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尘封档案》-----一桩涉外强奸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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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07年第6期
一桩涉外强奸案
文/孙沉
1967年7月，上海发生了一起涉外强奸案件。这原本是一起案情并不十分复杂的普通刑事案件，由于当时的特殊形势，该案蒙上了一层扑朔迷离的色彩，并导致一名无辜的工人蒙冤入狱。具有正义感的公安人员挺身而出，缜密调查，最终使真凶落入法网……
一
1967年秋天，一个24岁的青年男子提着一件简陋的行李，迈着略带蹒跚的步子，拖着明显虚弱的身子，走出了位于上海市思南路上的第二看守所。他抬头仰望阳光灿烂的天空，脸上露出无比感叹的神情。
这位青年名叫胡朝阳，是上海机电局系统一家工厂的一名工人。半年前，他被单位的造反派以“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罪名扭送公安机关。半年来，胡朝阳在本厂、本系统以及区、市和街道的多次批斗会上以主斗和陪斗的身份亮过相，接受过造反派的无数次日夜讯问，期间不知挨过多少次打、戴过多少顶高帽子、挂过多少块木牌子，可谓吃尽了苦头。胡朝阳始终坚决不承认自己犯过跟“恶毒攻击”有任何相关的罪行。正当他作好“顽抗到底”蒙冤判刑的准备时，却突然被告知案子已经调查清楚，他确实是受冤枉的革命群众，而作案的是同厂的另一名工人。于是，胡朝阳就被宣布释放。
本来，单位是要派车来接胡朝阳回去参加一个平反大会的。可是，胡朝阳觉得这不是在为他准备的，而是造反派在为他们自己涂脂抹粉，因此他坚决拒绝。来跟他谈话的造反派颇有点尴尬，一番冷场后问那么他有什么要求。胡朝阳说我身体已经让这桩冤案搞坏了，我要求休半个月假，让我好好休养一下。
就这样，胡朝阳自己乘坐公共汽车回到了家。当时，胡朝阳压根儿也没有想到，他的平反出狱，竟会与此刻正在大西洋上航行的巴拿马海轮“卡普利特”号上的一名二等水手有关联。
那个年代，做事情没有章法，无论是抓人还是放人，单位竟然都没有通知胡朝阳的家人。因此，当胡朝阳走进家门时，顿时引起了全家人的惊喜。胡家是一个三代同堂的大家庭，祖父、祖母都已是年过八旬的老人了。胡朝阳的祖父早年曾是上海滩小有名气的太极拳师，身体硬朗，说话中气还挺足，听说孙子是被平反释放的，大喜过望，马上吩咐备酒庆贺，同时吩咐读中学的孙女立刻去传呼电话站往延安饭店打电话通知大儿子胡益平立刻赶来，不得有误。
半年前，当这桩冤案发生伊始，两位老人对于他们唯一的孙子的蒙冤入狱悲愤满腔，他们不相信孙子会做出“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举动来，一口认定肯定是被冤枉的，二老唯一的念头就是要替孙子申冤。但是，那个年头公、检、法已经处于半瘫痪状态，申冤得有特别渠道。于是，老拳师就想到了自己的大儿子——胡朝阳的嫡亲伯父胡益平。抗战前夕是他上海一所教会学校的高才生，正准备考交通大学时，抗战爆发了，于是就和一批热血青年前往苏北投奔了新四军。他参加了八年抗战，也参加了解放战争，解放后仍在部队效力，1955年被授予陆军中校。“文化大革命”开始时，胡益平已经担任南京军区某师的副政委了。胡朝阳的祖父、祖母此刻把营救孙子的唯一希望寄托在这位当着解放军某师副政委的大儿子身上。
一份加急电报拍发到了胡益平所在部队的驻地司令部，他被告知：母病危，务请速返沪。胡益平闻讯大惊，不敢怠慢，当即请假急急返沪。到家之后果然见老母躺在床上，不过神色不似“病危”。二老早已等得心急如焚，不等胡益平开口就把情况一五一十说了一遍：胡朝阳所在班组发现当天的一张《解放日报》上的“宝像”被人戳了一个洞，而且正好扎在伟大领袖的眉心正中！这是一桩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严重反革命案件，造反派自是重视，于是当即停工调查，人人排队，个个过关。胡朝阳当时是一个没有参加任何派别组织的工人群众，在那种“不革命就是反革命”的形势下被称为“逍遥派”，距“对立面”仅仅只有数步之遥了，因此，被造反派作为一个重点对象来盘查。偏偏胡朝阳还不识相，不肯老实配合、有问必答，而是逐语反驳。这样，造反派被弄得如何恼火那是可想而知的。折腾了一天后，胡朝阳以为人家已经放过他时，却被糊里糊涂地押上了群众大会的主席台，当众宣布是作下这起“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现行反革命大案”的罪犯，一番批斗后被绑送公安局，而且是直接被投进了上海市第二看守所。按照当时的惯例，凡是被关押在“二所”的罪犯，不是死刑也得重刑，至少是10年有期徒刑。
胡朝阳的祖父、祖母和父母等亲属坚决认为这是一桩冤案，要求胡益平替胡朝阳出面申冤，因为他们记得胡益平前不久因公出差来沪时，曾经说到过他在解放战争期间的一位部下现在是上海市公检法军管会的一名掌握着若干权力的成员。胡益平听了亲人的这番话语后说，我是一个受党教育多年的共产党员、革命军人，自从当年踏上革命道路的那一天起就给自己立下了一个规矩：必须时时处处听党和毛主席的话，不管想得通想不通都得严格遵照执行。现在，胡朝阳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尽管他是我的嫡亲侄子，也是我们胡氏家族下一代中唯一的一个男丁，但是我没有权力对此进行干预，甚至连询问也不应当提出，因为那在无形中可能也会给办案部门造成“干预”或者“打招呼”的错觉。因此，这件事的处理应当坚决按照“相信群众、相信党”的两大原则来进行，什么都不必说，什么都不必做，办案部门怎么处理就怎么接受。须知，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党，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政策是“决不冤枉任何一个好人，也决不放过任何一个坏人”。
胡益平的一番话说得全家所有人目瞪口呆。其实，并非胡益平在作秀装假，而是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人们都是绝对真诚地坚信“真理”的。胡家男女老少，只有胡益平最有出息，其余都是平头百姓之辈，当下尽管没有一个人想得通，但也只好听胡益平的。不过，所有家人对于胡益平在这件事上所持的立场和态度都是觉得大失所望，他的拳师父亲因为想不通而干脆喃喃而开骂了。营救胡朝阳的事就此结束了。之后，不断传来胡朝阳被批斗的消息，有一次甚至还上了全市的电视转播大会，里弄里的邻居看了，都说胡朝阳要吃“重家生”(沪语，意即要被严惩)了。
哪知，就在胡家人已经彻底失望的时候，胡朝阳却突然被平反释放了！老拳师在高兴之下，忽然想起这几天大儿子正好在上海延安饭店参加南京军区的一个什么会议，于是就传令把胡益平叫来，这其中除了庆贺外，还包含着若干教训胡益平的成分在内。
胡益平这天上午刚好结束了会议，正准备回家去探望父母，接到电话听说侄子平反释放了，自是高兴，便马上赶来了。胡益平还准备趁此机会对胡朝阳进行一番教育，让他明白尽管平反了，但世界观还是需要加紧改造的。没想到他在饭桌上刚开了一个头，因对伯父“见死不救”之举而带着不满情绪的胡朝阳就不客气地打断说，伯伯你知道我是怎么出来的吗？这跟你所说的“相信群众、相信党”没有什么关系，而是我那个工厂的两个小子为了一个女学徒争风吃醋闹狗咬狗，其中一个就把另一个喝醉了酒而毁坏“宝像”的事儿给兜了出来。酒醒后他知道对方是造反派小头目，担心造反派报复，于是就干脆直接去分局向军管组揭发了。伯伯你想想，如果没有那个女学徒的事儿，这件事不是铁板钉钉似的牢牢地砸实在我头上了吗？如果又正好惊动了市革会哪个头头要抓典型，正好把朱笔画到我的名字上面，那押往刑场一枪崩了也不是没有可能啊！伯伯你看，我这个冤案从一开始就是群众搞的，你还口口声声要“相信群众”，你看还相信得了吗？
胡益平被侄子这一番话说得目瞪口呆，他的头脑里对于地方工作还是“文革”前的那一套印象，哪里知道已经混乱到这等地步了？稍一定神，他还有点不信似的，说这可能是你一个人的偶然遭遇，没有代表性，所以你不能下这个结论的。话音未落，胡朝阳就激动地站了起来，说，我在看守所里，天天晚上听见有人喊冤。其他不说，就说跟我关在一个监房的那个姓董的吧，还不是受冤入狱，投诉无门，已经自杀过三次了。后来我劝他决不能自杀，你一死，这案子就更加做实了，你还是要活下去，相信以后会翻过来的。
这一说，全家人都想知道那个姓董的犯人是怎么回事了，胡益平也指着胡朝阳让详细说说。胡朝阳于是就把董维良的案子说了一遍——
二
董维良是上海港务局的一名码头行车操作工，出身干部家庭，其父是当年解放上海时进入上海滩的老八路，后来就留在上海，在上海机电局当了一名干部，手中曾经掌握着不算小的权力。“文革”前一年，董父因病去世，这年董维良正好从技校毕业，进了上海港务局工作。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董维良自恃有着老八路的家庭背景，大字报、大游行、大集会什么的也折腾得挺欢的。可惜好景不长，没多久机电系统就传来消息，说他的老爸生前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上海机电系统犯下了滔天罪行，死有余辜。尽管已经去世，但其罪行还是应当受到彻底清算。机电系统的造反派还不是光说不练，把造反激情停留在口头上，而是真的抄了董维良家，把其老爸所有的遗物全部掠走。然后，又到港务局来搞株连，把董维良以“狗崽子”的名义当众批斗了一顿。这样，董维良的底气消失殆尽，造反念头彻底打消。幸亏本单位的造反派因为惦记着向“走资派”夺权的大事，无暇顾及像董维良这样的“小爬虫”，所以倒也没有过多地为难他。只不过把董维良打发到码头上去上长夜班，一周六天上班，每天午夜零点到岗，上午八点下班。
