上的独立强化了郑氏的分裂意识。
　　③台湾海峡的阻隔和郑氏集团海上力量的优势使其在军事上有恃无恐
　　台湾海峡这一天然的军事屏障，使郑氏集团产生了一种安全感。郑氏的水师久经战阵，熟悉海疆情况，有丰富的海战经验。这支部对经过郑氏三代的苦心经营，无论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一度成为中国东南海域无与匹敌的海上力量，即使荷兰舰队都对其畏惧三分。在长年和平对峙的时期里，清军对台湾没有采取任何积极主动的军事行动，这样就使郑氏集团更有恃无恐。
　　④清军某些前方将领在和谈中的让步促使郑氏的分裂野心不断膨胀
　　在郑氏集团乘“三藩之乱”进犯大陆东南沿海地区期间，以康亲王书杰为首的清军前方将领多次派人同郑经和谈。一些清军将领为及早结束久拖不决的战事，在和谈中对郑氏讲了些不负责任的话。如在康熙十六年(1677年)七月的和谈中，康亲王向郑经许诺，如果郑军撤出沿海岛屿，退守台湾，就带应郑氏把台湾变为中国藩属国的要求，并与台湾“通商贸易，永无嫌猜”(《台湾外志》卷二十)。康熙十七年(1678年)再次和谈，清军将领赖塔在给郑经的信中竟说，如果郑经肯退守台湾，则“本朝何惜海外一弹丸之地”，郑氏可永远占据台湾，“从此不必登岸，不必剃发，不必易衣冠。称臣纳贡可也。以台湾为箕子之朝鲜，为徐福之日本”(魏源《圣武记》卷八)。
　　清军前线将领的这些话，不但没有换来和平的局面，反而纵容了郑氏的分裂行为，使其分裂野心更加膨胀。
　　3.清政府和谈政治策略的得失
　　清政府在统一台湾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将以和谈方式统一作为对台基本策略，无论两岸在和平对峙时期，还是在双方兵戎相见的军事对抗时期，甚至在清军攻克澎湖、兵临台湾，在军事上有绝对取胜把握的最后阶段，清政府都没有放弃和谈，最后终于实现了对台湾本岛的和平统一。
　　同时不能不看到，清政府为和谈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显示了充分的诚意，也作出过重大让步，但前9次和谈都失败了，没有取得任何成果。究其原因，除了郑氏集团的坚持分裂、反对统一的客观因素之外，从清政府主观上讲，主要失误在于其和谈策略缺乏足以对郑氏集团形成致使威胁的军事实力和战争手段做后盾。清政府与郑氏集团之间的矛盾，是尖锐对立的对抗性矛盾。面对这样的对手，要实现统一，武力行动应置于主导地位。但清政府不但没有及早地、迅速地建立起一支占据优势地位、能够威胁郑氏集团生存的水师部队，反而一度在军事上采取消极保守的防御方针，裁撤水师、焚烧战船、收缩防线，搁置武力。在没有必要的军事压力和有效的军事打击能力的情况下，清政府寄希望于通过和谈使郑氏集团放弃对抗与分裂的立场，当然是达不到目的的。清郑双方的第10次和谈，是在清军强大的水陆两栖部队攻克澎湖，歼灭了郑氏水师主力，大兵压境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才迫使郑氏集团接受了清政府的和谈条件，使和谈取得了圆满结果。
　　值得一提的是，在统一过程中，清政府针对郑氏集团高层决策者的和谈策略虽屡遭挫折。但其以郑氏集团中下层，尤其是郑军广大官兵为主要对象的招降措施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先后有二十万郑军官兵和文职人员向清政府投诚，分化了郑氏集团的内部关系，瓦解了其社会基础，削弱了其军事实力，并促使台湾的军心民心发生倾向清政府，倾向统一的变化，为最后的统一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二、禁海迁界的经济封锁策略
　　1.清政府对台湾郑氏集团的经济封锁措施
　　清政府的经济封锁措施包括实施海禁和迁界移民，目的在于断绝郑氏集团粮饷和军用物资的供给，坐困郑氏集团，令其不战而降。所谓“禁海”，就是严禁一切船只出海贸易、捕鱼。清政府的禁海令规定，北自天津南至广东沿海岸线各省，严格禁止商民船只私自入海，用大陆产品货物进行海上贸易。这既包括中国与外国间的国际贸易，也包括大陆各港口间的国内贸易。清政府采取禁海措施的目的是通过断绝海上贸易往来，阻塞大路货物的出海渠道，使郑氏集团失去大陆货源和军品供应。“迁界移民”是“禁海”的扩大和补充，是更加彻底地切断海内外经济联系的封锁措施。其做法是，将福建、广东、浙江、江苏、山东、河北6省沿海及各岛屿的居民内迁30——50里，在沿海一带形成一个无人区。清政府的目的就是利用这样一个隔离带来彻底隔断台湾郑氏集团与大陆的经济联系，使其既不能与大陆进行贸易活动，获取大陆的商品和军用物资，又无法向沿海居民征收粮饷，从而在经济上完全陷入困境。
　　2.清政府经济封锁策略的得失
　　①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台湾郑氏集团的经济困难
　　清政府在采取政治、军事行动的同时，对郑氏集团实施经济封锁，力图从经济上削弱、打跨郑氏集团，迫其就范，实现统一，从战略上看是可取的。其实施的封锁措施也确实多次使郑氏集团陷入经济困境。一方面由于海上运输能力的限制，粮饷供应不能满足郑军需求，造成大批郑军降清或逃亡；另一方面这对台湾的经济也是一个巨大的消耗，为最后统一台湾创造了条件。
　　②单纯的陆上封锁策略使清政府的经济封锁未能达到预期目的

清政府认为郑氏集团以海岛为巢穴，在波涛中谋生计，其粮饷军需完全要仰仗大陆，只要在沿海实施坚壁清野，切断大陆物资的出海渠道，郑氏集团这些“岛上穷寇”就会“如婴儿断乳，立可饿毙矣”(王时胜《漫游记略》)。
　　但清政府的经济封锁策略与其军事防御方针一样，是消极保守的，单纯立足于陆地，忽视了在海上采取积极主动的行动，没有构成对台湾的海陆联合封锁。因而也就达不到预期的目的。更何况其陆上封锁也并不彻底，连康熙皇帝也承认，经济封锁实施多年，“其私自贸易者何尝断绝？”大陆物资出海渠道事实上一直就没有彻底切断。
　　③禁海迁界也使清王朝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首先，禁海迁界沉重打击了沿海经济，③阻隔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清政府禁海迁界政策给予东南沿海地区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商品生产以沉重打击，窒息了我国曾一度比较发达的海外贸易，对我国沿海地区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严重后果，从而也严重阻隔了这些地区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濒海地区有良田万顷，土地肥沃，生产技术先进，已日益形成集约化生产。但迁界令一下，沿海30——50里地带转眼变为废墟，据史料记载，仅福建、广东两省废弃的田园耕地就达五百七十五万九千六百余亩。
　　我国海上贸易在明代已经发展到相当水平，由于利润丰厚，明末沿海地区出现了 “穷洋竟同闹市”的兴旺局面。清政府实行海禁特别是迁界政策后，不仅私人海上贸易被阻塞，就连福建官府直接控制的市舶贸易也一度完全停顿；不仅对外贸易中断20年之久(康熙元年到康熙二十年)，而且国内各港口间的贸易也陷入了一片萧条，惜日频繁出海的巨型商船，闲泊朽败于断港荒岸之间。海内外贸易的长期停滞，缩小了国内外的销售市场，直接影响到沿海各省农业手工业的生产，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伤及沿海的资本主义萌芽。同时海运业也遭到摧残，无数船主破产，船工失业，海运业中孕育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亦因此而夭折。其次，禁海迁界使沿海百姓背井离乡，失去生计，严重损害了当地人民的利益。
　　沿海百姓世代居住其地，以种田、捕雨、经商为业。清政府实施禁海迁界，又无妥善安置措施，使百姓流离失业，如同生机勃勃的草木突然被拔离故土，忍受烈日的曝晒，因道路颠沛或无法谋生，冻饿而死者以十万记。还有数十万流民因生计所迫，渡海赴台，反壮大了郑氏集团的实力。一些边海居民甚至铤而走险。或冒死偷运大陆货物卖给郑氏集团，或相聚为“盗”，走上武装反抗清政府的道路。
　　第三，禁海迁界使清政府赋税收入减少，使内地百姓负担加重。
　　由于大片土地抛荒，捕雨晒盐业停顿，海上贸易中断，使清政府的财政税收也因此减少。据史料记载，实施海禁迁界后，仅田赋一项，福建省每年就减少税收计白银20余万两，广东则高达30余万两。如果考虑到盐税、鱼税、商税等方面的减额，再加上浙江、江苏、山东、河北各省的数字，清政府每年在赋税方面的损失是相当大的。
　　顺治康熙年间，清政府由于连年用兵，国库空虚，入不敷出。禁海迁界又造成巨额税收损失，对本已十分困难的财政状况无异于雪上加霜。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采取了责令界内末迁居民摊赔的办法来弥补部分缺额，这样又加重了内地人民的经济负担。
　　从总的情况看，清政府对台湾郑氏集团的经济封锁失大于得，弊大于利，这是由于其在封锁策略和封锁措施两方面的失误造成的。在封锁策略上，清政府实行单纯的陆上封锁，没有采取任何海上封锁行动，以构成全面的海陆联合封锁，因而对以台湾岛为根据地，具有较强海上生存能力的郑氏集团所产生的封锁作用是有限的。从封锁措施来看，清政府采取了大规模禁海迁界的措施，不考虑这些措施会给沿海经济造成的消极影响，也没有认真做好善后安置工作，以尽量减少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其短期后果是，清政府财政收入减少在沿海百姓中失去民心；其深远影响是，严重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同时也成为使我国封建经济长期停滞不前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因剿于抚”、武力统一台湾的军事策略
　　清政府的经济封锁未能达到预期目的，和谈攻势频频失利，郑氏集团又乘“三藩之乱”侵扰大陆，对东南沿海地区造成严重威胁，这就促使清朝统治者逐步认识到，以纯粹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要实现统一，必须诉诸武力。康熙二十年(1681年)4月，清福建总督姚启圣向朝廷报告了郑经在台死去，郑氏集团因争权夺势发生内乱的情况。康熙皇帝认为武力统一台湾的时机已经到来，于当年六月果断作出了进军台湾、澎湖的战略策略。
　　1.清政府武力统一台湾的历史条件
　　康熙二十年郑氏集团的内讧，为清政府统一台湾提供了契机。此时清王朝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军事强大，已具备了统一台湾的主要条件。这些条件的形成，绝非一朝一夕的事，而是清王朝多年努力的结果。
　　①清除螯拜集团，巩固中央集权
　　康熙皇帝即位时只有9岁，按顺治皇帝的遗命，由索尼、苏克萨哈、螯拜四位重臣辅助幼帝，佐理朝政。但后来螯拜用阴谋手段排斥异己、培植党羽，逐渐形成独揽朝政的局面。螯拜及其党羽擅权乱政、抗旨妄为，企图凌驾于康熙皇帝之上，严重削弱了皇权，破坏了正常的封建统治秩序。康熙八年(1669年)五月，年仅 16岁的康熙皇帝采取突然行动，迅速、彻底地清除了螯拜集团。此后，康熙皇帝实施恢复内三院为内阁等措施，以加强皇权。康熙十六年(1677年)，康熙下令设立“南书房”，其职责是秉承皇帝意志拟写谕旨、发布政令，这样就把中央权力从“议政王大臣会议”的王公贵族手中夺回。
　　康熙皇帝在极短的时间里，一步步成功地将中央和地方的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巩固了封建中央集权制度。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有利于国家的稳定和统一事业的。
　　②采取一系列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措施，为统一台湾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明末清初以来，连年的战乱对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严重破坏，清政府的财政也由于战争的巨大消耗而十分拮据，以至于入不敷出。为改变这一状况，康熙皇帝铲除螯拜集团后，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还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迅速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这些措施包括：实行“更名田”制度，还田于民，使许许多多无田佃农变成有地的自耕农；奖励垦荒，扩大农业种植面积；兴修水利，修治黄河、淮河和大运河，使“水归故道，漕运无阻”，苏北一带长期被水淹没的大片土地变成了可耕的肥沃良田。
