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七国学者谈亚太纷争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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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国学者谈亚太纷争解决之道
2013年06月05日 来源：环球时报
中国处理纷争的七大原则
苏长和(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中国的包容式改进及其对亚洲纷争处理的启示，即“七个原则”。经济增长加法原则，积极建立及参与20国集团，中国东盟自贸区，亚太经合组织等；积极让利原则，从长远角度考虑，让弱小一方先得利，多得利；不损害他人利益原则，中国不对外转嫁危机，通过内部消化和制度创新来解决自身问题；创立条件原则；公平比例和均衡原则，保证弱势国家最大得利，分享收益；在遵守规则中，改进规则，完善规则；不相互否定原则，不以自身成就否定他国道路，不以外部道路否定本国发展。总之，中国式包容改进原则中蕴含着浓厚的东方文化，其他亚洲国家和国际社会应寻求与之的共识。
迪庞科·班纳吉(DipankarBanerjee，印度和平与冲突研究所主任)：领土边界划定有必要性，美国著名诗人弗罗斯特提出的栅栏概念，即好篱笆造就好邻居。亚洲发展应以包括中印五大和平共处原则在内的各国合作里程碑为基础。意识到国家间关系的重要性，努力维持战略性合作，在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扩大互信。实施独立外交政策，促进共同繁荣。我们应当用有效的亚洲方式，解决亚洲问题。通过对话维护彼此核心利益。在宽容和谐的核心文化范围内，寻求共识。
里亚兹·穆罕默德·汗(RiazMonhammadKhan，巴基斯坦前外交秘书、前驻华大使)：印巴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应当以政治方式解决；以对话洽谈解决冲突，促使关系正常化。要关注具体问题的特殊性。在区域经贸，军事撤出等方面持续沟通，去除潜在威胁。尊重本地区人民自主权，打破传统思维方式。
中日关系应增进韧性
胡令远(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价值利益范式下，战后日本对华关系有三种类型：一是规避与超越型，即1972年体制，具有一定的政治外交后遗症代价；二是固守与挑战型，即向美国一边倒，采取所谓的价值观外交，用台湾问题和历史观挑战中日关系政治基础；三是链接与统合型，即作为“内海”的太平洋，形成“等边三角形”的中日美关系。
高原明生(日本东京大学教授)：首先我们应该看到国际环境在发生变化，一是2008年美国开始实行“重返亚太”政策。二是中国国家内部开始辩论：还要不要继续韬光养晦？以及中国模式是什么？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我们究竟如何应对钓鱼岛危机呢？我认为，历史经验应该维系，中国应该承认日本过去40年的实际控制，日本应该停止登岛活动。同时，要增强中日关系韧性，增加两国人民对彼此国家的认知，日本应增强对中国人民的公共外交。中日美三国长远地共存，增强信任。
胡德坤(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院长)：21世纪世界发展趋势是走向合作与发展，中日关系的根本改善是个漫长过程。近期政策应以“和”为上，搁置争议，维持“政冷经热”，不影响两国的战略性发展。长期政策应是“合”为贵，求同存异。保留争议，共谋双赢，促进我国的发展。
过去划界经验的启示
邢广程(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我们可以从中俄哈吉塔成功解决边界问题获得一些启示。随着苏联解体而来的地缘政治变化，给中俄边界谈判带来不确定因素，谈判程序变复杂，中国回旋余地变狭小。通过“4+1”边界谈判模式，中国及时在变化中与中亚新邻居发展关系。例如：1996年在上海达成的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信任的协定和1997年在莫斯科达成的关于在边境地区进行裁军的协定等。在此基础上促成“上海五国”机制，逐步解决了边界问题。在处理边界问题上，国家关系的良好状态，创造新型谈判模式，体现互谅互让原则和双赢理念，以及控制双方极端民族主义情绪都是极为重要的。