这样到了1967年7月初，董维良感冒发烧，去医院就诊，医生给他开了两天病假。7月7日零点，董维良病休结束照常上班，这天码头上停泊的轮船少，夜班工人接班时活儿已经干完了。本来每逢这种机会董维良是可以跟大伙儿聚在一起闲磕牙瞎聊天的，但他自从成为“狗崽子”后就主动退出了这个行列，不管有没有活儿，都老老实实地待在高高的行车操作室里。此刻没活儿，就看看报纸，打打瞌睡。
当时，谁也没有料到，就是这个难得的没有活儿的夜班上，却发生了一起强奸案件。凌晨2点20分左右，装卸作业区的夜班专职巡逻人员冒着突然袭来的雷雨在进行例行巡逻时，发现前面的几个货垛之间似乎闪现着一条黑影，于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吆喝起来再说。这一吆喝，那黑影就飞奔起来了。巡逻人员拔腿就追，可是，他们没有对方奔得快，追了一阵那黑影就消失了。巡逻人员正在猜测对方逃往哪个方向的时候，货垛后面传来了女子的哭泣声。过去一看，竟是本作业区的清洁女工尚乾珠，满身泥水，号啕大哭。询问之下，她抽抽搭搭地诉说遭到了一名歹徒的强奸！
这是装卸作业区从未发生过的恶性案件，巡逻人员震惊之下，一面派人飞报值班长，一面立刻吹响了警哨，呼叫全体当班工人马上集中起来缉查歹徒。但是，上百人分成若干个小组搜遍了整个装卸作业区，也没有发现歹徒的影踪。由于大雨，现场也未能发现什么痕迹。
搜查刚结束，接到电话报告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文攻武卫指挥部就派来了一卡车手执长矛大刀的造反派，另外还有一辆中吉普，里面坐着文攻武卫指挥部的两个小头目。他们下车时，雨停了，正听巡逻人员报告情况时，港务局系统的造反派头头也赶到了，于是叫出了上夜班参加了搜索行动的造反派骨干积极分子一并汇报。听过汇报后，几个头头儿稍一商议，决定再次进行搜查，同时向公安局的造反派打了电话，要求派员前来指导破案。
更多的人再次对装卸作业区进行了搜查，还是没有发现。这时，公安局也来人了，那是跟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一方观点一致的分局造反派组织的两个青年民警，参加公安工作还不到两年时间。他们跟这边的造反派方面一起对案情进行了分析后，认为装卸作业区是封闭状态的，三面都有围墙，墙高达3米，难以翻越，而且有岗亭，风雨交加的当儿是专职门卫密切注视动静的关头，这是向来的惯例，因此不可能有人能够突破。而另一侧就是黄浦江，依据货物作业情况架设着流动栅栏，每个出口处都有岗哨把守着的，再往外的码头上还有边防民警在巡逻，作案者也不可能往那里逃窜。因此，歹徒极有可能就是装卸作业区的内部人员。
这个观点形成之后，几位临时指挥人员就作出了一个决定：将所有上夜班的人员集中起来，由受害人当场进行辨认。于是，上百名夜班人员全部集中在货场上，站列两排，接受受害人尚乾珠的辨认。尚乾珠是个26岁的青年女工，三天前刚从其他作业区调入这个作业区，因此，所有的人在她眼睛里都是陌生脸孔。她在猝不及防间突然遭受了暴力侵犯，神志似乎还不曾清醒，在两个女工的搀扶下，对两排男工人进行了辨认，最后摇头说她认不出来，说着又痛哭起来。
于是就决定采取另一种方式：让全体夜班人员对在案发时段各自的行踪作一个说明，并且要求说出证明人。这种说明就在当场当众进行，凡是有证明人者站立一侧，没有证明人的则站立到另一侧。最后，一共有七人没有证明人，都是单独待在自己的工作岗位或者其他位置，董维良是其中一个。
这七人被集中到了作业区的一间空仓库内，由办案人员逐个谈话进行甄别。当时，董维良还没有被怀疑是作案者，只是要求他详细说明了上班以后的行动，过了一会儿就让他离开仓库了。董维良也压根儿没有料到厄运竟会降临到自己头上来，回到行车操作室还打了个瞌睡。一直到下班铃响都没有人来再次找他，他和平时一样下班回家了。
哪知，回家后刚刚睡了片刻，就有警车呼啸而至，来了数名警察，宣布董维良是强奸犯，铐了就走！
董维良被捕后，先是给关押于分局看守所，次日又被移解于上海市第二看守所，跟胡朝阳囚于同一监房。奇怪的是他并未像通常涉案人员那样一进看守所就被提讯，而是在一周之后才被讯问，讯问他的人也不是警察，而是港务局的造反派。董维良自是不承认自己犯了案，叫嚷着要求跟受害人对质。但他的申辩没有任何作用，反倒使他挨了若干皮肉之苦。于是他在提讯回来后就大呼冤枉，还三次自杀，都被及时发现而未曾成功。后来，董维良接受了胡朝阳的劝说，不再动自杀的念头，说要活下去，要证明自己是无辜者。
胡朝阳把董维良的遭遇一五一十述说了一遍，听得家人目瞪口呆，连他的伯父胡益平也睁大了眼睛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
胡朝阳对胡益平说，伯伯，我坚信董维良是受了冤枉的，可惜我没有权力下令调查那起强奸案件，找出真正的案犯。不过，我现在已经平反，所以，还是能够尽一份能够尽的力量。我准备给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政法指挥部写一封信反映董维良的情况。话音未落，他的祖父母已经大惊失色，父母也是连连摇头，连妹妹也表示反对，一致劝他不要管这份闲事。
可是，出乎意外的是，胡益平却缓缓开腔道：“对！你写吧，我替你转交上去。”
本文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07年第6期
一桩涉外强奸案
文/孙沉
1967年7月，上海发生了一起涉外强奸案件。这原本是一起案情并不十分复杂的普通刑事案件，由于当时的特殊形势，该案蒙上了一层扑朔迷离的色彩，并导致一名无辜的工人蒙冤入狱。具有正义感的公安人员挺身而出，缜密调查，最终使真凶落入法网……
一
1967年秋天，一个24岁的青年男子提着一件简陋的行李，迈着略带蹒跚的步子，拖着明显虚弱的身子，走出了位于上海市思南路上的第二看守所。他抬头仰望阳光灿烂的天空，脸上露出无比感叹的神情。
这位青年名叫胡朝阳，是上海机电局系统一家工厂的一名工人。半年前，他被单位的造反派以“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罪名扭送公安机关。半年来，胡朝阳在本厂、本系统以及区、市和街道的多次批斗会上以主斗和陪斗的身份亮过相，接受过造反派的无数次日夜讯问，期间不知挨过多少次打、戴过多少顶高帽子、挂过多少块木牌子，可谓吃尽了苦头。胡朝阳始终坚决不承认自己犯过跟“恶毒攻击”有任何相关的罪行。正当他作好“顽抗到底”蒙冤判刑的准备时，却突然被告知案子已经调查清楚，他确实是受冤枉的革命群众，而作案的是同厂的另一名工人。于是，胡朝阳就被宣布释放。
本来，单位是要派车来接胡朝阳回去参加一个平反大会的。可是，胡朝阳觉得这不是在为他准备的，而是造反派在为他们自己涂脂抹粉，因此他坚决拒绝。来跟他谈话的造反派颇有点尴尬，一番冷场后问那么他有什么要求。胡朝阳说我身体已经让这桩冤案搞坏了，我要求休半个月假，让我好好休养一下。
就这样，胡朝阳自己乘坐公共汽车回到了家。当时，胡朝阳压根儿也没有想到，他的平反出狱，竟会与此刻正在大西洋上航行的巴拿马海轮“卡普利特”号上的一名二等水手有关联。
那个年代，做事情没有章法，无论是抓人还是放人，单位竟然都没有通知胡朝阳的家人。因此，当胡朝阳走进家门时，顿时引起了全家人的惊喜。胡家是一个三代同堂的大家庭，祖父、祖母都已是年过八旬的老人了。胡朝阳的祖父早年曾是上海滩小有名气的太极拳师，身体硬朗，说话中气还挺足，听说孙子是被平反释放的，大喜过望，马上吩咐备酒庆贺，同时吩咐读中学的孙女立刻去传呼电话站往延安饭店打电话通知大儿子胡益平立刻赶来，不得有误。
半年前，当这桩冤案发生伊始，两位老人对于他们唯一的孙子的蒙冤入狱悲愤满腔，他们不相信孙子会做出“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举动来，一口认定肯定是被冤枉的，二老唯一的念头就是要替孙子申冤。但是，那个年头公、检、法已经处于半瘫痪状态，申冤得有特别渠道。于是，老拳师就想到了自己的大儿子——胡朝阳的嫡亲伯父胡益平。抗战前夕是他上海一所教会学校的高才生，正准备考交通大学时，抗战爆发了，于是就和一批热血青年前往苏北投奔了新四军。他参加了八年抗战，也参加了解放战争，解放后仍在部队效力，1955年被授予陆军中校。“文化大革命”开始时，胡益平已经担任南京军区某师的副政委了。胡朝阳的祖父、祖母此刻把营救孙子的唯一希望寄托在这位当着解放军某师副政委的大儿子身上。
一份加急电报拍发到了胡益平所在部队的驻地司令部，他被告知：母病危，务请速返沪。胡益平闻讯大惊，不敢怠慢，当即请假急急返沪。到家之后果然见老母躺在床上，不过神色不似“病危”。二老早已等得心急如焚，不等胡益平开口就把情况一五一十说了一遍：胡朝阳所在班组发现当天的一张《解放日报》上的“宝像”被人戳了一个洞，而且正好扎在伟大领袖的眉心正中！这是一桩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严重反革命案件，造反派自是重视，于是当即停工调查，人人排队，个个过关。胡朝阳当时是一个没有参加任何派别组织的工人群众，在那种“不革命就是反革命”的形势下被称为“逍遥派”，距“对立面”仅仅只有数步之遥了，因此，被造反派作为一个重点对象来盘查。偏偏胡朝阳还不识相，不肯老实配合、有问必答，而是逐语反驳。这样，造反派被弄得如何恼火那是可想而知的。折腾了一天后，胡朝阳以为人家已经放过他时，却被糊里糊涂地押上了群众大会的主席台，当众宣布是作下这起“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现行反革命大案”的罪犯，一番批斗后被绑送公安局，而且是直接被投进了上海市第二看守所。按照当时的惯例，凡是被关押在“二所”的罪犯，不是死刑也得重刑，至少是10年有期徒刑。
