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尘封档案》-----延安第一特务案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30 04:18:15
本文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04年增刊第7期 （2004年所刊称之为《解密档案》，我转帖仍保持《尘封档案》名称）
延安第一特务案
——尘封六十年的中国反间谍案之谜
郝在今
“反特”，现称“反间谍”，始终是公安保卫部门的首要任务。
本文披露的这个案件，也许是中共历史上最大的反特案件。但是，这个极其重要的案件，却尘封六十多年，至今未有完整的记述文字。
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军统“汉中特训班”毕业的特务，打入中共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等地，四十多个特务潜入军委二局、陕西省委、保安处等重要岗位，这是“抗战”时期国民党特务成功潜入的最大批量。在中共中央社会部的指导下，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将这批特务一网打尽。
这个案件引出重大后果。延安整风进入审干阶段，又发展到抢救运动，都与发现这批特务有关。
这个案件还有重大启示。这批特务中有一批人成为中共特别党员，加入中共情报组织，成为“化敌为我服务”的例证。
这是中共抗日战争时期反间谍工作的最大成果，称为“延安反特第一案”确实当之无愧。
1.一个庆阳人的汉中行
陕甘宁边区的前身是陕北苏区和陕甘苏区，辖区包括陕西的北部、宁夏南部的盐池县和甘肃的陇东部分地区。陕西北部贫瘠，宁夏南部苦咸，惟有这陇东，还有一片富庶地方。陇东被国共两党一分为二。东部原是陕甘边苏区，后来成立庆环分区，专署设在曲子镇。西部有国民党的两个行政区，专署在平凉和西峰。
国民党、共产党同时在庆阳执政，双方的情报、保卫机构也明里暗里角斗。庆环分区保安科科长是李甫山，秘书是边保七里铺训练班一期毕业的乔苍松。刚从七里铺二期毕业的郝苏，到了陇东就被李甫山派到国民党专署所在的西峰镇潜伏。庆阳县保安科长郑子兴手下缺个有文化的秘书，不久又把郝苏调回。涂占奎正任环县保安科特务队指导员，忙着剿匪。
庆阳成了国共两党争夺政权、争夺人心的地方，长年处于拉锯之中的陇东人，也不得不学会如何生存。社会上层特别是地主层，往往采取左右逢源的态度，谁来执政都行，我只要保住我的家产地位。平民老百姓则倾向共产党，这是因为，国民党的县政府只是收租收税，共产党的八路军部队却组织抗日救亡的群众活动，还搞减租减息。庆阳的老百姓遇到难处不找国民党的县政府，而是找共产党的抗敌后援会。
庆阳人吴南山高中文化，在樊家庙短期义务小学当校长。当地的农会主席和保长都是共产党员，经常找吴南山帮助写些文案。庆阳县教育局局长缪至德是国民党员，停发义务小学教师的工资，吴南山就找庆阳西街小学的校长陆为公。陆为公是本地人，红军西征时加入共产党，又是庆阳抗敌后援会的主任，这个主任在庆阳的影响力相当于县长。陆为公帮吴南山写了状子，上告到省教育厅，可是，省教育厅派来的督学却把吴南山训斥一顿。后来，区公署又借口这个小学的教员唐得智的父亲欠了两元税款，把唐得智拉去打屁股板子！竟然欺侮教师？陆为公、吴南山带着庆阳几十个教师冲到区公署，把区长也打一顿。由此，庆阳的国民党认为吴南山有些“红”。后来，吴南山被调到庆阳县第一完小当教员。多才多艺的吴南山拉胡琴，闹社火，排演戏剧，上街宣传，搞得更热火。国民党庆阳县教育局长缪至德点名批评吴南山。别人提醒他，你再逼他，他就跑到延安去了。
1939年12月，陇东的“摩擦”激烈起来，国民党进攻共产党的镇原、宁县地区，八路军赶跑国民党的合水、庆阳县政府。吴南山和庆阳的一些小学教员被国民党裹胁到西峰镇。缪至德挟嫌报复，以吴南山和八路军接触多为借口，不给吴南山工作。吴南山离开家乡，生活无着，就在第二完小帮助闹社火。正月十五一过，社火也闹完了，又解决不了吃住，吴南山不得不自找出路。这时碰到原来庆阳第一完小的同事胡瑞麟。只见这人穿着一身黄军装，相当神气，又相当神秘！这就引起吴南山的好奇，赶紧找他介绍工作。这胡瑞麟还卖关子，声称自己参加了国民党的亲信组织，像你吴南山这样的人太红，不要。这个时候，不少陇东人还认为国民党是正统，到重庆工作还是相当诱人。吴南山再三央求，胡瑞麟这才说，重庆有个战时干部训练第一团正在招生，免费上学，毕业分配工作，月薪五十元。继续上学正合吴南山的心愿，何况又可以解决生活出路。吴南山邀集李滋渊、杨易荣等几个同事一起去，胡瑞麟提供了一点儿旅费，说是不够到重庆，让吴南山到了汉中再找一个叫杜长城的人借钱。
三人到了西安，杨易荣生病住院，吴南山在街上碰到几个庆阳老乡，告诉他去的地方严得很，当地人主动报名都不要。吴南山不知这几个人正是“汉中特训班”的毕业生，还说严怕什么。三个老乡答应照看杨易荣，吴南山就和李滋渊去了汉中。
吴南山如约来到汉中馆子街18号，见到的杜长城是个佩带短剑的军官。杜长城看了胡瑞麟的介绍信，带两人上街照了相，然后就说带他俩乘车去重庆。杜长城坐着洋车，吴南山和李滋渊步行跟着，一直走出汉中东门，到了郊外的十八里铺，又从兴隆寺旁的小路穿过去。吴南山和李滋渊觉得这地方不对，但又不敢追问。
杜长城带着两人来到一处院落，像是一个破落的地主庄园，有三个相连的院落，门外挂着牌子——“战时游击战术干部训练班”。
进去之后更觉不对，门口有人站岗，院里有便衣巡逻，戒备森严。
杜长城把吴南山和李滋渊交给一个叫做王绍文的教官，王教官询问一通，交待今后不准使用真实姓名，给吴南山起名“吴继尧”，还有一个代号。然后就是填表，撰写详细自传，再经过教官谈话核实后，才算正式加入。吴南山带的东西，除了水笔之外都被收走了，从里到外换上军服。教官交待纪律：一不准见了熟人打招呼，二不准在受训期间抽烟，三不准把真实姓名和住址告诉其他人，四不准和其他学员交头接耳，五不准在受训期间请假外出，六不准在受训期间理发洗澡，七不准向外写信和会客，八不准在本部院子中单独走来走去，九不准在课堂上说一句话，十不准不经请示离座上厕所。
吴南山诧异：这哪里像是学校？
吴南山和李滋渊被送到一个房子里面。同屋有好几个老家的熟人，可是都不跟两人说话，有的还暗示不要交谈。吴南山好生诧异。到了厕所，才有人悄悄告诉：这里很可怕，千万不能随便说话，否则一不对就会押起来，或者失踪，或者丢到硫酸池里面！
睡觉的地方是两排草铺，一人一尺多宽，早来的学员满脸胡须，满头长发，躺下，人人都一动不动。这晚，吴南山蒙着被子悄悄流泪。
这个训练班的日程十分紧张。早上五点半起床升旗，晚上十点降旗睡觉，上午下午各上四小时课，晚上还有加课，整天没有任何个人活动时间。吃饭还有仪式，饭菜摆好后人人起立，待班主任程益到场，值星官一声“立正”报告人数，然后程益一句“开动”，大家才能吃饭。狼吞虎咽五分钟，值星官就吹哨停止就餐。大家又是立正，目送教官出场，而后列队慢跑十五分钟，上厕所五分钟，接着就是上课了。一天三顿饭，顿顿有仪式。
这个训练班的课程都是令人胆寒的特务专业。有总理遗教、总裁言行、国际政治、中共问题、西北民情、群众心理等政治社会课程，也有政治侦探、交通学、射击学、爆破学、通讯学、兵器学、药物学、擒拿术、化装术、“海底”知识等特务专业技能。“密写”要用米汤、白矾、唾液、浆糊，显现要用碘酒、火烤。密电可以用明码加“密约”，还有“隐身法”、“先横后直”、“先直后横”。
吴南山是个好学的青年，但对这些课程却是闻所未闻，只有小心学习。
这个训练班的管理极其严格。教官公然宣称要拜师德国希特勒和意大利墨索里尼，“你要怠工，后面有人鞭笞你，你要叛逃，后面有人打死你！”学员迟到就挨打，上课说话也挨打，就连上厕所东张西望也要关禁闭。一次上课，吴南山无意间摇腿碰响竹桌，教官非说吴南山“心不在焉另有所思”，上来就是一个耳光当胸两拳！
这哪里是抗日游击训练班，分明是人间地狱！吴南山表面上检讨过关，心中暗想：在这由你，出去由我！
这个训练班十分重视讲授关于共产党的课程。“第三国际是苏联组织的国际间谍网”，“中共是苏联的武装间谍团”。“只有消灭中共，中国才能复兴，中国复兴，太平洋才能太平”。《中共内幕》的小册子大谈“共产共妻”，“一个女人进了边区就成了大家的老婆”！
吴南山是从边区来的，吴南山见过共产党人，哪里是这种样子！吴南山是来学习抗日的，教官越是宣传反共，反而越是使吴南山觉得国民党不是真心抗日，而是真心争权。吴南山决心，离开这里坚决不给他们干事！
下定决心之后，吴南山反而能够适应这里的生活。你骗我我也骗你，吴南山假装心甘情愿，学习相当积极。为了回去有所交待，吴南山利用学习机会，暗中记忆这个训练班的组织、人员、课程设置和内容，又利用晚上值班的机会，抄写“万能显影液”和“汞爆药”的配方，搓成细卷藏到头发里面。
教官李国栋表扬吴南山学得好，吴南山乘机说：来学习就是为了搞共产党，让我回去我就干。可是，现在回去还能说出去考学没考上又回来了，时间长了就不好说了。李国栋也觉得有道理，就向班主任程益汇报。程益给吴南山编了一个代号叫101，就派吴南山回庆阳工作。临行编制“海底”，写下自己的姓名、别名、化名、永久住址和通信地址，写下情报对象的化名，通信密约，最后就是誓言。写好后，个人背熟，底件留在“汉训班”。将来秘密通讯，就靠这个“海底”。
一个姓张的别动队员护送吴南山离开。吴南山知道，自己参加的是第四期，别人受训两个月，自己提前一个月毕业，是第一个离开的学员。出了十八里铺，姓张的说：“你们年轻娃娃要小心，你出去以后不要回来了。凡进过这里的人，再回来下场都不好，发现不轨就没命了！”吴南山以为此人是试探自己，故意表示忠诚，说自己还要回来。到了汉中汽车站，这个姓张的流泪了：“我看你是个忠实分子，你向程益报告去，把我收拾算了。”这下，吴南山倒放心了，此人刚才说的还是真心话。
吴南山到了西安，到北大街的一处机关接头。这里是军统西安站的联络机关，指示吴南山今后直接和这里通信联系，到西峰镇之后找张明哲领导。吴南山又到处打听一起从西峰来的杨易荣，别人说病死了。
返回陇东的路上，吴南山还心有余悸。本来是想寻找一条生活出路，没想到却陷入危险的特务组织！现在，虽然自己逃出了国民党特务的虎口，可是，回到陇东，共产党能不能信任自己呢？
2.吴南山弃暗投明
到了西峰镇，吴南山先与军统联络组长张明哲接上头，又给陆为公写信，说是出去没考上学，想托他找工作。陆为公回信叫吴南山回庆阳工作。吴南山心想，只要不杀我，我就交代，要杀我我就跑！
就在吴南山离开的这些天里，庆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民党的县政府、县党部都被赶走了，1940年2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委任共产党员朱开铨代理县长，原抗敌后援会主任姚静波任秘书，地方知名人士田绍锡为民政科长。上级派来高益任财务科长，郑子兴为保安科长，秦平为保安科秘书。4月20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又决定在庆阳设立陇东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任命王维舟、朱开铨为正副专员。8月，又将以曲子为中心的庆环分区，与以庆阳为中心的陇东分区合并，成为陇东分区。中共陇东地委书记为马文瑞，正副专员为王维舟、马锡武。陇东保安科科长是李甫山，秘书乔苍松，侦察股长郝苏、治安股长涂占奎。
陇东地区过去没有一所中学，共产党执政就抓教育，决定创建陇东中学。吴南山刚回庆阳就被安排参加筹建，7月到陇东中学任教师，兼任学生生活大队副大队长。吴南山边工作边思考自己的出路，先是给军统写了两封汇报信，第一封说回到庆阳，第二封说在陇东中学工作。9月，陇东中学正式开学，校长是马文瑞、副校长是陆为公。吴南山带领学生平整操场、上山砍柴，工作得很愉快。可是，晚上就时常忧虑，还有一块挥之不去的心病。
共产党领导的陇东变化太大，从来没有中学的庆阳当年就有了中学，还由毛泽东亲笔题写了校名。而吴南山本人，在国民党统治下连小学教师的饭碗都端不上，在共产党这里却成了中学老师！陇东各方面的建设都很兴旺，吴南山观察着共产党的政策，怎么看都比国民党好。
共产党在边区搞民主选举，吴南山熟悉的陆为公，当选为庆阳县首任民主选举的县长。县里召开人民代表会，吴南山还是被邀请代表。见共产党这样信任自己，吴南山决心交代问题。
10月初的一个晚上，吴南山到陆为公家里谈心。两人边饮边谈，陆为公向吴南山介绍边区民主建设的情况。吴南山感叹：“国民党说共产党不民主，我看咱们庆阳县的人民代表会就很民主。”
两人一直谈了个通宵，到了凌晨，吴南山试探：“我这趟出去，动(闯)了个麻达(麻烦)。”
陆为公问：“啥事？”
吴南山为难地说：“杀头哇！人家说给谁都不能讲，说出去就要暗杀。”
陆为公硬气地说：“我们边区他敢来？我们有政权！”
边区政府的县长如此撑腰，吴南山下定决心，说出“汉中特训班”问题。
陆为公大吃一惊。虽然前面从话音里面听出有些问题，估计是国民党关系，但没想到居然是特务！陆为公反复追问吴南山这是否是真的，见吴南山十分认真，就劝吴南山不要背上包袱。
事关重大，陆为公没有向任何人讲，当天上午就向马文瑞汇报。这不仅因为马文瑞是吴南山的校长，而且因为，马文瑞是中共陇东地委书记。按照党的有关规定，情报、保卫工作必须由地区党的最高负责人亲自掌握。
马文瑞得知此事的时候，边保刚刚提出要“积极争取一切可能利用的力量去削弱敌人的破坏力量”。虽然陇东这里尚未进行这种复杂的工作，但是，陇东地委书记马文瑞还是心中有数。
马文瑞于1926年在陕北榆林中学加入共青团，参与创建陕北根据地。1934年就到庆阳拉队伍，开辟陕甘东地区根据地。抗日战争时期，先后担任庆环地委书记、陇东地委书记。马文瑞熟悉陇东地区敌我交错的情况，理解吴南山误入国民党特务的实情。马文瑞也知道，中央正在调整政策，鼓励在敌人内部建立情报力量。
马文瑞让陆为公再找保安科长李甫山反映。当晚，马文瑞、李甫山、陆为公三人，一起与吴南山谈话。
在一家商店的柜房，一场决定案件走向的谈话进行着。面对共产党的地委书记、保安科长、县长，吴南山坦率地交代自己误入“汉中特训班”的详细情况，吴南山诚恳地讲出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坏现象。
马文瑞热情地鼓励吴南山：“弃暗投明很好！”马文瑞还表示要给吴南山工作。马文瑞明确提出：“第一，敌人骗你、陷害你，我们共产党挽救你、保护你。第二，敌人要用这种方法破坏我们边区，我们就要利用敌人的办法，采取继续与敌人保持联系的方式和敌人作斗争。第三，这件事情要保密，你只同李甫山联系，直接受李领导，不和别人发生关系。”
共产党在陇东的最高领导亲自交待政策，吴南山心头踏实了。
李甫山又接吴南山到保安科驻地写了两天材料。以后，吴南山找李甫山联络，都从保安科的后门进出。按照李甫山的布置，吴南山与西安密写通信，由伪装布贩子的张凌汉传送。
本文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04年增刊第7期 （2004年所刊称之为《解密档案》，我转帖仍保持《尘封档案》名称）
延安第一特务案
——尘封六十年的中国反间谍案之谜
郝在今
“反特”，现称“反间谍”，始终是公安保卫部门的首要任务。
本文披露的这个案件，也许是中共历史上最大的反特案件。但是，这个极其重要的案件，却尘封六十多年，至今未有完整的记述文字。
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军统“汉中特训班”毕业的特务，打入中共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等地，四十多个特务潜入军委二局、陕西省委、保安处等重要岗位，这是“抗战”时期国民党特务成功潜入的最大批量。在中共中央社会部的指导下，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将这批特务一网打尽。
这个案件引出重大后果。延安整风进入审干阶段，又发展到抢救运动，都与发现这批特务有关。
这个案件还有重大启示。这批特务中有一批人成为中共特别党员，加入中共情报组织，成为“化敌为我服务”的例证。
这是中共抗日战争时期反间谍工作的最大成果，称为“延安反特第一案”确实当之无愧。
1.一个庆阳人的汉中行
陕甘宁边区的前身是陕北苏区和陕甘苏区，辖区包括陕西的北部、宁夏南部的盐池县和甘肃的陇东部分地区。陕西北部贫瘠，宁夏南部苦咸，惟有这陇东，还有一片富庶地方。陇东被国共两党一分为二。东部原是陕甘边苏区，后来成立庆环分区，专署设在曲子镇。西部有国民党的两个行政区，专署在平凉和西峰。
国民党、共产党同时在庆阳执政，双方的情报、保卫机构也明里暗里角斗。庆环分区保安科科长是李甫山，秘书是边保七里铺训练班一期毕业的乔苍松。刚从七里铺二期毕业的郝苏，到了陇东就被李甫山派到国民党专署所在的西峰镇潜伏。庆阳县保安科长郑子兴手下缺个有文化的秘书，不久又把郝苏调回。涂占奎正任环县保安科特务队指导员，忙着剿匪。
庆阳成了国共两党争夺政权、争夺人心的地方，长年处于拉锯之中的陇东人，也不得不学会如何生存。社会上层特别是地主层，往往采取左右逢源的态度，谁来执政都行，我只要保住我的家产地位。平民老百姓则倾向共产党，这是因为，国民党的县政府只是收租收税，共产党的八路军部队却组织抗日救亡的群众活动，还搞减租减息。庆阳的老百姓遇到难处不找国民党的县政府，而是找共产党的抗敌后援会。
庆阳人吴南山高中文化，在樊家庙短期义务小学当校长。当地的农会主席和保长都是共产党员，经常找吴南山帮助写些文案。庆阳县教育局局长缪至德是国民党员，停发义务小学教师的工资，吴南山就找庆阳西街小学的校长陆为公。陆为公是本地人，红军西征时加入共产党，又是庆阳抗敌后援会的主任，这个主任在庆阳的影响力相当于县长。陆为公帮吴南山写了状子，上告到省教育厅，可是，省教育厅派来的督学却把吴南山训斥一顿。后来，区公署又借口这个小学的教员唐得智的父亲欠了两元税款，把唐得智拉去打屁股板子！竟然欺侮教师？陆为公、吴南山带着庆阳几十个教师冲到区公署，把区长也打一顿。由此，庆阳的国民党认为吴南山有些“红”。后来，吴南山被调到庆阳县第一完小当教员。多才多艺的吴南山拉胡琴，闹社火，排演戏剧，上街宣传，搞得更热火。国民党庆阳县教育局长缪至德点名批评吴南山。别人提醒他，你再逼他，他就跑到延安去了。
1939年12月，陇东的“摩擦”激烈起来，国民党进攻共产党的镇原、宁县地区，八路军赶跑国民党的合水、庆阳县政府。吴南山和庆阳的一些小学教员被国民党裹胁到西峰镇。缪至德挟嫌报复，以吴南山和八路军接触多为借口，不给吴南山工作。吴南山离开家乡，生活无着，就在第二完小帮助闹社火。正月十五一过，社火也闹完了，又解决不了吃住，吴南山不得不自找出路。这时碰到原来庆阳第一完小的同事胡瑞麟。只见这人穿着一身黄军装，相当神气，又相当神秘！这就引起吴南山的好奇，赶紧找他介绍工作。这胡瑞麟还卖关子，声称自己参加了国民党的亲信组织，像你吴南山这样的人太红，不要。这个时候，不少陇东人还认为国民党是正统，到重庆工作还是相当诱人。吴南山再三央求，胡瑞麟这才说，重庆有个战时干部训练第一团正在招生，免费上学，毕业分配工作，月薪五十元。继续上学正合吴南山的心愿，何况又可以解决生活出路。吴南山邀集李滋渊、杨易荣等几个同事一起去，胡瑞麟提供了一点儿旅费，说是不够到重庆，让吴南山到了汉中再找一个叫杜长城的人借钱。
三人到了西安，杨易荣生病住院，吴南山在街上碰到几个庆阳老乡，告诉他去的地方严得很，当地人主动报名都不要。吴南山不知这几个人正是“汉中特训班”的毕业生，还说严怕什么。三个老乡答应照看杨易荣，吴南山就和李滋渊去了汉中。
吴南山如约来到汉中馆子街18号，见到的杜长城是个佩带短剑的军官。杜长城看了胡瑞麟的介绍信，带两人上街照了相，然后就说带他俩乘车去重庆。杜长城坐着洋车，吴南山和李滋渊步行跟着，一直走出汉中东门，到了郊外的十八里铺，又从兴隆寺旁的小路穿过去。吴南山和李滋渊觉得这地方不对，但又不敢追问。
杜长城带着两人来到一处院落，像是一个破落的地主庄园，有三个相连的院落，门外挂着牌子——“战时游击战术干部训练班”。
进去之后更觉不对，门口有人站岗，院里有便衣巡逻，戒备森严。
杜长城把吴南山和李滋渊交给一个叫做王绍文的教官，王教官询问一通，交待今后不准使用真实姓名，给吴南山起名“吴继尧”，还有一个代号。然后就是填表，撰写详细自传，再经过教官谈话核实后，才算正式加入。吴南山带的东西，除了水笔之外都被收走了，从里到外换上军服。教官交待纪律：一不准见了熟人打招呼，二不准在受训期间抽烟，三不准把真实姓名和住址告诉其他人，四不准和其他学员交头接耳，五不准在受训期间请假外出，六不准在受训期间理发洗澡，七不准向外写信和会客，八不准在本部院子中单独走来走去，九不准在课堂上说一句话，十不准不经请示离座上厕所。
吴南山诧异：这哪里像是学校？
吴南山和李滋渊被送到一个房子里面。同屋有好几个老家的熟人，可是都不跟两人说话，有的还暗示不要交谈。吴南山好生诧异。到了厕所，才有人悄悄告诉：这里很可怕，千万不能随便说话，否则一不对就会押起来，或者失踪，或者丢到硫酸池里面！
睡觉的地方是两排草铺，一人一尺多宽，早来的学员满脸胡须，满头长发，躺下，人人都一动不动。这晚，吴南山蒙着被子悄悄流泪。
这个训练班的日程十分紧张。早上五点半起床升旗，晚上十点降旗睡觉，上午下午各上四小时课，晚上还有加课，整天没有任何个人活动时间。吃饭还有仪式，饭菜摆好后人人起立，待班主任程益到场，值星官一声“立正”报告人数，然后程益一句“开动”，大家才能吃饭。狼吞虎咽五分钟，值星官就吹哨停止就餐。大家又是立正，目送教官出场，而后列队慢跑十五分钟，上厕所五分钟，接着就是上课了。一天三顿饭，顿顿有仪式。
这个训练班的课程都是令人胆寒的特务专业。有总理遗教、总裁言行、国际政治、中共问题、西北民情、群众心理等政治社会课程，也有政治侦探、交通学、射击学、爆破学、通讯学、兵器学、药物学、擒拿术、化装术、“海底”知识等特务专业技能。“密写”要用米汤、白矾、唾液、浆糊，显现要用碘酒、火烤。密电可以用明码加“密约”，还有“隐身法”、“先横后直”、“先直后横”。
吴南山是个好学的青年，但对这些课程却是闻所未闻，只有小心学习。
这个训练班的管理极其严格。教官公然宣称要拜师德国希特勒和意大利墨索里尼，“你要怠工，后面有人鞭笞你，你要叛逃，后面有人打死你！”学员迟到就挨打，上课说话也挨打，就连上厕所东张西望也要关禁闭。一次上课，吴南山无意间摇腿碰响竹桌，教官非说吴南山“心不在焉另有所思”，上来就是一个耳光当胸两拳！
这哪里是抗日游击训练班，分明是人间地狱！吴南山表面上检讨过关，心中暗想：在这由你，出去由我！
