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供给学派的中国经济“药方”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5/01 00:11:38
在保持了三十年的高速增长后，中国经济似乎走进了一个死循环：每当经济增速有所下滑，决策部门往往会加大投资、放松信贷“踩油门”；每当通胀有所抬头，决策部门又往往会减少投资、紧缩信贷“踩刹车”。在踩油门与踩刹车的颠簸行进中，投资猛增、货币超发、产能过剩与垄断加剧、高利贷泛滥、中小企业倒闭潮轮番上演。
不唯中国，回顾十余年的宏观调控历程，在应对危机时，各国政府几乎惯性思维地拿起凯恩斯主义，而目前，这个以拉动投资和消费为特征的需求式管理手段正在遭受广泛质疑。
就在新一届中国政府换届前后，数十名知名学者、政府官员和金融高管举起新供给主义的大旗，希冀新一届政府的宏观政策从需求式管理适当转向供给侧调控，“解除供给抑制”是这一学派开出的药方。
他们认为，上世纪八十年美国里根和中国邓小平政府的经济政策异曲同工，两者都是从激发产品提供的供给侧入手，美国避免了滞涨，中国则迎来了黄金发展期，此一学派的具体政策包括减税、打破垄断、减少管制、产权多元化、市场自由化、公平分配、加快城镇化等。
仔细梳理后可以发现，新供给学派的主张与新一届政府的政策有诸多重合之处，李克强总理在谈到当前经济发展问题时曾指出，靠刺激政策、政府直接投资实现预期目标的空间已经不大。而取消或下放审批权、机构改革、营改增激发企业活力、加快城镇化进程、推进利率市场化等一系列新政恰恰是新供给学派的政策建议，故而有观点认为，克强经济学带有浓厚的供给学派色彩。
颠簸的中国经济
新供给学派的兴起缘于中国面临经济的困局。近十年间，在决策部门的轮番扩张和紧缩政策之后，中国经济并未得到期望中的平稳增长。
在一轮轮的财政和货币扩张中，出现了钢铁、水泥、平板玻璃、新能源设备等众多行业的产能过剩以及大量使用率极低的“铁公机”设施。“做与政府投资相关的生意最挣钱。”已成为多数商人的惯性思维，中国经济对政府投资的依赖性愈发增强。
而为了抑制扩大投资可能导致的通胀，在每一轮剧烈的紧缩之后，往往形成金融垄断加剧、高利贷泛滥、中小企业大批倒闭停产的现象。
据统计，在不到5年的时间里，决策部门11次调整利率、22次调整存款准备金，2008年上半年还在“防通胀、防过热”，2009年又抛出4万亿抗衰退，2010年四季度再次抗通胀，2012年上半年再刺激，下半年扩张政策偃旗息鼓重新防通胀……
滕泰告诉本报记者：“在上下一两个百分点的GDP增速和物价起落之间，一会儿踩刹车、一会踩油门，经济周期和政策周期越来越短。”
更为严重的是，中国经济似乎产生了“抗药性”，持续的财政和货币扩张，已不再像先前那样奏效。
中国式“新供给”药方
两拨人干着同样的事，却彼此毫不知情，2012年底，巧合的一幕在北京上演。
2012年11月，万博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发表《新供给主义宣言》，提出了“淡化总需求管理，从供给侧推动改革”的宏观政策主张。
与此同时，以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领衔的“新供给学派研究小组”七人发表《中国式新供给经济学》，提出“八双”为核心的政策主张。
在普遍的眼光看来，双方均代表了现今中国的精英阶层。
除贾康外，“新供给学派研究小组”还包括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司长徐林、央行货币政策司副司长姚余栋、前深圳创投总裁李万寿等五六十年代的中高层管理者。
而滕泰牵头组建的少壮派“70后经济人改革论坛”，吸收了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张茉楠、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陈道富等人，其第一次会议上讨论的内容即为新供给主义。
此外，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等人也在不同场合呼吁更多地从供给面管理中国经济。如今，直接把自己划归为新供给主义的知名人士已达近50人。