　　康熙皇帝推行的这一些列经济政策，促进了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增加了社会财富，缓解了清初以来清政府财政的紧张状况，为统一台湾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③“三藩之乱”，大陆政治稳定，清政府可以集中全力解决台湾问题
　　康熙皇帝亲政后，深感吴三桂等“三藩”割据势力日益膨胀，已成为巩固和加强封建国家统一的严重障碍，决计予铲除，以免后患。平叛、撤藩之后，清政府将“三藩”把持的地方军政大权收归中央，消除了东南区域的重大隐患，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巩固了封建大帝国的统一，奠定了稳定的政治基础。这样，清政府的精力就可以集中到台湾问题上来，能够全力以赴地完成统一台湾的历史使命。
　　2.建立起强大的水师部队，具备了统一台湾的军事实力和战争手段
　　要统一台湾，必须建立一支强大的水师部队逐渐成为康熙皇帝和部分大臣的共识。康熙十六年(1677年)，清政府恢了福建水师建制。康熙十八年(1679年)，康熙皇帝任命熟悉海疆情况、骁勇善战的湖南岳州水师总兵官万正色为福建水师提督。至康熙十八年年底，万正色所辖的福建水师已有战船240艘，官兵28580名，经过万正色的精心组织和训练，成为一支精锐善战的水师劲旅。康熙十九年(1680年)，在清军第二次收复东南沿海的作战中，清政府不再依赖荷兰舰队，而是使用福建水师从海上发起进攻，对郑军侧背形成极大威胁，导致郑军陆上防线全线溃退。尔后，清军水陆合击，迅速将郑军逐出东南沿海地区及岛屿。
　　清福建水师在收复东南沿海地区的作战中显示出来的实力和作用，增强了清朝统治者实施海上军事行动和武力统一台湾的信心。此后，清政府改变了以往放弃沿海、守卫内陆的消极防御方针，将水师部队分别部署在金门、厦门、铜山、海坛(今福建龙海县)，随时准备对台湾郑氏集团采取军事行动。此时，清政府已具备了武力统一台湾的军事实力和战争手段。
　　3.台湾郑氏集团发生内乱，实力削弱，为清政府统一台湾提供了良机
　　在清王朝政治、经济、军事实力蒸蒸日上之际，台湾郑氏集团的处境却日趋恶化，已陷入难以自拔的衰败境地。政治上，其内部矛盾斗争逐步加剧。郑经自康熙十九年逃回台湾后，心灰意冷，终日沉湎酒色，不理政事，台湾的军政大事均由郑经的长子郑克臧处理。康熙二十年正月，郑经中风而死，在郑氏集团中势力很大的冯锡范和刘国轩联手发动政变，杀害了在台湾军民中有一定威望的郑克臧，拥立郑经次子年仅12岁的郑克爽继位，实际权利落入冯、刘二人手中。冯、刘二人由借机大开杀戒，迫害异己势力，使郑氏集团内部矛盾更加激化，人心涣散，出现动乱局面。在经济上，台湾已连续三年发生自然水旱灾害，粮食歉收，米价飞涨。多年战争的消耗，也使台湾府库空虚，财政拮据。为筹集粮饷，扩充军队，抵御清军的进攻，郑氏集团加强了对台湾各族人民的压榨和勒索，岛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激化，各种形式的反抗斗争时有发生。在军事上，郑军在大陆沿海地区的作战中损失惨重，最后仅剩千余人逃回台湾。此时台湾、澎湖两地的郑军尚有5万余人，大小战船200艘左右，但军心涣散，士气低落，不断有郑军官兵驾船投奔大陆，向清政府投诚。由此可见，郑氏集团的军事实力已远非昔日可比了。
　　从中国历史的走向来看，结束分裂、割据状态，实现祖国统一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但统一需要条件，不可强求，条件不具备，时机不成熟，统一就无法实现。条件、时机成熟了，如果举棋不定，犹豫彷徨，不及时采取行动，已获得的有利条件和良机也会丧失。清朝群臣经过多年努力，为统一创造了良好条件；在我方兴盛，敌方衰败，双方实力对比形成“以镒称铢”之势的最佳时机，康熙皇帝果断作出了武力统一台湾的历史性决策，把统一的条件变成统一的行动，这样就将统一台湾的进程大大向前推动一步。这时，指导行动的战略策略正确与否，就成为统一成败的决定因素。
　　4.清政府武力统一台湾的战略策略
　　①“因剿寓抚”以剿促抚的战略方针
　　“因剿寓抚”这一战略方针是清朝杰出将领施琅早在康熙七年(1668年)给朝廷的上疏中提出来的。其核心是以战逼和，以军事手段促成台湾问题的政治解决，尽量避免在台湾本岛引发战争。“因剿寓抚”的重点在于“剿”，军事进攻占主导地位，同时又努力寻找政治解决的可能性。二者的关系是先剿后抚、以剿促抚，也就是采取武力行动，以强大的军事压力迫使台湾郑氏集团接受和谈条件，实现台湾与大陆的统一。施琅还为这一战略方针制定了具体的行动方案。这一方案分为三个步骤实施：第一阶段，以清军水陆两栖部队攻占澎湖，消灭郑军的有生力量。澎湖是台湾的海上屏障，扼制着当时台湾与外界联系的主要海上通道。占领澎湖，大兵压境，使台湾门户洞开、贸易受阻，可形成威胁起生存的逼近威慑。第二阶段，清军占领澎湖后，引而不发，作好攻台准备。同时派使者赴台与郑氏集团和谈，迫其向清政府投诚，实现对台湾本岛的和平统一。若和谈失败，郑氏集团决定顽抗到底，就采取第三步行动，向台湾本岛发动军事进攻。以清军主力舰队直抵台湾政治中心承天府(今台湾省台南市)以西的安平港，实施正面牵制；同时派出两支精锐的快速舰队，一支向南封锁打狗港(今高雄港)，一支向北封锁蚊港(今台南县西南)，使其首尾不能相顾。在控制了台湾进出的主要港口水道后，对台湾实施围困，并派人进一步招降郑氏集团，或促使其内部发生激变，不战自溃。如乃不能达到目的，则对台湾实施登陆作战，先扫清城市以外、村落之间的郑军，在攻取郑军困守的孤城，最后武力夺取整个台湾岛，彻底消灭郑氏集团。
　　②选择得力将领，赋予专征大权
　　“闻颦鼓而思良将”。康熙皇帝下定以武力统一台湾的决心之后，就开始考虑清军水师主将的人选问题。当时的清福建水师提督万正色虽然擅长海战，战功卓著，但他是武力统一台湾的坚决反对者，无法正确地贯彻康熙皇帝的战略思想，康熙果断地将其调离原职。这时福建总督姚启圣和内阁学士李光地向康熙推荐了曾担任过福建水师提督的施琅。康熙皇帝经过仔细斟酌，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八月作出决定，任命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担当率领清军进攻台湾的重任。
　　从施琅的自身条件来看，他的确是攻台清军主将的合适人选。首先，施琅生长在海边，自幼随父从事海上贸易活动，精通航海，对海疆的气候、地理等方面的情况了若指掌。从军后，转战东南沿海，有丰富的海战经验。其次，施琅通晓兵法、战阵，并一贯主张以武力统一台湾，所以多年来精心谋划对台用兵方略，提出 “因剿寓抚”的战略方针及一整套实施方案，不但周密完备，而且是切实可行的。第三，施琅是从郑氏军营中反叛出来的，他熟悉台湾郑氏集团内情，他的智勇韬略也一向为郑军官兵所畏惧。他在郑氏集团中的故旧很多，为他争取内应和情报工作提供了便利条件。第四，施琅不但是武力统一的坚决拥护者，而且对统一充满信心。他指出，清政府对郑氏集团有三个必胜条件，一是“新平三藩”，政治稳定；二是凭借“天下之财赋”，有雄厚的经济基础；三是“以我之众百倍于彼”，军事实力占压倒优势。这是很有见地的。
　　康熙皇帝不但起用施琅，而且授予他全权指挥攻占行动的“专征”大权，给予充分信任，保证了攻抬清军指挥系统的协调一致。康熙对自己不善海战是很有自知之明的，他说，我对陆上用兵可以做到筹划周密，但我不了解海上情况，不能盲目的遥控指挥。因而他一方面统筹全局，保证福建前线的各种需求；另一方面在作战指挥问题上十分尊重前方将领的意见，从不强行干涉其行动。
　　③施琅出色的指挥作战艺术
　　施琅的指挥艺术首先表现在他能够根据台湾海峡的气候特点，选择了正确的渡海时机和进攻路线。季风气候是台湾海峡最明显的气候特点。每年的冬季季风，风向偏北，风力强劲，海上风急浪高；夏季季风则风向偏南，风力较小，海面也较平缓，但夏季又是破坏力极强的台风的多发期。对于攻台的清军舰队来说，气候风向利用得当，则可以海风为动力，为取胜创造有利条件；利用不当，判断失误，就可能遭到海风的袭击，重蹈康熙三、四年攻台失利的覆辙。因此，根据海峡季风气候规律来选择正确的渡海时机和进攻路线，对于清军攻台行动的成败至关重要。
　　施琅凭借多年海疆活动积累的丰富经验和对海峡季风规律的掌握，决定把渡海时机选在夏季的六月。施琅认为，冬季北风刚硬强劲，不利于船队的航行和停泊。澎湖之战，未必能一战而胜，一旦舰船被海风吹散，就很难迅速集结，发起二次进攻。夏季的西南季风则比较柔和，海上风轻浪平，清军船队可编队航行，官兵免除晕眩之苦，也有利于船队集中停泊，实施下一步作战行动。同时，由于夏季多台风，按常规此季节不宜渡海，所以敌人防备定然松懈。此时，发动攻击，可使敌猝不及防，取得兵法所说的“出不意，攻无备”的奇效。为避开台风袭击，施琅选定夏至前后20余日为最佳渡海和作战时机，他凭着多年的航海经验判断，这段时间中风浪最平和，台风发生的可能性较小。
　　在进攻路线的选择上，施琅根据风向和敌方防御情况的情报，决定清军船队从铜山(今福建东山岛)启航，乘六月的西南季风向东穿越台湾海峡，首先夺取地处澎湖主岛以南、郑军防守薄弱的八罩岛。这样就可获得船队的锚泊地和进攻的出发地，占据赏封上流的有利位置向澎湖发起攻击。攻下澎湖后，扼敌咽喉，然后兵锋直指台湾，可顺利实施“因剿寓抚”的战略方针。实战证明，施琅对渡海时机和进攻路线的选择都是正确的。
　　施琅的出色指挥艺术还表现在其战场指挥和战术运用方面。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六月十六日，清军舰队向澎湖郑军发动第一次进攻，初战失利。施琅很快吸取教训，对下一步作战行动进行了周密筹划和部署。施琅将清军分为四部分：施琅亲率56只大型战船组成的主攻部队，正面进攻郑军主阵地娘妈宫；总兵陈蟒等率领由50只战船组成的东线攻击部队，从澎湖港口东侧突入鸡笼屿，作为奇兵，配合主攻部队夹击娘妈宫；总兵董义等率领另50只战船组成的西线攻击部队，从港口西侧进入牛心湾，进行佯动登陆，牵制西面的郑军；其余80只战船作为预备队，随主攻部队跟进。十八日，施琅先派战船攻取澎湖港外的虎井、桶盘二岛，扫清了外围。二十二日早七时，经过充分休整和准备的清军向澎湖郑军发起总攻。经过9小时激战，清军取得全面胜利，共毙伤郑军官兵一万二千人，俘获五千余人。击毁、缴获郑军战船150余艘。郑军主将刘国轩乘小船从北面的吼门逃亡台湾。此役清军阵亡329人，负伤1800余人。
　　澎湖海战是中国战争史上一次罕见的海岛攻防战役。从交战双方的对比看，清军在数量和质量上略占优势，郑军则是依托坚固防御阵地，以逸待劳，双方可谓各有所长，实力相当。的结果是，清军以较小的代价，取得了全歼郑军主力，攻占澎湖全境三十六岛的辉煌战绩，这与清军主将施琅正确的作战指挥是分不开的。
　　5.武力威慑与政治招抚并用，实现对台湾本岛的和平统一
　　澎湖海战结束后，清军对台湾郑氏集团已形成大兵压境的有利态势。这时，施琅为贯彻“因剿寓抚”的战略方针，下令暂停军事进攻，一面休整部队，补充弹药给养，作好进攻台湾的准备；一面采取措施，推动台湾问题向政治解决的方向发展。他在澎湖禁止杀戮，张榜安民；优待战俘，放其归台；向台湾军民发布《安抚输诚示》，宣扬清政府宽大投诚者的政策；又派原刘国轩的副将曾蜚赴台做刘国轩的工作，让刘劝说郑克爽等人向清政府投诚。施琅的父亲和弟弟曾被郑氏集团杀害，但体能摒弃家仇，以国事为重。施琅对刘国轩、冯锡范的部下郑重表示：“断不报仇！当日杀吾父者已死，与他人不相干。不特台湾人不杀，即郑家肯降，吾亦不杀。今日之事，君事也，吾敢报私怨乎？”这对消除台湾军民的“恐施”、“恐清”心理起了很大作用，表现出施琅不仅是一个智勇双全的武将，而且具有清醒的政治头脑和卓越的政治才能。施琅的做法，符合康熙皇帝对台湾“抚之为善”的战略思想，康熙皇帝深表赞许，并及时向台湾郑氏集团颁布了赦罪诏书，严肃指出：郑氏集团割据台湾，人民包受其苦，这种局面应尽早结束。郑克爽等人若能真心归顺，不但以往罪过全部赦免，而且将得到清政府的优待。