这个训练班十分重视讲授关于共产党的课程。“第三国际是苏联组织的国际间谍网”，“中共是苏联的武装间谍团”。“只有消灭中共，中国才能复兴，中国复兴，太平洋才能太平”。《中共内幕》的小册子大谈“共产共妻”，“一个女人进了边区就成了大家的老婆”！
吴南山是从边区来的，吴南山见过共产党人，哪里是这种样子！吴南山是来学习抗日的，教官越是宣传反共，反而越是使吴南山觉得国民党不是真心抗日，而是真心争权。吴南山决心，离开这里坚决不给他们干事！
下定决心之后，吴南山反而能够适应这里的生活。你骗我我也骗你，吴南山假装心甘情愿，学习相当积极。为了回去有所交待，吴南山利用学习机会，暗中记忆这个训练班的组织、人员、课程设置和内容，又利用晚上值班的机会，抄写“万能显影液”和“汞爆药”的配方，搓成细卷藏到头发里面。
教官李国栋表扬吴南山学得好，吴南山乘机说：来学习就是为了搞共产党，让我回去我就干。可是，现在回去还能说出去考学没考上又回来了，时间长了就不好说了。李国栋也觉得有道理，就向班主任程益汇报。程益给吴南山编了一个代号叫101，就派吴南山回庆阳工作。临行编制“海底”，写下自己的姓名、别名、化名、永久住址和通信地址，写下情报对象的化名，通信密约，最后就是誓言。写好后，个人背熟，底件留在“汉训班”。将来秘密通讯，就靠这个“海底”。
一个姓张的别动队员护送吴南山离开。吴南山知道，自己参加的是第四期，别人受训两个月，自己提前一个月毕业，是第一个离开的学员。出了十八里铺，姓张的说：“你们年轻娃娃要小心，你出去以后不要回来了。凡进过这里的人，再回来下场都不好，发现不轨就没命了！”吴南山以为此人是试探自己，故意表示忠诚，说自己还要回来。到了汉中汽车站，这个姓张的流泪了：“我看你是个忠实分子，你向程益报告去，把我收拾算了。”这下，吴南山倒放心了，此人刚才说的还是真心话。
吴南山到了西安，到北大街的一处机关接头。这里是军统西安站的联络机关，指示吴南山今后直接和这里通信联系，到西峰镇之后找张明哲领导。吴南山又到处打听一起从西峰来的杨易荣，别人说病死了。
返回陇东的路上，吴南山还心有余悸。本来是想寻找一条生活出路，没想到却陷入危险的特务组织！现在，虽然自己逃出了国民党特务的虎口，可是，回到陇东，共产党能不能信任自己呢？
2.吴南山弃暗投明
到了西峰镇，吴南山先与军统联络组长张明哲接上头，又给陆为公写信，说是出去没考上学，想托他找工作。陆为公回信叫吴南山回庆阳工作。吴南山心想，只要不杀我，我就交代，要杀我我就跑！
就在吴南山离开的这些天里，庆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民党的县政府、县党部都被赶走了，1940年2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委任共产党员朱开铨代理县长，原抗敌后援会主任姚静波任秘书，地方知名人士田绍锡为民政科长。上级派来高益任财务科长，郑子兴为保安科长，秦平为保安科秘书。4月20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又决定在庆阳设立陇东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任命王维舟、朱开铨为正副专员。8月，又将以曲子为中心的庆环分区，与以庆阳为中心的陇东分区合并，成为陇东分区。中共陇东地委书记为马文瑞，正副专员为王维舟、马锡武。陇东保安科科长是李甫山，秘书乔苍松，侦察股长郝苏、治安股长涂占奎。
陇东地区过去没有一所中学，共产党执政就抓教育，决定创建陇东中学。吴南山刚回庆阳就被安排参加筹建，7月到陇东中学任教师，兼任学生生活大队副大队长。吴南山边工作边思考自己的出路，先是给军统写了两封汇报信，第一封说回到庆阳，第二封说在陇东中学工作。9月，陇东中学正式开学，校长是马文瑞、副校长是陆为公。吴南山带领学生平整操场、上山砍柴，工作得很愉快。可是，晚上就时常忧虑，还有一块挥之不去的心病。
共产党领导的陇东变化太大，从来没有中学的庆阳当年就有了中学，还由毛泽东亲笔题写了校名。而吴南山本人，在国民党统治下连小学教师的饭碗都端不上，在共产党这里却成了中学老师！陇东各方面的建设都很兴旺，吴南山观察着共产党的政策，怎么看都比国民党好。
共产党在边区搞民主选举，吴南山熟悉的陆为公，当选为庆阳县首任民主选举的县长。县里召开人民代表会，吴南山还是被邀请代表。见共产党这样信任自己，吴南山决心交代问题。
10月初的一个晚上，吴南山到陆为公家里谈心。两人边饮边谈，陆为公向吴南山介绍边区民主建设的情况。吴南山感叹：“国民党说共产党不民主，我看咱们庆阳县的人民代表会就很民主。”
两人一直谈了个通宵，到了凌晨，吴南山试探：“我这趟出去，动(闯)了个麻达(麻烦)。”
陆为公问：“啥事？”
吴南山为难地说：“杀头哇！人家说给谁都不能讲，说出去就要暗杀。”
陆为公硬气地说：“我们边区他敢来？我们有政权！”
边区政府的县长如此撑腰，吴南山下定决心，说出“汉中特训班”问题。
陆为公大吃一惊。虽然前面从话音里面听出有些问题，估计是国民党关系，但没想到居然是特务！陆为公反复追问吴南山这是否是真的，见吴南山十分认真，就劝吴南山不要背上包袱。
事关重大，陆为公没有向任何人讲，当天上午就向马文瑞汇报。这不仅因为马文瑞是吴南山的校长，而且因为，马文瑞是中共陇东地委书记。按照党的有关规定，情报、保卫工作必须由地区党的最高负责人亲自掌握。
马文瑞得知此事的时候，边保刚刚提出要“积极争取一切可能利用的力量去削弱敌人的破坏力量”。虽然陇东这里尚未进行这种复杂的工作，但是，陇东地委书记马文瑞还是心中有数。
马文瑞于1926年在陕北榆林中学加入共青团，参与创建陕北根据地。1934年就到庆阳拉队伍，开辟陕甘东地区根据地。抗日战争时期，先后担任庆环地委书记、陇东地委书记。马文瑞熟悉陇东地区敌我交错的情况，理解吴南山误入国民党特务的实情。马文瑞也知道，中央正在调整政策，鼓励在敌人内部建立情报力量。
马文瑞让陆为公再找保安科长李甫山反映。当晚，马文瑞、李甫山、陆为公三人，一起与吴南山谈话。
在一家商店的柜房，一场决定案件走向的谈话进行着。面对共产党的地委书记、保安科长、县长，吴南山坦率地交代自己误入“汉中特训班”的详细情况，吴南山诚恳地讲出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坏现象。
马文瑞热情地鼓励吴南山：“弃暗投明很好！”马文瑞还表示要给吴南山工作。马文瑞明确提出：“第一，敌人骗你、陷害你，我们共产党挽救你、保护你。第二，敌人要用这种方法破坏我们边区，我们就要利用敌人的办法，采取继续与敌人保持联系的方式和敌人作斗争。第三，这件事情要保密，你只同李甫山联系，直接受李领导，不和别人发生关系。”
共产党在陇东的最高领导亲自交待政策，吴南山心头踏实了。
李甫山又接吴南山到保安科驻地写了两天材料。以后，吴南山找李甫山联络，都从保安科的后门进出。按照李甫山的布置，吴南山与西安密写通信，由伪装布贩子的张凌汉传送。
延安第一特务案
——尘封六十年的中国反间谍案之谜
郝在今
“反特”，现称“反间谍”，始终是公安保卫部门的首要任务。
本文披露的这个案件，也许是中共历史上最大的反特案件。但是，这个极其重要的案件，却尘封六十多年，至今未有完整的记述文字。
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军统“汉中特训班”毕业的特务，打入中共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等地，四十多个特务潜入军委二局、陕西省委、保安处等重要岗位，这是“抗战”时期国民党特务成功潜入的最大批量。在中共中央社会部的指导下，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将这批特务一网打尽。
这个案件引出重大后果。延安整风进入审干阶段，又发展到抢救运动，都与发现这批特务有关。
这个案件还有重大启示。这批特务中有一批人成为中共特别党员，加入中共情报组织，成为“化敌为我服务”的例证。
这是中共抗日战争时期反间谍工作的最大成果，称为“延安反特第一案”确实当之无愧。
1.一个庆阳人的汉中行
陕甘宁边区的前身是陕北苏区和陕甘苏区，辖区包括陕西的北部、宁夏南部的盐池县和甘肃的陇东部分地区。陕西北部贫瘠，宁夏南部苦咸，惟有这陇东，还有一片富庶地方。陇东被国共两党一分为二。东部原是陕甘边苏区，后来成立庆环分区，专署设在曲子镇。西部有国民党的两个行政区，专署在平凉和西峰。
国民党、共产党同时在庆阳执政，双方的情报、保卫机构也明里暗里角斗。庆环分区保安科科长是李甫山，秘书是边保七里铺训练班一期毕业的乔苍松。刚从七里铺二期毕业的郝苏，到了陇东就被李甫山派到国民党专署所在的西峰镇潜伏。庆阳县保安科长郑子兴手下缺个有文化的秘书，不久又把郝苏调回。涂占奎正任环县保安科特务队指导员，忙着剿匪。
庆阳成了国共两党争夺政权、争夺人心的地方，长年处于拉锯之中的陇东人，也不得不学会如何生存。社会上层特别是地主层，往往采取左右逢源的态度，谁来执政都行，我只要保住我的家产地位。平民老百姓则倾向共产党，这是因为，国民党的县政府只是收租收税，共产党的八路军部队却组织抗日救亡的群众活动，还搞减租减息。庆阳的老百姓遇到难处不找国民党的县政府，而是找共产党的抗敌后援会。
庆阳人吴南山高中文化，在樊家庙短期义务小学当校长。当地的农会主席和保长都是共产党员，经常找吴南山帮助写些文案。庆阳县教育局局长缪至德是国民党员，停发义务小学教师的工资，吴南山就找庆阳西街小学的校长陆为公。陆为公是本地人，红军西征时加入共产党，又是庆阳抗敌后援会的主任，这个主任在庆阳的影响力相当于县长。陆为公帮吴南山写了状子，上告到省教育厅，可是，省教育厅派来的督学却把吴南山训斥一顿。后来，区公署又借口这个小学的教员唐得智的父亲欠了两元税款，把唐得智拉去打屁股板子！竟然欺侮教师？陆为公、吴南山带着庆阳几十个教师冲到区公署，把区长也打一顿。由此，庆阳的国民党认为吴南山有些“红”。后来，吴南山被调到庆阳县第一完小当教员。多才多艺的吴南山拉胡琴，闹社火，排演戏剧，上街宣传，搞得更热火。国民党庆阳县教育局长缪至德点名批评吴南山。别人提醒他，你再逼他，他就跑到延安去了。
1939年12月，陇东的“摩擦”激烈起来，国民党进攻共产党的镇原、宁县地区，八路军赶跑国民党的合水、庆阳县政府。吴南山和庆阳的一些小学教员被国民党裹胁到西峰镇。缪至德挟嫌报复，以吴南山和八路军接触多为借口，不给吴南山工作。吴南山离开家乡，生活无着，就在第二完小帮助闹社火。正月十五一过，社火也闹完了，又解决不了吃住，吴南山不得不自找出路。这时碰到原来庆阳第一完小的同事胡瑞麟。只见这人穿着一身黄军装，相当神气，又相当神秘！这就引起吴南山的好奇，赶紧找他介绍工作。这胡瑞麟还卖关子，声称自己参加了国民党的亲信组织，像你吴南山这样的人太红，不要。这个时候，不少陇东人还认为国民党是正统，到重庆工作还是相当诱人。吴南山再三央求，胡瑞麟这才说，重庆有个战时干部训练第一团正在招生，免费上学，毕业分配工作，月薪五十元。继续上学正合吴南山的心愿，何况又可以解决生活出路。吴南山邀集李滋渊、杨易荣等几个同事一起去，胡瑞麟提供了一点儿旅费，说是不够到重庆，让吴南山到了汉中再找一个叫杜长城的人借钱。
三人到了西安，杨易荣生病住院，吴南山在街上碰到几个庆阳老乡，告诉他去的地方严得很，当地人主动报名都不要。吴南山不知这几个人正是“汉中特训班”的毕业生，还说严怕什么。三个老乡答应照看杨易荣，吴南山就和李滋渊去了汉中。
吴南山如约来到汉中馆子街18号，见到的杜长城是个佩带短剑的军官。杜长城看了胡瑞麟的介绍信，带两人上街照了相，然后就说带他俩乘车去重庆。杜长城坐着洋车，吴南山和李滋渊步行跟着，一直走出汉中东门，到了郊外的十八里铺，又从兴隆寺旁的小路穿过去。吴南山和李滋渊觉得这地方不对，但又不敢追问。
杜长城带着两人来到一处院落，像是一个破落的地主庄园，有三个相连的院落，门外挂着牌子——“战时游击战术干部训练班”。
进去之后更觉不对，门口有人站岗，院里有便衣巡逻，戒备森严。
杜长城把吴南山和李滋渊交给一个叫做王绍文的教官，王教官询问一通，交待今后不准使用真实姓名，给吴南山起名“吴继尧”，还有一个代号。然后就是填表，撰写详细自传，再经过教官谈话核实后，才算正式加入。吴南山带的东西，除了水笔之外都被收走了，从里到外换上军服。教官交待纪律：一不准见了熟人打招呼，二不准在受训期间抽烟，三不准把真实姓名和住址告诉其他人，四不准和其他学员交头接耳，五不准在受训期间请假外出，六不准在受训期间理发洗澡，七不准向外写信和会客，八不准在本部院子中单独走来走去，九不准在课堂上说一句话，十不准不经请示离座上厕所。
吴南山诧异：这哪里像是学校？
吴南山和李滋渊被送到一个房子里面。同屋有好几个老家的熟人，可是都不跟两人说话，有的还暗示不要交谈。吴南山好生诧异。到了厕所，才有人悄悄告诉：这里很可怕，千万不能随便说话，否则一不对就会押起来，或者失踪，或者丢到硫酸池里面！
睡觉的地方是两排草铺，一人一尺多宽，早来的学员满脸胡须，满头长发，躺下，人人都一动不动。这晚，吴南山蒙着被子悄悄流泪。
这个训练班的日程十分紧张。早上五点半起床升旗，晚上十点降旗睡觉，上午下午各上四小时课，晚上还有加课，整天没有任何个人活动时间。吃饭还有仪式，饭菜摆好后人人起立，待班主任程益到场，值星官一声“立正”报告人数，然后程益一句“开动”，大家才能吃饭。狼吞虎咽五分钟，值星官就吹哨停止就餐。大家又是立正，目送教官出场，而后列队慢跑十五分钟，上厕所五分钟，接着就是上课了。一天三顿饭，顿顿有仪式。
这个训练班的课程都是令人胆寒的特务专业。有总理遗教、总裁言行、国际政治、中共问题、西北民情、群众心理等政治社会课程，也有政治侦探、交通学、射击学、爆破学、通讯学、兵器学、药物学、擒拿术、化装术、“海底”知识等特务专业技能。“密写”要用米汤、白矾、唾液、浆糊，显现要用碘酒、火烤。密电可以用明码加“密约”，还有“隐身法”、“先横后直”、“先直后横”。
吴南山是个好学的青年，但对这些课程却是闻所未闻，只有小心学习。
这个训练班的管理极其严格。教官公然宣称要拜师德国希特勒和意大利墨索里尼，“你要怠工，后面有人鞭笞你，你要叛逃，后面有人打死你！”学员迟到就挨打，上课说话也挨打，就连上厕所东张西望也要关禁闭。一次上课，吴南山无意间摇腿碰响竹桌，教官非说吴南山“心不在焉另有所思”，上来就是一个耳光当胸两拳！
这哪里是抗日游击训练班，分明是人间地狱！吴南山表面上检讨过关，心中暗想：在这由你，出去由我！
这个训练班十分重视讲授关于共产党的课程。“第三国际是苏联组织的国际间谍网”，“中共是苏联的武装间谍团”。“只有消灭中共，中国才能复兴，中国复兴，太平洋才能太平”。《中共内幕》的小册子大谈“共产共妻”，“一个女人进了边区就成了大家的老婆”！
吴南山是从边区来的，吴南山见过共产党人，哪里是这种样子！吴南山是来学习抗日的，教官越是宣传反共，反而越是使吴南山觉得国民党不是真心抗日，而是真心争权。吴南山决心，离开这里坚决不给他们干事！
下定决心之后，吴南山反而能够适应这里的生活。你骗我我也骗你，吴南山假装心甘情愿，学习相当积极。为了回去有所交待，吴南山利用学习机会，暗中记忆这个训练班的组织、人员、课程设置和内容，又利用晚上值班的机会，抄写“万能显影液”和“汞爆药”的配方，搓成细卷藏到头发里面。
教官李国栋表扬吴南山学得好，吴南山乘机说：来学习就是为了搞共产党，让我回去我就干。可是，现在回去还能说出去考学没考上又回来了，时间长了就不好说了。李国栋也觉得有道理，就向班主任程益汇报。程益给吴南山编了一个代号叫101，就派吴南山回庆阳工作。临行编制“海底”，写下自己的姓名、别名、化名、永久住址和通信地址，写下情报对象的化名，通信密约，最后就是誓言。写好后，个人背熟，底件留在“汉训班”。将来秘密通讯，就靠这个“海底”。
一个姓张的别动队员护送吴南山离开。吴南山知道，自己参加的是第四期，别人受训两个月，自己提前一个月毕业，是第一个离开的学员。出了十八里铺，姓张的说：“你们年轻娃娃要小心，你出去以后不要回来了。凡进过这里的人，再回来下场都不好，发现不轨就没命了！”吴南山以为此人是试探自己，故意表示忠诚，说自己还要回来。到了汉中汽车站，这个姓张的流泪了：“我看你是个忠实分子，你向程益报告去，把我收拾算了。”这下，吴南山倒放心了，此人刚才说的还是真心话。
吴南山到了西安，到北大街的一处机关接头。这里是军统西安站的联络机关，指示吴南山今后直接和这里通信联系，到西峰镇之后找张明哲领导。吴南山又到处打听一起从西峰来的杨易荣，别人说病死了。
返回陇东的路上，吴南山还心有余悸。本来是想寻找一条生活出路，没想到却陷入危险的特务组织！现在，虽然自己逃出了国民党特务的虎口，可是，回到陇东，共产党能不能信任自己呢？
2.吴南山弃暗投明
到了西峰镇，吴南山先与军统联络组长张明哲接上头，又给陆为公写信，说是出去没考上学，想托他找工作。陆为公回信叫吴南山回庆阳工作。吴南山心想，只要不杀我，我就交代，要杀我我就跑！
就在吴南山离开的这些天里，庆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民党的县政府、县党部都被赶走了，1940年2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委任共产党员朱开铨代理县长，原抗敌后援会主任姚静波任秘书，地方知名人士田绍锡为民政科长。上级派来高益任财务科长，郑子兴为保安科长，秦平为保安科秘书。4月20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又决定在庆阳设立陇东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任命王维舟、朱开铨为正副专员。8月，又将以曲子为中心的庆环分区，与以庆阳为中心的陇东分区合并，成为陇东分区。中共陇东地委书记为马文瑞，正副专员为王维舟、马锡武。陇东保安科科长是李甫山，秘书乔苍松，侦察股长郝苏、治安股长涂占奎。
陇东地区过去没有一所中学，共产党执政就抓教育，决定创建陇东中学。吴南山刚回庆阳就被安排参加筹建，7月到陇东中学任教师，兼任学生生活大队副大队长。吴南山边工作边思考自己的出路，先是给军统写了两封汇报信，第一封说回到庆阳，第二封说在陇东中学工作。9月，陇东中学正式开学，校长是马文瑞、副校长是陆为公。吴南山带领学生平整操场、上山砍柴，工作得很愉快。可是，晚上就时常忧虑，还有一块挥之不去的心病。
共产党领导的陇东变化太大，从来没有中学的庆阳当年就有了中学，还由毛泽东亲笔题写了校名。而吴南山本人，在国民党统治下连小学教师的饭碗都端不上，在共产党这里却成了中学老师！陇东各方面的建设都很兴旺，吴南山观察着共产党的政策，怎么看都比国民党好。
共产党在边区搞民主选举，吴南山熟悉的陆为公，当选为庆阳县首任民主选举的县长。县里召开人民代表会，吴南山还是被邀请代表。见共产党这样信任自己，吴南山决心交代问题。
10月初的一个晚上，吴南山到陆为公家里谈心。两人边饮边谈，陆为公向吴南山介绍边区民主建设的情况。吴南山感叹：“国民党说共产党不民主，我看咱们庆阳县的人民代表会就很民主。”
两人一直谈了个通宵，到了凌晨，吴南山试探：“我这趟出去，动(闯)了个麻达(麻烦)。”
陆为公问：“啥事？”
吴南山为难地说：“杀头哇！人家说给谁都不能讲，说出去就要暗杀。”
陆为公硬气地说：“我们边区他敢来？我们有政权！”
边区政府的县长如此撑腰，吴南山下定决心，说出“汉中特训班”问题。
陆为公大吃一惊。虽然前面从话音里面听出有些问题，估计是国民党关系，但没想到居然是特务！陆为公反复追问吴南山这是否是真的，见吴南山十分认真，就劝吴南山不要背上包袱。
事关重大，陆为公没有向任何人讲，当天上午就向马文瑞汇报。这不仅因为马文瑞是吴南山的校长，而且因为，马文瑞是中共陇东地委书记。按照党的有关规定，情报、保卫工作必须由地区党的最高负责人亲自掌握。
马文瑞得知此事的时候，边保刚刚提出要“积极争取一切可能利用的力量去削弱敌人的破坏力量”。虽然陇东这里尚未进行这种复杂的工作，但是，陇东地委书记马文瑞还是心中有数。
马文瑞于1926年在陕北榆林中学加入共青团，参与创建陕北根据地。1934年就到庆阳拉队伍，开辟陕甘东地区根据地。抗日战争时期，先后担任庆环地委书记、陇东地委书记。马文瑞熟悉陇东地区敌我交错的情况，理解吴南山误入国民党特务的实情。马文瑞也知道，中央正在调整政策，鼓励在敌人内部建立情报力量。
马文瑞让陆为公再找保安科长李甫山反映。当晚，马文瑞、李甫山、陆为公三人，一起与吴南山谈话。
在一家商店的柜房，一场决定案件走向的谈话进行着。面对共产党的地委书记、保安科长、县长，吴南山坦率地交代自己误入“汉中特训班”的详细情况，吴南山诚恳地讲出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坏现象。
马文瑞热情地鼓励吴南山：“弃暗投明很好！”马文瑞还表示要给吴南山工作。马文瑞明确提出：“第一，敌人骗你、陷害你，我们共产党挽救你、保护你。第二，敌人要用这种方法破坏我们边区，我们就要利用敌人的办法，采取继续与敌人保持联系的方式和敌人作斗争。第三，这件事情要保密，你只同李甫山联系，直接受李领导，不和别人发生关系。”
共产党在陇东的最高领导亲自交待政策，吴南山心头踏实了。
李甫山又接吴南山到保安科驻地写了两天材料。以后，吴南山找李甫山联络，都从保安科的后门进出。按照李甫山的布置，吴南山与西安密写通信，由伪装布贩子的张凌汉传送。
本文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04年增刊第7期 （2004年所刊称之为《解密档案》，我转帖仍保持《尘封档案》名称）
延安第一特务案
——尘封六十年的中国反间谍案之谜
郝在今
“反特”，现称“反间谍”，始终是公安保卫部门的首要任务。
本文披露的这个案件，也许是中共历史上最大的反特案件。但是，这个极其重要的案件，却尘封六十多年，至今未有完整的记述文字。
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军统“汉中特训班”毕业的特务，打入中共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等地，四十多个特务潜入军委二局、陕西省委、保安处等重要岗位，这是“抗战”时期国民党特务成功潜入的最大批量。在中共中央社会部的指导下，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将这批特务一网打尽。
这个案件引出重大后果。延安整风进入审干阶段，又发展到抢救运动，都与发现这批特务有关。
这个案件还有重大启示。这批特务中有一批人成为中共特别党员，加入中共情报组织，成为“化敌为我服务”的例证。
