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强世功：中国法律人的新“奥德赛” ——在北大法学院201 ...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06:50:38
>> 北大北大法学院毕业典礼毕业典礼演讲法治法律强世功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还有各位同学：
大家上午好。
五天前，杨晓雷老师给我发短信，说同学们希望邀请我在毕业典礼上讲几句话，我突然意识到，十年时间，瞬间即逝。我想起，刚好在十年前，我也在这个场合，代表老师向毕业的同学致辞。十年以后，我想一想，我要说的话，还是十年前说的那些话。可是我今天，不能重复再讲，我只能，接着讲。
这十年，我们见证了法学院的巨大变化，从老法学楼来到了新法学楼，与光华、经管、政管相毗邻，成为北大的新贵。这样，其实我们再也不用逃避马寅初校长凝重的目光而使我们感到的惶恐。新的法学楼前矗立起擎天法柱，它既象征我们法律人的阳刚正气，但也可能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我们法律人的独尊与傲慢。
这些变化，刚好是过去十年中国变化的一个缩影。在这十年间，中国崛起已经从神话变成一个事实。这无疑是人类历史发生的一件重大事件。然而，中国崛起的普遍意义究竟是什么？我们法律人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我们所学的，不是什么神秘的知识，而是一门职业，这是法学院带给大家的教诲。职业的现实感、职业的操作性，意味着我们必须剔除不切实际的幻想，变得真切而可靠。从事法律职业，就意味着你必须成为一个可靠的人、一个可以信赖的人、一个能够成为为他人和为公共利益而斗争的人。因此，进入法学院，就意味着你被抛入了一个残酷的竞技场，你必须武装起来，时刻准备为权利而斗争。
为权利而斗争，包含了我们法律人对整个世界的理解和想象。我们生存在一个霍布斯式的世界里，立法过程被看做是彼此对立的阶层、阶级、利益集团展开的斗争，而司法诉讼则更像决斗和战争一样，只有一次胜负。因此，我们法律人实际上类似于战士，不是为甜蜜的生活、也不是为和谐的社会而准备，我们是为悲惨而不幸的战争状态准备的。即使在和平舒适的年代，法律人时刻保持着对人性的警惕。假如你在根本意义上相信永久和平，假如你在根本意义上相信和谐社会，假如你在根本意义上相信普世价值，那么我当然要恭喜你们，因为你们已经超越了法律，甚至已经超越了柏拉图意义上的洞穴。然而，法律人和法律职业，却始终为柏拉图意义上的洞穴所准备。法律人是秩序的捍卫者、守卫着洞穴里微弱的理性的光芒。尽管如此，法学院的这些教诲对于你们而言终究是言辞，只有当你们今天毕业、真正踏入法律职业之后，才能正确地理解到这一点。
和十年前一样，我们优秀的毕业生依然选择了和金钱相关的行业。这很容易被批评为灵魂受到了金钱的腐蚀，但我更相信，不是金钱，而是金钱背后更为高远的目标吸引着你们，这就是全球化给你们提供的广阔视野，也就是全球化展现的一个诱人的、有待我们去征服的新世界。经济全球化也就带来了法律职业的全球化。假如我把法律人、把在座的大家比喻为战士，那么我们可以把进入全球化法律服务领域的法律人看做是一支远征军。远征意味着冒险，意味着开拓新的领域。而法律职业本身就是一项冒险。在战场上，没有哪个人有百分之百的胜算，亮剑本身就意味着一次冒险。我们最优秀的法律人无疑渴望加入这个全球的远征和冒险，大家的目光始终盯着远方。哪怕如师兄海子所言，“远方，除了遥远，一无所有。”这也许是我们北大法学院最值得去的地方。和隔壁的法学院相比，也许他们的眼光始终盯着本土，而我们北大法律人的视野始终在全球。
从北大法学院恢复招生开始，一届又一届优秀的毕业生纷纷选择了出国、留学，加入到这场孤独而漫长的远征之中。这一批优秀的法律人，已经形成了一个数量庞大的群体。在伦敦、在纽约、在香港、在北京，在所有的这些跨国的律师事务所中，已经形成一个我们可以称之为隐匿的北大法律军团。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关注这样一个群体的发展。然而，如果我们看一下这批优秀的法律人在全球法律职业中的地位，我们会不无惊讶地发现，三十多年过去了，当你同样优秀的毕业生可能已经在本土成长为国家的领导人，而我们这些在跨国律师事务所中服务的法律人，哪怕拿到了美国的绿卡，也勉强能够进入中低级合伙人的行列，很少、几乎不可能真正进入这个行业的高端俱乐部。为此，他们中有不少人，离开了外国的所，回到中国来组建本土的法律事务所，开始了新的征程。就像今天在座的李洪积师兄就是这样一个榜样。在本土的法律事务所里，北大人仗着自己的能力，依然占据了高端的职业。然而在全球法律服务的分工体系中，依然依附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律师事务所，以至于在全球的法律服务市场上依然处于低端的初级阶段。我们引以为自豪的北大法律军团，乃至于整个隐匿着的中国法律军团，实际上是美国法律军团的雇佣兵，最终成为西方资本的雇佣兵。
如果说改革开放使得美国的法律军团随着西方的资本，继续了从1840年以来一度中断在中国的远程和冒险。那么我要问的是，在其雇佣下的中国法律军团，在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毫无疑问，他们与西方一道，推动了中国现代化的建设、推动了中国法律制度的建设、推动了中国法律服务体系的建设；他们与西方一道推动了中国的市场化、自由化和民主化。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他们和西方资本一道致力于维持一个，用美国战略家罗伯特•卡根的话来说，“一个美国缔造的世界”，所谓自由、繁荣与和平的世界。这实际上是维持过去五百年来形成的西方政治经济的秩序，在这个秩序中，中国和其他非西方国家永远处在被支配的边缘地位。由此我们看到了一个充满悖论的历史景观：我们的企业家雄心勃勃，要从中国制造提升到中国创造、要致力于开拓全球的市场；我们的金融家在梦想人民币在未来能不能像15-17世纪的中国白银一样，成为世界的货币；我们的政治家也以更加自信的姿态，来筹划未来全球的秩序。这一切，是因为我们的人民期盼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的梦想。
然而，在这个伟大的历史转折时刻，我们的法律人似乎扮演了与中国崛起不相匹配的角色，与时代的精神背道而驰，依然沉浸在旧世界的迷梦中，致力于维持和拓展美国缔造的世界，并依此来改造中国。在这个伟大的历史时刻，我们的法律人与时代精神、与国家的命运、与人民的期盼，存在着内在的紧张和张力。这不得不使我们问，我们法律人，究竟怎么了。我们法律人，有一个梦想，有一个法治的梦想、有一个宪政的梦想、有一个民主的梦想。但是，我们法律人往往有一种历史的错觉，仿佛这个梦想只有在美国缔造的世界里才可以完成。这样我们法律人很容易在法治、宪政、民主的普世价值，与国家、历史、和人民的现实境况之间创造出虚假的对比，将遥远的星空与脚下的大地对比起来，从而认为只要实现法治，就必须改造国民性；要实现宪政，就必须否定我们的历史政治传统；而要实现民主，就必须摧毁现实的政治秩序。这不仅形成法律人的理想与人民大众的朴素情感之间的对比，也自然形成了法律人与政治主权者之间的相互猜忌和不信任，以至于在政治主权者看来，法律人是一个麻烦的群体。而在我们法律人看来，中国崛起可能是民族主义的非理性参与，与我们追求的普世价值之间存在着截然的对立。
