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中产阶级的保守性与形左实右的民粹思想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17:38:33
2013-05-14 12:21 编辑: 右边的基路伯
附上链接：http://review.youngchina.org/archives/4023
以弗洛姆的《逃避自由》为代表，有这么一种观点，认为德国法西斯的民意基础是中产阶级（的跌落），而非无产阶级。我本人是非常同意这一看法的，但是弗洛姆对于这种民意基础的解释并不透彻，只是泛泛地说，即使在经济危机下，无产阶级也没有什么可再失去的，而中产阶级却接受了较大的损失，其被剥夺的感受反而比无产阶级更强烈。这种解释总让人有一种似是而非的软弱感。我在思考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对于中产阶级的保守性和形左实右的民粹思想有了一些认识，借此文做一个粗浅的阐述。
一、中产阶级的保守性
中产阶级的保守性并不同于资产阶级的保守性。理解中产阶级的保守性要从两个特点入手，一是中产阶级拥有体面的生活，二是中产阶级在经济生活中的依附性地位。仅仅体面的生活并不导致中产阶级式的保守主义，资产阶级当然更加拥有体面的生活，但是资产阶级掌握自己（和别人）的生产资料，拥有变革的主动权，很多时候倾向改变这个社会的生产方式（可能同时也改变了这个社会的生活方式），以减少包括劳动力成本在内的各种成本。资产阶级热衷于这样的变革，这符合他们的利益，而中产阶级却总是担忧这样的事情出现，因为他们并不掌握自己的命运，因为中产阶级只是资产阶级的附庸、仆从与打手。
赤裸裸地讲，中产阶级的保守性是由于中产阶级乃是“坐稳了奴才的人”，尽管社会结构日趋分化为“奴隶”和“奴隶主”（及其管家、打手），但中产阶级安于“奴隶主”的管家、打手的位置，既不想当“奴隶主”（这有风险），也不想颠覆这一社会结构（这更有风险）。
一旦社会出现普遍的危机，中产阶级跌落到无产阶级的位置，他们的思想却还是中产阶级的思想。因为他们的思想仍然是中产阶级的思想，所以他们的追求并不会是打破“奴隶”与“奴隶主”的对立结构，而是回到管家和打手的位置。因为他们的追求只是回到管家和打手的位置，所以他们敌视的对象不是“奴隶主”，而是把他们排挤下中产阶级位置的人。而把他们排挤下中产阶级位置的，有时候是国内部分无产阶级的上升，有时候是外国的崛起。
二、“一亿总中流”的现实基础
二战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陆续建成了所谓“橄榄型社会”，中产阶级成为社会主流人口，像日本这样的干脆自称全民中产，即所谓“一亿总中流”（日本总人口也就一亿出头点的样子）。对于这一现象，广泛流传的庸俗说法称这是通过收入再分配“劫富济贫”的结果，然而巴菲特一句“我保姆交的税都比我多”却无情戳穿了这一说法。
发达国家收入再分配“劫富济贫”的印象来源于个人所得税实行累进税率。问题在于无论是自由主义的美国还是“社会主义”的法国，累进税率只对工资性收入执行，最高可达45%，资本性收入却执行单一税率（15%或20%），因此资本家的税率比大部分中产阶级都要低。再加上各种合法避税手段，巴菲特说出“我保姆交的税都比我多”，还是可以理解的。法国新任总统奥朗德最近就打算对资本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一视同仁采用累进税率征税，边际最高达75%。以资本主义国家的尿性，相信不久之后，要么这项政策不了了之，要么他被轰下台。
然而，这样一来，所谓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收入再分配“劫富济贫”的说法就不攻自破了，不是资产阶级的财富转移到了穷人手中，而是中产阶级的财富转移到了其他人手里。如果我们仍旧在国界线内分析中产阶级，那我们就只能认为这是生产力进步的结果，使得虽然占人口99%的非资产阶级群体只分得20%的社会财富，也足以支撑中产阶级的体面生活。
可是资本主义是商品经济，不是自然经济，是为了交换价值而非使用价值生产。商品经济的商品必须卖出去，自然经济的产品堆在仓禀中却完全没有问题。商品经济下企业的产品如果卖不出去资本家就会发愁，就会付不出工资，资本就无法循环、增值，就无法实现正常的经济运转，就会经济危机，自然经济下“朱门酒肉臭”却是家大业大财富充盈的表现。
也就是说，奴隶主不需要奴隶的购买力，地主不需要农民的购买力，但资产阶级却需要无产阶级的购买力，这一经济生活中根本性的不同常常被现代社会的人们熟视无睹。
因此，自从产品生产的目的从使用价值变变为交换价值，自从雇佣劳动代替了奴隶劳动、个体劳动，缩小贫富差距就不仅仅是道德问题了，而是经济正常运转的必要保证。
因此，商品经济（或者说资本主义）条件下，如果一个经济体内分配不公，必然会导致购买力不足，使得经济循环停滞，所以资本主义天然有扩张的倾向。在它的早期，他对外输出商品，解决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在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之后，反其道而行之，对外输出资本，利用外国更廉价的劳动力生产低价产品，返销国内，通过压低商品价格的方式，也变相提高了国民收入，解决了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