　　在内外压力的逼迫下，以郑克爽为首的郑氏集团终于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七月五日完全接受了清政府的和谈条件，放弃抵抗企图，向清政府缴械投诚。十三日，施琅率清军在台湾登陆，接管台湾全境。从此，台湾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中国收复台湾始末李登辉、陈水扁之流，阴谋彻底否定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历史事实。本文用具体的史料和确凿的历史文献，介绍了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当初是如何收复台湾的，从中可见李、陈之谬。 1914年，蒋介石受命赴东北策动讨袁军事，孙中山对他说，日本人如果不将东北和台湾交还我们，并保护朝鲜的独立，我们国民革命运动是不能停止的，你要将这个意思告诉日本将领。于是，蒋介石正告日本侵略者，表达中国必将收复台湾的立场。“招待会的主持人是一位日本联队长，听了我的话大为不满，面红耳赤而去。第二天就请我离开东北”。　　由于国穷民弱，孙中山等人当时尚无力收复台湾，但蒋介石依然关注台湾的命运。1925年7月26日，他对黄埔军校第三期学生训话：如果一旦为帝国主义者用经济力量亡了中国，那时不但是不许你开银行做生意，就是你在外国银行的存款，也不许你自由取用，你要提取少许，都要被他监督用度。这不要看别的，只看台湾和韩国的富翁，在日本银行所存的钱，支取的困难，监督的严密，就可明白了。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甫建立，蒋介石以“修改不平等条约”作为其外交方面的纲领，试图通过与列强的和平谈判，达到废除旧约、另订新约的目的。通过几年的努力，取得一点成效，如基本上实现了关税自主。对台湾问题，蒋介石受制于《马关条约》，不敢公开提及。　　1929年，蒋介石在国民政府主席任内，应台胞的请求，与日本协商，决定在台北设置领事馆，以加强台湾和大陆的民间交往。当国民政府派驻台湾的第一任总领事林绍南抵达台北时，受到台胞热烈欢迎。其时，一部分台籍青年辗转来到大陆，自动组织团体，有北京台湾青年会、上海台湾青年会、中台同志社、台湾民主党等，从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活动，并寻求国民政府的资助，但蒋介石害怕刺激日本侵略者，严禁各级党政机关与台胞的抗日组织接触，在大陆一度高涨的反对日本在台湾殖民统治的斗争渐趋沉寂。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剧了侵略中国的步伐。蒋介石以中国尚无充足的力量抵御日本的侵略为由，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忙于围剿共产党红军及消灭各地的反对派，但也面临着日本咄咄逼人的攻势和全国各界与日俱增的要求抗日的压力。1934年4月，他在抚州公开表态：日本要“将我们当作朝鲜、台湾这些地方一样”，中国“又受了日本一个最大的侮辱”，不仅是东四省(注：指黑龙江、吉林、辽宁、热河，下同)的失地我们要收复，而且台湾、琉球这些地方都是我们的旧有领土，一尺一寸都要由我们手里收回。蒋介石在全国人民高涨的抗日浪潮下，作出反对日本侵略的表白，以减缓国民党内抗日派对他的谴责。　　表明收复台湾的严正立场　　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卢沟桥事变，发动大规模侵略中国的战争，中国人民奋起抵抗。1938年4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日本自明治以来，早就有一贯的大陆侵略计划。过去甲午之战，他侵占我们的台湾和琉球，日俄战后吞并了朝鲜，侵夺我们旅顺和大连，就已完成了他大陆政策的初步；他就以台湾为南进的根据地，想从此侵略我们华南和华东；而以朝鲜和旅大为他北进的根据地，由此进攻我们的满蒙和华北。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要讲求真正的国防，要维护东亚永久的和平，断不能让高丽和台湾掌握在日本帝国主义者之手，必须针对着日本之积极侵略的阴谋，以解放高丽、台湾的人民为我们的职志。　　蒋介石代表中国政府公开提出收复台湾的目标，极大鼓舞了台胞的抗日激情，纷纷回到大陆组织团体参加抗战，主要有福州的“台湾抗日复土同盟”、华南的“台湾民主革命总同盟”、“台湾青年革命党”、“台湾国民革命党”等，许多人还加入国民党。1940年3月，蒋介石令朱家骅、陈立夫等“负责约同日韩台在渝之革命首领会商”，筹划推动“日本台湾朝鲜的各项革命运动”。　　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爆发，次日国民政府正式对日宣战，向中外宣告“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据此，中日过去所订的条约当然废弃，《马关条约》对台湾的束缚完全消失。于是就国际法而言，台湾自中国对日宣战之日起，即已恢复为中国领土一部分的法理地位。1942年4月间，在重庆掀起了一个声势颇大的收复台湾宣传运动，国民政府一些军政要人如孙科、陈立夫、冯玉祥等人，或发表广播演说，或出席宣传集会，或撰写纪念文章，阐述台湾与中国的隶属关系和收复台湾的意义。　　1942年4月，台湾革命同盟会呈请党政当局准予成立“台湾省政府”，“以励人心，而副民望，使六百万台胞得以信奉三民主义，五十年失地得以归依祖国”。其时德军正挥师斯大林格勒，苏联红军坚决抵抗；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与日军厮杀，胜负仍难逆料。蒋介石对“成立台湾省政府”的建议没有表态。　　到了1943年，苏联红军取得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胜利，转入全面反攻阶段；美军在中途岛及瓜达尔卡纳尔群岛大败日军，逐渐取得了太平洋战场的主动权。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朝着有利于同盟国的形势发展。1942年11月3日，外交部长宋子文在重庆举行记者招待会，指出日本所侵占之土地均应于战后交还原主，“中国应收回东北四省、台湾及琉球”。其时，盟国有一部分人提出台湾国际共管等。美国《幸福》、《生活》、《时代》三大杂志合草的“太平洋关系备忘录”第四段，提议战后在太平洋建立一条防御地带，列入台湾，划归国际共管。为此，1943年初《大公报》发表题为《中国必须收复台湾————台湾是中国的老沦陷区》的文章，指出“根据国际公法，台湾是不折不扣的中国领土。日本从中国手里夺去台湾，台湾应该归还中国。根据大西洋宪章，台湾也该归还中国”，呼吁“中央对台湾问题最好即作具体的措置，以沦陷省区待遇台湾”。　　中国人民正在进行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仅靠自身的力量很难收复台湾。中国若不能在盟军攻克台湾之前谋求美英承诺台湾为中国的一部分，台湾的归属问题将变得复杂化。　　1943年初，宋美龄访美，蒋介石嘱其会见罗斯福总统时，可商洽中国被日本强占的领土处置问题。　　2月，驻美大使魏道明电告蒋介石，罗斯福总统已表示“日寇所有岛屿，除其本国外，均应就同盟国警备立场支配之，台湾当然归还中国。”罗斯福的承诺使蒋介石稍感宽慰。　　3月，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一文，在“中华民族的成长与发达”一章中指出：台湾、澎湖列岛本是汉人开发的区域，屹峙东南，久为我们中国的屏藩，迄至明末，乃为荷兰人所侵据，而终为我郑成功所收复，其事迹真可歌可泣。以国防的需要而论，上述的完整山河系统，如有一个区域受异族的侵据，则全民族全国家，即失其自卫上天然的屏障。　　不难看出，蒋介石已经意识到日本帝国主义的覆亡只是时间问题，中国收回台湾主权排上了国民政府的工作日程。　　外交赢得美英承认台湾是中国的领土　　对于台湾的前途，美国国内颇有争议，基本上有三种意见，即“台湾可独立和自治；归还中国；设立一临时联军托管制，在托管期间，台湾人民可准备举行公民投票，决定他们的最后政治命运”。而美国国务院的意见是，“台湾是要归还中国，而就美国或联军在台利益不作任何保留”。　　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支重要力量，国际地位逐步提升。罗斯福总统很想与蒋介石会晤，以商讨对日作战等问题。几经周折，1943年7月8日，蒋介石复电罗斯福，赞成其秋季会晤之约，并筹划会晤时共同宣言的主要内容，应包括“东北与台湾必须归还中国”。　　在罗斯福总统及丘吉尔首相的邀请下，1943年11月，蒋介石赴开罗参加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行前，军事委员会参事室草拟了关于开罗会议中国应提出的问题草案，包括日本应将台湾及澎湖列岛、琉球群岛归还中国。11月23日，他与罗斯福商谈，提出“日本于‘九·一八’事变后自中国侵占之领土(包括旅、大租借地)及台湾、澎湖，应归还中国。”罗斯福承诺“日本攫取中国之土地应归还中国”。　　次日，美方草拟的公报草案提出：“日本由中国攫取之土地，例如满洲、台湾、小笠原等，当然应归还中国。”蒋介石核定后，认为文中“小笠原”更正为澎湖后可以同意。　　26日，英方亦提出一份修改案，主张：日本由中国攫去之土地，例如满洲，台湾与澎湖列岛，当然必须由日本放弃。英国外交次长贾德干称：此项修改之拟议，盖因英国会或将质询英政府，为何关于其他被占领地区并未说明归还何国，独于满洲、台湾等，则声明归还中国。上述各地固属中国，但殊不必明言耳。　　随行的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指出：如此修改，不但中国不赞成，世界其他各国亦将发生怀疑。世界人士均知此次大战，由于日本侵略我东北而起，而吾人作战之目的，亦即在贯彻反侵略主义。苟其如此含糊，则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皆将疑惑不解。故中国方面对此段修改之文字，碍难接受。他主张维持原草案字句。　　美国代表驻苏大使哈立曼赞成王宠惠的意见，称：吾人如措词含糊，则世界各国对吾联合国一向揭橥之原则，将不置信。　　通过激烈的辩论，中美双方主张不变，最后英方同意维持原草案。蒋介石还提出：要使当时之台湾海峡及南亚海上交通不为敌人所利用；要在1945年以前用武力恢复台湾。　　26日，中美英三方签署开罗会议宣言，明确表示三国之宗旨：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　　1943年11月28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此次开罗逗留七日，其间以政治收获为第一，军事次之，经济又次之，然皆获得相当成就。本月大部精力，皆用于会议之准备与提案之计划，慎重斟酌，未尝掉以轻心。故会议时各种交涉之进行，其结果乃能出于预期，此固为革命事业中之一项重要成就。　　12月4日写道：昨日发表开罗会议公报以后，中外舆情无不称颂为外交史上空前之胜利，寸衷唯有忧惧而已。　　12月31日写道：本年自一月英美平等新约订立，乃至美国对华限制移民律撤销案之通过，以及开罗宣言东北与台湾交还中国，加之战后朝鲜独立之声明以后，我国次殖民地之地位与百年来所受之国耻，已扫除尽净。　　无疑，在当时中国尚无充分的军事力量直接从日本帝国主义手里收回台湾的情况下，蒋介石通过外交上的努力，使美英两大国承诺将台湾的主权归还中国，解决台湾在日本战败后的归属问题，为中国最终收复台湾奠定国际法的依据，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领土的完整。　　在大陆参加抗战的台胞闻迅致电蒋介石：“顷见报载开罗会议重大成功，台澎等地归还中国，凡我台胞同深感奋，如蒙鞭策，愿效驰驱。”岛内的台胞，不久也从美军飞机空投的传单中，获知这一喜讯，有如“上天降福星”，奔走相告，期待台湾早日回到祖国怀抱。

