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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的宗教、政治与极端主义
南亚研究，2011年1期，邱永辉
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科院南亚问题及宗教研究专家

<内容提要> 本文从巴基斯坦国内政治与宗教的互动、国际政治与国内宗教的互动以及政治)宗教动员与宗教政党的互动考察了巴基斯坦宗教、政治与极端主义的关系。巴基斯坦政治与宗教的互动走过了一段从政府培植、利用宗教力量到完全失控的过程;国际政治与巴基斯坦国内宗教的互动推进了走向极端主义的步伐;宗教政党对于政治、法律、学校、军队、外交等方面的渗透,使宗教战斗性加强,宗教极端主义和好战的原教旨主义于是将国家一步一步地推向深渊。巴基斯坦重回温和、改良的宗教传统,任重而道远。
<关键词> 巴基斯坦 宗教 政治 极端主义

    随着九一一事件后美国/反恐文化0的确立和巴阿反恐战事的持续,一方面,巴基斯坦国内产生了一波又一波的反美浪潮,国内政局动荡,大规模的恐怖袭击此起彼伏;另一方面,巴基斯坦的海外移居者中出现恐怖分子的比例似乎较高,经由巴基斯坦走上圣战之路的人也不在少数。对于/巴基斯坦为何不断产生圣战者这个沉重的问题,笔者认为,对于巴基斯坦不断产生圣战者的解释,应当考察该国独特的历史经历,分析其宗教、政治与极端主义的因果关系,特别是探讨其政治与宗教的互动,以及国际政治、国内政局与宗教团体的多重互动。

一、巴基斯坦国内政治与宗教的互动
     在解释巴基斯坦宗教与政治的关系时,有西方评论者认为:巴基斯坦1947年独立建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基于伊斯兰教义的现代国家;建国伊始,这个新国家就充满泛宗教救世主情结。实际上,该国第一部宪法虽然规定巴基斯坦是一个伊斯兰共和国,但宗教和政治之间仍然有着明确的区分,私人的和公众的伊斯兰教之间也有区别。穆罕默德.阿里.真纳(Mohammad AliJinnah)在1947年8月对巴基斯坦制宪会议的就职演说中曾明确表示,宗教是个人私人的事情,他还特别强调宗教平等。在独立建国后的一段时间,国家倾向于最大限度的世俗化,原教旨主义的宗教政党被边缘化。
      二战后的伊斯兰世界一直存在着伊斯兰复兴的社会思潮,在新独立的巴基斯坦,宗教团体也自始至终都竭力宣称巴基斯坦是一个伊斯兰教国家。一些自称正统的、被研究者称为原教旨主义的神职人员,坚守乌玛(Ummah)理念,反对MSL民族主义的理念,反对印巴分治,反对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为了报复/反伊斯兰0势力,宗教政党一直在为使巴基斯坦转变成一个真正的伊斯兰国家而不懈努力。&sup1;宗教团体在政治动员中所显示的实力,导致议会于1949年通过了/目标决议0(Objective Resolution),其主要内容是/MSL可根据神圣的古兰经和教法所规定的伊斯兰教义和要求,有秩序地生活。这一决议实际上是规定了国家事务的伊斯兰教方向。
     20世纪50年代,巴基斯坦组织最为严密的宗教团体/伊斯兰促进会(Jamaat-e-Islami)的领导层,开始利用伊斯兰教实施/排他性政治。他们通过将宗教身份政治化,即质问/谁是MSL,鼓动公众暴乱。当时,阿赫迈迪亚教徒(Ahmadis)中的部分人出任了政府高官职位,而在是否认可阿赫迈迪亚派(Ahmediyya,该派不将先知穆罕默德认作是唯一的先知)成员的MSL身份问题上,官方尚无定论。于是,乌玛与原教旨主义领导人的联盟在1953年组织和领导了暴力运动,迫使政府将弱小的阿赫迈迪亚派宣布为非MSL。随着阿赫迈迪亚派被驱逐出伊斯兰教圈,政治不宽容日益增长。
    宪法的宗教规定与政治制度性规定,使宗教成为政治上有效的力量。为了政治合法性和国家统一,巴基斯坦的政治领导人和军事统治者都倾向于利
用宗教。因此,宗教身份、口号和象征,经常被政党用来进行政治动员。1967年成立的巴基斯坦人民党在大选中提出伊斯兰社会主义的口号,并以伊斯兰
社会主义为发展经济的纲领,在选举中获胜执政。70年代末80年代初齐亚哈克(Zia ul-Haq)将军领导下的伊斯兰教化进程,就是将反对阿里布托运动变成/劫持伊斯兰口号的过程。九个政党和宗教组织提出/伊斯兰教在危险中,呼吁/回归先知的制度,全心全意地支持齐亚的社会道德纯洁方案,认为这一方案有助于建立一个基于伊斯兰法则的政治社会,伊斯兰大会党因此随时准备着反击任何政治力量发起的反齐亚运动。但研究者发现,实际上他(齐亚)似乎完全忠于一切正式的和视觉意义上的宗教仪式,而对于更深层次的道德问题却相当灵活。
       在巴基斯坦短暂的民主历史中,民主世俗政党与宗教政党总是相互敌对,而军事独裁者与宗教政党之间,则多为合作的关系,如上述/伊斯兰大会党与齐亚之间形成的联盟。因长期处于军法统治之下,除巴基斯坦人和伊斯兰教徒的身份外,其他身份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抑制。但是,多种民族身份在公共领域却显现无疑。1969年举行的第一次大选,已经深感窒息的孟加拉民族身份,终于发现了与巴基斯坦人身份分道扬镳的机会,巴基斯坦于是经历了一次重大危机。有趣的是,宗教政党所支持的并不是伊斯兰教的政府本身,而是它们可以获得的利益。从/MSL联盟到伊斯兰促进会的政治领导层,都是靠伊斯兰口号兴旺发达的,此类口号的高频率出现,已经使真正的社会经济问题变得模糊不清。因此,当布托政权强调经济问题,并强调再分配和社会公正的时候,地主、军事官僚以及宗教政党很快就意识到,这些花言巧语不仅不能使他们获得所期望的利益,反而可能剥夺他们的既得利益。