2013年1月6日，70后经济改革论坛在一家名为“等身堂”的私人会所召开，据滕泰表述，选择这家会所与其秉持的经济政策息息相关，新供给主义希望营造一个更加公平、自由的氛围。
会议邀请了贾康及国开行研究院副院长黄剑辉等“新供给研究小组”成员，并由“双轨制”改革提出者、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主持。随后，2013年3月2日，“新供给研究小组”在长安俱乐部召开第二次会议，邀请了滕泰等人，会上提议组建了华夏新供给研究院。至此，价值观相似的两股供给学派开始汇入一流。
与里根和撒切尔更大程度上的自由化不同，新供给学派强调结合中国制度的现实；与凯恩斯主义关注投资、消费等更加关注需求侧管理不同，新供给学派认为经济干预的重点在于供给方面，其出发点可以笼统概括为“新供给可以自动创造新需求”。就像IPHONE手机，在乔布斯创造出IPHONE手机之前，世界对它的需求原本是不存在的，而一旦该手机问世，新的需求就被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来。
“IPHONE不是哪个政府可以规划出来的。”滕泰对本报记者表示：“政府只需设计出有利于创新的机制。”
延伸到宏观经济领域，贾康认为，对经济学理论和调控实践的反思非常必要。“供给管理应进入长期视野，增加宏观经济中的有效供给，并以经济手段为主，与深化改革紧密结合，进而优化我国的宏观调控和政策设计。”
据记者了解，滕泰提出的新供给主义与新供给研究小组的理论构架略有差异，前者以里根经济和邓小平改革开放为源的理论及实践创新，后者则更加注重对中国古典经济理论的梳理及邓小平在中国的改革路线。
殊途同归，双方均认为，邓小平改革解放了束缚已久的生产力，正是解除了供给侧的约束。而目前中国经济中存在的高税收、高社会成本、高垄断、高管制对供给侧产生了严重束缚。打破上述限制，中国经济即可在保持增长的同时，避免通胀。
由此，新供给经济学为中国经济开出的药方是从结构性减税到大规模减税、放松政府管制、减少行政审批、打破垄断、鼓励创新和创业、加快城镇化步伐、实施新一轮的价格财政及金融改革等。
贾康概括为八个“双化”，滕泰表述为“六个核心主张”。
突破惯性思维
供给学派力图对新一届政府的经济政策施加影响，这从其发表文章的时间选择即可看出端倪。
2012年底，两派供给主义团体不分前后地正式公开了自己的主张，这个时间段的选择颇值得玩味：十八大召开之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前夕。
滕泰向本报记者坦承：“选择在这期间发表文章，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也许是巧合，李克强总理在谈到当前经济发展问题时曾指出，靠刺激政策、政府直接投资实现预期目标的空间已经不大。中央政府已决定不再实施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政策，并控制经济中的流动性，转向更加稳健的货币政策。
细心人士在梳理“百日新政”后惊奇地发现，诸多政策与新供给学派的主张不谋而合。
取消和下放117项行政审批项目；推进机构改革，转换政府职能；扩大“营改增”试点，结构性减税；保持合理的货币总量；减少政府开支，把资金用于转型升级；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
普遍的观点认为，新政府的宏观调控手段发生了转变，甚至有人称，新政带有强烈的供给学派色彩。贾康等人处于观望之中，“新政府肯定有一套明确的政策思路，目前还只能观察，不能直接判断。”
供给学派的人士发现，即使在需求侧的管理，新政也不同于以往。以饱受争议的太阳能产业为例，初始投资补贴以扩大国内市场的方式将被发电量补贴替代，政策从直接支持装机规模转向支持装机质量。
新政府的执政思路或许不能简单地划归为某一学派，但百日新政已然显露出宏观经济政策开始调整的端倪，而这势必将深刻影响中国的未来十年。
也许在若干年后，“做政府投资生意最赚钱”的惯性思维将不再那么流行。
（本报记者周潇枭对本文亦有贡献）