这是中共抗日战争时期反间谍工作的最大成果，称为“延安反特第一案”确实当之无愧。
1.一个庆阳人的汉中行
陕甘宁边区的前身是陕北苏区和陕甘苏区，辖区包括陕西的北部、宁夏南部的盐池县和甘肃的陇东部分地区。陕西北部贫瘠，宁夏南部苦咸，惟有这陇东，还有一片富庶地方。陇东被国共两党一分为二。东部原是陕甘边苏区，后来成立庆环分区，专署设在曲子镇。西部有国民党的两个行政区，专署在平凉和西峰。
国民党、共产党同时在庆阳执政，双方的情报、保卫机构也明里暗里角斗。庆环分区保安科科长是李甫山，秘书是边保七里铺训练班一期毕业的乔苍松。刚从七里铺二期毕业的郝苏，到了陇东就被李甫山派到国民党专署所在的西峰镇潜伏。庆阳县保安科长郑子兴手下缺个有文化的秘书，不久又把郝苏调回。涂占奎正任环县保安科特务队指导员，忙着剿匪。
庆阳成了国共两党争夺政权、争夺人心的地方，长年处于拉锯之中的陇东人，也不得不学会如何生存。社会上层特别是地主层，往往采取左右逢源的态度，谁来执政都行，我只要保住我的家产地位。平民老百姓则倾向共产党，这是因为，国民党的县政府只是收租收税，共产党的八路军部队却组织抗日救亡的群众活动，还搞减租减息。庆阳的老百姓遇到难处不找国民党的县政府，而是找共产党的抗敌后援会。
庆阳人吴南山高中文化，在樊家庙短期义务小学当校长。当地的农会主席和保长都是共产党员，经常找吴南山帮助写些文案。庆阳县教育局局长缪至德是国民党员，停发义务小学教师的工资，吴南山就找庆阳西街小学的校长陆为公。陆为公是本地人，红军西征时加入共产党，又是庆阳抗敌后援会的主任，这个主任在庆阳的影响力相当于县长。陆为公帮吴南山写了状子，上告到省教育厅，可是，省教育厅派来的督学却把吴南山训斥一顿。后来，区公署又借口这个小学的教员唐得智的父亲欠了两元税款，把唐得智拉去打屁股板子！竟然欺侮教师？陆为公、吴南山带着庆阳几十个教师冲到区公署，把区长也打一顿。由此，庆阳的国民党认为吴南山有些“红”。后来，吴南山被调到庆阳县第一完小当教员。多才多艺的吴南山拉胡琴，闹社火，排演戏剧，上街宣传，搞得更热火。国民党庆阳县教育局长缪至德点名批评吴南山。别人提醒他，你再逼他，他就跑到延安去了。
1939年12月，陇东的“摩擦”激烈起来，国民党进攻共产党的镇原、宁县地区，八路军赶跑国民党的合水、庆阳县政府。吴南山和庆阳的一些小学教员被国民党裹胁到西峰镇。缪至德挟嫌报复，以吴南山和八路军接触多为借口，不给吴南山工作。吴南山离开家乡，生活无着，就在第二完小帮助闹社火。正月十五一过，社火也闹完了，又解决不了吃住，吴南山不得不自找出路。这时碰到原来庆阳第一完小的同事胡瑞麟。只见这人穿着一身黄军装，相当神气，又相当神秘！这就引起吴南山的好奇，赶紧找他介绍工作。这胡瑞麟还卖关子，声称自己参加了国民党的亲信组织，像你吴南山这样的人太红，不要。这个时候，不少陇东人还认为国民党是正统，到重庆工作还是相当诱人。吴南山再三央求，胡瑞麟这才说，重庆有个战时干部训练第一团正在招生，免费上学，毕业分配工作，月薪五十元。继续上学正合吴南山的心愿，何况又可以解决生活出路。吴南山邀集李滋渊、杨易荣等几个同事一起去，胡瑞麟提供了一点儿旅费，说是不够到重庆，让吴南山到了汉中再找一个叫杜长城的人借钱。
三人到了西安，杨易荣生病住院，吴南山在街上碰到几个庆阳老乡，告诉他去的地方严得很，当地人主动报名都不要。吴南山不知这几个人正是“汉中特训班”的毕业生，还说严怕什么。三个老乡答应照看杨易荣，吴南山就和李滋渊去了汉中。
吴南山如约来到汉中馆子街18号，见到的杜长城是个佩带短剑的军官。杜长城看了胡瑞麟的介绍信，带两人上街照了相，然后就说带他俩乘车去重庆。杜长城坐着洋车，吴南山和李滋渊步行跟着，一直走出汉中东门，到了郊外的十八里铺，又从兴隆寺旁的小路穿过去。吴南山和李滋渊觉得这地方不对，但又不敢追问。
杜长城带着两人来到一处院落，像是一个破落的地主庄园，有三个相连的院落，门外挂着牌子——“战时游击战术干部训练班”。
进去之后更觉不对，门口有人站岗，院里有便衣巡逻，戒备森严。
杜长城把吴南山和李滋渊交给一个叫做王绍文的教官，王教官询问一通，交待今后不准使用真实姓名，给吴南山起名“吴继尧”，还有一个代号。然后就是填表，撰写详细自传，再经过教官谈话核实后，才算正式加入。吴南山带的东西，除了水笔之外都被收走了，从里到外换上军服。教官交待纪律：一不准见了熟人打招呼，二不准在受训期间抽烟，三不准把真实姓名和住址告诉其他人，四不准和其他学员交头接耳，五不准在受训期间请假外出，六不准在受训期间理发洗澡，七不准向外写信和会客，八不准在本部院子中单独走来走去，九不准在课堂上说一句话，十不准不经请示离座上厕所。
吴南山诧异：这哪里像是学校？
吴南山和李滋渊被送到一个房子里面。同屋有好几个老家的熟人，可是都不跟两人说话，有的还暗示不要交谈。吴南山好生诧异。到了厕所，才有人悄悄告诉：这里很可怕，千万不能随便说话，否则一不对就会押起来，或者失踪，或者丢到硫酸池里面！
睡觉的地方是两排草铺，一人一尺多宽，早来的学员满脸胡须，满头长发，躺下，人人都一动不动。这晚，吴南山蒙着被子悄悄流泪。
这个训练班的日程十分紧张。早上五点半起床升旗，晚上十点降旗睡觉，上午下午各上四小时课，晚上还有加课，整天没有任何个人活动时间。吃饭还有仪式，饭菜摆好后人人起立，待班主任程益到场，值星官一声“立正”报告人数，然后程益一句“开动”，大家才能吃饭。狼吞虎咽五分钟，值星官就吹哨停止就餐。大家又是立正，目送教官出场，而后列队慢跑十五分钟，上厕所五分钟，接着就是上课了。一天三顿饭，顿顿有仪式。
这个训练班的课程都是令人胆寒的特务专业。有总理遗教、总裁言行、国际政治、中共问题、西北民情、群众心理等政治社会课程，也有政治侦探、交通学、射击学、爆破学、通讯学、兵器学、药物学、擒拿术、化装术、“海底”知识等特务专业技能。“密写”要用米汤、白矾、唾液、浆糊，显现要用碘酒、火烤。密电可以用明码加“密约”，还有“隐身法”、“先横后直”、“先直后横”。
吴南山是个好学的青年，但对这些课程却是闻所未闻，只有小心学习。
这个训练班的管理极其严格。教官公然宣称要拜师德国希特勒和意大利墨索里尼，“你要怠工，后面有人鞭笞你，你要叛逃，后面有人打死你！”学员迟到就挨打，上课说话也挨打，就连上厕所东张西望也要关禁闭。一次上课，吴南山无意间摇腿碰响竹桌，教官非说吴南山“心不在焉另有所思”，上来就是一个耳光当胸两拳！
这哪里是抗日游击训练班，分明是人间地狱！吴南山表面上检讨过关，心中暗想：在这由你，出去由我！
这个训练班十分重视讲授关于共产党的课程。“第三国际是苏联组织的国际间谍网”，“中共是苏联的武装间谍团”。“只有消灭中共，中国才能复兴，中国复兴，太平洋才能太平”。《中共内幕》的小册子大谈“共产共妻”，“一个女人进了边区就成了大家的老婆”！
吴南山是从边区来的，吴南山见过共产党人，哪里是这种样子！吴南山是来学习抗日的，教官越是宣传反共，反而越是使吴南山觉得国民党不是真心抗日，而是真心争权。吴南山决心，离开这里坚决不给他们干事！
下定决心之后，吴南山反而能够适应这里的生活。你骗我我也骗你，吴南山假装心甘情愿，学习相当积极。为了回去有所交待，吴南山利用学习机会，暗中记忆这个训练班的组织、人员、课程设置和内容，又利用晚上值班的机会，抄写“万能显影液”和“汞爆药”的配方，搓成细卷藏到头发里面。
教官李国栋表扬吴南山学得好，吴南山乘机说：来学习就是为了搞共产党，让我回去我就干。可是，现在回去还能说出去考学没考上又回来了，时间长了就不好说了。李国栋也觉得有道理，就向班主任程益汇报。程益给吴南山编了一个代号叫101，就派吴南山回庆阳工作。临行编制“海底”，写下自己的姓名、别名、化名、永久住址和通信地址，写下情报对象的化名，通信密约，最后就是誓言。写好后，个人背熟，底件留在“汉训班”。将来秘密通讯，就靠这个“海底”。
一个姓张的别动队员护送吴南山离开。吴南山知道，自己参加的是第四期，别人受训两个月，自己提前一个月毕业，是第一个离开的学员。出了十八里铺，姓张的说：“你们年轻娃娃要小心，你出去以后不要回来了。凡进过这里的人，再回来下场都不好，发现不轨就没命了！”吴南山以为此人是试探自己，故意表示忠诚，说自己还要回来。到了汉中汽车站，这个姓张的流泪了：“我看你是个忠实分子，你向程益报告去，把我收拾算了。”这下，吴南山倒放心了，此人刚才说的还是真心话。
吴南山到了西安，到北大街的一处机关接头。这里是军统西安站的联络机关，指示吴南山今后直接和这里通信联系，到西峰镇之后找张明哲领导。吴南山又到处打听一起从西峰来的杨易荣，别人说病死了。
返回陇东的路上，吴南山还心有余悸。本来是想寻找一条生活出路，没想到却陷入危险的特务组织！现在，虽然自己逃出了国民党特务的虎口，可是，回到陇东，共产党能不能信任自己呢？
2.吴南山弃暗投明
到了西峰镇，吴南山先与军统联络组长张明哲接上头，又给陆为公写信，说是出去没考上学，想托他找工作。陆为公回信叫吴南山回庆阳工作。吴南山心想，只要不杀我，我就交代，要杀我我就跑！
就在吴南山离开的这些天里，庆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民党的县政府、县党部都被赶走了，1940年2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委任共产党员朱开铨代理县长，原抗敌后援会主任姚静波任秘书，地方知名人士田绍锡为民政科长。上级派来高益任财务科长，郑子兴为保安科长，秦平为保安科秘书。4月20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又决定在庆阳设立陇东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任命王维舟、朱开铨为正副专员。8月，又将以曲子为中心的庆环分区，与以庆阳为中心的陇东分区合并，成为陇东分区。中共陇东地委书记为马文瑞，正副专员为王维舟、马锡武。陇东保安科科长是李甫山，秘书乔苍松，侦察股长郝苏、治安股长涂占奎。
陇东地区过去没有一所中学，共产党执政就抓教育，决定创建陇东中学。吴南山刚回庆阳就被安排参加筹建，7月到陇东中学任教师，兼任学生生活大队副大队长。吴南山边工作边思考自己的出路，先是给军统写了两封汇报信，第一封说回到庆阳，第二封说在陇东中学工作。9月，陇东中学正式开学，校长是马文瑞、副校长是陆为公。吴南山带领学生平整操场、上山砍柴，工作得很愉快。可是，晚上就时常忧虑，还有一块挥之不去的心病。
共产党领导的陇东变化太大，从来没有中学的庆阳当年就有了中学，还由毛泽东亲笔题写了校名。而吴南山本人，在国民党统治下连小学教师的饭碗都端不上，在共产党这里却成了中学老师！陇东各方面的建设都很兴旺，吴南山观察着共产党的政策，怎么看都比国民党好。
共产党在边区搞民主选举，吴南山熟悉的陆为公，当选为庆阳县首任民主选举的县长。县里召开人民代表会，吴南山还是被邀请代表。见共产党这样信任自己，吴南山决心交代问题。
10月初的一个晚上，吴南山到陆为公家里谈心。两人边饮边谈，陆为公向吴南山介绍边区民主建设的情况。吴南山感叹：“国民党说共产党不民主，我看咱们庆阳县的人民代表会就很民主。”
两人一直谈了个通宵，到了凌晨，吴南山试探：“我这趟出去，动(闯)了个麻达(麻烦)。”
陆为公问：“啥事？”
吴南山为难地说：“杀头哇！人家说给谁都不能讲，说出去就要暗杀。”
陆为公硬气地说：“我们边区他敢来？我们有政权！”
边区政府的县长如此撑腰，吴南山下定决心，说出“汉中特训班”问题。
陆为公大吃一惊。虽然前面从话音里面听出有些问题，估计是国民党关系，但没想到居然是特务！陆为公反复追问吴南山这是否是真的，见吴南山十分认真，就劝吴南山不要背上包袱。
事关重大，陆为公没有向任何人讲，当天上午就向马文瑞汇报。这不仅因为马文瑞是吴南山的校长，而且因为，马文瑞是中共陇东地委书记。按照党的有关规定，情报、保卫工作必须由地区党的最高负责人亲自掌握。
马文瑞得知此事的时候，边保刚刚提出要“积极争取一切可能利用的力量去削弱敌人的破坏力量”。虽然陇东这里尚未进行这种复杂的工作，但是，陇东地委书记马文瑞还是心中有数。
马文瑞于1926年在陕北榆林中学加入共青团，参与创建陕北根据地。1934年就到庆阳拉队伍，开辟陕甘东地区根据地。抗日战争时期，先后担任庆环地委书记、陇东地委书记。马文瑞熟悉陇东地区敌我交错的情况，理解吴南山误入国民党特务的实情。马文瑞也知道，中央正在调整政策，鼓励在敌人内部建立情报力量。
马文瑞让陆为公再找保安科长李甫山反映。当晚，马文瑞、李甫山、陆为公三人，一起与吴南山谈话。
在一家商店的柜房，一场决定案件走向的谈话进行着。面对共产党的地委书记、保安科长、县长，吴南山坦率地交代自己误入“汉中特训班”的详细情况，吴南山诚恳地讲出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坏现象。
马文瑞热情地鼓励吴南山：“弃暗投明很好！”马文瑞还表示要给吴南山工作。马文瑞明确提出：“第一，敌人骗你、陷害你，我们共产党挽救你、保护你。第二，敌人要用这种方法破坏我们边区，我们就要利用敌人的办法，采取继续与敌人保持联系的方式和敌人作斗争。第三，这件事情要保密，你只同李甫山联系，直接受李领导，不和别人发生关系。”
共产党在陇东的最高领导亲自交待政策，吴南山心头踏实了。
李甫山又接吴南山到保安科驻地写了两天材料。以后，吴南山找李甫山联络，都从保安科的后门进出。按照李甫山的布置，吴南山与西安密写通信，由伪装布贩子的张凌汉传送。
3.陇东钓鱼，西安拉线
吴南山成为陇东保安科的秘密外勤人员，公开身份还是中学教师。1941年春，根据吴南山的工作能力，也为了外勤工作的方便，又将吴南山提拔为庆阳县三科(教育科)科长。
1941年4月间，边保便衣队队长赵苍璧奉命来到陇东“襄助工作”。这年春天，陕甘宁边区驱逐了国民党政权，县级政府增多，为了加强领导，新设立一些专区，也打算在专区一级设立保安分处。赵苍璧来陇东，就是准备接李甫山的班，担任陇东保安分处的处长。可是，“汉中特训班”的案件相当复杂，又把李甫山拖住。
用心钻研侦察业务的赵苍璧，没有立即相信吴南山这个人。
赵苍璧设计一个局，派治安股长涂占奎执行。
以往吴南山传送情报，都是委托张凌汉捎给西峰镇的张明哲。这次，赵苍璧又专门要人抄写一份情报交给吴南山，同时布置涂占奎在半路截查，看看是否只传这一份情报。
张凌汉赶着毛驴上路了，保安队的吕剑华挑着担子在后面悄悄跟踪。半路上，涂占奎带着夏华、董辅元从天而降，截住张凌汉！可是，反复搜查，连驮子底下都翻到了，怎么也找不到情报。涂占奎像个凶神，也没有问出个究竟，只得把张凌汉押回庆阳。
还是吴南山悄悄问张凌汉怎么回事，张凌汉才说把情报扔了。原来，庆阳的地形是塬、沟交错，赶毛驴的张凌汉下到沟里，正好看到登到塬上的挑担人。张凌汉以前就知道这个人是保安队的，赶紧把情报扔到草丛里面。
吴南山把这个情况报告赵苍璧，赵苍璧再派涂占奎去找，果然在草丛里找到那份情报，而且确实是赵苍璧提供的那份。由此，可以证明吴南山的可靠。审讯得知，这个张凌汉只是复兴社成员，并未受过特务训练。赵苍璧又设计反用张凌汉，可是，这个家伙被涂占奎吓坏了，回到西峰家里，既不理吴南山，也不找张明哲，反正是不干了。
李甫山和赵苍璧两人一起领导侦破工作，对吴南山的工作布置，主要是三个手段：一是“钓”，通过与西安的正常联系引敌上钩；二是“诱”，利用公开的科长身份诱敌投靠；三是“查”，利用曾在汉中培训的条件发现特务。
钓，很快有了成果。那个已经暴露的张凌汉不过是个临时交通员，没有多大油水。赵苍璧又要吴南山用化学密写向西安通信，说是有情报需要传递，要求派个正式交通员来。不久，军统果然派来一个曾在庆阳金生堂药店当店员的贺铸。此人在汉中受的是单个训练，身份十分保密。陇东方面没有揭露这个正式交通员，而是让吴南山长期与其联络，继续诱敌上钩。贺铸以卖药为名往来，不时给吴南山带来情报费用，这些经费都补充了陇东的保安工作经费。吴南山提供的情报，都是无关紧要的边区情况，再虚构一些，都由侦察股郝苏事先拟就，经李甫山签发。有一次贺铸刚刚见面就急着走，吴南山故意挽留，贺铸就说，还要去联络合水县剧团的刘志诚。这下，又新发现个特务，而且刘已经当上了剧团的团长。
诱，也有效。军统试图在边区建组，派“汉中班”毕业的高巍等三人到环县。但是，高巍在环县找不到掩护身份，就到陇东来找吴南山。吴南山以科长身份将这三人安排到陇东中学任教，又将其纳入监控范围。
查，往往是意外收获。一天，吴南山到专署办事，迎面就碰上汉中班第四期的同学郑崇义。眼光相交，二人会意，走到偏僻角落密谈。原来，郑崇义化名陈明，潜入边区，先是在关中工作，后来又转到陇东，正在秘书科当文书。
通过吴南山，陇东保安科掌握了军统在陇东的潜伏组织，有效地防止了敌人的破坏。但是，由于陇东方面缺乏同军统特务机关直接斗争的经验，一时不知如何将这个“汉训班”案件深入查处。
西安那边，国民党军统西北特侦站站长程慕颐，正在策划使“汉训班”深入发展。
“汉中特训班”，也是军统深谋远虑的成果。1938年4月，军统局刚刚成立，戴笠就指示军统上海区行动组长程慕颐，搞一个专门对付共产党根据地的“特别侦察组”。为了培训特务，程慕颐在温州老家办了一个“特训班”。这个班距离陕甘宁边区太远，1939年9月又迁到汉中，以“天水行营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名义，在汉中郊区陈家营办班，圈内代称“汉训班”。
“汉训班”的干部配备相当强。班主任按照军统惯例由戴笠兼任，实际事务由化名程益的程慕颐副主任负责。程慕颐不在时由政治指导室主任沈之岳(化名李国栋)负责。沈之岳1937年曾奉程慕颐之命打入延安，在抗大二期就读，并混入共产党。1939年秋天，沈之岳又随程慕颐在汉中办班，俨然一位中共专家。延安经历被沈之岳吹得神乎其神，在国民党特务圈中很是风光，上个世纪60年代在台湾任调查局副局长的高位。政治教官朱增福(朱国才)也在1938年6月打入延安，在陕北公学二期加入共产党，离开延安后在“温州特训班”听训，后来到“汉训班”主讲“中共问题”。特技教官杜长城是绥远人，先后在“兰训班”第一期和“汉训班”第一期受训，留班任教。此人后来成为军统的爆破专家，1948年任特技总队少将总队长，负责南京、上海、重庆等大城市撤退时的破坏，曾经指挥炸毁广州珠江大桥。军事教官王绍文是“兰训班”的高才生，负责射击等军事训练。“汉训班”还自己培养人才，二期的李德、四期的祁希贤、六期的李昌盛，毕业之后升任教官。
在军统系统，这个“汉训班”不像“临澧特训班”、“兰州特训班”那样出名，但是，打入边区却最为成功。张国焘叛变后给戴笠出了一计：共产党重视吸收知识分子，打入延安应从学生入手。程慕颐的“汉训班”招收学员，就注意选择知识青年，而且还是边区当地人。“汉训班”的学员大多是平凉、榆林等几个中学的学生，培训后很容易以进步青年身份投考延安的学校，而后通过分配进入中共组织。
戴笠十分器重这个“汉训班”，1940年秋，专程从重庆赶到汉中，为“汉训班”训话。戴笠鼓励：“‘汉训班’的学员都是特殊人才，都要作出特殊贡献”，“将来要出国家的财政部长、交通部长、内政部长和外交部长”！戴笠交给“汉训班”学员任务：“要从共产党手中拉回群众，从日本人手中拉回汉奸”。戴笠要求“汉训班”学员：“都要做无名英雄，都是政党的灵魂，领袖的耳目”，“要信仰领袖到迷信，服从领袖到盲从”，“都要做蒋委员长的忠诚卫士，一不要父母，二不要妻室子女，天天都要记住一个人，那就是蒋委员长，为蒋委员长而生，为蒋委员长而死，生的惊天动地，死的英勇壮烈”！精神动员之余，戴笠还有钱财奖励：程慕颐二百元，其他每人二十元至五十元。“汉训班”一时成为军统的天之骄子！
1941年的时候，程慕颐的“特别侦察组”已经渗入中共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晋冀鲁豫边区、豫皖苏边区、鄂豫皖边区、冀鲁边区、鲁苏边区以及江西、浙江根据地。戴笠指示将这个颇有成效的“特别侦察组”扩编为“特别侦察站”，下设延安、环县、府谷、韩城等十八个特侦组，以及一个设在浙江的东南分站。主要任务是打入要害，长期埋伏。
如何打入“匪区”，一直是军统的难题。现在“汉训班”取得成功，戴笠十分重视。军统会议上程慕颐刚要表功，戴笠立即制止：不要在会上讲。会下戴笠亲自布置程慕颐，延安组要在一两年之内作出轰轰烈烈的成绩！
戴笠的重用鼓舞了程慕颐，程慕颐决心针对延安的中共中央做出名堂。
程慕颐的西北特侦站本来在洛川建有专门针对中共中央的延安组，但是，这个延安组却总是不能在延安立足。直到有了“汉训班”，才有一批人马成功地打入延安。可是，汉中班的学员进入边区就分散在不同的地方，与西北特侦站失去联络，很难发挥更大作用。由于中共叛徒张国焘在重庆磁器口亲自举办“特政班”，1941年3月，戴笠就决定停办性质相同的汉中班，还将程慕颐的西北特侦站从汉中迁到西安，改名西安特侦站，任务是启用已经打进延安的“汉训班”成员。
程慕颐在西安专门召集会议，设法与延安潜伏人员挂钩拉线。与会人员有西北特侦站书记林继之、助理书记朱增福(朱国才)、情报编审朱沐光、人事徐志平、原陕西分组组长李元、延安组组长张林清、副组长傅镇基，以及赵秀、祁希贤(祁三益、祁希贤、祁秀山)、李昌盛(李春茂、李军)、杨朋(杨超)等人。其中祁希贤和李昌盛二人，是程慕颐专门从甘肃当地人中选拔培训的人才。祁希贤原名祁三益，甘肃镇原人，1940年3月于“汉训班”第四期毕业，又留下专攻特技，由于爆破技术出色，又留班任教。李昌盛原名李春茂，甘肃宁县人，1940年9月第六期毕业，也是特技训练高才生，留班任教。程慕颐见这两人熟悉边区情况，特意调到西安特侦站延安组，祁希贤任副组长兼联络员，李昌盛任联络员。
程慕颐决定，打通交通，建立复线，把“汉中特训班”潜入边区各地的人员都联络组织起来。派遣赵秀为延安总联络员，祁希贤、李昌盛、王继武分别担任第一、第二、第三小组的联络员，联络延安各机关单位的潜伏人员。派遣朱增福到榆林，利用当地国民党驻军关系，以二十二军大车队为掩护，往来榆林与西安之间，借机路过延安。派遣张林清打通洛川与延安之间的联络。派遣冯小泉在延安、韩自忠在清涧，以开店为掩护设立秘密联络点。
会后，程慕颐拿出精心保管的所有“海底”，让各联络员熟悉潜伏人员的情况。赵秀、祁希贤、李昌盛、王继武等四人虽然是教官，以前却并不知道“汉训班”有这么多人打入延安，见了这些“海底”，也吃了一惊。
4.军统的爆破大王来了
1941年的10月间，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各县教育科长会议，吴南山去延安开会之后，与华池、合水、镇原等七个县的教育科长一起返回陇东，走到富县南郊，碰到一个国民党校官骑在马上，一个便衣青年步行跟随，那便衣青年正是“汉中特训班”的同学祁希贤！
吴南山立即想到自己的侦察任务，祁希贤也认出吴南山，两人打个招呼，退到路边小声交谈。
见到老同学，祁希贤没有完全保密：“我去延安上学，或是找个工作。”