着手收复台湾　　《开罗宣言》发表后，蒋介石遂筹划台湾的收复工作。1944年春，他令行政院高级官员张厉生研究并拟具复台政治准备工作、组织及人事等切实办法呈核，批准成立国防最高委员会中央设计局台湾调查委员会(下简称“台调会”)，作为负责收复台湾工作的职能机构，派行政院秘书长兼全国总动员会议主任陈仪为主任委员。　　1944年6月2日，蒋介石批示：关于将来台湾克复后军事及行政之负责管理问题可根据开罗会议时我方提出之原建议，先向美国商洽，俟有相当结果，再与英国商洽。……所拟关于行政院设‘台湾设省筹备委员会’一节，查现在中央设计局业已设置台湾调查委员会，如稍加充实，多多罗致台湾有关人士，并派有关党政机关负责人员参加，即足以担负调查与筹备之责，暂不必另设机构，以免骈枝之弊。　　为充实台调会的力量，9月25日蒋批准台调会委员名额增为11人，并准派台籍人士黄朝琴、游弥坚、丘念台、谢南光、李友邦为委员。　　在蒋介石领导下，台调会就收复台湾工作进行了艰苦的准备。其主要任务是，调查台湾实际状况，编辑有关台湾的资料刊物，研究有关台湾问题的意见及方案；训练台湾行政、警察、银行、教育等干部、专业人员；规划未来台湾行政体制及各种机构接收办法。到1945年3月，台调会共编成日本统治下的台湾行政制度、财政金融、贸易、交通、教育等概况资料19种，40多万字；分类翻译出台湾民政、财政、金融、司法、农林牧渔、工商交通、教育七大类法令，约150万字。　　接收工作以人才最为重要。1944年8月17日，蒋介石令陈仪、陈果夫、吴铁城、张厉生、段锡朋、熊式辉等六人共同筹划此事，批示：“所有台湾所需党务与行政之高级及中级干部应即一并统筹训练。同时注意现在教育界、工程界之台湾籍专门人才，以适应将来建设之需要。”　　9月1日，蒋介石又下令“会同中央警官学校办理台湾警察干部训练”。在台调会统筹协调下，中央训练团举办“台湾行政干部训练班”，招收学员120人，分民政、工商、交通、财政、金融、农林、渔牧、教育、司法各组训练，为期4个月，从1944年12月开学至1945年4月结业。四联总处的银行训练班训练银行业务人员40名。1944年10月，中央警官学校开办“台湾警察干部讲习班”，次年在福建设立第二分校，共训练各级警务人员932名。　　收复台湾后应实行何种行政体制，台调会及当时在重庆的台籍人士多主张采用不同于各省、而类似于日本在台总督府的行政体制，也有人主张“全盘改变日本统治时的制度，建立省政府，推行当时通行的一切法令规章”，但陈仪等人的意见最终占了上风。1944年8月，台调会拟成《台湾接管计划纲要草案》，送蒋介石审核。蒋介石有在美军攻占台湾后施行“军政府”的打算，台调会拟在台建立特别省制的意见与他的想法相近。至1945年3月，蒋介石才核定《台湾接管计划纲要》。该纲要规定“接管后之省政府，应由中央政府以委托行使之方式赋以较大之权力”。　　8月，陈仪又向蒋介石提出不在台湾建立省政府，改设行政长官公署，作为过渡机构，蒋介石予以首肯。9月4日，《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组织大纲》公布，规定：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于其职权范围内，得发布署令，并得制定台湾省单行规章。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受中央之委任得办理中央行政。台湾省行政长官，对于台湾省之中央各机关有指挥监督之权。　　相比较而言，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具有比当时大陆各省政府更大的权力。蒋介石站在专制独裁的立场，支持陈仪取鉴日本在台湾总督府的施政效率，漠视台湾民众要求与大陆省份“一视同仁”的心态，未料到行政长官制度的高度集权与经济统制政策会招致台湾民众的强烈抗争。　　1943年底，美国海军上将尼米兹提议，直接攻占台湾和中国大陆的沿海地区，以切断日军在东南亚的战略补给线，并进攻日本本土。为此，美国海军军部制定了代号为“铺道”的攻台作战计划，并拟议与蒋介石取得协议，若可能，美军单独管理台湾，一直到日本投降和战后总解决为止。　　尼米兹的计划遭到麦克阿瑟的反对，他主张先进攻菲律宾，而罗斯福总统对此不置可否。1944年美军占领雷特岛后，尼米兹等人经过商议，认为占领菲律宾、琉璜岛及琉球群岛应列为优先，遂放弃“铺道”计划，进攻琉球。1944年11月，美国空军遂大规模空袭台湾的日军设施。　　随着美军逼近日本本土和希特勒德国的覆亡，接收台湾迫在眉睫。1945年4月7日，蒋介石批准由台调会和党政军各机关主管人员每月开一次联席会议，会商接收事宜。5月，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再次誓言“受日寇劫掠最早之台湾，重归祖国，始为我抗战彻底之胜利”。其间，他接见台湾沦陷50年来第一位台籍国民党代表谢东闵，问询有关台湾的情况，要谢东闵转告台胞“台湾的光复快要到了”。　　台湾终于回到祖国怀抱　　1945年7月26日，美、英、中三国发表《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宣布“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8月14日，日本政府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次日，日本天皇广播投降诏书。17日，麦克阿瑟以联合国最高统帅第一号命令规定“在中华民国(东三省除外)台湾与越南北纬十六度以北地区内之日本全部陆海空军与辅助部队应向中国战区统帅蒋委员长投降”，明确了将严格履行开罗会议以来的有关国际承诺、台湾立即由中国接收的安排。　　9月2日，日本在向各同盟国投降而签署的无条件投降书中表示：“接受美、中、英三国政府元首7月26日在波茨坦宣布的，及以后由苏联附署的公告各条款。”　　9日，蒋介石向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下达第一号命令：在中国境内(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除外)、台湾以及越南北纬十六度以北地区，所有一切日本陆海空军及辅助部队向本委员长无条件投降。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中国收复台湾终于进入实施阶段。8月24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常会、国防最高委员联席会议上说，台湾不能回到祖国怀抱，则国家的独立自由就无从谈起，而抗战的目的亦无由达成，要求部属全力以赴完成台湾接收工作。27日，蒋介石任命陈仪为台湾省行政长官，不久又兼台湾警备总司令。9月1日，陈仪在重庆成立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及警备总司令部临时办事处，开始筹划去台受降接收的有关事宜。　　10月25日，中华民国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向日本台湾总督兼日军第十方面军司令安藤利吉下达第一号手令：本官奉令“接受台湾、澎湖列岛地区日本陆海空军，及其辅助部队之投降，并接收台湾、澎湖列岛之领土、人民、治权、军政设施及资产”。安藤利吉在签具的受领证中表示：对于本命令及以后之一切命令、规定或指示，本官及所属与所代表之各机关部队之全体官兵，均负有完全执行之责任。　　至此，日本将甲午战争后从中国窃据的台湾、澎湖列岛交还中国的一切法律手续均告完成。陈仪随即声明：“从今天起，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权之下。”台湾终于回归祖国，洗却了中华民族在甲午战争所遭受的奇耻大辱，是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最大收获之一。　　离散50年的弃儿终于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不禁悲喜交加。国民政府接收人员尚未去台，台湾民众即自动争挂国旗，争学国语，自觉维持社会秩序，以实际行动响应接收。国民政府官员和军队赴台，均受到台胞欢迎。10月25日受降典礼结束后，“台北40余万市民，……老幼俱易新装，家家遍悬灯彩，相逢道贺，如迎新岁，鞭炮锣鼓之声，响彻云霄，狮龙遍舞于全市，途为之塞”。“家家户户，欢欣无比，家家户户，祭祖谢神，向先民冥中告知台湾已归回祖国”。　　1946年10月，蒋介石终于第一次踏上祖国的宝岛台湾，“今天欣逢台湾光复一周年纪念，中正特来参加这次庆祝大会，与我相别五十年的台省同胞，同聚一堂，共同庆祝光复，使我五十年的宿志得如愿以偿”。　　蒋介石在台湾问题上的认识，表明了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在维护国家统一这个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立场是坚定的。虽然中国的力量尚不强大，但蒋介石充分利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有利的国际环境，不失时机地实现台湾主权回归中国，并做了一定程度的准备工作，最终于1945年10月使台湾回到祖国怀抱，他所起的作用应充分肯定。但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并没有给台湾人民带来真正的幸福，反而导致“二·二八事件”的爆发，使台湾同胞心灵受到严重创伤，迄今仍难以抹平，蒋介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抗战胜利后，蒋介石集团采取两面手法，一方面三次电邀毛泽东主席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一方面在美国的支持下，抓紧时间调运兵力，把国民党军队部署到原日本占领地区，以积蓄力量，伺机发动全国内战，彻底消灭共产党。到1946年6月，蒋介石认为时机已到，撕下和平的伪装，撕毁“双十协定”，向解放区发起全面进攻。然而，蒋介石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战争进行了仅两年时间，国民党军队在各战场节节败退。1949年初，经过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国民党军队有生力量被消灭过半，人民解放军挥师南下，将战线压至长江一线，国民党反动统治面临彻底垮台的命运。 屋漏偏逢连夜雨。正当蒋介石为战场上的连连失利而焦头烂额时，他的后院又起火了。国民党桂系白崇禧、李宗仁公开要求他下野，与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面对艰难的形势，蒋介石不得不考虑退路了。他采纳了历史地理学家出身的张其昀的建议，决定着手经营台湾，作为今后的退身之所。他认为台湾的好处是退可守，进可攻：与大陆隔着一条海峡，万一大陆被共产党拿了去，凭借海峡天险，和自己掌握的海、空军力量，完全可以与当时尚无海、空军的共产党周旋，以延续香火，积聚力量，待国际形势发生了于己有利的变化时，再渡过仅有130公里宽的海峡，从厦门、福州登陆，反攻大陆，卷土重来，再圆自己的帝王梦。1948年12月29日，国民党行政院长孙科发布命令，正式任命蒋介石的亲信陈诚为台湾省政府主席。这道命令，连时任副总统的李宗仁和台湾省主席魏道明都事先毫不知情。　　陈诚得令后，以惊人的效率于1949年1月5日即迁入台北主持政事。1月18日，蒋介石再任命陈诚兼台湾省警备区总司令；3月，再任命陈诚为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委。这样，陈诚总揽了台湾的党、政、军大权，开始替蒋介石经营台湾。　　1949年元旦，对蒋介石来说，没有一丝节日的喜悦。解放军已兵临城下，渡江作战只是时间问题，国民党在中国的败亡命运已无可挽回。　　元旦这天，新华社发表新年献词，提出“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响亮口号。同日，蒋介石通过中央社发表“新年文告”，呼吁“国共和谈”。对蒋介石的求和姿态，中共迅速作出反应。1月5日，毛泽东亲自为新华社起草评论《评战犯求和》，明确将蒋列为战犯，拒绝以蒋为谈判对手。1月14日，中共再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了八项和谈条件，开宗明义第一条即惩办战争罪犯，而蒋名列战犯名单之首。　　面对共产党的强大攻势，国民党党内要蒋下台的呼声日益高涨。道理很简单，解放军已大军压境，除了和谈，国民党别无选择；而共产党又拒绝以蒋介石为谈判对手。只有让蒋走路，和谈才有希望。更为严重的是，美国人已然看出蒋介石对他们已无多大价值，开始在国民党内物色新的代理人。　　蒋介石已无退路，只有下台。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布下野，由李宗仁任代总统。消息发布之后，蒋介石在夫人宋美龄、儿子蒋经国及部分亲信的陪同下，来到南京郊区的中山陵，拜谒孙中山先生陵柩。　　　　当天下午4时，蒋介石乘坐“美龄”号专机，从明故宫机场起飞，在绕南京城两周后，朝蒋介石老家浙江奉化方向飞去。　　蒋介石虽然名义上下野，但仍以国民党中央总裁的身份在幕后实际掌控着党政军大权，李宗仁只不过是一具空壳。蒋仍是国民党总裁，对国民党党务的控制自不必说。在军队方面，他通过其亲信、参谋总长顾祝同遥控，一兵一卒的调动完全听命于蒋。在政府方面，阎锡山是行政院长，根本就不听李宗仁的指挥，唯蒋马首是瞻。　　蒋介石下野后，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策划、指挥向台湾抢运金钱和物质，二是继续指挥国民党军队与解放军作最后的抵抗。　　1949年1月10日，国民政府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在其上海的办公室里接见了蒋介石的大公子蒋经国。蒋经国拿出一封蒋介石的“手谕”，上面明令俞鸿钧尽快将全部库存的黄金、白银和美钞运往台湾。当时，国民党经过所谓的“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强行将民间的几乎所有黄金和美元收归国库，估计有库存黄金390万盎司以及7000万美元的外汇和相当于7000万美元的白银，合计约5亿美元。