胡朝阳的祖父、祖母和父母等亲属坚决认为这是一桩冤案，要求胡益平替胡朝阳出面申冤，因为他们记得胡益平前不久因公出差来沪时，曾经说到过他在解放战争期间的一位部下现在是上海市公检法军管会的一名掌握着若干权力的成员。胡益平听了亲人的这番话语后说，我是一个受党教育多年的共产党员、革命军人，自从当年踏上革命道路的那一天起就给自己立下了一个规矩：必须时时处处听党和毛主席的话，不管想得通想不通都得严格遵照执行。现在，胡朝阳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尽管他是我的嫡亲侄子，也是我们胡氏家族下一代中唯一的一个男丁，但是我没有权力对此进行干预，甚至连询问也不应当提出，因为那在无形中可能也会给办案部门造成“干预”或者“打招呼”的错觉。因此，这件事的处理应当坚决按照“相信群众、相信党”的两大原则来进行，什么都不必说，什么都不必做，办案部门怎么处理就怎么接受。须知，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党，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政策是“决不冤枉任何一个好人，也决不放过任何一个坏人”。
胡益平的一番话说得全家所有人目瞪口呆。其实，并非胡益平在作秀装假，而是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人们都是绝对真诚地坚信“真理”的。胡家男女老少，只有胡益平最有出息，其余都是平头百姓之辈，当下尽管没有一个人想得通，但也只好听胡益平的。不过，所有家人对于胡益平在这件事上所持的立场和态度都是觉得大失所望，他的拳师父亲因为想不通而干脆喃喃而开骂了。营救胡朝阳的事就此结束了。之后，不断传来胡朝阳被批斗的消息，有一次甚至还上了全市的电视转播大会，里弄里的邻居看了，都说胡朝阳要吃“重家生”(沪语，意即要被严惩)了。
哪知，就在胡家人已经彻底失望的时候，胡朝阳却突然被平反释放了！老拳师在高兴之下，忽然想起这几天大儿子正好在上海延安饭店参加南京军区的一个什么会议，于是就传令把胡益平叫来，这其中除了庆贺外，还包含着若干教训胡益平的成分在内。
胡益平这天上午刚好结束了会议，正准备回家去探望父母，接到电话听说侄子平反释放了，自是高兴，便马上赶来了。胡益平还准备趁此机会对胡朝阳进行一番教育，让他明白尽管平反了，但世界观还是需要加紧改造的。没想到他在饭桌上刚开了一个头，因对伯父“见死不救”之举而带着不满情绪的胡朝阳就不客气地打断说，伯伯你知道我是怎么出来的吗？这跟你所说的“相信群众、相信党”没有什么关系，而是我那个工厂的两个小子为了一个女学徒争风吃醋闹狗咬狗，其中一个就把另一个喝醉了酒而毁坏“宝像”的事儿给兜了出来。酒醒后他知道对方是造反派小头目，担心造反派报复，于是就干脆直接去分局向军管组揭发了。伯伯你想想，如果没有那个女学徒的事儿，这件事不是铁板钉钉似的牢牢地砸实在我头上了吗？如果又正好惊动了市革会哪个头头要抓典型，正好把朱笔画到我的名字上面，那押往刑场一枪崩了也不是没有可能啊！伯伯你看，我这个冤案从一开始就是群众搞的，你还口口声声要“相信群众”，你看还相信得了吗？
胡益平被侄子这一番话说得目瞪口呆，他的头脑里对于地方工作还是“文革”前的那一套印象，哪里知道已经混乱到这等地步了？稍一定神，他还有点不信似的，说这可能是你一个人的偶然遭遇，没有代表性，所以你不能下这个结论的。话音未落，胡朝阳就激动地站了起来，说，我在看守所里，天天晚上听见有人喊冤。其他不说，就说跟我关在一个监房的那个姓董的吧，还不是受冤入狱，投诉无门，已经自杀过三次了。后来我劝他决不能自杀，你一死，这案子就更加做实了，你还是要活下去，相信以后会翻过来的。
这一说，全家人都想知道那个姓董的犯人是怎么回事了，胡益平也指着胡朝阳让详细说说。胡朝阳于是就把董维良的案子说了一遍——
二
董维良是上海港务局的一名码头行车操作工，出身干部家庭，其父是当年解放上海时进入上海滩的老八路，后来就留在上海，在上海机电局当了一名干部，手中曾经掌握着不算小的权力。“文革”前一年，董父因病去世，这年董维良正好从技校毕业，进了上海港务局工作。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董维良自恃有着老八路的家庭背景，大字报、大游行、大集会什么的也折腾得挺欢的。可惜好景不长，没多久机电系统就传来消息，说他的老爸生前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上海机电系统犯下了滔天罪行，死有余辜。尽管已经去世，但其罪行还是应当受到彻底清算。机电系统的造反派还不是光说不练，把造反激情停留在口头上，而是真的抄了董维良家，把其老爸所有的遗物全部掠走。然后，又到港务局来搞株连，把董维良以“狗崽子”的名义当众批斗了一顿。这样，董维良的底气消失殆尽，造反念头彻底打消。幸亏本单位的造反派因为惦记着向“走资派”夺权的大事，无暇顾及像董维良这样的“小爬虫”，所以倒也没有过多地为难他。只不过把董维良打发到码头上去上长夜班，一周六天上班，每天午夜零点到岗，上午八点下班。
这样到了1967年7月初，董维良感冒发烧，去医院就诊，医生给他开了两天病假。7月7日零点，董维良病休结束照常上班，这天码头上停泊的轮船少，夜班工人接班时活儿已经干完了。本来每逢这种机会董维良是可以跟大伙儿聚在一起闲磕牙瞎聊天的，但他自从成为“狗崽子”后就主动退出了这个行列，不管有没有活儿，都老老实实地待在高高的行车操作室里。此刻没活儿，就看看报纸，打打瞌睡。
当时，谁也没有料到，就是这个难得的没有活儿的夜班上，却发生了一起强奸案件。凌晨2点20分左右，装卸作业区的夜班专职巡逻人员冒着突然袭来的雷雨在进行例行巡逻时，发现前面的几个货垛之间似乎闪现着一条黑影，于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吆喝起来再说。这一吆喝，那黑影就飞奔起来了。巡逻人员拔腿就追，可是，他们没有对方奔得快，追了一阵那黑影就消失了。巡逻人员正在猜测对方逃往哪个方向的时候，货垛后面传来了女子的哭泣声。过去一看，竟是本作业区的清洁女工尚乾珠，满身泥水，号啕大哭。询问之下，她抽抽搭搭地诉说遭到了一名歹徒的强奸！
这是装卸作业区从未发生过的恶性案件，巡逻人员震惊之下，一面派人飞报值班长，一面立刻吹响了警哨，呼叫全体当班工人马上集中起来缉查歹徒。但是，上百人分成若干个小组搜遍了整个装卸作业区，也没有发现歹徒的影踪。由于大雨，现场也未能发现什么痕迹。
搜查刚结束，接到电话报告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文攻武卫指挥部就派来了一卡车手执长矛大刀的造反派，另外还有一辆中吉普，里面坐着文攻武卫指挥部的两个小头目。他们下车时，雨停了，正听巡逻人员报告情况时，港务局系统的造反派头头也赶到了，于是叫出了上夜班参加了搜索行动的造反派骨干积极分子一并汇报。听过汇报后，几个头头儿稍一商议，决定再次进行搜查，同时向公安局的造反派打了电话，要求派员前来指导破案。
更多的人再次对装卸作业区进行了搜查，还是没有发现。这时，公安局也来人了，那是跟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一方观点一致的分局造反派组织的两个青年民警，参加公安工作还不到两年时间。他们跟这边的造反派方面一起对案情进行了分析后，认为装卸作业区是封闭状态的，三面都有围墙，墙高达3米，难以翻越，而且有岗亭，风雨交加的当儿是专职门卫密切注视动静的关头，这是向来的惯例，因此不可能有人能够突破。而另一侧就是黄浦江，依据货物作业情况架设着流动栅栏，每个出口处都有岗哨把守着的，再往外的码头上还有边防民警在巡逻，作案者也不可能往那里逃窜。因此，歹徒极有可能就是装卸作业区的内部人员。
这个观点形成之后，几位临时指挥人员就作出了一个决定：将所有上夜班的人员集中起来，由受害人当场进行辨认。于是，上百名夜班人员全部集中在货场上，站列两排，接受受害人尚乾珠的辨认。尚乾珠是个26岁的青年女工，三天前刚从其他作业区调入这个作业区，因此，所有的人在她眼睛里都是陌生脸孔。她在猝不及防间突然遭受了暴力侵犯，神志似乎还不曾清醒，在两个女工的搀扶下，对两排男工人进行了辨认，最后摇头说她认不出来，说着又痛哭起来。
于是就决定采取另一种方式：让全体夜班人员对在案发时段各自的行踪作一个说明，并且要求说出证明人。这种说明就在当场当众进行，凡是有证明人者站立一侧，没有证明人的则站立到另一侧。最后，一共有七人没有证明人，都是单独待在自己的工作岗位或者其他位置，董维良是其中一个。
这七人被集中到了作业区的一间空仓库内，由办案人员逐个谈话进行甄别。当时，董维良还没有被怀疑是作案者，只是要求他详细说明了上班以后的行动，过了一会儿就让他离开仓库了。董维良也压根儿没有料到厄运竟会降临到自己头上来，回到行车操作室还打了个瞌睡。一直到下班铃响都没有人来再次找他，他和平时一样下班回家了。
哪知，回家后刚刚睡了片刻，就有警车呼啸而至，来了数名警察，宣布董维良是强奸犯，铐了就走！
董维良被捕后，先是给关押于分局看守所，次日又被移解于上海市第二看守所，跟胡朝阳囚于同一监房。奇怪的是他并未像通常涉案人员那样一进看守所就被提讯，而是在一周之后才被讯问，讯问他的人也不是警察，而是港务局的造反派。董维良自是不承认自己犯了案，叫嚷着要求跟受害人对质。但他的申辩没有任何作用，反倒使他挨了若干皮肉之苦。于是他在提讯回来后就大呼冤枉，还三次自杀，都被及时发现而未曾成功。后来，董维良接受了胡朝阳的劝说，不再动自杀的念头，说要活下去，要证明自己是无辜者。
胡朝阳把董维良的遭遇一五一十述说了一遍，听得家人目瞪口呆，连他的伯父胡益平也睁大了眼睛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
胡朝阳对胡益平说，伯伯，我坚信董维良是受了冤枉的，可惜我没有权力下令调查那起强奸案件，找出真正的案犯。不过，我现在已经平反，所以，还是能够尽一份能够尽的力量。我准备给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政法指挥部写一封信反映董维良的情况。话音未落，他的祖父母已经大惊失色，父母也是连连摇头，连妹妹也表示反对，一致劝他不要管这份闲事。