    随着东巴和西巴的分裂,即孟加拉国的正式立国,宗教政党更进一步致力于加强巴基斯坦的意识形态基础。1973年巴基斯坦宪法的第九部分第227条规定,伊斯兰教法源自神圣古兰经,因此,所有现存的法律都必须与伊斯兰教法一致。第242条进一步规定,当涉及任何MSL教派的属人法时,古兰经和教法的表达,指的是那个教派所解释的古兰经和教法。虽然1973年宪法同时规定,与宗教身份相关的任何规定,都不影响非MSL公民的属人法,或他们作为国家公民的地位,但根据个人所属的教派解释古兰经,至少对于人数较少的教派及其个人,造成了许多困扰和问题。国家认可某个团体的信仰为官方宗教,实际上使得某个团体比另一些团体处于更优越的地位,因此,可能导致剥夺和被剥夺,甚至导致宗教派别之间的暴力行动。这种剥夺和冲突的结果之一,是1974年通过的立法正式宣告阿赫迈迪亚派是非MSL, 1984年立法进一步认定该教派的信仰不合法。
      1977年至1988年,实施军管的齐亚哈克总统实行法律伊斯兰化,建立最高法院的沙里亚(伊斯兰教法)法庭。其直接结果之一,是排外性的宗教政治行动得以持续。这导致了伊斯兰主要教派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团体分裂和对立,在此前十分罕见的教派冲突,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国家的团结必须建立在对于共同传统和期望的认可基础之上,排斥特定的宗教团体,甚至排斥主要的团体,让许多人感觉自己处于国家认同的外围,极大地削弱了国家的团结。

     巴基斯坦伊斯兰教化进程的另一重要体现,是在其特殊的政治与宗教的互动过程中,军队的作用被重新定义。研究者指出:巴基斯坦军队不再仅仅是边疆的保卫者,也是巴基斯坦的/意识形态前线0的保卫者;宗教知识和宗教责任成为军官遴选过程中的决定因素。政府和军队对宗教学校的赏识,促使伊斯兰选民积极投票。但选举目标却已经被固定为一个,即人们或者将选票投给古兰经,或者根本不投票。近三十年的国家保护使巴基斯坦宗教政党由独立时的压力集团变成了一支有财有势、武装良好的力量,凌驾于法律之上,使伊斯兰极端主义在外交(特别是对印度和阿富汗)政策的操作方面
起到了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宗教政党对于政治、法律、学校、军队和外交等方面的渗透,使宗教战斗性复苏,宗教极端主义、好战的原教旨主义于是将国家一步一步地推向深渊。