吴南山心想，祁希贤是镇原人，不回老家去延安，肯定有重要任务，得把他控制住，就问：“你去延安有手续吗？”
祁希贤递给吴南山一张纸，原来是邓宝珊部队办事处开的护照，上面的名字已经改回“祁三益”。
吴南山就说：“你这个22A护照不顶事，会引起怀疑。”
这下祁三益就紧张了：“你说怎么办？”
吴南山灵机一动：“不如你先跟我回庆阳，我现在是县教育科长，给你搞个边区的护照你再去延安。”
祁三益十分欣慰。从西安一路过来，无论在“国统区”还是“匪区”，走到哪里都有人喊“老师”，“汉训班”的学员一路侍候。眼看邻近延安，祁三益不禁心中发慌，这下好，又碰上“汉训班”同学了！
吴南山体贴地对祁三益说：“同路有七个县的教育科长，你突然跟上不好，还是晚上到黑水寺会面。”
祁三益追上那个军官，从马背上取下自己的行李，远远跟在吴南山后边。
第二天，二人同行，途中又互相试探。吴南山不会告诉祁三益自己已经主动向共产党交代，而祁三益也没有告诉吴南山此行延安是执行程慕颐的联络任务，那个同路的军官正是西北特侦站助理书记朱国才！
回到庆阳，吴南山立即找李甫山汇报，自己擅自带回一个特务。李甫山当即表扬吴南山干得好，要他先把祁三益安顿下来。陇东保安科研究认为，祁三益此行可能有重要任务，当前不宜打草惊蛇。决定由吴南山对祁三益进行内线侦察，涂占奎进行外线侦控，查清此人此行的特务任务。李甫山向庆阳县长陆为公作了交待，又由吴南山出面推荐，把祁三益留在庆阳民教馆当了图书管理员。很快，发现祁三益给上级的密信，报告来陇东的原因。又发现祁三益与专署的特务陈明接头三次。可是，二十多天过去，祁三益却没有新的动作，其真实目的还是没有搞清。倒是祁三益等不及了，反复催问吴南山什么时候能搞到去延安的手续。吴南山故意拖着，祁三益终于说出：“我去延安有联络任务，再迟就可能误事！”
延安有大批潜伏特务？陇东保安科立即上报边区保安处。边保指示正在关中巡视的保卫部长布鲁赶往陇东，会同陇东分处破案。
李甫山、赵苍璧、布鲁等人研究认为，再拖下去，军统也许会对祁三益产生怀疑，必须立即掐断这条线。于是决定对祁三益实行突击。
第二天，吴南山邀请祁三益到庆阳郊外十里铺的老家吃饭，两人走到城门洞时，涂占奎带人拦截，当即将两人拘捕。为了掩护吴南山身份，将其押送三八五旅，其实在那儿帮助人家画了一天列宁像。祁三益则被押解到鹅池洞边保外勤组的驻地。边保保卫部长布鲁、边保陇东外勤组组长陈世琦、陇东保安科长李甫山、侦察股长郝苏共同审讯，薛光记录。
祁三益坚不吐实，可是，当郝苏问起他1940年春天的去向时，祁三益就无法解释了，那正是祁三益离开镇原去汉中培训的时期！
祁三益颓丧地说：“当了特务，好活不了，好死不了，你们看着办吧。”
郝苏交待政策：“只要你交代问题，把人都弄出来，就不杀你。”
当天晚上，祁三益就交代，自己在“汉训班”第四期结业之后，因为爆破技术好，被留下当了教员，又培训了第五、六、七、八期学员。现在，军统西北特侦站要把分散在延安各单位的潜伏人员联络起来搞行动，因为祁三益当过教员，熟悉各期学员，所以派来当联络员。同时，还派赵秀到延安任总联络员。
祁三益的交代比较老实，李甫山当即予以肯定，而且没有关押，让祁三益住在鹅池洞写材料。
布鲁敏感地想到，这个家伙在“汉训班”号称爆破大王，去延安有可能搞破坏行动！于是急电延安请示。布鲁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以行动能力著称的国民党军统，一直企图在延安暗杀中共领袖。
祁三益在鹅池洞写了两天材料，写得很细，表现出诚实的态度，于是被吸收加入陇东的外勤工作。经历了国共双方的情报机关，实际的对比使得祁三益的思想逐渐转向共产党，可是，又担心共产党是否真正信任自己。祁三益试探提出，想回镇原老家看看。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布鲁果断同意祁三益的要求。
陈世琦当面向祁三益交待，探亲时顺便去西峰镇侦察，还说：你出去回来也好不回来也好，回来我们一起革命，不回来也不要反对革命就行了。还给祁三益发了路费和通行证。
祁三益去了三天就按期返回，任务也完成得挺好，还打听到中统有个邓应贤打入了庆阳。
吴南山到驿马关第二完小检查工作，碰到也在视察的布鲁，又发现布鲁的随行人员之中也有一个“汉训班”同学李峰壁！约会交谈得知，这个李峰璧从“汉训班”毕业后，通过地下党的关系，居然混进边区保安处，现在正随布鲁工作。分手后，吴南山骑马跑了九十里路，半夜敲开李甫山的门报告。布鲁得知情况之后，暂时没有动李峰璧，实行暗中监控。
当年12月，边保回电，调祁三益到延安。于是，陇东保安科派了一个班护送，布鲁把祁三益、李峰璧等人带回延安。
5.延安大案
布鲁带回的案情惊动延安。
以往，国民党特务机关在延安的活动，大多依仗公开的政府身份，这就便于中共监控，尚未形成大的问题。
陇东这次发现的军统特务案件全然不同。这些特务多为秘密打入，边保很难掌握其动向；这些特务又多为当地人，便于掩护身份；而且，这些特务成批潜伏，完全可能搞起大的破坏活动。
此前，边保在绥德青年干部学校曾经发现一批嫌疑分子，有陶华、郭继武、李峰璧、杨志常、杨成章、李峰六人，但是，这些人到底是不是特务，如果是特务又是哪个系统的特务，一时还搞不清楚。于是，就将这些人分散安排。杨志常、杨成章到米脂后，去一趟国民党八十六师回来就有经费，而且与县政府的复兴社分子有联系。李峰璧和李峰分配到瓦窑堡，没有发现问题，又到了延安，李峰璧还进了保安处。陶华、郭继武在固林、富县没有发现问题，陶华还被发展为保卫工作网的网员。1940年还发现陈明(郑崇文)的被子中有国民党的秘密通讯“海底”，审讯中，陈明说是国民党党部人员，也就忽略了，致使陈明后来又混入陇东专署。1941年，关中分区还发现线索，朱浪舟报告冯平波等人是特务，冯平波又供认朱浪舟、金光等人是“汉训班”毕业，但是，当时重视不够，都没有深加追究。
总而言之，此案发作之前，边保对于国民党特务的秘密活动还是估计不足。
吴南山的主动交代，祁三益的被捕，显现“汉训班”的潜伏规模和活动企图，这就不能不引起高度的重视。
边保处长周兴指派保卫部长布鲁、副部长王凡和李启明等人全力组织破案，又亲自到枣园向中央社会部汇报。
中社部领导十分重视这个案件。部长康生认为，这是一个挺重要的案子。国民党使用共产党的叛徒很成功。任卓宜(叶青)第一次被捕表现很好，枪毙的时候没打死，逃出来又干革命。可是第二次被捕就被敌人说服叛变，一直做到国民党的中央宣传部长。现在，我们也要争取，使得国民党的特务为我所用。
这段时间，中社部正在大力部署反国特工作。
陇东发现的国特案件并不孤立。1941年1月，国民党在江南公然围剿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特务活动也随之升级，其他根据地也报来国民党加紧特务活动的情况。
中社部获得国民党中统开展高级特情突击竞赛的情报，认为“值得全党严重注意和高度警惕”。中社部还明确政策：对内奸分子的处理，其执迷不悟者，实行坚决镇压；对动摇被骗分子，实行一打一拉鼓励其回心向善；对痛悔前非而愿为我积极服务者，得迅速秘密说服争取；借机深入突击者，应加紧教育，促其警惕；已被敌人说服成功者，应尽最后努力，劝其悔悟；对被敌密捕释放者，应注意调查监视，酌情处理。
边保报来的案件，不仅在陇东发现了成批特务，而且在延安还有更多的线索。中社部二室负责保卫工作，主任汪金祥和治安科长陈龙积极指导破案，还抽调西北公学“老三班”的叶运高、王珺，协助边保工作。
这个“老三班”是中社部长年在西北公学培训情报、保卫干部的训练班，中社部和边保的许多干部都经过这里培训。叶运高是江西红军，入学前是边保三科(审讯科)科长。王珺是河北定县人，1937年在冀中参加便衣队，曾任冀中《大众报》主编，被保送到延安学习，在抗大保卫委员会工作，又被中社部抽调到西北公学培训。
叶运高、王珺到边保周兴处报到，与布鲁协同工作。此时，布鲁已经带领祁三益识破并逮捕了六七个特务。叶运高和王珺对已经发现的人员再次审讯，重新梳理一遍，认为这个案件还有很大余地。“汉训班”培训了好几期，肯定不止这几个人。
周兴、布鲁与叶运高、王珺又到中社部汇报。
康生、李克农对侦察破案作了指示。李克农认为，此案很有发展，是个大案。“汉训班”的培训课程不止有情报，还有破坏内容，有爆破、暗杀、下毒、游击、照相、跟踪、密写等等，如果不能及时破获，对根据地的危害会很大。
李克农提出三条策略。一是重证据不重口供，不要使用肉刑。这个问题掌握不住，不实之词会给自己带来麻烦，还会冤枉好人。二是侦察审讯都要斗智攻心，立足于思想教育。有些国民党特务其实也是受害者，本来是积极抗战的热血青年，误投敌营，并非真正的反动分子，经过教育，大部分可以转化过来。三是侦察和审讯相结合，内线、外线和反用相结合，互相配合、互相促进，不要各管一段。
李克农强调，目前发现的蛛丝马迹要紧紧抓住，不能放松，一定要穷追到底，一网打尽，坚决不留后患！
有了李克农的指示，破案人员感到心里有了底。延安的保卫干部与军统特务直接斗智的机会还不多，如何“化敌为我服务”，又是个敏感的政策问题，现在领导说得既原则又具体，大家就大胆工作了。
吴南山成为陇东保安科的秘密外勤人员，公开身份还是中学教师。1941年春，根据吴南山的工作能力，也为了外勤工作的方便，又将吴南山提拔为庆阳县三科(教育科)科长。
1941年4月间，边保便衣队队长赵苍璧奉命来到陇东“襄助工作”。这年春天，陕甘宁边区驱逐了国民党政权，县级政府增多，为了加强领导，新设立一些专区，也打算在专区一级设立保安分处。赵苍璧来陇东，就是准备接李甫山的班，担任陇东保安分处的处长。可是，“汉中特训班”的案件相当复杂，又把李甫山拖住。
用心钻研侦察业务的赵苍璧，没有立即相信吴南山这个人。
赵苍璧设计一个局，派治安股长涂占奎执行。
以往吴南山传送情报，都是委托张凌汉捎给西峰镇的张明哲。这次，赵苍璧又专门要人抄写一份情报交给吴南山，同时布置涂占奎在半路截查，看看是否只传这一份情报。
张凌汉赶着毛驴上路了，保安队的吕剑华挑着担子在后面悄悄跟踪。半路上，涂占奎带着夏华、董辅元从天而降，截住张凌汉！可是，反复搜查，连驮子底下都翻到了，怎么也找不到情报。涂占奎像个凶神，也没有问出个究竟，只得把张凌汉押回庆阳。
还是吴南山悄悄问张凌汉怎么回事，张凌汉才说把情报扔了。原来，庆阳的地形是塬、沟交错，赶毛驴的张凌汉下到沟里，正好看到登到塬上的挑担人。张凌汉以前就知道这个人是保安队的，赶紧把情报扔到草丛里面。
吴南山把这个情况报告赵苍璧，赵苍璧再派涂占奎去找，果然在草丛里找到那份情报，而且确实是赵苍璧提供的那份。由此，可以证明吴南山的可靠。审讯得知，这个张凌汉只是复兴社成员，并未受过特务训练。赵苍璧又设计反用张凌汉，可是，这个家伙被涂占奎吓坏了，回到西峰家里，既不理吴南山，也不找张明哲，反正是不干了。
李甫山和赵苍璧两人一起领导侦破工作，对吴南山的工作布置，主要是三个手段：一是“钓”，通过与西安的正常联系引敌上钩；二是“诱”，利用公开的科长身份诱敌投靠；三是“查”，利用曾在汉中培训的条件发现特务。
钓，很快有了成果。那个已经暴露的张凌汉不过是个临时交通员，没有多大油水。赵苍璧又要吴南山用化学密写向西安通信，说是有情报需要传递，要求派个正式交通员来。不久，军统果然派来一个曾在庆阳金生堂药店当店员的贺铸。此人在汉中受的是单个训练，身份十分保密。陇东方面没有揭露这个正式交通员，而是让吴南山长期与其联络，继续诱敌上钩。贺铸以卖药为名往来，不时给吴南山带来情报费用，这些经费都补充了陇东的保安工作经费。吴南山提供的情报，都是无关紧要的边区情况，再虚构一些，都由侦察股郝苏事先拟就，经李甫山签发。有一次贺铸刚刚见面就急着走，吴南山故意挽留，贺铸就说，还要去联络合水县剧团的刘志诚。这下，又新发现个特务，而且刘已经当上了剧团的团长。
诱，也有效。军统试图在边区建组，派“汉中班”毕业的高巍等三人到环县。但是，高巍在环县找不到掩护身份，就到陇东来找吴南山。吴南山以科长身份将这三人安排到陇东中学任教，又将其纳入监控范围。
查，往往是意外收获。一天，吴南山到专署办事，迎面就碰上汉中班第四期的同学郑崇义。眼光相交，二人会意，走到偏僻角落密谈。原来，郑崇义化名陈明，潜入边区，先是在关中工作，后来又转到陇东，正在秘书科当文书。
通过吴南山，陇东保安科掌握了军统在陇东的潜伏组织，有效地防止了敌人的破坏。但是，由于陇东方面缺乏同军统特务机关直接斗争的经验，一时不知如何将这个“汉训班”案件深入查处。
西安那边，国民党军统西北特侦站站长程慕颐，正在策划使“汉训班”深入发展。
“汉中特训班”，也是军统深谋远虑的成果。1938年4月，军统局刚刚成立，戴笠就指示军统上海区行动组长程慕颐，搞一个专门对付共产党根据地的“特别侦察组”。为了培训特务，程慕颐在温州老家办了一个“特训班”。这个班距离陕甘宁边区太远，1939年9月又迁到汉中，以“天水行营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名义，在汉中郊区陈家营办班，圈内代称“汉训班”。
“汉训班”的干部配备相当强。班主任按照军统惯例由戴笠兼任，实际事务由化名程益的程慕颐副主任负责。程慕颐不在时由政治指导室主任沈之岳(化名李国栋)负责。沈之岳1937年曾奉程慕颐之命打入延安，在抗大二期就读，并混入共产党。1939年秋天，沈之岳又随程慕颐在汉中办班，俨然一位中共专家。延安经历被沈之岳吹得神乎其神，在国民党特务圈中很是风光，上个世纪60年代在台湾任调查局副局长的高位。政治教官朱增福(朱国才)也在1938年6月打入延安，在陕北公学二期加入共产党，离开延安后在“温州特训班”听训，后来到“汉训班”主讲“中共问题”。特技教官杜长城是绥远人，先后在“兰训班”第一期和“汉训班”第一期受训，留班任教。此人后来成为军统的爆破专家，1948年任特技总队少将总队长，负责南京、上海、重庆等大城市撤退时的破坏，曾经指挥炸毁广州珠江大桥。军事教官王绍文是“兰训班”的高才生，负责射击等军事训练。“汉训班”还自己培养人才，二期的李德、四期的祁希贤、六期的李昌盛，毕业之后升任教官。
在军统系统，这个“汉训班”不像“临澧特训班”、“兰州特训班”那样出名，但是，打入边区却最为成功。张国焘叛变后给戴笠出了一计：共产党重视吸收知识分子，打入延安应从学生入手。程慕颐的“汉训班”招收学员，就注意选择知识青年，而且还是边区当地人。“汉训班”的学员大多是平凉、榆林等几个中学的学生，培训后很容易以进步青年身份投考延安的学校，而后通过分配进入中共组织。
戴笠十分器重这个“汉训班”，1940年秋，专程从重庆赶到汉中，为“汉训班”训话。戴笠鼓励：“‘汉训班’的学员都是特殊人才，都要作出特殊贡献”，“将来要出国家的财政部长、交通部长、内政部长和外交部长”！戴笠交给“汉训班”学员任务：“要从共产党手中拉回群众，从日本人手中拉回汉奸”。戴笠要求“汉训班”学员：“都要做无名英雄，都是政党的灵魂，领袖的耳目”，“要信仰领袖到迷信，服从领袖到盲从”，“都要做蒋委员长的忠诚卫士，一不要父母，二不要妻室子女，天天都要记住一个人，那就是蒋委员长，为蒋委员长而生，为蒋委员长而死，生的惊天动地，死的英勇壮烈”！精神动员之余，戴笠还有钱财奖励：程慕颐二百元，其他每人二十元至五十元。“汉训班”一时成为军统的天之骄子！
1941年的时候，程慕颐的“特别侦察组”已经渗入中共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晋冀鲁豫边区、豫皖苏边区、鄂豫皖边区、冀鲁边区、鲁苏边区以及江西、浙江根据地。戴笠指示将这个颇有成效的“特别侦察组”扩编为“特别侦察站”，下设延安、环县、府谷、韩城等十八个特侦组，以及一个设在浙江的东南分站。主要任务是打入要害，长期埋伏。
如何打入“匪区”，一直是军统的难题。现在“汉训班”取得成功，戴笠十分重视。军统会议上程慕颐刚要表功，戴笠立即制止：不要在会上讲。会下戴笠亲自布置程慕颐，延安组要在一两年之内作出轰轰烈烈的成绩！
戴笠的重用鼓舞了程慕颐，程慕颐决心针对延安的中共中央做出名堂。
程慕颐的西北特侦站本来在洛川建有专门针对中共中央的延安组，但是，这个延安组却总是不能在延安立足。直到有了“汉训班”，才有一批人马成功地打入延安。可是，汉中班的学员进入边区就分散在不同的地方，与西北特侦站失去联络，很难发挥更大作用。由于中共叛徒张国焘在重庆磁器口亲自举办“特政班”，1941年3月，戴笠就决定停办性质相同的汉中班，还将程慕颐的西北特侦站从汉中迁到西安，改名西安特侦站，任务是启用已经打进延安的“汉训班”成员。
程慕颐在西安专门召集会议，设法与延安潜伏人员挂钩拉线。与会人员有西北特侦站书记林继之、助理书记朱增福(朱国才)、情报编审朱沐光、人事徐志平、原陕西分组组长李元、延安组组长张林清、副组长傅镇基，以及赵秀、祁希贤(祁三益、祁希贤、祁秀山)、李昌盛(李春茂、李军)、杨朋(杨超)等人。其中祁希贤和李昌盛二人，是程慕颐专门从甘肃当地人中选拔培训的人才。祁希贤原名祁三益，甘肃镇原人，1940年3月于“汉训班”第四期毕业，又留下专攻特技，由于爆破技术出色，又留班任教。李昌盛原名李春茂，甘肃宁县人，1940年9月第六期毕业，也是特技训练高才生，留班任教。程慕颐见这两人熟悉边区情况，特意调到西安特侦站延安组，祁希贤任副组长兼联络员，李昌盛任联络员。
程慕颐决定，打通交通，建立复线，把“汉中特训班”潜入边区各地的人员都联络组织起来。派遣赵秀为延安总联络员，祁希贤、李昌盛、王继武分别担任第一、第二、第三小组的联络员，联络延安各机关单位的潜伏人员。派遣朱增福到榆林，利用当地国民党驻军关系，以二十二军大车队为掩护，往来榆林与西安之间，借机路过延安。派遣张林清打通洛川与延安之间的联络。派遣冯小泉在延安、韩自忠在清涧，以开店为掩护设立秘密联络点。
会后，程慕颐拿出精心保管的所有“海底”，让各联络员熟悉潜伏人员的情况。赵秀、祁希贤、李昌盛、王继武等四人虽然是教官，以前却并不知道“汉训班”有这么多人打入延安，见了这些“海底”，也吃了一惊。
4.军统的爆破大王来了
1941年的10月间，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各县教育科长会议，吴南山去延安开会之后，与华池、合水、镇原等七个县的教育科长一起返回陇东，走到富县南郊，碰到一个国民党校官骑在马上，一个便衣青年步行跟随，那便衣青年正是“汉中特训班”的同学祁希贤！
吴南山立即想到自己的侦察任务，祁希贤也认出吴南山，两人打个招呼，退到路边小声交谈。
见到老同学，祁希贤没有完全保密：“我去延安上学，或是找个工作。”
吴南山心想，祁希贤是镇原人，不回老家去延安，肯定有重要任务，得把他控制住，就问：“你去延安有手续吗？”
祁希贤递给吴南山一张纸，原来是邓宝珊部队办事处开的护照，上面的名字已经改回“祁三益”。
吴南山就说：“你这个22A护照不顶事，会引起怀疑。”
这下祁三益就紧张了：“你说怎么办？”
吴南山灵机一动：“不如你先跟我回庆阳，我现在是县教育科长，给你搞个边区的护照你再去延安。”
祁三益十分欣慰。从西安一路过来，无论在“国统区”还是“匪区”，走到哪里都有人喊“老师”，“汉训班”的学员一路侍候。眼看邻近延安，祁三益不禁心中发慌，这下好，又碰上“汉训班”同学了！
吴南山体贴地对祁三益说：“同路有七个县的教育科长，你突然跟上不好，还是晚上到黑水寺会面。”
祁三益追上那个军官，从马背上取下自己的行李，远远跟在吴南山后边。
第二天，二人同行，途中又互相试探。吴南山不会告诉祁三益自己已经主动向共产党交代，而祁三益也没有告诉吴南山此行延安是执行程慕颐的联络任务，那个同路的军官正是西北特侦站助理书记朱国才！
回到庆阳，吴南山立即找李甫山汇报，自己擅自带回一个特务。李甫山当即表扬吴南山干得好，要他先把祁三益安顿下来。陇东保安科研究认为，祁三益此行可能有重要任务，当前不宜打草惊蛇。决定由吴南山对祁三益进行内线侦察，涂占奎进行外线侦控，查清此人此行的特务任务。李甫山向庆阳县长陆为公作了交待，又由吴南山出面推荐，把祁三益留在庆阳民教馆当了图书管理员。很快，发现祁三益给上级的密信，报告来陇东的原因。又发现祁三益与专署的特务陈明接头三次。可是，二十多天过去，祁三益却没有新的动作，其真实目的还是没有搞清。倒是祁三益等不及了，反复催问吴南山什么时候能搞到去延安的手续。吴南山故意拖着，祁三益终于说出：“我去延安有联络任务，再迟就可能误事！”
延安有大批潜伏特务？陇东保安科立即上报边区保安处。边保指示正在关中巡视的保卫部长布鲁赶往陇东，会同陇东分处破案。
李甫山、赵苍璧、布鲁等人研究认为，再拖下去，军统也许会对祁三益产生怀疑，必须立即掐断这条线。于是决定对祁三益实行突击。
第二天，吴南山邀请祁三益到庆阳郊外十里铺的老家吃饭，两人走到城门洞时，涂占奎带人拦截，当即将两人拘捕。为了掩护吴南山身份，将其押送三八五旅，其实在那儿帮助人家画了一天列宁像。祁三益则被押解到鹅池洞边保外勤组的驻地。边保保卫部长布鲁、边保陇东外勤组组长陈世琦、陇东保安科长李甫山、侦察股长郝苏共同审讯，薛光记录。
祁三益坚不吐实，可是，当郝苏问起他1940年春天的去向时，祁三益就无法解释了，那正是祁三益离开镇原去汉中培训的时期！
祁三益颓丧地说：“当了特务，好活不了，好死不了，你们看着办吧。”
郝苏交待政策：“只要你交代问题，把人都弄出来，就不杀你。”
当天晚上，祁三益就交代，自己在“汉训班”第四期结业之后，因为爆破技术好，被留下当了教员，又培训了第五、六、七、八期学员。现在，军统西北特侦站要把分散在延安各单位的潜伏人员联络起来搞行动，因为祁三益当过教员，熟悉各期学员，所以派来当联络员。同时，还派赵秀到延安任总联络员。
祁三益的交代比较老实，李甫山当即予以肯定，而且没有关押，让祁三益住在鹅池洞写材料。
布鲁敏感地想到，这个家伙在“汉训班”号称爆破大王，去延安有可能搞破坏行动！于是急电延安请示。布鲁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以行动能力著称的国民党军统，一直企图在延安暗杀中共领袖。
祁三益在鹅池洞写了两天材料，写得很细，表现出诚实的态度，于是被吸收加入陇东的外勤工作。经历了国共双方的情报机关，实际的对比使得祁三益的思想逐渐转向共产党，可是，又担心共产党是否真正信任自己。祁三益试探提出，想回镇原老家看看。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布鲁果断同意祁三益的要求。
陈世琦当面向祁三益交待，探亲时顺便去西峰镇侦察，还说：你出去回来也好不回来也好，回来我们一起革命，不回来也不要反对革命就行了。还给祁三益发了路费和通行证。
祁三益去了三天就按期返回，任务也完成得挺好，还打听到中统有个邓应贤打入了庆阳。
吴南山到驿马关第二完小检查工作，碰到也在视察的布鲁，又发现布鲁的随行人员之中也有一个“汉训班”同学李峰壁！约会交谈得知，这个李峰璧从“汉训班”毕业后，通过地下党的关系，居然混进边区保安处，现在正随布鲁工作。分手后，吴南山骑马跑了九十里路，半夜敲开李甫山的门报告。布鲁得知情况之后，暂时没有动李峰璧，实行暗中监控。