然而离开了每个民族、每个文明的多样化存在，普世价值又是什么呢？普世价值原本是一个轻薄的词语，需要每一个在自己的共同生活和文化传承中，赋予其真实的现实感。普世价值唯有渗透到不同民族的灵魂中，变成其文明传统的一部分，才真正配得上是普世。由此，对我们今天的法律人而言，问题不在于要不要普世价值，而是要怎样的普世价值。
我们有法治的梦想，那么究竟是缔造一个国家强大的法治国呢，还是一个国家虚弱而司法独大的法治国呢。我们的宪政梦，是在我们古老的礼法传统和现代的政法传统上，来建构我们的政治共同体，还是在摧毁历史的传统上完全移植西方的宪政制度呢。我们的民主梦，究竟是推动人民在政治主权意义上实现独立、自主的真民主，还是最终依附于资本力量、依附于西方力量的假民主。我们必须回答这些问题。这一切都会变成一句话：我们法律人，究竟应当如何面对国家崛起和文明复兴的历史命运？
如果说，为权利而斗争乃是法律人的天职，那么这个权利不仅是个人的权利，而且也包括一个国家的权利、更包括一个文明的权利、一个民族的权利。如果我们说，法律的本质在于定纷止争，那么我们今天要面对的纷争，不仅仅是拆迁问题、劳动教养问题、死刑存废问题，而且包括人民币汇率问题、钓鱼岛南海问题。我们不仅要回答中国究竟与美国联手缔造一个太平洋的世界，还是中国与德国、俄国联手缔造欧亚大陆世界，还是与亚非拉所谓的新兴世界国家联手重返第三世界。而且我们还要回答，本•拉登究竟是恐怖分子还是神圣的殉道者，金日成究竟是流氓还是政治家，斯诺登究竟是叛国者还是人权的捍卫者。
面对这些根本意义上的分歧，意味着我们所说的法，不仅仅局限于国家制定的实定法，而且包含自然法；不仅包括划分全球秩序的大地的法，而且包含了区分正义与不正义、善与恶、正当与不正当的心灵秩序者的法。
旧的秩序即将要逝去，而新的秩序即将要诞生的转折时代，我们必然面临一个霍布斯式的世界，也必然要在根本意义上面对这场霍布斯意义上的斗争。这不是简单的人与人的斗争，而且包括了国家与国家的斗争、更包括了文明与文明之间的斗争。这也不仅仅是经济利益的斗争，而且涉及到在最根本意义上正义与法的斗争。
今天在这个斗争面前，世界在分裂，每个国家内部在分裂，每个人的心灵内部也在分裂。今天，我们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分裂，无论是意识形态的分裂、还是我们国家内部利益集团之间的分离，根本是在历史变革时刻全球分裂的表现而已。
无论如何，我们法律人就是为这场斗争而准备的。问题在于，我们法律人，尤其是我们提到的隐匿的法律军团，究竟在这斗争中站在哪一边——是继续作为西方资本和西方法律的雇佣军、来捍卫和缔造旧世界，还是与祖国和人民一道，来推动中国的崛起，致力于缔造一个新的世界。
在毕业之际，这个问题算做留给大家最后的课堂习题，我相信大家在以后的职业生涯中会给出自己的回答。
在你们毕业之际，你们将作为战士踏上征程。我想起在漫长的征途中最伟大的战士奥德赛，在这场远征中，奥德赛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应对海洋散着的美妙歌声。我相信，从今天开始，甚至就在我们上学期间，每天都要面对公共舆论上发出的各种各样美妙的声音。这个美妙的声音，让大家沉溺在旧世界之中，而丧失作为一个伟大战士的勇气和本能。那么，究竟谁能堵上你们的耳朵，让你们远离这些美妙的、魔鬼的诱惑呢。我相信，不是我们法学院的老师，而是培育我们的祖国和人民，还有为我们生存提供意义的历史传统和文化价值。
假如我们法律人离开了脚下的大地，不再接受历史文化的熏陶，不再热爱我们的祖国和人民，也不再具有公共人格和公民的德心，盲目崇拜为权利而斗争的时候，我们就再也不能区分一个夏洛克的灵魂与窦娥的灵魂有什么区别，我们法律人的职业就会因为丧失了这个热爱而丧失灵魂。今天在全球资本市场上游荡的法律军团，用美国法学家克罗曼的话说，就是“迷失的法律人”。
大家都喜欢一句话，灵魂的欲望是命运的先知。然而让我担心的是，法律人可能仅仅抓住了欲望、却忘记了我们的灵魂。如果说我当年的演讲说，理性和责任是我们法学院的守护神，那么今天我要对大家说，热爱祖国和人民、信守历史和文明传统，是我们法律人、法律职业的守护神。
谢谢大家。
2013年6月24日
于北京大学法学院2013届毕业生欢送典礼
请支持独立网站，转发请注明本文链接：http://www.guancha.cn/qiang-shi-gong/2013_06_26_153802.shtml
>> 北大北大法学院毕业典礼毕业典礼演讲法治法律强世功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还有各位同学：
大家上午好。
五天前，杨晓雷老师给我发短信，说同学们希望邀请我在毕业典礼上讲几句话，我突然意识到，十年时间，瞬间即逝。我想起，刚好在十年前，我也在这个场合，代表老师向毕业的同学致辞。十年以后，我想一想，我要说的话，还是十年前说的那些话。可是我今天，不能重复再讲，我只能，接着讲。
这十年，我们见证了法学院的巨大变化，从老法学楼来到了新法学楼，与光华、经管、政管相毗邻，成为北大的新贵。这样，其实我们再也不用逃避马寅初校长凝重的目光而使我们感到的惶恐。新的法学楼前矗立起擎天法柱，它既象征我们法律人的阳刚正气，但也可能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我们法律人的独尊与傲慢。
这些变化，刚好是过去十年中国变化的一个缩影。在这十年间，中国崛起已经从神话变成一个事实。这无疑是人类历史发生的一件重大事件。然而，中国崛起的普遍意义究竟是什么？我们法律人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我们所学的，不是什么神秘的知识，而是一门职业，这是法学院带给大家的教诲。职业的现实感、职业的操作性，意味着我们必须剔除不切实际的幻想，变得真切而可靠。从事法律职业，就意味着你必须成为一个可靠的人、一个可以信赖的人、一个能够成为为他人和为公共利益而斗争的人。因此，进入法学院，就意味着你被抛入了一个残酷的竞技场，你必须武装起来，时刻准备为权利而斗争。
为权利而斗争，包含了我们法律人对整个世界的理解和想象。我们生存在一个霍布斯式的世界里，立法过程被看做是彼此对立的阶层、阶级、利益集团展开的斗争，而司法诉讼则更像决斗和战争一样，只有一次胜负。因此，我们法律人实际上类似于战士，不是为甜蜜的生活、也不是为和谐的社会而准备，我们是为悲惨而不幸的战争状态准备的。即使在和平舒适的年代，法律人时刻保持着对人性的警惕。假如你在根本意义上相信永久和平，假如你在根本意义上相信和谐社会，假如你在根本意义上相信普世价值，那么我当然要恭喜你们，因为你们已经超越了法律，甚至已经超越了柏拉图意义上的洞穴。然而，法律人和法律职业，却始终为柏拉图意义上的洞穴所准备。法律人是秩序的捍卫者、守卫着洞穴里微弱的理性的光芒。尽管如此，法学院的这些教诲对于你们而言终究是言辞，只有当你们今天毕业、真正踏入法律职业之后，才能正确地理解到这一点。
和十年前一样，我们优秀的毕业生依然选择了和金钱相关的行业。这很容易被批评为灵魂受到了金钱的腐蚀，但我更相信，不是金钱，而是金钱背后更为高远的目标吸引着你们，这就是全球化给你们提供的广阔视野，也就是全球化展现的一个诱人的、有待我们去征服的新世界。经济全球化也就带来了法律职业的全球化。假如我把法律人、把在座的大家比喻为战士，那么我们可以把进入全球化法律服务领域的法律人看做是一支远征军。远征意味着冒险，意味着开拓新的领域。而法律职业本身就是一项冒险。在战场上，没有哪个人有百分之百的胜算，亮剑本身就意味着一次冒险。我们最优秀的法律人无疑渴望加入这个全球的远征和冒险，大家的目光始终盯着远方。哪怕如师兄海子所言，“远方，除了遥远，一无所有。”这也许是我们北大法学院最值得去的地方。和隔壁的法学院相比，也许他们的眼光始终盯着本土，而我们北大法律人的视野始终在全球。
