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人笔下的台湾历史

第二章     荷蘭統治時代</P>
遮蘭奢城與布羅比殿奢城</P>
       荷蘭艦隊自澎湖島撤退後，立即駛向台灣，一六二四年八月廿六日登陸於台灣南部、現在的台南近郊安平。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透過派遣在巴達維亞的總督任命了台灣 長官。這個台灣長官迴異於各地荷蘭商館的館長，除了貿易業務之外，他也是殖民地行政的負責人。</P>
       荷蘭人登陸台灣之後，立即從事於第一座城堡的興建，經過八年餘時間才把遮蘭奢城﹝今之古蹟「安平古堡」﹞完成。遮蘭奢城開工的第二年﹝一六二五年﹞，又在赤崁開始營建布羅比殿奢城﹝今稱為赤崁樓﹞。這兩座城堡雖然在軍事上都具有要塞的性質，但是遮蘭奢城偏重於對外貿易，布羅比殿奢城即充作辦公室、官員宿舍及倉庫使用。荷蘭不比明王朝，非常瞭解台灣的價值─不但可作為貿易的據點，而且因土地肥沃物產豊富，所以一開始對經營台灣意興極高。</P>
       統治台灣的三十八年期間，荷蘭在台灣所投入的人員不超過二千人，其中半數是士兵。因為自從登陸台灣一開始，就必須防備原住民和中國移民的反抗以及為葡萄牙、西班牙、英吉利的入侵而防備，城堡上安裝的砲台，是為了對付外敵，同時也是為對付原住民與中國移民。意外的是，原住民及移民對於荷蘭的登陸與佔領，不但沒有反抗，甚至協力建造城堡，殊不知所建的城塞日後竟成為用來壓制他們的武器。</P>
       原住民的教化與鎮壓</P>
       荷蘭登陸台灣後第一個面臨的，是如何對付原住民的問題。當初，原住民雖然沒有「領土」概念，但有「生於斯、長於斯」的意識。以往侵入台灣的倭寇或海盜，雖以台灣作為「巢窟」，但未曾把它視為「領土」，所以和原住民之間並無主從關係。如今荷蘭人要君臨斯土，原住民成為被統治者，失去長久以來所享的自由，隨時會起來反抗。荷蘭人為了對付原住民，一面施以基督教教化，另一面以武力鎮壓，直到把原住民完全掌握住為止，花費了十幾年的歲月。</P>
       布羅比殿奢城開工後不久，於一六二七年基督教牧師侃第紐斯由巴達維亞奉派來台，其後也有多位傳教士續到達，努力向原住民傳教。這些傳教士不僅把基督教傳給台灣、緩和了原住民的抵抗，同時也成為台灣接觸歐洲文化的契機。傳教士為了對沒有文字的原住民傳教需要，將原住民的語言羅馬字化以印製聖經等，在文化史上留下不少痕跡。居住在台南近郊新港、使用西拉雅語的原住民，與移民之間用羅馬字所交換的土地契約「新港文書」等，是研究當時風俗習慣的寶貴史料。</P>
貪婪的荷蘭人</P>
       荷蘭利用原住民的土地與移民的勞動力獲取巨利。轉口貿易方面，從巴達維亞運來東南亞的香料、鍚、琥珀、木綿、鴉片，由日本輸入白銀，由中國輸入絲綢、陶器、漢藥材與黃金，由台灣則向日本輸出砂糖與鹿皮，向中國除了砂糖、鹿肉乾之外，亦輸出在巴達維亞收集的東南亞產品。還有由台灣向巴達維亞及阿姆斯丹輸出絲綢、陶器與黃金。由此多角貿易所獲得的利益非常之大。</P>
       自荷蘭領台以後，在台灣出沒的海盜銳減，荷蘭人統轄所及的地區被一掃而空。然而，轉口貿易的船隻卻常在海上遭襲擊而困擾，遂與當時最活躍、勢力雄大的中國海盜頭目鄭芝龍訂立協定，確保海上運輸的安全。        貿易的成功，幕後竟有賴於海盜的協助。由台灣的主要輸出品鹿皮、鹿肉、砂糖也可以看出來，當時的台灣是鹿的棲息地、砂糖的產地。荷蘭對原住民及移民捕鹿加以獎勵，同時對捕獵器課稅得利，再由貿易獲取龐大利益。這是殺雞取卵式的掠奪，台灣的鹿群幾乎絕滅，雖然不全是因為荷蘭濫捕的結果，但是最大的原因則是在此。</P>
       荷蘭在台灣的苛斂誅求，正是重商主義時代的殖民地經營方式。對所有的生產與消費課以重稅，並對新來的中國移民課徵人頭稅。因此引起原住民和移民的反感，不斷有人起來反抗。</P>
王田制與農業開發</P>
       荷蘭一方面由轉口貿易獲取暴利，另一方面也致力於農業開發。因循其本國的「王田制」把所有土地歸為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所有，再租借給移民，從這些佃農徵收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田租。至於荷蘭統治時代所採用以九七○○平方公尺為一甲的土地面積計算單位，則被延用至今日。</P>
       公司對墾荒移民貸給農具、耕牛、開發資金，同時替他們開鑿埤圳，保護他們免受原住民的攻擊。殖民地經營原本則非「慈善事業」，對墾荒移民的支援與保護完全是為了提高公司業績。荷蘭不但將原品種加以改良，並且進行新品種蔬菜水果的移植。其中，蕃介藍﹝高麗菜﹞、荷蘭豆﹝碗豆﹞、蕃茄﹝南部稱柑仔蜜﹞、芒果、蕃薑﹝辣椒﹞的移植獲致成功，成為今日極普遍的農產品。又自印度引進黃牛，對當時幾乎全靠人力的農業生產力顯著地增強。荷蘭在南北設兩個牛頭司﹝繁殖場﹞致力於黃牛的繁殖。農業開發的結果，荷蘭領台初期尚須進口的食米，不久之後不但能自給自足，且有餘米輸出了。</P>
       農業開發中值得特書的，則是培養砂糖產業。台灣南部本來就適於栽培製糖用甘蔗，荷蘭領台以前已在生產砂糖，並以輸出。荷蘭看中砂糖輸出的利益，建立甘蔗農場從事於砂糖的增產，使其成為重要的輸出產業。自此約三百年，製糖事業繼續佔著台灣輸出產業的重要地位。</P>
西班牙人佔領北部</P>
       為轉口貿易據點搶灘，目標指向台灣的，不僅是荷蘭而已。早將菲律賓納入手中的西班牙也想染指台灣。西班牙為確保菲律賓的安全，並為防止對日本和中國的貿易被荷蘭獨佔，於一六二六年五月五日由馬尼拉派遺一支艦隊，企圖佔領台灣北部。西班牙艦隊避免與荷蘭發生衝突，迂迴由台灣東部沿海北上到達東北端，將該地命名  San Diago 岬﹝後來的三貂角﹞。次日在雞籠﹝今日之基隆﹞登陸舉行佔領式，在這裡構築聖薩爾瓦多  San Salvador  要塞。兩年後，又沿西海岸北上，將滬尾﹝今日之淡水﹞佔領，在此構築聖多明哥 San Domingo要塞。第二年，荷蘭派遺艦隊想排斥西班牙，但反而被擊退。當時荷蘭人付出全力經營台灣南部，沒有餘力阻止西班牙人佔領北部。</P>
       西班牙雖然佔領台灣北部，不僅對日本及中國的轉口貿易，連對日本傳佈天主教的期待也未能如意。而且，由馬尼拉來的補給常常受阻於颱風，連船一起消失於太平洋，為數不多的要員，多半被原住民襲擊或患瘧疾等疫癘而倒下。西班牙佔台計劃因而受挫，一六三八年將淡水的聖多明哥要塞加以破壞而撤退。連剩下的基隆基地，也因縮小防衛体制而減少前進基地和轉口貿易的功能。眼見台灣北部西班牙佔領勢力弱化，荷蘭於一六四二年夏派遺艦隊，花了三個月時間，終於同年九月三日攻下基隆，至此結束了西班牙的台灣北部佔領。由於西班牙的撤退，以台灣南部為中心的荷蘭統治遂擴展至北部。</P>
        西班牙佔領台灣時間雖短，其間為開發所需勞力，從中國招來新移民，與原住民共同從事拓荒，尤其致力開採北投的硫磺。西班牙為了向原住民與移民傳佈天主教而編纂『淡水語辭典』，透過醫療傳教、瘧疾治療、傳授西方醫學知識等，與南部荷蘭人傳佈基督教一樣，對台灣的文化史上具有重大的意義。</P>
       郭懷一起義</P>
       依靠武力的殖民地統治，無疑會招來被統治者的反抗。荷蘭統治台灣期間，原住民反抗與起義頻頻發生，其中一六三五年與三六年發生的「麻豆事件」與「蕭瓏事件」是原住民被屠殺最多的事件。這些事件後，荷蘭人迫使原住民在各地舉行表示服從的「歸順式」。這種「歸順式」在日本統治台灣初期，也被應用作為對付台灣人的策略。</P>
       荷蘭為開發需要勞力，從對岸的中國引進大量移民，把他們奴役後再課以重稅。移民的憤懣與怨恨一年一年增高，終於發展成郭懷一為首的武裝起義。這是對苛政忍無可忍，一件無可避免的事件。</P>
       據傳說，郭懷一原係海盜頭目鄭芝龍的部下，荷蘭領台後繼續居住赤崁附近務農，在移民中頗符眾望。郭懷一於一六五二年九月七日，集合同志計謀起義，決定在秋夜行動。不料因其胞弟告密，起義的事被荷蘭當局知悉，郭懷一倉皇之下，翌晨率領一萬六千人攻向布羅比殿奢城，並加以佔領。荷蘭人立即由遮蘭奢城派來軍隊，又得到兩千名原住民支援，奪還布羅比殿奢城，郭懷一與約四千名同志一起戰死。事後，與起義有關的移民一千數百名也被殘殺。在人數上起義部隊雖然佔優勢，但是以鋤頭、犁、棍棒、竹槍為武器，當然無法對抗荷蘭兵和原住民手中的現代武器，所以只有潰敗一途。</P>
       郭懷一的起義，是多數移民反抗少數荷蘭人統治者的暴政，也是移民權利意識的表現。而且，起義的失敗可以說是原住民與移民被分化的結果。在荷蘭人離開台灣之後，分化政策成為新的統治者慣用的統治手段。</P>

第三章   鄭成功時代   </P>反清復明</P>       在荷蘭統治台灣的同一時期，滿族的勢力也在中國擴張中。滿族於一六三六年將國名由「後金」改為「大清國」，使朝鮮臣服，威脅著漢族明王朝，大有取代明王朝之勢。被滿族排擠的明王朝，於一六二八年招撫海盜首領鄭芝龍，期待借助其軍事與經濟力量。</P>       鄭芝龍在日本平戶與日本女子田川氏結為夫妻，一六二四年生下長男鄭森。鄭森於一六三一年與母親及幼弟前往中國。那時的明王朝正是奄奄一息，崇禎皇帝於一六四四年自盡，明朝宗室迅即在南京擁立福王，即位成為弘光皇帝。可是，鄭芝龍所支持的南京政權，抵擋不住清軍攻勢，僅維持一年而亡，鄭氏又在翌一六四五年於福州擁立唐王為隆武帝。此時已廿一歲的鄭森去拜謁隆武帝，皇帝授言：「朕以無女可賜妻與你為憾。應勿忘朕、盡忠義」。並賜給明王朝的國姓「朱」，名字也改為「成功」。這就是「國姓爺、鄭成功」的由來。</P>       清軍乘勢南進包圍福建，於一六四六年八月將隆武帝捕擄，以授官職為條件促鄭芝龍投降。雖經鄭成功反對，鄭芝龍於同年十一月答應投降。但是清王朝背信反將鄭芝龍送往北京幽禁，其妻田川氏則受清軍凌辱而自盡。獲知此噩耗，鄭成功在孔子廟前燒卻象徵士大夫的儒巾及儒服，立誓曰：「即日起，決心不做讀書人，要做一個軍人，為君國及父母報仇」。</P>       得知隆武帝死亡的訊息，逃亡在廣東肇慶的桂王於一六四七年即位，並改國號為「永曆」。明王朝最後一位皇帝的永曆帝，被清軍追迫輾轉各地，一六五三年爵封鄭成功為「延平郡王」，於一六六一年亡故。明王朝壽終正寢之後，鄭成功及其族人仍繼續崇奉明朝的正朔「永曆」而不變，表示不承認異族滿清，立志「反清復明」。鄭成功後來顛覆荷蘭的台灣統治，遷移台灣，是為實現復興明王朝的計劃，結果給台灣帶來新的命運轉變。</P>鄭成功佔領台灣</P>       鄭成功轉戰中國各地，但是徒勞無功，終於一六六一年被迫陷入固守福建的廈門、金門兩島的窘況。此時，台灣的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通事何斌、避債逃到廈門，對鄭成功陳述台灣土地豊饒勸其進攻，並獻上海圖。鄭成功將金門及廈門的守備交託長男鄭經，以何斌為嚮導，親自率領四百餘船隻及兩萬五千名將兵，同年四月首先佔領澎湖島，繼而將目標指向台灣。</P>       對荷蘭人抱著憤懣，尤其是郭懷一事件後敵愾心加深的台灣移民對鄭成功的軍隊表歡迎。鄭成功迴避面臨海峽的遮蘭奢城，襲擊防備薄弱的布羅比殿奢城，輕易而得手。鄭軍更進一步包圍遮蘭奢城，因而荷蘭人籠城固守等待巴達維亞援軍。台灣長官一方面向巴達維亞求援，另一方面要求原住民支援。但是，由巴達維亞派來的援軍錯失時機，而原住民的支援尚未到達以前便被殲滅。結果，荷蘭於一六六二年二月向鄭成功投降，撤退至巴達維亞。由此荷蘭在台灣長達三十八年的統治終告結束。</P>       鄭成功佔領赤嵌的布羅比殿奢城之後，立即著手劃分行政區域。首先把台灣全島改稱為「東都」，將遭破壞的遮蘭奢城周圍之地命名安平鎮。赤嵌及其周圍，也即今日之台南市一帶稱為承天府，北部設天興縣，南部設萬年縣，並在澎湖島設安撫司，完成由一府二縣一安撫司的行政規劃。又親自率領軍隊，往探原住民部落示威鎮壓。鄭成功以東都為明王朝的復興基地，並未僭越稱帝，僅停留於「藩主」的地位。</P>       荷蘭統治即將結束時，台灣的人口包括原住民與移民共約十萬有餘，其中移民據推測有二萬餘人。鄭成功的大軍及其家屬約三萬，可說是中國來台灣的最初的集体移民。由於人口急增，確保食糧成為焦眉之急。鄭成功採取的對策，乃是將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所有的「王田」沒收，移作新政權所有的「官田」。此外，對承天府與安平鎮以及天興縣與萬年縣的文武官員即除了配給官舍及兵舍所需之土地外，並按家屬多寡淮許其取得必要之土地，稱為「私田」或「文武官田」。至於駐在各地的部隊，在不侵犯原住民與移民所有土地的條件下，淮予開墾土地，稱之為「營盤田」﹝屯田﹞。因而以南部為中心的農地開拓 一舉而擴大起來，尤其是大規模的「營盤田」多達四十幾所，食糧生產也因此而激增。這些農地開發與土地制度，因開啟台灣的土地私有制度而引人注目。如此一來，鄭氏一族由從前的海上勢力伸張，如今陸上也擁有其勢力了。</P>        鄭成功之死</P>      到台灣未滿一年，鄭成功反清復明的壯志未酬，於一六六二年五月結束了充滿波折的生涯，享年三十九歲。他死後，因讚許其趕出荷蘭人及開拓台灣的功績，移民崇奉他為「開山王」，在台南建立「開山廟」。及至清朝時代，於一八七四年得到敕許建廟為「延平郡王祠」，正殿奉祀鄭成功，後殿即奉祀其母田川氏。日本統治台灣時，把「延平郡王祠」改為「開山神社」，將鄭成功予以神化。</P>       獲悉鄭成功死訊後，在廈門的鄭經立即趕往台灣。鄭經在台灣一旦完成繼承安排後又回到廈門，但遭到清朝和荷蘭的聯合攻擊，於一六六四年一月帶領約七千名將兵及其家屬遷台，這是鄭氏一族所代表的反清復明勢力由中國的總撤退。</P>       鄭經遷台後，首先把東都改為「東寧」，原來的二縣變更為天興州與萬年州，澎湖島之外，北路和南路也設置安撫司。而且，又把承天府分為四個坊﹝街﹞與二十四個里等，進行行政區域的重劃分，在「坊里制」之下，著手戶籍制度的整理，成為「保甲制度」的重要基礎。然而，鄭經與父親一樣享年三十九歲於一六八一年病死。他十九年間在中國各地，為征戰絞盡心力，無暇關心政務，因此，所有政務幾乎全部委任鄭成功以來的重臣─陳永華。</P>       陳永華對鄭氏政權的台灣經營貢獻最大，隨著農地開發他確立土地制度、戶籍整理、並且籌設行政機構與制度，建立了鄭氏政權的基礎。他並積極進行住民教育以養成人材、推廣海外貿易以確保財源。做為「開山王」鄭成功的幕後功臣，陳永華的業績雖然幾被埋沒。然而，他的貢獻雖大，因為反清復明的國策，同時變成苛斂誅求的壓制，使台灣住民痛苦不堪。</P>開發與誅求</P>       鄭氏一族遷移台灣以後，清國政府立刻對台灣實施封鎖，也即所謂「遷界」「海禁」政策。遷界是把廣東、福建、浙江、江蘇、山東等東南沿海五省的居民從沿岸往內陸遷移三十里﹝清代的一里為五七六公尺﹞。中間不但不淮居住或農耕，連進入也被禁止，海禁則是禁止漁船或商船的出入港規定。但是此封鎖政策，反而使與中國的走私猖獗，促進台灣海上貿易的發展。台灣成為對中國走私貿易的一大據點，貿易的利益因而大增。而且，飽受封鎖政策之苦的中國沿海尤其是福建、廣東的居民紛紛遷台定居，成為台灣人口急遽增加的原因。</P>       隨著人口增加，台灣的開發逐步有進展。北部淡水、基隆、今日之台北的一部分、還有桃園、新竹、大甲、苗粟、鹿港、彰化、北港、斗六、嘉義、新營、左營、鳳山、高雄、恒春等中央山脈西側一一被開拓，耕地面積也大幅地擴大起來。食糧生產顯著地增加，不但使台灣住民食糧能自給自足，而且也確保鄭氏政權對清國作戰必需的兵糧充足有餘。</P>       一方面開發，另一方面鄭氏政權為籌措財源，向台灣住民徵稅不遺餘力，其苛酷比較荷蘭統治時代實有過之而無不及。鄭氏政權不但承襲荷蘭的人頭稅，又設相當於固定財產稅的家屋稅，甚至連豬舍雞舍也課了稅。課稅對象遍及當時的各產業，牛力製麵課以製造稅、運搬製糖用甘蔗的台車課以運搬稅、鹽田課徵食鹽製造稅、特產烏魚子的捕烏魚漁船則依船隻大小課以捕獲稅、在港內繫留時課以停泊稅、漁獲時課以漁獲稅等等，課稅名目繁多。徵稅對宗教界也不例外，僧侶道士要繳納「特定職業稅」。當時不論將兵、移民幾乎都是男性，女性極為短缺，如果替人由中國介紹女性作配偶得到禮金時，就要課徵結婚介紹稅。居民被課徵的稅負擔，可說是苛斂誅求之極。鄭氏政權由海外貿易賺得巨大利益，加上由居民榨取稅收雖然財政很豊富，但是反清復明的軍事作戰頻繁，因此耗費巨大。居民因苦於重稅，怨嗟之念日增，終於對鄭氏政權產生絕望。</P>內部紛爭</P>       以反清復明為悲願、經常處於戰時体制的鄭氏政權，本應團結鞏固基本，然而實則其內部紛爭不絕。尤其最高統帥藩主的死亡引起族人及政權內部紛爭，削弱了鄭氏政權的團結。</P>       鄭成功猝死當時，在廈門的長男鄭經與在台的鄭成功胞弟、鄭世襲之間發生繼承之爭。鄭經因與弟弟的奶媽私通生子，引起父怒，雖未被處刑，但被認為缺乏藩主素質。因此鄭成功死後，鄭世襲立即被擁立為繼承者，鄭經獲悉立刻率領軍隊渡台，經過一番戰鬥才將繼承者王座納入手中。</P>       後來，於一六八一年二月鄭經死時，鄭氏政權又為爭奪繼承權而內鬥。當時，執意要打倒清的主戰派馮錫範、劉國軒與重視台灣經營的實務派陳永華對立起來。照理，甫及十六歲的鄭經長子鄭克臧﹝陳永華女婿﹞應為繼承者，但是主戰派不承認克臧為鄭經之親生子而將他慘殺，立馮錫範的女婿、年僅十二歲的次子鄭克塽。因此，曾經發輝長才於台灣經營的陳永華被換了下來，由馮錫範掌握實權。繼承鬥爭雖係鄭氏政權的末期症狀，對於虎視眈眈、伺機要消滅鄭氏政權的清王朝來說，是好機來到。</P>       鄭氏政權與清王朝的戰鬥固然激烈，心戰也無不用其極。雙方互相精心策劃向敵方陣營勸降，說它是「獎勵叛變的決戰」也絕不為過。清王朝於一六七九年在福建漳州開設「修來館」，對降伏者，文武官保證其官職，士兵則保證或加入清軍或復員任其自由，一般人如留辮髲則給銀五十兩、不留辮髲也給銀二十兩。清王朝此策果然奏效，因而背叛鄭氏政權者陸續出現。為展示其成果並再誘發更多投降者，「修來館」不僅將投降者，連尚留在鄭氏政權一部分文武官員的姓名與職位也加以公佈。因此，鄭氏政權內部陷入疑心暗鬼的狀況，加速了政權崩潰。</P>

第四章  清朝時代清軍的佔領</P>       清王朝在未完全控制中國本土以前，為了爭取時間與鄭氏政權邊打邊談。一六八一年十月，清王朝一旦將中國平定後，立即傾全力以打倒台灣的鄭氏政權。這時清康熙皇帝排除眾議，起用背叛鄭氏的施琅為福建水師都督，擔任攻台總指揮，因而熟知台灣狀況的施琅為清廷建立了汗馬功勞。</P>       施琅於一六八三年七月八日，率領三百餘船隻及二萬餘名兵員，經過一星期戰鬥攻下澎湖島後，用計將俘擄送返台灣，散播謠言以動搖民心。施琅的軍隊在澎湖停留期間，鄭氏政權早已陷入恐慌狀態，掌權的馮錫範與劉國軒勸鄭克塽投降。同年七月三十一日，鄭氏政權派遣使者至澎湖島傳達要無條件投降。施琅接受後，於九月五日派代表到台灣，命其留辮髮以示向滿州王朝臣服，取走鄭氏政權的印璽，並要求提出政府的財產目錄。同月二十二日，施琅率兵不流血而佔領了台灣。        </P>      對鄭氏的酷政不滿的移民，歡欣鼓舞地迎接施琅及其軍隊。施琅頒佈三年免稅，以收攬民心。二十七日，鄭氏政權的第三代藩王鄭克塽伴隨文武百官，著辮髮表示歸順，正式投降。經過鄭成功、鄭經、鄭克塽三代、共廿三年的鄭氏政權就此閉幕。於是台灣在荷蘭、鄭氏政權之後，接著迎接清國的統治時代。</P>「台灣棄留疏」</P>清王朝雖然消滅了鄭氏政權，但對領有台灣仍很消極。當初有關台灣棄留的眾議中，「放棄論」竟佔上方，只有施琅固執著「領有論」。「放棄論」認為台灣不過是一個偏離中國的海中孤島，自古以來係海盜、逃犯、逃兵等亡命之徒的巢窟，所以主張領有無益。不過，澎湖島因係軍事要衝，應以元朝為例，加以佔有當作東支那海的前線基地，將現居台灣的漢族移民全部送回中國的原籍地。熟知台灣、征台有功的施琅，反對這種主張並向康熙皇帝提出有關放棄與領有台灣利弊的奏文「台灣棄留疏」，力陳領有台灣的重要性。</P>      施琅的呈文大意是說：台灣係江蘇、浙江、福建、廣東等東南四省的屏障，土地肥沃、物產豊富。即使放棄台灣，遣送移民之策也不切實際，移民反而會逃入深山，與原住民結夥，繼而與中國內地偷渡而來的罪犯或游民合流，成群結黨襲搫中國沿海，無疑為將來留下禍根。而且過去統治過台灣的荷蘭，一定會捲土重來佔領台灣，對澎湖島的安全也沒有保障。康熙皇帝接納施琅的呈奏，於一六八四年五月二十七日下達領有台灣的敕令。台灣的命運，可以說自此制定了方向。</P>移民限制</P>       清國雖然領有台灣共二百一十二年，但一直到一八七四年約一百九十年間，經營至為消極。其經營的基本方針，重點在防止台灣再度淪為盜賊巢窟或反政府勢力的基地。清廷的台灣經營蹤然消極，仍不能阻止來自福建南部和廣東東部的移民潮，於是台灣以農業為中心，開發逐步有了進展。     </P>       清國政府決定領有台灣後，將台灣與澎湖列島置於福建省管轄下，設「分巡台廈兵備道」兼管廈門與台灣。並將鄭氏時代的承天府改為台灣府，在台灣府下設置台灣、鳳山﹝鄭氏時代的萬年州﹞、諸羅﹝同、天興州﹞等三縣。分巡台廈兵備道雖然兼管軍事及行政，但以行使軍事權維持治安為主。清國政府對防範官吏與兵隊背叛極為用心，規定往台灣赴任的官吏任期為三年，任期屆滿立即調回中國，並禁止家屬同行。總數約一萬的陸軍和海軍部隊也每三年調動一次，稱為「班兵制」，並禁止由台灣當地募兵。這是害怕長期駐台會本土化，與台灣居民串通造叛。</P>      清國降伏鄭氏政權不久，把十幾萬移民強制遣返中國大陸，使台灣變成「人去業荒」。而且為處置留下來的移民，頒佈「台灣編查流寓則例」，實施全面性的人口調查。殘留移民中，無妻兒或產業的立刻遣返原籍地、如有妻兒或產業而願繼續留在台灣者，須向原籍地的官府申請，由分巡台廈兵備道審核，犯案者則不管有無妻兒產業，一律送回原籍審判，不淮再渡海來台。     </P>決定台灣領有同時，渡台雖被認可，但受到嚴格限制。清國政府頒佈三條渡航限制令：﹝1﹞ 擬渡台者，須取得原籍地官府的同意書，由分巡台廈兵備道審查，再經過「台灣海防同知」﹝台灣海岸守備隊司令官的最後審查通過方可，偷渡者則從嚴處罰，﹝2﹞ 擬渡台者不准攜眷同行，已渡台者也禁止家屬赴台團聚，﹝3﹞ 廣東省東部為海盜巢窟，居民具有盜賊因習，故禁止渡台。</P>        廣東省東部為多數「客家」族聚居的地方，傳說第三條係因施琅對客家持有偏見而設的。不管原因如何，台灣的客家移民比較閩南泉州、漳州的移民落後許多，是事實。領台當初清國政府為著治安將原有的移民削減、限制新移民，並禁止妻兒來台，把妻兒留在原籍地當「人質」以抑制台灣人口的增加。</P>         清國政府雖然嚴格限制渡航，偷渡赴台的人卻日益增加。沃野千里的台灣，對人口過剩的中國東南沿海各省、尤其對福建省的人來說，正是充滿希望的新天地。偷渡到台灣，首先必須穿過官府嚴密的監視網，再橫越台灣海峽的巨浪。台灣海峽是自古以來有名的「天險」，澎湖列島附近危險海流的「黑水溝」，曾經吞沒無數船隻。偷渡者要平安到達台灣，極不容易。儘管犧牲者眾多，目標指向台灣的人仍然絡繹不絕。</P>開發的限制</P>       清國政府限制中國東南沿海居民渡航來台，並對已在台灣的移民施以「封山令」。所謂封山令，就是禁止移民進入原住民地區開墾。封山令一見之下似在保護原住民，防止移民與原住民衝突，實際上是為防止叛亂的移民逃入山區，與原住民結合謀反。在封山令下，清國政府把原住民與移民隔離並設分界線，不但把原住民封閉在內，同時禁止移民越界與原住民交流或通婚，犯規者加以嚴罰。對未能察覺移民越界的管轄官吏降級調職。</P>       清國政府為防止移民私藏武器，不僅將鐵與鐵製品的輸入，就連鑄造也長期加以禁止。農具的打造須要政府許可，全台灣經政府認可的打鐵店只有二十七家，所需的生鐵材料也指定由福建漳州輸入。此外，因台灣屬於亞熱帶地區，原始竹林廣範分布，因害怕居民用竹槍或竹竿當作武器，而禁止竹的採伐、搬移或輸出。</P>       附帶一連串限制和嚴酷罰則的封山令，削弱了農業生產力，且阻礙了台灣的開發。但是，隨著歲月的經過，這些措施與渡航限制一樣，變成有名無實。台灣的農業開發雖緩慢，但也有進展。鄭氏時代的點與線的開發逐漸擴張，變成為全面性的開發。</P>農業開發與行政區域的擴大        </P>       清國政府所頒佈的嚴罰的禁令，因時間的經過或由於執法官員的腐化，都個個被擊破。人口逐漸增加，隨著農業的開發，行政區域也擴大起來。 領有台灣當時，清國政府幾乎全部承襲鄭氏政權的行政機構與區劃，南部在台灣府下設台灣、鳳山、諸羅三縣。後來因為人口增加、開發也有進展，於一七二三年將諸羅縣分成諸羅縣、彰化縣與淡水廳。一七二七年由於軍事上的考量設立澎湖廳，台灣府變成四縣二廳。至一七六○年，客家移民的禁令撤消後，渡台限制大幅緩和，移民潮滔滔湧向台灣。</P>       農業開發延及橫越中央山脈的台灣東部，於一八○九年在東北蛤瑪蘭﹝今日之宜蘭﹞設立蛤瑪蘭廳。清國政府對台灣的經營由消極變為積極，原因是一八七四年日本對台灣出兵。那時，皇帝派遣欽差沈葆楨來台視察。沈葆楨提出意見書建議將實施一九○年之久、已名無實的渡航限制與封山令等全面撤廢。翌一八七五年，依照開發實況，把台灣全島劃為二府七縣五廳，也即台灣府下的台灣縣、鳳山縣、嘉義縣、彰化縣、恒春縣、澎湖廳、卑南廳﹝今日之台東﹞、埔里廳，與台北府管轄下的新竹縣、宜蘭縣、基隆廳、淡水廳等。由此新劃定的行政區域可知，台灣的農業開發大致已遍及全島。</P>