巴基斯坦的宗教、政治与极端主义
南亚研究，2011年1期，邱永辉
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科院南亚问题及宗教研究专家

<内容提要> 本文从巴基斯坦国内政治与宗教的互动、国际政治与国内宗教的互动以及政治)宗教动员与宗教政党的互动考察了巴基斯坦宗教、政治与极端主义的关系。巴基斯坦政治与宗教的互动走过了一段从政府培植、利用宗教力量到完全失控的过程;国际政治与巴基斯坦国内宗教的互动推进了走向极端主义的步伐;宗教政党对于政治、法律、学校、军队、外交等方面的渗透,使宗教战斗性加强,宗教极端主义和好战的原教旨主义于是将国家一步一步地推向深渊。巴基斯坦重回温和、改良的宗教传统,任重而道远。
<关键词> 巴基斯坦 宗教 政治 极端主义

    随着九一一事件后美国/反恐文化0的确立和巴阿反恐战事的持续,一方面,巴基斯坦国内产生了一波又一波的反美浪潮,国内政局动荡,大规模的恐怖袭击此起彼伏;另一方面,巴基斯坦的海外移居者中出现恐怖分子的比例似乎较高,经由巴基斯坦走上圣战之路的人也不在少数。对于/巴基斯坦为何不断产生圣战者这个沉重的问题,笔者认为,对于巴基斯坦不断产生圣战者的解释,应当考察该国独特的历史经历,分析其宗教、政治与极端主义的因果关系,特别是探讨其政治与宗教的互动,以及国际政治、国内政局与宗教团体的多重互动。

一、巴基斯坦国内政治与宗教的互动
     在解释巴基斯坦宗教与政治的关系时,有西方评论者认为:巴基斯坦1947年独立建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基于伊斯兰教义的现代国家;建国伊始,这个新国家就充满泛宗教救世主情结。实际上,该国第一部宪法虽然规定巴基斯坦是一个伊斯兰共和国,但宗教和政治之间仍然有着明确的区分,私人的和公众的伊斯兰教之间也有区别。穆罕默德.阿里.真纳(Mohammad AliJinnah)在1947年8月对巴基斯坦制宪会议的就职演说中曾明确表示,宗教是个人私人的事情,他还特别强调宗教平等。在独立建国后的一段时间,国家倾向于最大限度的世俗化,原教旨主义的宗教政党被边缘化。
      二战后的伊斯兰世界一直存在着伊斯兰复兴的社会思潮,在新独立的巴基斯坦,宗教团体也自始至终都竭力宣称巴基斯坦是一个伊斯兰教国家。一些自称正统的、被研究者称为原教旨主义的神职人员,坚守乌玛(Ummah)理念,反对MSL民族主义的理念,反对印巴分治,反对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为了报复/反伊斯兰0势力,宗教政党一直在为使巴基斯坦转变成一个真正的伊斯兰国家而不懈努力。&sup1;宗教团体在政治动员中所显示的实力,导致议会于1949年通过了/目标决议0(Objective Resolution),其主要内容是/MSL可根据神圣的古兰经和教法所规定的伊斯兰教义和要求,有秩序地生活。这一决议实际上是规定了国家事务的伊斯兰教方向。
     20世纪50年代,巴基斯坦组织最为严密的宗教团体/伊斯兰促进会(Jamaat-e-Islami)的领导层,开始利用伊斯兰教实施/排他性政治。他们通过将宗教身份政治化,即质问/谁是MSL,鼓动公众暴乱。当时,阿赫迈迪亚教徒(Ahmadis)中的部分人出任了政府高官职位,而在是否认可阿赫迈迪亚派(Ahmediyya,该派不将先知穆罕默德认作是唯一的先知)成员的MSL身份问题上,官方尚无定论。于是,乌玛与原教旨主义领导人的联盟在1953年组织和领导了暴力运动,迫使政府将弱小的阿赫迈迪亚派宣布为非MSL。随着阿赫迈迪亚派被驱逐出伊斯兰教圈,政治不宽容日益增长。
    宪法的宗教规定与政治制度性规定,使宗教成为政治上有效的力量。为了政治合法性和国家统一,巴基斯坦的政治领导人和军事统治者都倾向于利
用宗教。因此,宗教身份、口号和象征,经常被政党用来进行政治动员。1967年成立的巴基斯坦人民党在大选中提出伊斯兰社会主义的口号,并以伊斯兰
社会主义为发展经济的纲领,在选举中获胜执政。70年代末80年代初齐亚哈克(Zia ul-Haq)将军领导下的伊斯兰教化进程,就是将反对阿里布托运动变成/劫持伊斯兰口号的过程。九个政党和宗教组织提出/伊斯兰教在危险中,呼吁/回归先知的制度,全心全意地支持齐亚的社会道德纯洁方案,认为这一方案有助于建立一个基于伊斯兰法则的政治社会,伊斯兰大会党因此随时准备着反击任何政治力量发起的反齐亚运动。但研究者发现,实际上他(齐亚)似乎完全忠于一切正式的和视觉意义上的宗教仪式,而对于更深层次的道德问题却相当灵活。
       在巴基斯坦短暂的民主历史中,民主世俗政党与宗教政党总是相互敌对,而军事独裁者与宗教政党之间,则多为合作的关系,如上述/伊斯兰大会党与齐亚之间形成的联盟。因长期处于军法统治之下,除巴基斯坦人和伊斯兰教徒的身份外,其他身份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抑制。但是,多种民族身份在公共领域却显现无疑。1969年举行的第一次大选,已经深感窒息的孟加拉民族身份,终于发现了与巴基斯坦人身份分道扬镳的机会,巴基斯坦于是经历了一次重大危机。有趣的是,宗教政党所支持的并不是伊斯兰教的政府本身,而是它们可以获得的利益。从/MSL联盟到伊斯兰促进会的政治领导层,都是靠伊斯兰口号兴旺发达的,此类口号的高频率出现,已经使真正的社会经济问题变得模糊不清。因此,当布托政权强调经济问题,并强调再分配和社会公正的时候,地主、军事官僚以及宗教政党很快就意识到,这些花言巧语不仅不能使他们获得所期望的利益,反而可能剥夺他们的既得利益。