杜进森(越南社会科学院中国研究所所长)：从越中北部湾划界协定来看，划界是有必要的：该地区无明确国界时，经常发生争端。划界能为两国国内的发展创造和平外交关系。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两国有必要明确专属经济区界线。因此北部湾的划界内容包括划定两国领海边界，划定专属经济区和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这是越中关系和划界里程碑，为其他事件提供经验。
石源华(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主任)：中韩处理高句丽历史问题，可以说是“搁置外交”的成功案例。搁置争议，是因为历史分歧，不可能在短期内达到一致，应允许双方保持自己观点。同时，高层及时沟通非常重要，以避免发生误判和问题激化。还需有足够耐心，留待将来心平气和妥善解决争端。随着东亚可能的一体化进程，问题严重性可能自行消减。
东亚如何应对海上挑战
金永明(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我想谈谈联合国海洋法解决南海问题争议的局限性。国际法院无法解决领土争端。中国已经提交声明，海洋划界，领土归属，军事活动等不接受国际法院管辖。我建议中国发布《南海白皮书》，增强海洋区域普查措施，加大行政管理。中国与东盟在海洋环保，科研，救助等方面可进行合作。在增强互信基础上，应制定约束性文件，实施广义共同开发制度。
苏俊燮(韩国国会图书馆研究员)：东北亚地区在历史上从未形成区域协作机制。目前也未形成统一的命名机制。比如，韩国与日本有关“日本海”的名称问题。这说明，东北亚还未达到“近代国际关系”的程度。我认为，东亚合作机制应从具体简单问题，从容易解决的，从小的问题开始，比如，改变思维方式，解决东北亚地区海域命名问题。
金莱尔(LyleJ.Goldstein，美国海军战争学院中国海洋研究所副教授)：中美在西太平洋海洋冲突的控制涉及竞争和合作两方面。关于中美竞争，应借鉴英美、日美、苏美三个历史案例。而在中美军事合作的主要方面，双方应在危机管理、建立互信、海上搜救、海上反恐、灾后重建、环境保护、地区海洋安全和海洋通道安全方面加大合作力度。
(此文为近日上海论坛政治分论坛的部分发言摘要。）
http://www.chinanews.com/gj/2013/06-05/4893911.shtml七国学者谈亚太纷争解决之道
2013年06月05日 来源：环球时报
中国处理纷争的七大原则
苏长和(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中国的包容式改进及其对亚洲纷争处理的启示，即“七个原则”。经济增长加法原则，积极建立及参与20国集团，中国东盟自贸区，亚太经合组织等；积极让利原则，从长远角度考虑，让弱小一方先得利，多得利；不损害他人利益原则，中国不对外转嫁危机，通过内部消化和制度创新来解决自身问题；创立条件原则；公平比例和均衡原则，保证弱势国家最大得利，分享收益；在遵守规则中，改进规则，完善规则；不相互否定原则，不以自身成就否定他国道路，不以外部道路否定本国发展。总之，中国式包容改进原则中蕴含着浓厚的东方文化，其他亚洲国家和国际社会应寻求与之的共识。
迪庞科·班纳吉(DipankarBanerjee，印度和平与冲突研究所主任)：领土边界划定有必要性，美国著名诗人弗罗斯特提出的栅栏概念，即好篱笆造就好邻居。亚洲发展应以包括中印五大和平共处原则在内的各国合作里程碑为基础。意识到国家间关系的重要性，努力维持战略性合作，在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扩大互信。实施独立外交政策，促进共同繁荣。我们应当用有效的亚洲方式，解决亚洲问题。通过对话维护彼此核心利益。在宽容和谐的核心文化范围内，寻求共识。
里亚兹·穆罕默德·汗(RiazMonhammadKhan，巴基斯坦前外交秘书、前驻华大使)：印巴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应当以政治方式解决；以对话洽谈解决冲突，促使关系正常化。要关注具体问题的特殊性。在区域经贸，军事撤出等方面持续沟通，去除潜在威胁。尊重本地区人民自主权，打破传统思维方式。
中日关系应增进韧性