http://finance.ifeng.com/a/20130629/10037163_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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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持了三十年的高速增长后，中国经济似乎走进了一个死循环：每当经济增速有所下滑，决策部门往往会加大投资、放松信贷“踩油门”；每当通胀有所抬头，决策部门又往往会减少投资、紧缩信贷“踩刹车”。在踩油门与踩刹车的颠簸行进中，投资猛增、货币超发、产能过剩与垄断加剧、高利贷泛滥、中小企业倒闭潮轮番上演。
不唯中国，回顾十余年的宏观调控历程，在应对危机时，各国政府几乎惯性思维地拿起凯恩斯主义，而目前，这个以拉动投资和消费为特征的需求式管理手段正在遭受广泛质疑。
就在新一届中国政府换届前后，数十名知名学者、政府官员和金融高管举起新供给主义的大旗，希冀新一届政府的宏观政策从需求式管理适当转向供给侧调控，“解除供给抑制”是这一学派开出的药方。
他们认为，上世纪八十年美国里根和中国邓小平政府的经济政策异曲同工，两者都是从激发产品提供的供给侧入手，美国避免了滞涨，中国则迎来了黄金发展期，此一学派的具体政策包括减税、打破垄断、减少管制、产权多元化、市场自由化、公平分配、加快城镇化等。
仔细梳理后可以发现，新供给学派的主张与新一届政府的政策有诸多重合之处，李克强总理在谈到当前经济发展问题时曾指出，靠刺激政策、政府直接投资实现预期目标的空间已经不大。而取消或下放审批权、机构改革、营改增激发企业活力、加快城镇化进程、推进利率市场化等一系列新政恰恰是新供给学派的政策建议，故而有观点认为，克强经济学带有浓厚的供给学派色彩。
颠簸的中国经济
新供给学派的兴起缘于中国面临经济的困局。近十年间，在决策部门的轮番扩张和紧缩政策之后，中国经济并未得到期望中的平稳增长。
在一轮轮的财政和货币扩张中，出现了钢铁、水泥、平板玻璃、新能源设备等众多行业的产能过剩以及大量使用率极低的“铁公机”设施。“做与政府投资相关的生意最挣钱。”已成为多数商人的惯性思维，中国经济对政府投资的依赖性愈发增强。
而为了抑制扩大投资可能导致的通胀，在每一轮剧烈的紧缩之后，往往形成金融垄断加剧、高利贷泛滥、中小企业大批倒闭停产的现象。
据统计，在不到5年的时间里，决策部门11次调整利率、22次调整存款准备金，2008年上半年还在“防通胀、防过热”，2009年又抛出4万亿抗衰退，2010年四季度再次抗通胀，2012年上半年再刺激，下半年扩张政策偃旗息鼓重新防通胀……
滕泰告诉本报记者：“在上下一两个百分点的GDP增速和物价起落之间，一会儿踩刹车、一会踩油门，经济周期和政策周期越来越短。”
更为严重的是，中国经济似乎产生了“抗药性”，持续的财政和货币扩张，已不再像先前那样奏效。
中国式“新供给”药方
两拨人干着同样的事，却彼此毫不知情，2012年底，巧合的一幕在北京上演。
2012年11月，万博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发表《新供给主义宣言》，提出了“淡化总需求管理，从供给侧推动改革”的宏观政策主张。
与此同时，以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领衔的“新供给学派研究小组”七人发表《中国式新供给经济学》，提出“八双”为核心的政策主张。
在普遍的眼光看来，双方均代表了现今中国的精英阶层。
除贾康外，“新供给学派研究小组”还包括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司长徐林、央行货币政策司副司长姚余栋、前深圳创投总裁李万寿等五六十年代的中高层管理者。
而滕泰牵头组建的少壮派“70后经济人改革论坛”，吸收了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张茉楠、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陈道富等人，其第一次会议上讨论的内容即为新供给主义。
此外，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等人也在不同场合呼吁更多地从供给面管理中国经济。如今，直接把自己划归为新供给主义的知名人士已达近50人。