五年一大反、三年一小反</P>        清國政府對台灣經營態度消極並以維持治安為重點，不是沒有理由的。因為在二百十二年之間，竟有發生過大小約一百件武裝起義和騷擾事件的記錄。當時的台灣，是個瘧疾等風土病蔓延、毒蛇棲息之地，清國官吏以剽悍的居民「五年一大反、三年一小反」為理由，對往台灣赴任躊躇不前。</P>         大規模的武裝起義和騷擾事件多數由移民所發起，對清國政府的貪官污吏不滿乃是主要原因。被派遣來台的官吏，一般來說都不是優秀的，而且薪水也偏低。領台初期的分巡台廈兵備道的道台﹝長官﹞年俸為銀六十二兩，各縣的知縣﹝縣長﹞為二十二兩半，士兵的月給包括衣食住為銀二兩，換算年俸為廿四兩。由此可見官吏的待遇是何等低微。因此，官吏的瀆職賄賂橫行成為家常便飯，致使居民受盡苦楚。</P>      官吏瀆職、受賄等惡習可說是中國的傳統，但是台灣官吏腐敗的情形，極為深刻。為改善待遇以使官吏清廉，自一七四三年起開始雖然支給「養廉銀」，可是官吏瀆職與受賄不但不見減少，反而繼續惡化。士兵亦在班兵制之下士氣不振、多數沈迷於賭博與遊樂，或勤於賺取外快。</P>        武裝起義或騷擾事件當中，一七二一年的朱一貴之亂、一七八六年的林爽文之亂、以及一八六二年的戴潮春之亂，被稱為清朝統治下台灣的三大「叛亂案」。朱一貴之 亂，七日而擴及台灣全島，以反清復明為口號、建年號為「永和」，與清兵在各地展開戰鬥將近一年後，終於被鎮壓。林爽文之亂與朱一貴之亂相隔六十五年，復明的意識已經淡薄，林是為官府所迫而起兵，建年號「順天」，作亂一年有餘。以林爽文之亂為界，後來的起義或騷擾事件比較偏重於經濟性訴求，未能發展至全島的規模。戴潮春之亂就是如此，以台灣中部為中心攻防達三年之久。鎮壓這些事件，僅靠駐台部隊顯然人手不足，幾乎每次都必由中國本土調動精銳部隊前來支援。</P>原住民的漢化</P>       武裝起義或騷擾事件絕大多數由移民發起，但是其中也有由原住民發起者。原住民的起義，多因不滿苛政與反對移民侵犯而引起。但是因為原住民分為多種族，集結力薄弱，以致未能發動全面性起義。</P>       清朝對台灣經營未轉積極之前，由於渡航限制，幾乎所有的移民都是單身漢。移民與原住民間交流或通婚雖被禁止，但實際上進行的很多。通婚也是原住民人口成長率低的原因之一，因為所生的孩子被當作漢族移民。清國政府早已將居住於平野且順服教化的原住民稱為「熟蕃」或「平埔族」﹝平地原住民﹞，居住山區不及「教化」者稱為「生蕃」﹝山地原住民﹞而加以區別。與移民通婚的，幾乎全都是平地原住民。曾有俗語說：「台灣有唐山公、無唐山媽」，意即在台灣雖有中國人祖父，卻沒有中國人祖母，可見移民與原住民女性結婚者如何普遍。﹝註：今天在國民黨政權控制下的台灣，原住民被稱作「高山同胞」，在平地稱作「平地山胞」，在山地者稱作「山地山胞」來加以分別。本書中所說的「平地原住民」與「平地山胞」意義不同，請讀者注意。﹞清國政府領台不久，便著手教化平地原住民，於一六九五年開始學校教育。使用「三字經」作漢字學習教材，對平地原住民培植漢民族的價值觀。一方面進行平地原住民的漢化，一方面半強制地將漢民族的姓「賜」給原住民。賜姓比較普遍的，有潘、劉、陳、林和李等，其中以潘為最多。據說，因「潘」與「蕃」發音接近、又「潘」字裡有「田」也有「水」，為以農為業的平地原住民所喜愛。</P>天地會與分類械鬥</P>      與原住民比較，移民的反抗壓倒性地多，規模也很大。原因與鄭氏政權崩潰後發展的秘密組織「天地會」有關。天地會是以打倒異族滿清為政治目標、經濟上以孤立無援的移民互助為目的的民間組織。</P>      天地會之名稱，由「天地為父母、盟員皆兄弟」而來。入會必須經過互交血杯的「插血為盟」、「飲血為盟」儀式才會被接納。當時移民全係單身漢，結拜為義兄弟，不但可以對抗清國政府，同時亦可藉慰無聊、加強家族的團結，作為在異鄉的生存方法，無論經濟上、社會上都有幫助。既是反清，而且是「用血凝固」的集團，不論何時何地揭竿起義，也就不足為怪，一旦事發立即成為燎原之火，威脅清國政府。天地會初期雖具強烈的政治動機，但政治性逐漸淡化，後來成為相互扶助的性質。隨著移民的增加，盟員也跟著增加，不久便依原藉地而組織分會朱一貴之亂與林爽文之亂時，能在短時間內席捲台灣全島，背後裡就有天地會的組織動員力量，但是失敗的原因，又是因閩南與客家派系反目所致。所謂「分類械鬥」的問題，關係在此。</P>      「分類械鬥」意即，雖然同屬於漢族移民，卻有閩南系與客家系，閩南系裡有漳州系與泉州系，各以同類﹝同一原藉地﹞結成不同派系，使用武器互相打鬥。分類械鬥係貧瘠的福建常見習性，不但被帶進台灣，而且變得更激烈、更複雜。既有閩南系與客家系的對立，也有漳州、泉州、客家三派系之爭，有時候原住民也加入變成四重爭鬥。此外，還有同族同姓結集起來與他族戰鬥的例子。這種可以說是居民內鬥的分類械鬥，消弱了自已的力量，對清國政府來說，居民的分化使控制更為容易。在清國統治時代的記錄裡常出現的「義民」即是指那些依附清國政府、協助鎮壓「亂民」的人。</P>      反抗清國政府的起義或騷擾事件，以及居民的分類械鬥，隨著台灣經營的積極化而逐漸平靜下來。因為帝國主義列強對台灣開始顯露野心，清國政府認識了領台的價值，居民也由於意識到新敵人，民族意識開始萌芽。這種變化，可以把它看作由重商主義時代進入帝國主義時代所產生的現象。</P>國內殖民地</P>       自荷蘭統治時代以來，台灣農業係以生產食糧與栽培輸出用蔗糖為主。鄭氏政權差不多也是如此。人口少時，以「糖為主、米為副」，但是，人口增加或者遇天災食糧需要增多時，則變成「米為主、糖為副」，經常產生所謂「米糖相剋」的問題。這是清朝以至日本統治時代，纏繞著台灣農業的課題。</P>       台灣米每年收成兩次至三次，通常自給自足尚有剩餘。在清國時代，因填補中國的糧食不足，而被稱為福建的「榖倉」。不過，台灣供給中國食米，另一方面所需的日用雜貨等，卻須依賴由中國的進口。即使台灣想自己生產生活必需品，也競爭不過進口貨，廉價中國貨的傾銷阻礙當地產業的生長。在此情形下，商人將中國的日用雜貨運來台灣，把台灣的米、砂糖、樟腦等特產運售中國，台灣即變成為中國經濟上的殖民地，也即「國內殖民地」。</P>      長期在這國內殖民地，台灣的進出口商形成獨特的商業同業公會組織，稱為「郊商」。約於一七二○代，以廈門為界有從事華北貿易的「北郊」、從事華南貿易「南郊」以及從事台灣港口貿易的「港郊」。後來，在台灣各港口也形成個別的「郊」，不久除了各地區的「郊」以外，也形成以商品為別的「郊」，如「米郊」「糖郊」等「郊商」。這些具有商業同業公會性質的「郊商」是政府公認的獨佔性存在，後來發展成為台灣的商業資本家。「郊商」以特權為交換，於居民起義或反抗時，幾乎都協助政府，透過募集「義民」或捐獻軍費，踏上政商之路。後來因為台灣港口開放，長期控制台灣商業的這些「郊商」，或與外國資本合作或成為其「買辦」，只有兩者選其一之途可循了。</P>開港       </P>       清朝與英國的阿片戰爭期間，自一八四一年九月起英國艦隊數度出現台灣外海，試圖佔領北部基隆港與西海岸中部梧棲港，但都歸於失敗。那是帝國主義列強對台灣第一次野心的行動。接著於一八五四年七月，剛與日本締結親善條約由培理率領的美國東洋艦隊在基隆港停泊約十日期間，借口搜尋失蹤水兵，登陸勘查基隆煤礦。培理返國後，提出報告力陳台灣適合作為美國的遠東貿易中繼站，台灣有如圍繞弗咯里達半島和猶加旦半島、制御墨西哥灣的古巴，主張加以佔領。佔領台灣的主張雖未實現，但培理的報告廣受歐洲列強的注目，急激地提高對台灣的關心。</P>      此後，於一八五六年十月在廣州發生亞羅號事件，為處理善後，於一八五八年六月締結天津條約。依據天津條約，清國政府將台灣的淡水 ﹝1862 年﹞、基隆﹝1863 年﹞安平、打狗﹝今日之高雄﹞均於 1864 年陸續 開放，並且允許宣教師來台傳佈基督教。        </P>       開港同時，歐美各國商人開始進出通商港口，傳教師也陸續來台，並與居民頻頻發生摩擦與糾紛。自處理一八六八年英國商人因收集樟腦發生的糾紛以後，清國官憲在英國艦砲威脅之下，都以忍辱委屈求全的方式解決。那時所締結協定的概要是：﹝1﹞ 廢止樟腦官營，容許外國人及其雇員自由買賣，﹝2﹞淮許外國商人在台灣旅行，﹝3﹞賠償過去教會的損失，禁止居民對基督教誹謗，﹝4﹞宣教師有權在台灣各地居住與傳教，﹝5﹞ 本地人與外國人的糾紛，應由清國官憲與英國領事共同裁判等等。雖然這是與英國的協定，但也適用於其他列強國家。這樣一來，各國與清廷所締結的不平等條約，也一併適用於台灣了。自此台灣經濟成為世界經濟的一環，由北部淡水及基隆輸出茶與樟腦，由南部安平及高雄輸出砂糖，輸入即以阿片與雜貨為主。</P>       荷蘭統治時代，雖然在台灣南部有基督教、北部也有西班牙引進來的天主教傳教活動，但在鄭氏政權交替時幾乎斷絕。阿片戰爭後的一八五九年，菲律賓的聖多米尼哥教會派遣神父來台，兩年後重新開始天主教的傳教活動。開港後的一八六五年英國長老教會以南部為中心，又一八七二年加拿大長老教會以北部為中心，開始傳佈基督教。十九世紀後半重新開始的天主教及基督教傳教活動，經過一個世紀到今天仍然繼續著，信徒人數雖不能與來自中國的佛教或道教相比，但為台灣社會帶來多元性的文化，並給予很大影響。</P>日本對台出兵    </P>       日本於明治維新後，為處理琉球問題焦心苦慮，又對台灣大動食指。適於一八七一年，發生琉球宮古島的居民六十六名漂流至南台灣、其中五十四名被牡丹社的原住民殺害、剩下十二名脫險返國的「牡丹社事件」。日本政府利用此事件，企圖一舉獲得日本領有琉球的承認，並將勢力擴及台灣。翌一八七二年，日本政府設領事進駐福州探窺台灣情形，並暗地裡派遣陸軍少校樺山資紀與在清國留學的水野遵到台灣，做實地調查。與此同時，以破例年薪一萬二千圓將美國前駐廈門領事、精通台灣事務的李仙得  (C.W. LeGendre) 聘為外交部顧問，進行向台灣出兵的準備。對李仙得甚至答應將來任命他為台灣總督。</P>       李仙得一八六七年於廈門領事任內，與台灣南部的原住民酋長卓杞篤之間締結有關救助海難的條約。當時在台灣南部海上，美國船之外有多數外國船遇難，遭難者被原住民殺害的事件頻頻發生，但清國政府借口原住民與其所居住區域為「化外之民、化外之地」而推諉責任，所以李仙得經過美國政府認可，直接與卓杞篤締結條約。這情形猶如台灣有兩個政府的存在。</P>        一方面進行侵台準備，外交部長副島種臣於一八七三年三月赴北京交換「日清修好條規」批准書時，為牡丹社事件向清國政府提出交涉。清國政府以台灣居民係「化外之民」，該地區屬於「教化未及之地」為由，回避牡丹社事件的責任。清國政府的態度，與李仙得締結有關救助海難條約時的情形如出一徹。受此回應，日本政府即於翌一八七四年四月，任命陸軍中將西鄉從道為台灣蕃地事務都督、大隈重信為台灣蕃地事務局長、李仙得為事務局二等官，做為出兵台灣的首腦陣容。由西鄉率領日軍，同年五月十七日由長崎出發，二十二日在台灣南部的恒春附近登陸。雖然受到風土病與原住民游擊式反抗所困擾，仍於六月成功地佔領「蕃地」。</P>      西鄉等佔領台灣南部期間，日本政府派遣大久保利通為全權大使，由李仙得陪伴前往清國，重覆交涉的結果，於同年十月三十一日締結「北京專約」，清國付日本五十萬兩，而日本則答應由台灣撤兵。雖然有關琉球的歸屬未有明確規定，清國政府卻承認日本出兵台灣是保護國民的 「義舉」，並且同意支付受害者遺族慰問金十萬兩，蹤然未實現局部佔領台灣的目的，但間接地獲得清國政府對琉球屬日的承認。</P>由消極到積極</P>         日本出兵台灣，對清廷以往消極的台灣經營成為一種警訊。清廷在日軍到達台灣後的一八七四年五月二十七日，迅速任命沈葆楨為「欽差兼辦理台灣海防事務大臣」並派遣來台。沈葆楨由船艦兵員隨伴，於同年六月十七日到達台灣，顯著地強化台灣的防衛力量。不過，沈葆楨的任務非要與日本一戰，而是要革新台灣行政、以積極政策使台灣發展。 </P>         沈葆楨的積極政策包括：﹝1﹞ 安撫原住民及廢止封山令，﹝2﹞ 完全撤除渡航限制，﹝3﹞ 整理行政區劃並擴充府、縣、廳的範圍，﹝4﹞ 兼管台灣的福建巡撫﹝相當於省長﹞ 移駐台灣，﹝5﹞ 整頓軍政，﹝6﹞ 採掘煤炭等等，為台灣經營帶來一大轉機。台灣東部首次有了道路，南部也建造東西橫貫道路。獎勵移民開墾，重新劃界線而將山地原住民的居住地區縮小、把移民的居住地區擴大，加緊全面開發。在基隆附近的炭坑雇用外藉技師，開始以新方法採掘煤炭。在台北及台南新設文報局﹝相當於郵政局﹞，增進政府公文往來速度。文武官風紀的改善也積極推行。福建巡撫移駐台灣雖未實現，但改為在台灣與福建各駐半年。</P>     沈葆楨到任不足一年，被提升為兩江總督兼通商大臣而離開台灣，以致其改革構想未完全實現，但由其繼任者、福建巡撫丁日昌繼承下來。丁日昌和沈葆楨一樣，也是屬於清末改革運動、「洋務運動」的推行者。其施政計劃，包括把沈葆楨的政策推進更上一層外，為強化台灣內部以及與中國的連繫，敷設通信用電線，以及在基隆至恒春之間建設縱貫鐵路等。但是，丁日昌的任期也很短，在任中所實現的主要業績，只有台南與高雄間及台南與安平間、合計九十五公里的通信用電線敷設而已。</P>劉銘傳的改革       </P>       阿片戰爭之後，列強對狼狽不堪的清國的領土及屬地虎視眈眈、伺機染指。日本出兵以後，直接以武力攻台的是法國。法國為著清國的屬地越南發生清法戰爭於一八八四年四月，派艦隊強行進入基隆港，除測量港灣外，並強制購買煤炭。同年八月，又登陸基隆將砲台加以破壞，並在市街遊行威嚇後撤退。其後，又於九月攻擊基隆及淡水、十一月至翌一八八五年二月期間反覆地攻擊基隆周圍。法軍一時也曾佔領，但是結果未能完全佔據台灣北部，於是將目標轉向防衛較弱的澎湖島，一八八五年三月底佔領澎湖。及至四月中旬，以越南成為法國的保護國為前提，成立清法兩國停戰協定，解除對台灣海上的封鎖並由澎湖島撤兵。這次法國對台灣的軍事行動，更使清國政府認識台灣的重要性，為加速實現沈葆楨以來積極經營台灣的政策，派遣「洋務」改革運動家劉銘傳來台。</P>      在清法戰爭中，清國政府於一八八四年六月授與前直隸陸路提督劉銘傳巡撫頭銜，使其負責台灣的行政與軍務。同年七月，劉銘傳到達台灣，因鑑於北部遭受法軍攻擊的情勢，親自駐守台北。劉銘傳的該行動，與清國官吏常見的消極做事態度有天淵之別。</P>        劉銘傳就任管轄台灣及福建的福建巡撫時，向朝廷建議台灣與福建分離被採納，一八八五年十月台灣成為獨立「省」，劉被委任為第一代台灣巡撫。台灣省成立後，立即修改行政區劃：台灣省之下，設台東直隸州與管轄淡水縣、新竹縣、宜蘭縣、基隆廳、及南雅廳的台北府，管轄彰化縣、雲林縣、苗粟縣及埔里社廳的台灣府，管轄安平縣、鳳山縣、恒春縣及澎湖縣的台南府等三府十一縣三廳一直隸州。</P>      此時重編的行政區域，成為後來日本以及國民黨政權統治時代的基礎。劉銘傳創設直屬台灣省的三十幾個機構，又把原來的機構加以改組。其中比較重要的有徵收稅租的稅厘總局、負責樟腦專賣的腦務總局、徵收茶稅的茶厘總局、負責食鹽生產與徵稅的鹽務總局、推行煤炭採掘的煤務局、促進海上運輸與管理的輪船局、推行開拓與開墾的撫墾局、負責公眾衛生與疾病治療的官醫局等等。幾乎所有這些機構，雖然名稱有所改變，都被日本統治時代的台灣總督府繼承下來。</P>        劉銘傳的改革，係以居民自己負擔為原則，可說是一種「就地取材主義」，一面創設新興事業，同時整頓稅收並且開發新稅源。也即在劉銘傳獨自計算之下，採取積極的台灣經營目標。當時台灣的財政主要依靠地租，劉銘傳毅然採取劃時代清賦措施，向朝廷上奏「三至五年之後，將以台灣之財收自給自足」云。</P>清賦事業</P>       劉銘傳於一八八六年四月，設清賦總局於台北，三個月內完成居民的人口調查，並進行兼具治安目的的「保甲」編制。保甲制度即是，以「甲」為單位，將居民置於連座制之下加以管理，以十戶為一甲、十甲為一保，甲有甲長、保即設保正。人口調查完成後，隨即著手土地的調查，確定土地及田的所有者，摘發漏稅的「隱田」，並確定其所有權人。</P>       這樣一來，地租收入一舉由不到五十萬兩增至六七‧五萬兩。雖然清賦事業做得不夠徹底，但是所做的台灣人口調查與土地調查，以及把複雜的土地所有狀況明朗化，不僅成為日治時代的人口調查及土地調查的基礎，而且有助於台灣的資本主義化，其意義非常之大。</P>      當時台灣的土地的持有狀況，是地主的「大租戶」與「小租戶」之下有佃農，也即所謂二重持有的構造。大租戶徵收收獲物的一成，小租戶則徵收五至六成的佃租剩下三至四成給佃農，地租由大租戶與小租戶分擔。清賦事業曾試圖廢止大租戶，但遭到政商及豪紳的抵抗，結果，大租戶把以前所得的四成撥給小租戶，使小租戶成為納稅義務人，也即以所謂的「減四留六」折衷案妥協解決。</P>      鐵路事業方面，當初雖然計劃從基隆至台南敷設縱貫鐵路，但因為資金不足及劉銘傳離職，故僅敷設基隆到台北約三十二公里，後來一八九三年二月又完成到新竹約六十七公里。至此，清國統治時代所建設的狹軌鐵路，由基隆至新竹總共達約一百公里。</P>        一部份為了中國國內的政爭原因，劉銘傳於一八九一年六月，諉病辭職，失意中離去台灣。繼任的台灣巡撫邵友濂，迴異於劉銘傳，對台灣經營很消極，致使劉銘傳的改革事業未及完成，中途而廢。邵友濂在任中，於一八九 四年四月將首府由台南移至台北，台灣的政治中心漸漸地由南向北移動。然後，於一八九四年十二月邵友濂離職，代之由唐景崧就任台灣巡撫。時已正在日清甲午戰爭中矣。　</P>

第五章  台灣民主國 日本的野心</P>       日本於一八七四年出征台灣之前，聘用美國人李仙得為外交顧問。李仙得參與出征台灣的計劃，同時向日本政府進言：「除非將北自樺太島、南至台灣的一連串列島加以佔有，把中國大陸以半月形勢包圍，再在朝鮮與滿州兼持立足點，否則不足以保障帝國之安全、制御東亞」。他的建言給與日本政府很大刺激，影響所及種植了日本領台的野心。日本後來的大陸政策，幾乎都是根據李仙得的建議而訂的。</P>       為了朝鮮獨立，日清兩國於一八九四年八月一日發起戰端，同年年底，眼見勝利在望，前樞密顧問井上毅，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遞呈漢文意見書，陳述：「世人皆知朝鮮主權必爭之，卻不知台灣之佔有尤為必爭。朝鮮究竟無力獨立。而且，為其保護國雖有義俠美名，並無富殖實益，台灣則然。不但能扼黃海、朝鮮海、日本海航權，亦可開闔東洋門戶。況且與沖繩﹝琉球﹞及八重山群島相連，一臂伸處，得以鉗制他人出入。若此一大島落入他人之手，我沖繩諸島將受鼾睡之妨礙，利害相反不啻霄壤。、、、若失此機會，二、三年後台島必為他一大國所有。不然又必成為中立而不可爭之地」，井上說明領有台灣的重要性，並指出如失此良機，再沒有機會。當時，兼任海軍教授、隸屬大本營的中村純九郎，也向海軍軍令部長樺山資紀提出「有關佔領台灣島的建議」，極力主張：「台灣為南中國海的咽喉，日本非把它納入版圖不可」。</P>       大本營接納井上與中村的意見，於翌一八九五年一月，決定佔領澎湖列島，同年三月二十六日，日清兩國尚在下關進行和談時，派遣比志島支隊把澎湖島加以佔領。為封鎖清國政府對台灣的支援，佔領澎湖島不但必要而且是有效的戰略。此佔領給台灣官民帶來衝擊，對日本佔領台灣的企圖感到不安。雖然日清兩國於同月三十日簽署了停戰協定，因為台灣與澎湖列島被排除在停戰區域之外，不安情緒更為增高，台灣與澎湖列島割讓的傳說也增加了真實感。清國政府將和談會議上有關遼東半島與台灣割讓之事極力隱瞞，不過，台灣官民由外國人洋行得到情報，和談會議的內容約略已知。</P>       一八九四年十月，日清開戰之初，英國政府已覺察到日本政府對台野心，促使倫敦「時報」報導此事以引起各國注意。法國也極力反對日本佔領台灣，表示不辭使用武力加以阻止。清朝兩江總督張之洞被這些行動所鼓舞，於翌年三月透過駐倫敦的清國公使，欲以台灣作抵押向英國借貸數千萬兩，但被拒絕。同一時期，法國艦隊來到澎湖島，告知日本軍不久即將進攻澎湖島的消息，法國政府並向清國政府提議將台灣暫且讓給法國，戰後再歸還。但是，此提議被清法戰爭時防守台灣、英勇馳名的劉永福激烈反對而未實現。隨後，澎湖島則被日本軍佔領。</P>台灣民主國</P>       日清和平條約於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簽署。關於這樣重大的事件，清國政府始終未於事前告知在台的官民。把割讓台灣與澎湖列島的和平條約內容傳給台灣巡撫唐景崧的，是唐的老師張之洞。和平條約締結的第二天，享有「台灣才子」清譽的邱逢甲往訪唐景崧，告訴他台民反對割讓，有意抗戰到底。同月十九日由清國政府掌理各國事務的衙門﹝相當於外交部﹞正式通知割讓台灣與澎湖列島。通告中寫著：「割讓台灣為非不得已，台灣雖然重要，總比京師為輕。又台灣係海外孤島，不克防守」云云，使台灣住民陷入失望與悲憤的深淵。</P>       法國政府於和平條約締結之後，一度準備派兵至台灣阻止日本領有台灣，但因自己領有的馬拉加斯加島發生動亂而作罷。五月十一日駐北京的法國公使將此情通知清國外交部，但台灣居民仍繼續期待法國的援助。同月十五日，邱逢甲往訪唐景崧，極力勸他留在台灣。兩人會見後，邱逢甲發表如下聲明，表示台灣獨立的意向：「台灣已被朝廷遺棄，台民無所依靠，唯有死守而已」。至同月十九日，雖然遲了一步，但法國軍艦已到達台灣，於是前清國駐巴黎公使館參事陳季同往探法艦，與法國艦長商議如何於台灣獨立時締結條約以接受法國的保護，或由法國武力介入以阻止台灣割讓的可能性。隨後，法國艦長也回訪了唐景崧。當時，倡議抗戰到底的台灣士紳與居民，只為求援不管草芥，台灣獨立的決心已趨堅定。</P>       隨即迅速進行台灣獨立的準備，於一八九五年五月二十三日發布「台灣民主國獨立宣言」。二十四日將宣言譯成外國語送至各國駐台領事館，二十五日舉行獨立典禮。在獨立宣言裡寫著：「日寇橫暴，欲併吞我台灣、、、情勢極為危急，日寇即將到來。若我屈從，我鄉土將陷夷狄、、、我已與列國協議，待我自立後必獲支援。台民忠義不肯俯首事仇，寧願戰死、、、經公議自立為民主國」等勇敢言詞。唐景崧被推為台灣民主國的總統同時制定藍地黃虎的「黃虎旗」為國旗、刻有「民主國寶印」文字的國璽、以及建年號為「永清」。於是亞洲第一個共和國就此誕生。但在未獲各國承認之下，受日本軍攻擊，未幾就消失於無形。</P>       民主國政府的主要陣容是：總統唐景崧、副總統兼義勇軍統領邱逢甲、內政部長俞明震、外交部長陳季同、國防部長李秉瑞及防守南部的大將軍劉永福等。台灣第一富豪林維源，雖被推為國會議長，但堅辭不肯，捐獻銀一百萬兩給民主國後，獨立慶典的第二天就潛逃至廈門。唐景崧雖然就任民主國總統，與其他所有來自中國的文武官員一樣，心已不在台灣。唐景崧可說是被迫就任，自始就準備隨時開溜。</P>       急就成章的台灣民主國，曾被譏為輕率躁急之舉，但是台灣獨立的構想並非異想天開，以當時的情勢，可以說是最佳的選擇。問題在於過份依賴法國援助，但如考慮到美利堅合眾國曾因獲法國支援而獨立的經緯，為台灣獨立向外救助就不能嘲諷為「求人不如求己」。日清和平條約中有關遼東半島的割讓，因俄羅斯、德國與法國的干涉而未實現，此事使列強失去對日本領有台灣的關心，影響台灣民主國生存莫大。更大的問題，在於錯誤的領導者人選。清國官僚都是貪贓枉法、營私舞弊之輩，唐景崧利用巡撫地位，在和平條約締結後，即將公款四十萬兩匯往上海，早就做好逃亡準備。然後，日軍登陸台灣後不久，於六月四日偽稱往前線視察而離開台北，同月六日由親信侍衛保護，由淡水搭乘德國輪船逃回廈門，距離民主國獨立慶典的時間不過兩個禮拜。至於負責防衛民主國的國防部長李秉瑞，比唐景跑得更快。然而，逃亡者走後，留在台灣的「台灣人」抗日行動才正式開始。</P>日本軍佔領台灣</P>       日本政府於締結日清和平條約後，除了台灣的不穩民情外，又恐外國干涉，所以急於接收台灣。一八九五年五月十日，前曾赴台調查、現已晉升海軍上將的樺山資紀授命為台灣總督，水野遵被任命為民政局長代理。樺山總督一行於同月二十四日整裝向台灣出發。二十七日與北白川宮能久親王所率領的禁衛師團在琉球中城灣合流，二十九日開始在台灣登陸。六月二日，台灣的交接不是在當初預定的台北，而在三貂角外海的海上舉行。這是清國全權代表李經芳﹝李鴻章之子﹞，恐怕引起台民反感而被襲擊，認為台灣的情勢不可能進行和平移交，在他的強烈要求下所作的決定。國際法上，台灣領有權就此轉移給與日本。</P>       日本軍的佔領，由三貂角以北的澳底登陸時開始。當時，台灣民主國兵力，把清國駐台的湘勇﹝湖南兵﹞及廣勇﹝廣東兵﹞等正規軍與在台徵募的義勇﹝民兵﹞合起來，推算約有五萬至十萬。但是，雖說是正規軍，不僅士氣壞，紀律也亂。反而義勇的士氣紀律均更勝一籌。目標指向首都台北的日本軍，採取迴避正規軍防守的淡水和基隆，迂回由澳底登陸，大概就是因為對湘勇及廣勇的實際情況不明之故。登陸後的日本軍，越過被稱為天險的三貂嶺，得到基隆外海艦砲的支援，六月六日將基隆加以佔領。台灣民主國總統唐景崧這一天逃亡至廈門，而樺山總督也是同一天由基隆登陸。</P>      日本軍的基隆佔領，震撼整個台北。由基隆敗北向台北潰逃的湘勇及廣勇，沿路任意搶劫、暴行。台北城內也是一樣情況，敗兵一窩蜂湧入，到處放火搶劫。這時，鹿港人辜顯榮受台北士紳及外國商人之託，前往基隆，要求日本軍儘速進入台北城，並親自擔任嚮導。而且，在日本軍先頭部隊到達台北的六月七日那一天，一位名叫陳法的女人由城上放下梯子，幫助日本軍不流血入城。</P>       日本軍佔領台北後，立即轉往淡水鎮壓，於九日加以佔領。至此，台灣北部的重要據點台北、基隆以及淡水均被日本軍所控制。繼於十七日，樺山總督在原台灣巡撫衙門舉行始政式。自此以後，一直到日本放棄台灣之前，每年都把這一日當作「始政記念日」舉行慶祝儀式。此時的巡撫衙門，也即是台灣民主國的獨立儀式會場，日治時代把它改建為台北公會堂，後來日本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後，卻成為向中華民國國民黨政權投降儀式的場所。日本的投降儀式，即是國民黨政權治台的始政儀式，這個場所後來被改稱為台北中山堂，沿用至今。此建築物從頭到尾目睹台灣的 種種變遷、可以說是無言的歷史 「證人」。</P>台灣民主國的崩潰</P>       出乎日本軍意料，北部的控制輕易而達成。照這情形，綏靖整個台灣地區，看來也不會太費時。但是這種想法是錯了，日本軍自從六月十九日起向南部推進時，遇到台灣人強烈的抵抗而屢陷險境，不得不於八月六日派混合第四兵團前來增援。繼而調派陸軍中將高島苪之助來台就任副總督兼南部作戰指揮官。再於十月十一日，增派乃木希典率領的第二師團。到此為止，日本為佔領台灣所投入的兵力，陸軍有兩個半師團約五萬人、軍屬與軍夫約兩萬六千人、軍馬約九千五百匹，亦即動員了當時陸軍三分之一的兵力，海軍也動員聯合艦隊的一大半。在新興的日本帝國之前，連大清帝國都不得不屈服，海上孤島台灣如何能獨力戰勝日本？儘管如此，台灣人民的抵抗卻是悲壯而激烈無比。</P>       清國割讓台灣當時的人口，據推測，原住民有四十五萬，移民有二百五十五萬，合計約三百萬。移民大多數居住於中、南部。而以台北為中心的北部新開闢地區，由於沈葆楨與劉銘傳的改革，雖然成為政治中心但卻為時尚短，住民並不多。北部既已被日本軍所控制，台灣民主國的領導者與正規軍也相繼逃亡。因此，日本軍在中、南部進行鎮壓時應該很容易才對。可是，相反地卻陷入苦戰，這是因為多數移民已將台灣視為祖先墳墓之地，生於斯死於斯的決心堅強，所以抵抗也相對地激烈。</P>       有關那時壯烈的抵抗情況，據日本留下的記錄：台灣居民個個如兵士，勇敢而且具有決死意志，甚至婦女也參加了戰鬥。日本軍遇到如此悲壯的抵抗而苦戰，因此鎮壓全島費時長達五個月之久，然而台灣居民因無像樣的武器，以竹槍或舊式火器面對持有現代化武器的日本軍，勝負自始已定。台灣居民的犧牲，包括戰死與被殺戮者據推測合計一萬四千人，負傷人數雖然不明，一般認為超過死亡人數。與此比較，日本軍戰死二百七十八名，負傷僅六百五十三名。算起來，日本軍與台民的死傷人數比率是一對五十，可以說是玉碎之戰。   </P>　   台民抵抗中最值得特書的，誠如日本記錄所載，是婦女參與戰鬥以及台民的游擊戰。另外，約有七百名台東的原住民戰士與西部移民並肩作戰一事，也值得注意。原住民長期以來常常與移民反目，他們的參戰非常不平凡。而且，透過這樣絕望的抵抗，不但淡化了移民意識，從前頻於分類械鬥的客家人和閩南系泉州人、漳州人之間的一体感也開始萌芽，由此產生「台灣人」意識，使他們對將來抱持希望。</P>       總統唐景崧、副總統兼民兵指揮官邱逢甲等領導者相繼逃亡後，台灣民主國的基礎幾已崩潰，但是為籌措資金發行的民主國紙幣及郵票則仍舊繼續著。這時所發行的「台灣民主國士擔布」郵票，今天在收藏家間喊價很高。及至六月下旬，大將軍劉永福在台南被公推為總統，但劉堅辭，重新設立的議會也有名無實。因戰局不利，而且部下相繼逃亡，劉永福於十月十日向高島南進軍司令官提議講和，但被拒絕。台南的紳商以及外國商人害怕台北的情形在台南重演，由於他們的勸說，劉永福於十九日從安平搭乘英國輪船逃往廈門。劉永福逃亡後，台民失去中央領導，於是台灣民主國正式崩潰。自一八九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建國以來，僅生存一百四十八日的台灣民主國，在動亂中產生，在悲壯的戰鬥中消失，記下了台灣歷史令人慟哭的一章。</P>       雖然台灣民主國已經崩潰，但台灣人的抵抗仍然繼續下去。劉永福脫逃之後，恐懼台南城內混亂的紳商與外國商人，推英藉傳教師巴克禮 (Thomas Barclay)為使者，引導日本軍進城。日本軍終於十月二十一日，得以無血入城，在各地仍剩下零星抵抗之下，禁衛師團自十一月十二日起開始向日本本土撤退。同月十八日，樺山總督向大本營報告台灣全島已於「平定」。</P>

第六章   日本統治與建設</P><P>頑抗的土匪</P>       日本的台灣統治，由鎮壓台灣人的武力抵抗開始。樺山資紀、桂太郎、乃木希典的三代總督，為應付台灣民主國及後來的所謂「土匪」或「匪徒」的擊戰而日夜忙碌。台灣總督府的統治逐漸侵入後，原住民的反抗也開始頻發起來，而且其壓制極為困難。</P>       樺山總督雖於一八九五年向大本營報告「至此台灣島全部已予平定」，但諷刺地自那時起，台灣全島各地的游擊活動卻開始活耀起來。翌年十二月，在台灣東北部揭竿而起的「土匪」包圍宜蘭、並襲擊日本軍。此時被日本軍殺害的台灣人竟達二千八百餘名。又自十二月至翌一八九六年一月為止，簡太獅及陳秋菊等「土匪」企圖奪回台北城而展開攻擊，使台灣全島譁然。總督府向本國請求援兵，結果，殺死數千名「土匪」而鎮壓下來。日本政府至同年四月，把為日清戰爭而設的大本營解散，結束了戰時体制。但是，台灣的「戰時体制」卻暫時還得繼續下去。        </P>       為鎮壓台灣人的抵抗而費盡心機的初代總督樺山資紀鎮，於一八九六年五月，就任不到十三個月便由陸軍中將桂太郎所接替。第二代總督桂太郎，在任僅四個月，其中在台灣滯留不到十天，連座椅都未及溫暖，也沒空做出像樣的工作。身為台灣總督，樺山與桂兩人均不在台，陸軍中將乃木希典奉命成為第三代台灣總督。乃木於領台當初，曾任第二師團長參與鎮壓台灣民主國的反抗，所以與台灣不是毫無因緣。他對統治台灣熱心得多，由母親隨行前來赴任。然而，乃木在任期間也僅維持一年四個月而已，而且也沒有甚麼成績可言。</P>       乃木總督就任不久，接受宜蘭警察署長「土匪招降政策」的建議，實現了北部與中部一部份「土匪」的投降。繼於翌一八九七年六月起，實施「三段警備」策略，將情況不穩的山區交給陸軍與憲兵，比較安定的區域派遣憲兵與警察，而業已平定的地區則委任警察，各自擔任其警備。此「三段警備」是以消除陸軍與警察之間的摩擦、使命令一元化為目的。然而，即使以「土匪招降政策」與「三段警備」的軟硬兼施，鎮壓「土匪」的效困仍然不彰。</P>       除了「土匪」鎮壓困難之外，語言也是一個問題。日本政府誤以為台灣人都會講中國話﹝北京官話﹞，所以派遺中國語的通譯至台灣。但是，包括原住民、移民中的閩南系與客家系，幾乎所有的台灣人都不會說中國話，所以用會講中國話的台灣人來做副通譯，與日本人的正通譯之間以中國話為媒介，進行日本話與台灣話的會話。這種「通譯政治」不但效率非常低，也產生了種種誤會與曲解，多方面引起混亂。</P>        土皇帝的權力</P>       日本政府任命樺山資紀為台灣總督時，給他訓令：「將貴座拔擢並授與台灣總督兼軍務司令重任、、、貴座為執行此重大任務時，倘若發生未能預知情事，且屬於緊迫性質，無暇電稟政府請命、、、則可臨機獨斷進行，事後再報告始末」。根據此訓令，台灣總督不但是行政長官，只要事後提出報告，持有獨斷獨行的權力，有如君臨台灣的「皇帝」，則台灣所謂的「土皇帝」。台灣總督的「土皇帝」行徑，一直延續到日本實現政黨政治以後，在原敬內閣之下委派文官擔任總督為止。</P>       「土皇帝」的台灣總督，並持有制定法律的權力。日本政府以「土匪叛亂」、風俗人情迴異、東京與台灣距離遙遠等為由，於一八九六年三月向帝國議會提出「有關在台灣施行法令之法案」而被採納，同月底以第六三號法案加以公佈，自四月一日開始實施。這個通稱「六三法」授與台灣總督立法權，由總督所制定的法律，特別稱之為「律令」，而與日本的國內法加以區別，其法域也限定在台灣。樺山總督根據這個律令制定權，立即制定「台灣總督府法院條例」﹝律令第一號﹞設立各級法院，並任命法官與檢察官。帝國議會又於翌一八九七年三月，制定「台灣總督府特別會計法」，由同一年度開始實施。據此，台灣總督也授有財政權。這樣一來，「土皇帝」可以不受議會的監督，除了軍政與軍令之外，更掌握行政立法、司法、財政等，所有的權力都集中在一身了。</P>       但是，若想到具有這樣「土皇帝」權力的總督也無能鎮壓「土匪」的話，就知道台民的反抗如何地執拗。這時，在日本官民中，甚至有人提議把台灣以一億圓代價賣給法國的所謂「台灣賣卻論」。</P>        國藉的選擇</P>        日清和平條約第五條裡有規定：「割讓與日本之地區居民，如欲在被割讓地區之外居住者，可以自由變賣其所有的不動產後遷出。為此自本約批准交換日起，給與二年寬限期間。但於上述寬限期間屆滿時，尚未遷出該地區之居民，則任由日本國視為日本國臣民。」，此規定設寬限期間二年，給與台灣居民自由選擇，留在台灣取得日本國藉成為日本國民，或把所有財產變賣而離開台灣，兩者擇取其一。日清和平條約於一八九五年五月八日批准交換因而台灣居民的國籍選擇，最後期限為一八九七年五月八日。</P>       該第五條是日方在和平會議上所提出，當時台灣居民反對割讓，正在準備戰到底，同時也有探究成為獨立國的行動。對日本政府來說，如要避免住民反抗順利領有台灣，則不要強求那些反對割讓的人留在台灣，成為日本國國民。根據此想法，於一八九六年十一月頒佈了「台灣及澎湖列島住民退去條規」。此條規的概要是，凡台灣以及澎湖列島的居民希望離去者，不論永世居民或短暫居住者，均須向官府申告，「土匪」則須先投降、解除武裝後離去，離台者所攜帶的財產免除關稅等。但實際上退離台灣者，一說為約四千五百人，另一說則為六千五百人。無論是那一個數字，都不及人口的百分之一，顯示居民在台灣紮根程度之深。</P>       台灣居民雖然有國藉選擇的自由，但不能說是欣然選擇日本國藉的。倒是因為怕失去長久以來在台灣所建立的生活基礎，不得已在兩者中選擇其一。沒有居民的支持與掩護就難於進行的「土匪」反抗活動，在國藉選擇期限過後仍延續很久，正在說明此一事實。日本政府以及台灣總督府都未採取積極剷除「土匪」或進行強迫居民退出台灣的政策。因為台灣屬於熱帶及亞熱帶，與日本本土的生活環境差異很大，而且風土病與其他衛生條件惡劣，不能立刻將大量日本人遷台從事開發工作，所以為確保開發與經營台灣所需的勞動力起見，居民流出實非所望。</P>       國藉選擇的期限過後，台灣總督府開始嚴格限制台灣中國之間的往來，清國要在台灣設領事館也加以拒絕，同時努力排除清國對台灣居民的影響。結果，台灣居民即使國籍成為「日本籍」，因殖民地命定的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間的關係，分明不能變成真正的「日本人」，在差別待遇的痛苦中，強化了「台灣人」的意識。</P>        後藤新平</P>       日清戰爭結束時，後藤新平在臨時陸軍檢疫部長兒玉源太郎中將屬下擔任事務官長。兒玉與後藤在此時相識，並成為莫逆之交。後藤新平做完檢疫事務，復職內務省衛生局長。此時，為台灣的阿片問題，引起「嚴禁論」與「非禁論」的正面衝突，議論沸騰、意見紛岐。後藤主張「漸禁論」，並提出「有關台灣島阿片制度的意見書」，因而被賞識、起用為台灣總督府衛生顧問。根據後藤的意見書，於一八九七年一月頒佈「台灣阿片令」，設立了阿片的專賣制度。阿片問題使後藤與台灣成為不可分的關係，日露戰爭後，他轉任滿州鐵路總裁對日本的殖民地經營留下巨大的足跡。</P>       台灣人吸食阿片，乃始自荷蘭統治時代的惡習。有一說法，此惡習從巴達維亞的華僑開始，傳入台灣後，再由台灣經由廈門擴及全中國。由此可見，在台灣吸食阿片的歷史悠久，而且因蔓延引起的弊害也很深刻。日清和平會議席上也談到台灣的阿片問題，對付吸食阿片與鎮壓台灣人的武力抵抗，同樣成為日本領有台灣所面臨的重要課題。後藤新平的阿片漸禁政策與專賣制度，除了減少吸毒者和獲取專賣收入的目的外，還有指定阿片中盤及零售商為條件，使各地台灣人協力對付「土匪」，有助於治安目標，不僅一石二鳥，甚至產生一石三鳥的效果。</P>       後藤新平以台灣總督府民政長官身份，於一八九八年三月與第四代總督兒玉源太郎同時來台赴任。兒玉在日本剛領有台灣時，就與原敬、田治郎等在以伊藤博文為首的台灣事務局裡當委員，所以早已與台灣發生關係。兒玉在總督任內，於一九○○年十二月兼任第四次伊藤內閣的陸軍大臣，一九○三年七月成為第一次桂內閣的內務大臣，又兼任台灣總督與文部大臣，日露關係惡化時，辭去內務大臣轉任參謀本部次長，日露戰爭爆發後，即時就任滿州軍總參謀長。因此，兒玉被稱為「缺席總督」，直到與第五代總督佐久間左馬太於一九○六年四月交替以前，八年餘期間無暇顧及台灣統治，實際上一切委任民政長官後藤。          </P>      因而後藤得以實踐他的理論「生物學原則的殖民地經營」。後藤說：「比目魚的眼晴不能改變成赤鬃魚的眼晴嘛。赤鬃魚的眼晴對正地長在頭的兩邊，而比目魚的眼晴則雙雙長在頭的一邊。不能因其形狀古怪，而要把它的眼晴像赤鬃魚那樣改裝在頭的兩邊。比目魚的兩隻眼晴長在一邊，在生物學上是因為有其必要，才會這樣、、、政治上這一點也很重要、、、所以本人在統治台灣時，首先把該島的舊慣制度好好做了一番科學調查，然後順應民情施政、、、不了解這道理而想把日本國內的法制輸入台灣實施的那些傢伙，也就是等於要把比目魚的眼晴突然改變成赤鬃魚的眼晴，根本是不懂真正政治的傢伙！」這種想法有一點像醫生在診病。後藤赴台就任後，根據這個生物學的原理，一方面從事「土匪」的鎮壓，一方面設立台灣舊慣調查會及中央研究所等，實施土地及人口調查。然後以這些調查與研究做基礎，制定台灣統治政策和法律制度。</P>       如此在後藤新平施政之下，開始推行統治台灣與移植日本資本主義所必要的「基礎工程」，台灣財政的獨立以及統治基礎也逐漸在他手上確立起來。</P>鞭子與糖果</P>       殖民地經營並非基於人類愛的「慈善事業」。既然以軍事力量攫取領土，當然亦會招致武力反抗。為抑制此武力，又行使武力，反抗愈激烈，彈壓也愈強烈。後藤新平的「土匪」對策，是徹底的軟硬兼施政策。此外，他以興建現代建築物、鐵路、自來水、電力等來威壓殖民地居民，也即以所謂的「偽裝武備」企圖恢復治安秩序並確立統治關係。        </P>       後藤就任後不久，於一八九八年六月廢止乃木前總督的「三段警備」排除軍隊而以警察為中心對付「土匪」。日本的殖民地統治，在韓國稱之為「憲兵政治」，在台灣則稱為「警察政治」，台灣的「警察政治」是由後藤所創始。在日本統治時代裡，台灣住民對警察的恐懼，甚至會使「哭泣的小孩沈默」的程度。後藤與兒玉上任後，台灣的警察組織顯著地擴大起來，警察力量迅速地浸透、遍及地方各階層，並且配備警察電話網。警察力量建立的同時，於同年八月頒佈「保甲條例」，把始於鄭氏政權時代、於清國時代奠定基礎的保甲制度，加以強化。此時的保甲制度，在警察管轄下加強連帶責任、相互監視、相互密告等，對於鎮壓「土匪」及維持治安發揮強大的威力，又對徹底把總督府意旨傳達給居民這方面產生很大效果。再於十一月公佈「匪徒刑罰令」，對「土匪」「匪徒」加以嚴罰。該刑罰有如秋霜烈日，僅一八九九年一年期間依「匪徒刑罰令」被處死刑者竟達一○二三人，而自後藤就任至一九○二年的五年期間被處刑的「土匪」總數達三萬二千人，超過當時台灣人口的百分之一。</P>       後藤一方面對台灣人加以苛酷的鞭撻，另一方面施以懷柔政策。後藤舉出下列台灣人的弱點：﹝1﹞ 貪生怕死，在高壓、威喝下脆弱；﹝2﹞ 愛錢，容易被利誘；﹝3﹞愛面子，容易被虛名籠絡。如果真如他所說，則應該不會那樣執拗又激烈的反抗才對，但此姑且不論，後藤利用這些弱點的治台政策叫作「治台三策」。後藤的懷柔政策，包括招待八十歲以上的高齡老人出席「饗老會」、邀請儒生參加發表詩作或吟詩的「揚文會」、並優待士紳及名士授與「紳章」等。他又踏襲乃木總督的「土匪降政策」，根據「匪徒刑罰令」第六條的規定「犯本令之罪者向官府自首時，量情減輕或全免其刑。免刑時加以五年以下的監視予以獎勵投降。對投降者除赦免其罪外，又給與更生資金及工作。至今仍在使用的台北至宜蘭的峻急道路乃由投降「土匪」的手所建設。「土匪」投降之際，則學習荷蘭時代，在武裝警察隊伍包圍中隆重舉行「歸順式」，為防止再犯將投降者照相、登錄其姓名。曾發生於「歸順式」上警察槍殺聚集投降者之例子，無論如何，至一九○六年後藤新平離台時，大規模武裝抵抗幾乎完全消聲匿跡。</P>        調查事業</P>      根據「生物學的殖民地經營」原則，進行各種調查研究。首先於一八九八年開始土地調查，並頒佈「台灣地籍規則」及「台灣土地調查規則」。又設「臨時台灣土地調查局」，六年間動員人數達一六七萬、耗費五二五萬圓。據此調查，發現台灣的耕地比調查前所預測的三十萬甲超出很多，實際面積則水田三一萬三七○○甲﹝每甲九七○○平方公尺﹞，其他農地三○萬五六○○甲，共約六二萬甲，成為徵收地租的基礎。清末劉銘傳的清賦措施未能解決的耕地所有權重覆問題，也以補償大租戶的方式解決，而確立以小租戶為地主的現代土地所有權制度。給與大租戶的補償金，則由台灣事業公債來支付。此外，把無人所有的「無主」土地收為公有，將這些土地配給退休官吏或日人經營的公司，以協助日本資金投入台灣事業。而且於土地調查時，採用日本國內未曾使用過的、最新式的三角測量法，對於台灣及附屬島嶼的面積和地形測定、甚至製作正確的地圖，有莫大的幫助。日本放棄台灣後，中華民國的國民黨政權為消滅地主而進行的土地改革，是以後藤新平處理大租戶的方式為規範的。       </P>       繼而於一九○一年頒佈「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規則」，使該會成立，後藤民政長官親自當起會長，可見其熱心的程度。京都帝大教授岡松參太郎、織田萬等多位學者也加入調查會，而其調查與分析的成果則整理成龐大份量的報告書，不僅對台灣的行政，直至今日仍為研究清廷及中國的重要資料。</P>       一九○三年頒佈「戶籍調查令」，以一九○五年十月一日午前零時為基準，進行全面性人口調查。這可以說是台灣史上最初而正式的人口調查，當時的台灣人口約三○四萬人，其內容為台灣本島人﹝台灣人﹞約二九八萬人，佔九七‧八％，﹝閩南系約二四九萬人，佔八二％，客家系四○萬，佔一三％，平地原住民約五萬人，佔一‧八九％，山地原住民約四萬人，佔一‧二％﹞，日本人約五萬七千人，佔一‧八九％，包括中國人在內的外國人約一萬人。此人口統計一般被認為相差無幾，但即使能正確掌握在台日本人的人口，如果考慮尚在抵抗的「土匪」、尤其考慮對山地原住民人口調查困難的事實，則難免會有遺漏。又比較清末的人口推算，原住民人口顯著減少，可想而知除了調查山地原住民時遺漏外，平地原住民的漢化也是主要原因。    </P>