从北大法学院恢复招生开始，一届又一届优秀的毕业生纷纷选择了出国、留学，加入到这场孤独而漫长的远征之中。这一批优秀的法律人，已经形成了一个数量庞大的群体。在伦敦、在纽约、在香港、在北京，在所有的这些跨国的律师事务所中，已经形成一个我们可以称之为隐匿的北大法律军团。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关注这样一个群体的发展。然而，如果我们看一下这批优秀的法律人在全球法律职业中的地位，我们会不无惊讶地发现，三十多年过去了，当你同样优秀的毕业生可能已经在本土成长为国家的领导人，而我们这些在跨国律师事务所中服务的法律人，哪怕拿到了美国的绿卡，也勉强能够进入中低级合伙人的行列，很少、几乎不可能真正进入这个行业的高端俱乐部。为此，他们中有不少人，离开了外国的所，回到中国来组建本土的法律事务所，开始了新的征程。就像今天在座的李洪积师兄就是这样一个榜样。在本土的法律事务所里，北大人仗着自己的能力，依然占据了高端的职业。然而在全球法律服务的分工体系中，依然依附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律师事务所，以至于在全球的法律服务市场上依然处于低端的初级阶段。我们引以为自豪的北大法律军团，乃至于整个隐匿着的中国法律军团，实际上是美国法律军团的雇佣兵，最终成为西方资本的雇佣兵。
如果说改革开放使得美国的法律军团随着西方的资本，继续了从1840年以来一度中断在中国的远程和冒险。那么我要问的是，在其雇佣下的中国法律军团，在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毫无疑问，他们与西方一道，推动了中国现代化的建设、推动了中国法律制度的建设、推动了中国法律服务体系的建设；他们与西方一道推动了中国的市场化、自由化和民主化。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他们和西方资本一道致力于维持一个，用美国战略家罗伯特•卡根的话来说，“一个美国缔造的世界”，所谓自由、繁荣与和平的世界。这实际上是维持过去五百年来形成的西方政治经济的秩序，在这个秩序中，中国和其他非西方国家永远处在被支配的边缘地位。由此我们看到了一个充满悖论的历史景观：我们的企业家雄心勃勃，要从中国制造提升到中国创造、要致力于开拓全球的市场；我们的金融家在梦想人民币在未来能不能像15-17世纪的中国白银一样，成为世界的货币；我们的政治家也以更加自信的姿态，来筹划未来全球的秩序。这一切，是因为我们的人民期盼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的梦想。
然而，在这个伟大的历史转折时刻，我们的法律人似乎扮演了与中国崛起不相匹配的角色，与时代的精神背道而驰，依然沉浸在旧世界的迷梦中，致力于维持和拓展美国缔造的世界，并依此来改造中国。在这个伟大的历史时刻，我们的法律人与时代精神、与国家的命运、与人民的期盼，存在着内在的紧张和张力。这不得不使我们问，我们法律人，究竟怎么了。我们法律人，有一个梦想，有一个法治的梦想、有一个宪政的梦想、有一个民主的梦想。但是，我们法律人往往有一种历史的错觉，仿佛这个梦想只有在美国缔造的世界里才可以完成。这样我们法律人很容易在法治、宪政、民主的普世价值，与国家、历史、和人民的现实境况之间创造出虚假的对比，将遥远的星空与脚下的大地对比起来，从而认为只要实现法治，就必须改造国民性；要实现宪政，就必须否定我们的历史政治传统；而要实现民主，就必须摧毁现实的政治秩序。这不仅形成法律人的理想与人民大众的朴素情感之间的对比，也自然形成了法律人与政治主权者之间的相互猜忌和不信任，以至于在政治主权者看来，法律人是一个麻烦的群体。而在我们法律人看来，中国崛起可能是民族主义的非理性参与，与我们追求的普世价值之间存在着截然的对立。
然而离开了每个民族、每个文明的多样化存在，普世价值又是什么呢？普世价值原本是一个轻薄的词语，需要每一个在自己的共同生活和文化传承中，赋予其真实的现实感。普世价值唯有渗透到不同民族的灵魂中，变成其文明传统的一部分，才真正配得上是普世。由此，对我们今天的法律人而言，问题不在于要不要普世价值，而是要怎样的普世价值。
我们有法治的梦想，那么究竟是缔造一个国家强大的法治国呢，还是一个国家虚弱而司法独大的法治国呢。我们的宪政梦，是在我们古老的礼法传统和现代的政法传统上，来建构我们的政治共同体，还是在摧毁历史的传统上完全移植西方的宪政制度呢。我们的民主梦，究竟是推动人民在政治主权意义上实现独立、自主的真民主，还是最终依附于资本力量、依附于西方力量的假民主。我们必须回答这些问题。这一切都会变成一句话：我们法律人，究竟应当如何面对国家崛起和文明复兴的历史命运？
如果说，为权利而斗争乃是法律人的天职，那么这个权利不仅是个人的权利，而且也包括一个国家的权利、更包括一个文明的权利、一个民族的权利。如果我们说，法律的本质在于定纷止争，那么我们今天要面对的纷争，不仅仅是拆迁问题、劳动教养问题、死刑存废问题，而且包括人民币汇率问题、钓鱼岛南海问题。我们不仅要回答中国究竟与美国联手缔造一个太平洋的世界，还是中国与德国、俄国联手缔造欧亚大陆世界，还是与亚非拉所谓的新兴世界国家联手重返第三世界。而且我们还要回答，本•拉登究竟是恐怖分子还是神圣的殉道者，金日成究竟是流氓还是政治家，斯诺登究竟是叛国者还是人权的捍卫者。
面对这些根本意义上的分歧，意味着我们所说的法，不仅仅局限于国家制定的实定法，而且包含自然法；不仅包括划分全球秩序的大地的法，而且包含了区分正义与不正义、善与恶、正当与不正当的心灵秩序者的法。
旧的秩序即将要逝去，而新的秩序即将要诞生的转折时代，我们必然面临一个霍布斯式的世界，也必然要在根本意义上面对这场霍布斯意义上的斗争。这不是简单的人与人的斗争，而且包括了国家与国家的斗争、更包括了文明与文明之间的斗争。这也不仅仅是经济利益的斗争，而且涉及到在最根本意义上正义与法的斗争。
今天在这个斗争面前，世界在分裂，每个国家内部在分裂，每个人的心灵内部也在分裂。今天，我们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分裂，无论是意识形态的分裂、还是我们国家内部利益集团之间的分离，根本是在历史变革时刻全球分裂的表现而已。
无论如何，我们法律人就是为这场斗争而准备的。问题在于，我们法律人，尤其是我们提到的隐匿的法律军团，究竟在这斗争中站在哪一边——是继续作为西方资本和西方法律的雇佣军、来捍卫和缔造旧世界，还是与祖国和人民一道，来推动中国的崛起，致力于缔造一个新的世界。
在毕业之际，这个问题算做留给大家最后的课堂习题，我相信大家在以后的职业生涯中会给出自己的回答。
在你们毕业之际，你们将作为战士踏上征程。我想起在漫长的征途中最伟大的战士奥德赛，在这场远征中，奥德赛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应对海洋散着的美妙歌声。我相信，从今天开始，甚至就在我们上学期间，每天都要面对公共舆论上发出的各种各样美妙的声音。这个美妙的声音，让大家沉溺在旧世界之中，而丧失作为一个伟大战士的勇气和本能。那么，究竟谁能堵上你们的耳朵，让你们远离这些美妙的、魔鬼的诱惑呢。我相信，不是我们法学院的老师，而是培育我们的祖国和人民，还有为我们生存提供意义的历史传统和文化价值。