可是，出乎意外的是，胡益平却缓缓开腔道：“对！你写吧，我替你转交上去。”
一桩涉外强奸案
文/孙沉
1967年7月，上海发生了一起涉外强奸案件。这原本是一起案情并不十分复杂的普通刑事案件，由于当时的特殊形势，该案蒙上了一层扑朔迷离的色彩，并导致一名无辜的工人蒙冤入狱。具有正义感的公安人员挺身而出，缜密调查，最终使真凶落入法网……
一
1967年秋天，一个24岁的青年男子提着一件简陋的行李，迈着略带蹒跚的步子，拖着明显虚弱的身子，走出了位于上海市思南路上的第二看守所。他抬头仰望阳光灿烂的天空，脸上露出无比感叹的神情。
这位青年名叫胡朝阳，是上海机电局系统一家工厂的一名工人。半年前，他被单位的造反派以“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罪名扭送公安机关。半年来，胡朝阳在本厂、本系统以及区、市和街道的多次批斗会上以主斗和陪斗的身份亮过相，接受过造反派的无数次日夜讯问，期间不知挨过多少次打、戴过多少顶高帽子、挂过多少块木牌子，可谓吃尽了苦头。胡朝阳始终坚决不承认自己犯过跟“恶毒攻击”有任何相关的罪行。正当他作好“顽抗到底”蒙冤判刑的准备时，却突然被告知案子已经调查清楚，他确实是受冤枉的革命群众，而作案的是同厂的另一名工人。于是，胡朝阳就被宣布释放。
本来，单位是要派车来接胡朝阳回去参加一个平反大会的。可是，胡朝阳觉得这不是在为他准备的，而是造反派在为他们自己涂脂抹粉，因此他坚决拒绝。来跟他谈话的造反派颇有点尴尬，一番冷场后问那么他有什么要求。胡朝阳说我身体已经让这桩冤案搞坏了，我要求休半个月假，让我好好休养一下。
就这样，胡朝阳自己乘坐公共汽车回到了家。当时，胡朝阳压根儿也没有想到，他的平反出狱，竟会与此刻正在大西洋上航行的巴拿马海轮“卡普利特”号上的一名二等水手有关联。
那个年代，做事情没有章法，无论是抓人还是放人，单位竟然都没有通知胡朝阳的家人。因此，当胡朝阳走进家门时，顿时引起了全家人的惊喜。胡家是一个三代同堂的大家庭，祖父、祖母都已是年过八旬的老人了。胡朝阳的祖父早年曾是上海滩小有名气的太极拳师，身体硬朗，说话中气还挺足，听说孙子是被平反释放的，大喜过望，马上吩咐备酒庆贺，同时吩咐读中学的孙女立刻去传呼电话站往延安饭店打电话通知大儿子胡益平立刻赶来，不得有误。
半年前，当这桩冤案发生伊始，两位老人对于他们唯一的孙子的蒙冤入狱悲愤满腔，他们不相信孙子会做出“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举动来，一口认定肯定是被冤枉的，二老唯一的念头就是要替孙子申冤。但是，那个年头公、检、法已经处于半瘫痪状态，申冤得有特别渠道。于是，老拳师就想到了自己的大儿子——胡朝阳的嫡亲伯父胡益平。抗战前夕是他上海一所教会学校的高才生，正准备考交通大学时，抗战爆发了，于是就和一批热血青年前往苏北投奔了新四军。他参加了八年抗战，也参加了解放战争，解放后仍在部队效力，1955年被授予陆军中校。“文化大革命”开始时，胡益平已经担任南京军区某师的副政委了。胡朝阳的祖父、祖母此刻把营救孙子的唯一希望寄托在这位当着解放军某师副政委的大儿子身上。
一份加急电报拍发到了胡益平所在部队的驻地司令部，他被告知：母病危，务请速返沪。胡益平闻讯大惊，不敢怠慢，当即请假急急返沪。到家之后果然见老母躺在床上，不过神色不似“病危”。二老早已等得心急如焚，不等胡益平开口就把情况一五一十说了一遍：胡朝阳所在班组发现当天的一张《解放日报》上的“宝像”被人戳了一个洞，而且正好扎在伟大领袖的眉心正中！这是一桩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严重反革命案件，造反派自是重视，于是当即停工调查，人人排队，个个过关。胡朝阳当时是一个没有参加任何派别组织的工人群众，在那种“不革命就是反革命”的形势下被称为“逍遥派”，距“对立面”仅仅只有数步之遥了，因此，被造反派作为一个重点对象来盘查。偏偏胡朝阳还不识相，不肯老实配合、有问必答，而是逐语反驳。这样，造反派被弄得如何恼火那是可想而知的。折腾了一天后，胡朝阳以为人家已经放过他时，却被糊里糊涂地押上了群众大会的主席台，当众宣布是作下这起“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现行反革命大案”的罪犯，一番批斗后被绑送公安局，而且是直接被投进了上海市第二看守所。按照当时的惯例，凡是被关押在“二所”的罪犯，不是死刑也得重刑，至少是10年有期徒刑。
胡朝阳的祖父、祖母和父母等亲属坚决认为这是一桩冤案，要求胡益平替胡朝阳出面申冤，因为他们记得胡益平前不久因公出差来沪时，曾经说到过他在解放战争期间的一位部下现在是上海市公检法军管会的一名掌握着若干权力的成员。胡益平听了亲人的这番话语后说，我是一个受党教育多年的共产党员、革命军人，自从当年踏上革命道路的那一天起就给自己立下了一个规矩：必须时时处处听党和毛主席的话，不管想得通想不通都得严格遵照执行。现在，胡朝阳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尽管他是我的嫡亲侄子，也是我们胡氏家族下一代中唯一的一个男丁，但是我没有权力对此进行干预，甚至连询问也不应当提出，因为那在无形中可能也会给办案部门造成“干预”或者“打招呼”的错觉。因此，这件事的处理应当坚决按照“相信群众、相信党”的两大原则来进行，什么都不必说，什么都不必做，办案部门怎么处理就怎么接受。须知，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党，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政策是“决不冤枉任何一个好人，也决不放过任何一个坏人”。
胡益平的一番话说得全家所有人目瞪口呆。其实，并非胡益平在作秀装假，而是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人们都是绝对真诚地坚信“真理”的。胡家男女老少，只有胡益平最有出息，其余都是平头百姓之辈，当下尽管没有一个人想得通，但也只好听胡益平的。不过，所有家人对于胡益平在这件事上所持的立场和态度都是觉得大失所望，他的拳师父亲因为想不通而干脆喃喃而开骂了。营救胡朝阳的事就此结束了。之后，不断传来胡朝阳被批斗的消息，有一次甚至还上了全市的电视转播大会，里弄里的邻居看了，都说胡朝阳要吃“重家生”(沪语，意即要被严惩)了。
哪知，就在胡家人已经彻底失望的时候，胡朝阳却突然被平反释放了！老拳师在高兴之下，忽然想起这几天大儿子正好在上海延安饭店参加南京军区的一个什么会议，于是就传令把胡益平叫来，这其中除了庆贺外，还包含着若干教训胡益平的成分在内。
胡益平这天上午刚好结束了会议，正准备回家去探望父母，接到电话听说侄子平反释放了，自是高兴，便马上赶来了。胡益平还准备趁此机会对胡朝阳进行一番教育，让他明白尽管平反了，但世界观还是需要加紧改造的。没想到他在饭桌上刚开了一个头，因对伯父“见死不救”之举而带着不满情绪的胡朝阳就不客气地打断说，伯伯你知道我是怎么出来的吗？这跟你所说的“相信群众、相信党”没有什么关系，而是我那个工厂的两个小子为了一个女学徒争风吃醋闹狗咬狗，其中一个就把另一个喝醉了酒而毁坏“宝像”的事儿给兜了出来。酒醒后他知道对方是造反派小头目，担心造反派报复，于是就干脆直接去分局向军管组揭发了。伯伯你想想，如果没有那个女学徒的事儿，这件事不是铁板钉钉似的牢牢地砸实在我头上了吗？如果又正好惊动了市革会哪个头头要抓典型，正好把朱笔画到我的名字上面，那押往刑场一枪崩了也不是没有可能啊！伯伯你看，我这个冤案从一开始就是群众搞的，你还口口声声要“相信群众”，你看还相信得了吗？
胡益平被侄子这一番话说得目瞪口呆，他的头脑里对于地方工作还是“文革”前的那一套印象，哪里知道已经混乱到这等地步了？稍一定神，他还有点不信似的，说这可能是你一个人的偶然遭遇，没有代表性，所以你不能下这个结论的。话音未落，胡朝阳就激动地站了起来，说，我在看守所里，天天晚上听见有人喊冤。其他不说，就说跟我关在一个监房的那个姓董的吧，还不是受冤入狱，投诉无门，已经自杀过三次了。后来我劝他决不能自杀，你一死，这案子就更加做实了，你还是要活下去，相信以后会翻过来的。
这一说，全家人都想知道那个姓董的犯人是怎么回事了，胡益平也指着胡朝阳让详细说说。胡朝阳于是就把董维良的案子说了一遍——
二
董维良是上海港务局的一名码头行车操作工，出身干部家庭，其父是当年解放上海时进入上海滩的老八路，后来就留在上海，在上海机电局当了一名干部，手中曾经掌握着不算小的权力。“文革”前一年，董父因病去世，这年董维良正好从技校毕业，进了上海港务局工作。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董维良自恃有着老八路的家庭背景，大字报、大游行、大集会什么的也折腾得挺欢的。可惜好景不长，没多久机电系统就传来消息，说他的老爸生前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上海机电系统犯下了滔天罪行，死有余辜。尽管已经去世，但其罪行还是应当受到彻底清算。机电系统的造反派还不是光说不练，把造反激情停留在口头上，而是真的抄了董维良家，把其老爸所有的遗物全部掠走。然后，又到港务局来搞株连，把董维良以“狗崽子”的名义当众批斗了一顿。这样，董维良的底气消失殆尽，造反念头彻底打消。幸亏本单位的造反派因为惦记着向“走资派”夺权的大事，无暇顾及像董维良这样的“小爬虫”，所以倒也没有过多地为难他。只不过把董维良打发到码头上去上长夜班，一周六天上班，每天午夜零点到岗，上午八点下班。