当年12月，边保回电，调祁三益到延安。于是，陇东保安科派了一个班护送，布鲁把祁三益、李峰璧等人带回延安。
5.延安大案
布鲁带回的案情惊动延安。
以往，国民党特务机关在延安的活动，大多依仗公开的政府身份，这就便于中共监控，尚未形成大的问题。
陇东这次发现的军统特务案件全然不同。这些特务多为秘密打入，边保很难掌握其动向；这些特务又多为当地人，便于掩护身份；而且，这些特务成批潜伏，完全可能搞起大的破坏活动。
此前，边保在绥德青年干部学校曾经发现一批嫌疑分子，有陶华、郭继武、李峰璧、杨志常、杨成章、李峰六人，但是，这些人到底是不是特务，如果是特务又是哪个系统的特务，一时还搞不清楚。于是，就将这些人分散安排。杨志常、杨成章到米脂后，去一趟国民党八十六师回来就有经费，而且与县政府的复兴社分子有联系。李峰璧和李峰分配到瓦窑堡，没有发现问题，又到了延安，李峰璧还进了保安处。陶华、郭继武在固林、富县没有发现问题，陶华还被发展为保卫工作网的网员。1940年还发现陈明(郑崇文)的被子中有国民党的秘密通讯“海底”，审讯中，陈明说是国民党党部人员，也就忽略了，致使陈明后来又混入陇东专署。1941年，关中分区还发现线索，朱浪舟报告冯平波等人是特务，冯平波又供认朱浪舟、金光等人是“汉训班”毕业，但是，当时重视不够，都没有深加追究。
总而言之，此案发作之前，边保对于国民党特务的秘密活动还是估计不足。
吴南山的主动交代，祁三益的被捕，显现“汉训班”的潜伏规模和活动企图，这就不能不引起高度的重视。
边保处长周兴指派保卫部长布鲁、副部长王凡和李启明等人全力组织破案，又亲自到枣园向中央社会部汇报。
中社部领导十分重视这个案件。部长康生认为，这是一个挺重要的案子。国民党使用共产党的叛徒很成功。任卓宜(叶青)第一次被捕表现很好，枪毙的时候没打死，逃出来又干革命。可是第二次被捕就被敌人说服叛变，一直做到国民党的中央宣传部长。现在，我们也要争取，使得国民党的特务为我所用。
这段时间，中社部正在大力部署反国特工作。
陇东发现的国特案件并不孤立。1941年1月，国民党在江南公然围剿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特务活动也随之升级，其他根据地也报来国民党加紧特务活动的情况。
中社部获得国民党中统开展高级特情突击竞赛的情报，认为“值得全党严重注意和高度警惕”。中社部还明确政策：对内奸分子的处理，其执迷不悟者，实行坚决镇压；对动摇被骗分子，实行一打一拉鼓励其回心向善；对痛悔前非而愿为我积极服务者，得迅速秘密说服争取；借机深入突击者，应加紧教育，促其警惕；已被敌人说服成功者，应尽最后努力，劝其悔悟；对被敌密捕释放者，应注意调查监视，酌情处理。
边保报来的案件，不仅在陇东发现了成批特务，而且在延安还有更多的线索。中社部二室负责保卫工作，主任汪金祥和治安科长陈龙积极指导破案，还抽调西北公学“老三班”的叶运高、王珺，协助边保工作。
这个“老三班”是中社部长年在西北公学培训情报、保卫干部的训练班，中社部和边保的许多干部都经过这里培训。叶运高是江西红军，入学前是边保三科(审讯科)科长。王珺是河北定县人，1937年在冀中参加便衣队，曾任冀中《大众报》主编，被保送到延安学习，在抗大保卫委员会工作，又被中社部抽调到西北公学培训。
叶运高、王珺到边保周兴处报到，与布鲁协同工作。此时，布鲁已经带领祁三益识破并逮捕了六七个特务。叶运高和王珺对已经发现的人员再次审讯，重新梳理一遍，认为这个案件还有很大余地。“汉训班”培训了好几期，肯定不止这几个人。
周兴、布鲁与叶运高、王珺又到中社部汇报。
康生、李克农对侦察破案作了指示。李克农认为，此案很有发展，是个大案。“汉训班”的培训课程不止有情报，还有破坏内容，有爆破、暗杀、下毒、游击、照相、跟踪、密写等等，如果不能及时破获，对根据地的危害会很大。
李克农提出三条策略。一是重证据不重口供，不要使用肉刑。这个问题掌握不住，不实之词会给自己带来麻烦，还会冤枉好人。二是侦察审讯都要斗智攻心，立足于思想教育。有些国民党特务其实也是受害者，本来是积极抗战的热血青年，误投敌营，并非真正的反动分子，经过教育，大部分可以转化过来。三是侦察和审讯相结合，内线、外线和反用相结合，互相配合、互相促进，不要各管一段。
李克农强调，目前发现的蛛丝马迹要紧紧抓住，不能放松，一定要穷追到底，一网打尽，坚决不留后患！
有了李克农的指示，破案人员感到心里有了底。延安的保卫干部与军统特务直接斗智的机会还不多，如何“化敌为我服务”，又是个敏感的政策问题，现在领导说得既原则又具体，大家就大胆工作了。
6.祁三益在延安城里到处认人
“汉训班”案件被列为延安要案。因为是国民党军统局戴笠系统的特务，简称“戴案”。
侦破“戴案”有个有利条件，就是祁三益已经投诚，边保在军统西北特侦站中有了内线。祁三益直接认识多期学员，又是上级指定的联络员，通过此人识别特务相当便捷。布鲁亲自带着祁三益工作，反复向他交待政策。祁三益见共产党的高级保卫机关如此信任自己，工作也挺卖力。
布鲁把祁三益安排在新市场附近的完小工作，要祁三益继续完成他的联络任务，在延安城里查找“汉训班”特务。祁三益在延安城里到处转悠认人，新市场更是重点地域。这里是延安的热闹地方，各色人等都少不了在这里亮相。祁三益成天逛市场，迎面碰上“汉训班”的刘一青(刘志平)。潜伏特务见到自己人分外欣慰，刘一青告诉祁三益，马鸣(马汝英)、赵秉廉(赵汉民)等人已经从抗大毕业，调到三八五旅工作。
临近春节，祁三益在新市场天生衡锅贴店发现了一个账房先生，正是西北特侦站延安组的联络员杨朋！原来，杨朋改名杨超，潜入延安，在这个锅贴店建立一个秘密联络点。两个联络员共同研究部署整个延安的潜伏工作，杨超手中的特务，也就报到祁三益这里。通过杨超，祁三益发现了打入行政学院的范金钟、陶启华，打入贸易局的杨志常，打入银行金库的刘嘉陵。
不久，另一个联络员李春茂也露面了。
李春茂于9月底到达延安，住在新市场的一家小旅店。整日城里城外游逛，上了宝塔山，进了大砭沟，还参加一场露天报告会，听吴玉章讲青年怎么对待恋爱问题。延安的青春气息感染力极强，李春茂决心先上抗大学习。抗大的学习可是同“汉训班”不一样，领导和学生平等相处，大家整日说说笑笑。同学多是前线回来的干部，还帮小青年李春茂洗衣服。领导和同志讲的抗日故事，李春茂听来不像假话。三个月的课程，学习了毛泽东的几本小册子，每周还听大报告，李春茂觉得，共产党的理论就是比国民党高明。对比“汉训班”的学习，李春茂开始想到，不能再跟军统走了。
抗大的同学中间，还有“汉训班”的马鸣、张秉均、赵西湖、刘一平等人。大家闲聊起来，各自心情都很复杂。马鸣常常沉默思考，潜伏延安几个月了，“汉训班”里说的那些青面獠牙的共产党人一个也没见到！刘一平忍不住落泪，自己本来在宝鸡好好地当警察，现在当特务丢了每月五十元薪水，谁来赡养老母？赵西湖气愤地说：“汉训班”说共产党是汉奸，其实共产党和八路军才是货真价实的抗日！有人还赋诗一首：
英雄气势冲霄汉，斗胆赤心到延安。方今始知志被欺，画虎不成反类犬。爬愈高兮跌愈响，悔后问心何为乎？
李春茂决心脱离特务组织，可是也不敢向共产党投诚。于是决定再也不搞政治，一辈子隐姓埋名做医生！抗大毕业后，李春茂主动要求分配到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学护士。
李春茂本想躲开“汉训班”，可是，春节去逛逛新市场，还是碰上延安组副组长祁三益。
祁三益与李春茂来往，又发现王星文在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张秉均(张志刚)在安塞兵工厂。那个在陇东被突击的陈明，到延安也与李春茂联络。在陇东被吴南山认出的李峰璧，回到延安后也被边保说服自首，供出绥德的杨成章。
至此，西北特侦站派出的三个联络员，祁三益、杨超、李春茂，都纳入边保的监控视线。通过这三人，又掌控了一批潜伏特务。
侦破的下一步，进入搜集证据阶段。
此时的中共保卫工作，已经开始纠正肃反时期没有证据就逮捕的错误做法，建立起比较规范的程序，确立了重证据不重口供的规则。
边保策划，设法取得国民党搞特务活动的物证。祁三益利用延安组副组长的身份，向各潜伏特务要文字报告，说是要向西安汇报工作。可是，材料上来得挺慢。都在共产党的机关单位工作，整日集体生活，找个密写的隐秘时空都不容易，与上级接头也要等放假。过了一段时间，李春茂交来两份，刘一青交来两份，张志刚交来一份。还有的人可能是故意不写。都是程益站长派遣的人，并不一定承认祁三益是直接上级，就连杨超也似乎对祁三益有所怀疑。祁三益也不能暴露身份，就不好催得太急。不久，朱国才途经延安，交给杨超一封“手令”，转李春茂、祁三益传阅。于是，这些文字材料都成了边保手中的确凿证据。
边保打算直接接触和了解这些人，李启明布置祁三益，以打麻将的名义，安排自己同李春茂、张秉均会面。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边保认为李春茂这人也可以争取。
李春茂不知祁三益已向共产党投诚，反而担心此人把自己重新拉入军统网络，于是向医院领导提出回老家探亲。军队系统已经掌握李春茂的特务关系，也担心他离开边区后脱离视线。于是，在1942年2月20日将其叫到总政锄奸部。李春茂哪里知道自己面对的人就是延安的侦察专家钱益民，还嘴硬地闹着要请假回家。这时，锄奸部副部长欧阳毅突然喊出“李昌盛”这个名字，李春茂顿时垮了——这可是自己在“汉训班”的化名啊！
李春茂不得不交代自己是国民党的军统特务。李春茂没有想到，锄奸部并未严惩自己，欧阳毅部长还请李春茂到家中吃饭。晚上，又安排李春茂同锄奸部干部彭由同窑洞居住。
李春茂在锄奸部接连写了三天材料，详细交代“汉中特训班”的情况，列出自己联络的潜伏特务名单。这晚，锄奸部科长钱益民带着边保的布鲁来看李春茂，布鲁还热情对李春茂喊小弟弟！李春茂感动地表示，愿意弃暗投明，配合组织深挖其他潜伏特务。锄奸部将李春茂安排在军委卫生部秘书室工作，继续配合边保破案。
程慕颐派到延安的三个联络员，祁三益和李春茂两个已经投诚反正，还剩一个杨超。此人思想反动，保安处决定暂时不予突击，而是利用他的关系，继续发现其他潜伏特务。祁三益向杨超建议，在杨超的锅贴店建立一个秘密联络站。杨超也狡猾，声称事关重大，要亲自回西安请示。祁三益经过边保同意，允许他返回西安，没想到，此人一去不复返。
三个联络员，争取了两个，跑了一个，只剩总联络员赵秀还没有露面。布鲁和李启明非常着急，抓不到这条大鱼，就不能收网。
1942年“五·一”劳动节，延安各界在南关大操场举行庆祝大会。参加大会服务的李春茂突然看到赵秀！赵秀身穿蓝色毛呢制服，手提文明棍，随同一批国民党驻延安机关的人员步入会场。李春茂立即将消息报告也在会场活动的布鲁和李启明，布鲁当即布置李春茂设法接近赵秀，了解确切情况。李春茂凑过去，用暗语向赵秀打招呼。两人相继离开会场，凑到树阴下交谈。李春茂主动向赵秀汇报自己在延安的工作情况，赵秀听了十分满意，又说自己从西安先到榆林，通过邓宝珊的关系，在延安谋得“防空监视哨”哨长职务，现名赵子宣，住在国民党的通讯局，可以自由进出延安，要李春茂随时去联系工作。
至此，军统西北特侦站派往延安的所有联络员都落入边保网中，而且还成功争取祁三益、李春茂、王星文三人反正。边保又决心争取这个总联络员。
如何攻下这个最后的堡垒，又防止事情败露？布鲁精心设计，划出一条曲折的途径。
先是秘密逮捕祁三益、李春茂、王星文，将三人关押在保安处。此前，这三人虽然都已反正，但互相并不知情，都以为别人还在为军统工作。突然被捕造成假象，似乎大家都面临选择。
首先，布置王星文去说服李春茂自首，李春茂同意后，再以王星文、李春茂两人去说服祁三益自首。这次说服没有成功，人家祁三益还是军统的坚定分子呢！
第三步，又派王星文、李春茂两人去说服赵秀自首，赵秀拒绝，就将其带到保安处，由布鲁、李启明审讯突击。政策攻心之下，赵秀承认自己的总联络员身份，供出一些潜伏特务，表示愿意洗心革面，为共产党工作。
此后，再由王星文、李春茂两人去说服祁三益，而这时祁三益才表示同意。
这个顺序与事实恰恰是相反的，原本是祁三益最先自首，而后依次是王星文、李春茂、赵秀，现在反过来做，是为了掩护最为可靠的祁三益。万一王星文、李春茂、赵秀等人动摇，祁三益的副组长形象还可保留，继续诱使西北特侦站上钩。
至此，军统西北特侦站延安组的所有骨干，都掌握在边保手中。而西安的程慕颐还毫不知情，不时送来情报经费。
7.隐蔽最深的电台小组
重用联络员，并不能识别所有的潜伏特务。
中社部派出的叶运高、王珺，在审讯中发现，李春茂碰到过一个姓“胡”的人，说是带着一个组潜伏在某处。布鲁通过祁三益向赵秀试探，赵秀却说：“工作不同，你们不要管。”
大家分析认为，此案除了祁三益的线索，可能还有别的线由程益直接掌握。这个姓“胡”的如此神秘，很可能潜伏在机要部门。鉴于姓“胡”的是学生出身，混入延安很可能通过考学，于是，调查工作就从学校入手。
延安的学校挺多，有抗大、陕公、女大、青训班、行政学院等，布鲁把王珺分到抗大和行政学院。行政学院没有查出结果，王珺又把重点转到抗大。抗大搬到绥德以后改称军事学院，档案管理比较乱，王珺只得到队列科查找学员名册。名单中有个姓“胡”的“胡耀南”，登时唤起王珺的记忆——抗大的同班同学！
王珺从晋察冀边区调到延安，在抗大二大队九队学习，同学之中有胡耀南、杨效卫、夏秉坤三人是一起来的。王珺当时是不过组织生活的秘密党员，担任保卫队长，下面还领导着几个网员。当时，胡耀南三人老实吃苦，从不讲怪话，还抢着干活，给王珺留下的印象不错。现在想起来，这三个人的积极就显得虚假。王珺又查毕业分配去向，可是找不到这三人。抗大的队干部调动频繁，学员档案不全。王珺又找到总政组织部，还是找不到。王珺绞尽脑汁，想到从其他同学查询。抗大时有个网员羊玉，和胡耀南在一个组，相当接近，也许能知道胡耀南去向？好不容易在军法处找到羊玉，可是羊玉也不知胡耀南的下落！王珺又要羊玉寻找胡耀南的甘肃同乡，终于打听到：胡耀南在军委二局工作，已经当了支部书记，就在安塞的无线电台！
军委二局是中共中央军委的情报部门，居然被军统特务打入！
此案被中社部列为重大专案。布鲁立即布置监控，很快发现胡耀南、杨效卫、夏秉坤三人都在二局潜伏。不久，又截获胡耀南用米汤密写的汇报信件。
对于这个打入中共核心情报部门的小组，程慕颐十分重视，由本人单线直接联系，不交延安组赵秀和祁三益联系。这个小组化名“南卫坤”，已经通过密写向西安发出10次情报，其中包括延安的社会情况、抗大的组织教学情况，还有二局的组织结构与任务。
这是“汉训班”特务中潜伏最深，也最为危险的一个小组，中社部立即下令逮捕。经过教育，胡士渊(胡思瑗、胡耀南、胡有连)、杨效卫(杨子才)、夏秉坤(夏珍卿)三人交代得比较老实，中社部又特意将其送到西北公学培训，准备使用到情报工作之中。
侦破此案的王珺，从此留在中社部工作，后任西北公学班主任、中社部干部科长，建国后任中央调查部干部局长、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国家安全部副部长。
各地的侦察表明，“汉训班”的特务已经大批打入边区，虽然尚未全部沟通联络，但是，这些分散活动的特务已经向军统发回不少密写情报；而且，其中多人受过暗杀、放毒、爆破等破坏训练，随时可能发起行动；这个国民党特务组织，已经对边区安全形成巨大威胁！
8.收网大捷
1942年5月间，边保已经基本掌握“戴案”特务在边区的潜伏情况：
胡士渊小组打入军委二局；
王治和进入联防司令部；
冯善述、朱浪舟在陕西省委；
郭力群、李峰璧进入边保；
石进中、宫兆丰在绥德专署；
陈明在陇东专署。
军统特务居然打进延安的诸多要害部门！
中社部与保安处决定实施逮捕。
5月，逮捕范金钟、杨志常、陶华、郭继武、刘嘉陵、刘一青(刘志平)、张秉均(张志刚)、李春茂(李昌盛、李军)、王星文(王继武)等人。通过审讯，又发现绥德的王自洁。
6月，绥德逮捕王自洁，审讯说服后，王自洁又供出武亚民、王焕章、韩子奇等人。
7月，关中将过去冯平舟供出的朱浪舟、金光逮捕。
9月，驻扎陇东的三八五旅锄奸科逮捕任文化教员的赵秉廉、马鸣(马汝英)。
10月，中社部逮捕安塞电台的胡士渊、杨子才、夏珍卿三人，胡士渊又供出打入延安大学的来朋(来东园)，边保随即将来朋逮捕。
安塞工厂发现苟振生，宜川小学发现王锦堂，还有王恕、杨荫唐等人。
至1942年底，“汉中特训班”案件全案告破，共发现军统潜伏特务32名，其中主动交代1名，经过侦察发现20名，被捕人员供出11名，物证7件。
一案捕获这么多特务，堪称延安锄奸工作的巨大战果。毛泽东亲自表扬对于此案的侦破。听说布鲁的工作能力，毛泽东说：“我们需要布鲁这样的人，有十来个就好了
“汉训班”案件被列为延安要案。因为是国民党军统局戴笠系统的特务，简称“戴案”。
侦破“戴案”有个有利条件，就是祁三益已经投诚，边保在军统西北特侦站中有了内线。祁三益直接认识多期学员，又是上级指定的联络员，通过此人识别特务相当便捷。布鲁亲自带着祁三益工作，反复向他交待政策。祁三益见共产党的高级保卫机关如此信任自己，工作也挺卖力。
布鲁把祁三益安排在新市场附近的完小工作，要祁三益继续完成他的联络任务，在延安城里查找“汉训班”特务。祁三益在延安城里到处转悠认人，新市场更是重点地域。这里是延安的热闹地方，各色人等都少不了在这里亮相。祁三益成天逛市场，迎面碰上“汉训班”的刘一青(刘志平)。潜伏特务见到自己人分外欣慰，刘一青告诉祁三益，马鸣(马汝英)、赵秉廉(赵汉民)等人已经从抗大毕业，调到三八五旅工作。
临近春节，祁三益在新市场天生衡锅贴店发现了一个账房先生，正是西北特侦站延安组的联络员杨朋！原来，杨朋改名杨超，潜入延安，在这个锅贴店建立一个秘密联络点。两个联络员共同研究部署整个延安的潜伏工作，杨超手中的特务，也就报到祁三益这里。通过杨超，祁三益发现了打入行政学院的范金钟、陶启华，打入贸易局的杨志常，打入银行金库的刘嘉陵。
不久，另一个联络员李春茂也露面了。
李春茂于9月底到达延安，住在新市场的一家小旅店。整日城里城外游逛，上了宝塔山，进了大砭沟，还参加一场露天报告会，听吴玉章讲青年怎么对待恋爱问题。延安的青春气息感染力极强，李春茂决心先上抗大学习。抗大的学习可是同“汉训班”不一样，领导和学生平等相处，大家整日说说笑笑。同学多是前线回来的干部，还帮小青年李春茂洗衣服。领导和同志讲的抗日故事，李春茂听来不像假话。三个月的课程，学习了毛泽东的几本小册子，每周还听大报告，李春茂觉得，共产党的理论就是比国民党高明。对比“汉训班”的学习，李春茂开始想到，不能再跟军统走了。
抗大的同学中间，还有“汉训班”的马鸣、张秉均、赵西湖、刘一平等人。大家闲聊起来，各自心情都很复杂。马鸣常常沉默思考，潜伏延安几个月了，“汉训班”里说的那些青面獠牙的共产党人一个也没见到！刘一平忍不住落泪，自己本来在宝鸡好好地当警察，现在当特务丢了每月五十元薪水，谁来赡养老母？赵西湖气愤地说：“汉训班”说共产党是汉奸，其实共产党和八路军才是货真价实的抗日！有人还赋诗一首：
英雄气势冲霄汉，斗胆赤心到延安。方今始知志被欺，画虎不成反类犬。爬愈高兮跌愈响，悔后问心何为乎？
李春茂决心脱离特务组织，可是也不敢向共产党投诚。于是决定再也不搞政治，一辈子隐姓埋名做医生！抗大毕业后，李春茂主动要求分配到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学护士。
李春茂本想躲开“汉训班”，可是，春节去逛逛新市场，还是碰上延安组副组长祁三益。
祁三益与李春茂来往，又发现王星文在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张秉均(张志刚)在安塞兵工厂。那个在陇东被突击的陈明，到延安也与李春茂联络。在陇东被吴南山认出的李峰璧，回到延安后也被边保说服自首，供出绥德的杨成章。
至此，西北特侦站派出的三个联络员，祁三益、杨超、李春茂，都纳入边保的监控视线。通过这三人，又掌控了一批潜伏特务。
侦破的下一步，进入搜集证据阶段。
此时的中共保卫工作，已经开始纠正肃反时期没有证据就逮捕的错误做法，建立起比较规范的程序，确立了重证据不重口供的规则。
边保策划，设法取得国民党搞特务活动的物证。祁三益利用延安组副组长的身份，向各潜伏特务要文字报告，说是要向西安汇报工作。可是，材料上来得挺慢。都在共产党的机关单位工作，整日集体生活，找个密写的隐秘时空都不容易，与上级接头也要等放假。过了一段时间，李春茂交来两份，刘一青交来两份，张志刚交来一份。还有的人可能是故意不写。都是程益站长派遣的人，并不一定承认祁三益是直接上级，就连杨超也似乎对祁三益有所怀疑。祁三益也不能暴露身份，就不好催得太急。不久，朱国才途经延安，交给杨超一封“手令”，转李春茂、祁三益传阅。于是，这些文字材料都成了边保手中的确凿证据。
边保打算直接接触和了解这些人，李启明布置祁三益，以打麻将的名义，安排自己同李春茂、张秉均会面。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边保认为李春茂这人也可以争取。
李春茂不知祁三益已向共产党投诚，反而担心此人把自己重新拉入军统网络，于是向医院领导提出回老家探亲。军队系统已经掌握李春茂的特务关系，也担心他离开边区后脱离视线。于是，在1942年2月20日将其叫到总政锄奸部。李春茂哪里知道自己面对的人就是延安的侦察专家钱益民，还嘴硬地闹着要请假回家。这时，锄奸部副部长欧阳毅突然喊出“李昌盛”这个名字，李春茂顿时垮了——这可是自己在“汉训班”的化名啊！
李春茂不得不交代自己是国民党的军统特务。李春茂没有想到，锄奸部并未严惩自己，欧阳毅部长还请李春茂到家中吃饭。晚上，又安排李春茂同锄奸部干部彭由同窑洞居住。
李春茂在锄奸部接连写了三天材料，详细交代“汉中特训班”的情况，列出自己联络的潜伏特务名单。这晚，锄奸部科长钱益民带着边保的布鲁来看李春茂，布鲁还热情对李春茂喊小弟弟！李春茂感动地表示，愿意弃暗投明，配合组织深挖其他潜伏特务。锄奸部将李春茂安排在军委卫生部秘书室工作，继续配合边保破案。
程慕颐派到延安的三个联络员，祁三益和李春茂两个已经投诚反正，还剩一个杨超。此人思想反动，保安处决定暂时不予突击，而是利用他的关系，继续发现其他潜伏特务。祁三益向杨超建议，在杨超的锅贴店建立一个秘密联络站。杨超也狡猾，声称事关重大，要亲自回西安请示。祁三益经过边保同意，允许他返回西安，没想到，此人一去不复返。
三个联络员，争取了两个，跑了一个，只剩总联络员赵秀还没有露面。布鲁和李启明非常着急，抓不到这条大鱼，就不能收网。
1942年“五·一”劳动节，延安各界在南关大操场举行庆祝大会。参加大会服务的李春茂突然看到赵秀！赵秀身穿蓝色毛呢制服，手提文明棍，随同一批国民党驻延安机关的人员步入会场。李春茂立即将消息报告也在会场活动的布鲁和李启明，布鲁当即布置李春茂设法接近赵秀，了解确切情况。李春茂凑过去，用暗语向赵秀打招呼。两人相继离开会场，凑到树阴下交谈。李春茂主动向赵秀汇报自己在延安的工作情况，赵秀听了十分满意，又说自己从西安先到榆林，通过邓宝珊的关系，在延安谋得“防空监视哨”哨长职务，现名赵子宣，住在国民党的通讯局，可以自由进出延安，要李春茂随时去联系工作。