假如我们法律人离开了脚下的大地，不再接受历史文化的熏陶，不再热爱我们的祖国和人民，也不再具有公共人格和公民的德心，盲目崇拜为权利而斗争的时候，我们就再也不能区分一个夏洛克的灵魂与窦娥的灵魂有什么区别，我们法律人的职业就会因为丧失了这个热爱而丧失灵魂。今天在全球资本市场上游荡的法律军团，用美国法学家克罗曼的话说，就是“迷失的法律人”。
大家都喜欢一句话，灵魂的欲望是命运的先知。然而让我担心的是，法律人可能仅仅抓住了欲望、却忘记了我们的灵魂。如果说我当年的演讲说，理性和责任是我们法学院的守护神，那么今天我要对大家说，热爱祖国和人民、信守历史和文明传统，是我们法律人、法律职业的守护神。
谢谢大家。
2013年6月24日
于北京大学法学院2013届毕业生欢送典礼
请支持独立网站，转发请注明本文链接：http://www.guancha.cn/qiang-shi-gong/2013_06_26_153802.shtml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还有各位同学：
大家上午好。
五天前，杨晓雷老师给我发短信，说同学们希望邀请我在毕业典礼上讲几句话，我突然意识到，十年时间，瞬间即逝。我想起，刚好在十年前，我也在这个场合，代表老师向毕业的同学致辞。十年以后，我想一想，我要说的话，还是十年前说的那些话。可是我今天，不能重复再讲，我只能，接着讲。
这十年，我们见证了法学院的巨大变化，从老法学楼来到了新法学楼，与光华、经管、政管相毗邻，成为北大的新贵。这样，其实我们再也不用逃避马寅初校长凝重的目光而使我们感到的惶恐。新的法学楼前矗立起擎天法柱，它既象征我们法律人的阳刚正气，但也可能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我们法律人的独尊与傲慢。
这些变化，刚好是过去十年中国变化的一个缩影。在这十年间，中国崛起已经从神话变成一个事实。这无疑是人类历史发生的一件重大事件。然而，中国崛起的普遍意义究竟是什么？我们法律人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我们所学的，不是什么神秘的知识，而是一门职业，这是法学院带给大家的教诲。职业的现实感、职业的操作性，意味着我们必须剔除不切实际的幻想，变得真切而可靠。从事法律职业，就意味着你必须成为一个可靠的人、一个可以信赖的人、一个能够成为为他人和为公共利益而斗争的人。因此，进入法学院，就意味着你被抛入了一个残酷的竞技场，你必须武装起来，时刻准备为权利而斗争。
为权利而斗争，包含了我们法律人对整个世界的理解和想象。我们生存在一个霍布斯式的世界里，立法过程被看做是彼此对立的阶层、阶级、利益集团展开的斗争，而司法诉讼则更像决斗和战争一样，只有一次胜负。因此，我们法律人实际上类似于战士，不是为甜蜜的生活、也不是为和谐的社会而准备，我们是为悲惨而不幸的战争状态准备的。即使在和平舒适的年代，法律人时刻保持着对人性的警惕。假如你在根本意义上相信永久和平，假如你在根本意义上相信和谐社会，假如你在根本意义上相信普世价值，那么我当然要恭喜你们，因为你们已经超越了法律，甚至已经超越了柏拉图意义上的洞穴。然而，法律人和法律职业，却始终为柏拉图意义上的洞穴所准备。法律人是秩序的捍卫者、守卫着洞穴里微弱的理性的光芒。尽管如此，法学院的这些教诲对于你们而言终究是言辞，只有当你们今天毕业、真正踏入法律职业之后，才能正确地理解到这一点。
和十年前一样，我们优秀的毕业生依然选择了和金钱相关的行业。这很容易被批评为灵魂受到了金钱的腐蚀，但我更相信，不是金钱，而是金钱背后更为高远的目标吸引着你们，这就是全球化给你们提供的广阔视野，也就是全球化展现的一个诱人的、有待我们去征服的新世界。经济全球化也就带来了法律职业的全球化。假如我把法律人、把在座的大家比喻为战士，那么我们可以把进入全球化法律服务领域的法律人看做是一支远征军。远征意味着冒险，意味着开拓新的领域。而法律职业本身就是一项冒险。在战场上，没有哪个人有百分之百的胜算，亮剑本身就意味着一次冒险。我们最优秀的法律人无疑渴望加入这个全球的远征和冒险，大家的目光始终盯着远方。哪怕如师兄海子所言，“远方，除了遥远，一无所有。”这也许是我们北大法学院最值得去的地方。和隔壁的法学院相比，也许他们的眼光始终盯着本土，而我们北大法律人的视野始终在全球。
从北大法学院恢复招生开始，一届又一届优秀的毕业生纷纷选择了出国、留学，加入到这场孤独而漫长的远征之中。这一批优秀的法律人，已经形成了一个数量庞大的群体。在伦敦、在纽约、在香港、在北京，在所有的这些跨国的律师事务所中，已经形成一个我们可以称之为隐匿的北大法律军团。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关注这样一个群体的发展。然而，如果我们看一下这批优秀的法律人在全球法律职业中的地位，我们会不无惊讶地发现，三十多年过去了，当你同样优秀的毕业生可能已经在本土成长为国家的领导人，而我们这些在跨国律师事务所中服务的法律人，哪怕拿到了美国的绿卡，也勉强能够进入中低级合伙人的行列，很少、几乎不可能真正进入这个行业的高端俱乐部。为此，他们中有不少人，离开了外国的所，回到中国来组建本土的法律事务所，开始了新的征程。就像今天在座的李洪积师兄就是这样一个榜样。在本土的法律事务所里，北大人仗着自己的能力，依然占据了高端的职业。然而在全球法律服务的分工体系中，依然依附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律师事务所，以至于在全球的法律服务市场上依然处于低端的初级阶段。我们引以为自豪的北大法律军团，乃至于整个隐匿着的中国法律军团，实际上是美国法律军团的雇佣兵，最终成为西方资本的雇佣兵。
如果说改革开放使得美国的法律军团随着西方的资本，继续了从1840年以来一度中断在中国的远程和冒险。那么我要问的是，在其雇佣下的中国法律军团，在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毫无疑问，他们与西方一道，推动了中国现代化的建设、推动了中国法律制度的建设、推动了中国法律服务体系的建设；他们与西方一道推动了中国的市场化、自由化和民主化。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他们和西方资本一道致力于维持一个，用美国战略家罗伯特•卡根的话来说，“一个美国缔造的世界”，所谓自由、繁荣与和平的世界。这实际上是维持过去五百年来形成的西方政治经济的秩序，在这个秩序中，中国和其他非西方国家永远处在被支配的边缘地位。由此我们看到了一个充满悖论的历史景观：我们的企业家雄心勃勃，要从中国制造提升到中国创造、要致力于开拓全球的市场；我们的金融家在梦想人民币在未来能不能像15-17世纪的中国白银一样，成为世界的货币；我们的政治家也以更加自信的姿态，来筹划未来全球的秩序。这一切，是因为我们的人民期盼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的梦想。
然而，在这个伟大的历史转折时刻，我们的法律人似乎扮演了与中国崛起不相匹配的角色，与时代的精神背道而驰，依然沉浸在旧世界的迷梦中，致力于维持和拓展美国缔造的世界，并依此来改造中国。在这个伟大的历史时刻，我们的法律人与时代精神、与国家的命运、与人民的期盼，存在着内在的紧张和张力。这不得不使我们问，我们法律人，究竟怎么了。我们法律人，有一个梦想，有一个法治的梦想、有一个宪政的梦想、有一个民主的梦想。但是，我们法律人往往有一种历史的错觉，仿佛这个梦想只有在美国缔造的世界里才可以完成。这样我们法律人很容易在法治、宪政、民主的普世价值，与国家、历史、和人民的现实境况之间创造出虚假的对比，将遥远的星空与脚下的大地对比起来，从而认为只要实现法治，就必须改造国民性；要实现宪政，就必须否定我们的历史政治传统；而要实现民主，就必须摧毁现实的政治秩序。这不仅形成法律人的理想与人民大众的朴素情感之间的对比，也自然形成了法律人与政治主权者之间的相互猜忌和不信任，以至于在政治主权者看来，法律人是一个麻烦的群体。而在我们法律人看来，中国崛起可能是民族主义的非理性参与，与我们追求的普世价值之间存在着截然的对立。