基建”工程       一邊鎮壓「土匪」，一邊進行為台灣經營基礎的土地、舊慣、人口等調查，另一方面，後藤新平為產業開發而著手交通、運輸、港灣等經濟下游的基礎建設﹝以下簡稱“基建”工程﹞。        </P>       日本領有當時，台灣的主要貨幣為硬幣，以通稱「墨銀」﹝墨西哥幣﹞為中心。為了台灣貨幣的統一、產業開發與振興、以及為促進與對岸華南和東南亞的貿易金融，台灣總督府根據一八九七年四月頒佈的「台灣銀行法」，於二年後一八九九年七月設立台灣銀行，九月正式開始營業。台灣銀行法與台灣總督府特別會計法，對「土皇帝」台灣總督的財政權來說，有如車輛的兩隻輪子。台灣的“基建”工程建設所需要的公債，就是透過台灣銀行籌措的，可見台灣銀行擔任的角色如何重要。</P>       至一九○四年，開始發行台灣銀行券。對習慣硬幣的當時的台灣人，紙幣的流通猶如貨幣的革命。接著，台灣銀行於日本國內不用說，在對岸廈門、汕頭、廣州、上海各地，設立分行或辦事處，插入以往被英國或中國資本所把持的，台灣物產的貿易金，努力將之奪回。台灣銀行設立不久，即已達成日本資本主義對中國以及東南亞伸張的先導任務。</P>       台灣總督府於一九○一年頒佈「台灣公共埤圳規則」。埤為貯水池，圳為灌溉用河川，則有關振興農業水利灌溉施設的建造規則，均為開拓新耕地有利的措施。水利灌溉工程於後藤離台之後被繼承下來，因而台灣的耕地面積於一九一九年達到七五萬餘甲。及至一九四一年竟達八八萬餘甲，其中水利灌溉所及的耕地約五四萬六千甲。水利灌溉工程給台灣農業生產帶來飛躍的效果，對地租增收貢獻很大。米的品種改良被積極進行，新品種「蓬萊米」也受日本人所喜愛，大量輸出至日本。</P>       後藤新平對荷蘭統治時代以來的輸出產業之一、製糖業也努力加以栽培。台灣總督府於一九○二年頒佈「台灣糖業獎勵規則」。此規則，與其說對製糖業的「獎勵」，不如說是對日本資本的「優待」，除將土地調查時被確定「無主」的官有地免費讓給日本企業外，又對砂糖蔗苖費、肥料費、灌溉水利費、開墾費、機械工具費等給與獎勵金，對砂糖的製造則提供補助金。後藤對過去舊式製糖技術的革新也很用心，把新渡戶稻造招聘至台灣。此時，新渡戶以生病及不合任官資格為理由而堅辭，但是後藤為其養病准許在辦公室內置放「午睡用寢具」，任官資格問題則暫時以殖產局長「代理」名義，迎接新渡戶。製糖技術與設備的現代化，使砂糖的品質與產量大大地提高，對於增加稅收貢獻很大。日本的砂糖消費自此以便宜的台灣產品來供給，也對節省外匯有所貢獻。當時的台灣製糖業，被稱為「糖業帝國主義」，可見其盛況。從招聘新渡戶時的「午睡優待」，可見後藤新平對台灣總督府必要的人員，不惜以破例的優惠條件，延攬許多優秀人材。 </P>        “基建”工程，雖在台灣領有後即有此構想，但由後藤新平真正著手實行，而在其離職後，也被繼續推行。其中最基本的工程有：港灣的增建改築、鐵路敷設、道路修 改與延長、通信網的建設以及公共衛生的推行等等。台灣領有當初，北部的基隆與淡水以及南部的高雄與安平為主要的港口，但是淡水與安平因內水淺，較大船隻入港有困 難。因此，一方面擴大改建基隆、高雄兩港，以期增進海上交通，一方面在基隆與高雄間敷設縱貫鐵路，使港灣與鐵路連結起來，再將縱貫鐵路與各地的道路連結，努力於陸上交通網的建設。至於通信網的建設，則建立與日本本土間的通信設備，在台灣各地開設郵便局與電信局。有關公共衛生，則迅速開設台灣醫學院栽培醫師，同時在各地建設總督府立醫院。又透過強力的警察組織，徹底隔離傳染病患者，對居民強制種牛痘及傳染病的預防注射。        </P>       這些由台灣總督府推行的“基建”工程，對台灣產業的提昇與居民健康的改善，有很大的裨益。但是必要的經費，與清末劉鉻傳改革一樣，完全以「就地取糧」為原則，幾乎全部由台灣徵收的租稅、台灣事業公債及專賣收入來應付，道路的修改與延長，則透過保甲制度，通常動員居民以勤務勞動來完成。</P>       前已說過，殖民地經營非「慈善事業」。對實踐「以生物學原則」經營殖民地的後藤新平來說，並不必要殺雞取卵，將生金雞蛋的這隻台灣母雞養肥，盡量使牠長久繼續生蛋方為上策。“基建”工程是為達到此目的而做的「基礎工程」；交通網與通信網的建設，使台灣人的生活圈與經濟圈變得既廣又深。然而，被迫與清國隔離，又在日本人岐視中，台灣人的意識漸漸強化起來。</P>徹底鎮壓</P>       兒玉總督與後藤長官在任中，對台灣經營達成多項成果。其中常被提起的是自一九○五會計年度起辭退日本政府對台灣總督府的特別補助金，自領有以來僅十年就實現了台灣的財政獨立。後來，東京帝國大學教授矢內原忠雄曾經評論說：「台灣對於本國財政及經濟來說，實在是最有價值的殖民地」。       </P>       兒玉總督於一九○六年離職後，由陸軍上將佐久間左馬太於同年四月就任第五代台灣總督。不到一年，後藤新平也離去台灣。其後，於一九一五年五月陸軍上將安東貞美就任第六代總督、一九一八年六月陸軍中將﹝後來昇為上將﹞明石元二郎就任第七代總督、一九一九年十月文官的田健治郎就任第八代總督。在田健治郎就任之前，從樺山資紀到明石元二郎都是武官，通常被稱為「前期武官總督時代」 (1895-1919)。在此期間，總督主要的任務，是鎮壓「土匪」與殖民地的基礎建設。佐久間總督的任期自一九○六年四月起至一九五十年期間十九名總督中間在任時間最長的。在其任內，他對「土匪」的鎮壓以及對頑抗的山地原住民的彈壓，即所謂「理蕃事業」不遺餘力。</P>       山地原住民，本來就未曾在荷蘭、鄭氏政權或清國的統治下服屬過，統治勢力也未徹底鎮壓使其服屬。山地原住民，迴異於接受統治勢力教化、與移民交流或通婚而漢化的平地原住民，既對交替的統治勢力毫無關係，服屬更是無緣。他們反而對侵犯自己生活空間的外來者，日益產生反感。對這些山地原住民的彈壓作戰，由佐久間總督開始正式進行。一方面以軍隊、警察及隘勇﹝監視員﹞等展開大規模武力行動，另一方面，將自清國統治時代沿襲的山地原住民居住區域與移民居住區域的境界線、「隘勇線」加以延長，致使山地原住民的居住區域被侵食而縮小。受總督府的現代裝備與大規模包圍所迫，山地原住民終於被封入中央山脈的山谷中。如前所述，昭和天皇於一九二三年以攝政宮裕仁親王身份訪台時，將原住民名稱由原來的「蕃人」改為「高砂族」。如想到平地原住民已漢化，則可瞭解此所謂「高砂族」主要是指山地原住民而說的。</P>      佐久間總督的任內，也曾發生過數次武力反抗事件。其中主要的有一九○七年十一月反抗日本企業獨佔樟腦的「北埔事件」、一九一二年三月反抗「無主」林地配給三菱製紙的「林杞埔事件」、以及一九一三年十二月羅福星起義未遂的「羅福星事件」，但是都一一被鎮壓下來。</P>         替代佐久間總督的安東貞美總督，幾乎於一九一五年六月赴任同時，發生了大規模起義的「西來庵事件」﹝又稱「乾巴尼事件」﹞。此事件以建立「大明慈悲國」為目的，波及台灣全島，但被鎮壓，被判死刑者八六六名。但是執行九五名後，適逢大正天皇即位大典而特赦，七六六名獲減刑為無期徒刑。以此「西來庵事件」為界，台灣人的大規模武裝反抗至此結束。而且另一種新的反抗、合法政治運動又展開起來。</P>       安東總督的繼承者、明石元二郎總督在任僅一年多，即病歿於任內。死後依其遺志將遺骨運至台灣，他是「屍骨埋在台灣」的唯一台灣總督。 </P>

第七章      殖民地的現代化同化政策</P>       以一九一五年的「西來庵事件」為分界，漢族系台灣人的大規模武力反抗總算被制壓。此時第一次世界大戰己爆發，日本也已參戰。但戰場均在歐洲大陸，日本國內卻為戰爭景氣沸騰著，因而被譏為「趁火打劫」。作為日本的殖民地，台灣也得到了庇蔭。受惠於好景氣的影響，相當數目的台灣人留學生前往日本本土接受高等教育。戰爭快要結束的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俄羅斯發生革命，產生社會主義政權，提倡殖民地解放與民族獨立。翌年一月，美國威爾遜總統又向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和平會議呼籲「民族自決」，使殖民地統治下的人民抱起很大的希望。受此影響，於一九一九年在朝鮮發生獨立為目標的「三一事件」。像這樣殖民地解放的世界潮流，對台灣人產生了不少影響。</P>       一方面，明治維新以後長期繼續藩閥及官僚政治的日本，於一九一八年九月，政友會的原敬內閣掌權後，總算開始有政黨政治的端倪。日本的政黨政治對台灣總督人事起了強烈反映，從前的武官總督被調換，為文官總督開了路。原內閣於翌年八月將台灣總督府官制修正，把限定陸海軍上將或中將的總督任用資格放寬，使文官就任成為可能。同時設立新的台灣軍司令官。而且當文官就任台灣總督之時，規定軍政與軍令由台灣軍司令官統轄。總督僅有一般政務的統理權，若因維持治安必要時，可請求台灣軍司令官調派兵力使用。</P>       原敬還是外務次官的一八九六年二月，曾向台灣事務局提出「台灣問題二案」﹝同化政策與非同化政策﹞，仿照法國殖民地阿爾吉利亞，主張「內地延長主義」的同化政策，以作為統治台灣的基本政策。原的此一提案雖未被否定，但與後藤新平的「生物學原則的殖民地經營」明顯地有所不同。日本政府與台灣總督府所採取的政策，既非原敬的急進同化政策，也不是後藤新平比喻「比目魚與赤鬃魚的眼睛」的非同化政策，而是走中間路線的「漸進同化政策」。</P>       原敬就任首相後，即邁向實現自己的理論。不但更改台灣總督府的官制，同時對台灣總督的立法權也加以限制。授與台灣總督立法權的一八九六年「六三法」，原來係以三年為期的有時限立法，但經再三延長後，於一九○六年改為有效期限五年的法律第三一號「有關在台灣施行法令的法律」﹝「三一法」﹞。但是「六三法」與「三一法」在本質並無差異，主要是對付侵犯帝國議會的立法權與違反帝國憲法的所謂「國會對策」。原內閣於一九二一年三月，制定法律第三號「有關在台灣施行法令的法律」﹝「法三號」﹞，以代替「三一法」。如依「六三法」或「三一法」，則在台灣施行的法律是以總督命令的律令為原則，但「法三號」則以日本的國內法在台灣施行為原則，唯一例外是承認台灣總督的律令制定權。該「法三號」與原敬早先隨附「台灣問題二案」提出的根據同化政策的「法律案」內容，幾乎同出一轍。        </P>      在原敬內閣之下，於一九一九年十月，田健治郎被任命第一位文官總督，而陸軍上將柴五郎被任命為台灣軍司令官。此時的田健治郎，雖不是原敬所領導的政友會黨員，但也算屬於「政友會派系」。而且，田與原敬都是日清戰爭後台灣事務局的委員。同時曾參與策劃台灣統治基本政策的立案，而支持原的同化政策。田總督與樺山資紀一樣，是所有台灣總督中唯有的兩位當過大臣者。由於田被起用就任總督，可看出原對台灣統治的意念與熱心。</P>政治運動</P>       異族的殖民地統治，因把被統治民族的傳統文化加以破壞、強制政治隨屬、再加上經濟上的壓迫，必然惹起被統治民族的反抗運動。日本的台灣統治也不例外。反抗運動有武力反抗與政治運動。台灣的情形則以一九一五年的「西來庵事件」為界，「非法」的武力反抗漸漸轉變成為合法的政治運動。</P>       台灣人最初透過合法的政治組織，反抗日本的殖民地統治，是一九一四年十二月產生的「台灣同化會」的運動。台灣同化會以明治維新元老、板垣退助為中心，由台灣中部首富、居住霧峰的林獻堂等的奔走而組成，是以「由內地人﹝日本人﹞與台灣人共同組織，相互敦睦交際，促進同化以回應一視同仁的皇猷。」為宗旨。但是，參加此運動的台灣人真正的目的，不在與日本同化，而在追求與日本人平等的待遇。因此該運動在總督府的強烈彈壓與在台日本人的中傷之下，被認為有「妨害公共安全」，翌年二月台灣同化會受命解散。雖然台灣同化會僅維持兩個月，但是卻將散居在台灣各地關心政治的台灣人同志結合起來，對以後的台灣人政治運動產生了很大作用。此時，原為公學校教員的蔡培火，因在台灣同化會裡替林獻堂與板桓退助做通譯，被怪罪而遭免職，得了林獻堂的資助到東京高等師範學校留學。後來在東京，蔡培火居中將林獻堂介紹與許多台灣留學生相識。</P>       根據台灣總督府的統計，台灣人留學日本，自一九○一年左右開始，以後年年增加，至一九一五年人數已達三百餘名，及至一九二二年數目竟激增為二四○○名。這些留學生，受到推翻二千年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及俄羅斯革命的衝擊，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民族自決的潮流中，受各國殖民地民族運動的刺激，又被日本本土大正民主風潮的強烈影響。這一時期台灣留學生的心情，可以從一九二○年七月創刊的『台灣青年』創刊辭看出端倪。該辭高呼著：「諸位！起來吧，時機已經來到。見義不為者，乃是懦弱無能之輩。抗拒世界潮流者，為文明落伍之流、、」。</P>        一九一八年末，由蔡培火奔走的結果，組成以台灣留學生為中心的「啟發會」。目的在於研究「以何種方式把台灣人解放、由目前的桎梏拯救、、、」，林獻堂被推選為會長。當前的目標雖以「六三法」﹝改為「三一法」，但一般仍稱為「六三法」﹞的廢除運動為主，但是啟發會不久於發展中解散。一九二○年一月重新改組為「新民會」。表面上，新民會以「研究台灣所有應革新事項，追求文化向上」為目的，但是真正的意圖，是實現台灣人地位的改善及向上。新民會將學生會員附屬於傘下的「台灣青年會」，創辦『台灣青年』月刊，蔡培火擔任發行人。『台灣青年』是台灣史上、台灣人發行的最初的政論雜誌。</P>       於一九二二年四月雜誌名稱改為『台灣』月刊。第二年四月又改為漢文的半月刊『台灣民報』，十月起成為旬刊。後來於一九二五年七月發展成為週刊，自一九二七年起獲淮在台灣發行。一九三○年三月改稱『台灣新民報』週刊，一九三二年四月終於發展成為日報。</P>台灣議會設置請願</P>       新民會雖然繼承啟發會的「六三法」廢除運動，在辯論中明治大學法科畢業、後來當律師的林呈祿認為：「六三法」廢除運動是台灣人自己否定台灣的特殊性，反而去肯定原首相及田總督的基於所謂內地延長主義的同化政策。所以主張中止該運動，而根據殖民地自治的理念，提倡要求設立強調台灣特殊性的「台灣議會」請願運動。林呈祿並將其主張整理成題為「六三問題的歸論」的論文，登載於『台灣青年』。此論文給予台灣人的合法反抗運動帶來「設立台灣議會請願運動」這一決定性目標，所以具有重要意義。諷刺的是，林呈祿論文的論點，即是帝國議會內政府委員與反對派議員、後來包括在野黨議員的有關「六三法」「三一法」「法三號」的論點，好像將其矛盾整理加以指摘的。後藤新平以「教育有如一把多刃的劍」為由，論述對殖民地的人民只需最低限度的教育。他的話似乎沒有說錯。</P>       新民會會長林獻堂，雖然把運動的目標定為爭取台灣自治，但是自治運動如果走向極端，惟恐引起與日本政府及台灣總督府的同化政策正面衝突。根據這個判斷，又提防妄加不必要的刺激和避免無用的彈壓與犧牲，所以規避主張要求完全的自治。而自制地主張爭取「半自治」的設立台灣議會請願運動，以要求對台灣總督的立法權、及對財政權特別會計的編制預算擁有協贊權。新民會贊成林獻堂的主張，依行使帝國議會的請願權，決定請願要求制定「台灣統治法」。再根據該法設立「台灣議會」。</P>       自一九二一年一月起，為追求日本統治下的台灣自治，一項現代化而合法的民族運動，「設立台灣議會請願運動」就此展開起來。一直到一九三四年二月最後請願運動停止以前，十四年期間鍥而不捨地向帝國議會請願共一十五次。當第一次向帝國議會提出請願書不久，日本政府提出代替「三一法」的「法三號」法案、而原首相和田總督在帝國議會裡自信滿滿地在說明同化政策之際，在東京發生贊同該政策的朝鮮人，追求中央參政權運動的領導者閔元植被自己人暗殺的事件。這對於反對同化政策的設立台灣議會願運動的人士是一大鼓勵。</P>       依日本政府及台灣總督府看來，請願雖然表面上是以追求自治為目的，但其終極目標在於台灣獨立，所以加以警戒。帝國議會以「不裁決」、「不上呈」、「審議未了」其中任擇其一應對之，結局台灣議會的設立未能實現。</P>       對此運動不但表示理解，而且著論從旁支援的日本人學者，有東京帝國大學教授的矢內原忠雄、京都帝國大學教授的山本美乃越、明治大學教授的泉哲等，還有向帝國議會請願時擔任介紹的貴族院議員江原素六、山協玄、渡邊暢，以及眾議院議員田川大吉郎、清瀨一郎、神田正雄、清水留三郎等人。不用說，這些日本人的支援使台灣人勇氣百倍。以全台規模展開的設立台灣議會請願運動，產生了許多台灣人政治領導人才。雖然在殖民統治之下，台灣人做為現代市民開始有所覺醒，日本憲警的彈壓加強了台灣人意識，意義重大。</P>

總督府的對策</P>       第一次設立台灣議會請願書提出後，一九二一年十月台灣，由宜蘭出身的蔣渭水醫師奔走結果，創立「台灣文化協會」於台北。台灣文化協會以「助長台灣文化的發展」為目的，集結一千餘名會員。林獻堂膺選為總理，蔣渭水為總幹事，蔡培火等四一名當選為幹事。因為當時的情況不允許政治結社，所以標榜 「發展文化」。但與東京的新民會台灣青年會連攜，一方面展開文化活動，努力於喚起台灣人的民族自覺，而成為在台灣實際推動設立台灣議會運動的母体。這些台灣人團体的領導者，幾乎都是相同的那些人所屬會員也多數重複。因為日本本土與台灣法域不同，對結社取締標準有所差別，這是為著要在嚴密監視下的台灣活動的權宜措施。</P>       第一次請願書提出後，田健治郎總督立即對林獻堂等人嚴厲警告說，絕對不能容認設立台灣議會，並要求撤回請願書。又以既有的「台灣總督府評議會」來代替台灣議會，加以利用。把林獻堂及與總督府協力的八名台籍「御用紳士」，一併任命為評議會委員。此評議會只不過是「附屬於總督，應其諮詢陳述意見」而已，到底不能與台灣議會並論。</P>       不顧總督府對他懷柔，林獻堂毅然參加第二次請願。田總督一邊設法說服林獻堂，一邊向債權者的金融機關施壓，迫使林獻堂一時脫離設立台灣議會請願運動。這時候，設立台灣議會請願運動己經與台灣文化協會分開，並有新設「台灣議會促成同盟會」的構想。因被台灣總督府察知，而立即將國內法的「治安警察法」適用於台灣，以對付新設立的台灣議會促成同盟會。那是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的事。翌一九二三年一月，蔣渭水等根據治安警察法，寫下台灣文化會不涉及政治的切結書，並提出台灣議會促成同盟會的結社申請，但被總督府以「保持安寧秩序」為理由禁止結社。並以林獻堂的堂弟參加台灣議會促成同盟會為由，把林獻堂的總督府評議會委員職位罷免。</P>       總督府為對抗台灣青年會，在東京指使陳金水等人準備組成「同仁會」，以推行基於同化政策的中央參政權運動。但是因被台灣留學生瞪白眼，未能組成。又擁立曾把日本軍從基隆引入台北城的台灣屈指的「御用紳士」、同時也是總督府評議會委員的辜顯榮，讓他開辦對抗台灣文化協會的演講會。但因辜顯榮重覆地強調「吾人寧可做太平狗，不可做亂世暴民」，而引起台灣人的反感，總督府的計劃歸於失敗。總督府仍不以此為足，集合辜顯榮、林熊徵等所謂「有力者」的「御用紳士」，著手組織「台灣公益會」。雖然總督府期待以辜顯榮為會長的台灣公益會成為「與文化協會以及設立台灣議會請願運動關係人士對立的一大勢力」，然而誠如總督府自己的記錄所寫：「會員並無任何卓見或熱情，多半依附現實，迎合官憲而入會、、、慨無可觀活動」，終以「龍頭蛇尾」收場。</P>       於一九二四年第五次請願時，總督府看見台灣與東京兩地台灣人的狂熱情況，為對抗請願運動而利用「御用紳士」，在辜顯榮的家裡召開「全島有力人士大會」。參加此大會的「有力者」共二八名。誦讀事先準備好的決議文，以譴責請願運動係少數野心家所策動而草草收場。對「全島有力者大會」憤懣的台灣文化協會及設立台灣議會請願運動的關係人士，立即在台北、台中、台南集結數千人召開「無力者大會」，決議如下：「吾人為維護吾人的自由與權利，決意將偽造輿論、蹂躪正義的自稱全島有力者大會的怪物加以撲滅」。「有力者大會」僅二八名，「無力者大會」則達數千名，台灣人支持那一邊，不問而知。</P>治安警察法違反事件</P>       在台灣被禁止的台灣議會促成同盟會，立即於東京以同名、同目的、同會員成立組織，並得到內務大臣的許可。在東京成立的台灣議會促成同盟會的會員，於完成第三次請願後返回台灣。台灣總督府以「法域雖不同，會員大部分係舊結社會員，會名又相同，而且在台灣島內活動」為理由，於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六日由台北地方法院三好一八檢察長指揮，動員所有的警察，將台灣文化協會與設立台灣議會請願運動一干人士以違反治安警察法嫌疑而加以逮捕。同時禁止有關此事件的報導，並採取檢查所有發向日本本土的電報及書信的徹底措施。在這次「治安警察法違反事件」中，九九人受傳問，家宅被搜索。其中被拘留者四一名，蔣渭水等十八名於翌一九二四年一月被起訴。第一審因以「證據不充分」全体獲判無罪，第二審則蔣渭水為首的八名被判三至四個月徒刑，蔡式榖等五名被判科罰金一○○圓，均依參加請願運動的份量比例而處罰。雖然後來蔣渭水等提出上訴，但是一九二五年二月的第三審維持第二審判決，刑罰就此確定。</P>       三好檢察長在法廷論告時，引用清國全權大使在日清和平會議向伊藤博文所說的「台灣人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並舉日本自一九一五年領有台灣以來的「土匪叛亂」為例，強調台灣人反叛的民族性。他說台灣人沒有資格要求自由權利，台灣人如不喜歡同化政策，應趁早離開台灣云云。辯護律師渡邊暢﹝貴族院議員﹞對此提出反駁說：﹝1﹞ 該結社是一旦在台灣被禁止解散後，在東京以同名、同目的設立的結社，在法津上絕對沒有問題，﹝2﹞同化政策雖然是政府的政策，反對並不能說是叛逆，﹝3﹞將台灣議會促成同盟會在東京的合法行動在台灣處罰，這是忽視法域不同的事實，﹝4﹞叫反對同化主義的人離開台灣，如何能同化不同民族？此外，清瀨一郎﹝眾議院議員﹞又這樣辯駁：﹝1﹞ 把請願當作叛逆的心理拿來統治台灣，永遠不能使台灣人心服，﹝2﹞同化政策已是陳腐的想法，﹝3﹞甚至合法的政治運動也要以強權壓迫，這種做法會惹起更大的問題，﹝4﹞ 司法有如多刃之劍，如以偏見運作，則國家與被告均會受傷害。清瀨辯護律師提到三好檢察長「台灣人如不喜歡同化政策，應離開台灣」的論告時，抑制不住他的感情，加以辯駁說：「在台灣土生、土長，同時做為帝國臣民的台灣人，只因反對同化政策，就命其退出台灣的話，無論在國法、或在人道上，都是不可原諒的暴論」，言辭慷慨、聲淚俱下，使法廷大受感動。渡邊暢與清瀨一郎因此次審判機會，在貴族院和眾議院裡成為介紹設立台灣議會請願議案的議員，一直協助到請願運動停止為止。</P>      台灣總督擁有在台灣的司法權，審判官與檢察官又都在他的指揮之下。當然，治安警察法違反事件審判的結果，自始即可預料。但是透過審判的過程，使要求自治的正當性、以及問題本質得以明朗化。而且更可貴的，是台灣人的民族運動首次以法廷鬥爭的方式爭辯，對培養法治國家的市民意識，有不可衡量的意義。                                    </P></P>       蔣渭水在判刑確定同時，立即被收監。但其他人即儼若赴前線的英雄壯士一般，盛大歡送會之後，在同志與市民示威遊行中歡送入獄。又於出獄時，像迎接凱旋戰士一樣，受到熱烈的歡迎。自此以後，凡為政治運動入獄的政治犯則被視為英雄，數月或一、二年的入獄被視作「附有伙食的免費旅館」。但是，這樣的認識與感覺，雖然在殖民地之下，因為是在「法治國家」才可通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中華民國國民黨政權之下，則行不通。因此，「二、二八事件」時，台灣人的領導者與知識份子無可奈何地被犧牲。</P>台灣文化協會</P>       台灣文化協會直到一九二七年分裂以前，留下了很多足跡。其活動始於出版會報，會報第一號曾刊載蔣渭水的「台灣臨床講義」。根據此文，台灣的狀況是「原籍：中國福建省，現在：日本帝國台灣總督府」「病狀：道德敗壞、迷信、知識淺薄、卑賤、懶惰」「診斷：世界文化的低能兒、缺乏知識營養」「治療：補給知識營養」這可說是對自己的嚴厲批判。像蔣渭水的這樣刺激性的表現，對當時的台灣人來說，是很大的衝擊。台灣文化協會除了推行設立台灣議會請願運動外，同時也擔任補給台灣人「知識營養劑」的任務，展開了種種文化活動。</P>       台灣文化協會的活動當中，包括在台灣各地設立「讀報社」提供新聞與雜誌，週末及節日舉辦「文化演講會」，由劇團上演新劇，由「美台團」放電影等等。這些活動的目的，是在啟蒙台灣人意識、增進知識、對政治關心，尤其是喚起對日本殖民地統治批判。其中的文化演講會，在治安警察法適用於台灣後，僅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六年四年期間就舉辦約八○○次之多，在台灣各地吸引聽眾總計超過三○萬人。不用說演講會，凡是所有的活動都是根據治安警察法，在警察的嚴密監視與取締下進行的。但是，警察的干涉或與警察的衝突，反而增進了台灣人意識。台灣文化協會創立至分裂的六年期間，可以說是「台灣人的復興」。此六年，是所有各派勢力凝集在一起的一個重要時期，被稱為台灣民族運動的「統一戰線時期」。</P>       但是，結合所有勢力的結果，反而孕育分裂的種因。此外，林獻堂為首的領導者都是中產階級或中產以上的資產家，也是不可忽略的原因。由一九二一年的中國共產黨與翌年日本共產黨的成立可以看出，那時己經是共產主義運動高揚、階級鬥爭抬頭的時代，台灣也未能逃避其影響。所謂台灣人「統一戰線」，原來是在台灣文化協會下不分民族主義或社會主義，也即無右派左派之分別所結合。因此，從民族運動的設立台灣議會請願運動一直到農民鬥爭及勞動爭議，都加以領導。而且，因為都在強權之下被壓制，所以對「合法反抗運動」產生疑問和批判，漸漸由思想論爭發展至路線鬥爭，終於台灣文化協會的主導權落在左派的掌握之中。分裂後，右派的蔣渭水與蔡培火等人，於一九二七年七月組成台灣史上最早的合法政黨「台灣民眾黨」，可惜己失去過去台灣文化協會的氣勢。台灣民眾黨在蔣渭水的領導下漸漸傾左，因此右派的林獻堂和蔡培火等又脫黨，另外於一九三○年八月組成「台灣地方自治聯盟」。台灣民眾黨由於領導階層的分裂，加上一九三一年二月的禁止結社命令，成立不到四年就被迫解散。</P>       另一方面，台灣人民族運動的最左翼「台灣共產黨」，在共產國際的指導與援助下，一九二八年四月在上海法國租界成立。因台灣係日本的殖民地，台灣共產黨在組織上成為日本共產黨的「台灣民族支部」，編制在其指揮與命令之下。台灣共產黨組黨之際，謝雪紅等台灣人七名與中國共產黨代表彭榮、朝鮮人共產黨員的呂運亨均予列席。在此特別要提的是，台灣共產黨的綱領裡，曾經舉出「台灣民族的獨立」與「建立台灣共和國」，對日本的台灣領有權由正面加以否定。台灣共產黨自組黨以後，無論在中國或日本，甚至在台灣也始終沒有越出地下活動的範圍。因而侵食左派所控制的台灣文化協會，一九三一年終於完全掌握其主導權。但是同年六月台灣共產黨員全部被逮捕，年底台灣文化協會幹部也遭到撿舉，台灣文化協會遂壽終正寢。台灣地方自治聯盟也於一九三七年七月，中日戰爭爆發一個星期後自動解散，自此台灣人的政治運動就消聲匿跡了。</P>        教育的充實</P>        後藤新平依據「教育有如一把多刃的劍」的想法，對施予台灣人必要以上的教育是消極的。但是，隨著產業的發展，必要養成台灣人成為現代產業的勞動工人、下級官員以及中堅技術人員，總督府不得不設法充實學校教育。</P>       清國統治下的台灣教育，在通稱「書房」的私塾裡進行，總督府於領有台灣的翌一八九六年，在台北設立「國語學校」。其他台灣各地也開設「國語傳習所」。國語學校分為養成教員的「師範部」﹝後來的師範學校﹞與實施中等教育的「國語部」二部份，各地的國語傳習所自一八九八年起成為台灣兒童初等教育機關的公學校。一八九九年設立「台灣醫學校」。後來到一九一九年，陸續在各地開設中學、高級女子中學及職業學校。與清國統治時代的教育相比，縱然有隔世之觀，然而因政策上與日本本土的教育体系隔絕的關係，往日本本土升學之路是封閉的。值得一提的是，在台灣的日本兒童及學生係就讀於與日本本土一樣的「小學校」及「中學校」，由此可見對台灣人的差別，以及對「教育有如一把多刃的劍」警戒的端倪。</P>       文官總督就任與同化政策的推行，使台灣的教育改頭換面，變得更為充實。透過第一次世界大戰，日本及台灣均受到戰爭景氣的恩惠。活躍的產業，國民所得顯著的增加，有助於台灣教育機關的整備與增設。同化政策之下，本土與台灣的教育制度也實行一元化。及至一九四四年日本將台灣放棄的前一年，教育統計數字達到：小、公學校一一○九校、學生數九三萬二四七五名，師範學校三校、學生數二八八八名，職業學校一一七校、同三萬二七一八名，高級女子中學二二校、同一萬三二七○名，中學校二二校、同一萬五一七二名，高等學校一校、同五六三名，專門學校四校、同一八一七名，帝國大學一校、同三五七名。尤其一九四四年的兒童就學率竟達九二‧五％之高，雖說在戰時体制下養成戰鬥人員為當務之急，如果與各國殖民地的教育狀況相比較，就可看出日本格外傾力於台灣教育的普及。</P>       日本對殖民地台灣教育的重視，比起英國的殖民地馬來亞，值得特別一談。英國自一七八六年起侵入馬來亞，但是過了一世紀半後一九四八年才設立唯一的大學﹝馬來亞大學﹞。反觀日本於一九二八年設立台北帝國大學時，是領有台灣後僅三三年的事。為設立大學必須先設立小學校、中學校、高等學校。由此則可看出，英國對馬來亞與日本對台灣的教育態度，真是有天壤之別。今天馬來亞雖然與新加坡分離獨立，新加坡比較好些，馬來亞則苦於必要的人材不能自給。在台灣化學界有獲得諾貝爾獎的科學家﹝李遠哲、台灣大學修完學士課程後留美﹞，醫學界即有與世界先進國家比美的水準。筆者無意肯定日本的殖民地統治，但是若沒有日本殖民地下的現代化，尤其是教育的充實，則可能沒有一九七○年代後台灣經濟的突飛猛進，或會遲延發展，是可以想像得到的。</P>       確如後藤新平所擔心，充實的教育提高了台灣人的民族意識，助長了對殖民地統治的反抗運動。但是，日本的台灣統治最大的「遺產」是“基礎”建設中軟性的教育，無此則台灣人做為一個現代市民的覺醒，恐怕會大大地落後。又於殖民地統治下的台灣，大部份教師比起日本官吏及警察，負有更強烈的使命感，並具有優秀的人格，因此備受台灣人的敬愛與信賴。</P>       今天在台灣人老一輩中可看到的親日感情，起因於這些日本人教師的感化，成分可說很大。日本放棄台灣之後，成為新統治者的國民黨政權，將這一段日本殖民地下的教育指為「奴隸教育」，那不過是缺乏對近代市民意識認知的為政者，為了隱蔽自己獨裁腐化的政治，欲把責任轉嫁於他人的借口而已。</P>振興產業</P>       由一九一九年田健治郎就任開始，文官總督共有：內田嘉吉、伊澤喜男、上山滿之進、川村竹治、石塚英藏、太田政弘、南弘、中川健藏等九人，一直延續到一九三六年九月，被稱為「文官總督時代」﹝1919-1936﹞。 其後，為因應中日戰爭以及太平洋戰爭，再度起用軍人的小林躋造﹝海軍﹞、長谷川清﹝海軍﹞、藤利吉﹝陸軍﹞ 擔任台灣總督，稱為「後期武官總督時代」(1936-1945)。 後藤新平所推行的 “基礎”建設與產業振興，在文官總督時代被繼承下來，於戰時体制下的後期武官總督時代，更加速而進行。</P>       依據一九一七年的統計看下基建設與產業振興的成果，則大約如下：基隆與高雄港口的建設、鐵路由一○○公里延長至六○○餘公里、基隆至高雄有如台灣動脈的縱貫鐵路全線開通。水利灌溉事業的建設也有進展，耕地面積由六四萬增至七四萬甲。食米生產由二五○萬石倍增至五○○餘萬石，砂糖生產則由三○四一萬公斤飛躍增加十一倍達到三億四四○○餘萬公斤。至於貿易，不但轉虧為盈，輸出增加九‧八倍，輸入則增加五‧四倍，計有五六八七萬圓盈餘。總督府的公營事業收入由二五一萬圓增加四‧七倍而達到三六九六萬圓。另一方面，人口也由三○○萬增加到三六○萬人，成為振興產業不可缺的勞動力。</P>       日本政府在領有台灣當初，每年撥給台灣總督府約七○○萬圓的補助金，預定十三年後台灣的財政可以獨立。但是由於產業發展順暢以及專賣與地租收入等增加，台灣提早於一九○五年完成財政的獨立，其間自國庫僅得到補助金二四二四萬圓。二年後的一九○七年開始，甚至有能力資助日本政府的財政，台灣竟成長為「會生金蛋的母雞」。然而，透過這樣醒目的產業發展，台灣的經濟卻與政治一樣完全被殖民化，也即從屬於日本經濟，這是不能忽視的。</P>       在這期間，台灣各地出現大規模的現代式建築物。這是後藤新平所倡導的「文裝的武備」，也即為補助殖民地統治下的武力配備，驅使現代文明的偽裝來威壓，以對付反抗運動。在台北新市街中心所建設的總督府，就是其中最鉅大者。總督府於一九一二年開工，費了七年歲月於一九一九年落成。二一○○坪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樣式、以紅磚砌造、威風凜凜的堂堂雄姿，對當時的台灣人來說是足夠畏怖的吧。這座象徵日本統治台灣的建築物，於今日成為中華民國國民黨政權的「總統府」，仍然繼續「威壓」著台灣人民。        </P>       在交通方面，有縱貫鐵路的中部海岸線、八堵與蘇澳間的宜蘭線、高雄連結屏東與枋寮的屏東線的通車，基隆港第二期工程的完成，全島道路網的建設擴張等等。而且，為發展農業所需的水利灌溉施設，即有嘉義與台南為中心的南部平原嘉南大圳，與桃園為中心的北部平原桃園大圳，水利灌溉達到全部耕地的五五‧五％。此外有日月潭發電所及大甲溪發電所的建設，計劃以增強產業所需動力。一九三五年前後的台灣，己有水力發電所二六處、火力發電所九處，至此發電所的建設可說已告完成。</P>       台灣總督府於一九三五年十月，在台北舉行「台灣始政四○周年記念大博覽會」。那時中華民國國民黨政權曾派遣以福建省與廈門市幹部為主要成員的視察團，除了參觀博覽會外，仔細地視察日本統治下台灣的施政。視察團歸國後，於一九三七年發表題名『台灣考察報告』的報告書。該報告書大大地稱贊日本的台灣統治，並有「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日本人能為甚麼中國人不能」「僅只四○年的經營，台灣與中國的差別如此驚人！」等評語，不但沒有批判日本帝國主義的台灣統治，而且為其成果驚愕而贊不絕口。</P>霧社事件</P>       一九三○年十月二十七日早晨，在中央山脈中部的霧社，發生山地原住民襲擊日本人的事件。當天是霧社公學校運動會的日子，日本人與漢族系台灣人父兄及子女聚集在一起。開會甫開始，以升旗為信號，約有二○○名武裝的山地原住民突然衝入會場，幾乎將所有日本人全部殺傷後，繼而向警察駐在所、辦事處、官舍逐一加以襲擊。佔據三日之後奪取取武器彈藥，向山區退去。此次襲擊，共有日本人一三二名遭殺害，二一五名受傷，還有穿著和服的台灣人二名也被誤認為日本人而被殺死。這次「霧社事件」，因為僅以殺害日本人為目的，可以看出事件的特徵。        </P>       當時石塚總督立刻請求台灣軍司令官派軍隊支援，而出動了八○○餘名。此外尚有武裝警察及漢族台灣人壯丁團﹝相當於青年團﹞合計派遣二七○○餘名，開始征討。此次征討曾使用過轟炸機、毒瓦斯，經過五十幾天 的苦戰後，終於加以鎮壓。參加此次起義事件的，是居住於霧社的十二社山地原住民中間的六社，其人口計約一四○○人。在征討過程中，二七六名被殺害，剩餘的人被強制遷移到依附總督府的山地原住民居住地。但是，翌一九三一年四月，又因別部族的襲擊而有二一○人被殺害，稱做「第二霧社事件」。</P>       霧社事件發生在日本的台灣統治已經上軌道、原住民的教化也有了進展、「理蕃政策」的成功正被歌頌的時候，因此所受的衝擊也更大。起義人員的中間，有一位畢業於總督府立台中師範學校、且曾任警官、使用日本名字「花岡一郎」的，竟也牽涉在內。迫使日本政府以及台灣總督府對原住民政策不得不重新檢討，甚至發展到石塚總督與人見次郎總務官引咎辭職。</P>       霧社事件的發生，被指出起因係對日本統治的不滿，其中特別是對討伐與強制勞動、官憲的傲慢態度、假借權勢以誘惑婦女等因憤怒而爆發。雖然如此，原住民的日語教育普及率，比較漢系台灣人為高。直到今日，日語仍然是原住民部族間的共通語言。又進入太平洋戰爭後，全以原住民編成的「高砂義勇隊」，在東南亞戰線為日本國奮勇而戰，是眾所週知的事實。因此，若因霧社事件而把日本對原住民的教化與政策一律斷定為失敗，則未免太過武斷。</P>