至此，军统西北特侦站派往延安的所有联络员都落入边保网中，而且还成功争取祁三益、李春茂、王星文三人反正。边保又决心争取这个总联络员。
如何攻下这个最后的堡垒，又防止事情败露？布鲁精心设计，划出一条曲折的途径。
先是秘密逮捕祁三益、李春茂、王星文，将三人关押在保安处。此前，这三人虽然都已反正，但互相并不知情，都以为别人还在为军统工作。突然被捕造成假象，似乎大家都面临选择。
首先，布置王星文去说服李春茂自首，李春茂同意后，再以王星文、李春茂两人去说服祁三益自首。这次说服没有成功，人家祁三益还是军统的坚定分子呢！
第三步，又派王星文、李春茂两人去说服赵秀自首，赵秀拒绝，就将其带到保安处，由布鲁、李启明审讯突击。政策攻心之下，赵秀承认自己的总联络员身份，供出一些潜伏特务，表示愿意洗心革面，为共产党工作。
此后，再由王星文、李春茂两人去说服祁三益，而这时祁三益才表示同意。
这个顺序与事实恰恰是相反的，原本是祁三益最先自首，而后依次是王星文、李春茂、赵秀，现在反过来做，是为了掩护最为可靠的祁三益。万一王星文、李春茂、赵秀等人动摇，祁三益的副组长形象还可保留，继续诱使西北特侦站上钩。
至此，军统西北特侦站延安组的所有骨干，都掌握在边保手中。而西安的程慕颐还毫不知情，不时送来情报经费。
7.隐蔽最深的电台小组
重用联络员，并不能识别所有的潜伏特务。
中社部派出的叶运高、王珺，在审讯中发现，李春茂碰到过一个姓“胡”的人，说是带着一个组潜伏在某处。布鲁通过祁三益向赵秀试探，赵秀却说：“工作不同，你们不要管。”
大家分析认为，此案除了祁三益的线索，可能还有别的线由程益直接掌握。这个姓“胡”的如此神秘，很可能潜伏在机要部门。鉴于姓“胡”的是学生出身，混入延安很可能通过考学，于是，调查工作就从学校入手。
延安的学校挺多，有抗大、陕公、女大、青训班、行政学院等，布鲁把王珺分到抗大和行政学院。行政学院没有查出结果，王珺又把重点转到抗大。抗大搬到绥德以后改称军事学院，档案管理比较乱，王珺只得到队列科查找学员名册。名单中有个姓“胡”的“胡耀南”，登时唤起王珺的记忆——抗大的同班同学！
王珺从晋察冀边区调到延安，在抗大二大队九队学习，同学之中有胡耀南、杨效卫、夏秉坤三人是一起来的。王珺当时是不过组织生活的秘密党员，担任保卫队长，下面还领导着几个网员。当时，胡耀南三人老实吃苦，从不讲怪话，还抢着干活，给王珺留下的印象不错。现在想起来，这三个人的积极就显得虚假。王珺又查毕业分配去向，可是找不到这三人。抗大的队干部调动频繁，学员档案不全。王珺又找到总政组织部，还是找不到。王珺绞尽脑汁，想到从其他同学查询。抗大时有个网员羊玉，和胡耀南在一个组，相当接近，也许能知道胡耀南去向？好不容易在军法处找到羊玉，可是羊玉也不知胡耀南的下落！王珺又要羊玉寻找胡耀南的甘肃同乡，终于打听到：胡耀南在军委二局工作，已经当了支部书记，就在安塞的无线电台！
军委二局是中共中央军委的情报部门，居然被军统特务打入！
此案被中社部列为重大专案。布鲁立即布置监控，很快发现胡耀南、杨效卫、夏秉坤三人都在二局潜伏。不久，又截获胡耀南用米汤密写的汇报信件。
对于这个打入中共核心情报部门的小组，程慕颐十分重视，由本人单线直接联系，不交延安组赵秀和祁三益联系。这个小组化名“南卫坤”，已经通过密写向西安发出10次情报，其中包括延安的社会情况、抗大的组织教学情况，还有二局的组织结构与任务。
这是“汉训班”特务中潜伏最深，也最为危险的一个小组，中社部立即下令逮捕。经过教育，胡士渊(胡思瑗、胡耀南、胡有连)、杨效卫(杨子才)、夏秉坤(夏珍卿)三人交代得比较老实，中社部又特意将其送到西北公学培训，准备使用到情报工作之中。
侦破此案的王珺，从此留在中社部工作，后任西北公学班主任、中社部干部科长，建国后任中央调查部干部局长、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国家安全部副部长。
各地的侦察表明，“汉训班”的特务已经大批打入边区，虽然尚未全部沟通联络，但是，这些分散活动的特务已经向军统发回不少密写情报；而且，其中多人受过暗杀、放毒、爆破等破坏训练，随时可能发起行动；这个国民党特务组织，已经对边区安全形成巨大威胁！
8.收网大捷
1942年5月间，边保已经基本掌握“戴案”特务在边区的潜伏情况：
胡士渊小组打入军委二局；
王治和进入联防司令部；
冯善述、朱浪舟在陕西省委；
郭力群、李峰璧进入边保；
石进中、宫兆丰在绥德专署；
陈明在陇东专署。
军统特务居然打进延安的诸多要害部门！
中社部与保安处决定实施逮捕。
5月，逮捕范金钟、杨志常、陶华、郭继武、刘嘉陵、刘一青(刘志平)、张秉均(张志刚)、李春茂(李昌盛、李军)、王星文(王继武)等人。通过审讯，又发现绥德的王自洁。
6月，绥德逮捕王自洁，审讯说服后，王自洁又供出武亚民、王焕章、韩子奇等人。
7月，关中将过去冯平舟供出的朱浪舟、金光逮捕。
9月，驻扎陇东的三八五旅锄奸科逮捕任文化教员的赵秉廉、马鸣(马汝英)。
10月，中社部逮捕安塞电台的胡士渊、杨子才、夏珍卿三人，胡士渊又供出打入延安大学的来朋(来东园)，边保随即将来朋逮捕。
安塞工厂发现苟振生，宜川小学发现王锦堂，还有王恕、杨荫唐等人。
至1942年底，“汉中特训班”案件全案告破，共发现军统潜伏特务32名，其中主动交代1名，经过侦察发现20名，被捕人员供出11名，物证7件。
一案捕获这么多特务，堪称延安锄奸工作的巨大战果。毛泽东亲自表扬对于此案的侦破。听说布鲁的工作能力，毛泽东说：“我们需要布鲁这样的人，有十来个就好了
9.大胆“反用”
此案侦破工作的特点在于“反用”。
“反用”，又称“逆用”，其意义近似孙子的“反间”，就是利用敌方派来的间谍，反过来为我侦察敌方的情报。延安时候的说法是“化敌为我服务”。
此案的发现，源于国民党军统间谍吴南山的主动交代；此案的发展，主要依靠捕获后争取过来的祁三益、李春茂等人；此案的结果，又是大量被捕人员转化为中共的情报力量。由此可以说，中共情报、保卫机关侦破此案的高明之处，正是在于这个“反用”。
不管“反用”、“逆用”还是“反间”，反正这个“化敌为我服务”是个非常非常之危险、非常非常之艰难的事情。
五大难题横亘面前：
如何做到敢于承担政治风险并大胆放手？回想以前的苏区肃反，国民党派遣两人冒充改组派，到鄂豫皖根据地策反许继慎，许继慎将其交给保卫部门处理，本人却仍然受到怀疑，甚至因此被处死。现在反用更加危险的军统特务，保卫干部能不担忧这会导致给自己扣上政治帽子？
如何争取训练有素的间谍投诚并检验其忠诚？看看以前打入延安的特务，“汉训班”教师沈之岳、朱国才等人都是坚定的反共分子，他们训练出来的学生现在投诚，会不会是演出苦肉计？
如何调动反用者的积极性并保护其安全？执政的国民党掌握着更多的权力和财产，安逸享乐不在我，高官厚禄在于敌，共产党有何资源优势？
如何通过巧妙的反用来扩大情报战果？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具有相当丰富的反侦察经验，如何瞒过其耳目诱使其上钩？
如何安排反用者的政治待遇？共产党实行严格的干部审查制度，曾经具有国民党特务身份的人，能不能参加革命？能不能当干部？能不能入党？
1942年6月10日，延安举办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宴会。北门外的文化沟相对僻静，这里的青年食堂今天被全部包下不准外客进入。什么人做东如此气派？
走进宴会厅的人物，原来是边保的布鲁、王凡、李启明，陪客也很威风，总政锄奸部的钱逸民、张明、彭由。主人方面都是延安的情报、保卫大员，贵客是谁？
进入宴会厅的客人个个拘谨，祁三益、李春茂、王星文、赵秀、张秉钧，个个都是前国民党军统特务！
布鲁举杯，庆贺五人参加革命！
由于这五人在案件侦破中起到重要作用，边保决定吸收他们参加边保的外勤工作。
第二天，延安卫戍副司令、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处长周兴，亲自接见这五人。
这规格，超过以往所有保安处吸收新人的仪式。
尚在陇东的吴南山，一直秘密为边保工作。
捕获祁三益之后，陇东保安分处依然对军统隐瞒吴南山的真实身份。赵苍璧布置吴南山给程慕颐写信，声称自己具有县教育科长的合法身份，建议今后派往边区的人员先通过自己，以便于掩护和安排。
吴南山继续受到国特机关信任。“汉训班”五期的禹济川主动报告，西北特侦站派教官朱国才潜入边区领导潜伏特务。陇东的安永善、安永录兄弟参加“汉训班”回来，先找吴南山联络，还告知具体任务。西峰镇党务通讯处的中统特务骆洪烈是吴南山的同学，来边区活动也向吴南山暴露身份。中统特务邓应贤、邓应德潜入边区，也来找吴南山帮忙。这些特务当然都被边保秘密监控。
吴南山还协助领导争取其他特务反正。“汉训班”毕业的张益昌潜入庆阳与吴南山联络，还被陇东保安分处突击反用。庆阳一完小的教师王文翰对吴南山说，平凉中学的教导主任捎信来，说是有免费学校可上。吴南山想到又是军统的特训班，立即向陇东保安分处汇报。外勤组长陈世琦当面向王文翰交待，布置他打入敌特机关。王文翰离开边区果真去了军统的“兰训班”，1943年返回边区正好碰上“整风”，在家呆了一夜就匆匆离去。赵苍璧得知，立即派涂占奎去寻找，但没有找到。解放后，此人还是将“兰训班”的情况向兰州市公安局做了交代。
吴南山在庆阳，曾任教育科长、剧团团长、完小校长等公开职务，秘密职务却始终是陇东保安分处的庆阳外勤组组长。
多年之后，在回顾这段历史时，吴南山还认为：“用党的政策感召和给出路的办法侦破案件是成功的。如对我的问题，就是由于党的政策的感召和给出路的办法，我才主动向党交代并走上革命道路的。”
吴南山到“汉中特训班”时得到的第一印象，就是国民党不相信青年，自己失去了自由；而共产党领导给予的第一印象却截然相反，吴南山第一次交代问题，马文瑞就当面肯定他是受骗的！
就在与吴南山谈话之前，马文瑞在陕北“肃反”时曾经受冤被捕。自己当年几乎因为冤案而被枪毙，马文瑞怎能有勇气接纳吴南山这个军统投诚分子？
这不能不令人想到，大政策的调整，起到了根本的作用。抗日战争初期，中共中央纠正了过去的左倾错误，才使情报、保卫工作卸掉了包袱，敢于利用敌人内部一切能够使用的力量。
“汉训班”一案在延安捕获32名军统特务，除王焕章一人外，边保对所有的人都进行了反用，而且都发挥了不同程度的作用。其中有杨成章、李峰璧、张志刚、张志俊、王焕章、赵秀等6人主动逃跑，后来在战争期间又有若干背叛者。但是，还有不少人经受了战争的考验，始终忠于共产党。建国后，这些人在各个岗位包括公安部门担任重要职务，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挨了整，但后来都得到平反，晚年同其他没有历史问题的干部一样享受离职休养待遇，没有受到歧视。
如果说“军事是政治的继续”，那么可以说，情报、保卫是政治的深入。而“反用”，则绝不仅仅是技术问题，更是极其复杂的政治问题。
10.戴笠发出通缉令
军统“汉训班”案件的破获，为延安除掉一大隐患。尽管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功，边保却是尽量隐瞒消息，还要继续扩大战果呢！
吴南山、祁三益、李春茂、王星文、赵秀、张秉钧等人，都被吸收为边保的外勤干部，继续与军统联系。
可是秘密难保。
李峰璧被捕供出杨成章，王自洁被捕供出王焕章，但是，杨成章、王焕章、张志俊这三人都在逮捕前闻讯逃走。不久，派往关中工作的李峰璧也乘机逃亡。此前还有借口去西安汇报的杨超也一去不归。已有五人失控，程慕颐完全可能已经知道延安组被侦破的消息！
边保并未因此放弃。
当初逮捕都是秘密进行，策反说服也绕了一个大弯子，逃跑的五人并不知道其他人投诚的实情。因此，程慕颐尽管有所察觉，却完全可能并不知道破坏的程度有多大！
边保将这些人分散开来，继续使用。
赵秀留在延安继续当防空监视哨的哨长，直接与洛川、西安联系。王星文、张志刚去绥德，给榆林写信接头。李春茂去富县，设法与洛川联系。祁三益继续在新市场完小教书，保持这个秘密联络点。吴南山留在陇东，继续诱敌上钩。
不久，西安来人，提出对祁三益的怀疑。这使边保想到，也许是李峰璧提供了祁三益被捕的消息。看来，必要时需要暴露祁三益，以保留其他人员。边保布置赵秀，向程慕颐写信，声称自己也对祁三益有所怀疑。可是，西安迟迟没有回信。
1942年11月，张秉均(张志刚)又逃跑了。此人是天水人，毕业于“汉训班”第七期，被捕后佯装积极，被边保吸收派到绥德做外勤工作。张秉均曾经参加边保欢迎五人投诚的宴会，这下秘密不保！
布鲁还有主意，又布置赵秀写信汇报，说是有个特务在绥德自首。企图以此扰乱程慕颐心思，令其怀疑张秉均的逃跑是边保有意派出。果然，西北特侦站代理站长王之定听了两方消息，难辨真伪，将张秉均关押审查。
延安这里继续钓鱼。不久西安回信，调赵秀、祁三益两人回西安。
祁三益不肯走。铁了心留在延安，怎么还去西安？
赵秀想走边保不放。此人不像祁三益那样可靠，不能放虎归山。
调人回西安，也是王之定的手段。见赵秀、祁三益两个组长迟迟不归，王之定就中断了与延安的联系。赵秀从此惶惶不安，自己的家属在国统区的徽县，会不会遭受报复？白天吃喝嫖赌，晚上偷偷哭泣。布鲁不放心，将其软禁一个星期，赵秀就更加消极，说什么“混一天算一天”。
1943年春天，经过一段时间考验的赵秀，被边保派到国统区榆林工作，乘机跑回西安。为了掩饰自己，赵秀向站长王之定声称，自己一到延安就被共产党的密探包围，幸亏有公开身份，共产党不敢破坏统一战线，没法抓人。赵秀把延安组失败的责任一古脑儿推出：“祁三益、李春茂是打入‘汉训班’的共产党，他俩到延安以后，军统派到延安的人就全完了！”赵秀证实了张秉均，王之定立即向重庆报告。
戴笠亲自审问赵秀，得知潜入延安的“汉训班”特务已被中共一网打尽！
“汉中训练班”的教材，处处称呼共产党为“奸党”，处处称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为“匪区”，这下可把国民党的反共内情暴露无遗。国民党如何解释自己的这种“合作”？
戴笠只得采取果断措施：撤销军统西安特侦站，撤销程慕颐站长、林继之副站长职务；撤销西北特侦站设在边区的延安组，同时撤销边区周围的榆林组、宜川组、平凉组、韩城组、府谷组、环县组；又连带撤销西北特侦站下属的有“汉训班”学员的宁夏组、洛阳组、郑州组、胶东组、安徽组、新疆组；凡是“汉训班”毕业的人员今后一律不得重用。
西北特侦站成功打入延安，本来是军统的辉煌战绩，现在一朝覆没，戴笠也得有所交待。
军统“重庆特训班”所在地“白公馆”举办了一次“延安死难烈士追悼会”，40多个烈士的英勇事迹感天动地。蒋介石亲自参观，指示戴笠：“可以将他们的照片也陈列出来。”
戴笠忙说：“报告委员长，他们都是无名英雄，照片只能给委员长看，此外谁也不能看。”
蒋介石满意地离去。戴笠回头就向全国发出通缉令：悬赏处理军统叛徒祁三益、李春茂！
11.“特务”入党
“叛徒”的生存状态相当尴尬。
新的东家当然重视，背叛的老家却是恨之入骨；接下来，老家那边不断施展反间计，新家这边难免就有所怀疑；最后，往往落得两面不是人的下场。
国民党虽然善于利用共产党的叛徒，骨子里却始终保持对叛徒的警惕。顾顺章背叛中共，几乎将中共中央机关一网打尽，还丧失了自己全家的性命。就是这样，中统也不信任顾顺章，只给一些闲差。后来，还怀疑顾顺章另拉队伍，将其枪毙。张国焘叛逃军统，戴笠十分器重，委托主办“特种政治干部训练班”，后来没有多大成绩，也被打入冷宫。蒋介石的逻辑是：你能够背叛共产党，就能够再背叛我！
共产党现在也要接纳国民党的“叛徒”，并且“反用”。众所周知，共产党吃叛徒的亏更惨，共产党的政治道德对叛徒最为严厉，共产党明确规定：叛徒可以利用，但是不准重新入党。
“叛徒”如此，那么，“特务”呢？
“汉中特训班”一案，涉案人员都是正牌军统特务！
怀疑其假投诚，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不是已经跑了六个？
没跑的人呢？心中也有包袱，共产党是否真的信任我？
被吸收加入边保工作的这几个人，心态还是与其他干部有所不同。表面看很老实，叫干什么干什么，可是有意见总藏在肚子里面。总说希望组织上信任，总是对领导的态度相当敏感，可是，组织上一旦照顾，又嫌把自己当客人。上街走路，看见身后有人，就怀疑是组织上派人盯梢。有人在汇报上写道：“昨天夜里梦见一只黑狗，若不是看在主人面上，就打它棒子！”
边保尽管缺乏同军统打交道的经验，却能准确掌握党的政策，对于这些人的心态变化掌握很准。随着工作的深入，这些人的思想状态也越来越好。
可是，到了政治运动期间，就发生异常情况。
整风必然审干，审干必然锄奸。按照这个逻辑，边区的政治空气逐步紧张起来。“抢救运动”期间，康生将“汉训班”作为典型案例，在延安大会点名。枣园坦白大会，胡士渊痛哭流涕地发言，交代自己小组在二局的特务活动，引起全场震动。
正在陇东的吴南山也被调到延安集训，外勤工作一时中断。延安的祁三益、李春茂，更被集中到保安处，说是上干部培训班，其实是监禁审查。
幸而，中社部、保安处直接了解此案的全部过程，吴南山等人又有突出贡献。陇东分处很快为吴南山作出正确结论，证明吴南山参加军统特务组织是被骗去的，回边区向组织交代是主动的。吴南山回到庆阳复任教育科长，仍然是庆阳外勤组长。祁三益与吴南山有所不同，祁三益并非主动自首，而是被捕后经过教育才表示反正。但是，由于祁三益的交代不够完全，没有主动说出戴笠到汉中视察的情况，又被关押在保安处审查一段。祁三益在保安处表现很好，在大生产运动中还当了劳动模范，1944年11月随边保工作团到陇东，以镇原县税务局副局长的职务为掩护，从事外勤工作。李春茂在“整风”中被调到行政学院学习，1944年7月被边保外勤组长欧阳天带到陇东，以西华池土产公司经理的身份，掩护外勤工作。
边区保安处大胆使用原国特组织的坦白人员。余凯(秦慎之)领导的陇东情报组有十几个原军统“汉训班”成员，祁三益、李春茂等人熟悉军统情况，工作相当得力。陇东外勤组下设西华池、孟坝两个组，在国统区的西峰镇、平凉和几个县都建立一些内线。镇原县党部秘书、中统特工、平凉军统组长、西峰专员公署文书，都与边保联系，中统西峰区的动向更是全在视线之中。
关中分区的冯平波、朱浪舟、金光也参加了边保的外勤工作。这几个原“汉训班”人员较早向组织交代问题，并且互相检举，在1941年都被审查，后来又都投入工作。冯平波被反用，从西安带回程慕颐给赵秀的指示信件交给边保。朱浪舟还担任了宜川情报组的组长。
“整风”之后，中共的锄奸保卫政策更为成熟。
1945年秋天，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亲自批准，由中社部罗青长、汪东兴介绍，发展国民党中统陕西调统室主任李茂堂入党。
这种党员称为“特别党员”，必须经由党的高级领导机关批准，入党后不暴露身份，秘密为党工作。
李茂堂入党开创了“特务”入党的先例。1946年6月30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发出《关于外勤力量解决党籍问题的规定》。当时的外勤人员有四类：一是各阶层进步分子，二是脱党分子，三是特务分子，四是自首叛变分子。文件分别对各类分子的入党问题规定了不同的考核条件、考验时间、发展手续，最高级别的“特别党员”，要经西北局社会部介绍、西北局审核、中央批准。
1946年9月7日，经西北局特批，由薛浩平、陈凯介绍吴南山入党。陇东地委特地为吴南山举行入党宣誓仪式，地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王月明监誓。祁三益、李春茂、王星文等人，也由西北局批准入党。
共产党人最看重政治生命。对于吴南山这些人，孙子的“因而利之”尚属次要，更为重要的是“导而舍之”。党信任自己，放手让自己工作，比什么物质待遇都重要。
政治上的信任，就是最为锋利的快刀，“反用”之中的五大难题迎刃而解，反用人员的积极性被极大地调动起来。
12.生死考验
军统自奉为封闭性“团体”，一向有自己的“家法”，“生进死出”，对“叛徒”更是严惩不贷。于是，围绕“汉训班”的人们，国共双方的情报、保卫机构展开激烈争夺。到了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进占边区，这些人个个面临生死抉择。
被军统严令通缉的祁三益、李春茂始终在情报前线作战。
祁三益在镇原县税务局任副局长，暗中从事外勤工作。祁三益从西峰党务通讯处拉出一个郑子贤，得到不少重要情报。西峰党务通讯处是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也想拉拢祁三益。镇原人马子元给祁三益捎来一份“委任状”，任命祁三益为一级专员。这可比祁三益现在的官儿大得多！祁三益毫不动心，立即向上级余凯汇报。
李春茂在富县工作很有成绩，军统派人暗杀未逞。
王星文一直在边区周围做情报工作，后来也到了陇东。
在五个被边保正式吸收为外勤人员的人中，只有赵秀、张秉均两人逃亡，其他三人都愈斗愈奋。赵秀逃回军统之后失去上级的信任，被调出军统，直到1948年军统改为国防部保密局时才收回。赵秀、张秉均、杨超等人，建国后都被逮捕判刑。
最早主动交代的吴南山，始终留在陇东，隐蔽真实身份继续活动，与军统的联系三年没有断线。
吴南山在庆阳北街开办了一家文具店，一方面侦察是否有特务潜入，一方面设法与军统恢复联系。1944年下半年，吴南山的三弟结婚，堂妹夫翟相荣从西峰镇来送礼。吴南山托他给军统西峰组长李滋渊捎了一封密写信件，要求派人建立联系。
此前，戴笠已经得知延安组被破获，通过军统驻兰州的西北区，向陇东组组长王天爵下令，要求查明失去联络的李春茂、祁三益、吴南山等人的下落。王天爵与西峰镇组长商议，派贺铸再去侦探。
贺铸这次见到吴南山，言行就比过去谨慎。边保认为，军统显然对吴南山有所警惕，于是将贺铸密捕突击。从此，贺铸又利用为军统跑交通的机会，往来国统区与边区，秘密为陇东保安分处工作。
后来，贺铸在侦察国民党军队情报时被捕，供出吴南山已经为共产党工作。军统这才知道“汉训班”的覆没源于吴南山！军统本部命令西北区，将吴南山、祁三益、李春茂、王星文等人“行动具报”。“行动”，在军统词汇中就是“暗杀”！
王天爵指令军统联络组长张明哲执行，张明哲派遣特务张丰玉潜入边区企图暗杀祁三益。可是，祁三益当初是这些小特务的教官，哪里让他们杀得到。
暗杀本是军统特长，可是在共产党的边区就不灵光，边区实行专门机关和群众组织相结合的保卫方式，防范太严！王天爵苦心策划，又施一计。
贺铸又返回庆阳了，还带给陇东分处一封军统给吴南山的密信，信中表扬吴南山提供情报有功，“请示上峰准尉晋升上尉并予奖金”！