然而离开了每个民族、每个文明的多样化存在，普世价值又是什么呢？普世价值原本是一个轻薄的词语，需要每一个在自己的共同生活和文化传承中，赋予其真实的现实感。普世价值唯有渗透到不同民族的灵魂中，变成其文明传统的一部分，才真正配得上是普世。由此，对我们今天的法律人而言，问题不在于要不要普世价值，而是要怎样的普世价值。
我们有法治的梦想，那么究竟是缔造一个国家强大的法治国呢，还是一个国家虚弱而司法独大的法治国呢。我们的宪政梦，是在我们古老的礼法传统和现代的政法传统上，来建构我们的政治共同体，还是在摧毁历史的传统上完全移植西方的宪政制度呢。我们的民主梦，究竟是推动人民在政治主权意义上实现独立、自主的真民主，还是最终依附于资本力量、依附于西方力量的假民主。我们必须回答这些问题。这一切都会变成一句话：我们法律人，究竟应当如何面对国家崛起和文明复兴的历史命运？
如果说，为权利而斗争乃是法律人的天职，那么这个权利不仅是个人的权利，而且也包括一个国家的权利、更包括一个文明的权利、一个民族的权利。如果我们说，法律的本质在于定纷止争，那么我们今天要面对的纷争，不仅仅是拆迁问题、劳动教养问题、死刑存废问题，而且包括人民币汇率问题、钓鱼岛南海问题。我们不仅要回答中国究竟与美国联手缔造一个太平洋的世界，还是中国与德国、俄国联手缔造欧亚大陆世界，还是与亚非拉所谓的新兴世界国家联手重返第三世界。而且我们还要回答，本•拉登究竟是恐怖分子还是神圣的殉道者，金日成究竟是流氓还是政治家，斯诺登究竟是叛国者还是人权的捍卫者。
面对这些根本意义上的分歧，意味着我们所说的法，不仅仅局限于国家制定的实定法，而且包含自然法；不仅包括划分全球秩序的大地的法，而且包含了区分正义与不正义、善与恶、正当与不正当的心灵秩序者的法。
旧的秩序即将要逝去，而新的秩序即将要诞生的转折时代，我们必然面临一个霍布斯式的世界，也必然要在根本意义上面对这场霍布斯意义上的斗争。这不是简单的人与人的斗争，而且包括了国家与国家的斗争、更包括了文明与文明之间的斗争。这也不仅仅是经济利益的斗争，而且涉及到在最根本意义上正义与法的斗争。
今天在这个斗争面前，世界在分裂，每个国家内部在分裂，每个人的心灵内部也在分裂。今天，我们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分裂，无论是意识形态的分裂、还是我们国家内部利益集团之间的分离，根本是在历史变革时刻全球分裂的表现而已。
无论如何，我们法律人就是为这场斗争而准备的。问题在于，我们法律人，尤其是我们提到的隐匿的法律军团，究竟在这斗争中站在哪一边——是继续作为西方资本和西方法律的雇佣军、来捍卫和缔造旧世界，还是与祖国和人民一道，来推动中国的崛起，致力于缔造一个新的世界。
在毕业之际，这个问题算做留给大家最后的课堂习题，我相信大家在以后的职业生涯中会给出自己的回答。
在你们毕业之际，你们将作为战士踏上征程。我想起在漫长的征途中最伟大的战士奥德赛，在这场远征中，奥德赛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应对海洋散着的美妙歌声。我相信，从今天开始，甚至就在我们上学期间，每天都要面对公共舆论上发出的各种各样美妙的声音。这个美妙的声音，让大家沉溺在旧世界之中，而丧失作为一个伟大战士的勇气和本能。那么，究竟谁能堵上你们的耳朵，让你们远离这些美妙的、魔鬼的诱惑呢。我相信，不是我们法学院的老师，而是培育我们的祖国和人民，还有为我们生存提供意义的历史传统和文化价值。
假如我们法律人离开了脚下的大地，不再接受历史文化的熏陶，不再热爱我们的祖国和人民，也不再具有公共人格和公民的德心，盲目崇拜为权利而斗争的时候，我们就再也不能区分一个夏洛克的灵魂与窦娥的灵魂有什么区别，我们法律人的职业就会因为丧失了这个热爱而丧失灵魂。今天在全球资本市场上游荡的法律军团，用美国法学家克罗曼的话说，就是“迷失的法律人”。
大家都喜欢一句话，灵魂的欲望是命运的先知。然而让我担心的是，法律人可能仅仅抓住了欲望、却忘记了我们的灵魂。如果说我当年的演讲说，理性和责任是我们法学院的守护神，那么今天我要对大家说，热爱祖国和人民、信守历史和文明传统，是我们法律人、法律职业的守护神。
谢谢大家。
2013年6月24日
于北京大学法学院2013届毕业生欢送典礼
请支持独立网站，转发请注明本文链接：http://www.guancha.cn/qiang-shi-gong/2013_06_26_153802.shtml
>> 北大北大法学院毕业典礼毕业典礼演讲法治法律强世功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还有各位同学：
大家上午好。
五天前，杨晓雷老师给我发短信，说同学们希望邀请我在毕业典礼上讲几句话，我突然意识到，十年时间，瞬间即逝。我想起，刚好在十年前，我也在这个场合，代表老师向毕业的同学致辞。十年以后，我想一想，我要说的话，还是十年前说的那些话。可是我今天，不能重复再讲，我只能，接着讲。
这十年，我们见证了法学院的巨大变化，从老法学楼来到了新法学楼，与光华、经管、政管相毗邻，成为北大的新贵。这样，其实我们再也不用逃避马寅初校长凝重的目光而使我们感到的惶恐。新的法学楼前矗立起擎天法柱，它既象征我们法律人的阳刚正气，但也可能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我们法律人的独尊与傲慢。
这些变化，刚好是过去十年中国变化的一个缩影。在这十年间，中国崛起已经从神话变成一个事实。这无疑是人类历史发生的一件重大事件。然而，中国崛起的普遍意义究竟是什么？我们法律人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我们所学的，不是什么神秘的知识，而是一门职业，这是法学院带给大家的教诲。职业的现实感、职业的操作性，意味着我们必须剔除不切实际的幻想，变得真切而可靠。从事法律职业，就意味着你必须成为一个可靠的人、一个可以信赖的人、一个能够成为为他人和为公共利益而斗争的人。因此，进入法学院，就意味着你被抛入了一个残酷的竞技场，你必须武装起来，时刻准备为权利而斗争。
为权利而斗争，包含了我们法律人对整个世界的理解和想象。我们生存在一个霍布斯式的世界里，立法过程被看做是彼此对立的阶层、阶级、利益集团展开的斗争，而司法诉讼则更像决斗和战争一样，只有一次胜负。因此，我们法律人实际上类似于战士，不是为甜蜜的生活、也不是为和谐的社会而准备，我们是为悲惨而不幸的战争状态准备的。即使在和平舒适的年代，法律人时刻保持着对人性的警惕。假如你在根本意义上相信永久和平，假如你在根本意义上相信和谐社会，假如你在根本意义上相信普世价值，那么我当然要恭喜你们，因为你们已经超越了法律，甚至已经超越了柏拉图意义上的洞穴。然而，法律人和法律职业，却始终为柏拉图意义上的洞穴所准备。法律人是秩序的捍卫者、守卫着洞穴里微弱的理性的光芒。尽管如此，法学院的这些教诲对于你们而言终究是言辞，只有当你们今天毕业、真正踏入法律职业之后，才能正确地理解到这一点。