通过这种方法，在不损害资产阶级利益的情况下，终于建立了中产阶级社会，这也意味着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参与了对外剥削，尽管分到的只是垄断资本吃剩下的。这样一种不损害资产阶级利益的中产阶级社会，是非常不稳定的。
三、中产阶级社会的瓦解
经过上面的分析我们知道，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社会的建成并没有侵犯本国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是通过对外剥削的方式，分些残羹冷炙给国民。
这其中其实有两个关键问题，一是要找个形式给国民发钱，二是如何保证一定能成功对外剥削，并分给国民。前一个问题很容易解决，就是高度膨胀第三产业，其实我们仅仅从产业链的角度进行分析，也能解开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社会的秘密。第三产业号称广义的服务业，其存在是通过服务第一第二产业来促进整个经济的发展。可是发达国家高达70%~80%的第三产业所服务的对象远远不止本国的第一第二产业。全球化背景下，产业链总是打破国界线的，在整个产业链条内部，实体经济企业拿小头，虚拟经济企业拿大头，实现了对外剥削，而发达国家给本国第三产业的劳动力发工资的时候，就是在给他们分一杯羹。
至于第二个问题，则要结合各国实力的消长来讨论。在苏联解体前，受到工运和共运的影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必须要建设福利国家、中产社会，以缓解国内革命的压力，就像俾斯麦曾经说过的那样：“一个希望得到养老金的人，一般不会好斗，而且易于管理。”八九十年代，苏东剧变，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也是渐进走资，这种共运的压力骤然减小。
另一方面，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不仅没有沦为西方的经济殖民地，相反一直保持经济产业的全面性和独立性，这两年在非洲、南美开采资源租田种地，隐隐有了对外资本输出的味道了。也就是说世界体系这条食物链的顶端，挤进去了一个庞然大物。殖民地完全不够分了，老牌的帝国主义国家能够从国外剥削来的份额逐渐受到挤压。
对外剥削受阻，同时有没有共运的压力，自然首先是削减分给国民的残羹冷炙，而不触动资产阶级的利益，于是旧的社会逻辑一下子就失灵了。在老牌发达国家，原先收入差距并不是中产社会的障碍，现在是了；原先低端制造业转移到国外不是中产社会的障碍，现在是了；甚至世界范围内的能源不足原先都不是中产社会的障碍，现在也是了。美国的劳工组织抱怨中国抢了他们的岗位，这种看法太肤浅，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中产社会并不依靠这个或那个工作岗位的存留与否，而是对外吸血能力，工作岗位只是分剩饭给国民的形式而已。中国抢走的是美国的殖民地，抢走的是美国能从殖民地那儿吸来的血，而不是某个具体行业的“岗位”。
四、形左实右的民粹思想
但是既然中产阶级是“坐稳了奴才的人”，那么中产阶级的跌落所带来的本能反应就绝不会是打破不公平的社会体系，而只是追求回到管家和打手的位置上来，所敌视的对象不是“奴隶主”，而是把他们排挤下中产阶级位置的人。而把他们排挤下中产阶级位置的，有时候是国内部分无产阶级的上升，有时候是外国的崛起。所以美国劳工组织中或许并不是没有看得清现实的人，但中产阶级化的美国劳工也只能将枪口对准中国劳工，而不敢声讨整个资本主义体系。
这样一种排斥产业转移、阻挠资本正常流动、甚至反全球化的民粹思想经常被斥为左派幼稚病，但是细究起来，却有着转化为极右思想的倾向。因为这种中产阶级的保守性，而愈发倾向将这种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矛盾表现为民族矛盾，将矛头指向他国的无产阶级，最终支持政府强化对外扩张多给自己分一杯羹，演变为帝国主义的民意基础。
德国中产阶级的跌落，就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转化为纳粹的民意基础的。而上海、香港、台湾等地的主体意识甚至独立倾向的增长，也是类似的原因，大中华其他地区逐渐崛起不再成为以上地区的“国内殖民地”，导致本地中产阶级社会逐渐难以维系，而沪港台等地的跌落的中产阶级也倾向于将问题的症结认定为外地或大陆的剥夺。
在大陆还很穷，还在做台湾的经济殖民地，提供屌丝被剥削的时候，台湾的独立倾向不成气候，大陆崛起了，矛盾却越来越大。ECFA签订了，台湾的资产阶级赚得彭满钵满，台湾的普通屌丝却更受冲击，ECFA反而成为民进党拉拢中下层的助推剂。
同样，港独思潮在大陆崛起后才逐渐强化起来，上海人的主体意识在改革开放后曾经历过一个消融的时期，但是最近十年却又强化起来，在时间表上恰好与国内的产业转移、人为制造的福利高地的破除相吻合。
白璧微瑕：文章写的不错，不过有一点瑕疵。中产阶级不是一个准确的概念，因为历史上中产阶级这个概念产生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那个时候资产阶级在政治地位上是低于贵族的，所以资产阶级被称为中产阶级，或者有产阶级。而后，这个概念被篡改乱用，似乎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除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以外还存在一个阶级，但是这是不对的。小资产阶级或者其他社会阶层譬如农民，并不是一个阶级，他们是分化的。结合你的文章，应该指的是小资产阶级的上层或者中小资本，所以我认为用这两个词才准确，再不行用市民阶层也是可以的。