2013年1月6日，70后经济改革论坛在一家名为“等身堂”的私人会所召开，据滕泰表述，选择这家会所与其秉持的经济政策息息相关，新供给主义希望营造一个更加公平、自由的氛围。
会议邀请了贾康及国开行研究院副院长黄剑辉等“新供给研究小组”成员，并由“双轨制”改革提出者、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主持。随后，2013年3月2日，“新供给研究小组”在长安俱乐部召开第二次会议，邀请了滕泰等人，会上提议组建了华夏新供给研究院。至此，价值观相似的两股供给学派开始汇入一流。
与里根和撒切尔更大程度上的自由化不同，新供给学派强调结合中国制度的现实；与凯恩斯主义关注投资、消费等更加关注需求侧管理不同，新供给学派认为经济干预的重点在于供给方面，其出发点可以笼统概括为“新供给可以自动创造新需求”。就像IPHONE手机，在乔布斯创造出IPHONE手机之前，世界对它的需求原本是不存在的，而一旦该手机问世，新的需求就被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来。
“IPHONE不是哪个政府可以规划出来的。”滕泰对本报记者表示：“政府只需设计出有利于创新的机制。”
延伸到宏观经济领域，贾康认为，对经济学理论和调控实践的反思非常必要。“供给管理应进入长期视野，增加宏观经济中的有效供给，并以经济手段为主，与深化改革紧密结合，进而优化我国的宏观调控和政策设计。”
据记者了解，滕泰提出的新供给主义与新供给研究小组的理论构架略有差异，前者以里根经济和邓小平改革开放为源的理论及实践创新，后者则更加注重对中国古典经济理论的梳理及邓小平在中国的改革路线。
殊途同归，双方均认为，邓小平改革解放了束缚已久的生产力，正是解除了供给侧的约束。而目前中国经济中存在的高税收、高社会成本、高垄断、高管制对供给侧产生了严重束缚。打破上述限制，中国经济即可在保持增长的同时，避免通胀。
由此，新供给经济学为中国经济开出的药方是从结构性减税到大规模减税、放松政府管制、减少行政审批、打破垄断、鼓励创新和创业、加快城镇化步伐、实施新一轮的价格财政及金融改革等。
贾康概括为八个“双化”，滕泰表述为“六个核心主张”。
突破惯性思维
供给学派力图对新一届政府的经济政策施加影响，这从其发表文章的时间选择即可看出端倪。
2012年底，两派供给主义团体不分前后地正式公开了自己的主张，这个时间段的选择颇值得玩味：十八大召开之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前夕。
滕泰向本报记者坦承：“选择在这期间发表文章，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也许是巧合，李克强总理在谈到当前经济发展问题时曾指出，靠刺激政策、政府直接投资实现预期目标的空间已经不大。中央政府已决定不再实施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政策，并控制经济中的流动性，转向更加稳健的货币政策。
细心人士在梳理“百日新政”后惊奇地发现，诸多政策与新供给学派的主张不谋而合。
取消和下放117项行政审批项目；推进机构改革，转换政府职能；扩大“营改增”试点，结构性减税；保持合理的货币总量；减少政府开支，把资金用于转型升级；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
普遍的观点认为，新政府的宏观调控手段发生了转变，甚至有人称，新政带有强烈的供给学派色彩。贾康等人处于观望之中，“新政府肯定有一套明确的政策思路，目前还只能观察，不能直接判断。”
供给学派的人士发现，即使在需求侧的管理，新政也不同于以往。以饱受争议的太阳能产业为例，初始投资补贴以扩大国内市场的方式将被发电量补贴替代，政策从直接支持装机规模转向支持装机质量。
新政府的执政思路或许不能简单地划归为某一学派，但百日新政已然显露出宏观经济政策开始调整的端倪，而这势必将深刻影响中国的未来十年。
也许在若干年后，“做政府投资生意最赚钱”的惯性思维将不再那么流行。
（本报记者周潇枭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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