和十年前一样，我们优秀的毕业生依然选择了和金钱相关的行业。这很容易被批评为灵魂受到了金钱的腐蚀，但我更相信，不是金钱，而是金钱背后更为高远的目标吸引着你们，这就是全球化给你们提供的广阔视野，也就是全球化展现的一个诱人的、有待我们去征服的新世界。经济全球化也就带来了法律职业的全球化。假如我把法律人、把在座的大家比喻为战士，那么我们可以把进入全球化法律服务领域的法律人看做是一支远征军。远征意味着冒险，意味着开拓新的领域。而法律职业本身就是一项冒险。在战场上，没有哪个人有百分之百的胜算，亮剑本身就意味着一次冒险。我们最优秀的法律人无疑渴望加入这个全球的远征和冒险，大家的目光始终盯着远方。哪怕如师兄海子所言，“远方，除了遥远，一无所有。”这也许是我们北大法学院最值得去的地方。和隔壁的法学院相比，也许他们的眼光始终盯着本土，而我们北大法律人的视野始终在全球。
从北大法学院恢复招生开始，一届又一届优秀的毕业生纷纷选择了出国、留学，加入到这场孤独而漫长的远征之中。这一批优秀的法律人，已经形成了一个数量庞大的群体。在伦敦、在纽约、在香港、在北京，在所有的这些跨国的律师事务所中，已经形成一个我们可以称之为隐匿的北大法律军团。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关注这样一个群体的发展。然而，如果我们看一下这批优秀的法律人在全球法律职业中的地位，我们会不无惊讶地发现，三十多年过去了，当你同样优秀的毕业生可能已经在本土成长为国家的领导人，而我们这些在跨国律师事务所中服务的法律人，哪怕拿到了美国的绿卡，也勉强能够进入中低级合伙人的行列，很少、几乎不可能真正进入这个行业的高端俱乐部。为此，他们中有不少人，离开了外国的所，回到中国来组建本土的法律事务所，开始了新的征程。就像今天在座的李洪积师兄就是这样一个榜样。在本土的法律事务所里，北大人仗着自己的能力，依然占据了高端的职业。然而在全球法律服务的分工体系中，依然依附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律师事务所，以至于在全球的法律服务市场上依然处于低端的初级阶段。我们引以为自豪的北大法律军团，乃至于整个隐匿着的中国法律军团，实际上是美国法律军团的雇佣兵，最终成为西方资本的雇佣兵。
如果说改革开放使得美国的法律军团随着西方的资本，继续了从1840年以来一度中断在中国的远程和冒险。那么我要问的是，在其雇佣下的中国法律军团，在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毫无疑问，他们与西方一道，推动了中国现代化的建设、推动了中国法律制度的建设、推动了中国法律服务体系的建设；他们与西方一道推动了中国的市场化、自由化和民主化。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他们和西方资本一道致力于维持一个，用美国战略家罗伯特•卡根的话来说，“一个美国缔造的世界”，所谓自由、繁荣与和平的世界。这实际上是维持过去五百年来形成的西方政治经济的秩序，在这个秩序中，中国和其他非西方国家永远处在被支配的边缘地位。由此我们看到了一个充满悖论的历史景观：我们的企业家雄心勃勃，要从中国制造提升到中国创造、要致力于开拓全球的市场；我们的金融家在梦想人民币在未来能不能像15-17世纪的中国白银一样，成为世界的货币；我们的政治家也以更加自信的姿态，来筹划未来全球的秩序。这一切，是因为我们的人民期盼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的梦想。
然而，在这个伟大的历史转折时刻，我们的法律人似乎扮演了与中国崛起不相匹配的角色，与时代的精神背道而驰，依然沉浸在旧世界的迷梦中，致力于维持和拓展美国缔造的世界，并依此来改造中国。在这个伟大的历史时刻，我们的法律人与时代精神、与国家的命运、与人民的期盼，存在着内在的紧张和张力。这不得不使我们问，我们法律人，究竟怎么了。我们法律人，有一个梦想，有一个法治的梦想、有一个宪政的梦想、有一个民主的梦想。但是，我们法律人往往有一种历史的错觉，仿佛这个梦想只有在美国缔造的世界里才可以完成。这样我们法律人很容易在法治、宪政、民主的普世价值，与国家、历史、和人民的现实境况之间创造出虚假的对比，将遥远的星空与脚下的大地对比起来，从而认为只要实现法治，就必须改造国民性；要实现宪政，就必须否定我们的历史政治传统；而要实现民主，就必须摧毁现实的政治秩序。这不仅形成法律人的理想与人民大众的朴素情感之间的对比，也自然形成了法律人与政治主权者之间的相互猜忌和不信任，以至于在政治主权者看来，法律人是一个麻烦的群体。而在我们法律人看来，中国崛起可能是民族主义的非理性参与，与我们追求的普世价值之间存在着截然的对立。
然而离开了每个民族、每个文明的多样化存在，普世价值又是什么呢？普世价值原本是一个轻薄的词语，需要每一个在自己的共同生活和文化传承中，赋予其真实的现实感。普世价值唯有渗透到不同民族的灵魂中，变成其文明传统的一部分，才真正配得上是普世。由此，对我们今天的法律人而言，问题不在于要不要普世价值，而是要怎样的普世价值。
我们有法治的梦想，那么究竟是缔造一个国家强大的法治国呢，还是一个国家虚弱而司法独大的法治国呢。我们的宪政梦，是在我们古老的礼法传统和现代的政法传统上，来建构我们的政治共同体，还是在摧毁历史的传统上完全移植西方的宪政制度呢。我们的民主梦，究竟是推动人民在政治主权意义上实现独立、自主的真民主，还是最终依附于资本力量、依附于西方力量的假民主。我们必须回答这些问题。这一切都会变成一句话：我们法律人，究竟应当如何面对国家崛起和文明复兴的历史命运？
如果说，为权利而斗争乃是法律人的天职，那么这个权利不仅是个人的权利，而且也包括一个国家的权利、更包括一个文明的权利、一个民族的权利。如果我们说，法律的本质在于定纷止争，那么我们今天要面对的纷争，不仅仅是拆迁问题、劳动教养问题、死刑存废问题，而且包括人民币汇率问题、钓鱼岛南海问题。我们不仅要回答中国究竟与美国联手缔造一个太平洋的世界，还是中国与德国、俄国联手缔造欧亚大陆世界，还是与亚非拉所谓的新兴世界国家联手重返第三世界。而且我们还要回答，本•拉登究竟是恐怖分子还是神圣的殉道者，金日成究竟是流氓还是政治家，斯诺登究竟是叛国者还是人权的捍卫者。
面对这些根本意义上的分歧，意味着我们所说的法，不仅仅局限于国家制定的实定法，而且包含自然法；不仅包括划分全球秩序的大地的法，而且包含了区分正义与不正义、善与恶、正当与不正当的心灵秩序者的法。
旧的秩序即将要逝去，而新的秩序即将要诞生的转折时代，我们必然面临一个霍布斯式的世界，也必然要在根本意义上面对这场霍布斯意义上的斗争。这不是简单的人与人的斗争，而且包括了国家与国家的斗争、更包括了文明与文明之间的斗争。这也不仅仅是经济利益的斗争，而且涉及到在最根本意义上正义与法的斗争。
今天在这个斗争面前，世界在分裂，每个国家内部在分裂，每个人的心灵内部也在分裂。今天，我们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分裂，无论是意识形态的分裂、还是我们国家内部利益集团之间的分离，根本是在历史变革时刻全球分裂的表现而已。
无论如何，我们法律人就是为这场斗争而准备的。问题在于，我们法律人，尤其是我们提到的隐匿的法律军团，究竟在这斗争中站在哪一边——是继续作为西方资本和西方法律的雇佣军、来捍卫和缔造旧世界，还是与祖国和人民一道，来推动中国的崛起，致力于缔造一个新的世界。
在毕业之际，这个问题算做留给大家最后的课堂习题，我相信大家在以后的职业生涯中会给出自己的回答。
在你们毕业之际，你们将作为战士踏上征程。我想起在漫长的征途中最伟大的战士奥德赛，在这场远征中，奥德赛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应对海洋散着的美妙歌声。我相信，从今天开始，甚至就在我们上学期间，每天都要面对公共舆论上发出的各种各样美妙的声音。这个美妙的声音，让大家沉溺在旧世界之中，而丧失作为一个伟大战士的勇气和本能。那么，究竟谁能堵上你们的耳朵，让你们远离这些美妙的、魔鬼的诱惑呢。我相信，不是我们法学院的老师，而是培育我们的祖国和人民，还有为我们生存提供意义的历史传统和文化价值。