本人曰：作为“浮世绘” 真实展示了包含很多CDer在内的众生相
2013-05-14 12:21 编辑: 右边的基路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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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洛姆的《逃避自由》为代表，有这么一种观点，认为德国法西斯的民意基础是中产阶级（的跌落），而非无产阶级。我本人是非常同意这一看法的，但是弗洛姆对于这种民意基础的解释并不透彻，只是泛泛地说，即使在经济危机下，无产阶级也没有什么可再失去的，而中产阶级却接受了较大的损失，其被剥夺的感受反而比无产阶级更强烈。这种解释总让人有一种似是而非的软弱感。我在思考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对于中产阶级的保守性和形左实右的民粹思想有了一些认识，借此文做一个粗浅的阐述。
一、中产阶级的保守性
中产阶级的保守性并不同于资产阶级的保守性。理解中产阶级的保守性要从两个特点入手，一是中产阶级拥有体面的生活，二是中产阶级在经济生活中的依附性地位。仅仅体面的生活并不导致中产阶级式的保守主义，资产阶级当然更加拥有体面的生活，但是资产阶级掌握自己（和别人）的生产资料，拥有变革的主动权，很多时候倾向改变这个社会的生产方式（可能同时也改变了这个社会的生活方式），以减少包括劳动力成本在内的各种成本。资产阶级热衷于这样的变革，这符合他们的利益，而中产阶级却总是担忧这样的事情出现，因为他们并不掌握自己的命运，因为中产阶级只是资产阶级的附庸、仆从与打手。
赤裸裸地讲，中产阶级的保守性是由于中产阶级乃是“坐稳了奴才的人”，尽管社会结构日趋分化为“奴隶”和“奴隶主”（及其管家、打手），但中产阶级安于“奴隶主”的管家、打手的位置，既不想当“奴隶主”（这有风险），也不想颠覆这一社会结构（这更有风险）。
一旦社会出现普遍的危机，中产阶级跌落到无产阶级的位置，他们的思想却还是中产阶级的思想。因为他们的思想仍然是中产阶级的思想，所以他们的追求并不会是打破“奴隶”与“奴隶主”的对立结构，而是回到管家和打手的位置。因为他们的追求只是回到管家和打手的位置，所以他们敌视的对象不是“奴隶主”，而是把他们排挤下中产阶级位置的人。而把他们排挤下中产阶级位置的，有时候是国内部分无产阶级的上升，有时候是外国的崛起。
二、“一亿总中流”的现实基础
二战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陆续建成了所谓“橄榄型社会”，中产阶级成为社会主流人口，像日本这样的干脆自称全民中产，即所谓“一亿总中流”（日本总人口也就一亿出头点的样子）。对于这一现象，广泛流传的庸俗说法称这是通过收入再分配“劫富济贫”的结果，然而巴菲特一句“我保姆交的税都比我多”却无情戳穿了这一说法。
发达国家收入再分配“劫富济贫”的印象来源于个人所得税实行累进税率。问题在于无论是自由主义的美国还是“社会主义”的法国，累进税率只对工资性收入执行，最高可达45%，资本性收入却执行单一税率（15%或20%），因此资本家的税率比大部分中产阶级都要低。再加上各种合法避税手段，巴菲特说出“我保姆交的税都比我多”，还是可以理解的。法国新任总统奥朗德最近就打算对资本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一视同仁采用累进税率征税，边际最高达75%。以资本主义国家的尿性，相信不久之后，要么这项政策不了了之，要么他被轰下台。
然而，这样一来，所谓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收入再分配“劫富济贫”的说法就不攻自破了，不是资产阶级的财富转移到了穷人手中，而是中产阶级的财富转移到了其他人手里。如果我们仍旧在国界线内分析中产阶级，那我们就只能认为这是生产力进步的结果，使得虽然占人口99%的非资产阶级群体只分得20%的社会财富，也足以支撑中产阶级的体面生活。
可是资本主义是商品经济，不是自然经济，是为了交换价值而非使用价值生产。商品经济的商品必须卖出去，自然经济的产品堆在仓禀中却完全没有问题。商品经济下企业的产品如果卖不出去资本家就会发愁，就会付不出工资，资本就无法循环、增值，就无法实现正常的经济运转，就会经济危机，自然经济下“朱门酒肉臭”却是家大业大财富充盈的表现。
也就是说，奴隶主不需要奴隶的购买力，地主不需要农民的购买力，但资产阶级却需要无产阶级的购买力，这一经济生活中根本性的不同常常被现代社会的人们熟视无睹。
因此，自从产品生产的目的从使用价值变变为交换价值，自从雇佣劳动代替了奴隶劳动、个体劳动，缩小贫富差距就不仅仅是道德问题了，而是经济正常运转的必要保证。
因此，商品经济（或者说资本主义）条件下，如果一个经济体内分配不公，必然会导致购买力不足，使得经济循环停滞，所以资本主义天然有扩张的倾向。在它的早期，他对外输出商品，解决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在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之后，反其道而行之，对外输出资本，利用外国更廉价的劳动力生产低价产品，返销国内，通过压低商品价格的方式，也变相提高了国民收入，解决了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