陇东保安分处处长赵苍璧信任吴南山，认为此信不过是军统的借刀杀人计。审讯贺铸时，赵苍璧特意叫吴南山旁听：“吴南山是我们的人，你不要捣鬼！”
贺铸这才交代了自己供出吴南山的情况。
赵苍璧对吴南山说：“这是敌人的反间计，想借机收拾你。”为了保证吴南山的安全，赵苍璧还给了吴南山一把勃郎宁手枪。
共产党给自己手枪！吴南山内心感到党组织对自己的充分信任。
1947年初，战争爆发在即，为了教育群众，组织上决心公布“汉训班”真相。经赵苍璧布置，吴南山写了一篇《我的出路——一个曾被蒋特陷害的青年的自述》，发表在2月7日的《解放日报》上。吴南山陈述自己受骗加入“汉训班”的情况，揭露国民党实行法西斯主义残害青年，揭露国民党在“抗战”中图谋反共。文章的最后，吴南山坦然宣布自己加入了共产党，并且号召其他受国民党陷害的青年：“只有同人民站在一起，才是青年人的真正出路！”
边区群众看了都说：国民党在合作抗日的时候就没安好心，暗地派特务整共产党。现在打内战也是蒋介石早就算计好的！
国民党军统本部看了“吴南山”这署名，也证实了自己的怀疑，果然是此人叛变出卖了军统延安组！
军统本部命令西北区，暗杀吴南山、李春茂、王星文等军统叛徒！
这些军统叛徒，正在共产党情报部门的领导下，与军统特务搏斗。
国民党部队侵入陇东，庆阳县委书记陆为公与吴南山、田少西三人组成庆阳工委，带领武工队坚持在敌后打游击。占领庆阳的国民党部队是青海马步芳的八十二师，青海民政厅长郭学礼特地前来慰问。吴南山打听到郭学礼是陇东合水人，与庆阳的一个姓刘的干部是亲戚。于是，陆为公与吴南山上门做工作，说服这个刘某借助亲戚关系打入。听说刘某带着妻子逃回庆阳，郭学礼开着轿车上门相迎。地主出身的刘某，很快与庆阳县长和驻军长官都交上朋友，还当了上尉。不久，刘某就利用特务机关的特别通行证，到城外给吴南山送了重要情报。解放军计划收复庆阳之前，吴南山绘制了庆阳军事部署图，整理了庆阳守军资料，亲自送到西北野战军总部。
残酷的战争，考验着吴南山的忠诚。
一次敌军突然包围，隐蔽在窑洞里的人们都面临选择，或是跳下十几丈高的悬崖，或是被敌人逮捕。不少人犹豫了，吴南山却果断地裹上大衣跳崖！当场摔昏在沟里，吴南山半夜醒来又往回跑，鞋子跑掉了，脚上扎满了刺，实在跑不动，想起腰间还有个大烟棒子，边嚼边跑，一气跑了几十里路。跑到自己人这里，大家正在争吵，有的说吴南山投降了，有的说吴南山不会投降，见吴南山衣衫褴褛地回来，大家抱头痛哭。这时，吴南山一步也走不动了，还是警卫员帮他脱下袜子挑刺。第二天听说，几个跑得慢的干部，被敌人割下头颅挂在树上。
一次吴南山带着警卫去县政府汇报，半路遇到敌人袭击，两人躲在山沟的水洞里面。吴南山说：“子弹留给敌人，手榴弹留给自己。”天黑后两人出去查看，原来是马家军骑兵袭击县政府。
吴南山全家都上山打游击。父亲年老，母亲是小脚，儿子参加游击队，妻子病死在山里。
熟悉庆阳情况的吴南山，将对敌斗争搞得有声有色。敌人占领区中，共产党用方言土语编写的宣传品到处流传，就连庆阳县长张国桢的书桌上也有武工队的警告信。庆阳的国民党官员人心惶惶，不少人被亲属喊回家了，留下的也收敛威风找武工队通气。解放军攻打庆阳之前，县长张国桢按照武工队的布置，事先调走武装自卫队，封存粮仓和公用财物，恭候共产党接收。
祁三益也是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眼中钉。战争来临，恼羞成怒的国民党特务机关，扬言要报复祁三益，抄老家挖祖坟！祁三益的老家在国统区，三哥被打成残疾，父亲、大哥、二哥被赶到边区。部队撤退后，祁三益的父亲和大哥又落到国民党手中，大哥被打死，父亲被关押，祁家的麦子熟了都没人敢收割。
国民党把祁三益当死敌，祁三益也把国民党当死敌。祁三益在战争中担任陇东地区武工队队长。“汉训班”培训的爆破技术这次派上用场，祁三益带领陇东民兵大摆地雷阵，《解放日报》专题报道祁三益的事迹。
李春茂、王星文任武工队副队长，英勇作战。
边界地区的拉锯战，给一些人带来人生旅途的摇摆。
曾经打入军委二局电台的三人小组都被边保反用，但是各自命运不同。
胡士渊在驿马关当小学校长，掩护身份是做外勤工作，曾奉命潜入西峰侦察。1947年国民党部队进攻边区，随军而来的特务安永录也是“汉训班”同学，检举密捕胡士渊，威胁要按军统纪律制裁。胡士渊是个独子，生怕父亲被特务杀害，于是又答应为国民党搞情报，写了十二份情报之后，因为工作不力被辞退。1949年解放军反攻，边保派人来接头，胡士渊又转回为边保工作。功不折罪，1949年10月又被管训。
同案的夏珍卿也被边保派回老家庆阳搞外勤。但是，夏珍卿回乡后没有向组织报告，躲在家里务农。1946年年初形势紧张，夏珍卿主动找到当地军统秘密组织，为特务搞情报。5月，被三八五旅便衣逮捕，交保释放后，夏珍卿又回家务农。建国初期，没有暴露身份的夏珍卿，还被村里群众选为农会主席。1953年被捕，服刑5年，出狱后在农村当候补社员。
同案三人，杨子才结局最好。战争期间杨子才在西华池土产公司工作，建国后任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贸易公司副经理。
还有一些人，虽然被边保反用，实际却在应付共产党，待到国民党军队进攻边区时，就立即反水。
那个最早被吴南山在陇东专署发现的陈明(郑崇文)，很早就被边保突击反用，1945年7月也调到陇东从事外勤工作，可是不久就叛逃敌方，还诱捕“汉训班”同学马鸣(马汝英)。马鸣参加边保情报工作后成绩卓著，被捕后并未暴露身份，却被同学陈明检举！军统将马鸣押解兰州审讯，又牵连出其他9人。1949年7月22日，距离兰州解放不到一个月，国民党将马鸣等人押到黄河北边的沙沟中，用麻绳绞杀。
曾任合水县剧团团长的刘志诚，被识破后曾经坦白，又留在团里工作。胡宗南进攻边区时，主动为敌提供军事情报，导致解放军在西华池战斗中损失惨重。此人于1947年被逮捕处决。
曾被庆阳县保安科反用的曹钊，在国民党军队进占边区后当了马岭乡的乡长，带队杀害7个解放军战士。1951年被公审处决。
薛守业在国民党进占边区后担任镇长，血债累累，1951年被公审处决。
张益昌在战争中投敌，1947年11月被边保处决。
丑吉宜是西北特侦站的交通员，传递情报20多次，1946年被游击队捕获枪毙。
刘宗汉在合水县以“塾师”身份活动，被合水县保安科发现反用，后被群众打死。
也有一些人，在斗争中心灰意冷，躲回老家当平民。
麻某被庆阳保安科反用，派到合水县西华池摆小摊做外勤，没有多大成绩。国民党军队来了又当保长，也没有什么罪恶。建国后未受处理，在家务农。
赵某某被捕获后释放回家，建国后曾被作为历史反革命分子管制3年，后来一直务农。
安某某被反用后回家，曾经加入国民党军队做军需上士，后来在西峰镇长盛德山的货铺管账，建国后未受处理。
“汉中班”前身“浙江班”的一批人，打入边区最早，处理时期也最长。
周某某、张某某(女)、李某某、吕某某、陈某某等人，从浙江特训班第四期毕业，于1939年一起潜入延安，抗大毕业后都分配到军队系统。李某某、吕某某在1943年“整风”中交代问题，建国后继续在军队系统工作。陈某某在“整风”中做了试探性交代，而后又推翻，建国后任海军青岛基地训练处长，直到1955年才查实问题，被开除党籍。周某某、张某某(女)夫妇瞒过审干，长期潜伏在部队，1946年在东北公安处审查时才交代问题，建国后在地方工作。还有叶某某，1938年6月就打入延安，后来分配到新四军，1939年12月被查明处决。
总括这些人的人生经历，真是令人感慨。
青年时期进入国民党的特训班，所谓学习实际是毫无自由的法西斯训练。打入延安又要小心谨慎，处处隐瞒真情。被发现并反用之后，刚刚放松心情，又遭遇政治运动的严酷冲击。加入新的情报阵营受到重用，正有得心应手的感觉，又遭遇严酷的战争考验，过去的主人又来追索性命。
做间谍真是够刺激！
做间谍真是不容易！
13.巨大的问号
此案的涉案人员达到55名之多，其中还没有包括主动交代的吴南山。侦破期间，无人被长期关押，绝大多数人曾被反用。
对如此之多的国民党特务进行如此大胆的反用，延安的魄力令人吃惊。
这些受到信任重用的人们又经受住了考验，成为公安保卫战线的骨干，证明延安政策的成功。
建国后，吴南山先后任兰州市公安局治安科长、甘肃省公安厅治安科长、兰州市物资局长、平凉专区物资局长。“文革”中，吴南山也受到冲击，但是公安部门仍然肯定他的贡献，赵苍璧还亲自写出证明材料。“文革”后，吴南山任平凉地区工业局长、经委顾问，离休后在兰州安度晚年。
建国后，祁三益任甘肃省公安厅一处某科科长、省民委宗教科科长；“文革”中被定为“历史特务”清除出党；“文革”后得到平反，任康南林业总场场长。
李春茂在解放战争中任武工队副队长，建国后任甘肃省公安厅一处秘书科长、畜牧厅牧区处处长，“文革”中下放干校审查，“文革”后平反，任省林业厅副厅级巡视员。
王星文建国初期任新疆自治区公安厅治安处副处长。
这些国民党特务机关培训出来的特务，加入共产党后也几经生死考验。
在此文采访中，作者心中始终盘旋着一个巨大的问号。
那时候，国民党强，共产党弱，国民党富，共产党穷，这些出身较高，在国统区出路也好的青年，为何投向共产党？
采访李启明时，作者直截了当地问：“国民党搞特务活动，论经验、论业务，论资金，论设备，都不比共产党差，为什么斗不过共产党？”
李启明明确地说：“还是人心所向！”
对于这种政治层面的回答，作者并不满意，又追问：“这人心所向，与情报、保卫工作有何具体联系？”
李启明耐心地解释：“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腐败，进步青年都往延安跑。国民党派到边区的特务，受不了艰苦，大部分都跑回去了。这个‘汉训班’吸收学员的时候，打的旗号是训练抗日干部，参加的人多数也是进步青年，一进去就后悔。所以，我们说服争取的时候，并不困难。”
明白了。
有句老话：大道理管着小道理。
从小道理上讲，国民党有权有势，没有理由不胜。
从大道理上讲，共产党人心所向，更有理由得胜。
大道理管着小道理，人心向背最终决定历史走向。于是，本来并不占优势的共产党，也能在情报保卫斗争中取得胜利。
只是，长期以来，人们习惯空讲道理。于是，大道理即使是真理，也让人们觉得太空，于是去找小道理，就把更为管用的大道理忘怀了。
如果能把大道理同小道理结合起来讲解，这道理就令人信服。
得人心者得人才，得人才者得天下。天下可得，情报、保卫工作焉能不得？
国共双方的谍报战争长期而复杂，2002年8月，作者在兰州市公安局又得到一个惊人的消息。
建国初期，各地公安部门陆续查明军统“汉中特训班”的更多情况。浙江、汉中两地，先后培训320人，大部分已经处理，46名逃亡海外，还有40多名下落不明。
1955年，解放军攻占国民党占据的一江山岛，缴获一份程慕颐于1951年4月17日写给保密局的文字报告。程慕颐声称自己领导的浙江、汉中两个训练班先后培训670人，除少数人外，多数混入共产党，有的已经担任重要职位，建议毛人凤予以联络。
根据这个新的线索，“汉中特训班”的特务远远不止已经发现的320名。于是，公安部将其列入“603专案”，布置全国特别是甘肃公安部门彻底查清。
甘肃省公安厅由苏振荣副厅长挂帅，兵分三路，查阅档案，外调，提审在押犯。经过两个多月的详细调查，认定“汉训班”共招生9期，培训8期，第9期转入“重庆训练班”。先后培训特务631名，其中有教官37名。
这个数字，接近程慕颐的报告，却远远超过公安部门此前掌握的320名，更远远超过延安时期破获的55名！仅新发现的“汉训班”特务就有160名之多，还有虽然没有经过“汉训班”却由“汉训班”毕业生发展的特务。这631名中，甘肃籍的235名，陕西籍的129名，还有24名下落不明。除程慕颐、杜长城、王希田三人逃往台湾外，留在大陆各地的特务在建国后大多停止了活动，但是其中许多人并未交代与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组织关系，有4名还混入机关内部。还有个别人继续从事反共活动，霍士品在1952年参加反革命组织“光复军”，丁耀南在“反右”运动中幻想蒋介石反攻大陆。调查表明：有些人从此脱离特务组织，有的却可能只是进入冬眠状态，一旦时机到来，会不会有人重操旧业？
事实证明：一网打不尽，一次政治运动也揪不完。反间谍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斗争，必须持久进行。
本文参考书目及采访的有关人员：
《中国人民公安史稿》，警官教育出版社。《国民党军统内幕》，台湾出版。
郝苏：《陇东公安工作回忆》。程一鸣：《军统特务组织的真相》。沈醉：《军统内幕》，中国文史出版社。章微寒：《戴笠与庞大的军统局组织》，《细说中统军统》，《传记文学》发表。修来荣：《陈龙传》，群众出版社。师哲回忆、李海文整理：《在历史巨人身边》。姚静波：《陕甘宁边区庆阳县政府琐忆》。吴南山：《庆阳侦破敌特案件情况》。李军(李春茂)：《国民党军统“汉中特训班”覆没记》。朱增福：《军统局特侦站延安组布置潜伏情况》。师哲：《峰与谷》，红旗出版社。王素园：《抢救运动始末》，中共党史资料第37辑。李文吉、马如耀：《隐蔽战线上的歼灭战——四十年代初期陕甘宁边区肃特斗争散记》。徐恩曾：《我和共产党战斗的回忆》，《细说中统军统》，传记文学社。中共中央西北局：《关于外勤力量解决党籍问题的规定》，周兴自存档案。吴南山：《我的出路——一个曾被蒋特陷害的青年的自述》，《解放日报》1947月7日。陈巍：《红色福尔摩斯——布鲁与公安系统第一奇案》，学林出版社。
惠玉秀：前公安部副局级干部。吕璜：前全国妇联副秘书长。李启明：前云南省委第一书记。严夫：前安全部局长。凌云：前国家安全部部长。马兆祥、康润民：前国家教委副主任。吴定军：中共平凉地委政法委书记、吴南山的儿子。李文吉：前兰州市公安局干部。李甫山：前山西省高级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涂占奎：前青海省机械厅副厅长。余海宇：前公安部副局长。王珺：前国家安全部副部长。王炎堂：前国家安全部副部长。王初：前公安部副局长。马文瑞：前全国政协副主席。罗青长：前中央调查部部长。欧阳毅：前炮兵副政委。
此案侦破工作的特点在于“反用”。
“反用”，又称“逆用”，其意义近似孙子的“反间”，就是利用敌方派来的间谍，反过来为我侦察敌方的情报。延安时候的说法是“化敌为我服务”。
此案的发现，源于国民党军统间谍吴南山的主动交代；此案的发展，主要依靠捕获后争取过来的祁三益、李春茂等人；此案的结果，又是大量被捕人员转化为中共的情报力量。由此可以说，中共情报、保卫机关侦破此案的高明之处，正是在于这个“反用”。
不管“反用”、“逆用”还是“反间”，反正这个“化敌为我服务”是个非常非常之危险、非常非常之艰难的事情。
五大难题横亘面前：
如何做到敢于承担政治风险并大胆放手？回想以前的苏区肃反，国民党派遣两人冒充改组派，到鄂豫皖根据地策反许继慎，许继慎将其交给保卫部门处理，本人却仍然受到怀疑，甚至因此被处死。现在反用更加危险的军统特务，保卫干部能不担忧这会导致给自己扣上政治帽子？
如何争取训练有素的间谍投诚并检验其忠诚？看看以前打入延安的特务，“汉训班”教师沈之岳、朱国才等人都是坚定的反共分子，他们训练出来的学生现在投诚，会不会是演出苦肉计？
如何调动反用者的积极性并保护其安全？执政的国民党掌握着更多的权力和财产，安逸享乐不在我，高官厚禄在于敌，共产党有何资源优势？
如何通过巧妙的反用来扩大情报战果？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具有相当丰富的反侦察经验，如何瞒过其耳目诱使其上钩？
如何安排反用者的政治待遇？共产党实行严格的干部审查制度，曾经具有国民党特务身份的人，能不能参加革命？能不能当干部？能不能入党？
1942年6月10日，延安举办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宴会。北门外的文化沟相对僻静，这里的青年食堂今天被全部包下不准外客进入。什么人做东如此气派？
走进宴会厅的人物，原来是边保的布鲁、王凡、李启明，陪客也很威风，总政锄奸部的钱逸民、张明、彭由。主人方面都是延安的情报、保卫大员，贵客是谁？
进入宴会厅的客人个个拘谨，祁三益、李春茂、王星文、赵秀、张秉钧，个个都是前国民党军统特务！
布鲁举杯，庆贺五人参加革命！
由于这五人在案件侦破中起到重要作用，边保决定吸收他们参加边保的外勤工作。
第二天，延安卫戍副司令、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处长周兴，亲自接见这五人。
这规格，超过以往所有保安处吸收新人的仪式。
尚在陇东的吴南山，一直秘密为边保工作。
捕获祁三益之后，陇东保安分处依然对军统隐瞒吴南山的真实身份。赵苍璧布置吴南山给程慕颐写信，声称自己具有县教育科长的合法身份，建议今后派往边区的人员先通过自己，以便于掩护和安排。
吴南山继续受到国特机关信任。“汉训班”五期的禹济川主动报告，西北特侦站派教官朱国才潜入边区领导潜伏特务。陇东的安永善、安永录兄弟参加“汉训班”回来，先找吴南山联络，还告知具体任务。西峰镇党务通讯处的中统特务骆洪烈是吴南山的同学，来边区活动也向吴南山暴露身份。中统特务邓应贤、邓应德潜入边区，也来找吴南山帮忙。这些特务当然都被边保秘密监控。
吴南山还协助领导争取其他特务反正。“汉训班”毕业的张益昌潜入庆阳与吴南山联络，还被陇东保安分处突击反用。庆阳一完小的教师王文翰对吴南山说，平凉中学的教导主任捎信来，说是有免费学校可上。吴南山想到又是军统的特训班，立即向陇东保安分处汇报。外勤组长陈世琦当面向王文翰交待，布置他打入敌特机关。王文翰离开边区果真去了军统的“兰训班”，1943年返回边区正好碰上“整风”，在家呆了一夜就匆匆离去。赵苍璧得知，立即派涂占奎去寻找，但没有找到。解放后，此人还是将“兰训班”的情况向兰州市公安局做了交代。
吴南山在庆阳，曾任教育科长、剧团团长、完小校长等公开职务，秘密职务却始终是陇东保安分处的庆阳外勤组组长。
多年之后，在回顾这段历史时，吴南山还认为：“用党的政策感召和给出路的办法侦破案件是成功的。如对我的问题，就是由于党的政策的感召和给出路的办法，我才主动向党交代并走上革命道路的。”
吴南山到“汉中特训班”时得到的第一印象，就是国民党不相信青年，自己失去了自由；而共产党领导给予的第一印象却截然相反，吴南山第一次交代问题，马文瑞就当面肯定他是受骗的！
就在与吴南山谈话之前，马文瑞在陕北“肃反”时曾经受冤被捕。自己当年几乎因为冤案而被枪毙，马文瑞怎能有勇气接纳吴南山这个军统投诚分子？
这不能不令人想到，大政策的调整，起到了根本的作用。抗日战争初期，中共中央纠正了过去的左倾错误，才使情报、保卫工作卸掉了包袱，敢于利用敌人内部一切能够使用的力量。
“汉训班”一案在延安捕获32名军统特务，除王焕章一人外，边保对所有的人都进行了反用，而且都发挥了不同程度的作用。其中有杨成章、李峰璧、张志刚、张志俊、王焕章、赵秀等6人主动逃跑，后来在战争期间又有若干背叛者。但是，还有不少人经受了战争的考验，始终忠于共产党。建国后，这些人在各个岗位包括公安部门担任重要职务，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挨了整，但后来都得到平反，晚年同其他没有历史问题的干部一样享受离职休养待遇，没有受到歧视。
如果说“军事是政治的继续”，那么可以说，情报、保卫是政治的深入。而“反用”，则绝不仅仅是技术问题，更是极其复杂的政治问题。
10.戴笠发出通缉令
军统“汉训班”案件的破获，为延安除掉一大隐患。尽管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功，边保却是尽量隐瞒消息，还要继续扩大战果呢！
吴南山、祁三益、李春茂、王星文、赵秀、张秉钧等人，都被吸收为边保的外勤干部，继续与军统联系。
可是秘密难保。
李峰璧被捕供出杨成章，王自洁被捕供出王焕章，但是，杨成章、王焕章、张志俊这三人都在逮捕前闻讯逃走。不久，派往关中工作的李峰璧也乘机逃亡。此前还有借口去西安汇报的杨超也一去不归。已有五人失控，程慕颐完全可能已经知道延安组被侦破的消息！
边保并未因此放弃。
当初逮捕都是秘密进行，策反说服也绕了一个大弯子，逃跑的五人并不知道其他人投诚的实情。因此，程慕颐尽管有所察觉，却完全可能并不知道破坏的程度有多大！
边保将这些人分散开来，继续使用。
赵秀留在延安继续当防空监视哨的哨长，直接与洛川、西安联系。王星文、张志刚去绥德，给榆林写信接头。李春茂去富县，设法与洛川联系。祁三益继续在新市场完小教书，保持这个秘密联络点。吴南山留在陇东，继续诱敌上钩。
不久，西安来人，提出对祁三益的怀疑。这使边保想到，也许是李峰璧提供了祁三益被捕的消息。看来，必要时需要暴露祁三益，以保留其他人员。边保布置赵秀，向程慕颐写信，声称自己也对祁三益有所怀疑。可是，西安迟迟没有回信。
1942年11月，张秉均(张志刚)又逃跑了。此人是天水人，毕业于“汉训班”第七期，被捕后佯装积极，被边保吸收派到绥德做外勤工作。张秉均曾经参加边保欢迎五人投诚的宴会，这下秘密不保！
布鲁还有主意，又布置赵秀写信汇报，说是有个特务在绥德自首。企图以此扰乱程慕颐心思，令其怀疑张秉均的逃跑是边保有意派出。果然，西北特侦站代理站长王之定听了两方消息，难辨真伪，将张秉均关押审查。
延安这里继续钓鱼。不久西安回信，调赵秀、祁三益两人回西安。
祁三益不肯走。铁了心留在延安，怎么还去西安？
赵秀想走边保不放。此人不像祁三益那样可靠，不能放虎归山。
调人回西安，也是王之定的手段。见赵秀、祁三益两个组长迟迟不归，王之定就中断了与延安的联系。赵秀从此惶惶不安，自己的家属在国统区的徽县，会不会遭受报复？白天吃喝嫖赌，晚上偷偷哭泣。布鲁不放心，将其软禁一个星期，赵秀就更加消极，说什么“混一天算一天”。
1943年春天，经过一段时间考验的赵秀，被边保派到国统区榆林工作，乘机跑回西安。为了掩饰自己，赵秀向站长王之定声称，自己一到延安就被共产党的密探包围，幸亏有公开身份，共产党不敢破坏统一战线，没法抓人。赵秀把延安组失败的责任一古脑儿推出：“祁三益、李春茂是打入‘汉训班’的共产党，他俩到延安以后，军统派到延安的人就全完了！”赵秀证实了张秉均，王之定立即向重庆报告。
戴笠亲自审问赵秀，得知潜入延安的“汉训班”特务已被中共一网打尽！
“汉中训练班”的教材，处处称呼共产党为“奸党”，处处称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为“匪区”，这下可把国民党的反共内情暴露无遗。国民党如何解释自己的这种“合作”？
戴笠只得采取果断措施：撤销军统西安特侦站，撤销程慕颐站长、林继之副站长职务；撤销西北特侦站设在边区的延安组，同时撤销边区周围的榆林组、宜川组、平凉组、韩城组、府谷组、环县组；又连带撤销西北特侦站下属的有“汉训班”学员的宁夏组、洛阳组、郑州组、胶东组、安徽组、新疆组；凡是“汉训班”毕业的人员今后一律不得重用。