假如我们法律人离开了脚下的大地，不再接受历史文化的熏陶，不再热爱我们的祖国和人民，也不再具有公共人格和公民的德心，盲目崇拜为权利而斗争的时候，我们就再也不能区分一个夏洛克的灵魂与窦娥的灵魂有什么区别，我们法律人的职业就会因为丧失了这个热爱而丧失灵魂。今天在全球资本市场上游荡的法律军团，用美国法学家克罗曼的话说，就是“迷失的法律人”。
大家都喜欢一句话，灵魂的欲望是命运的先知。然而让我担心的是，法律人可能仅仅抓住了欲望、却忘记了我们的灵魂。如果说我当年的演讲说，理性和责任是我们法学院的守护神，那么今天我要对大家说，热爱祖国和人民、信守历史和文明传统，是我们法律人、法律职业的守护神。
谢谢大家。
2013年6月24日
于北京大学法学院2013届毕业生欢送典礼
请支持独立网站，转发请注明本文链接：http://www.guancha.cn/qiang-shi-gong/2013_06_26_153802.shtml
观察者网昨日刊发了强世功《中国法律人的新“奥德赛”》的演讲，同一场毕业典礼上，毕业的学生代表也做了发言，阐述了自己在北大法学院四年的求学所获。强世功先生的愿望距离达成有多远呢，观察者网特刊发本文，以飨读者。
大家好，我是09级本科生朱艺。十分荣幸，今天能在此作为一名毕业生发言。
得知要发言一事，同强老师的情形一样，也是某天下午杨老师把我叫去办公室。惊喜之余，我问杨老师：说点什么呀？杨老师说：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一阵激动，心想不愧是我北大法学院。我接着问老师：那尺度呢？老师笑了，说：没有尺度。我说：那我可以在忆往昔、叹今朝的时候说：“4年了啊，总理好不容易是我们院师兄了，可主席怎么还是隔壁的”这样的话吗？老师说，完全可以，只要继续努力。
回头想想，将北大生活浓缩成一句话，也许就是老师说的：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基本没有尺度。再补充半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并且总能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正是这些伙伴们陪我们在这座院子里，度过4年甚至更长的岁月：他们会在雨夜骑车来图书馆接我们下自习；他们会同我们一起蹲坐在小西门外，一手拿烤串一手拿啤酒，辩论着既然“基督教认为真理在彼岸世界，那现世的正当性何在？”当然，他们也许还跟我们一起暗恋过某个助教师兄，或分别预谋追过同一个女生，但最终双双未遂。
一直以来，我都认为“北大也许只是中国最个性的地方之一，但一定是中国最重视个性培养的地方，没有之一”。重视个性的培养和表达正是北大的魅力所在，也是它令人尊敬和神往之处。这座园子给了我们一片宽松自由的土壤，让我们有足够的空间“发现我们的热爱”：它用4年的时间，通过各种各样的课程、讲座、读书小组与社团活动，以及在大小咖啡馆刷的一个又一个夜里，把原本的小清新培养成了文艺女青年，让原本已经就是的文艺女青年，升格为4年后大家纷纷膜拜的女神。总而言之，你热爱什么，北大就能用4年的时间使你擅长什么，不论是辩论、登山、戏剧，还是搞学术研究、做案例分析或组织团委学生会的工作。
相对的，北大尤其是法学院还有另一大功用——它让我们看到问题的另一面，让我们接触到同一个问题的两种不同的、甚至截然对立的答案。4年来，我们逐渐认识到，其实除了高考之外，这世界上原本就不存在统一的评判标准，或单一的最优解。正如集权避免不了官僚主义的效率低下，而民主也只是最不坏的制度罢了。多亏各位老师们一贯秉持“言之成理，即可给分”的理念，我们得以充分聆听他人的观点，并在单纯地关注观点是什么之外，更着重于分析他所提出的证据、论证的逻辑、修辞的技巧，并试图从源头上探究是什么样的利益考量，驱使他们选择了这样或那样的立场。借用某位同学的话来说就是：“4年下来，我们当中原本有些愤青的，向五毛的方向偏了一点；原本有些五毛的，则向愤青的方向偏了一点。”
但很快地，这同学师长朝夕相伴、说什么做什么都无拘无束的日子就要结束了。我们不禁感慨，这4年真的过得太快了，这4年中我们的变化真是太大了。同样发生了巨大变化的，还有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我国实行多年的劳动教养制度被废除，以父权文化为中心的东亚选出了第一个女总统，基督教盛行的欧洲多国通过了承认同性婚姻的法案，人类可能马上就要向距离地球18光年的红矮星Gliese 526发出“你好”的信号，60年来第一次主动搜寻外星智能生物。同样举足轻重的还有——建校115周年来，我们的宿舍终于安上了空调。
当然，尽管又一个4年过去了，仍有很多问题和事情没能被解决或改变：4年前，我们在奶粉里发现了三聚氰胺，如今我们仍然要大批从国外代购奶粉；5年前，金融危机呼啸全球，而今年我们在找工作时，仍然被频频告知“市场不景气、今年不招人”；7年前，谁也不知道彭宇究竟是否撞倒了那个老人，但如今，我们在做好事的时候却仍心有余悸；12年前的纽约，恐怖分子袭击了双子大楼；而今年的波士顿，与我们同龄的女孩，在最后的冲刺时，又一次被恐怖分子剥夺了最终触及梦想的可能。
正如4年前，苏力老师在我们级新生典礼上，借用《无间道》中的台词所叮嘱我们的：出来混，总是要还的。现在的我们，站在毕业的门槛上，终于到了该还的时候。迈出校门，面对这个既瞬息万变但又沉疴仍在的世界，我们不禁问自己《中国合伙人》[1]中的那个经典问题：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们？
毫无疑问，我们希望答案是前者，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世界能变得更美好：我们希望有关收养的立法能更完善，让更多的孩子不止袁厉害一个妈妈；我们希望环境执法能更严格，让山东邹平癌症村的村民们又能放心地喝上自家的井水；我们希望司法审判能更公正准确，让杭州的张姓叔侄不至于在狱中含冤服刑整整十年。我们也希望不再有国家退出《京都议定书》，让小岛上的居民们不用再担心全球变暖；希望枪支只用来除暴，而不是对准学校里，我们正在读书的孩子们。
这些问题没有一个是小问题，能够推动其中任何一个的进步，都已是对社会做出的令人尊敬的贡献。而现如今，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更迫切、更现实的问题：在我们未来有能力大干一场之前，如何从今天迈出校门后，从一个单位最基层的工作岗位上，在每天毫无新意的复印、校对、送快递的重复中，仍然坚信：我们选择的这条路最终将通往有意义的改变；而这条路上的我们，能有足够的勇气和毅力支撑我们走到那个改变的路口，让我们有实力、有资格站到人群对面说：嘿，现在的这个不对，应该这么来。
每一次的指点江山必定都是激动人心的，可每天7点半按掉闹钟挤地铁赶公交，两天不免就让人心生厌倦。梦想的征程上，无聊和孤独才是最大的敌人。我们曾经都唏嘘过，那只温水里被煮熟的青蛙，只是迈出校门后，不知这池温水又会化作什么模样，在不知哪个小康的午后将我们捕获，使我们不再记起：原来，这个世界还需要有人去将它变得更好；而我们，原本曾立志要做这样的人。
“一切的现在都孕育着未来，一切的未来都生长于它的昨天。希望，并且为它斗争，请把这一切放在我们的肩上！”