胡令远(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价值利益范式下，战后日本对华关系有三种类型：一是规避与超越型，即1972年体制，具有一定的政治外交后遗症代价；二是固守与挑战型，即向美国一边倒，采取所谓的价值观外交，用台湾问题和历史观挑战中日关系政治基础；三是链接与统合型，即作为“内海”的太平洋，形成“等边三角形”的中日美关系。
高原明生(日本东京大学教授)：首先我们应该看到国际环境在发生变化，一是2008年美国开始实行“重返亚太”政策。二是中国国家内部开始辩论：还要不要继续韬光养晦？以及中国模式是什么？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我们究竟如何应对钓鱼岛危机呢？我认为，历史经验应该维系，中国应该承认日本过去40年的实际控制，日本应该停止登岛活动。同时，要增强中日关系韧性，增加两国人民对彼此国家的认知，日本应增强对中国人民的公共外交。中日美三国长远地共存，增强信任。
胡德坤(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院长)：21世纪世界发展趋势是走向合作与发展，中日关系的根本改善是个漫长过程。近期政策应以“和”为上，搁置争议，维持“政冷经热”，不影响两国的战略性发展。长期政策应是“合”为贵，求同存异。保留争议，共谋双赢，促进我国的发展。
过去划界经验的启示
邢广程(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我们可以从中俄哈吉塔成功解决边界问题获得一些启示。随着苏联解体而来的地缘政治变化，给中俄边界谈判带来不确定因素，谈判程序变复杂，中国回旋余地变狭小。通过“4+1”边界谈判模式，中国及时在变化中与中亚新邻居发展关系。例如：1996年在上海达成的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信任的协定和1997年在莫斯科达成的关于在边境地区进行裁军的协定等。在此基础上促成“上海五国”机制，逐步解决了边界问题。在处理边界问题上，国家关系的良好状态，创造新型谈判模式，体现互谅互让原则和双赢理念，以及控制双方极端民族主义情绪都是极为重要的。
杜进森(越南社会科学院中国研究所所长)：从越中北部湾划界协定来看，划界是有必要的：该地区无明确国界时，经常发生争端。划界能为两国国内的发展创造和平外交关系。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两国有必要明确专属经济区界线。因此北部湾的划界内容包括划定两国领海边界，划定专属经济区和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这是越中关系和划界里程碑，为其他事件提供经验。
石源华(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主任)：中韩处理高句丽历史问题，可以说是“搁置外交”的成功案例。搁置争议，是因为历史分歧，不可能在短期内达到一致，应允许双方保持自己观点。同时，高层及时沟通非常重要，以避免发生误判和问题激化。还需有足够耐心，留待将来心平气和妥善解决争端。随着东亚可能的一体化进程，问题严重性可能自行消减。
东亚如何应对海上挑战
金永明(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我想谈谈联合国海洋法解决南海问题争议的局限性。国际法院无法解决领土争端。中国已经提交声明，海洋划界，领土归属，军事活动等不接受国际法院管辖。我建议中国发布《南海白皮书》，增强海洋区域普查措施，加大行政管理。中国与东盟在海洋环保，科研，救助等方面可进行合作。在增强互信基础上，应制定约束性文件，实施广义共同开发制度。
苏俊燮(韩国国会图书馆研究员)：东北亚地区在历史上从未形成区域协作机制。目前也未形成统一的命名机制。比如，韩国与日本有关“日本海”的名称问题。这说明，东北亚还未达到“近代国际关系”的程度。我认为，东亚合作机制应从具体简单问题，从容易解决的，从小的问题开始，比如，改变思维方式，解决东北亚地区海域命名问题。
金莱尔(LyleJ.Goldstein，美国海军战争学院中国海洋研究所副教授)：中美在西太平洋海洋冲突的控制涉及竞争和合作两方面。关于中美竞争，应借鉴英美、日美、苏美三个历史案例。而在中美军事合作的主要方面，双方应在危机管理、建立互信、海上搜救、海上反恐、灾后重建、环境保护、地区海洋安全和海洋通道安全方面加大合作力度。