在蒋介石的指挥下，这笔巨额财富背着代总统李宗仁，由海军舰只全部抢运到台湾。那时，人们经常看到每到黄昏时分，就有军舰停泊在靠近中央银行的黄浦江上，沿途是荷枪实弹的士兵，一个个大箱子从中央银行的大楼里抬出来，然后搬到军舰上，夜深人静后，军舰便消消离开码头，朝南开去。后来李宗仁虽然撤换了俞鸿钧，但也未能阻止国库“大搬家”行动。李宗仁还命令陈诚将已经运往台湾的黄金、外汇和白银运回大陆，但恐怕连李宗仁自己也明白，他下的命令只不过是一道废纸。　　被抢运到台湾的还不只是金钱。在上海解放前的几个月里，蒋介石动用军舰将大批机器设备、布匹等物质向台湾转移，仅从上海一地就装走了1500多船。蒋介石还逼迫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委员长孙越崎将一些重要的工厂拆迁运台，将珍藏在南京故宫博物院的原北京故宫所藏历代古玩字画精品，包括铜器、瓷器、玉器、字画等1424箱，图片画册1334箱，历史档案204箱，合计文物23万多件全部抢运到台湾，成为现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对于搬不走的或来不及搬走的水电站、发电厂等，蒋介石则命令统统炸毁。总之，绝不能留给共产党。　　4月2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号召人民解放军将士“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与完整”。当天，中央军委一声令下，百万大军在一千里战线上横渡长江，蒋介石苦心经营达三个月的长江防线土崩瓦解。　　此时的国民党军队已成惊弓之鸟，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向南推进。4月23日，占领南京，国民党政府“首都”失守，国民政府南迁广州，“代总统”李宗仁则飞回老家桂林，并随后以治病为由经香港飞赴美国。4月30日，蒋介石抵上海，亲自指挥上海保卫战，声称要把上海“变成东方的斯大林格勒”。5月25日，人民解放军占领上海，汤恩伯的几十万精锐部队消灭殆尽。蒋介石则乘“江静号”舰逃离上海到定海，然后转赴福州指挥。8月4日，“华中剿总”副总司令、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和1兵团司令陈明仁在长沙起义。22日，解放军占领福建。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10月14日，广州失守，“国民政府”再迁四川，蒋介石也赶到重庆指挥，并在此度过了他在大陆过的最后一个生日─63岁生日。11月30日，重庆解放，蒋介石逃往成都。12月7日，“行政院长”阎锡山率“国民政府”各部门从成都逃往台湾。12月9日，云南省主席卢汉起义。10日，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宣布起义。自此，成都已成为人民解放军四面包围之中的一座孤城。　　就在刘文辉宣布起义的当天下午，1949年12月10日下午2时，一代奸雄蒋介石带着儿子蒋经国，在瑟瑟的寒风中，从成都凤凰山机场起飞，仓惶逃往台湾。此时解放军攻城的炮声正紧，为了逃命，蒋介石都来不及细看大陆河山最后一眼。蒋介石当时也没有想到，此一去，他今生再也不能回到故国神州了。　　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

日本强占台湾日本在取得军事胜利后，更加嚣张，下一步是逼中国出让领土和赔款。与日本谈判开始于甲午战争的晚期。1895年1月26日，清廷派出的代表、户部侍郎张荫桓和湖南巡抚邵友濂到达日本。10天后，日本全权大臣伊藤博文、陆奥宗光竟然不顾起码的国际准则，以中国代表所带国书不是全权委任状为由，拒绝与中国代表谈判，欺人至极。 决定中国谈判代表的是慈禧。2月12日，她在养心殿东暖阁召见重臣，决定委派直隶总督李鸿章为新任全权大臣。李鸿章一方面感谢慈禧的“垂爱”，一方面深感此行无疑是批准卖国，卖国的罪名将会落到他的头上。 李鸿章开始了一生中最不光彩的外交行动。1895年3月19日，他带着儿子李经芳，顾问马建忠、伍廷芳、徐寿朋、于式枚及美国人科士达等71人，乘坐两艘德国商船，到达日本马关。 谈判开始，但日方没有停止对中国的侵略。在李鸿章受伤的第二天，日军攻战澎湖，这是在向已经战败的清朝施加军事压力，并为顺利侵占台湾占据有利的战略要地。 日本因为实力有限，当时的目标不是立即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而是占领中国的台湾和索取巨额赔款。4月1日，日本提出了媾和条件10款（后为11款），强令4天内必须答复。李鸿章、李经方尽力辩护，没有效果。4月15日，举行第五次谈判。日本代表伊藤博文异常疯狂，不仅不同意对条约进行任何修改，而且声称要把台湾的交割时间由二个月完成缩短为一个月。 日本不是要李鸿章来谈判的，慈禧也不希望谈判能争到什么利益，李鸿章只是来完成卖国条约的签字手续。1895年4月17日，光绪21年3月23日，明治28年4月17日，这是中华民族蒙耻的日子。在日本的军事威胁下，李鸿章、李经芳和伊藤博文、陆宗奥光在《马关条约》上签字。《马关条约》包括11款的条约和《另约》、《议订专条》《停战展期专条》等三个附件，其核心内容是肯定了日本在中国获得西方列强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特权的同时，中国向日本赔款高达清政府年收入三倍之巨的2.3亿两白银，割让台湾。《马关条约》是继《南京条约》之后最严重的卖国条约，中国再次遭到重创。 《马关条约》签字，日本强占中国台湾合法化。5月8日，清政府代表伍廷芳和日本代表伊东美久治在烟台互换批准书。6月2日，清廷派出李经芳为“割台专使”，在美国顾问科士达陪同下前往台湾办理交割台湾手续。李经方不敢登岸，在基隆外海的日本轮“西京丸号”上，与日本驻台湾第一任总督桦山资纪签署了可耻的《交接台湾文据》。文件规定：“‘台湾全岛、澎湖列岛之各海口及各府县所有堡垒、军器工厂及属公物件’，全部交给日本。”并且要在台湾的朝廷命官、清军官兵和愿意回大陆的民众，在两个月内内渡大陆。台湾各界和民众面临空前的灾难，他们要么离开自己的故乡，要么接受日本的统治，当然也有立志抗日，抗争到最后一刻。

两岸人民反对割台 腐败无能的清廷可以割台，但是中国人民不会同意丧失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割台凶讯传出，全国震惊。痛恨卖国、反对割台，成为中国人民的强烈要求，也成为各界的行动。 从中日开始议和谈判到《马关条约》签订，清政府内包括督抚将军、宗室贝勒在内的各级官员，共有500多人上折上书100余次，反对割台。侍读奎华领衔的156人联名上书中，沉痛指出，《马关条约》是中国之奇耻大辱，“五大洲未有之奇闻，三千年所无之变局。” 正在北京应试的各省举人，纷纷集会上书。在都察院前，排队上书请愿的队伍长达一里多，他们强烈要求“严饬李鸿章订正和款，勿割台湾”。 不掌握实权的光绪皇帝也责问李鸿章：“你身为重臣，办的什么外交，签的什么条约？可知两万万巨款从何处筹措？台湾一省竟然送予外国。失民心，伤国体，难道不是你的罪过吗？” 当时朝廷中许多重臣也请诛李鸿章，“请先诛合肥（李鸿章），再图补救，以伸中国之愤，以尽一日之心。” 李鸿章只是慈禧的一个工具，光绪皇帝也不过如此。这位有着变革兴国方案和决心的“皇上”，在《马关条约》签订后，也只好与教师翁同和一起在御书房里相对而泣。 身处台湾的同胞们对割台更有切肤之痛。台胞听到割台凶讯，如同“午夜暴闻轰雷，惊骇无人色”，人们“奔走相告，聚哭于市中，夜以继日，哭声达于四野，风云变色，若无天地。” 台湾籍的在京官员、应试举人上书都察院，呼吁严正拒绝日本的侵略要求，确保祖国的台湾。 更多的台湾同胞站在反对割台第一线，举起武装抗日义旗，“抗倭守土”。6年前的清朝进士丘逢甲在5月25日，与台湾军务帮办刘永福和俞明震、副将陈季同、抚垦局局长林朝栋等人一起，议决“义不臣倭，自主保台”，成立抗日领导机构。当时在台湾的清朝军队和各地团练义军约有7万人，但武器落后、简陋，缺少有效的指挥、联络机制，战斗实力有限。 《马关条约》签订后，日本急着赶来武力接收。1895年5月29日，日本海军少将东乡平八郎指挥“浪速”、“高千穗”两艘军舰，掩护北白川能久亲王率领的近卫师团第二联队和川村景明的第一旅团在澳底、盐寮登陆。6月2日占领基隆炮台。同一天，李经芳与桦山资纪正式签订割台协议。 踏上台湾岛的日军欣喜若狂，忘乎所以，在进入一座清军弹药库时，一名中国爱国士兵引爆了炸药，当场炸死炸伤日军200余人。这位没有留下姓名的爱国者，被日军逮捕后，经受了侵略者报复心理支使下使出的各种酷刑，当天被残害致死。 也就在这一天，在艋舺经营“瑞昌成”杂货店的鹿港人辜显荣、大稻埕商人李春生等汉奸，与一些西方记者和商人一起赶往基隆，欢迎日军进驻台北。日军第一旅团长川村景明率部于当天夜间到达台北，一名女性汉奸提供梯子供日军登墙，守军英勇抵抗，无奈实力悬殊，到第二天黎明被迫放下武器，台北落入日寇手中。 日军台北地区得手后，部署重兵开始南下。6月12日，占领台北后的日军一路向宜兰，一路向新竹推进。台湾义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新竹保卫战。 占领部分北部地区的日寇，迫不急待地炫耀战绩，于6月17日，在台北巡抚衙门西侧练马场（今中山堂一带）举行“始政式”，日本第一任总督桦山资纪发表臭名昭著的第一篇《谕示》。在以后每年的这一天，日本殖民当局都要举行所谓的“始政纪念”活动。“始政式”是举行了，但是台湾并未平定。 中国人民继续举起武装抗日大旗。一些胆小无能的清朝官员可以听从朝廷命令让出台湾，爱国同胞不会这样做。7月11日，台湾抗日义军和部分清军分为东、西、南三路，开始反攻新竹城。因为汉奸告密，日军早有防备，义军打得十分艰苦。在附近的十八尖山，反复拉锯数次，最后因为弹药告罄，义军不得不退出战场。 日本当局见接收台湾遭到强烈抵抗，派出大批部队赶来增援。在交割台湾协议签订后一个月，因为台湾同胞组织义军的反抗，日军不断增加兵力，到7月底，已有装备先进、火力猛烈的2个师团和1个混成支队共7万兵力投入台湾。抗日义军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斗争条件也越来越艰苦。 台湾人民的反抗在继续进行。在彰化城东八卦山，七星黑旗军吴彭年和徐骧、吴汤兴等义军利用有利地形，阻击日本陆军少将山根信成部。从8月23日起，激战5日，日军无法登上武器装备低劣的义军控制的八卦山，最后也是靠汉奸、奸细带路，悄悄爬上山顶，双方展开惨烈的白刃战。此战竟然消灭日寇千余人，山根信成也命丧黄泉。义军牺牲500余人，抗日志士吴彭年、吴汤兴、李士炳、沈福山、汤人贵等战死，烈士的鲜血没有白流。 在此前后，刘永福与徐骧、杨泗洪、萧三发、王德标等义军首领一起，率领抗日官兵，在苗栗、台中、彰化、云林和嘉义等地区同日寇周旋，沉重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但是，经过2个月的作战，义军的后勤供给越来越困难，直接威胁到抗日勇士们的生存和战斗。 面对台湾人民的抵抗，日军为早日占领台湾，进入10月后，桦山资纪集结兵力，分四路向南进攻。一路攻嘉义；一路攻安平；一路从布袋嘴登陆，直逼台南市；一路在枋寮登陆攻凤山。以合击中南部地区的抗日义军。 在日寇扫荡下难于生存的义军开始边抵抗边撤退。徐骧、王德标在撤离嘉义城外兵营前，埋下地雷，半夜炸死炸伤抢占兵营的日军700余人，日军逃路途中，又遭义军伏击，近卫师团长北白川能久亲王中将也受重伤后死亡。 在嘉南平原，日寇利用集团兵力和重型武器便于展开的优势，加快了进攻步伐。从10月8日起，日军猛攻嘉义城，激战中义军指挥员、总兵柏正材，营官陈开檍，同知冯练芳，武举刘步升，生员杨文豹等壮烈牺牲。徐骧、王德标、简精华退往后山。第二天，嘉义城陷落敌手，台南地区暴露在日寇面前。 曾文溪成为双方决战的战场。10月10日，在日本贞爱亲王和台湾副总督高岛鞆之助指挥下，日军混成第四旅为主力的4万余人集结曾文溪，从海陆两路包围台南，曾文溪是主战场。激战中义军统领徐骧、生员林昆岗、清军统领王德标和简精华等人先后殉国，抗日义军伤亡很大。10月13日，日本海军开始进攻台南旗后炮台，二天后日军开始向台南城发动攻击。到18日抗日义军和黑旗军官兵已经饿得站不起来，无力抵抗穷凶极恶的日军的进攻，19日刘永福不得不下令义军撤出城外。10月21日，日寇进入台南；11月1日，最后的抗日基地恒春也落入敌手。11月28日，桦山资纪总督向日本大本营报告：“全台完全平定”。在侵略者的狞笑声中，台湾开始了50年的殖民统治。 让日本方面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占领一个面积有限、防卫力量甚微的台湾岛，竟然花出如此大的代价。日本为侵占台湾，在近半年的时间内，动用陆军7万余人，军马9400余匹；海军军舰40余艘、各类舰艇数百只；其他人员一万多人，总共约10万多人。在装备土枪土炮大刀长矛的义军进攻下，包括近卫师团长北白川能久亲王、近卫第二旅团长山根信成在内的4642人死亡，另外伤病疫人数高达27000人。日本的伤亡远远超过在甲午战争中的损失，日寇在这些数字面前不知道想了些什么。