通过这种方法，在不损害资产阶级利益的情况下，终于建立了中产阶级社会，这也意味着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参与了对外剥削，尽管分到的只是垄断资本吃剩下的。这样一种不损害资产阶级利益的中产阶级社会，是非常不稳定的。
三、中产阶级社会的瓦解
经过上面的分析我们知道，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社会的建成并没有侵犯本国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是通过对外剥削的方式，分些残羹冷炙给国民。
这其中其实有两个关键问题，一是要找个形式给国民发钱，二是如何保证一定能成功对外剥削，并分给国民。前一个问题很容易解决，就是高度膨胀第三产业，其实我们仅仅从产业链的角度进行分析，也能解开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社会的秘密。第三产业号称广义的服务业，其存在是通过服务第一第二产业来促进整个经济的发展。可是发达国家高达70%~80%的第三产业所服务的对象远远不止本国的第一第二产业。全球化背景下，产业链总是打破国界线的，在整个产业链条内部，实体经济企业拿小头，虚拟经济企业拿大头，实现了对外剥削，而发达国家给本国第三产业的劳动力发工资的时候，就是在给他们分一杯羹。
至于第二个问题，则要结合各国实力的消长来讨论。在苏联解体前，受到工运和共运的影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必须要建设福利国家、中产社会，以缓解国内革命的压力，就像俾斯麦曾经说过的那样：“一个希望得到养老金的人，一般不会好斗，而且易于管理。”八九十年代，苏东剧变，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也是渐进走资，这种共运的压力骤然减小。
另一方面，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不仅没有沦为西方的经济殖民地，相反一直保持经济产业的全面性和独立性，这两年在非洲、南美开采资源租田种地，隐隐有了对外资本输出的味道了。也就是说世界体系这条食物链的顶端，挤进去了一个庞然大物。殖民地完全不够分了，老牌的帝国主义国家能够从国外剥削来的份额逐渐受到挤压。
对外剥削受阻，同时有没有共运的压力，自然首先是削减分给国民的残羹冷炙，而不触动资产阶级的利益，于是旧的社会逻辑一下子就失灵了。在老牌发达国家，原先收入差距并不是中产社会的障碍，现在是了；原先低端制造业转移到国外不是中产社会的障碍，现在是了；甚至世界范围内的能源不足原先都不是中产社会的障碍，现在也是了。美国的劳工组织抱怨中国抢了他们的岗位，这种看法太肤浅，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中产社会并不依靠这个或那个工作岗位的存留与否，而是对外吸血能力，工作岗位只是分剩饭给国民的形式而已。中国抢走的是美国的殖民地，抢走的是美国能从殖民地那儿吸来的血，而不是某个具体行业的“岗位”。
四、形左实右的民粹思想
但是既然中产阶级是“坐稳了奴才的人”，那么中产阶级的跌落所带来的本能反应就绝不会是打破不公平的社会体系，而只是追求回到管家和打手的位置上来，所敌视的对象不是“奴隶主”，而是把他们排挤下中产阶级位置的人。而把他们排挤下中产阶级位置的，有时候是国内部分无产阶级的上升，有时候是外国的崛起。所以美国劳工组织中或许并不是没有看得清现实的人，但中产阶级化的美国劳工也只能将枪口对准中国劳工，而不敢声讨整个资本主义体系。
这样一种排斥产业转移、阻挠资本正常流动、甚至反全球化的民粹思想经常被斥为左派幼稚病，但是细究起来，却有着转化为极右思想的倾向。因为这种中产阶级的保守性，而愈发倾向将这种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矛盾表现为民族矛盾，将矛头指向他国的无产阶级，最终支持政府强化对外扩张多给自己分一杯羹，演变为帝国主义的民意基础。
德国中产阶级的跌落，就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转化为纳粹的民意基础的。而上海、香港、台湾等地的主体意识甚至独立倾向的增长，也是类似的原因，大中华其他地区逐渐崛起不再成为以上地区的“国内殖民地”，导致本地中产阶级社会逐渐难以维系，而沪港台等地的跌落的中产阶级也倾向于将问题的症结认定为外地或大陆的剥夺。
在大陆还很穷，还在做台湾的经济殖民地，提供屌丝被剥削的时候，台湾的独立倾向不成气候，大陆崛起了，矛盾却越来越大。ECFA签订了，台湾的资产阶级赚得彭满钵满，台湾的普通屌丝却更受冲击，ECFA反而成为民进党拉拢中下层的助推剂。
同样，港独思潮在大陆崛起后才逐渐强化起来，上海人的主体意识在改革开放后曾经历过一个消融的时期，但是最近十年却又强化起来，在时间表上恰好与国内的产业转移、人为制造的福利高地的破除相吻合。
白璧微瑕：文章写的不错，不过有一点瑕疵。中产阶级不是一个准确的概念，因为历史上中产阶级这个概念产生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那个时候资产阶级在政治地位上是低于贵族的，所以资产阶级被称为中产阶级，或者有产阶级。而后，这个概念被篡改乱用，似乎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除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以外还存在一个阶级，但是这是不对的。小资产阶级或者其他社会阶层譬如农民，并不是一个阶级，他们是分化的。结合你的文章，应该指的是小资产阶级的上层或者中小资本，所以我认为用这两个词才准确，再不行用市民阶层也是可以的。