第八章   第二次世界大戰  <P>皇民化運動</P>       一九三一年九月發生滿州事變，翌年三月「滿州國」建立，中日關係一直惡化下去。至一九三三年日本退出國際連盟，加深了在國際社會的孤立。然後於一九三七年七月發生「蘆溝橋事件，發展成為中日戰爭。進而於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戰爭勃發，日本向戰爭之路突飛猛進。做為日本殖民地的台灣，不容置啄也被編入戰時体制下。為因應戰時体制，於一九三六年九月預備役的海軍上將小林躋造被起用為總督。這是所謂「後期武官總督時代的開始。小林總督甫就任，則表明要以台灣人的「皇民化」、台灣產業的「工業化」、使台灣成為進出東南亞基地的「南進基地化」，做為統治台灣的基本政策。</P>       所謂皇民化，無非是將文官總督時代的同化政策再加以強化，是以「灌輸徹底的皇國精神，振興普通教育，匡勵言語風俗並培養忠良帝國臣民素質」為目的。企圖將台灣人變質成為「天皇陛下赤子」的皇民化運動，在小林總督就任後不久便展開下來。而且在蘆溝橋事件後，第一次近衛文磨內閣發表「國民精神總動員計劃實施綱要」，則更加以強化。廢止報紙的漢文欄，推行使用日語，撤廢寺廟偶像，強制神社參拜，禁止台灣風俗習慣儀式等等，接二連三地加以實施。這些可稱為台灣人精神改造的傳統文化的破壞，是發動強權施行的，於一九四○年二月十一日的「皇紀二六○○年記念日」，也開始進行台灣使用日本名的「改姓名運動」。</P>         第二次近衛內閣於一九四○年十月發起「大政翼贊會」，台灣總督府則設立「皇民奉公會」以呼應皇民奉公會就是以達成強化大政翼贊的戰時体制，與推進台灣人同化和皇民化的雙重目標為目的。總督親任會長，總務長官為中央本部部長，底下則設總務、宣傳、訓練、文化、生活、經濟等各部門。</P>       地方組織並在州與廳設支部、在市與郡設支會、街﹝町﹞與莊﹝村﹞設分會、區則設區會、部落則設置部落會，在市民之間則組織奉公班。各級奉公會的會長，因為由各所屬行政機關的主管兼任之故，皇民奉公會雖然與行政組織係同屬一体，但是另外橫的組織即有「奉公壯年團」、「產業奉公團」、「挻身奉公隊」、「文學奉公隊」、未婚女性組織的「桔梗俱樂部」等等。再者，為了養成進出東南亞的人員，設立「拓南農業戰士訓練所」、「拓南工業戰士訓練所」「海洋訓練所」等，以訓練台灣人的青少年。皇民化運動不僅為了使台灣人日本化，而且是為了完成戰時体制並向戰爭推進，是拖累全部台灣人的巨型運動。        </P>南進基地與工業化</P>       日本早在進入太平洋戰爭之前，就已準備侵入東南亞的英國、法國、荷蘭的殖民地，也即準備「南進」。象徵這個企圖的，即是於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依敕令而設立「台灣拓殖株式會社」。</P>       「台灣拓殖株式會社」是政府與民間同額出資、半官半民的國策公司。社長經拓務大臣認可，由台灣總督加以任命。設立當初的資本額為三○○○萬圓，但隨著戰局擴大一再增資，至一九四一年已超過一億圓，並發展成為擁有三十二個子公司的大企業。投資地區以台灣為首、日本軍所佔領的中國南部、以及東南亞各地。又，投資對象包括開拓、殖民、工業、商業、礦業、運輸業、娛樂業、証券業等遍及多方面。台灣拓殖公司即是為經濟上從側面收割「戰爭成果」而設的機關。</P>      本來，殖民地的經濟係隸屬於宗主國經濟，通常由殖民地提供資源或原料，在宗主國商品化之後再以殖民地為其銷售市場。這是殖民地經營的定律。直到文官總督時代的台灣經濟，大概沿著這定律而行。除了製糖業所代表的食品加工，大体以農業與輕工業為中心。但是在戰時体制下，台灣產業的振興卻把這定律推翻，向軍需工業有關的重工業急速發展。尤其在進入太平洋戰爭的過程中，為著供給原料、分散重工業、南進補給基地等需要，台灣的重工業完成了飛躍性的成長。</P>       到一九三七年為止，台灣的工業僅是農產物加工業程度的規模。但以中日戰爭為契機，而且隨後進入太平洋戰爭，因而成為「南方作戰的兵站基地」，軍需關連產業以驚人的速度養成，鋼鐵、化學、紡績、金屬、機械等現代工業呈現活躍壯況。至一九三九年工業生產終於趕上農業生產，佔總生產額的四五‧九％，達到五億七千萬圓。台灣已到了工業社會的門口。自此以後，日本統治下台灣的工業生產，不下於農業生產，至一九四四年三月已超過七億圓，達到最高記錄。但是，不久由於受到米軍轟炸損害，工業生產急轉直下。 </P>        隨著工業化的進展，“基礎建設”工程建設也更上一層樓。一直到日本放棄台灣之前，公營鐵路被延長九○○公里，公路汽車伸長到農村地區。港灣的建設、擴張也有進步，一萬噸以下的船隻在基隆港可停泊二十五隻、在高雄港則可停泊三十四隻。主要都市均引有自來水，部份也設有下水道。總督府立的總合病院在各地共設有一十二處，由此傳染病幾乎絕跡。航空路線被開設，台北、宜蘭、淡水、台中、台南﹝二處﹞、台東、高雄、馬公等地建設兼軍用的空港，不僅連結台灣島內以及日本本土之間的國內線，一時甚至與曼谷、西貢﹝今日之胡志明市﹞、廣州之間也有國際線開航。無線電廣播也已開始，在台北、台中、台南、嘉義、花蓮等地設置廣播電台，並有海外廣播。郵局分設普通局及特定局，與各地分局合計設有二二三處，電信局則設有線、無線計四五四處，裝有電話的戶數共計二萬五千人。</P>戰時体制下的台灣人</P>       日本的台灣經營，長期以宗主國「日本的工業」與殖民地「台灣的農業」的基本政策貫徹實行。跨越熱帶與亞熱帶的台灣，稻米三期作也屬可能，加上品種改良的成功，稻米生產的成長順利，甚至被稱為日本的「榖倉」。但是隨著戰爭的擴大而食糧統制成為必要，因而於一九四三年頒佈「台灣食糧管理令」。根據此令而設的「台灣食糧營團」，開始食糧統制與配給。至此，台灣人首次經驗了食糧的嚴格統制與不足。到那時為止，由傳報的中日戰爭日本一面倒的勝利以及太平洋戰爭初期日本軍的輝煌戰果，一般台灣人相信日本會戰勝。因此食糧的統制與配給，使他們感到事体嚴重。</P>       本來，日本政府沒有要台灣人負服兵役的義務。但是隨著戰線的擴大，致使兵員不足，開始徵用台灣人充當軍屬與軍夫，大量地送往前線。而且自一九四二年四月，以「志願兵」名義，開始「徵兵」。這就是「陸軍特別志願兵」。至一九四四年的三年期間，共約六千餘名志願兵被送上戰場，其中原住民佔約一八○○餘名，編成「高砂義勇隊」。一九四三年八月起，約三千餘名被徵編成「海軍特別志願兵」，然後戰局更加惡化的一九四四年五月起，約有八千餘名被投入海兵團。似此台灣人等於直接加入戰爭的旋渦，戰爭已不只是日本人的事了。</P>       隨著戰局的惡化與兵員的大量消耗，一九四四年九月台灣也實施徵兵制度，徵集了二萬二千餘名。諷刺的是，配合徵兵制的實施，翌年三月修正的眾議院議員選舉法，雖然只限五名，但第一次開啟將台灣人送往帝國議會參政之路。再說，此權利在未有機會行使之前戰爭就結束，而且因為日本放棄台灣，台灣人終於未能成為「日本人」。根據一九七三年四月日本厚生省援護局的資料，被驅使參戰的台灣人軍人共計八萬四三三名，軍屬與軍夫共計一二萬六七五○名，合計二○萬七一八三名。戰死及病死者三萬三○四名。此數字乃每七人死一人的高比率，以終戰時的台灣人口﹝約六○○萬人﹞計算，約每二○○○名有一人成為戰爭的犧牲者。這三萬餘名台灣人犧牲者、與負傷的軍人、軍屬、軍夫，於戰後，以失去日本國籍為理由，不曾接到任何補償。</P>       後來於一九七四年底，在印度尼西亞的摩羅泰島殘留、三○年來首次被發現的原日本兵原住民斯尼恩﹝日本名中村輝夫﹞被救出事件為契機，開始展開台灣人原軍人、軍屬、軍夫的補償運動。雖然訴訟上以戰後喪失日本國籍為理由而敗訴，但依一九八七年九月成立的議員立法「有關對台灣住民戰死者的遺族發放弔慰金的法律」，日本政府以戰病死或重傷者為對象，支付每人二○○萬圓的弔慰金。然而，同樣以「日本兵」身份在戰場流血，戰後日本人與台灣人所得到的待遇即有天壤之別。再說，美、英、法等宗主國對其殖民地人民被送上戰場者於戰後施以優厚的補償。從這差異來看，則日本政府對台灣人的所謂「一視同仁」或「皇民化」的同化政策，受非議為統治手段，也無話可說。</P>日本戰敗</P>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宣告日本戰敗的「玉音廣播」在台灣也曾播放。戰敗非但對日本人，不，比日本人更給台灣人帶來命運的大轉變。但是，戰爭剛結束的時候，對一般台灣人來說，日本戰敗的意義是甚麼，會帶來甚麼樣的變化，幾乎沒有人曉得。台灣雖也遭受過美機轟炸，卻沒有像流球遭到敵軍登陸。雖說戰敗，台灣總督府以及其他行政機關依然健在，日本軍也還駐守崗位。只有一小部份知識份子透過美國的播音，悄悄聼過一九四三年十一月的「開鑼宣言」及一九四五年七月的「波茨坦宣言」，知悉日本戰敗會有「台灣歸還中國」一回事。所以，有人因從長達五○年殖民地統治的重壓獲得解放而欣喜，也有人因 「昨日敵人」突然變成「祖國」而抱著複雜心情者。但知道中國與台灣現代化差別的人當中，也有認為台灣獨立的時機來到者。可悲的是，無論如何台灣人當時沒有決定自己命運的能力。</P>       在台的日本軍人，有一部分不願接受戰敗的現實，企圖與台灣人協力使台灣獨立。曾任台灣軍參謀的陸軍少校中宮悟郎與牧澤義夫，為組織「台灣治安維持會」召集了所有與日本的台灣統治協力或反抗的台灣人領導者。終戰翌日的八月十六日，中宮秘密與辜振甫﹝辜顯榮的兒子﹞會晤，出示維持會的組織成員。據此，林熊祥為副委員長、貴族院議員許丙為顧問、辜振甫為總務部長、委員長即預定由林獻堂擔任。翌十七日經過第二次接觸後，二十二日台北帝國大學教授杜聰明、律師林呈祿、貴族院議員簡朗山與辜振甫等連袂往訪安藤總督。但是安藤總督不但反對台灣獨立，也禁止了自治運動。因此，二十四日所有關係者三○餘人聚集在許丙家宅，做了中止運動的決定。後來，國民黨政權對此「台灣獨立計劃」事件的關係者加以處罰，各處一年十個月至二年二個月的有期徒刑。</P>

被遣送回國的日本人</P>       隨著戰敗，台灣人的軍人、軍屬、軍夫由中國與東南亞各地的戰地陸續復員回到台灣。另一方面，在台灣的日本人也開始返回本土。終戰當時在台的日本人，包含軍人一六萬六千餘人，約有四十八萬八千餘人。日本人的遣送回國，授命於國民黨政權設立「台灣官兵善後連絡部」，由安藤總督擔任部長，實際業務即由總督府須田農商局長以副部長職位擔當。遣送由軍人開始，於一九四六年二月完成。一般人為了日本本土混亂並且缺糧、又因已經習慣於台灣的生活、而且雖然戰敗幾乎沒有人受到台灣人的報復，約有二十萬人志願留在台灣。但是，來台灣接收的國民黨政權，不准大量日本人留在台灣，加上物價波動等社會混亂開始發生，至一九四六年三月全部希望歸返日本。</P>       遣送日本人回國，於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日完成。被遣送者每人僅准許攜帶現金一千圓及途中的食糧、旅行袋二個份的生活必需品。費了半世紀慘澹經營建立有形無形的財產一律拋下而回國。結果，實際回國的包括軍人共計四六萬人，而被國民黨政權認為必要的技術人員及教員等二萬八千人弱則留下來當作「留用者」。</P>       遣送大約完成的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三日，最後的台灣總督安藤利吉被以戰犯逮捕。安藤總督被送往上海，在那裏自殺身亡。他因不能忍受戰犯的屈辱，在任務完成之後自盡。日本政府於同年五月三十一日，以敕令廢止台灣總督府，於是日本的台灣統治史正式到此終止。　  </P>

第九章   二‧二八事件 <P> 長官公署與警總        </P>       根據波茨坦宣言的承諾，日本由聯合國軍加以佔領。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在停泊於東京灣的美國戰艦米蘇里號上，日本國全權代表簽署了向聯合國降伏的文書。受降後同一天，聯合國軍總司令部發表指令第一號，在其一般命令第一號中指命在中國﹝滿州除外﹞、台灣以及法領北越的日本軍向蔣介石大元帥投降。根據這個命令，台灣與北越成為蔣介石麾下的中國軍隊佔領區。此時，在中國境內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內戰業己開始，國民黨政權蔣介石麾下的中國軍，實質上則是國民黨軍。        </P>       但是隱匿於中國‧四川省重慶的蔣介石國民黨政權，等不及該命令第一號的發佈，在前一天的九月一日，則頒佈「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組織大綱」，而設立「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以下簡稱「長官公署」﹞與「台灣警備總司令部」﹝以下簡稱「警備總司令部」﹞，任命陸軍上將陳儀為台灣省行政長官兼台灣警備總司令、葛敬恩為長官公署秘書長。在亳無有關變更台灣領有權國際條約的情形下，竟行依開羅宣言迅將台灣改為中國的「台灣省」。</P>       而於九月五日，陳儀在重慶設立臨時辦公室，親自兼任主任。再於九月二十八日，設立長官公署與警備總司令部的合併機構「前進指揮所」，開始準備佔領台灣。與此同時，一部份往中國加入國民黨政權的台灣人回到了台灣，宣傳國民黨政權的「勇敢抗日」事蹟，奔走製造「回歸祖國」的氣氛。還有，暗中派遣國民黨先遣隊隸屬於特務機關的治安情報人員，為轉移權力做舖路工作。長官公署秘書長以下、擬從日本政府手中接收台灣的先遣人員一行八○餘名，十月五日搭乘美國軍機抵達台北，立即把前進指揮所移至台北。</P>       繼於十月十七日，國民黨軍二個師團一萬二千餘與官員二○○餘名在美國軍機的護衛下分乘三十餘艘美國船艦由基隆港登陸，即日向台北進軍。國民黨政權雖說是戰勝國，卻要依賴美軍的全面支援才能佔領台灣。此時眼見國民黨軍低沉的士氣、窮酸的穿著、惡劣的裝備，多數台灣人因感覺與日本軍差異太大而驚愣，簡直不能相信日本被中國打敗。因而確信 「日本雖然輸給美國，但是沒有輸給中國」這一傳說是正確的。對國民黨軍隊的驚愣與失望，使他們對「回歸祖國」抱著一絲不安，期待與欣喜中蒙上些微陰影。</P>回歸祖國</P>         陳儀行政長官於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四日，率領長官公署及警備總司令部的幹部，由上海搭乘美國軍機進入台北。翌二十五日上午十時，在台北公會堂﹝現在的台北市中山堂﹞舉行「中國戰區台灣地區受降式」。完成式典之後，陳儀行政長官以無線電廣播發表聲明﹝要旨﹞如下；「自今日起，台灣正式重新成為中國的領土，所有的土地與居民並置於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國民黨政權﹞的主權之下」。此聲明不但將台灣領有權加以變更，甚至不顧台灣人的意願，片面將其國籍由日本更改為中華民國。這點，與日清戰爭後割讓台灣時，允許給與台灣居民二年的期間考慮國籍的選擇來比較，有顯著不同。繼受降式之後，同日下午又舉行慶祝「回歸祖國」的「慶祝台灣光復大會」。於是台灣就這樣回歸「祖國」，自那天起台灣人的國籍變成為中華民國，稱為「本省人」，而新近由中國來台的中國人則稱為「外省人」予以區別。而且自此以後，十月二十五日訂為「光復節」成為國定假日。        </P>       接受日本投降之後，總督府立即由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取代，而台灣軍司令部也被台灣警備總司令部進駐，敵產﹝日本企業﹞也開始一一被接收。長官公署接收了原台灣總督府的直轄官署，警備總司令部則接收原日本軍的施設。各縣也設立接收委員會，把原來的地方官署予以接收。又日本的公營事業與其資產由「台灣省接管委員會」、民間企業與私有財產則由「台灣省日產處理委員會」加以接收。到一九四七年二月底為止，除了土地以外被接收的財產共有；﹝1﹞ 公家機關五九三件、二億三八五○萬圓，﹝2﹞民營企業一二九五件、七一億六三六○萬圓，﹝3﹞ 民間私有財產四萬八九六八件、八億八八八○萬圓，合計五萬八五六件、一○九億九○九○萬圓。若以當時的貨幣價值換算，是一筆非常膨大的資產。國民黨政權以原台灣總督府為首的這些統治組織為基礎，極其簡單地在台灣建立統治機構，全面掌握了台灣經濟。在接收過程中也使一些官僚賺飽了私囊。</P>        國民黨政權官僚的貪污舞弊，實在不勝枚舉。每於接收時可說必有官員私吞公產，以收積「降伏財」或「光復財」。接收雖然依據日本人忠實作成的財產目錄由外省人官吏來執行，但該目錄被竄改，接收財產的一部份被私吞而消失。說起來好似笑話，但曾有接收官員把財產目錄中的「金槌」﹝註；日語鐵槌﹞誤以為是黃金槌子，竟要求首先第一項提出的真人實事。受過日本教育的浸透、已成長為法治國家市民的台灣人眼光裡，「祖國」官吏這種公私不分與腐敗情形，成為可驚嘆的映像。戰時体制下的「滅私奉公」，遽然一變成為「滅公奉私」的社會，在台灣人心內對祖國與國民黨政權的失望和輕蔑開始萌芽，日益膨脹起來。</P>        被接收的日本企業</P>       被接收的主要公營及民營企業，後來在國民黨政權下成為國營、或台灣省營的公營事業。</P>       台灣銀行、台灣貯蓄銀行、三和銀行被合併為台灣銀行，日本勸業銀行成為台灣土地銀行，台灣商工銀行成為台灣第一商業銀行，華南銀行則改為華南商業銀行，彰化銀行改為彰化商業銀行，台灣產業金庫成為台灣省合作金庫，以上都是省營。千代田、第一、帝國、日本、明治、野村、安田、住友、三井、第百、日產等生命保險會社，被合併成為省營的台灣人壽保險公司。</P>       海軍第六燃料廠、日本石油、帝國石油、台拓化學工業、台灣天然瓦斯研究所等被合併成為中國石油公司，日本Aluminum成為台灣鋁業公司，台灣電力成為台灣電力公司，大日本製糖、台灣製糖、明治製糖、鹽水港製糖等被合併成為台灣糖業公司，台灣電化、台灣肥料、台灣有機合成等被合併成台灣肥料公司，南日本化學工業、鐘淵曹達、旭電化工業等合併成為台灣鹹業公司，台灣製鹽、南日本鹽業、台灣鹽業等則合併成為中國鹽業公司，台灣船渠基隆造船所成為中國造船公司，台灣鐵工所、東光興業高雄工場、台灣船渠高雄工場等也被合併成為台灣機械公司。以上都是國營。        </P>       淺野水泥、台灣化成工業、南方水泥工業等被合併成為台灣水泥公司。台灣製麻工業、鹽水港製麻工業、東亞製紙工業、台灣製紙等被合併成為台灣紙業公司。農林關係的製茶八社、鳳梨關係六社、水產關係九社、畜產關係二二社、則被合併成為台灣農林公司。還有礦業關係二四社、鋼鐵機械關連三一社、紡績關連七社、玻璃關係八社、油脂關係九社、化學製品關係一二社、印刷關係一四社、窯業關係三六社、電氣器具關係五社、土木建築關係一六社等也被合併成為台灣工礦公司。這些全部都是省營。此外也有各縣市所繼承的企業，但在此省略不提。</P>       國民黨政權僥倖而佔領台灣，把領土與莫大資產納入手中。這對數年後其政權的遷台，也即台灣人所說的「祖國亡命台灣」匡助有餘，是對國民黨政權的一大恩惠。</P>新的「土皇帝」</P>        國民黨政權不但繼承了日本的統治機構與財產，佔領台灣後短暫期間也踏襲其統治制度。依照「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組織大綱」，行政長官可在其職權範圍內發出署令，持有在台灣施行法規的制定權。又因兼任警備總司令，擁有包括軍令與軍政的軍事權力。這正相當於日本統治時代的武官總督，集立法、行政、司法、軍事的所有權力於一身，正是新的「土皇帝」無異。</P>       國民黨政權雖也踏襲日本統治下的大部分地方行政區劃，卻將原來的五州三廳改為八縣，廳下面的十一市改為九省轄市，郡改為區，街改為鎮，莊改為鄉，置於台灣省管轄下。縣與省轄市設有縣政府與市政府，區設有區署，縣轄市、鎮、鄉則各設有市公所、鎮公所、及鄉公所。以前的總督府評議會改為台灣省參議會，州與市的協議會則改為縣與市的參議會，但與從前一樣只是諮詢機構而非議決機構。</P>       日本統治時代末期一九四四年廢止的保甲制度被恢復，成為比以前更嚴格的制度。台灣總督府的保甲制度是以十戶為一甲，十甲為一保的「十戶連座」制，但是恢復後變成五人連座制的鄰里制度。再加上官廳裡也採用新設的公務員「五人連座」制，可見對市民的管束遠比日本統治時代為嚴酷。</P>         國民黨係近似「列寧式的一黨獨裁」的政黨，目標是以黨治國。隨著佔領台灣，國民黨人員被派遣抵台，即開始從事建立黨的組織。台灣省政府設省黨部，地方設縣黨部、市黨部，鎮與鄉則設區黨部。各黨部裡則配置稱為「黨工」的專屬工作人員，以監督並指揮各級行政機構。</P>       國民黨政權以通稱特務機關的治安情報組織 作為其統治的支柱，日本戰敗後立即派特務人員潛入台灣，到處擴張其組織網。其後，以警備總司令部的特務室為首，自長官公署以至末端的地方行政機關不用說，公共團体、學校和公營事業都遍佈特務的監視網。</P>        如此國民黨政權在未遷台之前，就已建立黨﹝國民黨﹞政﹝行政﹞ 軍﹝軍隊﹞特﹝特務機關﹞所形成的獨特的統治体制。為維持這樣錯綜複雜的統治組織，當然所需人員膨大，比較日本統治末期的台灣總督府本廳人員約一萬八三○○名，長官公署所用的人員竟達約四萬三千名之多。這數字僅是一個例子而已，其餘可想像而知。</P>       台灣總督府以下的行政機關和日本企業雖因差別對待台灣人，幾乎未曾任用為上級職位，但下級職位即採用多數優秀的台灣人。這些有能力的台灣人本認為外省人不論學識、經驗或能力多數均低劣，致使台灣人更加不滿。</P>

經濟崩潰與混亂的社會</P>       國民黨政權於佔領台灣加以接收後，同時斷絕了台灣與日本的關係。由此台灣經濟成為中國經濟的一環，由過去從屬於日本的經濟改為從屬於中國。當時的中國經濟，因對日抗戰後繼之而國共內戰，已呈現疲憊不堪、快要崩潰的狀況，當然台灣也受到波及。從前向日本輸出的食米與砂糖改向中國輸出，由中國則輸入日用雜貨和工業製品。經濟崩潰前的中國，因為物資缺乏與通貨膨張，物價上漲達到不知上限的地步，這又帶動輸往台灣製品的價格，無可奈何地抬高台灣的物價。</P>       國民黨政權於佔領台灣後，把原來的台灣圓以一對一的比率換成台灣元，作為台灣的通貨。而且把台元與中國的通貨法幣﹝後來變更為金元券﹞的交易匯率加以固定化，以不當方法將台元價值壓低，因此輸入商品的價格更加被抬高。此時在中國的惡性通貨膨脹，已透過交易與通貨的匯率波及台灣，使台灣經濟混亂、市民生活飽受威脅。在佔領後不到六個月的一九四六年初，台灣經濟己陷入破滅的狀況。固定匯率制後來雖然改為流動制，但是台元的價值依然受到不當的評價。</P>       正如台灣曾經被譽為「榖倉」，終戰當時尚蓄存足夠維持一十六萬餘日本軍二年期間的食糧而有餘。但是到了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底，竟變成全島性的嚴重食米不足的狀況。這不是別的原因，是為了把台灣米大量輸往中國。而米糧不足的結果把米的價格抬高起來。終戰時台北的米價格，是一斤﹝六○○公克﹞二○錢，但是十一月竟己跳至六○倍的十二元。食米只不過是一個例子，台灣所有的產物因以不當的低價格輸出或走私到中國，早在一九四六年初，台灣人已面臨嚴重的物資缺乏與通貨膨脹的雙重痛苦。但是，國民黨政權卻以增印紙幣來應付，台灣銀行的印刷機重覆地增印再增印。一九四五年九月的發行額本為一九億三千萬元，翌年五月卻增至二九億四三○○萬元，同年年底增至五三億三千萬元，一九四七年底增至一七一億三三○○萬元，到了一九四八年底竟成為一四二○億四千萬元。終於紙幣來不及印刷，各銀行分行開始亂發「本票」﹝相當於銀行發給自己的支票﹞，於是天文學數字的膨大紙幣與本票到處氾濫，經濟狀況更加惡化下去。        </P>       經濟狀況的惡化，加上因失業者急增引起的社會混亂愈來愈嚴重。因為日本戰敗，大量留學生由日本回國，另外也有軍人、軍屬與軍夫自前線歸來，但卻沒有容納這些人員的工作職位。不只於此，還有戰爭中因受轟炸而停擺的工場，另外有接收後不能順利開工的工場，尤其是因為國民黨政權蓄意排除台灣人，所以就業機會極端地減少，結果有三○萬人以上的台灣人失業者流落街頭。治安急速惡化，由日本統治時代的「法治國家」一變成為「無法無天之地」。市民交通工具的公共巴士、火車、甚至到了連貨物車上，都須要警護人員隨車戒備的程度。        </P>批判長官公署之聲</P>       國民黨兵士的強奪與橫行、官吏的腐敗與貪得無厭實在不堪入目。自從國民黨軍佔領後不久，台灣人對「同胞」的新統治者開始失望，因抱不滿而加以批判。漢族系台灣人一向將新來的中國人稱作「唐山人」，這個稱呼裡並沒有任何惡意，反而有親暱的含意。但是不多時「唐山人」已變成「阿山」，成為嘲笑鄉下人有輕視含意的稱呼。不但如此，台灣人甚至感嘆地說：「狗﹝日本人﹞去換豬﹝中國人﹞來」。意思是，日本人 會吵會叫但當作看家狗還有用處，中國人貪吃懶做又骯髒，比喻裡顯示台灣人認為自已與日本人或中國人是不同的存在，這點潛在意識值得注意。        </P>       知識分子之間，也有向長官公署提出種種改善要求的，但都是被左右支吾推諉而不了了之。故不得已採取自衛措施，以保護自己的權利。因而於一九四六年三月設立「人民自由防衛委員會」，立即遍及台灣各地。關於這時的情況，台灣大學教授林茂生主持的『民報』社論，以「現今的狀況已到了台灣的法津與秩序不能完全靠警察來維持的地步，光復才沒有多久的今天，人民不得不採取自衛措施」糾彈長官公署的無能與腐敗，予以嚴厲批判。繼於五月召集的台灣省議會，也爆發了對長官公署的憤怒，批判其腐敗與失政。此時知識份子的要求，純粹是行政改革與實行地方自治以及更迭陳儀行政長官以下的貪污官吏。但是，長官公署以至南京的國民黨中央政權，對於這種切實的要求以及街巷所溢出的不滿聲音置若罔聞。尚且陳儀行政長官於一九四七年一月談到有關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制定、預定一年後施行的「中華民國憲法」適用於台灣的問題時，以「台灣人民長期受日本統治之下，政治意識退化而缺乏自治能力」為理由，言明要延後二、三年實施云云，更助長了台灣人的忿怒。</P>二‧二八事件</P>       台灣人的不滿情緒積鬱難消的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傍晚，在台北市淡水河邊台灣人商店街的大稻埕發生因取締販賣走私煙起端的糾紛，立即發展成全台灣規模的「二二八事件」。這是自日本投降、台灣「光復」以後僅一年四個月的事情。</P>       長官公署和總督府一樣，把煙草當作專賣局的專賣品，是重要的財源。但是，長官公署的高官與其關係者卻走私大量私煙以圖利。也即放過香煙走私頭目不抓，專抓末端的街頭零售商，因而平常台灣人就己大抱不滿。</P>      大稻埕的糾紛是這樣發生的。</P>       取締人員傅學通﹝廣東人﹞等六名，不但把台灣人中年寡婦林江邁販賣的私煙沒收，連身上的金錢也取走。林雖然跪在地下哀求歸還現金，可是不但不還，而且被他用槍把頭部打傷，流血倒地。憤怒的群眾一齊攻擊取締人員，因而取締人員一面逃一面開槍，打中一位傍觀的市民，當場死亡。受此刺激的群眾，立即包圍附近的警察局與憲兵隊，要求交出逃避在裡面的取締人員，但是被拒絕。        </P>       過了一夜，第二天二十八日早上，忿怒的群眾來到專賣局台北分局抗議，將分局長及三名職員毆打，把文件器具拋出路上燃燒。午後，群眾集合在長官公署前廣場，示威抗議同時要求政治改革。長官公署屋頂上的憲兵以機關槍掃射群眾，釀成死傷數十人的慘劇。至此事態已很緊迫，台北市的商店家家關門、工場停工、學生也罷課，一萬餘名市民加入抗議的行列，全市騷然。警備總司令部公佈台北市戒嚴令，但是市民佔據廣播電台，將發生的事件向全台灣報知。三月一日事件己波及台灣全土，不僅大都市，連部份地方也起了騷動，激憤的市民攻擊官舍及警察局毆打外省人，把一年多以來對國民黨政權的不滿情緒加以發洩。軍隊、憲兵隊與警察雖然開槍鎮壓，不但未能收拾事体，反而愈來愈惡化。這一天的『民報』撰文批判國民黨政權，指出「官吏與軍人的無規律、橫暴、貪心」為事件發生的原因。</P>       台北市於三月一日推派民意代表組成「緝煙血案調查委員會」。並派代表去見陳儀行政長官，要求設置「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而得到承諾。陳儀行政長官於同日下午答應：﹝1﹞解除戒嚴令，﹝2﹞釋放被逮捕的市民，﹝3﹞禁止軍隊及警察開槍，﹝4﹞組織官民合成的事件處理委員會，並且將這些內容加以廣播。翌二日，以民意代表為主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召集在台北中山堂，長官公署也派五名官員出席。因在會議進行中街頭響起槍聲，事件處理委員會要求解散開槍的警察大隊，但未被接受。</P>       三月三日，事件處理委員會決議對長官公署的要求：﹝1﹞ 擴大事件處理委員會組織並設立各地分會，﹝2﹞ 禁止武裝部隊出現街頭，禁止購買食糧時攜帶武器，﹝3﹞ 恢復交通，﹝4﹞ 向國內外廣播，說明事件的經緯與台灣人僅要求政治改革別無意圖的事實等。五日下午，正式擬就「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組織大綱」，由其內容可看出是以「台灣省政的改革」為主旨。主要內容為：﹝1﹞ 長官公署秘書長、民政、財政、工礦、農林、教育、警務等處長以及法制委員會委員的半數，應起用台灣人，﹝2﹞ 公營事業的經營應委任台灣人，﹝3﹞ 立即實施縣市長的民選，﹝4﹞ 廢止專賣制度、貿易局以及宣傳委員會，﹝5﹞  保障言論、出版、集會的自由，﹝6﹞ 保障人民生命與財產的安全等等。似此以處理事件善後為目的開始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竟變成推動政治改革的機構。</P>       三月六日，事件處理委員會發表「告全國同胞書」，闡述「透過此次事件，我們的目標為掃清貪官污吏與實現台灣的政治改革，決不是要排斥外省人，我們反而歡迎外省人參加政治改革」。翌七日，事件處理委員會在混亂中擬就三十二條「處理大綱」。另外由激進委員所提出的撤廢警備總司令部、武器彈藥置於事件處理委員會管理下、台灣陸海軍軍人由台灣人接替等十條追加案，也被採納。此合計四十二條「處理大綱」立即透過廣播予以發表。但是翌八日下午因國民黨政權增援部隊由基隆與高雄港登陸，台灣立刻變成為活地獄。        </P>       自事件發生至增援部隊到達的數日間，長官公署的控制所及，只限於軍隊的營地周圍，行政與治安均在事件處理委員會的掌握之下。在各地大都市，青年學生及由返台的軍人等組成的臨時組織，一再嘗試接管軍隊及警察所保有的武器彈藥引起衝突，因係臨時急草成章的組織，又無像樣的武器，所以終於失敗。其中比較具備規模的，是以台中市鐘逸人為隊長的 「二七部隊」，又比較激烈的戰鬥，即是嘉義附近水上飛機場的攻防戰。</P>虐殺與肅清</P>       陳儀行政長官與代表台灣人的事件處理委員會交涉，一方面偽裝妥協接受台灣人的要求，另一方面卻暗中向國民黨中央要求派遣增援部隊。同時製作危險人物的名單， 準備大舉肅清台灣人。</P>       一九四七年三月八日下午，從中國派來憲兵第四團二千名與陸軍第二一師團一萬一千名的增援部隊由基隆港與高雄港登陸，立即看到台灣人就開槍。這些部隊迴異於先前的接收部隊，是美援裝備的現代化部隊，不是沒有武器的台灣人所能抵抗者。        </P>       陳儀行政長官聽到增援部隊到達的消息，隨時以二二八事件處理委會乃非法組織為由，立刻命令其解散。急劇的轉變令人覺得至此一切的交涉好像都是假的。對台灣人無分別的殺戳由基隆高雄開始，轉向台北、屏東、再到東部。約二個星期時間遍及台灣全土，台灣人的反抗終於完全被鎮壓。中國軍隊殺人除了用機關鎗之外，還有把鼻子耳朵削落下來、再用鐵線穿手掌、幾個人綁在一起或裝在麻袋裡投進海或河川裡等等，極為殘忍無比。被逮捕的在處刑之前遊街示眾外，處刑後也有很多屍體被強制放置數日不准收埋。其野蠻手法實在令人不敢相信是活在二十世紀的文明人類所做所為，更不可能是所謂「祖國」或「同胞」所能做出來的。</P>       警備總司令部一方面虐殺市民，一方面於三月十四日發表：「至三月十三日全省業已平定，自即日起開始肅奸工作」。立刻又以戶籍調查為借口，開始全面的搜查與逮捕。「肅奸」的對象，直接與事件關連者不必說，多數無關係的社會領導者也延及。被視為危險人物的民意代表、教授、律師、醫生、作家、教員等眾多知識份子都一一被逮捕。看來，長官公署有意要把受過日本教育的知識份子連根拔起加以剷除。當時代表台灣知識份子的大學教授林茂生、律師湯德章、醫師張七郎父子，也於此時慘遭殺害。</P>     林茂生，一八八七年出生於虔誠基督徒家庭，經讀京都的第三高等學校，於一九一六年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文學系。後以台灣總督府與教育部在外研究員身份，前往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留學，一九二九年獲得哲學博士學位。日本戰敗後就任台灣大學文學系教授，「二‧二八事件」當時兼任系主任與『民報』社長。因為痛斥國民黨政權的腐敗，被陳儀行政長官視為眼中釘，於三月九日晚上由自宅被帶走後，迄今下落不明。據後來家屬及關係者的調查，林茂生被逮捕後即刻被處決，據說遺体裝入麻袋，被丟棄在淡水河。</P>       湯德章，台南人，一九○七年出生於日本人警察與台灣女子之間。台南師範學校中途退學之後，當起警察並昇任至警部，但為處理日本人的糾紛與上司引起衝突，因而辭職。得到他幼時亡故的父親家族的資助進入中央大學研讀，畢業後司法考試及格，回到台南執律師業。日本戰敗後留在台灣，成為活躍的台南名士，擔任台南市人民自由防衛委員會的主任委員。因為「二‧二八事件」波及台南，三月六日成立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台南市分會時，擔任治安部長。台南市各界於八日在陳儀行政長官同意之下，推舉三名台南市長候選人，湯德章也是其中之一，但是竟於十一日增援部隊進攻台南市時被逮捕。逮捕之前當自宅被包圍時，湯德章一方面抵抗以爭取時間，一方面燒卻與事件有關的文件。因此，台南市許多關連者才得以逃生。湯德章經過一夜拷刑及遊街示眾後，於十二日被處決。據說此時湯德章堅拒兵士的下跪命令，臉上帶著微笑直立著，慷慨就義。處決之後經過相當一段時間，台灣高等法院下達了無罪的判決，但這只是闡述逮捕處決審判的一切都是杜撰而已。</P>      張七郎，於一八八八年出生於新竹。一九一五年畢業於總督府立的醫學院，在總督府立的基隆病院服務後，一九二一年於花蓮的鳳林開業。一九四六年三月當選花蓮縣參議會議長，十月被選為制定中華民國憲法的國民代表。十二月為參加憲法制定會議前往南京，翌一九四七年初返回鳳林後即伏臥病床。本來在家療養中的張七郎是與「二‧二八事件」無關的，他只不過被推舉為花蓮縣縣長候選人。但是，四月一日增援部隊到達鳳林，四日下午張七郎立即被逮捕。又同是醫師的張宗仁﹝長男﹞與張果仁﹝三男﹞，也借口有兵士急病喚出去而加以逮捕。張氏父子三人當天晚上在鳳林郊外的公墓被槍殺。事後警備總司令部以「張七郎、張宗仁、張果仁因背叛黨與國家、組織暗殺團，逮捕時反抗因而加以射殺」云云，將處決理由通知遺族。當然遺族由逮捕及收屍時的狀況判斷，不相信警備總司令部的說明。張七郎的妻子向當局要求追究真相，在其訴冤狀中悲嘆著：「日本的統治雖說獨裁，吳越同舟尚屬可能，依法絕不胡亂逮捕或處刑。今日在民主美名之下，人民生命沒有保障，官憲橫行無忌。為官不遵守法紀，如何叫老百姓守法？悲哉！吾夫與吾子為何不死在光復之前，如今竟遭污蔑其清白的一生。死在光復後，卻蒙受冤屈而背上如此難受的罪名！」張氏父子三人在鳳林的墓碑上刻著「兩個小兒為伴侶、滿腔熱血洒郊原」的文字，把遺族的悲傷、憤怒及無耐表露無遺。</P>       台灣人的悲劇，起因於幻想以日本統治下所体驗的「法治國家」、「法治」的精神，期待於國民黨政權。當時的知識份子多數有「治安警察法違反事件」﹝一九二三年﹞的經驗，即使批評或反抗政府，雖是「惡法」也依法經過審判接受處罰。但是在「祖國」，絲毫沒有「法治」概念，惟有的即是，凡批評或反抗者絕不寬貸，要以「槍械審判之」。</P>       國民黨政權對台灣人過劇的鎮壓與殺戮，引起國際社會，尤其是美國嚴厲的批判。美國的史迪威駐華大使於四月十八日親自將「有關台灣情勢的備忘錄」交給蔣介石，強烈抗議國民黨軍在台灣的不人道暴行。此時國民黨政權，因國共內戰逐漸失利，處於需求美援的狀況。蔣介石不能漠視美國的干涉，於是同月二十二日罷免陳儀行政長官，五月一日把他召回南京。陳儀後來被調任浙江省政府主席，於國共內戰緊迫的一九五○年二月，因私通中國共產黨嫌疑被逮捕，在台灣軍法審判「叛亂罪」成立，六月十八日被處決。</P>