这样到了1967年7月初，董维良感冒发烧，去医院就诊，医生给他开了两天病假。7月7日零点，董维良病休结束照常上班，这天码头上停泊的轮船少，夜班工人接班时活儿已经干完了。本来每逢这种机会董维良是可以跟大伙儿聚在一起闲磕牙瞎聊天的，但他自从成为“狗崽子”后就主动退出了这个行列，不管有没有活儿，都老老实实地待在高高的行车操作室里。此刻没活儿，就看看报纸，打打瞌睡。
当时，谁也没有料到，就是这个难得的没有活儿的夜班上，却发生了一起强奸案件。凌晨2点20分左右，装卸作业区的夜班专职巡逻人员冒着突然袭来的雷雨在进行例行巡逻时，发现前面的几个货垛之间似乎闪现着一条黑影，于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吆喝起来再说。这一吆喝，那黑影就飞奔起来了。巡逻人员拔腿就追，可是，他们没有对方奔得快，追了一阵那黑影就消失了。巡逻人员正在猜测对方逃往哪个方向的时候，货垛后面传来了女子的哭泣声。过去一看，竟是本作业区的清洁女工尚乾珠，满身泥水，号啕大哭。询问之下，她抽抽搭搭地诉说遭到了一名歹徒的强奸！
这是装卸作业区从未发生过的恶性案件，巡逻人员震惊之下，一面派人飞报值班长，一面立刻吹响了警哨，呼叫全体当班工人马上集中起来缉查歹徒。但是，上百人分成若干个小组搜遍了整个装卸作业区，也没有发现歹徒的影踪。由于大雨，现场也未能发现什么痕迹。
搜查刚结束，接到电话报告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文攻武卫指挥部就派来了一卡车手执长矛大刀的造反派，另外还有一辆中吉普，里面坐着文攻武卫指挥部的两个小头目。他们下车时，雨停了，正听巡逻人员报告情况时，港务局系统的造反派头头也赶到了，于是叫出了上夜班参加了搜索行动的造反派骨干积极分子一并汇报。听过汇报后，几个头头儿稍一商议，决定再次进行搜查，同时向公安局的造反派打了电话，要求派员前来指导破案。
更多的人再次对装卸作业区进行了搜查，还是没有发现。这时，公安局也来人了，那是跟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一方观点一致的分局造反派组织的两个青年民警，参加公安工作还不到两年时间。他们跟这边的造反派方面一起对案情进行了分析后，认为装卸作业区是封闭状态的，三面都有围墙，墙高达3米，难以翻越，而且有岗亭，风雨交加的当儿是专职门卫密切注视动静的关头，这是向来的惯例，因此不可能有人能够突破。而另一侧就是黄浦江，依据货物作业情况架设着流动栅栏，每个出口处都有岗哨把守着的，再往外的码头上还有边防民警在巡逻，作案者也不可能往那里逃窜。因此，歹徒极有可能就是装卸作业区的内部人员。
这个观点形成之后，几位临时指挥人员就作出了一个决定：将所有上夜班的人员集中起来，由受害人当场进行辨认。于是，上百名夜班人员全部集中在货场上，站列两排，接受受害人尚乾珠的辨认。尚乾珠是个26岁的青年女工，三天前刚从其他作业区调入这个作业区，因此，所有的人在她眼睛里都是陌生脸孔。她在猝不及防间突然遭受了暴力侵犯，神志似乎还不曾清醒，在两个女工的搀扶下，对两排男工人进行了辨认，最后摇头说她认不出来，说着又痛哭起来。
于是就决定采取另一种方式：让全体夜班人员对在案发时段各自的行踪作一个说明，并且要求说出证明人。这种说明就在当场当众进行，凡是有证明人者站立一侧，没有证明人的则站立到另一侧。最后，一共有七人没有证明人，都是单独待在自己的工作岗位或者其他位置，董维良是其中一个。
这七人被集中到了作业区的一间空仓库内，由办案人员逐个谈话进行甄别。当时，董维良还没有被怀疑是作案者，只是要求他详细说明了上班以后的行动，过了一会儿就让他离开仓库了。董维良也压根儿没有料到厄运竟会降临到自己头上来，回到行车操作室还打了个瞌睡。一直到下班铃响都没有人来再次找他，他和平时一样下班回家了。
哪知，回家后刚刚睡了片刻，就有警车呼啸而至，来了数名警察，宣布董维良是强奸犯，铐了就走！
董维良被捕后，先是给关押于分局看守所，次日又被移解于上海市第二看守所，跟胡朝阳囚于同一监房。奇怪的是他并未像通常涉案人员那样一进看守所就被提讯，而是在一周之后才被讯问，讯问他的人也不是警察，而是港务局的造反派。董维良自是不承认自己犯了案，叫嚷着要求跟受害人对质。但他的申辩没有任何作用，反倒使他挨了若干皮肉之苦。于是他在提讯回来后就大呼冤枉，还三次自杀，都被及时发现而未曾成功。后来，董维良接受了胡朝阳的劝说，不再动自杀的念头，说要活下去，要证明自己是无辜者。
胡朝阳把董维良的遭遇一五一十述说了一遍，听得家人目瞪口呆，连他的伯父胡益平也睁大了眼睛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
胡朝阳对胡益平说，伯伯，我坚信董维良是受了冤枉的，可惜我没有权力下令调查那起强奸案件，找出真正的案犯。不过，我现在已经平反，所以，还是能够尽一份能够尽的力量。我准备给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政法指挥部写一封信反映董维良的情况。话音未落，他的祖父母已经大惊失色，父母也是连连摇头，连妹妹也表示反对，一致劝他不要管这份闲事。
可是，出乎意外的是，胡益平却缓缓开腔道：“对！你写吧，我替你转交上去。”
本文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07年第6期
一桩涉外强奸案
文/孙沉
1967年7月，上海发生了一起涉外强奸案件。这原本是一起案情并不十分复杂的普通刑事案件，由于当时的特殊形势，该案蒙上了一层扑朔迷离的色彩，并导致一名无辜的工人蒙冤入狱。具有正义感的公安人员挺身而出，缜密调查，最终使真凶落入法网……
一
1967年秋天，一个24岁的青年男子提着一件简陋的行李，迈着略带蹒跚的步子，拖着明显虚弱的身子，走出了位于上海市思南路上的第二看守所。他抬头仰望阳光灿烂的天空，脸上露出无比感叹的神情。
这位青年名叫胡朝阳，是上海机电局系统一家工厂的一名工人。半年前，他被单位的造反派以“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罪名扭送公安机关。半年来，胡朝阳在本厂、本系统以及区、市和街道的多次批斗会上以主斗和陪斗的身份亮过相，接受过造反派的无数次日夜讯问，期间不知挨过多少次打、戴过多少顶高帽子、挂过多少块木牌子，可谓吃尽了苦头。胡朝阳始终坚决不承认自己犯过跟“恶毒攻击”有任何相关的罪行。正当他作好“顽抗到底”蒙冤判刑的准备时，却突然被告知案子已经调查清楚，他确实是受冤枉的革命群众，而作案的是同厂的另一名工人。于是，胡朝阳就被宣布释放。
本来，单位是要派车来接胡朝阳回去参加一个平反大会的。可是，胡朝阳觉得这不是在为他准备的，而是造反派在为他们自己涂脂抹粉，因此他坚决拒绝。来跟他谈话的造反派颇有点尴尬，一番冷场后问那么他有什么要求。胡朝阳说我身体已经让这桩冤案搞坏了，我要求休半个月假，让我好好休养一下。
就这样，胡朝阳自己乘坐公共汽车回到了家。当时，胡朝阳压根儿也没有想到，他的平反出狱，竟会与此刻正在大西洋上航行的巴拿马海轮“卡普利特”号上的一名二等水手有关联。
那个年代，做事情没有章法，无论是抓人还是放人，单位竟然都没有通知胡朝阳的家人。因此，当胡朝阳走进家门时，顿时引起了全家人的惊喜。胡家是一个三代同堂的大家庭，祖父、祖母都已是年过八旬的老人了。胡朝阳的祖父早年曾是上海滩小有名气的太极拳师，身体硬朗，说话中气还挺足，听说孙子是被平反释放的，大喜过望，马上吩咐备酒庆贺，同时吩咐读中学的孙女立刻去传呼电话站往延安饭店打电话通知大儿子胡益平立刻赶来，不得有误。
半年前，当这桩冤案发生伊始，两位老人对于他们唯一的孙子的蒙冤入狱悲愤满腔，他们不相信孙子会做出“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举动来，一口认定肯定是被冤枉的，二老唯一的念头就是要替孙子申冤。但是，那个年头公、检、法已经处于半瘫痪状态，申冤得有特别渠道。于是，老拳师就想到了自己的大儿子——胡朝阳的嫡亲伯父胡益平。抗战前夕是他上海一所教会学校的高才生，正准备考交通大学时，抗战爆发了，于是就和一批热血青年前往苏北投奔了新四军。他参加了八年抗战，也参加了解放战争，解放后仍在部队效力，1955年被授予陆军中校。“文化大革命”开始时，胡益平已经担任南京军区某师的副政委了。胡朝阳的祖父、祖母此刻把营救孙子的唯一希望寄托在这位当着解放军某师副政委的大儿子身上。
一份加急电报拍发到了胡益平所在部队的驻地司令部，他被告知：母病危，务请速返沪。胡益平闻讯大惊，不敢怠慢，当即请假急急返沪。到家之后果然见老母躺在床上，不过神色不似“病危”。二老早已等得心急如焚，不等胡益平开口就把情况一五一十说了一遍：胡朝阳所在班组发现当天的一张《解放日报》上的“宝像”被人戳了一个洞，而且正好扎在伟大领袖的眉心正中！这是一桩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严重反革命案件，造反派自是重视，于是当即停工调查，人人排队，个个过关。胡朝阳当时是一个没有参加任何派别组织的工人群众，在那种“不革命就是反革命”的形势下被称为“逍遥派”，距“对立面”仅仅只有数步之遥了，因此，被造反派作为一个重点对象来盘查。偏偏胡朝阳还不识相，不肯老实配合、有问必答，而是逐语反驳。这样，造反派被弄得如何恼火那是可想而知的。折腾了一天后，胡朝阳以为人家已经放过他时，却被糊里糊涂地押上了群众大会的主席台，当众宣布是作下这起“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现行反革命大案”的罪犯，一番批斗后被绑送公安局，而且是直接被投进了上海市第二看守所。按照当时的惯例，凡是被关押在“二所”的罪犯，不是死刑也得重刑，至少是10年有期徒刑。