本人曰：作为“浮世绘” 真实展示了包含很多CDer在内的众生相
附上链接：http://review.youngchina.org/archives/4023
以弗洛姆的《逃避自由》为代表，有这么一种观点，认为德国法西斯的民意基础是中产阶级（的跌落），而非无产阶级。我本人是非常同意这一看法的，但是弗洛姆对于这种民意基础的解释并不透彻，只是泛泛地说，即使在经济危机下，无产阶级也没有什么可再失去的，而中产阶级却接受了较大的损失，其被剥夺的感受反而比无产阶级更强烈。这种解释总让人有一种似是而非的软弱感。我在思考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对于中产阶级的保守性和形左实右的民粹思想有了一些认识，借此文做一个粗浅的阐述。
一、中产阶级的保守性
中产阶级的保守性并不同于资产阶级的保守性。理解中产阶级的保守性要从两个特点入手，一是中产阶级拥有体面的生活，二是中产阶级在经济生活中的依附性地位。仅仅体面的生活并不导致中产阶级式的保守主义，资产阶级当然更加拥有体面的生活，但是资产阶级掌握自己（和别人）的生产资料，拥有变革的主动权，很多时候倾向改变这个社会的生产方式（可能同时也改变了这个社会的生活方式），以减少包括劳动力成本在内的各种成本。资产阶级热衷于这样的变革，这符合他们的利益，而中产阶级却总是担忧这样的事情出现，因为他们并不掌握自己的命运，因为中产阶级只是资产阶级的附庸、仆从与打手。
赤裸裸地讲，中产阶级的保守性是由于中产阶级乃是“坐稳了奴才的人”，尽管社会结构日趋分化为“奴隶”和“奴隶主”（及其管家、打手），但中产阶级安于“奴隶主”的管家、打手的位置，既不想当“奴隶主”（这有风险），也不想颠覆这一社会结构（这更有风险）。
一旦社会出现普遍的危机，中产阶级跌落到无产阶级的位置，他们的思想却还是中产阶级的思想。因为他们的思想仍然是中产阶级的思想，所以他们的追求并不会是打破“奴隶”与“奴隶主”的对立结构，而是回到管家和打手的位置。因为他们的追求只是回到管家和打手的位置，所以他们敌视的对象不是“奴隶主”，而是把他们排挤下中产阶级位置的人。而把他们排挤下中产阶级位置的，有时候是国内部分无产阶级的上升，有时候是外国的崛起。
二、“一亿总中流”的现实基础
二战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陆续建成了所谓“橄榄型社会”，中产阶级成为社会主流人口，像日本这样的干脆自称全民中产，即所谓“一亿总中流”（日本总人口也就一亿出头点的样子）。对于这一现象，广泛流传的庸俗说法称这是通过收入再分配“劫富济贫”的结果，然而巴菲特一句“我保姆交的税都比我多”却无情戳穿了这一说法。
发达国家收入再分配“劫富济贫”的印象来源于个人所得税实行累进税率。问题在于无论是自由主义的美国还是“社会主义”的法国，累进税率只对工资性收入执行，最高可达45%，资本性收入却执行单一税率（15%或20%），因此资本家的税率比大部分中产阶级都要低。再加上各种合法避税手段，巴菲特说出“我保姆交的税都比我多”，还是可以理解的。法国新任总统奥朗德最近就打算对资本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一视同仁采用累进税率征税，边际最高达75%。以资本主义国家的尿性，相信不久之后，要么这项政策不了了之，要么他被轰下台。
然而，这样一来，所谓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收入再分配“劫富济贫”的说法就不攻自破了，不是资产阶级的财富转移到了穷人手中，而是中产阶级的财富转移到了其他人手里。如果我们仍旧在国界线内分析中产阶级，那我们就只能认为这是生产力进步的结果，使得虽然占人口99%的非资产阶级群体只分得20%的社会财富，也足以支撑中产阶级的体面生活。
可是资本主义是商品经济，不是自然经济，是为了交换价值而非使用价值生产。商品经济的商品必须卖出去，自然经济的产品堆在仓禀中却完全没有问题。商品经济下企业的产品如果卖不出去资本家就会发愁，就会付不出工资，资本就无法循环、增值，就无法实现正常的经济运转，就会经济危机，自然经济下“朱门酒肉臭”却是家大业大财富充盈的表现。
也就是说，奴隶主不需要奴隶的购买力，地主不需要农民的购买力，但资产阶级却需要无产阶级的购买力，这一经济生活中根本性的不同常常被现代社会的人们熟视无睹。
因此，自从产品生产的目的从使用价值变变为交换价值，自从雇佣劳动代替了奴隶劳动、个体劳动，缩小贫富差距就不仅仅是道德问题了，而是经济正常运转的必要保证。
因此，商品经济（或者说资本主义）条件下，如果一个经济体内分配不公，必然会导致购买力不足，使得经济循环停滞，所以资本主义天然有扩张的倾向。在它的早期，他对外输出商品，解决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在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之后，反其道而行之，对外输出资本，利用外国更廉价的劳动力生产低价产品，返销国内，通过压低商品价格的方式，也变相提高了国民收入，解决了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
通过这种方法，在不损害资产阶级利益的情况下，终于建立了中产阶级社会，这也意味着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参与了对外剥削，尽管分到的只是垄断资本吃剩下的。这样一种不损害资产阶级利益的中产阶级社会，是非常不稳定的。