二‧二八事件之後       飽受虐殺與肅清驚嚇的台灣人，無論是誰，都過著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極端恐怖日子。繼於三月十四日警備總司令部的「肅奸工作」，長官公署於二十日開始「清鄉工作」。陳儀行政長官發表「為實施清鄉告民眾書」，其中陳述「政府為著要保護善良的人民、維持治安、徹底肅清壞人，實施清鄉以絕滅少數隱匿的亂黨與叛徒」、「主要的對象乃武器與壞人，應把所有的武器與壞人交給政府，委由政府合理且合法地處置之」云云。所謂「壞人」，只不過是國民黨政權認為對自己不方便的人物。透過五人連座制度與密告獎勵制度，立即全面展開「搜人」與「搜武器」的工作。這時也有許多台灣人被逮捕，而且幾乎全部未經審判而定罪。被逮捕的市民家屬中，也有人被勒索所謂「贖罪金」的高額賄賂。「二‧二八事件」關係者的緝捕行動，至一九四九年稍為緩和，但是對於「要注意人物」的逮捕與監視，卻長期繼續下去。</P>       受「二‧二八事件」牽連，在一個多月期間被殺害的台灣人，根據後來國民黨政權公佈的資料，約有二萬八千人。可以說當時的台灣人每二百人強則有一人成為犧牲者，相當於日本五○年統治期間，因武力反抗被殺的台灣人數字。至於被逮捕後判處有期或無期徒刑的人數，雖然無法統計，但無疑是一個膨大的數目。而且知識份子既然是肅清的目標，台灣人的領導者幾乎全被殺害或者以「肅奸」、「清鄉」之名義被檢舉，長期繫獄。所以，從此台灣人社會領導階層產生了一段空白。</P>       其後，又在戒嚴令與白色恐怖之下，台灣人被迫對政治保持沈默。國民黨政權對台灣人政治改革的要求從來不予正面應對，都是以殘害與肅清而封殺，因此引起外省人與台灣人的對立。今天，台灣人﹝本省人﹞ 與外省人的對立，也即「省籍矛盾」的起因無他，就是「二‧二八事件」。在此背景之下，台灣人對國民黨政權及外省人產生嫌惡感，而且台灣獨立的志向開始萌芽，在台灣不淮許的政治運動及台灣獨立運動，遂在海外展開起來。        </P>       幸免於被捕與殺害而逃亡海外的知識份子，以廖文毅﹝一九一○年生、美國俄亥俄大學工學博士﹞為中心，在香港成立「台灣再解放同盟」。廖文毅等於一九四八年九月一日向聯合國提出請願書，要求將台灣置於聯合國託管統治之下，主張台灣的歸屬或獨立應由台灣人投票決定。當時因為中國情勢急變，該請願內容曾經受到一部分國際社會接納。廖文毅於一九五○年二月抵日，與同志共同於京都成立「台灣民主獨立黨」，親自就任為主席。一九五六年二月於東京宣佈成立「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成為臨時總統。後來，廖文毅於一九六五年五月「歸順」國民黨政權，給與台灣獨立運動不少打擊，但是作為獨立運動的先驅他所擔任的角色則不能加以忽視。由廖文毅的「歸順」，「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遂瓦解而消失。在日的「台灣獨立運動」則由戰後來日的留學生所屬的「台灣青年社」擔負起來。於一九六○年創刋以來四十年間長久屹立不衰的『台灣青年』，不僅是台灣獨立運動的機關雜誌，因為網羅有關台灣的內外情勢，加以正確的分析，在國際間所得的評價也很高。        </P>       進入一九六○年代以後，台灣人學生到世界各國，尤其是美國留學急劇地增加。在美國各地台灣獨立運動有關的組織相繼成立，對美國政府或國會展開為台灣民主化與獨立有效的活動與遊說工作。由此情況，海外的台灣獨立運動中心則由日本移至美國。於一九七○年一月發展成立了「台灣獨立聯盟」﹝後來改稱「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總本部設在紐約。台北有地下組織的台灣本部、洛山磯設美國本部、東京設日本本部、巴黎設歐洲本部、聖保羅設南美洲本部等等，發展成為世界性組織。        </P>       台灣獨立運動在海外展開的同時，自一九五○年代起，在日本或其他國家的台灣人社會，每年都舉行「二‧二八事件」記念活動。有不少台灣人把這慘痛的日子稱為「國殤記念日」。國民黨政權長期以「二‧二八事件」為禁忌而不淮提起，有關該事件的一切不准寫不准談。不顧國民黨的反對，事件後四○年的一九八七年二月，終於在台灣成立「二‧二八和平促進會」。和平促進會以「追究事件的真相，然後赦免那些殘殺台灣人的罪犯，並把二月二十八日訂為和平記念日」為主旨，二月十四至三月七日一共開了二二次二‧二八追悼會。現在追悼犧牲者稍嫌太遲，但是以後每年在台灣各地都有追悼集會。又一九八九年二月在嘉義建立了第一座慰靈的記念碑。一九九○年首次在立法院為「二‧二八事件」的犧牲者舉行默禱。</P>

第十章   蔣家王朝 國民黨政權遷移台灣           中國南京的國民黨政權，於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二日將陳儀行政長官革職，同時撤消長官公署，設置「台灣省政府」，任命美國比較容易接受的外交官魏道明為台灣省政府主席。魏道明於五月十六就任。翌日，發表聲明解除戒嚴令與停止逮捕「二‧二八事件」關係者。但是違反此聲明，事件關係者的逮捕及處刑仍然繼續下去。            魏道明主席為懷柔台灣人，十四名台灣省政府委員中任命七名台灣人。又起用台灣人擔任省政府高官，惟此與滿州國的「內面指導」情形差不多。亦即與滿州人屬下的日本人在掌握實權一樣，台灣人高官屬下的外省人掌握著實際權力。</P>          中國的內戰形勢顯然愈來愈對國民黨不利，國民黨政權開始積極準備遷移台灣。為此，魏道明主席就任一年八個月後，於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被解職，由蔣介石的心腹陳誠將軍接任台灣省主席。同時蔣介石的長男蔣經國就任中國國民黨台灣省委員會主任委員。又次男蔣緯國所率領的陸軍精銳部隊裝甲師也移至台灣。陳誠主席於翌一九四九年一月兼任警備總司令，二月封鎖各地海港與河口，海岸線也置於管制下。沒有許可證嚴格限制軍人、官吏或商人進入台灣，以妨止由中國洶湧而來的難民的流入。再以五月一日零時為準，實施全面戶籍調查，二十日即實施戒嚴令。此戒嚴令，一直到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五日解除以前，成為長達四○年的世界最長久的戒嚴令。</P>          一方面在中國大陸，不顧中國共產黨與中立勢力的反對，國民黨政權於一九四七年一月頒佈「中華民國憲法」，而且根據此憲法選出國民大會代表二九六一名﹝定數三○四五﹞、立法院委員七六○名﹝同、七七三﹞、監察院委員一八○名﹝同、二二三﹞，由三個國會形成第一屆國會議員。翌年三月召開第一期國民大會，選出蔣介石為總統、李宗仁為副總統。自此以後，則依據這一連串的「選舉手續」，蔣介石所領導的國民黨政權自稱為中國的「正統政府」。但是戰局日益惡化，要蔣介石下野的聲浪高漲中，於一九四九年一月蔣介石保持國民黨總裁，暫且辭去總統職位，推舉李宗仁為「代總統」。</P>         下野的蔣介石後來到了台灣，一九四九年八月一日在北近郊的陽明山開設中國國民黨總裁辦公廳，以國民黨總裁的身份，由此指揮華南一帶國民黨政權的「黨」、「政」、「軍」「特」諸機構、下達命令。這時候，國民黨的靠山美國政府對國民黨政權失望之餘，於八月五日發表『中國白皮書』，指出國民黨政權的失敗原因在於腐敗與無能，斷定為「不可信任的政權」，準備將國民黨政權甩掉不管。接著十月一日，中國共產黨宣言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黨的敗北到了決定性階段。代總統李宗仁於十二月五日亡命到美國。國民黨政權於七日發表遷移台灣的聲明。國民黨政遷移到台灣之後，一貫地拒絕承認中國共產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堅持中華民國才是「唯一的中國」，亦即國民黨政權才是「中國的正統政府」。所謂「兩個中國」或「一個中國、一個台灣」問題的起因即在此。自此以後，台灣在國際社會上的立場遂陷入困難。</P>韓戰勃發        </P>        美國杜魯門總統於一九五○年一月五日發表「不介入台灣海峽爭端」的聲明，對國民黨政權來說，有如落井投石。亦即，如果中國的共產黨軍隊﹝中國軍隊﹞進攻台灣，美國決定不干涉。際此危機，蔣介石於三月聲明「總統復職」，並任命陳誠為行政院長。自那時起，以原總督府作為總統府，延至今日。</P>       突於六月二十五日勃發的韓戰，對即將被美國丟棄的國民黨政權來說，可以說是「救命之神」。杜魯門總統於六月二十七日，一反原來的立場發表「台灣海峽中立化」聲明，立即派遣第七艦隊在台灣海峽巡航，以阻止中國軍隊對台灣進攻，同時也阻止國民黨軍隊攻擊中國大陸。自此以後，台灣即置於美國軍事保護之下，成為冷戰結構下西方陣營之一員。韓戰的勃發是左右國民黨政權以及台灣人運命的重大事件。</P>          一九五一年一月，美國政府恢復對國民黨政權的軍事援助。翌二月十日簽訂「美華共同防衛相互援助協定」，派遣軍事顧問團至台灣，五月開始執行任務。又於一九五四年十二月締結「美華共同防衛條約」。後來，由於國際情勢的變化，一九七九年一月美中國交正常化以後，台灣與美國的國交雖然斷絕，美國於同年四月十日卻制訂國內法的「台灣關係法」，以代替「美華共同防衛條約」。並承認台灣為「政治的實体」，維持實質的關係，繼續以出售方式提供防衛台灣必要的武器。美國政府與國會對中國政府的「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台灣問題是內政問題」等主張，一再發表「台灣問題必須要以和平方式解決的類似「警告」聲明。換言之，國民黨政權總算能夠在美國保護下的台灣苟延殘喘，專心構築体制了。</P>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P>          當年蔣介石於第一期國民大會當選總統時，為鎮壓共產黨的「叛亂」，要求修改憲法賦予總統緊急處分權，或制定臨時超越於憲法的法律，作為就任的條件。結果，蔣介石的要求被接受，而制訂了超越憲法有效期二年的「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以下簡稱臨時條款﹞，於一九四八年五月十日開始實施。所謂「動員戡亂時期」，亦即把「叛亂團体」的中國政府、中共政權「戡亂」﹝平定、鎮壓﹞之前的國家總動員時期。因此臨時條款乃屬於時限立法，有效期間訂為二年，是因為估計到那時候「叛亂」能夠平定之故。</P>         「臨時條款」在中國共產黨「叛亂」不及的台灣也照樣實施。國民黨政權遷移台灣後於一九五○年五月，臨時條款雖然期滿，但以「叛亂」尚未平定為理由予以延長，直到一九九一年五月動員戡亂時期終止以前，一共施行四三年之久。也即國民黨政權把美國保護下的台灣，置於非常時期的「動員戡亂時期」体制下，以「臨時條款」加以統治。戒嚴令是用來補強「臨時條款」，另外還有以「動員戡亂時期」為冠的約一六○條法律及條例。換言之，國民黨政權以中國共產黨叛亂為借口，將其在台灣施行的強權政治予以正當化，圖謀統治体制的安定與強化。</P>          「臨時條款」經一再修改，把總統以及第一期國會議員改變為終身職，並賦予總統「緊急處分權」。中華民國憲法乃是「五權憲法」，賦予國民大會選舉總統與憲法修改權，總統之下設中央政府包括五個機構，也即立法院﹝制定法律與改廢，但無國政調查權﹞、司法院 ﹝解釋憲法與管轄各級法院﹞、行政院﹝相當於內閣﹞、考試院﹝相當於人事院﹞、監察院 ﹝國政調查與彈劾公務員﹞ 等五院。在「臨時條款」体制下，中華民國憲法實際上被架空不要緊，為了隱蔽強權政治而企圖以「中國的正統政府」自居，國民黨政權假想還統治著全中國，完全踏襲遷台以前的政府組織。又根據總統的「緊急處分權」，設立以國家安全會議為首的管理危機的「動員戡亂機構」。由此蔣介石總統、及後來的蔣經國總統作為層峰的一黨獨裁体制便成為可能，而現實也是如此。</P>      但是，為著要主張「中國的正統政府」，國民黨政權不得不抱持種種矛盾。其中最大者，乃是行政院部會之一「蒙藏委員會」﹝管轄蒙古與西藏的機構﹞的存在。西藏暫且不提，眾所周知，蒙古早於一九二四年已經獨立成為蒙古人民共和國，且於一九五六年加入聯合國，是國際社會公認的獨立國家。像這樣不但主張對蒙古「擁有主權」，甚至設有管轄機關，這是明目張膽的謊言虛構，正顯示中華民國是「唯一的中國」、國民黨政權是「中國的正統政府」等主張也都是虛構的。為維持這虛構的主張，國民黨政權及包括外省人的台灣居民被迫付出重大的犧牲。</P>蔣家的獨裁統治</P>           長期以「列寧式的政黨」為目標，國民黨企圖建立一黨獨裁「以黨治國」的体制。從前國民黨不過是一個多派閥的綜合体。但在遷移台灣前完成黨的再編，純由蔣介石的直系鞏固中樞。到了台灣之後，由蔣介石、後來蔣經國建立的一元統治体制，實現了「以黨治國」的目標。</P>         以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日施行戒嚴令為契機，國民黨政權限制集會與結社的自由，並禁止組織新政黨。這就是所謂「黨禁」。與國民黨同時遷台的政黨，有「中國青年黨」與「中國民主社會黨」，兩者皆是拿國民黨補助金方能生存的泡沫政黨。其存在的意義全然為沖淡國民黨一黨獨裁的色彩，誠如被人揶揄作「廁所的花瓶」，「廁所」﹝一黨獨裁﹞的「惡臭」卻無法消除。</P>          蔣介石在陽明山開設中國國民黨總裁辦公廳後不久，於一九四九年八月五日廢除黨最高權力機構的中央常務委員會，重新設立包括蔣經國在內一十六名委員組成的「中央改造委員會」。所為「改造」不是別的，是由蔣介石直系掌握黨組織，實質上是黨的改組。隨著遷台，還以召喚四散的黨員歸隊為目的，於一九五○年九月實施的「黨員歸隊實施辦法」則有對黨員加壓的效果。一九五二年十月召開的第七屆黨員代表大會上，國民黨宣佈已完成中央改造委員會的任務，而恢復原來的中央常務委員會。蔣介石透過此次黨的改造，把自己的地位造成磐石般絕對的存在。同時進行蔣介石的神格化與個人崇拜、則所謂「造神運動」，蔣介石銅像在台灣各地相繼地建立起來。</P>          蔣介石與蔣經國父子一方面努力於掌權，另一方面也進行塑造繼承体制。蔣經國留學蘇聯，持有蘇聯共產黨員的經歷，對於國民黨實現擬似「列寧式政黨」的貢獻很大。國民黨的性格與共產黨頗為類似，對它來說，革命就是成就。亦即「三民主義」﹝孫文主張的「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尚未在全中國實施之前，它是繼續「革命」的「革命政黨」，黨魁﹝蔣介石時稱為總裁，其後則稱為主席﹞握有絕對的權力。黨魁是相當於共產黨政治局的中央常務委員會的議長，於每週三所召開的中央常務委員會，大多依黨魁的意向決定國家的基本政策，與共產黨的「民主集中制」並無太大差別。</P>          國民黨的組織也與共產黨相似，「黨中央」設中央黨部，下有縱的組織，即是與地方行政機構並行的「地方黨部」，以指導各行政機構。地方黨部有各所屬的「民眾服務處」﹝站﹞，以國民黨名義向市民提供服務，同時進行指導思想與監視行動的工作。但是，這種市民服務卻由地方行政機構負擔大半的經費，可以說是「國庫通黨庫」的一個範例。另有橫的組織，亦即軍隊及公營事業等的「特種黨部」。在軍隊裡甚至連隊都設有黨的組織。「政治作戰官」及「指導員」等政治軍官負責黨的政策推行與思想指導。公營事業裡每種企業都設有個別黨部，譬如鐵路局則有「鐵路黨部」。特種黨部中擁有最大機能者，要算退除役軍人的「黃復興黨部」了。國民黨的組織活動不止於此，黨中央財務委員會所管轄擁有特權的「黨營事業」延伸至所有的營利事業，被稱為台灣最大的企業集團。如此這樣縱橫無盡的國民黨組織網結構裡，蔣經國所扮演的角色相當大，因此對他後來的權力掌握殊有關連。</P>       在黨總裁兼總統的父親庇護下，蔣經國於戒嚴令施行後一九四九年八月新設立的國民黨政權最高權力、且為實際執行機構的「政治行動委員會」﹝後來改稱「國防會議」﹞，被指定為事實上的統師。翌一九五○年四月，又就任黨在軍中的據點、主管統制軍人思想及政治軍官的「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這是透過軍的再編，將軍隊國民黨化，亦即使其成為「黨的軍隊」，同時企圖培育軍隊對蔣介石及後來對蔣經國的絕對效忠。又於一九五一年十一月設立軍官學校，專門培養政治軍官的「政工幹部學校」，蔣經國親自擔任校長。繼於翌一九五二年十月，沿習共產黨的「共產主義青年團」及過去國民黨的「三民主義青年團」，設立「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親自擔任團主任。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為培養效忠國民黨的學生與青年，以指導其思想與生活為目的，主要以高中以上的學生為對象。學生於入學同時加入，而一般青年即可隨其自由在各地的團部加入。蔣經國借此致力於掌握青年。</P>         蔣經國於一九六五年一月升任國防部長。兩個月後被其視為政敵的，蔣介石的心復陳誠副總統突然死去，從此，蔣介石與蔣經國父子相傳的体制，實際上已鞏固不移。蔣介石於一九六六年五月就任第四屆總統，副總統則起用有「唯諾先生」風評的嚴家淦，並讓其兼任行政院長。蔣經國在嚴家淦行政院長之下，於一九六九年六月就任副院長。此時，蔣介石已老衰，加上嚴家淦在黨內的地位與個人性格等原因，經國以副行政院長身份實質上行使最高權力。一九七二年五月，蔣介石與嚴家淦各就任第五屆正副總統職位，蔣經國則昇任行政院長。而且於一九七五年四月蔣介石死亡時，嚴家淦雖然昇格成為總統但是國民黨黨魁卻由蔣經國接任。此乃由蔣介石傳給蔣經國的黨魁「世襲」，並由此時起黨魁改為「黨主席」，將國家元首的總統與國民黨主席予以分開。但是，三年後的一九七八年五月，黨主席蔣經國就任第六屆總統後，則再度兼任黨主席與總統，實現了所謂的「蔣家王朝」。</P>

屋上屋的行政機構       </P>       國民黨政權主張自己是中國的「正統政府」，為向國內外顯示中華民國是「唯一代表中國」的政府，不顧實際統治區域只有台灣全島以及福建省的金門與馬祖兩個小島，中央政府不僅設行政、立法、司法、監察、考試等五院，而且於行政院裡設置八個部與二個委員會，通稱「八部二會」，也即內政部、外交部、財政部、經濟部、交通部、國防部、教育部、法務部、以及管理有關海外華僑事務的僑務委員會與蒙藏委員會，維持著儼若統治全中國的体制。</P>          地方行政區域則重覆劃分的結果，在行政院之下置有台灣省、行政院直轄的台北市與高雄市、以及福建省﹝管轄金門縣與連江縣的馬祖﹞，在台灣省政府之下則有台北縣、桃園縣、新竹縣、苗栗縣、台中縣、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嘉義縣、台南縣、高雄縣、屏東縣、台東縣、花蓮縣、宜蘭縣、澎湖縣等一十六個縣，以及省政府管轄的基隆市、新竹市、台中市、嘉義市、台南市等五個省轄市，合計「二十一縣市」。在一十六個縣政府之下，又有多及三百餘的縣轄市、鎮與鄉，各個市、鎮、鄉設置公所。也即以行政院在上，下有省政府與行政院的直轄市政府，省政府之下有縣與省的直轄市政府，縣政府之下有縣轄市、鎮、鄉公所。        </P>       台灣省主席、台北市長、高雄市長、福建省主席採取任命制，除福建省之外其他省、市議會則由市民選出的議員而構成。又縣與省轄市、市、鎮、鄉長以及各所屬議會議員也一概由市民公選之。如此外表雖然具有地方自治的形態，但是實質上卻只有形式而已，如果日本的地方自治是「三分自治」，則台灣可以說只有「一分自治」。台灣的情形，地方自治体的主管除了臨時雇用外，既無獨自的人事權，也缺乏自治体獨自的財源。公務員不分中央地方，其考試與任用均由中央政府管轄，稅制雖有中央與地方之分，但是所有的稅收幾乎都規定由中央政府一併吸收。各級政府財政狀況的實情是：市、鎮、鄉則依靠縣，縣則依靠省，省則依靠中央政府的補助金而生存。這正是中央集權國家的体制。</P>          除了行政院「八部二會」中的國防、法務、外交三部與二會外，台灣省政府裡設有與行政院其他部門約略同性質的「廳」或「處」。縣政府與台灣省的直轄市政府、及縣轄市、鎮、鄉公所裡，則設有與台灣省政府約略同性質的「局」、「科」和「課」。似此，縣及市、鎮、鄉級的政府及公所等行政組織或有必要，但是中央政府﹝行政院﹞與台灣省政府則顯然在機構上或機能上重複，由於這樣「屋上屋」的構造，不但行政肥大化、繁雜化，同時也招致行政效率的退化。在狹窄的台灣抱著重疊的行政機構和膨大數量的政府官員，這種現象被揶揄為「廟小菩薩大」或「廟小菩薩多」，正是「隨便丟個石頭都會打中官員」的狀況。        </P>       「屋上屋」尤為甚者，是一九六七年二月根據總統緊急處分權設立的「國家安全會議」。這是要替代從前的國防會議，由總統擔任議長，而將其決定交給行政院執行，因此可以說是「行政院頂頭上的行政院」。在國民黨的一黨獨裁之下，執行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決定的也是行政院。而國家安全會議成員幾乎都是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也是國家的重大政策決定機關成員，其重複程度與複雜性極大無比。順便值得一提的是，設立當初的國家安全會議議長，是蔣介石總統，而秘書長則是蔣經國國防部長。</P>          「屋上屋」極離譜之情形尚有一例，那是可稱為「警察頂頭上的警察」的「法務部調查局」﹝以下簡稱為調查局﹞。台灣的警察與戰前的日本一樣，屬於內政部警政署的一元性指揮之下。在台北發生的事件即使犯人逃亡至台南，台北的警察可以在台南逮捕犯人。這與美國警察不能越州逮捕犯人的情形大有差異，為此在美國有處理越州犯罪案件的聯邦警察，屬於司法部的「聯邦調查局」(FBI) 即是。然而在狹窄的國土裡，而且在一元性警察的指揮体制內，台灣也設有相當於 FBI  的調查局。調查局不但與警察的業務重複，而且行使遠超過警察的權力，加上持有「秘密警察」的性格，也擔任著「政治警察」的任務。調查局所派遣的人員，部署在各級行政機關和公營事業的人事組織裡，以「第二」部、科、課、係﹝叫做「人二」﹞等單位從事思想調查的工作。國民黨政權透過此「人二」組織，控制政權的四大支柱「黨」「政」「軍」「特」中的「政」，也即行政機關與公營事業。</P>蔣介石父子的軍隊</P>          在中國的政治文化裡，沒有「投票箱裡出政權」這種觀念。像毛澤東所說的「槍桿子裡出政權」才是中國政治的真髓。國民黨為培養並確保自己的軍事力量，於一九二四年在廣州郊外黃埔設立以蔣介石為校長的「中國國民黨黨立黃埔軍官學校」。這所黃埔軍官學校的畢業生幾乎全部都成為後來的蔣介石嫡系軍隊幹部。        </P>        國共內戰敗北後，遷移到台灣的國民黨政權，當時據稱擁有六十萬大軍。其中包括從前在中國各地割據的軍閥部隊。因此遷移台灣後，起用美國軍事學校出身的孫立人將軍為編練司令，在台灣南部的鳳山及屏東進行部隊再編與淘汰工作，同時訓練在台灣募集的新兵。由此再編成的部隊，就成為國民黨的武力裝備，與經過「改造」的國民黨成為蔣介石父子的黨一般，也變成對蔣介石父子效忠的軍隊。</P>          韓戰爆發後，美國開始對台灣提供援助。而且根據「共同安全保障法案」，自一九五一年起至一九六五年為止，一共提供了約一十五億美元給台灣，其中約八億美元是軍事援助。除了美國軍事顧問團之外，以原日本軍的富田直亮﹝中國名、白鴻亮﹞為團長、通稱「白將軍」的「白團」的秘密軍事顧問團也加入，共同支援國民黨軍的裝備與訓練。這些都有助於國民黨軍的近代化，又因在台灣開始徵兵，國民黨軍的戰鬥能力得到飛躍性的強化。</P>         國民黨政權期望奪回中國大陸，喊出「一年準備、二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的「反攻大陸」口號，長期以此為宣傳。但是，不知從何時起，「反攻大陸」的口號卻消聲匿跡，相反地變成為防範中國武力入侵的「專門防守」的國防体制。據說經常維持五十萬左右的兵力，為此台灣人的負擔極大。直至一九七○年，軍費預算超過總預算的百分之五十，以致縮減公共建設等社會投資。不僅於此，國民黨與共產黨一樣，對軍人及士兵的政治教育非常徹底，因而都變成蔣介石父子的「私人兵隊」，所以凡反對國民黨政權的勢力就成為他們的敵人。</P>         根據一九九三年四月發表的資料，台灣約二○四○萬的人口中，陸、海、空三軍的總兵力是四十六萬，其比率為陸軍四‧二、海軍一、空軍一。由此比率計算，則陸軍約三十一萬二千、海軍及空軍均為約七萬四千。又發表今後十年以內預定將陸軍兵員裁減六萬成為二十五萬、海軍及空軍各減為七萬五千，全部兵力減為四○萬的計劃。從這樣的現狀與計劃一看便知，這明顯不是「統一中國」的軍事体制，而是防範中國入侵的獨立國家防衛体制。</P>哭泣的小孩也會嚇住的特務機關        </P>        國民黨政權把中國政治所常見、陰森的「秘密警察政治」帶進台灣。秘密警察與「密告」有不可分的關係，為了保身甚至連父子及夫妻、兄弟、親戚之間也不惜密告以求自保。在國民黨的強權政治之下，台灣人同志間互相疑心暗鬼，這對國民黨統治台灣非常有利。        </P>        台灣的秘密警察通常稱作「特務機關」或「秘密治安情報機關」。誠如「治安情報機關」名稱所表示，由於「治安機關」與「情報機關」混在一起而成為問題。此乃因為情報機關行使治安機關、而治安機關也行使情報機關的權限所致。逃亡至台灣當初的特務機關內部極為複雜，大概分為國民黨政權的「軍事調查統計局」﹝略稱軍統﹞與國民黨的「中央黨部調查統計局」﹝略稱中統﹞的二大組織系統。「軍統」與「中統」為了搶功、爭風吃醋而經常反目，互相密告。同為「製造罪人」而激烈地明爭暗鬥。</P>          於一九六七年二月「國家安全會議」成立後，則設置其執行機關「國家安全局」，把警察及秘密治安情報機關予以重編，納入其傘下。國家安全局的指揮命令下，有：   ﹝1﹞行政機關內政部的警政署及出入國管理局、法務部調查局，﹝2﹞軍事機關的台灣警備總司令部、國防部的總政治作戰部及軍事情報局、憲兵司令部，﹝3﹞國民黨機關的社會工作委員會、﹝中國﹞大陸工作委員會、海外工作委員會等。其中直接和台灣人的日常生活有關的是：警政署、調查局、警備總司令部、憲兵司令部、社會工作委員會。從這裡也可以看出黨與國家的密接關係，在台灣所謂「黨國不分」的現象。        </P>         國家安全局，和過去日本統治時代的警察一樣，被一般人所恐懼，謔稱「連哭泣的小孩也會嚇住」。總部設在台北市郊外的明山仰德大道一一○號，因而被稱作「神秘的一一○號」。外人出入不用說，連媒体記者也除了由正門撮影以外不淮進入。歷任的局長全是軍人出身，而都是上將階級，所以有「台灣的ＫＧＢ」也即「ＴＫＧＢ」的異名。為檢查每一個國民對國民黨政權的「安全程度」，製作並存有所謂「安全資料」。在軍隊裡由政戰官，公務員及公營事業的職員由隸屬於調查局的「人二」單位，一般市民由警察與屬於國民黨社會工作會的各地「民眾服務處」，海外則由大使館或駐外代表辦事處的「安全官」作成，由國家安全局集中管理「安全資料」。其徹底的程度，真可說是「天羅地網」，假借國家治安情報活動的名義，對海內外台灣人的政治活動或思想加以監視，任意逮捕批評國民黨政權及國民黨的人，常常未經公開審判即加以治罪。</P>     反抗與鎮壓</P>        「二‧二八事件」以後，在台灣全境佈下「天羅地網」加以監視與濫捕的國民黨政權，對於改革要求、強權政治的批評或反体制運動，均以「私通中共」、「隱匿匪諜」、「陰謀顛覆政府」等罪名，予以無情的鎮壓。不但如此，為趕盡殺絕膽敢批評或反抗的異議分子，甚至經常捏造罪證。茲將主要的凡例以年代次序回顧如下：</P>       一九五三年五月的 「吳國楨逃亡美國」事件。吳國楨﹝外省人﹞深受美國信任。雖於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出任台灣省政府主席，因與蔣經國不睦，發覺有被暗殺的危險，於一九五三年辭去台灣省政府主席，五月逃亡美國。逃亡後，對國民黨政權的強權政治，尤其是蔣經國的特務統治，加以嚴厲批判。</P>      一九五五年八月的「孫立人事件」。孫立人﹝外省人﹞也是深受美國信賴的將軍。戰前在緬甸戰線與日本軍作戰建立功勳。戰後歷任國民黨軍的編練司令、台灣防衛總司令、陸軍總司令等職，但為蔣經國所妒忌。在總統府參軍長任內，被部下的中共間諜案拖累而被解任，冤枉被軟禁，直至三三年後的一九八八年軟禁才解除。</P>      一九六○年九月的「雷震事件」。雷震﹝外省人﹞是國民黨員，曾當過政府高級官員。因在他所主辦的雜誌『自由中國』嚴厲地批評國民黨政權，並曾主張過「反攻大陸無望論」，當他為組織「中國民主黨」結集台灣人有識人士及政治家奔走中，以庇護中共間諜罪嫌被判處十年徒刑。</P>      一九六一年九月的「蘇東啟事件」。蘇東啟是當時雲林縣縣議會議員。因激烈批評國民黨政權，被以策劃台灣獨立的首謀罪嫌與支持者二○○餘名一起被捕。蘇東啟在黑牢裡渡過一十五年歲月。</P>          一九六二年一月的「廖文毅台灣獨立事件」。石錫勳、郭國基、楊金虎、李源棧等二百餘名，以支援在東京的台灣共和國臨時大統領罪嫌而被捕。</P>          一九六四年九月的「台灣人民自救宣言事件」。當時台灣大學教授彭明敏及其學生謝聰敏、魏廷朝三人，認為在國際社會裡存在「一中一台」是無可爭辯的事實，準備為要求面對現實採取因應對策發表「台灣人民自救宣言」，在印刷傳單後被秘密逮捕。彭明敏等的逮捕，在美籍學者朋友的搜索與追究後才為眾所知，國民黨至翌十月才公佈逮捕的事實。三人均被判處有期徒刑，但因受國際壓力，彭明敏於一九六五年十一月獲得特赦，謝與魏二人刑期減半為四年。值得注意的是，今天的「一台一中」論是根據此宣言而來的。</P>         一九六八年八月的「林水泉事件」。林水泉是台北市議會議員，以反國民黨政權言論激烈而出名。為促成台灣獨立而組織「全國青年團結促進會」，於一九六八年八月與同志二百七十名一起被捕，經過長達二年的審判之後，判決有罪者一十五名中，林水泉、呂國民、顏尹謨三人被判處十五年徒刑。</P>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的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的「國是聲明」。在美國總統尼克遜決定訪問中國時，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總幹事高俊明牧師﹞發表「國是聲明」，要求：﹝1﹞  台灣的將來須由台灣住民自決，﹝2﹞  推行台灣的民主化。該教會後來於一九七七年八月也發表「人權宣言」，向美國總統、有關各國以及全世界教會主張：「在中國想要併吞台灣此時，吾人根據信仰與聯合國的人權宣言，認為台灣的將來應由台灣住民決定」，並要求採取使台灣成為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必要的措施。該「國是聲明」與「人權宣言」強烈地剌激國民黨政權，成為後來基督教關係人士的鎮壓與逮捕的原因。</P>          一九七五年十月的「白雅燦事件」。白雅燦於一九七五年的立法委員遞補選舉時，為參選預備向蔣經國提出二十九條公開質問狀，竟以叛亂罪被捕。未經公開審判被關進牢裡，一直到一九八八年四月一共坐了約十三年黑牢。又印刷質問狀的廠商周彬文，則以「幫助叛徒」罪名被判五年徒刑。</P>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的「中壢事件」桃園縣長選舉時，國民黨為使許信良落選企圖作票，引起市民忿怒，發生放火攻擊警察局的暴動。此時被動員前來鎮壓的軍隊，受到市民的指責「你們也是台灣人，怎可以打自己台灣人！」而退下。由此經驗，以後鎮壓市民不再用軍隊，而以警察與憲兵對付。這是因為到了一九七○年代，台灣的軍隊裡台灣青年佔有九十％之故。     </P>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的「美麗島事件」或稱「高雄事件」。十二月十日的國際人權日記念集會，以未經許可為理由遭到警憲的取締，引起衝突演變成流血事件。反國民黨的領導者一齊被逮捕，以軍事審判依判亂罪予以起訴。施明德判處無期徒刑，黃信介、姚嘉文、張俊宏、林義雄、林弘宣、呂秀蓮、陳菊等則被判處十二年至十四年的有期徒刑。又於翌年四月，高俊明等基督教長老教會關係人士十名以「幫助犯人脫逃及隱匿」罪而被捕，但於一九八四年八月被假釋出獄。</P>          一九八○年二月的「林義雄家族被殺害事件」。林義雄當時係台灣省議會議員，因高雄事件被逮捕留置中。於二月二十八日正午時分，林的母親與雙胞胎女兒三人在自己家中不知被誰慘殺而死。林義雄因是高雄事件的重要罪嫌，一直被警方監視的自宅裡發生如此兇案，所以一般認為與特務機關有關連。         </P>       一九八一年七月的「陳文成博士殺害事件」。陳文成係美國卡內基‧美倫大學的助教，在美國居留期間時常批評國民黨政權。回國渡假中於七月二日被警備總司令部約談後，一直沒有回家，翌日被發現陳屍在台灣大學校園內。遺体曾有數處遭拷刑的痕跡。此事件被視為對海外台灣人批評者的教訓。</P>      一九八四年十月的「江南殺害事件」。江南﹝本名劉宜良、外省人﹞係美國籍的作家，以暴露國民黨政權的內幕等，在美國非常活躍。因為他出版『蔣經國傳』，由蔣經國的次男蔣孝武發出命令，國防部軍事情報局派遣台灣黑社會份子，在舊金山郊外的住宅加以殺害。國民黨政權於美國的審判中，雖然否認與事件關連，卻於一九九○年九月支付一百五十萬美元賠償金給江南遺孀，予以和解。此事件發生後，於一九八五年八月十七日，一般認為「親台灣」的雷根總統，介於「一九八六─八七年度外交事務授權法案」，向國民黨政權施壓力要求推行台灣民主化。這就成為後來台灣推行民主化的契機，在野民主進步黨於一九八六年九月成立時能獲容認，以及一九八七年七月解除戒嚴令與此不無關係。   </P>