日本在台的殖民统治（上）在《马关条约》签订一百周年时，一些“台独”分子赶到日本马关春帆楼，公开感谢当年日本对台湾的占领。他们之所以篡改日本侵略的历史和本质，是因为他们日思夜想地要分裂祖国、争当外国的附庸。他们怀念的殖民统治，到底如何？对台湾民众来说，永远忘不了那恶梦般的年月，永远忘不了日寇在台湾实行残酷统治的历史。台湾50年的殖民统治，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悲惨的一页。 残酷统治 日本占领台湾50年，派出19任总督，作为统治中国台湾地区、实施殖民统治的最高指挥。在1895年6月至1919年10月间，日寇为建立“殖民地体制”，用武力镇压和控制台湾人民的反抗，军人专政，派出的军人总督有桦山资纪、桂太郎、乃木希典、儿玉源太郎、佐久间左马太、安乐贞美、明石元等7届军人总督；1919年10月至1936年9月，日本殖民当局以为殖民统治已经稳定，为把台湾建成“理想的殖民地”，军人体制改为军政分立制，派出了田健治郎、内田嘉吉、伊泽多喜男、上山满之进、川村竹治、石塚英藏、太田政弘、南弘、中川健藏等9届文职总督；1936年以后，为配合全面侵华战争的需要，恢复军人总督，派出小木跻造、长谷川清、安藤利吉等3任军人总督。不论文官武将，19名总督集立法、行政、军事大权于一身，掌握了当地中国人的生杀予夺大权，个个都是杀人魔王，手上都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 日本在台湾实施残酷的殖民统治，总督府于1896年发布了“关于施行台湾之法律”。这一文件编号为第63号法律，所以称为“六三法”。“六三法”总共6条，它成为日本统治台湾的基本法。此法确定台湾特殊化，以法律形式确立了总督的独裁权力；主要内容是镇压抗日义军和剥夺台湾人民的基本权利。1906年，颁布实质相同的“三一法”取而代之，两法没有根本区别，中国人遭受的苦难不仅没有改变，而且越来越沉重。 日本在台湾殖民统治主要靠军队、宪兵、警察维持，更多的是靠权大无边的警察管制社会和民众。1897年，日本第三任总督乃木希典，制订了“三段警备法”。规定山泽地带的治安由军队及宪兵负责；村落的治安，由警察担当；山泽和村落之间，则由宪兵和警察共同戒备。这是一部由军队、宪兵、警察三者协力镇压统治台湾人民的殖民法。在日据时期，台湾民间吓唬孩儿有一句惯语：“大人来啦！”所谓“大人”就是指当时的日本警察。1896年，第一批日本警察到台。自此以后，以日本警察为主体的警察，成为伸入中国人日常生活的鬼魇，是直接屠杀台湾中国人的刽子手。日本警察遍及台湾社会的各个角落，台湾成为名符其实的警察社会。以1902年为例，全台设有10个厅警察课、97个支厅、992个派出所，以后最多时各类警察机构达到1500余处，警察18000余人。在台湾的经济发达地区，每隔2、3公里就有一个警察机构；每300人就配有一名警察。日本占领下的台湾，可以说是日本警察的世界，在警察法西斯式的管制下，中国人的基本权利都被剥夺。 为维持殖民统治，对中国人的任何反抗和不满行为，日本殖民者一律予以残酷镇压。1898年，日本殖民当局颁发“匪徒刑罚令”，全文8条，该“令”专门镇压台湾同胞的反抗，日寇殖民者根据此令残杀了无数台湾同胞。在颁发“匪徒刑罚令”的同时，又实施“保甲条例”，规定保甲作为警察军事统治的辅助组织。条例全文7条，规定10户一甲，10甲一保，全保全甲内部连坐，保甲另外组织壮丁团，接受警察当局指挥、监督。到1943年，全台共设保6074个，设甲58378个，控制户数达50余万户；壮丁团团丁最高时达到134613人。保甲制度作为日本殖民者对台湾民众实行殖民统治的重要手段，其实质是用“以台制台”的方式控制和奴役当地中国人，保甲制度成为法西斯统治的基础。 日本殖民者十分害怕中国人的反抗。在日本人秋泽鸟川写的《台湾匪志》一书中，把一切对日寇不满、反对日寇的人士和言行，都归入“匪”类，主张进行残酷镇压。在日本殖民当局的法西斯统治下，中国人完全失去了做人的基本权利，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随时都有被扣上“匪”的罪名受到迫害。 日本占领台湾后，在以后较长一段时期内，台湾人民没有停止反抗。日本宣扬全台平定，但是台湾人民的反抗没有停止，由正面抗战转为抗日游击战。就在1895年11月28日第一任台湾总督桦山资纪宣布“全岛完全平定”的十几天后，北部义军在这里揭竿而起。林大北，台湾宜兰人，刘永福旧部，12月28日，在大里筒袭击日军分遣队，打响抗日游击战争第一枪。林大北起义后，新竹胡阿锦，台北简大狮、陈秋菊，宜兰林李成，以及许绍文、江振源、陈瑞荣等义士起而响应，给予刚刚在台湾建立统治的日寇予沉重打击。北部起义一直坚持数年，在战斗中林大北、詹振、简大狮等义军首领壮烈牺牲，义军受到重大损失。 在台湾抗日斗争中，涌现出无数个英雄，简大狮就是其中之一。在反割台斗争中，被称为抗日三猛士之一，他参加北部起义后，多次率军进攻台北，在宜兰金包里、堡矿溪等地坚持武装抗日斗争。1899年间在日寇的围剿下不得不退回厦门，后被清政府引渡给台湾殖民当局，1901年3月壮烈牺牲。 抗日起义遍及台湾各地。北部起义开始后不久，1896年6月14日，中部义军一千多人在云林县斗门镇东南10公里处的大坪顶集会，建号“天运”，改大坪顶为“铁国山”，公推简精华、柯铁等为“十七大王”。他们坚持斗争达6年之久。1898年林少猫等抗日义士也举起义旗。从台南大目降、潮州等地，到恒春、虎头山，转战数年，在台湾南部竖起抗日大旗，极大的鼓舞了台湾人民的斗志，沉重地打击了日寇的殖民统治。 日寇当局也对抗日起义用尽了各种手法进行残酷镇压。1902年5月25日，日本殖民当局在这些地方举行“大扫除”运动。日本强盗为安定统治秩序，以给予官职、田产等奖励为名，将北部、中部等地区坚持斗争的林火旺、陈秋菊、卢阿爷、林少猫等38位抗日义军首领和5600多名抗日义军官兵，骗到斗六、林圮埔、土库、西螺、他里雾等地，举行“总括性归顺仪式”。当仪式第一项“官民一齐摄影”进行完毕，进行第二项“鸣炮”时，日军和宪兵对毫无戒备的上当受骗的“归顺者”开枪射击，当场把他们全部处死。仅林少猫一家，被害的亲人、亲友就达231人，其中有40名是儿童。日本殖民者真是丧尽天良。 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不会甘心充当亡国奴，日寇的大屠杀没有征服台湾人民的心。1907年11月14日夜，新竹北埔月眉庄人蔡清琳，带领民众突然袭击鹅公髻、一百端、长坪、大窝等日本警察分所和大坪派出所，杀死日本巡查、警察和其他日本人一百余人；第二天，再攻北埔支厅，杀死支厅长渡边龟作等50余人。日本殖民当局从台北、台中等地调集军队、警察前往镇压，蔡清琳等9人被处死，受株连者达2000多人。此次起义在台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为了维持殖民统治，日本殖民当局随意屠杀当地中国人。在1896年“大平顶事件”中，屠杀中国人3万人，在1901年“后壁林惨案”中，屠杀中国人3473人，在1902年“噍吧年事件”中，屠杀中国人3万余人；在1913年12月间的“苗栗事件”中，屠杀中国人1200余人；在1915年西来庵起义中，屠杀中国人数万人。据有的学者统计，在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期间，被日寇残杀的中国人达60万人。这对当时最多只有500余万人的台湾来说，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大灾难，日本军国主义欠下了中国人民无数永远也无法偿还的血债。 除了残酷镇压之外，在日寇法西斯统治下，中国人毫无政治地位，以公务员为例。根据1944年的统计，台湾公务员总共84559人，其中中国人46955人。表面上看似乎中国人占55%，事实上差别很大。任敕任官（相当于南京政府简任官）的只有杜聪明1人，而且他只是台北帝国大学医学部教授，并非行政官员；任奏任官（相当于南京政府的荐任官）的只有27人，其中担任行政职务的只有15人；任判任官（相当于南京政府委任官）只有368人。除此以外，其余都是雇佣人员。在警察中，中国人只有六分之一，但警级没有超过“巡官”的。因此，中国人只是担任低级职位和雇佣人员，供日本人驱使而已，成为日本殖民当局“以台制台、以台治台”的工具。

日本在台的殖民统治（下）疯狂掠夺 日本占领台湾，是为了把它作为掠夺的对象。作为日本殖民当局法西斯统治的主要手段之一，就是进行疯狂掠夺。1895年通过实施“官有林野取缔规则”，强占全台94.15%的山林原野。3年后，时任第四任总督儿玉源太郎设置“临时土地调查局”，颁布“台湾地籍令”、“土地调查规划”，1901年实施“土地征收规则”，1905年实施“土地登记规则”，根据这些法令，日本总督府强占民田2700万亩，日本财团强占200多万亩，也就是说台湾土地的四分之三落入日本殖民者手中。土地向日本殖民者手中高度集中，致使多少中国农民破产、逃亡。 日本殖民者在台湾实施超经济的剥削。殖民当局强占了绝大部分土地和山林后，对广大农民进行超经济的剥夺。就土地税一项，1905年收取地税300万元，1933年高达570余万元。就粮食来说，1900年稻米年输往日本1400公吨，占当年台湾米生产总量的0.46%；到1934年，年输入日本51.5万公吨，占当年生产总量的40%以上。大米主要输往日本，造成岛内粮食严重缺乏，因而有“饥饿输出”之称，多少中国人生活在饥寒交迫之中。 台湾丰富的物产也成为日本掠夺的目标。在日本殖民统治之下，台湾的制糖业更是成为日本掠夺的对象。殖民当局规定，蔗农生产的甘蔗只能卖给当地日本控制的制糖会社，台湾蔗农成为日本糖业资本家的奴隶，每斤糖的价格从1921年的11.6钱，下降到1937年3.2钱；每年90%以上的台湾糖输入日本。因此人们说：“一部台湾糖业史，就是一部日本殖民史。”台湾糖的命运成为日本殖民掠夺下，台湾农业、工业、加工业的缩影。在日本殖民者的眼里，台湾的即是日本的，必须无偿提供。 谈及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至今有人为日本殖民者高唱颂歌，认为日据时代是台湾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不可否认的是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的工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日本完全是为了在台湾建立殖民地经济。台湾的大工业都为日本资本家独占，台湾工业是替日本工业制造初级产品和半成品，台湾工业只是日本淘汰设备、技术的集结地，台湾的进出口贸易完全处于日本人的控制之下，日本在台湾的经济管理部门成为吮吸中国人民膏血的魔鬼。值得指出的是，日本侵占台湾的50年中，正是日本疯狂对外扩张、发动侵略战争时期，因此台湾成为直接为日本军国主义服务的原料、加工基地。 殖民同化 日本占领台湾，在搜括和掠夺之外，就是图谋永久统治台湾，就是想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动。任何一个中国人，谁也不会忘记日本殖民者在台湾推行的“皇民化运动”。日本殖民当局从侵占台湾的第一天起，就开始做起永久霸占台湾的美梦，开始推行殖民强制同化政策。 殖民同化政策之一是推行奴化教育。奴化教育主要措施有，一是推行差别教育和普及日语，在初级教育阶段，重视日本籍学童，就读的是“小学校”；轻视中国儿童，就读的是“公学校”和“国（日）语传习所”，高山地区的原住民儿童则进“教育所”，两类学校相差很大，无论在什么学校，都把日语当作基本语言。二是防止中国人接受高等教育。从中等教育开始，限制中国学生所学专业；高等教育更是明显，主要由日本人独占，而且除了医学专门学校及台南高等商业学校外，其他一切高等学校都在日本国内举行考试。在1928年成立的帝国大学（台湾大学）内，40年代日籍学生占81.8%，而中国学生则有18.9%。教学内容更是以传播殖民主义文化为主，有关中国的历史、思想、文化均在排挤之列，以从根上切除中华民族文化的影响。 在奴化教育中，殖民当局规定每个中国学生必须有一个偏名，就是在名字的第二字之后加上班级数，然后再加一个“郎”字，因此李登辉就有过“李登三郎”、“李登五郎”等不沦不类的名字。后来李登辉起了一个正式的日文名字“岩里政男”，而他的兄长李登钦则更名为“岩里武则”。类似这样变中国名字为日本姓名，发生在日寇发起的“皇民化运动”时，但是收效甚微。 殖民同化政策之二是推行“皇民化”。日本占领台湾的还一个目的，是为了把台湾作为侵略中国的前进基地，为此它们进行了各种努力。日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为压制台湾民众的爱国热潮，“培养忠良帝国臣民的素质”，把台湾建成进攻华东、华南和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基地，日本第17任总督小林跻造在1936年9月到任不久，即开始推行“皇民化运动”。