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从雷洋案看警察权与中产阶级的焦虑

中国近日发生的雷洋案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的中产阶级，在面对一个巨大的无所不在的利维坦时的集体焦虑。

雷洋案本不应该成为轰动中国社会的公共事件，因为这样的故事在中国天天上演，雷洋不会是最后一个因抓嫖而死亡的嫖客（根据警方说法）。从新闻传播的角度看，雷洋案引发舆论哗然，是因为其身份变成了中国著名大学——人民大学——的硕士而不是政府的雇员。雷洋此时就职于中国循环经济协会，是该协会的部门主任。如果媒体报道一名官员因嫖娼被抓突发心脏病而死，鉴于人们对官员的憎恶，再加上嫖娼的污点，相信舆论多半会冷对。但赋予雷洋著名大学硕士的“标签”，舆论的风向马上就变了，雷洋是否嫖了娼变得不重要，重要的是雷洋是怎么死的。

舆论之所以刻意标示雷洋人大硕士的身份，又与人大校友的声明有关。人大部分校友的声明起了关键作用。在一份措辞激烈的《中国人民大学88级部分校友就雷洋同学意外身亡的声明》中，雷洋被描述成学有所成的“青年才俊”，他的死，完全是警方的过度执法所致。由此，声明把矛头对准警方，称“雷洋的死绝非意外，而是一场系统性的悲剧”“是一次以普通人、以城市中产阶级为对象、随机狩猎的恶行！”从而将雷洋之死，与中产阶级成功地建立起了联系。除了人大多个年级的校友发出声明外，西安交大的雷洋校友也发出了声明。

声明很容易引起中国的中产阶级共鸣，使他们从埋头发财、营造自身的安乐窝中，不得不审视日渐恶化的处境。当中国的底层劳动者遭遇种种不公时，中产阶级可以麻木不仁；然而，雷洋之死让中产阶级看到，在强大的警察权面前，自己是多么的脆弱和不堪一击，从而不免有种兔死狐悲的感觉。此乃雷洋案受到舆论高度关注的社会心理背景。

作为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警察权是一种被法律授予的强制和强势权力。正因如此，在许多国家，警察权也受到了严格的约束，因为如果随意扩大和延伸，导致警察权的滥用，原本为保护社会公共秩序和个人安全的警权，反而会严重侵犯公民权利。在这种强制性的国家机器面前，公民个人的力量终究是渺小的。

但在中国，警察权的滥用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警察不仅拥有包括行政拘留、收容教育、劳动教养等在内的各种强制性手段，还可以实施包括罚款在内的各种行政处罚。所以人们看到，刑讯逼供、违法取证、超期羁押、滥用强制措施等广泛应用于刑事侦查中。

另外，在公民需要警察保护时，却又难以得到充分保障。日前一位英国华裔将其遭遇在网上发布。他在一起普通的交通违规事件中，被上海警方拘押在派出所，当成犯人卸掉身上所有饰物，并被没收对外联络工具、搜身，要求按指模。基层警察的这种无法无天，令这位华侨“实在匪夷所思”，但对中国公民来说，却一点也不觉得惊讶。特别是在“卖淫嫖娼”这样的灰色领域，不仅人权得不到保护，嫖客妓女还经常成为基层警察勒索的对象。雷洋案能够引起如此公愤，与警察过往抓嫖的恶行有着直接关系。

随着官方对维稳的一再强化，警察与公民之间的这种极不正常的紧张关系，也向社会各个阶层蔓延，中产阶级有可能首当其冲。这无疑使得中产阶级感到焦虑并起来维权抗争。这里涉及如何看待中产阶级和政权的关系问题。按照亨廷顿的观点，中产阶级既有激进的一面，也有保守的一面，他们对政治稳定的影响则要根据其成长阶段来分析：处于扩张中的中产阶级具有不稳定性和激进性，特别是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非官僚性和非商业性的中产阶级，更容易从事反抗、暴力活动；已经壮大并形成规模的中产阶级则一般偏向保守，能够缓和阶级矛盾，充当社会的“稳定器”。另外，在大多数现代化社会中，与其他社会阶层相比，中产阶级也真正具有革命性。