第十一章     經濟奇蹟幣制與土地改革        </P>       被稱為「流亡政權」的國民黨政權，要在台灣苟延殘喘，唯有急速保持政治安定及重建經濟一途。為此國民黨政權除了建立一黨獨裁的強權政治体制外，一方面以經濟的重建及復興為最優先。此乃所謂「開發獨裁」。而且不止於經濟重建及復興，直到今日完成了被稱為「奇跡」的成長率，台灣的「開發獨裁」甚至當作「台灣經驗」﹝台灣模式﹞成為開發中國家的模範。        </P>       國民黨政權接收當時的台灣，因行政長官公署人為的失政，加上受中國大陸國共內戰的影響經濟紛亂加深，不久危機性狀況接踵而至。尤其通貨膨脹的昂進淒厲，一九四五年至五○年約五年期間，物價竟上昇達一萬倍。市民生活極為窮乏，為應付加速的通貨膨脹，於月初所訂的月給金額，到了月底維持不到幾分之一的價值，情況如此嚴重。時時刻刻昂進的通貨膨脹使經濟活動混亂，無情地壓迫著市民的生活。除此之外，隨國民黨政權遷台的官吏與軍人、其一部分家屬等約有一百五十萬人也移住台灣，一下子消費人口大大增加，愈使台灣經濟陷入窮地。        </P>        為防止中國共產黨份子潛入，而且抑制人口流入過剩，警備總司令部於一九四九年二月起開始封鎖港口及河口，海岸線也置於管制下，除了獲得許可來台者以外一律不淮入境。再於同年六月十五日，斷絕中國與台灣的貨幣關係，進行把原來的四萬舊台幣兌換成一元新台幣﹝NT$ 自此以後一律以新台幣通用﹞的斷然措施。此次粗鹵不堪的幣制改革，雖然強迫台灣人付出苛酷的代價，但從此遮斷永無止境的中國通貨膨脹影響，對台灣貨幣及經濟的安定乃係必要的措施。及至翌一九五○年六月韓戰爆發後，依據美國杜魯門總統的「台灣海峽中立化宣言」，台灣與中國的關係則完全分離開來。        </P>        國民黨政權遷移台灣之前，於一九四八年四月斷然推行土地改革，也即「三七五減租」政策。這是由美援成立的「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協助，並聘請曾在日本參與土地改革實務的美國務院  Wolf  Rezinski  為顧問，在其指導下所進行的。「三七五減租」把原來地主由佃農收取的約五○％農作物田租，降為三七‧五％。國民黨政權再於遷台後的一九五一年六月，為養成「自耕農」公佈「台灣省放領公有地扶植自耕農實施辦法」，將公有地以及公營事業所有之土地放領給實際耕作的農民。此則所謂「公地放領」。放領土地給耕作農民的條件，有下列規定：﹝1﹞ 以土地每年收穫物二‧五倍的價格作為代償，﹝2﹞十年分期付款，﹝3﹞每年償還金額及地租之合計，以每年收穫物價格的三七‧五％以內為限。</P>        繼於一九五三年一月，公佈「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所謂「耕者有其田」，顧名思義是使耕作者持有其耕作的土地，也即從地主手中把土地徵收分配給佃農，在土地改革中是革命性的措施。其方法如下：﹝1﹞ 准許地主保留田三甲﹝一甲等於約九七○○平方公尺﹞及其他耕地六甲，﹝2﹞ 地主的保留地以外，全部由政府予以收買，分配給實際耕作的佃農，﹝3﹞ 從地主收買土地的價格，與「公地放領」相同，以全年收穫物的二‧五倍為準，﹝4﹞ 支付地主的土地款項，七成以食米等實物債券分攤十年付之三成以公營事業的股份付之， ﹝5﹞接受土地分配成為自耕農的農民，則以食米等實物十年分期付給政府。</P>          「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耕者有其田」等一連串土地改革，對國民黨政權來說，即是「不要本錢」的改革。這些改革幾乎未受地主反抗能夠實現的原因，是「二‧二八事件」以後，強權政治体制約略已成形，也即等於是「用槍彈把嘴巴封住」。而且，「公地放領」的土地、支付地主的公營事業的股份，也都是以「敵產」名義由日本人手中接收過來的。</P>      這種「不要本錢」的土地改革，對國民黨政權的安定以及經濟的重建成為極大的裨益。首先從政治方面來說，有下列效果：﹝1﹞ 由於把多數台灣農民改變成為自耕農，換句話說，把佃農變成土地所有者，得以收攬人心；﹝2﹞ 將集中在地主階層的知識份子經濟能力降低使反抗勢力軟弱無能；﹝3﹞ 從農民繳納土地代金的食米，得以確保政府遷台時同行的官吏、軍人及其家眷的主食等等。</P>               經濟方面則可舉例如下：﹝1﹞給地主的補償，雖然以「四大公司」，也即台灣水泥、台灣紙業、台灣工礦、台灣農林的四家公營公司的股票支付，但事前在帳簿上動過手腳，把公司的資金與股份徒增九倍，使地主手中所得的股票實質上價值減為九分之一，而各公司均保留三分之一股權，確保公司的經營權；﹝2﹞ 把地主從農業資本家轉變成為工業資本家，有助於促進工業化；﹝3﹞ 由於農民的購買力增加，致使消費經濟活耀化。</P>        搾取農民        </P>       國民黨政權一方面以土地改革施恩給農民，另一方面也向農民搾取豪奪。剛接收的一九四五年十月，將過去的台灣總督府食糧局與食糧營團等合併成「台灣省糧食局」。為確保軍隊與官吏及其家眷的食糧，同時要把通貨膨脹的損失轉嫁給農民，自一九四六年第二期收成起，則規定以實物繳納地租。此時，以稻米八‧五公斤換算一元。又於一九四七年七月起，開始由政府強制收購，但其價格只有市面價格的一半左右。</P>      一九四八年九月，引進化學肥料與米榖的交換制度。化學肥料在公營的台灣肥料公司獨佔生產與隸屬行政院的中央信託局獨家進口之下，迫使農民以一對一的比率，用食米交換化學肥料。農民因不相等價格所蒙受的損失，舉例說對於一九五二年當時一公斤一‧九元的食米，化學肥料只有○‧九元，幾近掠奪。後來其相差價格更加擴大，及至一九六○年，食米四‧一元的相對化學肥料價格只有一‧五元。</P>       台灣自荷蘭統治時代則以砂糖輸出知名。國民黨政權領有台灣之後，將日本的製糖會社加以接收，改為公營的台灣糖業公司。而且透過台灣糖業，以「分糖制」搾取栽培糖蔗的農民。經營獨佔加工把糖蔗製成砂糖的台灣糖業公司，受取製品五成作為加 工費，此外還以糖蔗的採收費、運搬費、代墊費利息等名義再徵收一成，實際到達蔗農手中的製品不過百分之四十。不但如此，台灣糖業還以製品統一管理與統一販賣為理由，將百分之二十以低於國際價格的價格強制收買。因此剩下在蔗農手中能自由販賣的砂糖只有百分之二十而已。這就是惡名昭彰的「分糖制」的實際情形。       </P>        像這樣對農民的搾取豪奪，等於是把土地改革所給的利益再迫其傾吐出來。經過一九六○年代的高度成長，到台灣的工業化開始進展的一九七○年代初期，農村與都市經濟的差距愈來愈大，由於農村過剩的勞動人口向都市流入，更使農業不景氣加深。部份為了這樣原因，於一九七三年以食米與化學肥料不等價交換的以貨易貨方式被廢止，代之以實施食米最低保障收購價格制度。即使如此，農業蕭條仍然不見好轉，終於一九七八年，實施了食米改種雜糧及減反政策。</P>      一九七五年左右的台灣人口已經超過一千六百萬人，人口增加中的食米改種雜糧獎勵以及減反措施，要因在來自美國的大量小麥輸入。美國自一九五一年起對台灣實行軍事援助與經濟援助，其中包括提供美國剩餘農產物的小麥。後來於一九六五年取消援助後，因為食米生產成本過高及需要削減因食米輸出的黑字，台灣繼續由美國進口小麥。此事給台灣的稻作農業帶來很大的影響，同時改變台灣人的飲食習慣，轉向嗜好麵包或饅頭等小麥食品。</P>經濟發展的要因        </P>        國民黨政權從日本手中接收台灣後，到韓戰爆發前約五年期間，台灣經濟極其混亂。但是，以韓戰為契機，由於「台灣海峽中立化」，台灣與中國的關係斷絕，使台灣從疲憊不堪的中國經濟桎梏解放出來，國民黨政權才能夠專心於台灣經濟重建與復興。後來甚至完成被稱為「奇跡」的經濟成長，但這是有幾點重要原因的。</P>首先要指出的，是肥沃的土地與勤勉的居民</P>          在農業為經濟中心的時代裡，台灣確如被傳說「一年收成足可過活三年」那樣，受惠於富饒的土地與自然環境。此外，居民絕對多數是中國移民的子孫，因為不能期待國家或政府的保護，只有靠自己的努力與才能以求生存的移民氣質培養了勤勉節儉的精神。加上「二‧二八事件」的虐殺及肅清，使國民黨政權統治下台灣人的志向離開政治而偏向經濟。其結果，台灣經濟今天由台灣人經營的中小企業支撐著。</P>還有由日本繼承的「遺產」        </P>       台灣雖然受日本的殖民地統治達五十年之久，但是卻完成了「殖民地下的近代化」。藉一九三五年十月舉辦「台灣始政四○週年記念大博覽會」的機會，來台灣視察的國民黨政權統治下福建省與廈門市的官員，在其「台灣考察報告」中對台灣的狀況贊不絕口。由日本帝國主義嚴厲批判者執筆的該報告書，可說是對台灣的「殖民地之下的近代化」最值得注意的證言了。日本放棄當時，台灣已經到達工業化社會的門口，於太平洋戰爭中雖然受美軍轟炸遭到若干破壞，但在五○年間所造就的基層建設、產業的振興與教育的普及等等，是那些同樣受過殖民地統治、後來獨立的開發中國家不能相比的。</P>美援與日本提供貸款也大有幫助        </P>       美國自一九五一年起開始援助，每年提供相當於約一億美元的援助。一直到一九六五年持續十五年之久，總額約一十五億美元。援助的內容，軍事援助佔一半以上，其餘除了剩餘農產品之外，填補赤字財政、投資工業設備、振興農業等。時期不同或有若干差異，美援大約佔台灣的國民生產總額﹝GNP﹞五至一○％ ，對戰後的台灣經濟有「輸血」的效果。因為美援於一九六五年六月停止，國民黨政權於四月與日本政府簽訂相當於一億五千萬美元的日元貸款協定。內容是：由日本進出口銀行以年利五‧七％提供一億美元貸款，償還期間十五年，剩餘的五千萬美元以年利三‧五％、償還期間二十年，由日本海外經濟協力基金提供。這些日元貸款金額雖不能與美國的援助相比較，但除了彌補美援停止引起的短缺外，對台灣經濟與日本經濟有加緊密切關係的功用。</P>        國民黨政權的危機意識也不能忽視        </P>       逃亡台灣，立於「背水之陣」的國民黨政權，一心一意為求生存而摸索途徑。一度被美國政府遺棄，雖然因為韓戰爆發再度獲得美國軍事與經濟援助，但並無保證無限期繼續下去，為應付台灣海峽對岸中國的威脅，政治安定與經濟發展乃是當務之急。這在維持「唯一的中國」、「中國的正統政府」的虛構上，也是必要的。這樣的危機意識導致強權政治的弊害雖不容否認，但因此促進經濟發展也是事實。危機意識所產生的最成功的凡例，便是於一九六五年創設的保稅加工區，也即「加工出口區」。在加工出口區裡，採取關稅優待、行政手續簡化、匯兌管理寬緩及國外匯款的保證等各種優待措施，專門生產輸出製品。因而對賺取外匯、增加國民就業機會、引進外資及技術轉移、培養國內產業等等貢獻很大。台灣的加工出口區， 後來成為包括中國在內的開發中國家的樣本。</P>文化大革命也帶來不少影響        </P>       虎視眈眈、不斷尋覓「解放台灣」機會的中國政府、中共政權，自一九六六年以來被所謂「十年內亂」的文化大革命大風暴弄得天翻地覆，致使沒有回顧台灣的空餘時間。文化大革命對台灣人不用說，就連外省人也對中共政權有了新認識。影響所及，不但在此期間使台灣經濟達成顯著成長，一九七三年起也能開始著手基層建設以及重工業化的「十大建設」。在交通、運輸方面，有新台北國際機場、南北高速公路、鐵路電氣化與雙線化、台中及蘇澳港灣擴充。動力方面，有原子能發電廠的建設，重工業以一貫製鋼、石油化學與造船為主而推進，其總投資金額達到五八億美元。該「十大建設」的進行，被稱為是國民黨政權下決心要在台灣紮根，認真地從事於「建設台灣」的表現。無論如何，「十大建設」對後來台灣經濟成長的貢獻，是不容否認的。</P>

外國資本的引進也是要因之一</P>      外國人以及華僑﹝海外的中國人﹞的投資，對戰後的台灣經濟發展也有貢獻。國民黨政權於一九五四年頒佈「外國人投資條例」、翌年又頒佈「華僑回國投資條例」、再於一九六○年實施「投資獎勵條例」以獎勵引進外國資本。這些條例對外國人與華僑的投資，在稅法上以及工業用地的需求上提供優待保證。因此自一九六○年起，外國資本的投入急速增加。</P>          自一九五二年至九○年止，外國人的投資共三五八六件，計一一億二九七八萬美元，華僑投資共二一八七件，計一億九五三八萬美元，合計五七七三件，總金額一三億二五一六萬美元。外國人的投資中以日本三二‧六％佔第一位，繼為美國二一‧九％，歐洲各國一三％，香港七‧三％為次。一般來說，日本的投資與台灣企業合作者為多，製品除輸出外也在台灣銷售。美資幾乎不採取合作形態，而製品則全部輸出或運向美國。華僑的投資規模較小，以服務業為中心，高科技產業的投資幾乎沒有。日本及歐美的投資給台灣產業帶來技術轉移的效果，華僑資本則強化台灣企業的競爭力。而且同為台灣製品開拓海外市場擔當引導的任務。</P>經濟發展的軌跡</P>          由於斷然採取新幣制改革，切斷了中國與台灣的關係，惡性通貨膨脹總算鎮靜下來。在美國援助下自一九五二年起，進行了第一次「四年經濟計劃」。其結果，一九五○年代的農業生產恢復到日本統治下的最高水準。至於工業，則以輕工業為中心的替代輸入工業逐漸上軌道，開始發展下去。        </P>       觀察一九五○年代的經濟狀況，每年平均成長率為GNP八‧三％、農業六‧四％、工業一一‧五％。以農產品為主的出口成長率則達到二○％，農業成為工業化的「產婆」達到催生效果。國際貿易收支雖然繼續入超，但以美國援助填補。物價上漲率為八‧六％，但與過去那種急騰的物價上漲相比，即緩和許多。概言之，一九五○年代可以說是一九六○年代高度經濟成長的準備期。</P>          到了一九六○年代，每年的農業生產成長率停留在四‧六％，工業生產卻以一五‧九％、出口以二二‧九％達到高成長率。GNP持續地以九二％的高度成長相見，物價上漲率降為四‧九％的低水準，達到所謂的「無通貨膨脹的高度成長」。以此好景氣為背景，於一九六八年，有一百萬農村剩餘勞動力投入加工出口區等工業生產事業，呈現全民就業的狀況。這些低工資的優秀勞動力，有助於勞動密集型出口加工業的發展，工業製品的輸出產業於是迅速得以成長。此時，外國資本主導的電氣器具與電子製品、以及紡織衣料成為二大輸出製品佔據王牌的地位。總之，一九六○年代的台灣經濟在外國資本、廉價勞工、輸出志向之下促進工業化與出口，由替代輸入工業轉換為加工出工業，達成高度的經濟成長。</P>       一九七○年代的經濟發展，基本上是一九六○年代的延長。「十大建設」於一九七三年開始動工，進行基層建設擴充及重工業的基礎產業建設。受一九七三年與七九年兩次的石油危機的影響，經濟成長率雖然出現很大振幅，但是以輸入的石油加工製成化學纖維及塑膠製品再出口，對於「加工貿易國」台灣的經濟成長來說，石油危機並未造成太大的影響。這在背後裡有其原因，譬如與產油國特別是沙烏地阿拉伯的友好關係、日圓升值的有利條件、自一九六○年代後半以來持續的越戰「特需」等等，受惠不淺。為此，一九七○年代的每年平均農業生產維持四‧六％、工業生產五‧二％的成長率，輸出成長率達到二八‧三％。但是每年平均 GNP 成長率雖為一○‧三％，物價的上漲率竟達九‧五％。概而言之，一九七○年代可以說是以一九六○年代高度成長的成果為基盤，由輸出志向工業轉移到重工業化，已準備就緒。一九八○年代的經濟成長率， 雖然有些不安定，但總算在成長基調裡。一九七九年的成長率雖然維持八‧五％，但於八○年﹝七‧一％﹞、八一年﹝五‧八％﹞、八二年﹝四‧一％﹞連續下降，八三年因石油輸出國組織降低原油價格及美國市場景氣恢復，所以成長率回升至八‧七％，八四年則達到二位數的一一‧六％。八五年因美國經濟景氣後退而急落至五‧六％。似此台灣經濟與美國經濟俱有連帶關係，換言之，對美國的市場依賴性很大。八六年及八七年受疲弱美元及強勁日圓的影響，成長率各為一二‧六％與一一‧九％。但是，對美國的貿易出超卻形成壓力，台幣遂大幅升值，而且引起工資上漲、勞動力不足等問題。八八年﹝七‧八％﹞、八九年﹝七‧三％﹞、九○年﹝五％﹞ 的成長率沿著斜線下降。一九八○年代的每年平均成長率雖然維持八‧三％，一九八八年後成長率的低落傾向，成為其後台灣經濟低迷的預兆。</P>          一九八○年代的經濟特徵，是把重點放在高科技產業的培養。於一九八○年十二月，為長期培養高科技產業而設的工業區，「新竹科學工業區」開始作業。雖然長久以來推進以加工出口為主的經濟暨產業政策，但因考慮維持過去經濟成長率、工資上漲及連續兩次的石油危機、勞動力不足、環境污染等等，在「生產效果大、潛在市場大、技術密集、付加價值高、用能省、污染少」的原則下，選定電腦、電子零件、電腦軟体等資訊處理產業，精密機械、農業機械、汽車零件、電氣器具等機械產業，作為戰略產業，加以政策性的獎勵。</P>           回顧台灣經濟工業化的發展過程，經過一九五○年代的替代輸入工業化、六○年代的輸出志向工業化、七○年代的重工業化、八○年代的高科技產業培養，九○年代則進入高科技產業軌道，目標為要確保能與科技先進國家為伍的競爭力。自一九九一年七月起，開始實施總金額三○○○億美元規模的「六年國家建設計劃」，目的在於：﹝1﹞提升國民所得，﹝2﹞ 強化產業基礎，﹝3﹞各區域均衡發展，﹝4﹞提高國民生活品質。台灣已經在一九七○年代後半，成為「亞洲 NIES ﹝新興工業經濟區域﹞ 的旗手」領導韓國、香港、新加坡，高科技產業化與國家建設六年計劃一旦實現，期待能加入經濟先進國的行列。       </P>台灣經濟的問題所在</P>         一九五二年以後的台灣經濟，「奇跡」般繼續順利地成長。國民每人每年平均所得﹝GNP﹞也比例地一路伸長，由一九五○年當時的五○美元增加到一九八八年的六三三三美元，進入世界銀行所訂定的「高所得﹝六千美元以上﹞國家」行列。後來，每人平均所得於一九九二年竟達一萬美元之高。跟著經濟成長，且因台幣對美元的升值，外幣的儲存額自一九八○年代後半起急增，八六年計四六三億一○○○萬美元，八七年達到七六七億四八○○萬美元，直追日本與德國，成為備受注目的「黃金國」。後來又不斷增加，一九九二年七月以後則以八五○億美元的水準，保持「世界一的外匯持有國」寶座。</P>      雖然如此，看來順利的台灣經濟並非沒有問題。其中一個問題是，過度依賴出口，特別是依賴美國市場。        </P>       台灣自一九八○年代以後，為了工資上漲及國際貿易的停滯，以及開發中國家的急起直追等原因，出口呈顯低迷狀態。尤其一九八八年以後更為顯著。而且由於台美間貿易的不均衡，美方追求改善的壓力增強，台灣面對進口自由化、降低關稅、開放服務業、保護智惠財產權等要求，被迫使台幣升值。再於一九八九年，因被取消一般特惠關稅﹝GSP﹞ 的適用資格，台灣對美輸出競爭力大大地降低。這與一九八九年以後台灣經濟成長率的急速下降有直接關係。為了盡量減少對美國的依賴，台灣致力於分散產品出口目的地，東西對立的冷戰架構崩潰後，正式向過去的社會主義國家輸出，但是到底不可能代替過去的美國市場規模。</P>中小企業擔負經濟主力也是一個問題        </P>       台灣被稱為「中小企業王國」，一九八八年底的中小企業數目為七七萬三五一一家，佔企業總數的九七‧七二％。同年底的台灣人口為約二○○○萬人，以簡單計算便知，每二六人就有一位董事長。中小企業又是出口的主角，一九八八年出口總額為六○五億八五○○萬美元，其中由中小企業的輸出佔約六○％，達到三六三億五三○○萬美元。但是大致說來，中小企業卻有下列弱點：﹝1﹞生產力低，﹝2﹞ 規模小、資金薄弱，﹝3﹞ 無力增加設備投資或技術革新，﹝4﹞多為家族經營，很難確保優秀人材，﹝5﹞甚少在股市籌資，﹝6﹞ 缺乏市場調查能力，販賣力弱等。而且這些弱點，也可以說就是台灣經濟的弱點。</P><B>        日本的「下游產業架構」也是深刻的問題        </B></P>       台灣的進口，長久以來由日本繼續佔第一位，對外貿易的負數日本也是第一位。以一九八九年為例，由日本的進口以機械設備五三％、工業用原料三四％、合計約佔九○％，兩者都是對台灣輸出製品的加工不可欠的東西。大約台灣輸出製品的零件及原料高達八○％係由日本進口，台灣的出口愈增加，對日貿易負差也愈大，所以依靠出口的台灣經濟，就成為日本的「下游產業架構」。而且，台灣由出口所得的貿易嬴餘大半用來填補對日貿易的負差。        </P>        日貿易負差與台灣貿易嬴餘具有連動的關係年年增大，由一九九○年的七六億六○七一萬美元、九一年的九六億六九四○萬美元，而達到九二年的一二九億美元。與此比較，九二年的對美貿易順差為七八億美元。日本通產省為著要縮小對台灣的貿易順差，進行向台灣轉移高科技產業，以期產生製品回流日本的「曲飛棍效果」。然而，幾已固定化的「下游產業架構」沒有那麼容易改變過來。</P>        外交孤立的影響也是一個大問題        </P>       國民黨政權堅持「中華民國﹝台灣﹞是唯一的中國」、「中華民國政府﹝國民黨政權﹞是中國的正統政府」的虛構。一九七一年十月，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進入聯合國為契機，包括日本在內的國際社會，幾乎所有國家一面倒地開始與中國建交，同時與中華民國﹝台灣﹞斷絕關係。就連最受倚靠的美國，也於一九七九年一月與中國關係正常化，而與台灣斷交。多數國家雖與台灣斷交，卻與台灣維持非政府間的關係，例如日本的情形，在台灣設置「交流協會」辦事處，台灣也在日本設有「亞東關係協會」代表辦事處，進行實質交流。但是，對經濟活動大部份依靠國際貿易的台灣來說，除了日本及美國以外，與其他無邦交國家間的經濟交流，則產生諸多不便。為了前往輸出目的地想取得入國簽證，要遭到多少艱難可想而知。一九七一年以來這二十多年裡，台灣在如此惡劣條件之下，努力推展國際貿易，成長到世界第十三位的貿易國家，是得加以稱讚的。然而，如果外交上的孤立繼續下去，台灣經濟則無法擺脫其影響。</P>對中國貿易的增大傾向，將來也會有問題</P>      及至一九八○年代，與中國的敵對關係開始有了改善，自一九八七年十一月起，台灣居民到中國旅行終於成為可能。隨之，到中國的投資也開始活躍，透過香港的轉口貿易也一年一年擴大起來。一九八七年到九○年的四年期間，台灣與中國的貿易有急增的傾向，台灣對中國輸出的每年平均增加率為四四‧一%，中國對台灣輸出則達五四‧八％。一九九○年的雙邊貿易金額竟突破四○億美元。九一年達到五七億九○○○萬美元，其中台灣對中國輸出為四六億六○○○萬美元，由中國的輸入為一一億三○○○萬美元。對中國的貿易，台灣是壓倒性的出超。於一九九年經由香港的對中貿易順差，激增至一三六億四○○○萬美元，如果沒有這個順差數字的話，則同一年的台灣的貿易收支便成為負差。</P>       眼見如此狀況，台灣對中國所謂「不交涉、不妥協、不接觸」的「三不政策」如今已完全失去意義。對失去美國市場的台灣製品來說，代之以不需要嚴格條件的中國市場，雖然非常有吸引力，但是中國政府卻主張「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遲早要「統一」。過度依賴這樣的中國市場，則可能將來台灣經濟會被中國控制，孕育著被中國吞沒的危險性。很明顯地，可以看出中國政府設法使台灣經濟依賴中國的意圖，目前先謀取經濟上緊密的關係，將來的目標則是政治的「統一」。所以不能因為擴大中國市場，而沾沾自喜。　</P>

第十二章  急速的民主化 台灣關係法           一九七一年七月美國總統特別助理季辛吉秘密訪問中國，並發表尼克遜總統的訪中計劃三個月後，於十月台灣退出聯合國。台灣和日本在翌一九七二年九月斷交後，遭到接二連三斷絕國交的憂患，在國際社會上台灣與中國的地位頓時逆轉。「中華民國﹝台灣﹞是唯一的中國」、「國民黨政權是中國的正統政府」的虛構也終於崩潰。台灣就像被稱「世界的孤兒」那樣走上外交孤立的路，一九九三年四月現在，維持有邦交的國家只二十九個小國家，合起來只有世界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已。        </P>       對無論軍事上經濟上均長期等於在美國「保護」下維持協力關係的台灣來說，一九七九年一月的台美斷交確是一記重大的打擊。但是美國政府雖然斷絕了國交，卻未必然把台灣放棄不管。美國政府於同年四月制定了屬於國內法的「台灣關係法」，以代替過去的「中美共同防衛條約」。這個以斷絕邦交的國家為對象的法律，雖說是為維持實質關係而設的，但屬極端異例，可以說是外交史或國際政治史的創舉。</P>       「台灣關係法」共有一十八條，重點不是放在國民黨政權，而是放在「台灣居民」與美國的關係。其適用的範圍限於台灣以及澎湖列島，國民黨政權控制的金門馬祖即不包括在內。又文中所謂「台灣統治當局」，係指現在統治台灣的國民黨政權與繼承的統治當局，有明確的記載。由此可知，美國政府的立場認為台灣的版圖不包含金門與馬祖，並將視野延伸到國民黨政權的後繼政權，有意使此法律也在後繼政權之下適用，極為明顯。因此國民黨政權於「台灣關係法」制定當初加以反對。但是，後來從現實的觀點改變了對此法律的看法，反而期望業已斷交的日本和菲律賓等，也學習美國制定同樣的台灣關係法。        </P>       其實「台灣關係法」並非能完全取代「中美共同防衛條約」。因為是國內法，所以對美國和台灣的拘束力甚弱，但卻包含廣範的課題在內。其中主要的是：﹝1﹞ 維持西太平洋地區和平、安全及安定，﹝2﹞維持與台灣的各種關係，﹝3﹞台灣問題的和平解決，﹝4﹞排除對台灣的排斥與封鎖，﹝5﹞ 供給台灣防衛性武器，﹝6﹞排除對台灣行使武力與壓力，﹝7﹞擁護台灣居民的人權等等。從這些內容可以看出，「台灣關係法」曾考慮到中國對台灣的武力侵犯，與國民黨政權對台灣居民的人權壓制。        </P>        中國的武力侵犯暫且不說，在台灣關係法的第二條 C項裡記載著：「保護並促進所有台灣居民的人權乃是美國的目的，特此表明」。承襲此法的雷根總統於一九八五年八月簽署的「外交授權法案﹝一九八六至八七年度﹞」裡，則設有「在台灣的民主主義」項目，以堅強語氣記載：「台灣民主化運動的進一步發展，是美國繼續台灣關係法所規定道義上及法律上義務的支柱、、、根據台灣關係法的精神，美國在此勸告台灣當局，期望台灣向此目標奮力前進」。此兩項記載對後來台灣的民主化都有很大幫助。        </P>       台灣與美國雖然沒有邦交，美國以「台灣關係法」把台灣視為準主權國家的「政治實体」加以承認，不但提供防衛上必要的武器，經濟上也將其市場開放。而且，美國對台灣與中國的關係，也於參議院通過一九八九年七月的「有關台灣前途的決議」，闡述著：「台灣的前途不應受任何威脅，而且必須以台灣居民能夠接受的方式予以解決、、、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端視中國政府是否放棄對台灣使用武力威脅」。對於在國際社會上被迫而孤立的台灣、尤其是國民黨政權，美國正是唯一的依靠，所以民主化的要求不能不聽從。</P>在野黨的成立        </P>        及至一九七○年代，「二二八事件」以後生長的台灣人領導者，在國內以「黨外人士﹝國民黨以外的意思﹞推進民主化運動，在國外則以原留美及留日的學生為主，支援國內的民主化運動，同時展開獨立運動。在美國的台灣人為著台灣問題，恒常地向美國國會展開遊說活動，美國國會也根據「台灣關係法」等，召開公聽會等顯示支援態度。這又對在台灣的黨外人士成為鼓勵。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日的國際人權日記念集會以反亂罪被彈壓的「高雄事件」、一九八一年七月回國中的美國卡內基‧美侖大學助教被殺害的「陳文成虐殺事件」、一九八四年十月殺害美國籍作家的「江南殺害事件」等等，對台灣人殘虐無比的彈壓與殺害，不但惹起美國人民的憤怒，連親國民黨政權的雷根總統也加以批判。由於國內外台灣人的不斷努力，與以上這些事件的衝擊，結果美國人民以及國會對台灣的理解與支援升高，成為台灣民主化的巨大推進力量。</P>       戒嚴令之下，因為報紙的新發行被禁止﹝報禁﹞，為推動民主化運動所必要的出版物，只有依靠月刊或週刊等雜誌。而且，黨外人士所發行的「黨外雜誌」，其中高達九○％因被扣上「動員戡亂時期」的出版法，在印刷完竣時即遭受查禁處分。黨外雜誌的編集人為保護自己的權利，一九八三年九月組成「黨外編集作家聯誼會」﹝以下簡稱「編聯會」﹞。又在禁止組織政黨的「黨禁」之下，於一九八四年二月由黨外的立法委員以及各級議會的議員，組成「黨外公職人員公共政策研究會」﹝以下簡稱「公政會」﹞。</P>       「編聯會」與「公政會」，開始著手準備組織政黨。一方面，於一九八六年五月由美國參眾兩院有力議員貝爾、甘乃迺、索拉茲、李奇及杜鍚里等五名組成敦促國民黨政權政治改革的「台灣民主化促進委員會」，指出「台灣在美國保障安全之下，不必要戒嚴令」，呼籲解除戒嚴令，並且警告；「若果國民黨政權怠忽不實施民主化，即將給台灣帶來更激烈的解決方法」。</P>       又於六月在眾議院亞太地區委員會與人權委員會議決通過「台灣民主化決議案」，向國民黨要求：﹝1﹞容認並承認新政黨的設立，﹝2﹞廢止檢查制度及保障言論、集會、結社的自由，﹝3﹞實現完全的議會制民主主義。繼於八月裡，由五名民主黨有力議員連署，向舒爾茲國務卿要求「向國民黨政權施壓力迫使其容忍並承認新政黨的設立」。這些美國國會的動作，都是在美國的台灣人遊說活動的成果，對在台北籌組政黨無不是有力的支援。終於九月二十八日，一三五名發起人聚集在台北圓山大飯店，組成二次大戰後首創的在野黨「民主進步黨」﹝以下簡稱「民進黨」﹞。</P>          忽視戒嚴令「黨禁」而成立的民進黨，國民黨政權將如何對付，成為大眾的注目。國民黨以「民進黨雖然是『不法』組織，但不能斷定為非合法』組織」的自圓其說的解釋，而承認了在野黨的成立。民進黨組成不久，即於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日召開第一次黨員代表大會，決定黨綱以及規則。其中列舉：﹝1﹞ 解除戒嚴令，﹝2﹞國會全面改選， ﹝3﹞ 廢止使憲法形骸化的「臨時條款」，﹝4﹞ 台灣 的將來應由居民 自決，由台灣居民以自由、自主、公平的方式來決定， ﹝5﹞ 國民黨軍隊應改為國家軍隊等等。</P>        因此，國民黨政權指民進黨為「台灣獨立黨」，視之為眼中釘。翌十二月舉行立法委員與國民大會代表的補選時，民進黨以「非法」身份參選，推出公認候選人。而且立法委員一九名選人中當選一二名，國大代表二五候選人中當選一一名，得票率也獲得二五％。那時在競選活動中，對神化的蔣介石及神聖的蔣經國總統以漫畫加以醜化的海報也堂堂登場，寫著：「豬仔﹝中國人的意思﹞總統我們不要啦！」恍然有如隔世之感覺。</P>         這時候，在台灣批判國民黨政權的言論最激烈的，有『自由時代』週刊雜誌。『自由時代』是台灣‧宜蘭出生的外省人第二代、強烈的台灣獨立運動家、以百分之百言論自由為目標的鄭南榕所主辦的政論雜誌。因幾乎每期遭受禁刊處分，所以事先準備已登記好的雜誌名稱繼續發行。鄭南榕利用其雜誌向最大的禁忌挑戰，不但介紹海外的台灣獨立運動狀況，也撰寫社論主張台灣獨立。又於一九八七年四月十八日在台北市舉行的集會上，鄭榕在數千聽眾面前發表熱烈的演講，說出「我主張台灣獨立」，而成為第一個公開表明台灣獨立主張的人。這是戒嚴令未解除之前的事，是決然一死的行動。鄭南榕後來於一九八九年一月二十日，因叛亂罪嫌疑被台灣高等檢察署傳訊但拒絕出庭，自己反鎖在『自由時代』總編集室裡繼續反抗，四月七日上午抗拒強制拘提而自焚身亡。從鄭南榕的遺体坐在椅子上的狀態，可看出其堅強意志的程度。鄭南榕的言論、行動及壯烈的死，給予台灣人莫大的鼓勵。</P>       海內外台灣人的民主化運動，與美國國會及政府的壓力下，國民黨政權於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五日，終於把繼續施行了三十八年之久的戒嚴令加以解除，代之以實施「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法」﹝以下簡稱「國家安全法」﹞。</P>          國家安全法的第二條規定：「人民的集會與結社違反憲法，並不得主張共產主義或國土分裂」。憲法其實已被「臨時條款」架空，而且在台灣人信奉共產主義者等於皆無的情形下，這第二條的著眼點明顯地在於「國家分裂」，也即是要禁止台灣獨立的主張。但是， 在一九八○代的台灣，由於經濟成長的同時，市民的權利意識高漲，在戒嚴令下尚且公然提倡民主化與台灣獨立主張，區區國家安全法已無法阻擋民主獨立的洪流。反而如在日本統治下台灣議會設立請願運動當初的情形一樣，國民黨政權對言論或抗議示威而採取的彈壓或逮捕行動，惟有養成台灣人英雄及政治明星而已。</P>