胡朝阳的祖父、祖母和父母等亲属坚决认为这是一桩冤案，要求胡益平替胡朝阳出面申冤，因为他们记得胡益平前不久因公出差来沪时，曾经说到过他在解放战争期间的一位部下现在是上海市公检法军管会的一名掌握着若干权力的成员。胡益平听了亲人的这番话语后说，我是一个受党教育多年的共产党员、革命军人，自从当年踏上革命道路的那一天起就给自己立下了一个规矩：必须时时处处听党和毛主席的话，不管想得通想不通都得严格遵照执行。现在，胡朝阳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尽管他是我的嫡亲侄子，也是我们胡氏家族下一代中唯一的一个男丁，但是我没有权力对此进行干预，甚至连询问也不应当提出，因为那在无形中可能也会给办案部门造成“干预”或者“打招呼”的错觉。因此，这件事的处理应当坚决按照“相信群众、相信党”的两大原则来进行，什么都不必说，什么都不必做，办案部门怎么处理就怎么接受。须知，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党，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政策是“决不冤枉任何一个好人，也决不放过任何一个坏人”。
胡益平的一番话说得全家所有人目瞪口呆。其实，并非胡益平在作秀装假，而是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人们都是绝对真诚地坚信“真理”的。胡家男女老少，只有胡益平最有出息，其余都是平头百姓之辈，当下尽管没有一个人想得通，但也只好听胡益平的。不过，所有家人对于胡益平在这件事上所持的立场和态度都是觉得大失所望，他的拳师父亲因为想不通而干脆喃喃而开骂了。营救胡朝阳的事就此结束了。之后，不断传来胡朝阳被批斗的消息，有一次甚至还上了全市的电视转播大会，里弄里的邻居看了，都说胡朝阳要吃“重家生”(沪语，意即要被严惩)了。
哪知，就在胡家人已经彻底失望的时候，胡朝阳却突然被平反释放了！老拳师在高兴之下，忽然想起这几天大儿子正好在上海延安饭店参加南京军区的一个什么会议，于是就传令把胡益平叫来，这其中除了庆贺外，还包含着若干教训胡益平的成分在内。
胡益平这天上午刚好结束了会议，正准备回家去探望父母，接到电话听说侄子平反释放了，自是高兴，便马上赶来了。胡益平还准备趁此机会对胡朝阳进行一番教育，让他明白尽管平反了，但世界观还是需要加紧改造的。没想到他在饭桌上刚开了一个头，因对伯父“见死不救”之举而带着不满情绪的胡朝阳就不客气地打断说，伯伯你知道我是怎么出来的吗？这跟你所说的“相信群众、相信党”没有什么关系，而是我那个工厂的两个小子为了一个女学徒争风吃醋闹狗咬狗，其中一个就把另一个喝醉了酒而毁坏“宝像”的事儿给兜了出来。酒醒后他知道对方是造反派小头目，担心造反派报复，于是就干脆直接去分局向军管组揭发了。伯伯你想想，如果没有那个女学徒的事儿，这件事不是铁板钉钉似的牢牢地砸实在我头上了吗？如果又正好惊动了市革会哪个头头要抓典型，正好把朱笔画到我的名字上面，那押往刑场一枪崩了也不是没有可能啊！伯伯你看，我这个冤案从一开始就是群众搞的，你还口口声声要“相信群众”，你看还相信得了吗？
胡益平被侄子这一番话说得目瞪口呆，他的头脑里对于地方工作还是“文革”前的那一套印象，哪里知道已经混乱到这等地步了？稍一定神，他还有点不信似的，说这可能是你一个人的偶然遭遇，没有代表性，所以你不能下这个结论的。话音未落，胡朝阳就激动地站了起来，说，我在看守所里，天天晚上听见有人喊冤。其他不说，就说跟我关在一个监房的那个姓董的吧，还不是受冤入狱，投诉无门，已经自杀过三次了。后来我劝他决不能自杀，你一死，这案子就更加做实了，你还是要活下去，相信以后会翻过来的。
这一说，全家人都想知道那个姓董的犯人是怎么回事了，胡益平也指着胡朝阳让详细说说。胡朝阳于是就把董维良的案子说了一遍——
二
董维良是上海港务局的一名码头行车操作工，出身干部家庭，其父是当年解放上海时进入上海滩的老八路，后来就留在上海，在上海机电局当了一名干部，手中曾经掌握着不算小的权力。“文革”前一年，董父因病去世，这年董维良正好从技校毕业，进了上海港务局工作。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董维良自恃有着老八路的家庭背景，大字报、大游行、大集会什么的也折腾得挺欢的。可惜好景不长，没多久机电系统就传来消息，说他的老爸生前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上海机电系统犯下了滔天罪行，死有余辜。尽管已经去世，但其罪行还是应当受到彻底清算。机电系统的造反派还不是光说不练，把造反激情停留在口头上，而是真的抄了董维良家，把其老爸所有的遗物全部掠走。然后，又到港务局来搞株连，把董维良以“狗崽子”的名义当众批斗了一顿。这样，董维良的底气消失殆尽，造反念头彻底打消。幸亏本单位的造反派因为惦记着向“走资派”夺权的大事，无暇顾及像董维良这样的“小爬虫”，所以倒也没有过多地为难他。只不过把董维良打发到码头上去上长夜班，一周六天上班，每天午夜零点到岗，上午八点下班。
这样到了1967年7月初，董维良感冒发烧，去医院就诊，医生给他开了两天病假。7月7日零点，董维良病休结束照常上班，这天码头上停泊的轮船少，夜班工人接班时活儿已经干完了。本来每逢这种机会董维良是可以跟大伙儿聚在一起闲磕牙瞎聊天的，但他自从成为“狗崽子”后就主动退出了这个行列，不管有没有活儿，都老老实实地待在高高的行车操作室里。此刻没活儿，就看看报纸，打打瞌睡。
当时，谁也没有料到，就是这个难得的没有活儿的夜班上，却发生了一起强奸案件。凌晨2点20分左右，装卸作业区的夜班专职巡逻人员冒着突然袭来的雷雨在进行例行巡逻时，发现前面的几个货垛之间似乎闪现着一条黑影，于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吆喝起来再说。这一吆喝，那黑影就飞奔起来了。巡逻人员拔腿就追，可是，他们没有对方奔得快，追了一阵那黑影就消失了。巡逻人员正在猜测对方逃往哪个方向的时候，货垛后面传来了女子的哭泣声。过去一看，竟是本作业区的清洁女工尚乾珠，满身泥水，号啕大哭。询问之下，她抽抽搭搭地诉说遭到了一名歹徒的强奸！
这是装卸作业区从未发生过的恶性案件，巡逻人员震惊之下，一面派人飞报值班长，一面立刻吹响了警哨，呼叫全体当班工人马上集中起来缉查歹徒。但是，上百人分成若干个小组搜遍了整个装卸作业区，也没有发现歹徒的影踪。由于大雨，现场也未能发现什么痕迹。
搜查刚结束，接到电话报告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文攻武卫指挥部就派来了一卡车手执长矛大刀的造反派，另外还有一辆中吉普，里面坐着文攻武卫指挥部的两个小头目。他们下车时，雨停了，正听巡逻人员报告情况时，港务局系统的造反派头头也赶到了，于是叫出了上夜班参加了搜索行动的造反派骨干积极分子一并汇报。听过汇报后，几个头头儿稍一商议，决定再次进行搜查，同时向公安局的造反派打了电话，要求派员前来指导破案。
更多的人再次对装卸作业区进行了搜查，还是没有发现。这时，公安局也来人了，那是跟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一方观点一致的分局造反派组织的两个青年民警，参加公安工作还不到两年时间。他们跟这边的造反派方面一起对案情进行了分析后，认为装卸作业区是封闭状态的，三面都有围墙，墙高达3米，难以翻越，而且有岗亭，风雨交加的当儿是专职门卫密切注视动静的关头，这是向来的惯例，因此不可能有人能够突破。而另一侧就是黄浦江，依据货物作业情况架设着流动栅栏，每个出口处都有岗哨把守着的，再往外的码头上还有边防民警在巡逻，作案者也不可能往那里逃窜。因此，歹徒极有可能就是装卸作业区的内部人员。
这个观点形成之后，几位临时指挥人员就作出了一个决定：将所有上夜班的人员集中起来，由受害人当场进行辨认。于是，上百名夜班人员全部集中在货场上，站列两排，接受受害人尚乾珠的辨认。尚乾珠是个26岁的青年女工，三天前刚从其他作业区调入这个作业区，因此，所有的人在她眼睛里都是陌生脸孔。她在猝不及防间突然遭受了暴力侵犯，神志似乎还不曾清醒，在两个女工的搀扶下，对两排男工人进行了辨认，最后摇头说她认不出来，说着又痛哭起来。
于是就决定采取另一种方式：让全体夜班人员对在案发时段各自的行踪作一个说明，并且要求说出证明人。这种说明就在当场当众进行，凡是有证明人者站立一侧，没有证明人的则站立到另一侧。最后，一共有七人没有证明人，都是单独待在自己的工作岗位或者其他位置，董维良是其中一个。
这七人被集中到了作业区的一间空仓库内，由办案人员逐个谈话进行甄别。当时，董维良还没有被怀疑是作案者，只是要求他详细说明了上班以后的行动，过了一会儿就让他离开仓库了。董维良也压根儿没有料到厄运竟会降临到自己头上来，回到行车操作室还打了个瞌睡。一直到下班铃响都没有人来再次找他，他和平时一样下班回家了。
哪知，回家后刚刚睡了片刻，就有警车呼啸而至，来了数名警察，宣布董维良是强奸犯，铐了就走！
董维良被捕后，先是给关押于分局看守所，次日又被移解于上海市第二看守所，跟胡朝阳囚于同一监房。奇怪的是他并未像通常涉案人员那样一进看守所就被提讯，而是在一周之后才被讯问，讯问他的人也不是警察，而是港务局的造反派。董维良自是不承认自己犯了案，叫嚷着要求跟受害人对质。但他的申辩没有任何作用，反倒使他挨了若干皮肉之苦。于是他在提讯回来后就大呼冤枉，还三次自杀，都被及时发现而未曾成功。后来，董维良接受了胡朝阳的劝说，不再动自杀的念头，说要活下去，要证明自己是无辜者。
胡朝阳把董维良的遭遇一五一十述说了一遍，听得家人目瞪口呆，连他的伯父胡益平也睁大了眼睛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
胡朝阳对胡益平说，伯伯，我坚信董维良是受了冤枉的，可惜我没有权力下令调查那起强奸案件，找出真正的案犯。不过，我现在已经平反，所以，还是能够尽一份能够尽的力量。我准备给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政法指挥部写一封信反映董维良的情况。话音未落，他的祖父母已经大惊失色，父母也是连连摇头，连妹妹也表示反对，一致劝他不要管这份闲事。