西北特侦站成功打入延安，本来是军统的辉煌战绩，现在一朝覆没，戴笠也得有所交待。
军统“重庆特训班”所在地“白公馆”举办了一次“延安死难烈士追悼会”，40多个烈士的英勇事迹感天动地。蒋介石亲自参观，指示戴笠：“可以将他们的照片也陈列出来。”
戴笠忙说：“报告委员长，他们都是无名英雄，照片只能给委员长看，此外谁也不能看。”
蒋介石满意地离去。戴笠回头就向全国发出通缉令：悬赏处理军统叛徒祁三益、李春茂！
11.“特务”入党
“叛徒”的生存状态相当尴尬。
新的东家当然重视，背叛的老家却是恨之入骨；接下来，老家那边不断施展反间计，新家这边难免就有所怀疑；最后，往往落得两面不是人的下场。
国民党虽然善于利用共产党的叛徒，骨子里却始终保持对叛徒的警惕。顾顺章背叛中共，几乎将中共中央机关一网打尽，还丧失了自己全家的性命。就是这样，中统也不信任顾顺章，只给一些闲差。后来，还怀疑顾顺章另拉队伍，将其枪毙。张国焘叛逃军统，戴笠十分器重，委托主办“特种政治干部训练班”，后来没有多大成绩，也被打入冷宫。蒋介石的逻辑是：你能够背叛共产党，就能够再背叛我！
共产党现在也要接纳国民党的“叛徒”，并且“反用”。众所周知，共产党吃叛徒的亏更惨，共产党的政治道德对叛徒最为严厉，共产党明确规定：叛徒可以利用，但是不准重新入党。
“叛徒”如此，那么，“特务”呢？
“汉中特训班”一案，涉案人员都是正牌军统特务！
怀疑其假投诚，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不是已经跑了六个？
没跑的人呢？心中也有包袱，共产党是否真的信任我？
被吸收加入边保工作的这几个人，心态还是与其他干部有所不同。表面看很老实，叫干什么干什么，可是有意见总藏在肚子里面。总说希望组织上信任，总是对领导的态度相当敏感，可是，组织上一旦照顾，又嫌把自己当客人。上街走路，看见身后有人，就怀疑是组织上派人盯梢。有人在汇报上写道：“昨天夜里梦见一只黑狗，若不是看在主人面上，就打它棒子！”
边保尽管缺乏同军统打交道的经验，却能准确掌握党的政策，对于这些人的心态变化掌握很准。随着工作的深入，这些人的思想状态也越来越好。
可是，到了政治运动期间，就发生异常情况。
整风必然审干，审干必然锄奸。按照这个逻辑，边区的政治空气逐步紧张起来。“抢救运动”期间，康生将“汉训班”作为典型案例，在延安大会点名。枣园坦白大会，胡士渊痛哭流涕地发言，交代自己小组在二局的特务活动，引起全场震动。
正在陇东的吴南山也被调到延安集训，外勤工作一时中断。延安的祁三益、李春茂，更被集中到保安处，说是上干部培训班，其实是监禁审查。
幸而，中社部、保安处直接了解此案的全部过程，吴南山等人又有突出贡献。陇东分处很快为吴南山作出正确结论，证明吴南山参加军统特务组织是被骗去的，回边区向组织交代是主动的。吴南山回到庆阳复任教育科长，仍然是庆阳外勤组长。祁三益与吴南山有所不同，祁三益并非主动自首，而是被捕后经过教育才表示反正。但是，由于祁三益的交代不够完全，没有主动说出戴笠到汉中视察的情况，又被关押在保安处审查一段。祁三益在保安处表现很好，在大生产运动中还当了劳动模范，1944年11月随边保工作团到陇东，以镇原县税务局副局长的职务为掩护，从事外勤工作。李春茂在“整风”中被调到行政学院学习，1944年7月被边保外勤组长欧阳天带到陇东，以西华池土产公司经理的身份，掩护外勤工作。
边区保安处大胆使用原国特组织的坦白人员。余凯(秦慎之)领导的陇东情报组有十几个原军统“汉训班”成员，祁三益、李春茂等人熟悉军统情况，工作相当得力。陇东外勤组下设西华池、孟坝两个组，在国统区的西峰镇、平凉和几个县都建立一些内线。镇原县党部秘书、中统特工、平凉军统组长、西峰专员公署文书，都与边保联系，中统西峰区的动向更是全在视线之中。
关中分区的冯平波、朱浪舟、金光也参加了边保的外勤工作。这几个原“汉训班”人员较早向组织交代问题，并且互相检举，在1941年都被审查，后来又都投入工作。冯平波被反用，从西安带回程慕颐给赵秀的指示信件交给边保。朱浪舟还担任了宜川情报组的组长。
“整风”之后，中共的锄奸保卫政策更为成熟。
1945年秋天，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亲自批准，由中社部罗青长、汪东兴介绍，发展国民党中统陕西调统室主任李茂堂入党。
这种党员称为“特别党员”，必须经由党的高级领导机关批准，入党后不暴露身份，秘密为党工作。
李茂堂入党开创了“特务”入党的先例。1946年6月30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发出《关于外勤力量解决党籍问题的规定》。当时的外勤人员有四类：一是各阶层进步分子，二是脱党分子，三是特务分子，四是自首叛变分子。文件分别对各类分子的入党问题规定了不同的考核条件、考验时间、发展手续，最高级别的“特别党员”，要经西北局社会部介绍、西北局审核、中央批准。
1946年9月7日，经西北局特批，由薛浩平、陈凯介绍吴南山入党。陇东地委特地为吴南山举行入党宣誓仪式，地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王月明监誓。祁三益、李春茂、王星文等人，也由西北局批准入党。
共产党人最看重政治生命。对于吴南山这些人，孙子的“因而利之”尚属次要，更为重要的是“导而舍之”。党信任自己，放手让自己工作，比什么物质待遇都重要。
政治上的信任，就是最为锋利的快刀，“反用”之中的五大难题迎刃而解，反用人员的积极性被极大地调动起来。
12.生死考验
军统自奉为封闭性“团体”，一向有自己的“家法”，“生进死出”，对“叛徒”更是严惩不贷。于是，围绕“汉训班”的人们，国共双方的情报、保卫机构展开激烈争夺。到了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进占边区，这些人个个面临生死抉择。
被军统严令通缉的祁三益、李春茂始终在情报前线作战。
祁三益在镇原县税务局任副局长，暗中从事外勤工作。祁三益从西峰党务通讯处拉出一个郑子贤，得到不少重要情报。西峰党务通讯处是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也想拉拢祁三益。镇原人马子元给祁三益捎来一份“委任状”，任命祁三益为一级专员。这可比祁三益现在的官儿大得多！祁三益毫不动心，立即向上级余凯汇报。
李春茂在富县工作很有成绩，军统派人暗杀未逞。
王星文一直在边区周围做情报工作，后来也到了陇东。
在五个被边保正式吸收为外勤人员的人中，只有赵秀、张秉均两人逃亡，其他三人都愈斗愈奋。赵秀逃回军统之后失去上级的信任，被调出军统，直到1948年军统改为国防部保密局时才收回。赵秀、张秉均、杨超等人，建国后都被逮捕判刑。
最早主动交代的吴南山，始终留在陇东，隐蔽真实身份继续活动，与军统的联系三年没有断线。
吴南山在庆阳北街开办了一家文具店，一方面侦察是否有特务潜入，一方面设法与军统恢复联系。1944年下半年，吴南山的三弟结婚，堂妹夫翟相荣从西峰镇来送礼。吴南山托他给军统西峰组长李滋渊捎了一封密写信件，要求派人建立联系。
此前，戴笠已经得知延安组被破获，通过军统驻兰州的西北区，向陇东组组长王天爵下令，要求查明失去联络的李春茂、祁三益、吴南山等人的下落。王天爵与西峰镇组长商议，派贺铸再去侦探。
贺铸这次见到吴南山，言行就比过去谨慎。边保认为，军统显然对吴南山有所警惕，于是将贺铸密捕突击。从此，贺铸又利用为军统跑交通的机会，往来国统区与边区，秘密为陇东保安分处工作。
后来，贺铸在侦察国民党军队情报时被捕，供出吴南山已经为共产党工作。军统这才知道“汉训班”的覆没源于吴南山！军统本部命令西北区，将吴南山、祁三益、李春茂、王星文等人“行动具报”。“行动”，在军统词汇中就是“暗杀”！
王天爵指令军统联络组长张明哲执行，张明哲派遣特务张丰玉潜入边区企图暗杀祁三益。可是，祁三益当初是这些小特务的教官，哪里让他们杀得到。
暗杀本是军统特长，可是在共产党的边区就不灵光，边区实行专门机关和群众组织相结合的保卫方式，防范太严！王天爵苦心策划，又施一计。
贺铸又返回庆阳了，还带给陇东分处一封军统给吴南山的密信，信中表扬吴南山提供情报有功，“请示上峰准尉晋升上尉并予奖金”！
陇东保安分处处长赵苍璧信任吴南山，认为此信不过是军统的借刀杀人计。审讯贺铸时，赵苍璧特意叫吴南山旁听：“吴南山是我们的人，你不要捣鬼！”
贺铸这才交代了自己供出吴南山的情况。
赵苍璧对吴南山说：“这是敌人的反间计，想借机收拾你。”为了保证吴南山的安全，赵苍璧还给了吴南山一把勃郎宁手枪。
共产党给自己手枪！吴南山内心感到党组织对自己的充分信任。
1947年初，战争爆发在即，为了教育群众，组织上决心公布“汉训班”真相。经赵苍璧布置，吴南山写了一篇《我的出路——一个曾被蒋特陷害的青年的自述》，发表在2月7日的《解放日报》上。吴南山陈述自己受骗加入“汉训班”的情况，揭露国民党实行法西斯主义残害青年，揭露国民党在“抗战”中图谋反共。文章的最后，吴南山坦然宣布自己加入了共产党，并且号召其他受国民党陷害的青年：“只有同人民站在一起，才是青年人的真正出路！”
边区群众看了都说：国民党在合作抗日的时候就没安好心，暗地派特务整共产党。现在打内战也是蒋介石早就算计好的！
国民党军统本部看了“吴南山”这署名，也证实了自己的怀疑，果然是此人叛变出卖了军统延安组！
军统本部命令西北区，暗杀吴南山、李春茂、王星文等军统叛徒！
这些军统叛徒，正在共产党情报部门的领导下，与军统特务搏斗。
国民党部队侵入陇东，庆阳县委书记陆为公与吴南山、田少西三人组成庆阳工委，带领武工队坚持在敌后打游击。占领庆阳的国民党部队是青海马步芳的八十二师，青海民政厅长郭学礼特地前来慰问。吴南山打听到郭学礼是陇东合水人，与庆阳的一个姓刘的干部是亲戚。于是，陆为公与吴南山上门做工作，说服这个刘某借助亲戚关系打入。听说刘某带着妻子逃回庆阳，郭学礼开着轿车上门相迎。地主出身的刘某，很快与庆阳县长和驻军长官都交上朋友，还当了上尉。不久，刘某就利用特务机关的特别通行证，到城外给吴南山送了重要情报。解放军计划收复庆阳之前，吴南山绘制了庆阳军事部署图，整理了庆阳守军资料，亲自送到西北野战军总部。
残酷的战争，考验着吴南山的忠诚。
一次敌军突然包围，隐蔽在窑洞里的人们都面临选择，或是跳下十几丈高的悬崖，或是被敌人逮捕。不少人犹豫了，吴南山却果断地裹上大衣跳崖！当场摔昏在沟里，吴南山半夜醒来又往回跑，鞋子跑掉了，脚上扎满了刺，实在跑不动，想起腰间还有个大烟棒子，边嚼边跑，一气跑了几十里路。跑到自己人这里，大家正在争吵，有的说吴南山投降了，有的说吴南山不会投降，见吴南山衣衫褴褛地回来，大家抱头痛哭。这时，吴南山一步也走不动了，还是警卫员帮他脱下袜子挑刺。第二天听说，几个跑得慢的干部，被敌人割下头颅挂在树上。
一次吴南山带着警卫去县政府汇报，半路遇到敌人袭击，两人躲在山沟的水洞里面。吴南山说：“子弹留给敌人，手榴弹留给自己。”天黑后两人出去查看，原来是马家军骑兵袭击县政府。
吴南山全家都上山打游击。父亲年老，母亲是小脚，儿子参加游击队，妻子病死在山里。
熟悉庆阳情况的吴南山，将对敌斗争搞得有声有色。敌人占领区中，共产党用方言土语编写的宣传品到处流传，就连庆阳县长张国桢的书桌上也有武工队的警告信。庆阳的国民党官员人心惶惶，不少人被亲属喊回家了，留下的也收敛威风找武工队通气。解放军攻打庆阳之前，县长张国桢按照武工队的布置，事先调走武装自卫队，封存粮仓和公用财物，恭候共产党接收。
祁三益也是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眼中钉。战争来临，恼羞成怒的国民党特务机关，扬言要报复祁三益，抄老家挖祖坟！祁三益的老家在国统区，三哥被打成残疾，父亲、大哥、二哥被赶到边区。部队撤退后，祁三益的父亲和大哥又落到国民党手中，大哥被打死，父亲被关押，祁家的麦子熟了都没人敢收割。
国民党把祁三益当死敌，祁三益也把国民党当死敌。祁三益在战争中担任陇东地区武工队队长。“汉训班”培训的爆破技术这次派上用场，祁三益带领陇东民兵大摆地雷阵，《解放日报》专题报道祁三益的事迹。
李春茂、王星文任武工队副队长，英勇作战。
边界地区的拉锯战，给一些人带来人生旅途的摇摆。
曾经打入军委二局电台的三人小组都被边保反用，但是各自命运不同。
胡士渊在驿马关当小学校长，掩护身份是做外勤工作，曾奉命潜入西峰侦察。1947年国民党部队进攻边区，随军而来的特务安永录也是“汉训班”同学，检举密捕胡士渊，威胁要按军统纪律制裁。胡士渊是个独子，生怕父亲被特务杀害，于是又答应为国民党搞情报，写了十二份情报之后，因为工作不力被辞退。1949年解放军反攻，边保派人来接头，胡士渊又转回为边保工作。功不折罪，1949年10月又被管训。
同案的夏珍卿也被边保派回老家庆阳搞外勤。但是，夏珍卿回乡后没有向组织报告，躲在家里务农。1946年年初形势紧张，夏珍卿主动找到当地军统秘密组织，为特务搞情报。5月，被三八五旅便衣逮捕，交保释放后，夏珍卿又回家务农。建国初期，没有暴露身份的夏珍卿，还被村里群众选为农会主席。1953年被捕，服刑5年，出狱后在农村当候补社员。
同案三人，杨子才结局最好。战争期间杨子才在西华池土产公司工作，建国后任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贸易公司副经理。
还有一些人，虽然被边保反用，实际却在应付共产党，待到国民党军队进攻边区时，就立即反水。
那个最早被吴南山在陇东专署发现的陈明(郑崇文)，很早就被边保突击反用，1945年7月也调到陇东从事外勤工作，可是不久就叛逃敌方，还诱捕“汉训班”同学马鸣(马汝英)。马鸣参加边保情报工作后成绩卓著，被捕后并未暴露身份，却被同学陈明检举！军统将马鸣押解兰州审讯，又牵连出其他9人。1949年7月22日，距离兰州解放不到一个月，国民党将马鸣等人押到黄河北边的沙沟中，用麻绳绞杀。
曾任合水县剧团团长的刘志诚，被识破后曾经坦白，又留在团里工作。胡宗南进攻边区时，主动为敌提供军事情报，导致解放军在西华池战斗中损失惨重。此人于1947年被逮捕处决。
曾被庆阳县保安科反用的曹钊，在国民党军队进占边区后当了马岭乡的乡长，带队杀害7个解放军战士。1951年被公审处决。
薛守业在国民党进占边区后担任镇长，血债累累，1951年被公审处决。
张益昌在战争中投敌，1947年11月被边保处决。
丑吉宜是西北特侦站的交通员，传递情报20多次，1946年被游击队捕获枪毙。
刘宗汉在合水县以“塾师”身份活动，被合水县保安科发现反用，后被群众打死。
也有一些人，在斗争中心灰意冷，躲回老家当平民。
麻某被庆阳保安科反用，派到合水县西华池摆小摊做外勤，没有多大成绩。国民党军队来了又当保长，也没有什么罪恶。建国后未受处理，在家务农。
赵某某被捕获后释放回家，建国后曾被作为历史反革命分子管制3年，后来一直务农。
安某某被反用后回家，曾经加入国民党军队做军需上士，后来在西峰镇长盛德山的货铺管账，建国后未受处理。
“汉中班”前身“浙江班”的一批人，打入边区最早，处理时期也最长。
周某某、张某某(女)、李某某、吕某某、陈某某等人，从浙江特训班第四期毕业，于1939年一起潜入延安，抗大毕业后都分配到军队系统。李某某、吕某某在1943年“整风”中交代问题，建国后继续在军队系统工作。陈某某在“整风”中做了试探性交代，而后又推翻，建国后任海军青岛基地训练处长，直到1955年才查实问题，被开除党籍。周某某、张某某(女)夫妇瞒过审干，长期潜伏在部队，1946年在东北公安处审查时才交代问题，建国后在地方工作。还有叶某某，1938年6月就打入延安，后来分配到新四军，1939年12月被查明处决。
总括这些人的人生经历，真是令人感慨。
青年时期进入国民党的特训班，所谓学习实际是毫无自由的法西斯训练。打入延安又要小心谨慎，处处隐瞒真情。被发现并反用之后，刚刚放松心情，又遭遇政治运动的严酷冲击。加入新的情报阵营受到重用，正有得心应手的感觉，又遭遇严酷的战争考验，过去的主人又来追索性命。
做间谍真是够刺激！
做间谍真是不容易！
13.巨大的问号
此案的涉案人员达到55名之多，其中还没有包括主动交代的吴南山。侦破期间，无人被长期关押，绝大多数人曾被反用。
对如此之多的国民党特务进行如此大胆的反用，延安的魄力令人吃惊。
这些受到信任重用的人们又经受住了考验，成为公安保卫战线的骨干，证明延安政策的成功。
建国后，吴南山先后任兰州市公安局治安科长、甘肃省公安厅治安科长、兰州市物资局长、平凉专区物资局长。“文革”中，吴南山也受到冲击，但是公安部门仍然肯定他的贡献，赵苍璧还亲自写出证明材料。“文革”后，吴南山任平凉地区工业局长、经委顾问，离休后在兰州安度晚年。
建国后，祁三益任甘肃省公安厅一处某科科长、省民委宗教科科长；“文革”中被定为“历史特务”清除出党；“文革”后得到平反，任康南林业总场场长。
李春茂在解放战争中任武工队副队长，建国后任甘肃省公安厅一处秘书科长、畜牧厅牧区处处长，“文革”中下放干校审查，“文革”后平反，任省林业厅副厅级巡视员。
王星文建国初期任新疆自治区公安厅治安处副处长。
这些国民党特务机关培训出来的特务，加入共产党后也几经生死考验。
在此文采访中，作者心中始终盘旋着一个巨大的问号。
那时候，国民党强，共产党弱，国民党富，共产党穷，这些出身较高，在国统区出路也好的青年，为何投向共产党？
采访李启明时，作者直截了当地问：“国民党搞特务活动，论经验、论业务，论资金，论设备，都不比共产党差，为什么斗不过共产党？”
李启明明确地说：“还是人心所向！”
对于这种政治层面的回答，作者并不满意，又追问：“这人心所向，与情报、保卫工作有何具体联系？”
李启明耐心地解释：“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腐败，进步青年都往延安跑。国民党派到边区的特务，受不了艰苦，大部分都跑回去了。这个‘汉训班’吸收学员的时候，打的旗号是训练抗日干部，参加的人多数也是进步青年，一进去就后悔。所以，我们说服争取的时候，并不困难。”
明白了。
有句老话：大道理管着小道理。
从小道理上讲，国民党有权有势，没有理由不胜。
从大道理上讲，共产党人心所向，更有理由得胜。
大道理管着小道理，人心向背最终决定历史走向。于是，本来并不占优势的共产党，也能在情报保卫斗争中取得胜利。
只是，长期以来，人们习惯空讲道理。于是，大道理即使是真理，也让人们觉得太空，于是去找小道理，就把更为管用的大道理忘怀了。
如果能把大道理同小道理结合起来讲解，这道理就令人信服。
得人心者得人才，得人才者得天下。天下可得，情报、保卫工作焉能不得？
国共双方的谍报战争长期而复杂，2002年8月，作者在兰州市公安局又得到一个惊人的消息。
建国初期，各地公安部门陆续查明军统“汉中特训班”的更多情况。浙江、汉中两地，先后培训320人，大部分已经处理，46名逃亡海外，还有40多名下落不明。
1955年，解放军攻占国民党占据的一江山岛，缴获一份程慕颐于1951年4月17日写给保密局的文字报告。程慕颐声称自己领导的浙江、汉中两个训练班先后培训670人，除少数人外，多数混入共产党，有的已经担任重要职位，建议毛人凤予以联络。
根据这个新的线索，“汉中特训班”的特务远远不止已经发现的320名。于是，公安部将其列入“603专案”，布置全国特别是甘肃公安部门彻底查清。
甘肃省公安厅由苏振荣副厅长挂帅，兵分三路，查阅档案，外调，提审在押犯。经过两个多月的详细调查，认定“汉训班”共招生9期，培训8期，第9期转入“重庆训练班”。先后培训特务631名，其中有教官37名。
这个数字，接近程慕颐的报告，却远远超过公安部门此前掌握的320名，更远远超过延安时期破获的55名！仅新发现的“汉训班”特务就有160名之多，还有虽然没有经过“汉训班”却由“汉训班”毕业生发展的特务。这631名中，甘肃籍的235名，陕西籍的129名，还有24名下落不明。除程慕颐、杜长城、王希田三人逃往台湾外，留在大陆各地的特务在建国后大多停止了活动，但是其中许多人并未交代与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组织关系，有4名还混入机关内部。还有个别人继续从事反共活动，霍士品在1952年参加反革命组织“光复军”，丁耀南在“反右”运动中幻想蒋介石反攻大陆。调查表明：有些人从此脱离特务组织，有的却可能只是进入冬眠状态，一旦时机到来，会不会有人重操旧业？
事实证明：一网打不尽，一次政治运动也揪不完。反间谍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斗争，必须持久进行。
本文参考书目及采访的有关人员：
《中国人民公安史稿》，警官教育出版社。《国民党军统内幕》，台湾出版。
郝苏：《陇东公安工作回忆》。程一鸣：《军统特务组织的真相》。沈醉：《军统内幕》，中国文史出版社。章微寒：《戴笠与庞大的军统局组织》，《细说中统军统》，《传记文学》发表。修来荣：《陈龙传》，群众出版社。师哲回忆、李海文整理：《在历史巨人身边》。姚静波：《陕甘宁边区庆阳县政府琐忆》。吴南山：《庆阳侦破敌特案件情况》。李军(李春茂)：《国民党军统“汉中特训班”覆没记》。朱增福：《军统局特侦站延安组布置潜伏情况》。师哲：《峰与谷》，红旗出版社。王素园：《抢救运动始末》，中共党史资料第37辑。李文吉、马如耀：《隐蔽战线上的歼灭战——四十年代初期陕甘宁边区肃特斗争散记》。徐恩曾：《我和共产党战斗的回忆》，《细说中统军统》，传记文学社。中共中央西北局：《关于外勤力量解决党籍问题的规定》，周兴自存档案。吴南山：《我的出路——一个曾被蒋特陷害的青年的自述》，《解放日报》1947月7日。陈巍：《红色福尔摩斯——布鲁与公安系统第一奇案》，学林出版社。
惠玉秀：前公安部副局级干部。吕璜：前全国妇联副秘书长。李启明：前云南省委第一书记。严夫：前安全部局长。凌云：前国家安全部部长。马兆祥、康润民：前国家教委副主任。吴定军：中共平凉地委政法委书记、吴南山的儿子。李文吉：前兰州市公安局干部。李甫山：前山西省高级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涂占奎：前青海省机械厅副厅长。余海宇：前公安部副局长。王珺：前国家安全部副部长。王炎堂：前国家安全部副部长。王初：前公安部副局长。马文瑞：前全国政协副主席。罗青长：前中央调查部部长。欧阳毅：前炮兵副政委。
下落不明的潜伏人员估计现在都不在人世了
作者的那本《中国秘密战》我有，里面有讲这个事情。
国军用间还是很有成绩的。现在的人心向背，只能使共党反间更复杂
李启明明确地说：“还是人心所向！”
好的间谍最关键还是在于信仰
回复，顺便捞一分
是真的不啊
好长的好长
斗争复杂啊
，顺便捞一分这个在央视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