李登輝就任總統與黨主席</P>          國民黨政權的強權統治在退化中的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民進黨在台北市聚集約三萬市民，舉行要求國會全面改選的示威集會。此日，正在台北中山堂舉行所謂「憲法實施四○週年記念儀式」，蔣經國總統的演說中民進黨國大代表十一名竟然站立起來，連續喊出「國會全面改選」的口號約二十分鐘而退場。蔣經國總統只有啞然，一言不發。此光景正象徵著國民黨政權的統治力量與蔣經國總統絕對權力的凋落，給人印象極深。</P>      一九八八年一月一日，長久以來禁止新發行的日報「報禁」終於被解除。雖然是既定方針，但這是事先明知新發行的中立派日報，無法與戒嚴令下獨佔市場業已壯大的國民黨系報紙抗衡，才採取的措施。雖然如此，「報禁」解除仍然是朝向民主化的進步。</P>          繼於一月十三日下午，突然傳報最高權力者蔣經國總統兼國民黨主席死亡的消息。於是根據憲法的規定，副總統李登輝昇任為新總統。這是台灣史上第一次台灣人就任國家元首的地位。許多台灣人無條件地歡迎李登輝的總統就任，同時對其施政抱著期待。但是，自從遷移台灣以來，國民黨政權以蔣介石、蔣經國父子為層峰，由外省人所掌握的 「黨」、「政」、「軍」、「特」的「四頭馬車」体制，台灣人的李登輝要如何來統御它則備受注目。蔣經國死後不久，國民黨政權內部的「黨」、「政」、「軍」、「特」的領導階層，有國民黨秘書長的李煥、行政院長的俞國華、參謀總長的郝柏村、國家安全局長的宋心濂。李登輝就任總統雖然沒有甚麼問題，但就任國民黨主席卻遭到強烈反對。對黨高於國家的國民黨政權來說，黨主席的地位凌駕於國家元首的總統，是不能輕易交給台灣人的。</P>      蔣經國雖然起用李登輝為副總統，但未曾將他考慮為繼承者。為了必要與佔台灣人口八十六％的台灣人妥協起見，才起用台灣人做副總統，也即所謂「裝飾品」的副總統。起用李登輝的原因，如他自己所說的，是他「認真而誠實」的人品被看中，但也因為認為他不是野心家、有「安全性」之故。違反蔣經國的原意李登輝竟昇任為總統，不是因為別的，是他猝死的結果。因而蔣介石的遺霜宋美齡與外省人元老為主的黨內勢力，對李登輝昇任總統即使無奈，對就任黨主席則大加反對。所以效法蔣介石死後的嚴家淦總統與蔣經國黨主席的情形那樣，主張「總統與黨主席分離」，企圖將李登輝架空成為「傀儡總統」。</P>          但是蔣經國死後的台灣政治環境，台灣人的勢力極力抬頭，情況不容許把李登輝傀儡化。國民黨於一九八八年七月的第十三屆黨員代表大會，選出李登輝為黨主席。至此，李登輝總算登上了總統與黨主席的地位。但這並不是說他已掌握到國民黨政權的「黨」、「政」、「軍」、「特」權力。</P>李登輝的權力掌握        </P>       李登輝於一九二三年一月，出生於日本統治下的台灣台北縣三芝鄉。經過舊制台北高等學校，於京都帝國大學農學部農業經濟系在學中被征召當學徒兵。戰後復學於台灣大學，並於一九四八年畢業。一九五二年起兩年期間前往美國愛荷華州立大學留學，獲得農學學士學位。再於一九六五年起留學美國康乃爾大學，以「台灣農業與工業間的資本流程」為題提出論文，獲得農學博士學位。此論文於一九六八年度獲頒全美最優秀農業經濟學會獎，成為李登輝政治家鴻圖的腳踏石。返國後於一九七一年，因向蔣經國報告台灣農業問題，留下深刻印象成為契機而加入國民黨。翌一九七二年五月被起用擔任行政院的政務委員，踏出政治家的第一步。一九七八年六月被任命為台北市長，翌年就任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升為台灣省政府主席，三年後的八四年三月在第七屆總統蔣經國之下，被選為副總統。        </P>       李登輝在未獲得總統寶座之前，與幾乎所有國民黨政權下的台灣人政治家一樣，顯示柔順的姿態而不表露自己的主張。但是，一旦以浮淺的黨歷就任總統與黨主席，一時尚未掌握「黨」、「政」、「軍」、「特」，李登輝也甘心成為黨內外省人元老所期盼的「傀儡」。於是他在台灣人的支持與期待支撐下，一步一步克服困難而實現其個人的抱負。           </P>        國民黨政權的權力構造「黨」、「政」、「軍」、「特」當中，「特」也即秘密治安情報機關的總指揮、國家安全局長宋心濂效忠於新總統李登輝，對李登輝所推行的民主化之一環「情報與治安分離」政策也很積極。陸軍上將宋心濂是外省人，由此可見李登輝掌握權力及推進民主化時，並未蓄意排斥外省人。</P>       李登輝總統於一九八八年十月，首先把黨的元老、外交上具有強大發言力的所謂「前朝遺老」、蔣經國總統以來的總統府秘書長沈昌煥更換下來，代之以被認為「沈默寡言」的前法務部長李元簇繼任。因而除去李登輝所推行的「務實外交」﹝彈性外交、也稱現實外交﹞的障礙。於翌一九八九年六月又更換行政院長俞國華，由黨秘書長李煥繼任。後來又派心腹宋楚瑜繼任李煥。自此李登輝得以透過宋楚瑜，掌握「黨」的實權。繼於同年十二月，把擔任參謀總長八年之久、對軍隊具有強大影響力的郝柏村調任國防部長。這是李登輝以陸、海、空、三軍總司令的身份，企圖掌握軍權所踏出的第一步。        </P>        第七屆總統的任期將於一九九○年屆滿。當初，國民黨雖然對於擁立李登輝為第八屆總統一事意見一致，但李登輝卻對具有強力意願做副總統的行政院長李煥與蔣介石的次男、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蔣緯國極力加以抗拒。而由黨主席獨斷於一九八九年十二月，發表提名李元簇為副總統候選人。因此引起黨內外省人元老的反彈，李登輝為中心的「主流派」﹝改革派﹞ 與以外省人元老為中心的「非主流派」﹝保守派﹞ 之間的反目，遂愈來愈明顯。</P>          第八屆總統與副總統的黨內提名，於一九九○年二月十一日在黨臨時中央委員全体會議﹝以下簡稱「臨中全會」﹞舉行。在此臨中全會，非主流派提倡「黨內民主」，指稱過去以起立或舉手的表決方法為非民主，而主張不記名投票。最後，中央委員一八○名當中，出席人數一六九名表決的結果，以九九對七○票的反對多數，不記名投票被否決。此時如果不記名投票表決通過的話，李登輝與李元簇的正、副總統黨內提名可能就未必能實現。這就是所謂的「流產政變」的由來。值得注意的是，推行民主化的主流派堅持以起立或舉手的表決方法，而反對民主化的非主流派，反而主張較為民主的不記名投票。</P>        李登輝於一九九○年五月就任第八屆總統，其任期到一九九六年五月止為期六年。李登輝剛剛就任，即重覆地表明任期屆滿後無意尋求連任，本來因此很有可能成為「跛腳鴨」，但是，不但沒有此傾向，反而成為名符其實、有權力的總統，堅定地推行政治改革。就任第八屆總統後立即於六月，把行政院長李煥更換下來，使國防部長陸軍上將郝柏村退役後，起用為行政院長。這個人事更動，是為了要使李煥與郝柏村反目、攪亂非主流派的結合，而且有剝奪郝柏村的軍籍、切斷他與軍關係的雙重效果。其後，李登輝於一九九一年十二月，起用他所信賴的海軍上將劉和謙為參謀總長。由於實現這次軍的最高人事更動，過去與軍方完全無緣的李登輝，透過劉和謙終於能夠掌握「軍」的權力。「特」與「黨」之外，李登輝至此對「軍」的掌握約略完成。所剩下只是「政」的掌握而已。</P>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舉行第二屆立法委員一六一個議席的選舉，在野的民進黨獲得五二個議席而大為長進。選舉中在野黨不必說，就連國民黨主流派候選人，也批評行政院長郝柏村而且要求他辭職。李登輝形同受在野黨支持下把郝柏村更迭，起用心復的連戰為行政院長， 終於達到「政」的掌握。順便也把黨秘書長更迭，派駐日代表許水德接任。這樣到了一九九三年三月，「黨」由許水德﹝一九三一年生於台灣高雄市﹞、「政」由連戰﹝一九三六年生於台灣台南市﹞、「軍」由劉和謙﹝一九二六年生於中國安徵省﹞、「特」由宋心濂﹝一九二三年生於中國安徵省﹞成為首要，李登輝則成為掌握國民黨政權「四頭馬車」的駕馭者，而真正的「李登輝体制」終於齊備。到此地步的路程長達四年歲月，其間忍受過諸多誤會及批評，頑固地堅持自己的信念，貫徹意志所獲得的成果。</P>民主化改革</P>          觀察李登輝到此為止的政治作風，彙集其政治信念，則可概括如下：﹝1﹞黨不可以凌駕於國家之上，﹝2﹞軍不是「黨軍」，非成為「國家軍隊」不可，﹝3﹞民主政治乃是政黨政治，不可以一黨獨裁，﹝4﹞在國際社會不應孤立，應該推行務實外交，﹝5﹞ 不可與中國政府、中共政權對立，﹝6﹞政治犯的存在是政治上開發中國家，是民主國家的恥辱。以上如果全部能在台灣實現，那真可以說是「不流血的革命」。然而，諷刺的是，李登輝為實現自己的政治信念，必須以權力集中黨首的不民主的「革命政黨」國民黨黨主席身份，發動強權來制壓，難免要自己踩自己的腳。</P>         李登輝剛就任總統的一九八八年四月，在國民黨元老勢力重壓之下，以蔣經國百日忌為機會將一部份政治犯減刑加以釋放。翌一九八九年三月以總統身份正式訪問新加坡。那時事先與新加坡政府協商好，使用「來自台灣的總統」稱呼，而不以「中華民國總統」稱呼。關於此事，李登輝在答覆新聞記者質問時，回答說：「雖然不滿意，但可以接受」。而且於同年五月，亞洲開發銀行在北京召開年會時，派遣現任的財政部長為團長率領代表團前往參加，那時在開幕式裡演奏中國國歌，團長也起立表示敬意。由此可以看出這位「來自台灣的總統」，以不計較國家名稱推行「務實外交」，及向「中國國歌表敬意」的「不與中國對立」等政治信念，推動李登輝式外交與改善與中國關係的一些徵象。</P>          一九九○年二月，受到國民黨內部紛爭引起「流產政變」的影響，選舉總統、副總統的機關，亦即幾乎都是自中國選出以來從未改選的「萬年議員」所佔的國民大會代表，乘機提出利己的待遇改善案而表決通過。反對的市民連日反覆舉行抗議示威遊行。接著，學生們自三月中旬至下旬亦以靜坐及絕食示威行動加以抗議，並成立台灣首創的「全國學生運動聯盟」﹝簡稱全學聯﹞。害怕學生們的行動發展變成「台灣的天安門事件」，李登輝於三月二十一日會見學生代表，答應：﹝1﹞  解散國民大會，﹝2﹞  召開超黨派的「國是會議」，﹝3﹞  停止動員戡亂時期與廢止臨時條款，﹝4﹞  實施總統直接選舉，﹝5﹞ 提出政治改革的日程表等條件。李登輝利用這次市民及學生對國民黨政權的批判與改革要求，封殺黨內的反對，加強他自己的發言力量。而且於五月二十日就任第八屆總統時，立即進行對政治犯的大規模特赦。</P>       一九九○年六月由總統府主催，舉行討論國家應走方向的「國是會議」。十月在總統府設立了超黨派的「國家統一委員會」作為總統的諮詢機構。這是為顧慮李登輝的民主化會串聯「台灣化」、台灣獨立或國民黨政權獨立，亦即為警戒「台獨」與「國獨」的黨內保守派以及中國政府而設的。民進黨認為此委員會標榜「統一」而加以反對。以違反「居民自決」的原則，於十月的第四屆黨員代表大會，通過「台灣的主權不包括中國與外蒙古」決議案加以對抗。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憲法的解釋機關﹞，又於同月作成「第一屆國會議員﹝國民代表、立法委員、監察委員﹞的任期，到一九九一年底為止」的解釋。大法官會議的解釋，反映國民黨改革派的政策，而「萬年議員」壽終正寢的預告，意味著國會的全面改選和進一步民主化。但是，翌年十一月「主張台灣獨立」的台灣獨立建國聯盟幹部黃華，卻因「叛亂罪」嫌疑被逮捕，此事件令人懷疑推行民主化的誠意。</P>          及至一九九一年四月，召開以「萬年議員」為主的第一屆國民大會臨時會議，修改一部份憲法，將「戡亂機構」的國家安全會議及國安全局等合法化之後，通過決議廢止「臨時條款」。於是李登輝總統發表聲明，自五月一日起終止「動員戡亂時期」並廢止「臨時條款」。由此台灣的非常時体制被解除，而中國政府、中共政權己不再是「叛亂團体」，自此以後改稱中國政府為「大陸當局」或「中共政權」。民進黨對這種修改憲法以達到「戡亂機構」合法化及在第二屆國民大會修改憲法的企圖提出抗議，四月十七日在台北舉行十萬人空前大規模的示威遊行。翌五月，發生調查局違法逮捕大學生的「獨立台灣會事件，組成了「全民反政治迫害運動聯盟」。因而當局採取阻止運動再擴大的妥協政策，解除戒嚴令同時將壓迫人權惡名昭彰的「懲治叛亂條例」急忙予以廢止，同時將因「叛亂罪」坐牢中的政治犯加以釋放。「主張台灣獨立」被捕的黃華，也是在此時被釋放的一位。</P>          同年八月，離開軍籍的行政院長郝柏村，因頻頻召集軍事會議，李登輝以他對三軍總司令「干犯統帥權」為由，把負有重要軍職的將軍八名叫來總統府訓示說：「軍人為固守國家生存與國民利益，唯有效忠於國家與國民，不得奉仕特定的團体或個人」。這不但是暗中牽制郝柏村，也是在勸戒軍人不要介入政爭。再於報上發表訓示內容，強調軍隊不是黨或特定個人的軍隊，而是國家與國民的軍隊，企圖將過去的「黨軍」「蔣家軍」一掃而空。</P>       不料於翌九月，蔣介石遺霜宋美齡離開台灣，移居她的第二故鄉美國。宋美齡的美國行，意味著蔣氏家族將自台灣的政治舞台離去，等於除卻了纏繞李登輝的一部份桎梏。隨著於十二月底，一向作為國民黨政權正當性根據的，四十餘年來一直未改選的第一屆國大代表、立法委員、監察委員等，殘存合計五六五名所謂「萬年議員」的 退職，終於得以實現。</P>          及至一九九二年五月，連言論階段也要處罰的刑法第 一○○條被修改後，所謂的「思想犯」及「陰謀罪」己不再能夠成立。此時也釋放政治犯，訴訟中的「叛亂」案件也予以免訴。所有處罰政治對立者的法律及條例至此一應消聲匿跡，李登輝認為「政治犯的存在是民主國家的恥辱」的政治信念，在法律上可以說是實現了。以一九九三年四月的現況來說，台灣的政治犯已近乎絕跡，至於被禁止台灣人回國的所謂「黑名單」，也幾乎是不存在的狀況。</P>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舉行台灣史上首次的總選舉，選出第二屆立法委員一六一席。激烈選戰的結果，民進黨獲得五二席而宣稱「勝利」，以香檳酒舉杯慶祝。國民黨停留在一○三席，承認「敗北」。當然這一次的「勝利」與「敗北」並不導致政權的交替，這僅是「大象」﹝國民黨黨員二五○萬﹞與「螞蟻」﹝民進黨黨員四萬﹞ 的競爭以總合性判定的勝負而已。雖然如此，由這次台灣首度的總選舉，等於第一次賦予「外來政權」的國民黨政權統治台灣的正當性，其意義極為重大。        </P>       台灣的民主化雖說急速在進展，但至今仍在半途中。而且，迄今所獲得的成果未必能只歸功於李登輝的政治信念及固執性格。是「二二八事件」以來，在國民黨政權的壓迫及鎮壓下，多數有心的台灣人犧牲性命、前仆後繼、以血淚奮鬥而得來的。不必說，一些友邦人士，尤其是美國及日本人民的支援外，美國國會與政府所扮演的角色也不可忽略。        </P>       自從一九九三年二月第二屆立法委員就任以來，國民黨的一黨獨裁己經消失。國民黨主席李登輝應保守派的「黨內民主」要求，於八月的第一四屆黨員代表大會，答應由黨員代表公開選出黨主席以下所有中央委員，並表明把國民黨由「革命政黨」改為「民主政黨」。又連戰內閣在答覆立法委員質詢時，答應將「黨」由軍隊、行政機關、公營事業等、一切公家機關撤走。然而，長期在「黨禁」之下確立的，國民黨「一黨獨大」的局面，卻依然繼續存在。這個事實，正是今後台灣民主化的最大瓶頸。</P>       被稱為「台灣最大的財閥」的國民黨，實際擁有膨大數字的特權「黨營事業」。僅只現在為人所知的，也有上股市企業九家、未上股市的股份公開企業三五家、股份未公開企業四○家，其資產總金額據說有四千億或五千億之多。黨中央財務委員會管轄下的「黨營事業」，深深侵入營利事業各行業裡，要解除它不是一件容易事情。這些「黨營事業」的存在，至少於政黨政治上會妨害政黨間的公平競爭。另一方面，在野黨、民進黨的財政卻像「火燒眉毛」捉襟見肘，資產概無的狀態。</P>      「黨國元老」的存在也是一個問題。與共產黨一樣，國民黨也注重「黨齡」，亦即在黨裡的資歷。尚活著的國民黨老黨員，即所謂的「黨國元老」，幾乎都是外省人，是保守派的核心人物，享受著種種特權。為著要搖憾黨主席李登輝，保守派所提出的「黨內民主」如果真的實現的話，這些「黨國元老」的既得權利就必然會消失掉。李登輝的黨改革所面臨的最大障礙，是如何處置屬於保守派的「黨國元老」，保守派正可以說是包括「黨內民主」在內的政治民主化的最大反動勢力。是故「黨內民主」及貫徹民主化，有可能招致黨的分裂，成為李登輝推行民主化的沈重腳鍊。  </P>

第十三章  民選總統 千島湖事件</P>      一九九四年三月三十一日發生一群往杭州千島湖旅遊的台灣人集體被屠殺的事件，對海基會與海協會的協調功能是一大考驗。二十四位台灣旅客乘坐遊覽船海瑞號在千島湖觀光時，與船員及當地導遊八名一起在船艙內被燒死。中國公安當局最初發表這是「意外事故」，但因嚴禁台灣旅行業代表到現場勘察及撮影而引起台灣方面的懷疑。後來又發表遭難者全体橫屍於三層船艙的底層，上半身已燒焦炭化，下半身卻幾乎都沒有損傷，以火災來說不但不自然，而且包括船員無人逃脫，更加深了人們的懷疑。四月三日趕赴現場的受難家屬及有關人員遭受公安當局的嚴密監視，家屬運回屍體的要求也被拒絕。又因行李等遺物全部失落，並且船殼彈孔纍纍，遺族及有關人員判斷遭難者是被殺害後以噴火器燒毀屍体，確定中國當局蓄意隱瞞事實。        </P>       中國當局不但因害怕真相外洩，百般阻撓記者採訪，又因擔心被追查死因，不但不讓「海基會」人員赴現場協助家屬處理善後，並且拒絕接見「海基會」代表。由此「投訴無門」的情形可見，令人懷疑台灣「海基會」與中共「海協會」之間的談判會有任何進展。</P>       「千島湖慘案」發生後，台灣人對中國人殘暴手段以及中國政府不人道作法，感到義憤填膺，舉國上下一致反應強烈。國民黨當局決定暫停兩岸文教交流並且採取包括旅遊、經濟等多方面的抵制措施。李登輝總統甚至痛責中國處理「千島湖慘案」的方式，作風猶如「土匪」，引起國內外政界人士的注目。多數的台灣民眾紛紛要求與中共劃清界線，甚至立即宣佈「台灣獨立」。台藉立法委員除了前往日內瓦向國際人權協會正式控告中國罔顧違反台灣人民的人權外，並要求李登輝總統應宣佈台灣獨立，以表達對中國最強烈的抗議。</P>泠卻中的「大陸熱」</P>       自從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到中國觀光旅遊解禁以來，台灣人對大陸產生了一陣狂熱：台灣人民一批又一批地前往大陸探親、旅遊、做生意。到一九九四年三月為止，台商赴大陸投資金額己超過一百億美元，民間對大陸旅遊活動更是絡繹不絕，單是一九九三年台灣人赴大陸旅遊人數高達一百八十萬人次。</P>       台灣開放大陸探親，最先返回大陸的是老兵。老兵年青時跟隨蔣介石來台，一晃四十多年。他們思鄉情濃，很多人為返鄉變賣在台資產，回鄉時處處打腫臉充胖子，出手闊綽但是所得到的回報卻是當地人的妒嫉和冷漠。大部分老兵在返回大陸探親受盡屈辱後，失望之餘怏然回到台灣，只有少數留在大陸。除了老兵之外，回鄉探親的尚有第一代以及第二代的「外省人」。第一代「外省人」年青時背井離鄉，經商或跟隨國民黨政府逃避戰亂來到台灣，從此和大陸音信斷絕。如今他們回到了自己朝夕魂牽夢縈的故鄉，眼見景物依舊、人事全非，茫然不知所屬。至於「外省人」的第二代，雖然他們在台灣土生土長，卻自小被曉以他們的籍貫隸屬中國的某省某地而不是台灣，但對他們來說，「祖籍」只是父親來自的故鄉，而基於血濃於水的感情，當他們來到「家鄉」時，卻發現在自己和父親一樣沒有附屬感。在台灣，他和父親是十足的「外省人」；回到大陸原籍地卻又都被視為台灣人。</P>       兩岸往來熱繹不絕，除了探親返鄉的老兵、「外省人」、以及少數的統一派政客和演藝人員外，還有投機商人和多數被所謂的「錦繡河山」吸引而前往大陸觀光的台灣民眾。隨著國民所得提高和政府的大陸開放政策，台灣民眾一窩蜂的中國熱，成為一時風尚。因為台灣的觀光客及商人符合中國政府吸收台灣資金的對台政策，中國方面開始時為「台胞」特別放寬種種管制並給予多項優待。加上因大陸經濟落後、物價及勞工低廉，台灣旅客趨之若鶩。</P>       但是隨著台灣人赴大陸的人數急速增加，一些優待及方便措施也就逐漸被取消。早在未發生「千島湖事件」之前，往中國大陸旅遊、經商的台灣人民被當地人欺騙、搶劫、殺害的案件，已時有所聞。台灣人到中國內地被看作待宰肥羊、搜括對象，雖然與台灣人在當地的擺闊作風、囂張氣焰不無關係，但是「貧窮」的中國人把「有錢」的台灣人譏諷稱作「呆胞」，伺機想加以騙取強奪乃是主要原因。台灣人若因不當言行而蒙上惡劣形象，以為他們在中國遭遇不測係咎由自取，是有失公平的。實際上在中國大陸，不論城市或鄉村，到處法令不彰、治安不良，而且共黨政府視人命如草芥，難怪有些人因為生命財產沒有保障，對前往中國大陸旅遊或經商裹足不前。</P>         然而因為近年來台灣發生嚴重的勞工短缺、工資偏高現象，台灣的中小企業為維持國際競爭力，紛紛到中國沿海地區投資設廠，以台灣的生產設備利用當地低廉勞力從事生產。也有一些廠商被廣闊的大陸市場所吸引，竟將台灣的企業連根拔起遷移到大陸，引起台灣朝野的關切。一九九四年底，根據大陸工作委員會﹝簡稱「陸委會」﹞經濟處獲得的資料顯示，赴大陸投資的台商己超過兩萬家，佔世界第一位。而實際投資金額略遜於日本而列居世界第二位。但是中國實施新勞動法施行細則後，對台商產生更多的限制，包括苛捐雜稅及要求對大陸勞工減少工作時間，並且加班費增加三倍，導致台商在大陸的生產成本比較台灣高出三至五倍。同一資料又指出，到目前為止赴大陸投資設廠時間在二至三年的台商，有高達七○％處於虧本狀態，而其他有盈餘的台商，則因中國強迫將積餘資本就地擴廠無法匯出，導致台商己全部面臨血本無歸的危機。        </P>台灣民族主義的形成</P>       一九九四年九月二十四日，台灣教授協會在舉行研討會探討「台灣民族主義」時指出：四百多年來，居住在台灣的馬來波里尼西亞土著民族與少數漢族移民，早己形成共同體，但是因為外來統治者為了自身的利益，透過政治力量蓄意分化，致使台灣住民對此一現實模糊不清。台灣經歷過尖銳的福佬與客家失和，原住民與漢族移民對抗，這些族群對立使原住民、福佬人、客家人以及一九四五年以後由中國遷移來台的「外省人」付出慘痛的代價。</P>        從二○年代起，「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的民族意識開始萌芽，以台灣民族主義對抗外來政權強加注於台灣居民的外來民族主義。例如日治時期的「皇民化運動」及蔣家政權時代的「大中華」思想等。到了今天，台灣民族意識不但更為成熟，也已成為台灣人邁向獨立之路的理論憑藉。        </P>       早期的黨外運動、海外的台獨運動以至民進黨，都可視為台灣民族運動的體現，而李登輝的國民黨本土化運動在某種程度上也有台灣民族主義的味道。所謂的「民進黨情結」或「李登輝情結」，其實反映的是台灣人尋求民族認同﹝國家認同﹞的迫切情懷。獨立台灣會的史明於一九六八年發表的「台灣民族─其形成與發展」一文指出：四百年來台灣的社會基於自然地理環境特有的「共同地緣」，以及殖民被壓迫社會環境的「共同命運」，逐漸結合為單一、固有的統一共同體─民族。到了二十世紀，台灣島內已經發展出和中國完全不同的台灣民族。</P>        到了一九七○年代中葉，由於在台灣的「外省人」第二代加入台灣獨立運動，使獨立陣營中產生了新的概念：「不管出生何地，不管何時來台，凡是認同台灣的，就是台灣人」。至於「外省人」第二代對台灣的認同，以鄭南榕烈士的貢獻為最大。他在一九八九年四月七日的自焚事件，加速了「外省人」第二代對台灣的認同。受到他壯烈犧牲的感化而對自己「無根的飄萍」的存在有所覺醒的一群「外省人」，於一九九二年八月二十三日在台北組織了「外省人台灣獨立協進會」大聲的喊出：「我是第一代台灣人！」，並且說他們要和其他族群﹝原住民及新舊移民﹞、語系﹝原住民、福佬、客家、及北京語﹞互尊共融與共榮，積極建立台灣人的命運共同體。由此可見，「台灣民族」的形成已有了重要 的新契機。</P>      一九九四年三月間，日本著名歷史小說家司馬遼太郎對李登輝進行連續數日訪問後，撰寫成對談錄「生為台灣人的悲哀」，刊載於五月六日發行的『週刊朝日』。該文引述李登輝所說涉及敏感的話題，例如：台灣母語被壓抑，鄉土教育被輕忽；生為台灣人，過去長期曾有過不能為台灣盡一份心力的悲哀；中國國民黨是外來政權；台灣若徹底推行民主化，就不可能憑國、共領導者協商談判來統一；一想到二二八悲劇，「出埃及記」就是一個結論，摩西以及人民今後都有得拼的，等等。</P>       這些論點，實際上就是具有強烈台灣意識的人經常論述的觀點。現在由國民黨黨主席和總統親口說出來，就顯得難能可貴。李登輝在談話中批判中國的言詞相當凌厲，譬如他要江澤民「討論台灣政策或國家統一問題之前，先研究一下台灣是什麼？」。在結語中，李登輝甚至強烈暗示說：「一想到犧牲許多台灣人的二二八事件，出埃及記就是一個結論」，了解「出埃及記」意義的人，都知道那就是帶領一個民族「建立自己的新國家」的意思。李登輝與司馬遼太郎的對談，是在三月間進行，那時千島湖慘案尚未發生，所以李登輝「激進」的言詞並非受到慘案的影響。</P>李登輝的務實外交與矛盾</P>       李登輝總統於一九九四年利用春假自二月九日起至十六日的八天時間，到菲律賓、印尼、泰國等三國訪問。這次為推進「南進政策」的所謂「度假外交」，一般認為目的在打破中國政府對台灣的「外交封鎖」，亦即所謂的「破冰之旅」。雖然表明為私人訪問，但是中國政府再三加以反對並對此批判非常強烈。李登輝不顧一切而強行實現，開創了台灣自從退出聯合國﹝一九七一年﹞以來罕有的外交活動。李登輝總統在菲律賓與拉慕斯、在印尼與斯哈托、而在泰國則與浦米邦國王舉行會談。</P>       此次歷訪各國，政治上的意義比較次要，對東南亞投資與經濟交流及台灣為減少依賴大陸市場的經濟目標所策劃的「南進政策」，則有很大的鼓吹作用。有趣的是在印尼訪問時，印尼政府官方人士不是以「總統」稱呼李登輝，而以「李登輝教授」或者「李登輝博士」稱之。對此台灣方面則希望以後前往日本或其他國家訪問也可以援用。</P>       繼一九九四年訪問東南亞﹝二月九至十六日﹞、中南美洲及南非﹝五月四至十六日﹞之後，李登輝於一九九五年四月一日又率領政府官員前往中東訪問，與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及約旦等國元首舉行會談。李登輝總統頻繁的外交活動，目標想以強勢的經濟力爭取國際對「中華民國」主權的認同。但是，在國際社會普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的唯一代表的情形之下，要想強調「中華民國」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並立，同為「中國」之下的二個主權獨立的政治實体，並尋求與各國恢復外交關係或進入聯合國，有如緣木求魚。李登輝總統一再出國宣傳的結果，反而突顯了「中華民國」主權的可疑性。</P>       在所有的國家中，台灣最期望恢復邦交者則是美國。李登輝總統於一九九四年往訪中南美及南非時在夏威夷機場降落加油，因受美國政府的限制不准入境，感覺受盡屈辱頗以為意。但經過一年來多方面的努力，克林頓政府終於答應讓李登輝以校友身份前往康乃爾大學演講。一九九五年六月七日出發之前，他說要「面對現實，向不可能挑戰」，並在康大演講中自嘲說：「要來一趟美國比登陸月球還難」。</P>       關於李登輝的「務實外交」，日本每日新聞的『亞洲時評』﹝七月號﹞曾經有一篇文章批評說：「一位男子舉起竹竿直捅夜晚天空，欲將星星搆落下。旁邊另一位男子擔心星星會不會真的被搆下來。因為搆了半天沒有成功，第一位男子得了鄰居的允許爬到陽台上。另一位男子終於大發脾氣。」這裡影射拿竹竿搆星的人是李登輝，爬上鄰居的陽台指的是李登輝的訪美，而忍不住大發脾氣的男子即是江澤民。 </P>       李登輝總統訪美回來後才一個多月，中國突然宣布於七月二十一日至十八日在靠近台灣北方彭加嶼的東海進行飛彈演習。緊接著在短短不到一個月時間，在同一海域，中國又進行第二次飛彈演習。兩次中國飛彈試射均在台灣立即引起股市大跌、台幣貶值、資金外移等反應，顯示台灣人心的不安定與經濟結構的脆弱性。</P>海峽兩岸的一國中國政策</P>       中國主張：「台灣如果恢復過去的一個中國政策，就一切沒有問題」。他們要求的是，回到蔣介石、蔣經國時的「一個中國」政策。所謂的「一個中國」政策，就是說「中國只有一個，而中華民國即是中國的正統政府」。這是以中華民國領土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及蒙古共和國領土的虛構政策。不用說，中國的「一個中國」政策是「中國只有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唯一的中國，而台灣是其中一個省份」。這又是一個把中華人民共和國過去與現在都未曾統治過的台灣當作自己領土一部份的虛構政策。</P>       「一個中國」的虛構，唯有在主張中國是自己領土的台灣政府、與主張台灣是自己領土的中國政府、這兩個虛構之下，才能成立的。如果台灣方面說出中國不是自己的領土，則中國對台灣的領土要求，就變成不過是中國片面的主張而已。「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問題」這個中國的主張，也訧會失去正當性。這跟伊拉克主張克威特是自己領土的情形相同。如基於這樣的片面主張而行使武力的話，那明明就是侵略。</P>       與中共爭霸戰敗逃亡來台的中國國民黨與外省人，以恐怖政治統治台灣的中華民國体制的權力架構，已在李登輝政權下崩潰。中華民國体制的基本架構所殘留的，只有以中國為自己領土的虛構而已。中國之所以憎恨李登輝而且對他重覆地加以個人攻擊，是他即將把這殘留的中華民國体制的虛構也加以破壞。然而，這些事情，並不是李登輝一人所做的，他也不準備獨力去完成，這是他與全体國民一起走來的路，今後也是如此。</P>

台灣史上首次的總統選舉</P>       一九九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台灣史上舉行第一次由全体國民以直接投票方式選舉總統、副總統。結果，李登輝與連戰獲得五十四％壓倒性的高票當選。各黨派候選人的得票率如下：</P>    總統、副總統候選人         得票數        得票率</P>    李登輝、連戰　﹝國民黨﹞  5,813,699          54％</P>    彭明敏、謝長廷﹝民進黨﹞  2,274,586          21.1％</P>    林洋港、郝柏村﹝無﹞            1,603,790          14.9％</P>    陳履安、王清峰﹝無﹞           1,074,044           10％</P>　     這次選舉的投票率為七六‧一二％。去年十二月舉行的立法院選舉投票率為六七‧六五％，而台灣史上首次的總選舉、一九九二年十二月的立法院選舉投票率為七二‧○二％，所以可以看出國民對這次在中國的文攻武嚇中舉行的總統選舉是多麼關心。李登輝與其他三位競選對手候選人的得票總計還要高出八％，所以可說是不拆不扣的壓倒性勝利。去年十二月的立法院選舉時，各黨派的得票率分別為：國民黨四六％、民進黨三三％、中國新黨十三％、無黨無派八％。民進黨支持者當中因有不少人具有李登輝情結，所以民進黨支持票的一部份轉而投給李登輝，這是早就在人們預料之中。但是，民進黨候選人的支持票減少如此之多，而李登輝的得票特增，大概就是因為中國的文攻武嚇吧。雖然不能做出正確的計算，估計約有三分之一的民進黨支持票流向李登輝。</P>         中國對於提出台灣獨立綱領的民進黨候選人彭明敏本來幾乎視若無睹，將目標鎖定李登輝一人，批判他是企圖搞台灣獨立的元凶。確實地在李登輝總統之下推動民主化的結果，台灣人民已獲得主權持有者的地位，外來殖民地統治体制的中華民國体制實質上已經崩潰，而台灣實際上已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這一次選舉的結果顯示著，抗拒中國的文攻武嚇、支持李登輝的實質獨立路線的人非常之多。</P>       另一方面，彭明敏候選人比統一派的林、郝配高出六‧二％而確保第二位，也是差強人意。如把李、彭兩位候選人合併計算，獨立派的得票率為七五‧一％，國民的壓倒性大多數希望台灣獨立，可從數字上得到證明。妄想粉碎民主化的總統選舉、至少削減李登輝得票的中國所進行的文攻武嚇，完全落了空。這也是被認為暗與中國互通款曲的郝柏村始所未料的。林洋港與郝柏村，雖然曾經擔任國民黨的副主席，因批評李登輝的行動為「毀黨叛國」，又在上一次的立法院選舉中全面支援中國新黨，所以被國民黨開除黨藉。中國國民黨實際上變質成為台灣國民黨後、由國民黨分裂產生的中國新黨，正如他們主張自己是中國國民黨的正統，林、郝的行動依他們自己的想法也是不無道理的。</P>       長久以來統御軍隊、行政院長任內不把總統李登輝看在眼裡而常有越軌獨斷行動、甚至被稱為強人的郝柏村，這次所以甘願屈居林洋港之下參選副總統，原因無他，乃是因為以外省人為主的新黨支持票之外，也想攏括支持林洋港的台灣人票源。以台灣人政治家來說，林洋港的政治經歷遠超過李登輝，可期待獲得相當多的個人支持票。林、郝批評李登輝不應該激怒中國，為改善與中國的關係呼籲民眾支持他們，中國似乎很配合也強化了文攻武嚇。但是，結果很悲慘，反而失去民眾的支持，被李登吃掉大量的票、同時也敗給彭明敏。國民不但不怕中國的威嚇，反而給私通中國的二人顏色看。以佛教團体的支持為主的陳履安的得票，本來被預測為五至六％，結果竟得了一○％，大概是因為他雖然同樣地主張「統一」，郤沒有林、郝那樣地明目張膽，所以一部份林、郝的支持票跑到他那裡去了罷。</P>       一九九六年五月二十日，在桃園的「巨蛋」体育場舉行了新任總統副總統的就職典禮，當日李登輝的總統就任演說廣受海內外各界的注目。李登輝的談話，本來就有會因時間、地點不同而迴異而且互相矛盾、難以捉摸的風評。概括他的演說內容，譬如反對台灣獨立、強調和中國統一、並且願意訪問中國與最高領導人見面等舊調，令人感覺到李登輝新政權仍然處於「維持現狀」和「暗獨」的局限。這也是五四％國民所持的局限。這些支持者仍願：不要被中國併吞、台灣要以獨立主權的國家奔走自己前程，但要極力避免與中國引起無謂爭端。這些願望凝聚在就職演說的後半段，所以很容易看得出來。然而，大家不久會明白，他的一廂情願的看法是很難實現的。</P>