    随着东巴和西巴的分裂,即孟加拉国的正式立国,宗教政党更进一步致力于加强巴基斯坦的意识形态基础。1973年巴基斯坦宪法的第九部分第227条规定,伊斯兰教法源自神圣古兰经,因此,所有现存的法律都必须与伊斯兰教法一致。第242条进一步规定,当涉及任何MSL教派的属人法时,古兰经和教法的表达,指的是那个教派所解释的古兰经和教法。虽然1973年宪法同时规定,与宗教身份相关的任何规定,都不影响非MSL公民的属人法,或他们作为国家公民的地位,但根据个人所属的教派解释古兰经,至少对于人数较少的教派及其个人,造成了许多困扰和问题。国家认可某个团体的信仰为官方宗教,实际上使得某个团体比另一些团体处于更优越的地位,因此,可能导致剥夺和被剥夺,甚至导致宗教派别之间的暴力行动。这种剥夺和冲突的结果之一,是1974年通过的立法正式宣告阿赫迈迪亚派是非MSL, 1984年立法进一步认定该教派的信仰不合法。
      1977年至1988年,实施军管的齐亚哈克总统实行法律伊斯兰化,建立最高法院的沙里亚(伊斯兰教法)法庭。其直接结果之一,是排外性的宗教政治行动得以持续。这导致了伊斯兰主要教派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团体分裂和对立,在此前十分罕见的教派冲突,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国家的团结必须建立在对于共同传统和期望的认可基础之上,排斥特定的宗教团体,甚至排斥主要的团体,让许多人感觉自己处于国家认同的外围,极大地削弱了国家的团结。

     巴基斯坦伊斯兰教化进程的另一重要体现,是在其特殊的政治与宗教的互动过程中,军队的作用被重新定义。研究者指出:巴基斯坦军队不再仅仅是边疆的保卫者,也是巴基斯坦的/意识形态前线0的保卫者;宗教知识和宗教责任成为军官遴选过程中的决定因素。政府和军队对宗教学校的赏识,促使伊斯兰选民积极投票。但选举目标却已经被固定为一个,即人们或者将选票投给古兰经,或者根本不投票。近三十年的国家保护使巴基斯坦宗教政党由独立时的压力集团变成了一支有财有势、武装良好的力量,凌驾于法律之上,使伊斯兰极端主义在外交(特别是对印度和阿富汗)政策的操作方面
起到了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宗教政党对于政治、法律、学校、军队和外交等方面的渗透,使宗教战斗性复苏,宗教极端主义、好战的原教旨主义于是将国家一步一步地推向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