罪恶的“皇民化运动”，从一开始就遭到台湾人民的唾弃。 “皇民化运动”开始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不久，1937年9月30日，日本殖民当局在台北市公会堂召开“（日本）国民精神总动员讲演会”，臭名昭著的“皇民化运动”就此开始。主要内容是，进行亲日思想宣传和精神动员，极力消除台湾民众的祖国观念，灌输大日本臣民思想。从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皇民化运动”进入第二阶段，即“皇民奉公运动”。1941年4月9日，殖民当局成立了“皇民奉公会”。奉公会由时任总督的长谷川清兼任总裁，自总督府到街庄都设有分会，并且均由当地的行政长官负责。此外，还成立了奉公团、青年学生报国会、青年奉公会、女青年奉公会、产业奉公会、核心俱乐部、模国挺身队等名目繁多的外围组织，作为推行“皇民化”的社会基础和基本力量。 要想禁止一种文化，首先必须禁止相应的语言、文字。禁止汉语，强制推行日语是“皇民化”的主要内容。就在“七七事变”前后，日本总督府下达了撤销全台学校汉文科、废止各种报刊中文版的命令，同时颁布相应的惩罚措施，强迫台湾民众学习、使用日语。在“七七事变”前后，台湾花莲厅发布训令，规定公务场合如果不用日语者立即解职。在台湾许多地区，规定不学日语者征收过怠金。各种苛刻的惩罚禁令数不胜数，甚至如果买车票时听不懂日语，得到的回答是：“你不是皇民，买票要到后边去。”在学校说一句汉语罚款一钱。日本殖民当局公开叫嚣：“绝对禁止使用台湾语和汉文，不满者滚回支那去。”禁止汉文汉字，是日本文化侵略中最毒辣的一招。 日本殖民当局在禁止汉语汉文的同时，强行推行日语。1936年全台强制设有日语讲习所3832处，被迫参加的学生为205214人。1940年增加到15833处，学生763263人。到日本投降前夕，各地奉公班均开设夜间学习日语所，各类学生超过100万人，这在当时5名台湾民众中就有1人在学习日语。对居住在山区的原住民，日寇也不放过，强行推行日语，仅1939年间就设立日语讲习所265处，设立日语普及会11处。据有关资料显示，台湾的日语普及程度有所提高，1936年为32.9%，1940年达为51%，1944年则为71%。这是日本总督府的统计，虚假的成份很高。 “皇民化运动”不仅是从语言、文字上做文章，宣扬“日式文明”，还强迫中国人从生活习俗、宗教信仰、文化艺术、时令节气等方面向日本方式看齐。为使台湾民众生活日本化，严禁信仰民间的各种传统宗教、神灵，烧毁台湾民间的诸家神灵，专设日本的天照大神，并且强令在10月27日各行各业都要祭祀；中、小学则规定每月1、8、15日都要按时参拜神社。每逢10月27日，在台湾各地就能看到这种情况，在日本警察、官员的监督下，台湾民众来到设在各地的神社参拜。以清除流行于中国人民中间的宗教活动。 在社会习俗方面，日本殖民当局下令撤销春节等传统节日；台湾家庭必须使用日本的风吕（澡盆）、便所、塌塌米，妇女必须穿和服；吃饭要吃日本料理；行礼要行日本90度的弯腰礼；结婚要在日本花嫁神前结婚；葬礼要采用大和安葬式。 为减少中华民族的色彩，日寇当局下令禁演传统的布袋戏、歌仔戏、歌谣，禁止汉文文学作品，组织演唱戏剧、青年剧、日本军歌等，“灌注大和魂”，宣扬日本精神、日本军威、国体明证、大义名分等。 日本种种统治口号的改变，目的都是为了加紧在台湾的掠夺。推行“皇民化”也是如此，日本借机加紧对台湾人民的欺骗和搜刮。宣扬“臣道实践”和“奉仕”，提出“全岛无一人不为圣战而劳动”，在产业领域组织起形形色色的“挺身队”、“奉公队”，榨取工人、农民的劳动成果；强迫开展“金报国运动”，发行“奉公债券”、“报国债券”，挨家挨户搜括民间藏金。仅1944年，台湾负担的日本军费高达1.5亿元，这全是靠明征暗夺而来，成为日本维持全面战争的重要补充。 为挖掉中国人身上的中国根，从40年代初期起，日本殖民当局又开始禁止中国人使用中国名字。1940年2月，日本殖民当局宣布“恩准”台湾人改用日本式姓名。表示本人提出申请，只要经过知事厅长许可，即可以改变自己的姓名。事实上，改用日式姓名运动，却是靠政治高压强迫推行的。殖民当局设立更改姓名推进会，由警察胁迫改名，有一些汉奸当然求之不得，也有一些供职于殖民机构和日人公司的人，因为生存的需要也跟着改名。在殖民者的淫威下，1941年间改名的有71875人，第二年有约10万人，日本投降时，同意改名字的人也极为有限。 日本殖民当局为加速推行“皇民化运动”，对于全天候使用日语和日本化生活方式的家庭，则奖赏其为“国语（日语）家庭”，在当时紧张的物资供应下，享受比一般人更多的食物供给等优惠待遇，以从物质上进行诱拉。 日本殖民者废尽心机推出的“皇民化运动”，从来没有达到所期望的目标。这是因为日本侵略者要釜底抽薪，妄图彻底割断当地中国人的祖国情结，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人不可能忘掉祖国语言，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仍然用汉文、汉语。祭祀、生活习惯很多是在民间和家庭中进行的，所以真正过“皇风生活”的台湾民众几乎没有。改中国姓名为日本姓名的，只占极少数。 日本把台湾作为侵略中国大陆的前进基地的另外一个重要内容，是征集当地中国人参加日军侵略阵营。在“皇民化运动”后期，日本殖民当局则把征集当地青年参加侵略战争当作主要任务。1943年实施陆海军特别志愿兵制，1945年实施征兵制，由日本侵略者强征入伍、为日本卖命而战死的中国人达3万余人。至于在战争期间被日本强征入伍的更是多达207183人，这还是根据日本厚生省的统计，实际上肯定超过此数

台湾同胞心向祖国日据时代台湾同胞的抗日运动分为武装抵抗和非武装反抗两个阶段。在日本殖民当局的残酷镇压下，进入上世纪20年代后，台湾的武装抗日运动开始转向非武装性质社会运动。 林献堂、蔡惠如等人，于1919年底，在祖国大陆“五四运动”以及马克思主义传播运动的影响下，联合一批留日学生，在日本东京成立“新民会”，有会员100多人，这是台湾青年组成的现代第一个政治团体。作为第一个政治团体，“新民会”主要从事的活动就是宣传抗日主张，争取台湾人民的基本民主权利。该会于1920年7月创办了《台湾青年》。在这一刊物影响下，1923年4月《台湾民报》创刊发行，这一刊物被称为日据时代“台湾人民的喉舌”。新民会还发起“六三法撤废运动”，要求废除歧视台湾民众的“六三法”。新民会及其创办的《台湾青年》、《台湾民报》成为第一批台湾非武装反抗运动的先声。 “新民会”发起的运动，很快转变为“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要求在台湾实施自治，设立拥有立法、预算审查的议会。请愿运动坚持14年，前后向日本当局请愿15次，签名的各界名人有林献堂、林呈禄、蒋渭水、蔡培火、蔡惠如、杨肇嘉、陈逢源、林幼春等台湾爱国民主运动的先驱。“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的意义，在于推动了岛内民主抗日运动的发展。 台湾本土的第一个政治团体“台湾文化协会”也随之诞生。身为医生的蒋渭水，在台湾议会运动的推动下，于1921年10月17日在台北成立“台湾文化协会”，由林献堂任总理，林幼春任协理，蒋渭水、蔡培火任常务理事。他们在台湾各地进行讲演、开办文化讲座等活动，宣传爱国民主理念。由于内部意见不一，由连温卿、王敏川等组成台湾新文化协会。 在非武装反抗运动影响下，1927年7月10日，从台湾文化协会退出的林献堂、蒋渭水、蔡培火等人，成立了台湾历史上的第一个政党－－台湾民众党。在台湾的爱国民主运动、筹组工农社会组织和协调社会运动内部事务中，民众党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成为台湾民主运动的核心。 非武装运动的实质，是利用合法手段，宣扬爱国民主，反对殖民统治。在一系列社会运动影响下，1926年6月，简吉、赵港、杨逵等人在凤山成立“台湾农民组合”，会员多达2万4千多人，支部有23个。1928年2月，在台湾民众党的运作下，“台湾工友总联盟”成立，加入的各类劳工团体多达65个。1928年4月15日，在上海成立台湾共产党，重要成员有林木顺、谢雪红、林日高、翁泽生、潘钦信、陈来旺等。台湾工农运动迅速发展，成为社会运动的主流。 在现代台湾发展史上，台湾议会设置运动、《台湾青年》杂志、台湾文化协会为三大非武装抗日社会运动主力。台湾工友总联盟、台湾民众党、新文化协会、台湾农民组合被称为日据时代非武装抗日社会运动四大团体。台湾非武装抗日社会运动，他们的斗争纲领各有不同，斗争方式也不同，但在要民主、反侵略和支持祖国大陆抗日战争方面却是基本一致的。 面对日本殖民当局的高压统治和大屠杀政策，中国人民没有屈服，出现了一批又一批的抗日壮士，其中最为突出是雾社起义。雾社位于台中北港浊水溪与眉溪的分水岭上，这里聚居着原住民泰雅人11个社2100人，还有100多名汉人。日寇在这里设立了18个警察所，安插了30余户日本移民。深受日寇欺榨、又在日寇监视下生活的泰雅人，在马赫坡社首领摩那·罗达奥领导下，6个村社的群众，在1930年10月27日发动起义。义军袭击日本派出所、机关、学校、邮局，日寇伤亡近350人。殖民当局调动1160名警察和800多名军队围剿义军。直到30日，才攻进雾社村庄。义军继续利用深山老林有利地形，使用简陋的土制武器，与日寇周旋达半年之久，在万般无奈下，最后日寇使用飞机投掷毒气弹，杀害了在山区坚持斗争的义军战士和民众。在起义过程中，牺牲的义军战士和民众达710人。起义失败后，6个村社中15岁以上的人被邀请参加“和解典礼”，结果有去无回，全部惨死在日寇屠刀下。在日本侵略中国的罪恶史上，又添加了可耻的一页。 日寇的残酷镇压，使得岛内坚持武装抗日的环境越来越恶劣，很多人返回大陆，参加全民族的抗日战争，奋战在抗日战场。李友邦，台湾文化协会主要成员，黄埔二期生。他于1939年2月22日，在浙江金华组织台湾抗日义勇队，担任少将总队长，战斗在抗日第一线。在台湾同胞中，像李友邦回到祖国大陆参加抗日战争的人很多，仅全民族抗战爆发的第一年，就有5万多人内渡大陆，参加抗战，为赶走日本侵略者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中华民族永远不会忘记为赶走日本侵略者作出过贡献的任何一位成员。 历史是人民写的，世界不是为侵略者安排的，人类总是要前进的，社会总是要发展的，正义、和平、公理是永存的原则。日本法西斯的末日终于来到了。日寇侵占台湾50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可悲的一页，在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人民心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伤痕，彻底清算日寇的日子终于来到了。

台湾回到祖国怀抱（上）台湾被日本霸占的最后8年，日本军国主义又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少，组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神圣的反侵略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又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法西斯阵营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次重要国际会议 进入1943年，反法西斯阵营开始反攻，消灭德意日法西斯的战争进入最后决战阶段，如何部署反法西斯盟军的全面攻势和讨论战后政治格局，已经成为盟国面临的急迫问题。此外，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中国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中的重要性大为提高。美英等国认识到，战败日本军国主义，必须借助已经进行多年抗日战争的中国战场，任何最后解决战争和战后问题的国际会议不能没有中国参加。因此，具有远见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建议召开美、英、苏、中四国元首会议，解决反法西斯阵营中面临的问题。 国际首脑会议在紧张的筹备之中。1943年10月30日，中国驻苏联大使傅秉常，和美国、英国、苏联三国代表在《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上签字。中国没参加起草、但作为签字国的这一宣言，确定了关于国际政治的基本准则，既是开罗会议的前奏，也是后来联合国预备会。