中国的中产阶级正处于扩张期，虽然占人口总数的比率还不是很大，但绝对人数很多。各种调查显示，中国的中产阶级同政权的关系总体上是和谐的，更多地充当社会发展的“稳定器”作用。但随着中产阶级的受益下降，特别是在各种社会问题持续恶化的情况下，一些中产人士选择了移民。如果警察权进一步膨胀，选择移民的会更多。然而，毕竟不是所有的中产阶级都能出去，留下来的将不得不反抗这种环境。

中产阶级要成为一支反抗的力量，第一步是形成共同体意识，即基于共同的身份、地位、利益、价值观、情感而产生的一种意识。因为中产阶级是一个庞杂体系，如果不能明确意识到自己处于共同体中，就不可能作为一个群体和阶层去行动。在雷洋案中，恰恰有了这种初步但是明确的共同体意识。这种以校友形式显示出来的共同体意识可称为校友共同体。他们不但表达了对雷洋案要独立公开公正地处理，而且直接把“我们要得到最基本可靠的人身安全、公民权利和城市秩序”作为诉求，并表示：“在我们未老的未来，我们不会无所谓的。对恶，我们不会忍太久”。这是雷洋案与此前其他公共事件的最大不同。

如果你不想成为下一个雷洋，就要起来发声，很多人就是基于这种考虑而不愿再沉默。虽然中产阶级对自己的阶级意识是否有足够的自觉性，尚待观察，对中国官方来说，它将面对一个新课题，即如何应对即将升起的中产阶级的抗争。相对于对底层劳动者的抗争，对中产阶级的抗争，官方和民间都缺乏经验。

邓聿文，中国察哈尔学会研究员

http://www.zaobao.com/forum/views/opinion/story20160526-621563中国近日发生的雷洋案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的中产阶级，在面对一个巨大的无所不在的利维坦时的集体焦虑。

雷洋案本不应该成为轰动中国社会的公共事件，因为这样的故事在中国天天上演，雷洋不会是最后一个因抓嫖而死亡的嫖客（根据警方说法）。从新闻传播的角度看，雷洋案引发舆论哗然，是因为其身份变成了中国著名大学——人民大学——的硕士而不是政府的雇员。雷洋此时就职于中国循环经济协会，是该协会的部门主任。如果媒体报道一名官员因嫖娼被抓突发心脏病而死，鉴于人们对官员的憎恶，再加上嫖娼的污点，相信舆论多半会冷对。但赋予雷洋著名大学硕士的“标签”，舆论的风向马上就变了，雷洋是否嫖了娼变得不重要，重要的是雷洋是怎么死的。

舆论之所以刻意标示雷洋人大硕士的身份，又与人大校友的声明有关。人大部分校友的声明起了关键作用。在一份措辞激烈的《中国人民大学88级部分校友就雷洋同学意外身亡的声明》中，雷洋被描述成学有所成的“青年才俊”，他的死，完全是警方的过度执法所致。由此，声明把矛头对准警方，称“雷洋的死绝非意外，而是一场系统性的悲剧”“是一次以普通人、以城市中产阶级为对象、随机狩猎的恶行！”从而将雷洋之死，与中产阶级成功地建立起了联系。除了人大多个年级的校友发出声明外，西安交大的雷洋校友也发出了声明。

声明很容易引起中国的中产阶级共鸣，使他们从埋头发财、营造自身的安乐窝中，不得不审视日渐恶化的处境。当中国的底层劳动者遭遇种种不公时，中产阶级可以麻木不仁；然而，雷洋之死让中产阶级看到，在强大的警察权面前，自己是多么的脆弱和不堪一击，从而不免有种兔死狐悲的感觉。此乃雷洋案受到舆论高度关注的社会心理背景。