(此文为近日上海论坛政治分论坛的部分发言摘要。）
http://www.chinanews.com/gj/2013/06-05/4893911.shtml
2013年06月05日 来源：环球时报
中国处理纷争的七大原则
苏长和(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中国的包容式改进及其对亚洲纷争处理的启示，即“七个原则”。经济增长加法原则，积极建立及参与20国集团，中国东盟自贸区，亚太经合组织等；积极让利原则，从长远角度考虑，让弱小一方先得利，多得利；不损害他人利益原则，中国不对外转嫁危机，通过内部消化和制度创新来解决自身问题；创立条件原则；公平比例和均衡原则，保证弱势国家最大得利，分享收益；在遵守规则中，改进规则，完善规则；不相互否定原则，不以自身成就否定他国道路，不以外部道路否定本国发展。总之，中国式包容改进原则中蕴含着浓厚的东方文化，其他亚洲国家和国际社会应寻求与之的共识。
迪庞科·班纳吉(DipankarBanerjee，印度和平与冲突研究所主任)：领土边界划定有必要性，美国著名诗人弗罗斯特提出的栅栏概念，即好篱笆造就好邻居。亚洲发展应以包括中印五大和平共处原则在内的各国合作里程碑为基础。意识到国家间关系的重要性，努力维持战略性合作，在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扩大互信。实施独立外交政策，促进共同繁荣。我们应当用有效的亚洲方式，解决亚洲问题。通过对话维护彼此核心利益。在宽容和谐的核心文化范围内，寻求共识。
里亚兹·穆罕默德·汗(RiazMonhammadKhan，巴基斯坦前外交秘书、前驻华大使)：印巴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应当以政治方式解决；以对话洽谈解决冲突，促使关系正常化。要关注具体问题的特殊性。在区域经贸，军事撤出等方面持续沟通，去除潜在威胁。尊重本地区人民自主权，打破传统思维方式。
中日关系应增进韧性
胡令远(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价值利益范式下，战后日本对华关系有三种类型：一是规避与超越型，即1972年体制，具有一定的政治外交后遗症代价；二是固守与挑战型，即向美国一边倒，采取所谓的价值观外交，用台湾问题和历史观挑战中日关系政治基础；三是链接与统合型，即作为“内海”的太平洋，形成“等边三角形”的中日美关系。
高原明生(日本东京大学教授)：首先我们应该看到国际环境在发生变化，一是2008年美国开始实行“重返亚太”政策。二是中国国家内部开始辩论：还要不要继续韬光养晦？以及中国模式是什么？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我们究竟如何应对钓鱼岛危机呢？我认为，历史经验应该维系，中国应该承认日本过去40年的实际控制，日本应该停止登岛活动。同时，要增强中日关系韧性，增加两国人民对彼此国家的认知，日本应增强对中国人民的公共外交。中日美三国长远地共存，增强信任。
胡德坤(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院长)：21世纪世界发展趋势是走向合作与发展，中日关系的根本改善是个漫长过程。近期政策应以“和”为上，搁置争议，维持“政冷经热”，不影响两国的战略性发展。长期政策应是“合”为贵，求同存异。保留争议，共谋双赢，促进我国的发展。
过去划界经验的启示
邢广程(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我们可以从中俄哈吉塔成功解决边界问题获得一些启示。随着苏联解体而来的地缘政治变化，给中俄边界谈判带来不确定因素，谈判程序变复杂，中国回旋余地变狭小。通过“4+1”边界谈判模式，中国及时在变化中与中亚新邻居发展关系。例如：1996年在上海达成的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信任的协定和1997年在莫斯科达成的关于在边境地区进行裁军的协定等。在此基础上促成“上海五国”机制，逐步解决了边界问题。在处理边界问题上，国家关系的良好状态，创造新型谈判模式，体现互谅互让原则和双赢理念，以及控制双方极端民族主义情绪都是极为重要的。