三、中产阶级社会的瓦解
经过上面的分析我们知道，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社会的建成并没有侵犯本国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是通过对外剥削的方式，分些残羹冷炙给国民。
这其中其实有两个关键问题，一是要找个形式给国民发钱，二是如何保证一定能成功对外剥削，并分给国民。前一个问题很容易解决，就是高度膨胀第三产业，其实我们仅仅从产业链的角度进行分析，也能解开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社会的秘密。第三产业号称广义的服务业，其存在是通过服务第一第二产业来促进整个经济的发展。可是发达国家高达70%~80%的第三产业所服务的对象远远不止本国的第一第二产业。全球化背景下，产业链总是打破国界线的，在整个产业链条内部，实体经济企业拿小头，虚拟经济企业拿大头，实现了对外剥削，而发达国家给本国第三产业的劳动力发工资的时候，就是在给他们分一杯羹。
至于第二个问题，则要结合各国实力的消长来讨论。在苏联解体前，受到工运和共运的影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必须要建设福利国家、中产社会，以缓解国内革命的压力，就像俾斯麦曾经说过的那样：“一个希望得到养老金的人，一般不会好斗，而且易于管理。”八九十年代，苏东剧变，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也是渐进走资，这种共运的压力骤然减小。
另一方面，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不仅没有沦为西方的经济殖民地，相反一直保持经济产业的全面性和独立性，这两年在非洲、南美开采资源租田种地，隐隐有了对外资本输出的味道了。也就是说世界体系这条食物链的顶端，挤进去了一个庞然大物。殖民地完全不够分了，老牌的帝国主义国家能够从国外剥削来的份额逐渐受到挤压。
对外剥削受阻，同时有没有共运的压力，自然首先是削减分给国民的残羹冷炙，而不触动资产阶级的利益，于是旧的社会逻辑一下子就失灵了。在老牌发达国家，原先收入差距并不是中产社会的障碍，现在是了；原先低端制造业转移到国外不是中产社会的障碍，现在是了；甚至世界范围内的能源不足原先都不是中产社会的障碍，现在也是了。美国的劳工组织抱怨中国抢了他们的岗位，这种看法太肤浅，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中产社会并不依靠这个或那个工作岗位的存留与否，而是对外吸血能力，工作岗位只是分剩饭给国民的形式而已。中国抢走的是美国的殖民地，抢走的是美国能从殖民地那儿吸来的血，而不是某个具体行业的“岗位”。
四、形左实右的民粹思想
但是既然中产阶级是“坐稳了奴才的人”，那么中产阶级的跌落所带来的本能反应就绝不会是打破不公平的社会体系，而只是追求回到管家和打手的位置上来，所敌视的对象不是“奴隶主”，而是把他们排挤下中产阶级位置的人。而把他们排挤下中产阶级位置的，有时候是国内部分无产阶级的上升，有时候是外国的崛起。所以美国劳工组织中或许并不是没有看得清现实的人，但中产阶级化的美国劳工也只能将枪口对准中国劳工，而不敢声讨整个资本主义体系。
这样一种排斥产业转移、阻挠资本正常流动、甚至反全球化的民粹思想经常被斥为左派幼稚病，但是细究起来，却有着转化为极右思想的倾向。因为这种中产阶级的保守性，而愈发倾向将这种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矛盾表现为民族矛盾，将矛头指向他国的无产阶级，最终支持政府强化对外扩张多给自己分一杯羹，演变为帝国主义的民意基础。
德国中产阶级的跌落，就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转化为纳粹的民意基础的。而上海、香港、台湾等地的主体意识甚至独立倾向的增长，也是类似的原因，大中华其他地区逐渐崛起不再成为以上地区的“国内殖民地”，导致本地中产阶级社会逐渐难以维系，而沪港台等地的跌落的中产阶级也倾向于将问题的症结认定为外地或大陆的剥夺。
在大陆还很穷，还在做台湾的经济殖民地，提供屌丝被剥削的时候，台湾的独立倾向不成气候，大陆崛起了，矛盾却越来越大。ECFA签订了，台湾的资产阶级赚得彭满钵满，台湾的普通屌丝却更受冲击，ECFA反而成为民进党拉拢中下层的助推剂。
同样，港独思潮在大陆崛起后才逐渐强化起来，上海人的主体意识在改革开放后曾经历过一个消融的时期，但是最近十年却又强化起来，在时间表上恰好与国内的产业转移、人为制造的福利高地的破除相吻合。
白璧微瑕：文章写的不错，不过有一点瑕疵。中产阶级不是一个准确的概念，因为历史上中产阶级这个概念产生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那个时候资产阶级在政治地位上是低于贵族的，所以资产阶级被称为中产阶级，或者有产阶级。而后，这个概念被篡改乱用，似乎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除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以外还存在一个阶级，但是这是不对的。小资产阶级或者其他社会阶层譬如农民，并不是一个阶级，他们是分化的。结合你的文章，应该指的是小资产阶级的上层或者中小资本，所以我认为用这两个词才准确，再不行用市民阶层也是可以的。
本人曰：作为“浮世绘” 真实展示了包含很多CDer在内的众生相