作为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警察权是一种被法律授予的强制和强势权力。正因如此，在许多国家，警察权也受到了严格的约束，因为如果随意扩大和延伸，导致警察权的滥用，原本为保护社会公共秩序和个人安全的警权，反而会严重侵犯公民权利。在这种强制性的国家机器面前，公民个人的力量终究是渺小的。

但在中国，警察权的滥用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警察不仅拥有包括行政拘留、收容教育、劳动教养等在内的各种强制性手段，还可以实施包括罚款在内的各种行政处罚。所以人们看到，刑讯逼供、违法取证、超期羁押、滥用强制措施等广泛应用于刑事侦查中。

另外，在公民需要警察保护时，却又难以得到充分保障。日前一位英国华裔将其遭遇在网上发布。他在一起普通的交通违规事件中，被上海警方拘押在派出所，当成犯人卸掉身上所有饰物，并被没收对外联络工具、搜身，要求按指模。基层警察的这种无法无天，令这位华侨“实在匪夷所思”，但对中国公民来说，却一点也不觉得惊讶。特别是在“卖淫嫖娼”这样的灰色领域，不仅人权得不到保护，嫖客妓女还经常成为基层警察勒索的对象。雷洋案能够引起如此公愤，与警察过往抓嫖的恶行有着直接关系。

随着官方对维稳的一再强化，警察与公民之间的这种极不正常的紧张关系，也向社会各个阶层蔓延，中产阶级有可能首当其冲。这无疑使得中产阶级感到焦虑并起来维权抗争。这里涉及如何看待中产阶级和政权的关系问题。按照亨廷顿的观点，中产阶级既有激进的一面，也有保守的一面，他们对政治稳定的影响则要根据其成长阶段来分析：处于扩张中的中产阶级具有不稳定性和激进性，特别是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非官僚性和非商业性的中产阶级，更容易从事反抗、暴力活动；已经壮大并形成规模的中产阶级则一般偏向保守，能够缓和阶级矛盾，充当社会的“稳定器”。另外，在大多数现代化社会中，与其他社会阶层相比，中产阶级也真正具有革命性。

中国的中产阶级正处于扩张期，虽然占人口总数的比率还不是很大，但绝对人数很多。各种调查显示，中国的中产阶级同政权的关系总体上是和谐的，更多地充当社会发展的“稳定器”作用。但随着中产阶级的受益下降，特别是在各种社会问题持续恶化的情况下，一些中产人士选择了移民。如果警察权进一步膨胀，选择移民的会更多。然而，毕竟不是所有的中产阶级都能出去，留下来的将不得不反抗这种环境。

中产阶级要成为一支反抗的力量，第一步是形成共同体意识，即基于共同的身份、地位、利益、价值观、情感而产生的一种意识。因为中产阶级是一个庞杂体系，如果不能明确意识到自己处于共同体中，就不可能作为一个群体和阶层去行动。在雷洋案中，恰恰有了这种初步但是明确的共同体意识。这种以校友形式显示出来的共同体意识可称为校友共同体。他们不但表达了对雷洋案要独立公开公正地处理，而且直接把“我们要得到最基本可靠的人身安全、公民权利和城市秩序”作为诉求，并表示：“在我们未老的未来，我们不会无所谓的。对恶，我们不会忍太久”。这是雷洋案与此前其他公共事件的最大不同。

如果你不想成为下一个雷洋，就要起来发声，很多人就是基于这种考虑而不愿再沉默。虽然中产阶级对自己的阶级意识是否有足够的自觉性，尚待观察，对中国官方来说，它将面对一个新课题，即如何应对即将升起的中产阶级的抗争。相对于对底层劳动者的抗争，对中产阶级的抗争，官方和民间都缺乏经验。

邓聿文，中国察哈尔学会研究员

http://www.zaobao.com/forum/views/opinion/story20160526-6215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