杜进森(越南社会科学院中国研究所所长)：从越中北部湾划界协定来看，划界是有必要的：该地区无明确国界时，经常发生争端。划界能为两国国内的发展创造和平外交关系。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两国有必要明确专属经济区界线。因此北部湾的划界内容包括划定两国领海边界，划定专属经济区和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这是越中关系和划界里程碑，为其他事件提供经验。
石源华(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主任)：中韩处理高句丽历史问题，可以说是“搁置外交”的成功案例。搁置争议，是因为历史分歧，不可能在短期内达到一致，应允许双方保持自己观点。同时，高层及时沟通非常重要，以避免发生误判和问题激化。还需有足够耐心，留待将来心平气和妥善解决争端。随着东亚可能的一体化进程，问题严重性可能自行消减。
东亚如何应对海上挑战
金永明(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我想谈谈联合国海洋法解决南海问题争议的局限性。国际法院无法解决领土争端。中国已经提交声明，海洋划界，领土归属，军事活动等不接受国际法院管辖。我建议中国发布《南海白皮书》，增强海洋区域普查措施，加大行政管理。中国与东盟在海洋环保，科研，救助等方面可进行合作。在增强互信基础上，应制定约束性文件，实施广义共同开发制度。
苏俊燮(韩国国会图书馆研究员)：东北亚地区在历史上从未形成区域协作机制。目前也未形成统一的命名机制。比如，韩国与日本有关“日本海”的名称问题。这说明，东北亚还未达到“近代国际关系”的程度。我认为，东亚合作机制应从具体简单问题，从容易解决的，从小的问题开始，比如，改变思维方式，解决东北亚地区海域命名问题。
金莱尔(LyleJ.Goldstein，美国海军战争学院中国海洋研究所副教授)：中美在西太平洋海洋冲突的控制涉及竞争和合作两方面。关于中美竞争，应借鉴英美、日美、苏美三个历史案例。而在中美军事合作的主要方面，双方应在危机管理、建立互信、海上搜救、海上反恐、灾后重建、环境保护、地区海洋安全和海洋通道安全方面加大合作力度。
(此文为近日上海论坛政治分论坛的部分发言摘要。）
http://www.chinanews.com/gj/2013/06-05/4893911.shtml七国学者谈亚太纷争解决之道
2013年06月05日 来源：环球时报
中国处理纷争的七大原则
苏长和(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中国的包容式改进及其对亚洲纷争处理的启示，即“七个原则”。经济增长加法原则，积极建立及参与20国集团，中国东盟自贸区，亚太经合组织等；积极让利原则，从长远角度考虑，让弱小一方先得利，多得利；不损害他人利益原则，中国不对外转嫁危机，通过内部消化和制度创新来解决自身问题；创立条件原则；公平比例和均衡原则，保证弱势国家最大得利，分享收益；在遵守规则中，改进规则，完善规则；不相互否定原则，不以自身成就否定他国道路，不以外部道路否定本国发展。总之，中国式包容改进原则中蕴含着浓厚的东方文化，其他亚洲国家和国际社会应寻求与之的共识。
迪庞科·班纳吉(DipankarBanerjee，印度和平与冲突研究所主任)：领土边界划定有必要性，美国著名诗人弗罗斯特提出的栅栏概念，即好篱笆造就好邻居。亚洲发展应以包括中印五大和平共处原则在内的各国合作里程碑为基础。意识到国家间关系的重要性，努力维持战略性合作，在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扩大互信。实施独立外交政策，促进共同繁荣。我们应当用有效的亚洲方式，解决亚洲问题。通过对话维护彼此核心利益。在宽容和谐的核心文化范围内，寻求共识。
里亚兹·穆罕默德·汗(RiazMonhammadKhan，巴基斯坦前外交秘书、前驻华大使)：印巴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应当以政治方式解决；以对话洽谈解决冲突，促使关系正常化。要关注具体问题的特殊性。在区域经贸，军事撤出等方面持续沟通，去除潜在威胁。尊重本地区人民自主权，打破传统思维方式。
中日关系应增进韧性
胡令远(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价值利益范式下，战后日本对华关系有三种类型：一是规避与超越型，即1972年体制，具有一定的政治外交后遗症代价；二是固守与挑战型，即向美国一边倒，采取所谓的价值观外交，用台湾问题和历史观挑战中日关系政治基础；三是链接与统合型，即作为“内海”的太平洋，形成“等边三角形”的中日美关系。