2013-05-14 12:21 编辑: 右边的基路伯 附上链接：http://review.youngchina.org/archives/4023
以弗洛姆的《逃避自由》为代表，有这么一种观点，认为德国法西斯的民意基础是中产阶级（的跌落），而非无产阶级。我本人是非常同意这一看法的，但是弗洛姆对于这种民意基础的解释并不透彻，只是泛泛地说，即使在经济危机下，无产阶级也没有什么可再失去的，而中产阶级却接受了较大的损失，其被剥夺的感受反而比无产阶级更强烈。这种解释总让人有一种似是而非的软弱感。我在思考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对于中产阶级的保守性和形左实右的民粹思想有了一些认识，借此文做一个粗浅的阐述。
一、中产阶级的保守性
中产阶级的保守性并不同于资产阶级的保守性。理解中产阶级的保守性要从两个特点入手，一是中产阶级拥有体面的生活，二是中产阶级在经济生活中的依附性地位。仅仅体面的生活并不导致中产阶级式的保守主义，资产阶级当然更加拥有体面的生活，但是资产阶级掌握自己（和别人）的生产资料，拥有变革的主动权，很多时候倾向改变这个社会的生产方式（可能同时也改变了这个社会的生活方式），以减少包括劳动力成本在内的各种成本。资产阶级热衷于这样的变革，这符合他们的利益，而中产阶级却总是担忧这样的事情出现，因为他们并不掌握自己的命运，因为中产阶级只是资产阶级的附庸、仆从与打手。
赤裸裸地讲，中产阶级的保守性是由于中产阶级乃是“坐稳了奴才的人”，尽管社会结构日趋分化为“奴隶”和“奴隶主”（及其管家、打手），但中产阶级安于“奴隶主”的管家、打手的位置，既不想当“奴隶主”（这有风险），也不想颠覆这一社会结构（这更有风险）。
一旦社会出现普遍的危机，中产阶级跌落到无产阶级的位置，他们的思想却还是中产阶级的思想。因为他们的思想仍然是中产阶级的思想，所以他们的追求并不会是打破“奴隶”与“奴隶主”的对立结构，而是回到管家和打手的位置。因为他们的追求只是回到管家和打手的位置，所以他们敌视的对象不是“奴隶主”，而是把他们排挤下中产阶级位置的人。而把他们排挤下中产阶级位置的，有时候是国内部分无产阶级的上升，有时候是外国的崛起。
二、“一亿总中流”的现实基础
二战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陆续建成了所谓“橄榄型社会”，中产阶级成为社会主流人口，像日本这样的干脆自称全民中产，即所谓“一亿总中流”（日本总人口也就一亿出头点的样子）。对于这一现象，广泛流传的庸俗说法称这是通过收入再分配“劫富济贫”的结果，然而巴菲特一句“我保姆交的税都比我多”却无情戳穿了这一说法。
发达国家收入再分配“劫富济贫”的印象来源于个人所得税实行累进税率。问题在于无论是自由主义的美国还是“社会主义”的法国，累进税率只对工资性收入执行，最高可达45%，资本性收入却执行单一税率（15%或20%），因此资本家的税率比大部分中产阶级都要低。再加上各种合法避税手段，巴菲特说出“我保姆交的税都比我多”，还是可以理解的。法国新任总统奥朗德最近就打算对资本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一视同仁采用累进税率征税，边际最高达75%。以资本主义国家的尿性，相信不久之后，要么这项政策不了了之，要么他被轰下台。
然而，这样一来，所谓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收入再分配“劫富济贫”的说法就不攻自破了，不是资产阶级的财富转移到了穷人手中，而是中产阶级的财富转移到了其他人手里。如果我们仍旧在国界线内分析中产阶级，那我们就只能认为这是生产力进步的结果，使得虽然占人口99%的非资产阶级群体只分得20%的社会财富，也足以支撑中产阶级的体面生活。
可是资本主义是商品经济，不是自然经济，是为了交换价值而非使用价值生产。商品经济的商品必须卖出去，自然经济的产品堆在仓禀中却完全没有问题。商品经济下企业的产品如果卖不出去资本家就会发愁，就会付不出工资，资本就无法循环、增值，就无法实现正常的经济运转，就会经济危机，自然经济下“朱门酒肉臭”却是家大业大财富充盈的表现。
也就是说，奴隶主不需要奴隶的购买力，地主不需要农民的购买力，但资产阶级却需要无产阶级的购买力，这一经济生活中根本性的不同常常被现代社会的人们熟视无睹。
因此，自从产品生产的目的从使用价值变变为交换价值，自从雇佣劳动代替了奴隶劳动、个体劳动，缩小贫富差距就不仅仅是道德问题了，而是经济正常运转的必要保证。
因此，商品经济（或者说资本主义）条件下，如果一个经济体内分配不公，必然会导致购买力不足，使得经济循环停滞，所以资本主义天然有扩张的倾向。在它的早期，他对外输出商品，解决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在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之后，反其道而行之，对外输出资本，利用外国更廉价的劳动力生产低价产品，返销国内，通过压低商品价格的方式，也变相提高了国民收入，解决了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
通过这种方法，在不损害资产阶级利益的情况下，终于建立了中产阶级社会，这也意味着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参与了对外剥削，尽管分到的只是垄断资本吃剩下的。这样一种不损害资产阶级利益的中产阶级社会，是非常不稳定的。
三、中产阶级社会的瓦解