每当我们就快要不记得的时候，也许应该再看一遍强老师今天的讲话稿，再唱一遍、再追忆一次那年夏天的“狂歌曾竟夜”。燕园情、千千结，往昔是“眼底未名水”的柔波，今日已到了该要去摘“胸中黄河月”之时。说好了的“收拾山河待百年约”。愿你我都小心呵护，别在前行的路上，不经意间遗落或忘记了我们那最初和最终的梦想。
最后，祝母校和法学院永葆青春活力，祝各位同学们前程似锦、一展宏图！谢谢大家！
[1]该问题原出自《中国合伙人》中插曲：苏芮《一样的月光》。
2013年6月24日
本文于同年6月18日夜至19日清晨写于北大泊星地及五道口「桥」咖啡
请支持独立网站，转发请注明本文链接：http://www.guancha.cn/ZhuYi/2013_06_27_154126.shtml
大家好，我是09级本科生朱艺。十分荣幸，今天能在此作为一名毕业生发言。
得知要发言一事，同强老师的情形一样，也是某天下午杨老师把我叫去办公室。惊喜之余，我问杨老师：说点什么呀？杨老师说：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一阵激动，心想不愧是我北大法学院。我接着问老师：那尺度呢？老师笑了，说：没有尺度。我说：那我可以在忆往昔、叹今朝的时候说：“4年了啊，总理好不容易是我们院师兄了，可主席怎么还是隔壁的”这样的话吗？老师说，完全可以，只要继续努力。
回头想想，将北大生活浓缩成一句话，也许就是老师说的：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基本没有尺度。再补充半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并且总能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正是这些伙伴们陪我们在这座院子里，度过4年甚至更长的岁月：他们会在雨夜骑车来图书馆接我们下自习；他们会同我们一起蹲坐在小西门外，一手拿烤串一手拿啤酒，辩论着既然“基督教认为真理在彼岸世界，那现世的正当性何在？”当然，他们也许还跟我们一起暗恋过某个助教师兄，或分别预谋追过同一个女生，但最终双双未遂。
一直以来，我都认为“北大也许只是中国最个性的地方之一，但一定是中国最重视个性培养的地方，没有之一”。重视个性的培养和表达正是北大的魅力所在，也是它令人尊敬和神往之处。这座园子给了我们一片宽松自由的土壤，让我们有足够的空间“发现我们的热爱”：它用4年的时间，通过各种各样的课程、讲座、读书小组与社团活动，以及在大小咖啡馆刷的一个又一个夜里，把原本的小清新培养成了文艺女青年，让原本已经就是的文艺女青年，升格为4年后大家纷纷膜拜的女神。总而言之，你热爱什么，北大就能用4年的时间使你擅长什么，不论是辩论、登山、戏剧，还是搞学术研究、做案例分析或组织团委学生会的工作。
相对的，北大尤其是法学院还有另一大功用——它让我们看到问题的另一面，让我们接触到同一个问题的两种不同的、甚至截然对立的答案。4年来，我们逐渐认识到，其实除了高考之外，这世界上原本就不存在统一的评判标准，或单一的最优解。正如集权避免不了官僚主义的效率低下，而民主也只是最不坏的制度罢了。多亏各位老师们一贯秉持“言之成理，即可给分”的理念，我们得以充分聆听他人的观点，并在单纯地关注观点是什么之外，更着重于分析他所提出的证据、论证的逻辑、修辞的技巧，并试图从源头上探究是什么样的利益考量，驱使他们选择了这样或那样的立场。借用某位同学的话来说就是：“4年下来，我们当中原本有些愤青的，向五毛的方向偏了一点；原本有些五毛的，则向愤青的方向偏了一点。”
但很快地，这同学师长朝夕相伴、说什么做什么都无拘无束的日子就要结束了。我们不禁感慨，这4年真的过得太快了，这4年中我们的变化真是太大了。同样发生了巨大变化的，还有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我国实行多年的劳动教养制度被废除，以父权文化为中心的东亚选出了第一个女总统，基督教盛行的欧洲多国通过了承认同性婚姻的法案，人类可能马上就要向距离地球18光年的红矮星Gliese 526发出“你好”的信号，60年来第一次主动搜寻外星智能生物。同样举足轻重的还有——建校115周年来，我们的宿舍终于安上了空调。
当然，尽管又一个4年过去了，仍有很多问题和事情没能被解决或改变：4年前，我们在奶粉里发现了三聚氰胺，如今我们仍然要大批从国外代购奶粉；5年前，金融危机呼啸全球，而今年我们在找工作时，仍然被频频告知“市场不景气、今年不招人”；7年前，谁也不知道彭宇究竟是否撞倒了那个老人，但如今，我们在做好事的时候却仍心有余悸；12年前的纽约，恐怖分子袭击了双子大楼；而今年的波士顿，与我们同龄的女孩，在最后的冲刺时，又一次被恐怖分子剥夺了最终触及梦想的可能。
正如4年前，苏力老师在我们级新生典礼上，借用《无间道》中的台词所叮嘱我们的：出来混，总是要还的。现在的我们，站在毕业的门槛上，终于到了该还的时候。迈出校门，面对这个既瞬息万变但又沉疴仍在的世界，我们不禁问自己《中国合伙人》[1]中的那个经典问题：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们？
毫无疑问，我们希望答案是前者，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世界能变得更美好：我们希望有关收养的立法能更完善，让更多的孩子不止袁厉害一个妈妈；我们希望环境执法能更严格，让山东邹平癌症村的村民们又能放心地喝上自家的井水；我们希望司法审判能更公正准确，让杭州的张姓叔侄不至于在狱中含冤服刑整整十年。我们也希望不再有国家退出《京都议定书》，让小岛上的居民们不用再担心全球变暖；希望枪支只用来除暴，而不是对准学校里，我们正在读书的孩子们。
这些问题没有一个是小问题，能够推动其中任何一个的进步，都已是对社会做出的令人尊敬的贡献。而现如今，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更迫切、更现实的问题：在我们未来有能力大干一场之前，如何从今天迈出校门后，从一个单位最基层的工作岗位上，在每天毫无新意的复印、校对、送快递的重复中，仍然坚信：我们选择的这条路最终将通往有意义的改变；而这条路上的我们，能有足够的勇气和毅力支撑我们走到那个改变的路口，让我们有实力、有资格站到人群对面说：嘿，现在的这个不对，应该这么来。
每一次的指点江山必定都是激动人心的，可每天7点半按掉闹钟挤地铁赶公交，两天不免就让人心生厌倦。梦想的征程上，无聊和孤独才是最大的敌人。我们曾经都唏嘘过，那只温水里被煮熟的青蛙，只是迈出校门后，不知这池温水又会化作什么模样，在不知哪个小康的午后将我们捕获，使我们不再记起：原来，这个世界还需要有人去将它变得更好；而我们，原本曾立志要做这样的人。
“一切的现在都孕育着未来，一切的未来都生长于它的昨天。希望，并且为它斗争，请把这一切放在我们的肩上！”
每当我们就快要不记得的时候，也许应该再看一遍强老师今天的讲话稿，再唱一遍、再追忆一次那年夏天的“狂歌曾竟夜”。燕园情、千千结，往昔是“眼底未名水”的柔波，今日已到了该要去摘“胸中黄河月”之时。说好了的“收拾山河待百年约”。愿你我都小心呵护，别在前行的路上，不经意间遗落或忘记了我们那最初和最终的梦想。
最后，祝母校和法学院永葆青春活力，祝各位同学们前程似锦、一展宏图！谢谢大家！
[1]该问题原出自《中国合伙人》中插曲：苏芮《一样的月光》。
2013年6月24日
本文于同年6月18日夜至19日清晨写于北大泊星地及五道口「桥」咖啡
请支持独立网站，转发请注明本文链接：http://www.guancha.cn/ZhuYi/2013_06_27_154126.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