高原明生(日本东京大学教授)：首先我们应该看到国际环境在发生变化，一是2008年美国开始实行“重返亚太”政策。二是中国国家内部开始辩论：还要不要继续韬光养晦？以及中国模式是什么？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我们究竟如何应对钓鱼岛危机呢？我认为，历史经验应该维系，中国应该承认日本过去40年的实际控制，日本应该停止登岛活动。同时，要增强中日关系韧性，增加两国人民对彼此国家的认知，日本应增强对中国人民的公共外交。中日美三国长远地共存，增强信任。
胡德坤(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院长)：21世纪世界发展趋势是走向合作与发展，中日关系的根本改善是个漫长过程。近期政策应以“和”为上，搁置争议，维持“政冷经热”，不影响两国的战略性发展。长期政策应是“合”为贵，求同存异。保留争议，共谋双赢，促进我国的发展。
过去划界经验的启示
邢广程(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我们可以从中俄哈吉塔成功解决边界问题获得一些启示。随着苏联解体而来的地缘政治变化，给中俄边界谈判带来不确定因素，谈判程序变复杂，中国回旋余地变狭小。通过“4+1”边界谈判模式，中国及时在变化中与中亚新邻居发展关系。例如：1996年在上海达成的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信任的协定和1997年在莫斯科达成的关于在边境地区进行裁军的协定等。在此基础上促成“上海五国”机制，逐步解决了边界问题。在处理边界问题上，国家关系的良好状态，创造新型谈判模式，体现互谅互让原则和双赢理念，以及控制双方极端民族主义情绪都是极为重要的。
杜进森(越南社会科学院中国研究所所长)：从越中北部湾划界协定来看，划界是有必要的：该地区无明确国界时，经常发生争端。划界能为两国国内的发展创造和平外交关系。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两国有必要明确专属经济区界线。因此北部湾的划界内容包括划定两国领海边界，划定专属经济区和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这是越中关系和划界里程碑，为其他事件提供经验。
石源华(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主任)：中韩处理高句丽历史问题，可以说是“搁置外交”的成功案例。搁置争议，是因为历史分歧，不可能在短期内达到一致，应允许双方保持自己观点。同时，高层及时沟通非常重要，以避免发生误判和问题激化。还需有足够耐心，留待将来心平气和妥善解决争端。随着东亚可能的一体化进程，问题严重性可能自行消减。
东亚如何应对海上挑战
金永明(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我想谈谈联合国海洋法解决南海问题争议的局限性。国际法院无法解决领土争端。中国已经提交声明，海洋划界，领土归属，军事活动等不接受国际法院管辖。我建议中国发布《南海白皮书》，增强海洋区域普查措施，加大行政管理。中国与东盟在海洋环保，科研，救助等方面可进行合作。在增强互信基础上，应制定约束性文件，实施广义共同开发制度。
苏俊燮(韩国国会图书馆研究员)：东北亚地区在历史上从未形成区域协作机制。目前也未形成统一的命名机制。比如，韩国与日本有关“日本海”的名称问题。这说明，东北亚还未达到“近代国际关系”的程度。我认为，东亚合作机制应从具体简单问题，从容易解决的，从小的问题开始，比如，改变思维方式，解决东北亚地区海域命名问题。
金莱尔(LyleJ.Goldstein，美国海军战争学院中国海洋研究所副教授)：中美在西太平洋海洋冲突的控制涉及竞争和合作两方面。关于中美竞争，应借鉴英美、日美、苏美三个历史案例。而在中美军事合作的主要方面，双方应在危机管理、建立互信、海上搜救、海上反恐、灾后重建、环境保护、地区海洋安全和海洋通道安全方面加大合作力度。
(此文为近日上海论坛政治分论坛的部分发言摘要。）
http://www.chinanews.com/gj/2013/06-05/489391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