经过上面的分析我们知道，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社会的建成并没有侵犯本国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是通过对外剥削的方式，分些残羹冷炙给国民。
这其中其实有两个关键问题，一是要找个形式给国民发钱，二是如何保证一定能成功对外剥削，并分给国民。前一个问题很容易解决，就是高度膨胀第三产业，其实我们仅仅从产业链的角度进行分析，也能解开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社会的秘密。第三产业号称广义的服务业，其存在是通过服务第一第二产业来促进整个经济的发展。可是发达国家高达70%~80%的第三产业所服务的对象远远不止本国的第一第二产业。全球化背景下，产业链总是打破国界线的，在整个产业链条内部，实体经济企业拿小头，虚拟经济企业拿大头，实现了对外剥削，而发达国家给本国第三产业的劳动力发工资的时候，就是在给他们分一杯羹。
至于第二个问题，则要结合各国实力的消长来讨论。在苏联解体前，受到工运和共运的影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必须要建设福利国家、中产社会，以缓解国内革命的压力，就像俾斯麦曾经说过的那样：“一个希望得到养老金的人，一般不会好斗，而且易于管理。”八九十年代，苏东剧变，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也是渐进走资，这种共运的压力骤然减小。
另一方面，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不仅没有沦为西方的经济殖民地，相反一直保持经济产业的全面性和独立性，这两年在非洲、南美开采资源租田种地，隐隐有了对外资本输出的味道了。也就是说世界体系这条食物链的顶端，挤进去了一个庞然大物。殖民地完全不够分了，老牌的帝国主义国家能够从国外剥削来的份额逐渐受到挤压。
对外剥削受阻，同时有没有共运的压力，自然首先是削减分给国民的残羹冷炙，而不触动资产阶级的利益，于是旧的社会逻辑一下子就失灵了。在老牌发达国家，原先收入差距并不是中产社会的障碍，现在是了；原先低端制造业转移到国外不是中产社会的障碍，现在是了；甚至世界范围内的能源不足原先都不是中产社会的障碍，现在也是了。美国的劳工组织抱怨中国抢了他们的岗位，这种看法太肤浅，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中产社会并不依靠这个或那个工作岗位的存留与否，而是对外吸血能力，工作岗位只是分剩饭给国民的形式而已。中国抢走的是美国的殖民地，抢走的是美国能从殖民地那儿吸来的血，而不是某个具体行业的“岗位”。
四、形左实右的民粹思想
但是既然中产阶级是“坐稳了奴才的人”，那么中产阶级的跌落所带来的本能反应就绝不会是打破不公平的社会体系，而只是追求回到管家和打手的位置上来，所敌视的对象不是“奴隶主”，而是把他们排挤下中产阶级位置的人。而把他们排挤下中产阶级位置的，有时候是国内部分无产阶级的上升，有时候是外国的崛起。所以美国劳工组织中或许并不是没有看得清现实的人，但中产阶级化的美国劳工也只能将枪口对准中国劳工，而不敢声讨整个资本主义体系。
这样一种排斥产业转移、阻挠资本正常流动、甚至反全球化的民粹思想经常被斥为左派幼稚病，但是细究起来，却有着转化为极右思想的倾向。因为这种中产阶级的保守性，而愈发倾向将这种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矛盾表现为民族矛盾，将矛头指向他国的无产阶级，最终支持政府强化对外扩张多给自己分一杯羹，演变为帝国主义的民意基础。
德国中产阶级的跌落，就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转化为纳粹的民意基础的。而上海、香港、台湾等地的主体意识甚至独立倾向的增长，也是类似的原因，大中华其他地区逐渐崛起不再成为以上地区的“国内殖民地”，导致本地中产阶级社会逐渐难以维系，而沪港台等地的跌落的中产阶级也倾向于将问题的症结认定为外地或大陆的剥夺。
在大陆还很穷，还在做台湾的经济殖民地，提供屌丝被剥削的时候，台湾的独立倾向不成气候，大陆崛起了，矛盾却越来越大。ECFA签订了，台湾的资产阶级赚得彭满钵满，台湾的普通屌丝却更受冲击，ECFA反而成为民进党拉拢中下层的助推剂。
同样，港独思潮在大陆崛起后才逐渐强化起来，上海人的主体意识在改革开放后曾经历过一个消融的时期，但是最近十年却又强化起来，在时间表上恰好与国内的产业转移、人为制造的福利高地的破除相吻合。
白璧微瑕：文章写的不错，不过有一点瑕疵。中产阶级不是一个准确的概念，因为历史上中产阶级这个概念产生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那个时候资产阶级在政治地位上是低于贵族的，所以资产阶级被称为中产阶级，或者有产阶级。而后，这个概念被篡改乱用，似乎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除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以外还存在一个阶级，但是这是不对的。小资产阶级或者其他社会阶层譬如农民，并不是一个阶级，他们是分化的。结合你的文章，应该指的是小资产阶级的上层或者中小资本，所以我认为用这两个词才准确，再不行用市民阶层也是可以的。
本人曰：作为“浮世绘” 真实展示了包含很多CDer在内的众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