第十四章   未來的展望
「一國兩制」</P>       一九九二年七月甫就任的「最後的香港總督」彭定康所提出有關香港立法評議會議員選舉的民主化議案，中國政府不但一腳踼開，甚至謾罵彭為「千古罪人」。從這一事件亦可看出，香港﹝一九九七年七月﹞以及澳門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歸還後，答應繼續讓資本主義存在五○年的約束，即所謂「一國兩制」的保證，僅以經濟制度為準，至於隨伴於資本主義制度的民主主義則不予承認。中國政府雖以香港與澳門的「一國兩制」作為「統一台灣」的模式，但連香港總督不過為立法諮詢所設的機關、立法評議會的民主化都不容許的「一國兩制」不可能為民主化進步的台灣居民所接受。而且，殖民地統治下的香港與澳門，日常生活必需品大半要依靠鄰近的中國供應，軍事上也沒有對抗中國的意志與能力。香港及澳門的情形不得不接受「一國兩制」，與台灣不能相提並論。</P>          一九九三年四月二十七日，國民黨政權與中國政府透過「海基會」與「海協會」在新加坡舉行第一次高階層會談。中國由「海協會」會長汪道涵，台灣由「海基會」理事長辜振甫出席參加，故又稱為「辜汪會談」。這次會談，台灣的目的雖然在於保護進出大陸的台灣企業，但是過份的優待使台灣資金不斷地流入大陸也是不為所欲。中國方面則希望趕快實現直航，以直接交流做為起步，再箝制台商，以利進行統一的工作。同床異夢、各持己見，會談結果可以想像而知，但是無論如何，由此接觸，中國與台灣總算開啟了雙方對談的管道。</P>       在一九九四年裡，「海基會」代表曾前往北京而「海協會」的唐樹備也以中國官方的身分到台北來舉行會談，中國為尋求建立雙方緊密經濟關係的戰略目標，而在一般事務性議題上有所退讓，但對根本的核心問題，如對等政治實體的承認，則堅持拒絕到底。實際上，中國不僅阻止台灣追求自立門戶的企圖，除了堅持「一國兩制」外，未曾給過台灣任何具體的善意回應。</P>中國的陰謀</P>       一九九五年春節前夕﹝一月三十日﹞，中國人民政府國家主席江澤民在北京新春茶會中發表談話，提出兩岸關係八項看法和主張：﹝1﹞ 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2﹞不反對台灣同外國發展民間性經濟文化關係，﹝3﹞ 進行海峽兩岸和平統一談判，﹝4﹞中國人不打中國人，﹝5﹞大力發展兩岸經濟交流與合作，﹝6﹞共同繼承和發揚中華文化的優秀傳統，﹝7﹞尊重台灣同胞的生活方式和當家作主的願望、保護其一切正當權益，﹝8﹞歡迎海峽兩岸的領導互相往來，共商國是。</P>          四月八日李登輝總統因應以上「江八點」，在國家統一委員會會議上發表談話，提出以下的主張：﹝1﹞在兩岸分治的現實上追求中國統一，﹝2﹞ 以中華文化為基礎，加強兩岸交流， ﹝3﹞ 增進兩岸經貿往來，發展互利互補關係，﹝4﹞兩岸平等參與國際組織，雙方領導人藉此自然見面，﹝5﹞兩岸均應堅持以和平方式解決一切爭端， ﹝6﹞ 兩岸共同維護港澳繁榮，促進港澳民主。</P>        從「江八點」與「李六條」的回應，可以看出：中國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而李登輝卻想以「分裂分治」為基礎來談判。基本上，中國認定台灣是一個叛離的省份，要求透 過「和平」談判來完成統一；台灣則認為海峽兩岸是兩個主權獨立的政治實体，應以互相尊重的原則之下談判解決爭端。李登輝一方面堅持他在「國統綱領」闡述的條件下緩慢地分階段進行「統一」，另一方面又主張「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而竭力要突顯「中華民國」在國際社會的存在。雖然李登輝生為台灣人，因為他是繼承「中華民國」舊政權的總統，為了鞏固其政權，忽統忽獨，因而造成國民黨政府外交政策與中國政策的種種矛盾。        </P>       中國屢次以台灣為假想敵試射飛彈、舉行軍事演習配合言詞恫嚇外，並積極使用統戰技倆從外交、經濟、文化各方面搞孤立、滲透、分化等工作。除此之外，中國政府又培植了一些「統一派」失意政客做它的奸細，則所謂的「台奸」「賣台集團」，企圖利用他們「裏應外合」來顛覆台灣政府，以達到併吞台灣的目的。       </P>          近幾年來，中共政權暗中派遣大批地下工作人員滲透進入台灣。根據國家安全局估計，這種負有特殊任務潛伏在台的第五縱隊約有三萬餘人。這些中國人因為不容易識別，輕易地混入台灣社會，伺機勾搭統一派人士、向全國上下各階層包括新聞、文化、學術、工商、勞工、政黨、政府官員、在役或退役軍人以及一般民眾散播搖言、為中共宣傳。他們利用一部份人對中國的認識不清，或以「大中華思想」、「軍事強大的中國」、「廿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等誇張言詞來煽惑民眾，或利用一般人畏戰心理，以「中共攻台」來恐嚇台灣人。坊間『一九九五年閏八月』一書和『中共犯台個人求生手冊』等書籍均屬此類，目標在使台灣人喪失抗敵意志、未打先跑。中國的統戰策略，意圖擾亂台灣的民心士氣、破壞台灣的經濟、金融、進而勾結在賣台集團，「裏應外合」以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最高目的。        </P>        中共政權於明﹝一九九七﹞年七月接管香港後，下一個目標將指向台灣，傾全力施用各種手段，達到併吞台灣、「統一」中國的野心。其所可能採取的策略如下：</P>      ﹝1﹞軍事壓制台灣。中共一再強調與美國共同簽署的「三個聯合公報」，意圖限制美國把新式武器、軍事裝備出售給台灣，以削弱台灣的防衛力量。再以試射飛彈、軍事演習恐嚇台灣，並將增強海空軍戰力，包括向俄羅斯購買蘇愷 27 新型戰機和航空母艦，計劃用以包圍封鎖台灣，切斷台灣對外的貿易和航運。</P>     ﹝2﹞外交孤立台灣，以「一個中國」來套牢台灣。中共一直百般阻撓世界各國和台灣建立正式外交關係，到處打擊台灣的務實外交努力，阻止台灣進入聯合國及其他國 際組織。因為台灣也堅稱中國只有一個，雖然指的是在台灣的「中華民國」，但在世界各國承認的一個中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情形下，中共宣稱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台灣則作繭自縳、中了人家的圈套而不能自拔。</P>     ﹝3﹞ 經濟纏住台灣、拖垮台灣。中共利用台灣人愛賺錢心理，以經濟利益為餌，引誘台商前往中國大陸投資設廠，結果替中國賺取大量外匯、助長其國力。最初由中小企業往中國大陸投資發展到現在規模龐大的基礎工業投資，如石油工業、發電廠等，將來中共一旦翻臉必會鉗制台商以拖垮台灣經濟。中國的統戰計謀陰險而可怕，台灣人民和政府不能不提高警覺。        </P>     ﹝4﹞ 以「三通」「四流」破壞台灣人的心防。所謂「三通」即是「通航」「通郵」「通商」；「四流」即是「經濟」「文化」「体育」「教育」之交流。「三通」如果全部實行了，不但中國物資可大量傾銷台灣以打擊台灣本土經濟，中共的第五縱隊也可大量滲透進入台灣來破壞社會、經濟、政治之安定。更為甚者，中國戰機、戰艦可偽裝商機、商船偷襲台灣。「四流」之目的在於破壞台灣之國民意識，加強「大中國主義」的宣傳，誘騙台灣人接受「一國兩制」，以併吞台灣。</P>

台灣的安全保障問題        </P>       雖然台灣的經濟發展已有成就，民主化也急速地進展中，但是最重要的台灣安全問題仍沒有獲得解決。無論任何一個國家，只要是有責任感的政治家，第一就會考慮到國民的安全與重視保衛國土的問題。身為台灣國的首任民選總統，李登輝應為國民的代代子孫能在台灣和平地生存設法建立安全保障的基礎才對。依照憲法的規定，他已無再選的可能，李登輝總統的任期僅剩下三年幾個月，所以，在這二、三年內台灣將有可能面臨重大的轉變。        </P>       對台灣的安全最重要的事，莫過於與世界各國以對等獨立國家的身份、也即以台灣國名義加入國際社會了。對一個世界承認的獨立國行使武力，會被認定為明顯的侵略行為，而成為國際社會的制裁對象。因此，如果台灣加入國際社會，就可確立安全保障的基礎。        </P>       為甚麼台灣會陷入像今天這樣孤立的狀況呢？中國的反對並不是主要原因。倒是因為國民黨政府主張中華民國領土包括中國大陸、遲早要統一中國而使然。中國既說台灣是中國的領土，台灣也說中國是自己的領土。這樣一來，變成要在台灣與中國兩者間擇其一，大多數國家遂承認中國，而台灣即被孤立起來，以致造成今天的窘境。這是蔣介石與蔣經國留給台灣的麻煩遺產。為著要脫出這個困境，最近李登輝先生在提到「中華民國」時，必加上「在台灣」而說「中華民國在台灣」。這就是在強調，所謂的中華民國乃是存在於台灣的一個與中國完全不同的國家的意思。</P>         但是，光用嘴吧說說，在國際社會是行不通的。這是非要在法律上規定台灣的國家領域，明確地將台灣與大陸劃分成為不同的國家不可的。對於這件事，以外省人為中心的保守派則劇烈加以反對。因為放棄大陸的領土主權，意味著放棄「統一中國」的神聖目標而使台灣變成獨立國。他們所憂慮的並沒有錯。這樣做，就是要放棄中華民國這個虛構的体制、創建台灣共和國，台灣人要避免被中國吞沒，這是一條必要採取的途徑。        </P>      國民黨政權半世紀以來，一直以「統一」為國是及黨綱，所以身為國民黨主席的李登輝，雖然一方面推行台灣獨立，卻不能不在嘴吧上說出相反的言論。因此中國才會指摘李登輝為「暗獨」。李登輝事實上有不能說出真心話的苦衷。此時，反体制派﹝民進黨或新成立的建國黨﹞應該扮演明言台灣獨立的角色。反体制派由正面提出台灣獨立的主張，保守派必會叫嚷保護中華民國。在兩者力量的拉据中，以李登輝為中心的國民黨改革派便可依据中華民國的現實狀況確定台灣的領土主權。</P>獨立建國是台灣的唯一生路        </P>       一九九六年三月廿三日舉行的象徵台灣主權獨立的總統選舉確實使中國驚惶不知所措。中國突然宣佈從三月八日起在台灣南北兩端外海「試射」導彈，接著又宣佈在福建沿海舉行海、陸、空實彈演習。中國企圖以武力攻台的恐嚇行動，與台灣內部急統派「裏應外合」阻擋台灣人日益壯大的台獨洪流，至為明顯。        </P>       中國一連串的「武嚇」行動，對這次總統選舉到底有產生甚麼樣的妨害效果呢？在台灣國內，大大地激發了台灣人的民族主義意識、增大對中國的反感、以及提高了人民防衛台灣國土的警覺。結果，宣傳「只要把李登輝拉下來，中共就不會來」的林、郝的得票減少了，而對「文攻武嚇」不為所動、呼籲「台灣人只要團結則無所懼怕」的李登輝的得票反而增加了。</P>       在國際上，台灣問題罕見地被突顯而成為焦點新聞。一向對台灣政策態度曖昧的美國政府，竟然派遺兩艘航空母艦到台灣近海，重覆地向中國提出警告。日本也開始討論安保條約下的集体自衛權問題。 甚至西歐各國也向中國提出警告。東南亞國家對中國的軍事演習也感到了身受威脅。還有從世界各地有二十九國、總數六○○人的媒体記者來到台灣採訪報導。可以說，達到了「把睡夢中的人驚醒」的效果。</P>         世界各國都知道台灣是一個有錢的闊佬國，可是由於這次事件重新認識到台灣「其實是一個道地的自由民主主義國家」。而且開始有人提出「應如何處置被排除在國際社會外的自由民主國家台灣」的問題。台灣海峽的緊張畢竟是國際問題，而非中國所說的內政問題，至為明顯。        </P>       回顧台灣的民主化過程，台灣的民主化是民眾強力的熱能由下向上推動，而在上面的當權者被迫讓步，雙方終於在共同運命的意識下同意合流，所以才能在很短的時間內實現。這是世界歷史上罕有的範例、寶貴的「台灣經驗」。尤其是與同一時期被天安門事件剝奪殆盡的中國民主化相比較，台灣可說是非常幸運的。由於台灣的民主化，台灣人獲得四百年來一直被忽視的的自主權。台灣人的自主權至今才能用民主議會的方式得到確保，用自己神聖的一票選出自己國家的領袖。因為在先前的冷戰中擁有社會主義体制的國家多數己經崩潰，自由民主主義的政府体制現在已成為世界政治的潮流。        </P>       台灣人對社會主義体制的中國已感到幻滅。許多去過中國大陸的台灣人有所見聞、也有親身的体驗。那裡有的是權力萬能、拜金主義、無法規、無節操、貪污瀆職、貧窮的農民以及污染的環境。像這樣的國家竟自宣稱「台灣人是咱同胞」、「台灣是中國的領土」，而想來統治台灣，豈不是天大的笑話？誰會要和這種國家聚在一堆？到中國大陸去做生意的台商，都想趕快把錢賺到手後回台灣。就連回到大陸故鄉的退役老兵，也幾乎全都返回台灣。他們已曉得現在的中國既無所可響往、也沒有值得尊敬的地方。</P>         台灣的民主化愈進步，愈不能與中國相容。何況萬一被中國「統一」的話，自由民主主義終將毀滅。現在由於香港回歸問題已可看出預兆。所以，自由民主的台灣只有獨立，別無他途。台灣的自由民主與獨立，就像一對車輪不管那一邊缺一則不能生存。非但台灣人注意到了，就連中共政權也覺察到這個道理，所以最近他們對「今日的台灣」才愈來愈表示焦急不安。李登輝總統的由上而下的民主化改革，是由中華民國這個外來政權解体而開始。也則是，迫退全部萬年國會議員而使中華民國失去外來性。繼而國會全面改選使國民黨本土化、而使中華民國也台灣化。民主化與本土化像一對車輪同齊並進。</P>         在今天的世界裡，某一個地區的大多數人民爭取到自由民主與獨立時，有誰能夠再從他們的手中奪走呢？只有中共政權，現在想以大吃小、強蠻力取。這是大中華思想橫生出來的霸權主義的表現，同時也是社會主義体制對自由民主主義体制的挑戰。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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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湾 历 史</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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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台湾是我们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同中国大陆的渊源深厚而久远。在远古时代，台湾和大陆本来连在一起。后来由于地壳运动，相连结的部分陆地沉为海峡，台湾遂成海岛。</P>
<P>    台湾海峡的海底就像一条河谷，有向南和向北两大河系，这是当它还是陆地时，被河水冲击、侵蚀而形成的，最深处不过100米，大多数地方的深度只有50米，而在1.5万年以前，东海海面比现在低130米左右，这在地质上说明两岸原来是一个板块，台湾、澎湖等岛屿就在祖国东南沿海的大陆架上，与福建省相连接。</P>
<P>    现代科学还证明，台湾不仅是东海大陆架的一部分，而台湾的基本地形，与大陆的地块相同，在地质成分上，是与福建、浙江两省相同的酸性火成岩体。所以，后来有人送给台湾一个雅号——“浮福建”，意思是说，台湾是福建省漂浮在海上的部分。</P>
<P>    从台湾岛的考古发现来看，祖国大陆的文化在旧石器时代就已传到台湾。台湾各地相继发掘出土的石器、黑陶、彩陶和殷代两翼式铜镞等大量的文物证明，台湾的史前文化与祖国大陆同属一脉。自有史籍记载以来，台湾的开拓、发展和疆域的完整统一，始终是与中华儿女的辛勤劳动和英勇捍卫分不开的。台湾的历史，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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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台湾的早期开发，凝聚着我们祖先的血汗，融汇着我们民族的精神。在中国的史籍记载中，台湾在战国时代称为“岛夷”，前后汉和三国时代称“东鲲”、“夷洲”，隋、唐以后称“流求”，明万历年间正式在公文上使用“台湾”的名称。</P>
<P>    据古文献记载，中国大陆军民东渡台湾，垦拓、经营台湾岛，最早可追溯到1700多年前的三国时代。公元230年（三国吴黄龙二年），吴主孙权曾派将军卫温、诸葛直率领1万水军渡海到达台湾。这是中国大陆居民利用先进的文化知识开发台湾的开始。吴人沈莹所著《临海水土志》中，就曾详细记载了当时台湾的生产和生活形态。到了6世纪末、7世纪初的隋代，大陆和台湾的接触增多。据载隋炀帝曾3次派人到台湾，“访察异俗”，“慰抚”当地居民。是时，大陆和台湾已有贸易往来。此后由唐到宋的600年间，大陆沿海人民，特别是福建泉州、漳州一带居民，为了躲避战乱兵祸，纷纷流入澎湖或迁至台湾，从事垦拓。至南宋时，澎湖划归福建泉州晋江县管辖，并派有军民屯戍。大陆和台湾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联系日渐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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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元代进一步加强了对台湾的管理。公元1292年（至元二十九年），元世祖忽必烈派海船副万户杨祥、礼部员外郎吴志斗和珍部员外郎阮监到台湾“宣抚”。公元1335年（后至元一年），元朝正式在澎湖设“巡检司”，管辖澎湖、台湾民政，隶属福建泉州同安县（今厦门）。中国在台湾设立专门政权机构，也自此开始。 </P>
<P>    明朝以后，大陆与台湾的人民往来不绝。公元1402—1424年（明成祖永乐年间），航海家“三宝太监”郑和率领庞大的舰队访问南洋各国，曾在台湾停留，给当地居民带去工艺品和农产品。至今民间传说高雄凤山的特产“三宝姜”，就是郑和遗留下来的。15世纪以后，倭寇不断骚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明朝政府在澎湖增设“游击”，“春秋汛守”；同时在基隆、淡水二港驻屯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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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到17世纪20年代的明朝末叶，大陆居民开始大规模移居台湾，给台湾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以极大的推动。其时，福建人颜思齐、郑芝龙为抗拒官府欺压，率领闽粤居民迁居台湾，一面从事农耕、贸易，一面组织武装力量抗御倭寇和荷兰人的侵扰。公元1628年（明崇祯元年），时值福建大旱，百姓无以为生，郑芝龙（后官至都督同知）组织灾民数万到台湾，“使垦荒食力”，各地逐渐形成了许多村落。台湾自此进入了大规模的开发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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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16世纪中叶以后，美丽富饶的台湾成为西方殖民主义者凯觎的对象。西班牙、葡萄牙等列强相继侵扰台湾，或掠夺资源，或进行宗教文化侵略，或直接出兵占领。17世纪初，荷兰打破了西班牙和葡萄牙人的殖民霸权地位，来到东方，积极参加对殖民地的掠夺。它先后于1602年（明万历三十年）和1622年（明天启二年）两次侵占澎湖。1624年（明天启四年）。明政府出兵将荷兰殖民者逐出澎湖，俘获荷军主将，余众逃往台湾南部，侵占了大员（今台南市安平区）。两年后，西班牙人又从吕宋入侵台湾，占据了基隆和淡水一带。1642年，荷兰人夺取了西班牙人在台湾北部的据点，台湾自此沧为荷兰的殖民地。</P>
<P>    荷兰殖民者盘踞台湾38年，先后在台湾修筑城和普鲁文遮堡（赤嵌楼），作为进行殖民统治的中心。但其占领区实际只有南部沿海有限的地区，以及北部的基隆、淡水两港，而且它的统治一直是极不稳固的。荷兰殖民者对台湾同胞进行残酷的盘剥，不断激起台湾人民的反荷斗争。1652年由郑芝龙旧部郭怀一领导台湾军民发动的起义，是规模最大的一次。起义群众曾一度攻克热兰遮城，6000人在起义中壮烈牺牲。这次起义愈发坚定了台湾同胞收复国土的斗争决心。九年以后，他们终于配合民族英雄郑成功驱逐荷虏，收复了台湾。</P>
<P>    郑成功是郑芝龙之子。生于1624年，早年郑成功以厦门为根据地，起兵抗清，被明桂王封为延平郡王。因进攻南京受挫，后回师厦门，大修船舰，倾力筹划驱逐侵据台湾的荷兰人，收复国土。1661年（清顺治十八年）农历四月二十一日，郑成功留下部分兵力守卫厦门、金门，亲自率领2.5万名将士及数百艘战船，从金门料罗湾出发，经澎湖，向台湾进军。农历四月二十九日，郑军在台南鹿耳门内禾寮港登陆，在台湾同胞的积极支援下，与荷军展开多次激战，最后将荷兰殖民总督和残敌围困在热兰遮城内。郑成功在致荷兰殖民总督揆一的“谕降书”中严正指出：“然台湾者，早为中国人所经营，中国之土地也，……今余既来索，则地当归我”。在围城9个月之后，荷兰殖民总督于1662年（清康熙元年）农历二月一日不得不签字投降。自此，中国人民收回了被荷兰殖民者侵占的台湾宝岛。</P>
<P>    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废除荷人的殖民制度。改赤嵌楼为承天府，置2县，设安抚司于澎湖，戍以重兵，总称台湾为东都。为纪念故土，改称热兰遮城堡为安平镇。同时实行屯田政策，令数万军眷随军赴各地大肆垦荒，在台湾南部和西部的琅 、彰化、云林、新竹等地形成一大批村镇。</P>
<P>    但郑成功收复台湾不久，即不幸于1662年农历五月八日染病身亡，时年仅39岁。尔后，其子郑经，孙郑克爽前后治理台湾22年。郑氏祖孙三代治理台湾，奖励制糖、制盐，兴办工商业，发展贸易，开办学堂，改进高山族的农业生产方式。这些措施，推动了台湾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这在台湾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开发和发展时期，史称“明郑时代”。</P>
<P>    1683年（清康熙二十二年），清政府派军进攻台湾，郑克爽率众归顺。自此台湾在清政府直接统治之下。</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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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1683年，清政府统一台湾之后，翌年在台湾设1府3县，隶属福建省。台湾重新纳入中国中央政府的统一管辖之下，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与大陆的联系更加密切了，成为国家统一整体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P>
<P>    从1760年（清乾隆二十五年）以后，出现了大陆居民再度大规模移居台湾的高潮，到1811年（清嘉庆十六年），不包括山地的高山族同胞，台湾居民已超过200万人，较郑氏父子治台时增加近10倍。随着生产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清政府陆续在台湾增设行政机构。1885年（清光绪十一年），将台湾建为行省，派刘铭传为第一任巡抚。刘铭传广招福建、广东等地居民迁台，进行大规模的开发，先后设立抚垦总局、电报总局、铁路总局、军械局、通商局、矿油局、伐木局等机构；修筑炮台，整顿防务；架设电线，创办邮电；铺铁路，开矿山，造商轮，发展工商业；兴建中西学堂，发展文化教育等。其中有些建设项目，在当时全国尚属创举。例如台湾铁路不但是全国最早的铁路之一，而且是中国自己集资修成的</P>
<P>    清政府治理台湾的200余年间，台湾的封建经济得到迅猛的发展。全省各地相继出现许多富甲一方的大地主大商人。但与此同时，台湾人民反抗清王朝暴政和封建地主剥削的斗争也不断高涨，且与大陆人民的反清斗争遥相呼应。事实表明，凡较大的起义组织几乎都是从大陆传入的。如1786年台湾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就是大陆人民的反清秘密团体“天地会”传入台湾后，由台湾“天地会”首领林爽文、庄大田领导的。起义军众达十数万。清政府调动浙江、湖南、广东、广西、贵州、四川等数省兵力驰台镇压，历时1年2个月，始得平定。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前后，台湾天地会、小刀会，又与之呼应，多次起义。</P>
<P>    台湾同胞富有高度的民族爱国精神。他们在反抗国内反动统治的同时，为了抵御外患，同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同仇敌忾，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起，台湾和大陆边沿各省份成为我国反帝斗争的最前线，直接承担着中华民族的忧患。在鸦片战争期间，台湾同胞动员组织了人数2倍于当地戍兵的抗英民团，并捐资输银，共赴国难。他们和官兵一道击退了入侵的英军，粉碎了敌人试图侵占台湾的阴谋，赢得了抗英斗争的胜利。当时台湾兵备道姚莹在其《奉逮入都别刘中丞书》中写道：“台湾擐甲之土，不懈于登陴，好义之民，咸奋于杀敌……卒得保守岩疆，而获安，未烦内地一珍一矢者，皆赖文武士民之力也”。鸦片战争之后，台湾同胞还先后击退了美国、法国和日本的多次入侵。</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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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早在16至17世纪，日本就曾数次出兵窥伺台湾。19世纪后半叶，日本经过“明治维新”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力图跻身列强，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1894年它发动了中日战争（甲午之战），翌年3月攻占澎湖。腐败的清政府于1895年4月17日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将台湾和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台湾从而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开始了长达50年的日据时期。</P>
<P>    日本占据台湾后，在台北设有总督府，作为统治台湾的最高机构。并在各地建立乡镇公所，实行警察、保甲制度，对台湾实施殖民统治和“皇民化”教育。同时，基于发展本国经济的需要，初时把台湾作为其发展农业和农产品加工基地，使台湾加工工业和交通运输逐步得到发展。二次大战期间，日本为配合军国主义的南进政策，又进一步在台湾发展与军事有关的各类工业，扩大了工业在全岛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使台湾开始由传统的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社会逐步向半资本主义半封建的以工商业为主的社会形态转变。据统计，抗战结束前夕，台湾工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已由20世纪初期的约占7%上升到约占18%。与此同时，台湾劳工阶级也在此转变中逐步萌芽发展起来。1920年，台湾约有劳工4万多人；至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增至8万余人；到了1943年，台湾劳工已达20余万人。</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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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从1895年台湾沦失，到1945年重新光复的整整半个世纪中，不堪忍受亡国奴生活的台湾同胞，为了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保疆卫国，光复失地，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长期的、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从而在中国人民抗战史上谱写了光辉而壮丽的篇章。</P>
<P>    反对割台议和的斗争 1895年割让台湾的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出后，举国哗然，人人“痛心疾首”，万分愤慨。康有为、梁启超等集十八省举人千余人“公车上书”，反对割地求和，主张变法图强。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台籍进士、举人，联名上书清政府都察院，痛陈：“数千百万生灵皆北向恸哭，闾巷妇孺莫不欲食倭人之肉，各怀一不共戴天之仇，谁肯甘心降敌！”“以全台之地使之战而陷，全台之民使之战而亡……虽肝胆涂地而无所悔。”清廷各级官吏亦纷纷上书，陈述台湾为中国东南七省藩篱，“今日无台湾，明日即可无南洋；中国虽大，虽一日之间，可以瓜剖立尽”。谭嗣同怒斥清廷“一旦苟以自救”，举疆土而赠之于人，“其视华人之身家，曾弄具之不若”。台湾绅民电奏清廷：“割地议和，全台震骇。……臣桑梓之地，义与存亡；愿与抚署誓死守御。设战而不胜，请俟臣等死后，再言割地……”。</P>
<P>    马关条约签订之次日，全省同胞哭声震天，悲愤无可抑制的台北人民鸣锣罢市，民众拥围抚署，反对割台，并要求饷银不准运出，军械制造局不准停工，税收全部留作抗击日寇之用。丘逢甲等一批台籍士绅还试图以“自主”的办法抵抗日本的占领，建立“台湾民主国”，并要请政府台湾巡抚唐景崧任总统。《自主宣言》中称：“推拥贤者，权摄台政；事平之后，当再请命中朝，作何办理。”但随着唐景崧私自逃回大陆，12天之后，这个“民主国”即告解体。</P>
<P>    武装抗击日寇占领 日军侵占台湾后，清政府敕令其驻台巡抚唐景崧等官员离台。台湾同胞纷纷拿起武器，自行组织抗日民军，保卫祖国疆土。他们持续进行了前后长达7年之久的武装斗争。 </P>
<P>    初时，台湾同胞在各地配合一度拒不奉诏的黑旗军首领刘永福等清军官兵在新竹、大甲溪、彰化、嘉义和台南一带与日寇拼死搏斗。他们手拿土枪和长矛，凭血肉之驱，前赴后继，猛扑敌寇。其中尤以彰化和嘉义保卫战最为激烈、悲壮，抗日民军首领徐骧等人、黑旗军的将领以及刘永福新军七星队的大部都壮烈牺牲。一个日本人当时记载道：“不论何时，只要我军（日军）一被打败，附近村民便立刻变成我们的敌人。每个人，甚至年轻妇女都拿起武器来，一面呼喊着，一面投入战斗。我们的对手非常顽强，丝毫不怕死。他们隐藏在村舍里，当一所房子被炮火摧毁，他们就镇静地转移到另一所房子里去，等一有机会就发动进攻。” </P>
<P>    台南抗敌的最后阶段极为艰苦。清政府一再严令禁绝大陆各地支援台湾，黑旗军和民众军械粮饷俱绝，队伍饿极不能起。在此情况下，刘永福坚持抗日5个月后，不得不被迫登轮退返大陆。台南遂于1895年10月20日沦陷。至台南失守时止，台湾军民总共毙伤敌3.2万余人，占日寇侵占初期兵力的一半以上。</P>
<P>    台南失陷后，台湾各地人民继续坚持武装抗日。他们在台北的深坑、云林铁国山，嘉义台南之间的番仔山、凤山附近及屏东潮州等山区先后建立抗日据点。抗日民军队伍少则数百人，多则数千人。他们进攻日寇军营，袭击日寇官署，抗击敌人一次又一次的疯狂扫荡，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简大狮是台北农民抗日武装的领袖之一。1896年元旦，他率领队伍同其他民众武装一道直袭台北，攻入市区。其后，简辗转至厦门。日寇杀其妻以泄愤，并向清政府将他本人索去。简就义前慷慨陈词：“我简大狮，系清国台湾之民。……日人虽目我为土匪，而清人应目我为义民。况自台湾归日，大小官员内渡一空，无一人敢出首创义举，唯我一介小民，犹能取胜众万余，血战百次。自谓无负于清。……愿生为大清之民，死为大清之鬼”。</P>
<P>    辛亥革命前后的武装起义 在日本侵略者的残酷镇压之下，台湾人民的武装抗日斗争经历了一个短暂的低潮时期。1906年以后，在祖国大陆兴起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影响下，台湾同胞又不断地举行爱国武装起义，反对日本的殖民统治。著名的有：1907年新竹的北埔起义；1912年南投的林圮埔起义；1913年的苗栗起义；</P>
<P>    915年台南的西来庵起义等。其中苗栗起义是辛亥革命直接影响下较大的一次爱国抗日斗争。领导人罗福星是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派赴台湾的人员之一。罗以其家乡苗栗为据点，建立中国革命党台湾支部，在台北、基隆、桃园、台南等地发展组织，宣传革命，筹划起义。事败后近千人被捕，20余人惨遭杀害。罗福星就义前的绝命诗说：“海外烟氛突一岛，吾民今日赋同仇，牺牲血肉寻常事，莫怕生平爱自由。……背乡离井赴瀛州，扫空东庭指顾间，世界腥膻应涤尽，男儿不误大刀还。弹丸如雨炮如雷，喇叭声声战鼓催，大好头颅谁取去，何须马革裹尸回。”西来庵起义是爱国志士八清芳、江定、罗俊等人组织的。他们以台南西来庵等处为据点，训练骨干，筹划起义，号召全省同胞“奋勇争先，尽忠报国，恢复台湾”。参加者遍及台北、台中、南投、嘉义、屏东等地。因事机为日警获悉，余、江等率千余人临时举事，血战七昼夜。起义失败后八清芳等九百多人被处死刑，被日寇滥杀的群众竟达数万人，引起了世界震惊。</P>
<P>    “五·四”以后的民族解放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俄国十月革命和祖国大陆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巨大潮流影响下，台湾同胞进一步掀起了有组织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并和祖国的革命斗争密切相联系，成为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一环。1920年１月，受“五·四”运动的直接影响，留日台湾籍青年学生产上先在东京创立“新民会”，并仿照北京的《新青年》发刊《台湾青年》杂志，进行民族主义思想的启蒙宣传。随后，留日和旅居北京、上海、广东、厦门、南京等地的台湾籍学生相继成立“台湾青年会”、“台湾学生联合会”，“中台同志会”等组织。1921年10月以蒋渭水为主联合林献堂等人于台北成立旨在“唤起汉民族自觉、反对日本民族压迫”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启蒙团体“台湾文化协会”，提出“反对民族差别”、“反对奴化教育”，“获得参政权”等口号。广东中山大学等校的台籍学生在郭沫若等人影响下，建立“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在该团发表的《告中国同胞书》中呼吁：“勿忘台湾”，“台湾乃中国之台湾，民族乃中国之民族，土地乃中国之土地”。在这同时，台湾各地农会和各种工会组织如雨后春笋，纷纷建立起来。1928年4月，在大陆的台湾籍中国共产党党员和留学日本的共产主义者，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于上海成立了台湾的党组织，即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台湾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民众党亦登上政治舞台。各派政治力量急速组合。台湾历史上首次出现了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局面。同年底“台湾农民联合会”领导下的会员达３万多人。各种工潮此起彼伏，工人的阶级意识迅速提高。他们把自身的经济利益同民族的阶级的利益结合起来，提出了“支持中国工农革命”、“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鲜明的战斗口号。 </P>
<P>    在台湾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的形势鼓舞下，居住在台中浊水溪上游雾社的高山族同胞，因不堪日寇的奴役和压迫，于1930年10月27日举行武装暴动。这就是震憾中外的雾社起义。他们在捣毁十几处日寇警察分所之后，退入深山，同6000多名日本军警激战20余天。许多高山族妇女，为激励丈夫杀敌而无后顾之忧，集体跳下悬崖。最后高山族同胞弹尽粮绝，起义领袖等自戕以殉。</P>
<P>    高涨的民族民主运动猛烈地冲击着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1931年夏，日本殖民统治者对台湾同胞开始全面大镇压，实行白色恐怖。无数台湾同胞、爱国进步人士被囚人铁牢，惨遭迫害。但是，台湾人民并没有被法西斯暴行所征服，他们继续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直到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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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根据历史的事实，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国际协定重新肯定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国共同签署的《开罗宣言》中规定：“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后又有苏联参加签署的《波茨坦公告》中重申“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P>
<P>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中的条款，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过8年的艰苦抗战，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终于同全世界人民一道，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使台湾重新回归祖国的怀抱，结束了台湾同胞蒙受日本帝国主义奴役的屈辱历史。同年10月25日中国政府在台北举行台湾省日军受降仪式。会后台湾省行政长官代表中国政府正式宣告：自即日起，台湾及澎湖列岛所属的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置于中国主权之下。台湾全省同胞欣喜若狂，家家户户张灯结彩，祭告祖先，通宵欢饮。台北市各界民众数万人举行环市大游行，欢呼回到祖国的怀抱，庆祝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P>
<P>    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人民渴望和平，实现民主，建设独立、自主和富强的新中国；但是依附于美国的国民党政府却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反共内战。它一方面大举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大解放区，一方面对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疯狂搜刮、大肆迫害，企图把中国重新拖回黑暗的世界。这就不能不激怒了全国人民，迫使人民起来与之进行坚决斗争。1947年2月28日，在全国民主革命的高潮下，台湾全省人民举行了反对国民党政权的武装起义。“二·二八起义”得到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深切同情。中共中央给予热烈支持，指出：“台湾人民的武装自卫乃是被迫的，是必要的，是正义的，是正确的”；宣布“解放区军民必定以自己的奋斗来声援你们，帮助你们。”“二·二八起义”在国民党政府的血腥镇压下虽然失败了，但它又一次表现了台湾同胞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P>
<P>    1949年10月1日，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国民党政府，新中国宣告诞生。中国历史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纪元。在祖国大陆解放的前夕，蒋介石以及国民党的部分军政人员跑到台湾，他们依靠美国的庇护与支持，在台湾维持偏安局面，使台湾与祖国大陆再度处于分裂状态之中。</P>

<P>文太长了，估计也不是什么好东西。</P><P>台湾人民无论你怎么样，最终都必需无条件回到祖国的怀抱。不要再有什么幻想了。</P>

其实台湾是不错的地方。

<P>很好的材料！看完文章有一个很大的疑问，在讲述台湾前期历史的时候作者还能做到比较公正的评述，但一到当代为了宣传台独，竟不惜笔墨恶意污蔑大陆！所提出的独立论据牵强符合，这也正看出台独分子的理论的荒谬与自相矛盾的本质！</P>

楼住~~这些写的真不真实？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4-7-29 9:47:42编辑过]

儘管如此，「福爾摩沙」現已成為台灣的固有名詞，尤其是歐美各國，稱呼台灣時常稱作 Formo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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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后爹给起了个名,高兴成这样.
后面不需看就知道是什么X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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