可是，出乎意外的是，胡益平却缓缓开腔道：“对！你写吧，我替你转交上去。”
三
胡朝阳真的写了一份函件，反映了董维良的冤情，请求市革委会政法指挥部对此进行调查。信写好后，他交给了伯父胡益平，请他转交上去。
胡益平尽管当着副师级的军官，但他的部队驻地在外地，跟上海地方上的政法线是丝毫没有关系的。不过，他还是有渠道跟上海政法线沟通的，这就是前面说到过的那位现在当着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官员的解放战争时期的老部下王振江。当时，胡益平当着副营长，王振江是他手下的一个班长，说起来，在战争年代胡益平对王振江还有着一份救命之恩。后来，王振江去了空军，“文革”开始后奉命进驻上海市公检法实施军管。当下，胡益平就把王振江约了出来，喝着酒聊天，然后就说到了自己的嫡亲侄子蒙冤入狱一事。王振江倒还念着老上司的旧情，惊问为何不早点告诉他，否则何至于关那么长时间，早就调查清楚了。胡益平于是说，既然你老弟还有这么一份革命热情，那我这里有一封函件，看这件事你是否可以利用一下权力？
王振江看了胡朝阳的那份函件，又听胡益平说了说情况，表态说：我虽然当着公检法军系统的军代表，但对于这种案子如何处理却是一个外行；这个系统派性又那么厉害，这种案子常常一搁就是一两年。我不能肯定这个犯人是否真的受了冤枉，因为听说这种鸣冤叫屈的事例是很多的，谁知道真假，一个个查也确实很难快速查下来。但这是您老首长发的话，再说这也是为了查清这个案件，是对人民群众的负责，我应当利用一下权力。不过，这封信要让您侄子重新写一遍，就说是直接写给市公检法军管会的吧，我告诉收发室把这封信交给我就是了。
王振江收到这封函件后，还没来得及考虑具体如何操作，市公检法军管会作内部人员调整，王振江被安排到下面一个区的公检法军管组担任副组长。这给这件事形成了两个巧合：一是王振江所去的那个区正好是董维良所在单位的那个区，二是区公检法军管组的正组长虽已任命，但因办理工作移交尚未到位，由王振江负责日常工作。这样，王振江就有了充分行使权力的空间。王振江从市局带去了三个运动初期被认为有问题但审查下来没有证据而被搁置在一旁的老刑警，就把这个案子交给他们去办。
这三名刑警，年岁都在四十上下，其中汪姓刑警是浦东人，解放前是共产党浦东游击队的战士，上海解放后为充实人民公安队伍而当了刑警；杨姓刑警是十年前从部队转业到公安局的，另一姓许的则是原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的中共地下党员，他已经干了二十年刑侦了。王振江找汪、杨、许三人谈了话，介绍了董维良的案情，要求他们不带框框，深入港区对该案进行缜密调查，目标是将该案查个水落石出，办成一个真正的铁案。如果确是董维良所作，就要让其在铁的证据面前低头认罪；如果不是董维良作的案，铁的证据就能够使其解脱，同时能使真正的罪犯得到惩罚。本来，这三名刑警应当算是一个专案组，但鉴于当时的政治形势的敏感性，王振江就没这样交待，甚至连负责人是谁也没有安排，只是让他们“互相商量，共同办案”。
汪、杨、许三人接受任务后，先聚在一起议了议，认为还是按照以往复查案件的路子走比较稳妥，就是先调阅本案案卷，然后再提讯人犯，第三步再去单位调查。于是，他们就先去分局预审科调阅了本案的卷宗，却暗吃一惊，原来这个案子的卷宗袋里竟然只有数页董维良所在的港务局装卸作业区当时的几名夜班工人所写的旁证材料，其内容也并非看到董维良作了案或者曾经出现在作案现场，而是说他们在案发时间段没有看到过董维良其人的影子；此外，还有受害人尚乾珠所写的一份材料，指控是董维良强奸了她，不过，这份材料的落款日期却是董维良被捕后的次日。三名刑警查阅之下，就觉得这个案子颇有疑点。
然后，承办刑警就走第二步：去市第二看守所提讯董维良。果真如胡朝阳信里说的一样，董维良一见他们的面就大呼“冤枉”。刑警说此刻你不必说其他，就说说你在案子发生时在干什么吧。董维良说他当时在行车的操作室里睡觉，睡得很熟，连外面下起了大雨也没有发觉，直到被一声惊雷吓醒有点迷迷糊糊时又听见下面乱吹哨子，这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异常情况；于是就冒雨下到地面，这才听说有一个女工被人强奸了，要大伙儿分组前去搜查作案歹徒，他参加了搜查，却没料到最后自己竟被认为是作案歹徒了。
刑警问董维良，你在行车上睡觉以及从行车上下来时，有谁看见你了？董维良苦笑说如果有人看见我了，此刻我还会在这里待着吗？警察同志，你们最好去港区看一看，就知道在没有活儿干的时候，行车那里是没有人的，其他工人如装卸工、铲车司机、电工、机修工、清洁工什么的，没活儿干时都待在各自的休息点，根本不可能跑到行车下面的露天货场上去待着。
董维良本人不可能提供出能够否定对于自己指控的证据，这一点三名刑警是可以预料到的，否则胡朝阳的那封函件里早就写明了。他们去提讯董维良不过是走过场，用现在的司法行话来说，是必须走一走的一个程序。要查清这个案子，他们必须去港务局那个装卸作业区进行调查，特别是要对指控董维良作案的受害人尚乾珠进行详细询问。于是，汪、杨、许三人就去了港务局。
哪知，三人却撞到了一枚软钉子。接待他们的造反派组织头头在查看了他们公安局证件后，又要求拿出外调证明。三人出示了分局办公室出具的外调证明后，对方又说你们公检法系统现在不是已经军事管制了吗？应当出示军管部门出具的证明才行。三人没有准备分局军管组的证明，于是只好返回分局办理。路上，三人议论说，这不是什么手续不手续的问题，显然是一种故意刁难，看来，这个案子跟这些主儿可能有什么关系也难说啊。
三人唯恐夜长梦多，速去速来，返回分局直接向王振江汇报了情况，又在外调证明上补盖了一枚军管组的印章后，随即又驱车前往港务局。这回，造反派方面没有话说了，先前那个“坚持原则”的文攻武卫头头儿一面握着三人的手说“请理解”，一面指派两个手下女将陪同三人前往那个装卸作业区调查。
但是，已经夜长梦多出现异常情况了：原本应当在上班的受害人尚乾珠已经不在班上了！去哪里了？据说是一小时前突感不适而去医务室开了病假单子离开了。病假？那应该是回家休息去了？尚乾珠家住哪里？整个作业区竟然没有一个人知道的，因为据说尚乾珠是新调来本作业区的，所以没有人知道她住在哪里。
三人于是就查看了现场以及董维良所说的行车环境，找到了那几位写旁证材料的工人聊了聊，他们所说的倒是跟写的是一致的，都称没有看到过董维良，而在当时，没有看到的人就有潜往现场作案的可能了，所以，他们就应“文攻武卫”的要求写了旁证材料。三人留心到，这几个写旁证材料的工人都佩戴着“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红色袖章。
那两个陪同前往装卸作业区调查的造反女将很是热情，陪着刑警进行了所有调查，临分别时还给了刑警一份刊登着港务局革命造反派“密切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打击现行犯罪活动，揪出暗藏的阶级敌人董维良”的铅印造反小报。这份报纸无意间把又一个反常迹象送到了刑警面前：董维良自出事以来，港务局造反派方面没有召开过一次批斗会，这跟当时动不动就要批斗的习惯态势显得不甚合拍。这一点，和旁证材料的反常、受害人指控日期滞后、外调受阻、受害人的突然病假等几个疑点串联起来，构成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当晚，汪、杨、许悄然向王振江汇报了上述情况，王振江让他们大胆工作，继续深入调查，务必要把这个案子的真相查一个水落石出。
于是，许、杨、汪三人再次去了港区，这回造反派不再阻拦，甚至还主动表示愿意配合刑警的调查工作。三人于是就按照预定的调查方案在造反派的配合下进行摸查。造反派方面指派了几名骨干分子协助，跟着刑警跑东跑西，攀上爬下，但毕竟是十足的外行，所以，根本不知道刑警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
三刑警的调查内容是：查阅并摘录、翻拍了案发当晚港务局造反派对装卸作业区全体夜班人员的询问、互查互证笔录；重点对董维良上班的工作岗位——那高高的行车操作室的上去下来以及到案发现场的距离进行了反复实地实时测试，以推算董维良是否有作案时间；对案发现场以及受害人尚乾珠的工具室(兼休息室)进行了实地勘查。
这样一查，疑点就更大了：根据夜班人员互查互证情况所提供的作案嫌疑人董维良没有人能够证明的那段时间来看，他在那个风雨交加的夜幕中只能从行车操作室里下到地面，赶到受害人尚乾珠被强奸的现场停留一两分钟之后马上按照巡逻人员所目睹作案者逃跑的那条路线绕道拼命奔返，重新攀上行车操作室。而一两分钟的时间过于短暂，显然不能完成作案，跟受害人尚乾珠所陈述的时间也不相符。
因此，刑警认为董维良很有可能是受冤者。他们随即分析了情况，决定下一步工作的重点放在跟受害人尚乾珠的当面接触调查上。尚乾珠病假在家，对于刑警来说，要查到她的家庭住址，并非一桩犯难事情。他们只动了动脑筋，就马上想起了在提审董维良的笔录里有尚乾珠是从某某单位调来的内容，于是翻阅后就去了尚乾珠的原单位，自然轻而易举地获取了其住址。
接着，刑警就驱车前往尚乾珠家所在街道的派出所，想通过派出所的协助对尚乾珠进行悄然接触。派出所同行自是热情配合，当即通知居委会去找尚乾珠。可是，使刑警深感意外的是：15分钟前，尚乾珠已经被一辆小吉普从家里接走了。去了何处？连她的丈夫也说不上来。
到这一步，刑警干脆豁出来了，直接往尚乾珠所在的装卸作业区打了电话，询问尚乾珠的下落。当时所有的权力都已经归于造反派之手，装卸作业区的造反派答称尚乾珠病假在家，你们可去她家找她。
这三位都是经验丰富的老刑警了，他们意识到这个案子颇为蹊跷了，因此，必须尽快找到尚乾珠，而且得不显山不露水地寻找，否则，如果这个案子的背后果真隐藏着什么见不得阳光的阴谋的话，那尚乾珠突然被人谋害了也难说啊！这个案子调查到这当儿，不说别的，就是为了保护受害人的人身安全，三刑警也得迅速找到这个蒙受过不幸遭遇的女工了。
可是，怎么找呢？三刑警经过一番密议，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