正是因为这一宣言，签字国和法国后来成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同时也奠定了中国参加大国会议的基础。 11月18日，19日，21日，蒋介石、丘吉尔、罗斯福先后赶到开罗。11月23日上午，密码代号为“六分仪”的第一次会议，在罗斯福下塌的美国大使柯克的别墅正式开幕。开罗会议分为两个阶段，三巨头协商的中心是如何在对日最后作战中的相互协作问题，以解决中国军队和盟军在缅甸反攻、中国收复失土、中美军事合作、军事占领日本、解放朝鲜、日本皇室地位等问题。会议为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了必要的准备，法西斯失败的日子即将来临。 在如何处理日本占领的领土问题上，在11月26日会议第一阶段结束时，通过了著名的《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宣言全文是：“三国军事方面人员，关于今后对日作战计划，已获得一致意见，我三大盟国决心以不松驰之压力，从海陆空诸方面加诸敌人。此项压力已经在增长之中。 我三大盟国此次进行战争之目的，在于制止及惩罚日本侵略。三国决不为自身图利，亦无拓展领土之意。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或占得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日本亦将被逐出其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所有土地，我三大盟国轸念朝鲜人民所受之奴隶待遇，决定在相当期间，使朝鲜自由独立。 我三大盟国抱定上述之各项目标并与其他对日作战之联合国家目标一致，将坚持进行为获得日本无条件投降所必要之重大的长期作战。 罗斯福、蒋中正、丘吉尔（签名）”。《开罗宣言》在获得斯大林同意后，于12月1日以四国元首的名义正式公布。 四国首脑会议，是继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盟国元首频繁接触之后国际间召开的第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决定，永远结束日本的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规定日本无条件把在过去对外侵略过程中依靠武力无耻占领的外国领土交出来。在对华问题上，日本在甲午战争中霸占的台湾、澎湖地区也将交还中国。开罗会议因为作出的正确决定而永垂史册。 在二战结束前夕，在以后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一直起着重要作用的另外一次国际会议召开。1945年4月25日，包括中国、美国、苏联、英国在内的56个国家在美国纽约召开“联合国制宪会议”。6月26日，与会各国代表签署历史性的国际文件－－《联合国宪章》。联合国的成立和中国成为创始会员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本身，肯定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主权完整性，同样也意味着肯定了中国对台湾地区的主权和治权。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第三次重要国际会议召开。1945年7月17日12时，又一次国际首脑会议在德国柏林波茨坦举行。参加这次代号为“终点”的美国总统杜鲁门、英国首相丘吉尔、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于26日发布了《波茨坦公告》。公告内容得到中国政府的同意，也以美、英、苏、中四国元首的名义发表。《波茨坦公告》第八点规定：“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波茨坦公告》强化了《开罗宣言》的条款。 因此，台湾归还中国早在二战结束前夕作出明确的规定。正是因为历史上台湾一直属于中国，正是因为《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对台湾属于中国的肯定，所以在台湾问题上，国际上没有一个国家对中国领土台湾提出过主权要求。对世界各国来说，台湾是中国领土，就象夏威夷地区是美国领土、车臣地区是俄罗斯领土一样，既不能质疑它的所属，也不能让其“独立”，因为这涉及到当事国的主权，是属于当事国的内部事务，别的国家无权干涉。 国际社会公认台湾属于中国，是维护人类正义、国际公理的结果，为堵截外国干涉中国内政、插手台湾问题，制止“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或台湾“独立”，提供了法律保证和现实基础。

台湾回到祖国怀抱（下） 　　台湾回到祖国怀抱 　　继意大利、德国投降后，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在停泊在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军舰上，盟军接受了日本的投降。9月9日，中国战区受降典礼在南京陆军军官学校礼堂举行。随着日本的投降，台湾的法律地位即已确定，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两岸生活的都是中国人。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国民党相继成立了台湾党务机构。在1941年2月10日，重庆成立“台湾革命同盟会”，主管台湾事务。同年又在香港（后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迁广东）成立“台湾党务筹备处”。次年，又组织“台湾党务训练班”。1943年初，又重新成立“中央直属台湾党部”，委员有林忠、丘念台、郭天乙和谢东闵，翁俊明（后为王泉笙、萧宜增）为主任委员，党部迁福建漳州、永安等地。除此之外，在成都中央军校专门设立台湾义勇队，共有3个区队9个分队184人，训练台湾省籍干部。 　　把接收台、澎地区正式提上议事日程，是在开罗会议以后。1944年4月，当时国民党的主要智囊团中央设计局，根据蒋介石的要求设置“台湾调查委员会”，通过对日军在台律令的研究，起草如何顺利接收台澎地区的具体计划。同年年底，国民党的最高党训组织中央训练团另外设置“台湾行政干部训练班”，共有民政、工商、财政、金融、农林、渔牧、教育、司法小组162人，此外还培训警察932人。几年来，国民党为接收台湾确实做了不少工作，但做得不深入，终于导致接收台湾后不久发生社会动乱。 　　日本投降后，接收台湾立即成为国民政府的头等要务，而且没有过多的考虑时间。1945年9月1日，国民政府公布《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组织大纲》，任命陈仪为台湾省行政长官兼台湾警备司令。其后不久，中国空军第一路军司令张廷孟飞到台北，降下日本总督府上的日本国旗。10月15日，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秘书长葛敬恩飞抵台北，设立“台湾前进指挥所”。葛敬恩以备忘录形式通知末代总督安藤利吉，要他做好全部交接准备。安藤利吉是老实接受失败事实，但日军中的一些军国主义分子还有捣乱行为。 　　事隔50年，台湾人民终于等来了祖国的军队。10月17日，美军的30多艘军舰和10多架飞机，满载中国国民政府接收人员和军队到达台湾。国民党的第73师在基隆港登陆时，台湾同胞热烈欢迎。他们登上火车前往台北时，30万民众站在几十公里长的铁路两边欢迎。但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台湾人民就对不守纪律、素质低下的国民党军队产生了厌恶感。 　　中国军队控制台湾主要战略要点后，10月24日，台湾省行政长官兼警备司令陈仪、交通处长严家淦、工矿处长包可水和美国陆军上校顾德理、海军上校凯尔飞抵台北。松山机场四周挤满欢迎的民众，先期到达的行政长官公署和警备司令部官员也到机场迎接。日本的末代总督也到机场迎接。中国政府派出的地方长官的到达，标志着中国已经在台湾行使行政权力。 　　第二天，台湾人民早就盼望的一天，10月25日上午9时，“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仪式”在台北公会堂举行。日本总督兼第十方面军司令官安藤利吉代表16万驻台日军，向中国政府代表、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脱帽鞠躬行礼，呈上军刀，在投降受领证上签字。当天下午举行盛大的庆祝大会，第二天又举行台北环市大游行。 　　中国政府向全世界公布了这一消息。陈仪长官代表国民政府在广播讲话中宣布：“自即日起，台湾及澎湖列岛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国政府主权之下，此一极有意义之事实，本人奉命特向中国同胞及全世界报告周知。”被日寇侵占50年又152天的台湾终于回到祖国怀抱。为纪念台湾光复，“10月25日”被定为光复节，每年的这一天都要举行庆祝活动。对于这一节日，所有中国人都感到分外高兴，只有“台独”势力痛恨、仇视这一天。 　　大海记下了海峡两岸50多年来的风云变幻！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两岸中国人迫切要求走和平、民主、团结建国的道路，建设一个独立统一、繁荣富裕的新中国。然而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悍然发动全面内战。亟待休养生息的中国，再次陷入全面的内战之中。到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退到台湾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依靠美国的支持，在岛上苦心经营，试图与祖国大陆争夺“中国代表权”，1971年10月联合国通过2758号决议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得到全面恢复，台湾当局被驱逐出联合国及附属机构，“谁代表中国之争”得到圆满解决。李登辉和陈水扁主政期间，打着“台湾独立”旗号的分裂势力，违反中国台湾地区现行“宪法”和广大台湾同胞的意愿，试图把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破坏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振兴，攸关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是全体中国人民一项庄严而神圣的使命。在日趋激烈的竞争面前，两岸合则两利，分则两害。台湾问题若继续拖延下去，就意味着丧失民族振兴的机会。在新世纪的机遇和挑战面前，海峡两岸只有携手共进、加速祖国统一进程，才能使两岸共享中华民族的的伟大辉煌。 　　百年沧桑，百年悠梦。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归宿，也是21世纪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契机，它已溶铸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坎里。在“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旗帜下，早日实现祖国统一，共同振兴中华。这就是历经沧桑的两岸所有中国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在台湾地区的发展史上，需要再写下这一新的篇章！ 　　大海将是这一新篇章的见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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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的历史台湾人笔下的台湾历史从历史的角度看待台湾日据台湾的真实历史王也扬 (ZT)一个台湾高山族眼中的台湾历史伟大的台湾人民必将创造伟大的历史！抓住历史的瞬间的机会，武统台湾！历史上将台湾纳入祖国版图的七次战役重新探讨历史的迷雾-蒋介石如何布局台湾？购买九州出版社的台湾口述历史要慎重以民主方式解决台湾这个历史问题的建议华人视角收复台湾的二点历史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