四
傍晚，港务局装卸作业区的中班工人在工作告一段落的时候，从送饭的饭车上打了饭菜，各自散开吃了晚饭。由于下一项作业还有一段时间，他们就或聚或散地各寻方式休息了。只有清洁工尚乾珠反倒开始忙碌了，因为她的工作时间是跟其他人错开的，只有在其他工人的活儿告一段落后，她才可以开始操作。
黄浦江上，一条水上公安局的巡逻汽艇中速驶近作业区码头，减速，停船，随着正在退下的潮水停靠在码头的一个不为人所注意的角落里。身穿港务局工作服的刑警老汪和也是一身工作服、特地从分局治安科借来协助对尚乾珠进行调查的女警员黄慧菊两人从汽艇上登岸。一名事先已经接到通知的边防警察迎上前去，低声询问了两句，又查看了两人递过去的证件，就领着汪、黄向装卸作业区方向而去。
当尚乾珠打扫完毕准备返回休息室经过一处绿化地带时，忽然被像是从地底下冒出来的汪、黄两人当道拦下，客气地要求找个地方跟她谈一谈。尚乾珠盯着刑警，意识到她被造反派强行安排的不能回家而只能吃住在港区的隐居日子终于要结束了。
为防止被人打扰和可能导致发生的泄密，刑警征得尚乾珠的同意，将谈话安排在即使是造反派头头儿也不能擅自闯入的边防检查隔离区的一间办公室内进行。老汪要求尚乾珠把当时的受害情况如实说清楚，在启发时使用了当时必须流行否则就可能被人诬为“反革命”的套话，称这是对毛主席、共产党的负责，也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负责，也是对革命群众的负责，甚至也是对革命造反派的负责。
尚乾珠的神情颇有些紧张，没有说话，只是摇头，不知这是什么意思。老汪于是开始询问案犯究竟是谁。尚乾珠不摇头了，干脆地回答说是董维良。这是老汪意料之中的，于是就按照预先拟定的方案开始叙述警方的观点，就是前面所说的那些对于董维良是犯罪嫌疑人的疑点，要求尚乾珠对此一起进行分析。
尚乾珠是一个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的女工，没有什么胆识，思维能力很一般，平时行事处世习惯于随大溜。“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她接受一些正派的老工人的邀请，参加了“上海工人赤卫队”。后来，“赤卫队”被王洪文领导的“工总司”作为“保皇派”被砸烂后，她又接受造反派的招安，反戈一击成为“工总司”造反队员。她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竟然倒了大霉会撞上这么一个不幸，同样也没有想到过在遭受这样的不幸之后还要接受这样一番折腾。此刻，她面对刑警提出的这些逻辑性颇强的疑点，一时目瞪口呆，张口结舌说不上话来。愣了片刻，她就双手捂着脸哭泣起来。
尚乾珠一哭泣，刑警就知道这件事有希望了，老汪于是就起身退了出去，留下黄慧菊跟尚乾珠单独谈话。可是，尚乾珠只是哭，并不开口。无论黄慧菊怎么劝说开导也不起作用。于是，就只好重新把老汪请了进去。老汪已经确信这件事的背后另有隐情，于是也就不念最高指示不说套话了，也不说若是诬陷了人家董维良那小伙子是否触犯法律是否对得住自己的良心之类的话头，怕吓着了她，单分析了一点：假设这件事的背后另有隐情，你如果不说清楚，以后人家生怕你泄密而让你“失踪”也没准啊！
这一招确实管用，尚乾珠经这一提醒顿时一个激灵，于是便说，这件事其实我确实没弄清楚是谁作的案，因为那时突然下起了雨，我是上厕所返回休息室时想到那个货垛的垛脚下躲雨的，没想到就被一个黑影冷不防从后面扑来抱住用手堵住了嘴就施暴了。我当时给吓昏了，头脑里一片空白，直到那人起身离开被巡逻人员发现后吆喝起来我才想到了哭喊。事情发生后，作业区和港务局的造反派头头儿说这是一个大案，同时也是港务局的阶级斗争新动向，所以一定要迅速侦破。天亮后，他们告诉我已经调查清楚了，是董维良那小子作的案，他本人已经承认了，要我确认。我心想，既然你们已经调查清楚了，而且重要的是董维良本人也已经承认了，于是就点了头。他们说让我休息几天，就派了车送我回家了。第二天，他们又派人来找我，让我在一份笔录上签了名字。
尚乾珠说着说着又掩面哭泣，被劝停后，她才又说：第三天她去上班时，听说董维良已经被公安局抓进去了，而同时也有一些闲言闲语辗转传进她耳朵，说董维良不可能对她施暴。尚乾珠于是就去找造反派头头儿，说她要收回那个签名笔录。造反派说已经将此事作为“阶级斗争新动向”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成果”予以公布，哪里容得她收回？双方谈判的结果：造反派答应不举行对董维良的批斗会，并且中止对此事的宣传，将此事严格保密，至于对董维良如何处置，那就由专政机关决定了。
这次公安局指派老汪三人对该案进行调查后，造反派方面很有些吃惊，反复叮嘱尚乾珠必须保持原先的说法，否则要承担后果。但尚乾珠的性格不是那种擅长咬定一处不肯松口的人，造反派对她毕竟放心不下，于是就把她接到港区，让她吃住在这边，以躲避刑警的调查。
老汪让黄慧菊将尚乾珠的陈述一一记录下来，然后又请尚乾珠回忆一下当时作案的那个歹徒的情况，尚乾珠想了又想，回忆起了一个细节：作案者当时喝过酒了，散发着阵阵酒气。
三人在结束对尚乾珠的访查时，考虑到尚乾珠的安全，便叫她有情况可迅速跟刑警联系，最好托病住进哪家医院去。尚乾珠说她有个亲戚在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附属的长海医院当医生，问她是否可以住到那里去。老汪思忖部队医院安全容易保证，其保卫部门也便于配合工作，同时造反派也易放心，便说可以。
这样，尚乾珠于次日向造反派提出，她想去长海医院住着避避风头，造反派没有觉察异常，反倒觉得这样也好，于是就派车悄然将她送了过去。这件事，没向任何局外人透露，本单位的工人甚至尚乾珠的亲友都不知道她究竟去了哪里。
而刑警这边，则开始着手循着作案歹徒“散发着酒气”这一线索进行调查了。
胡朝阳真的写了一份函件，反映了董维良的冤情，请求市革委会政法指挥部对此进行调查。信写好后，他交给了伯父胡益平，请他转交上去。
胡益平尽管当着副师级的军官，但他的部队驻地在外地，跟上海地方上的政法线是丝毫没有关系的。不过，他还是有渠道跟上海政法线沟通的，这就是前面说到过的那位现在当着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官员的解放战争时期的老部下王振江。当时，胡益平当着副营长，王振江是他手下的一个班长，说起来，在战争年代胡益平对王振江还有着一份救命之恩。后来，王振江去了空军，“文革”开始后奉命进驻上海市公检法实施军管。当下，胡益平就把王振江约了出来，喝着酒聊天，然后就说到了自己的嫡亲侄子蒙冤入狱一事。王振江倒还念着老上司的旧情，惊问为何不早点告诉他，否则何至于关那么长时间，早就调查清楚了。胡益平于是说，既然你老弟还有这么一份革命热情，那我这里有一封函件，看这件事你是否可以利用一下权力？
王振江看了胡朝阳的那份函件，又听胡益平说了说情况，表态说：我虽然当着公检法军系统的军代表，但对于这种案子如何处理却是一个外行；这个系统派性又那么厉害，这种案子常常一搁就是一两年。我不能肯定这个犯人是否真的受了冤枉，因为听说这种鸣冤叫屈的事例是很多的，谁知道真假，一个个查也确实很难快速查下来。但这是您老首长发的话，再说这也是为了查清这个案件，是对人民群众的负责，我应当利用一下权力。不过，这封信要让您侄子重新写一遍，就说是直接写给市公检法军管会的吧，我告诉收发室把这封信交给我就是了。
王振江收到这封函件后，还没来得及考虑具体如何操作，市公检法军管会作内部人员调整，王振江被安排到下面一个区的公检法军管组担任副组长。这给这件事形成了两个巧合：一是王振江所去的那个区正好是董维良所在单位的那个区，二是区公检法军管组的正组长虽已任命，但因办理工作移交尚未到位，由王振江负责日常工作。这样，王振江就有了充分行使权力的空间。王振江从市局带去了三个运动初期被认为有问题但审查下来没有证据而被搁置在一旁的老刑警，就把这个案子交给他们去办。
这三名刑警，年岁都在四十上下，其中汪姓刑警是浦东人，解放前是共产党浦东游击队的战士，上海解放后为充实人民公安队伍而当了刑警；杨姓刑警是十年前从部队转业到公安局的，另一姓许的则是原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的中共地下党员，他已经干了二十年刑侦了。王振江找汪、杨、许三人谈了话，介绍了董维良的案情，要求他们不带框框，深入港区对该案进行缜密调查，目标是将该案查个水落石出，办成一个真正的铁案。如果确是董维良所作，就要让其在铁的证据面前低头认罪；如果不是董维良作的案，铁的证据就能够使其解脱，同时能使真正的罪犯得到惩罚。本来，这三名刑警应当算是一个专案组，但鉴于当时的政治形势的敏感性，王振江就没这样交待，甚至连负责人是谁也没有安排，只是让他们“互相商量，共同办案”。
汪、杨、许三人接受任务后，先聚在一起议了议，认为还是按照以往复查案件的路子走比较稳妥，就是先调阅本案案卷，然后再提讯人犯，第三步再去单位调查。于是，他们就先去分局预审科调阅了本案的卷宗，却暗吃一惊，原来这个案子的卷宗袋里竟然只有数页董维良所在的港务局装卸作业区当时的几名夜班工人所写的旁证材料，其内容也并非看到董维良作了案或者曾经出现在作案现场，而是说他们在案发时间段没有看到过董维良其人的影子；此外，还有受害人尚乾珠所写的一份材料，指控是董维良强奸了她，不过，这份材料的落款日期却是董维良被捕后的次日。三名刑警查阅之下，就觉得这个案子颇有疑点。
然后，承办刑警就走第二步：去市第二看守所提讯董维良。果真如胡朝阳信里说的一样，董维良一见他们的面就大呼“冤枉”。刑警说此刻你不必说其他，就说说你在案子发生时在干什么吧。董维良说他当时在行车的操作室里睡觉，睡得很熟，连外面下起了大雨也没有发觉，直到被一声惊雷吓醒有点迷迷糊糊时又听见下面乱吹哨子，这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异常情况；于是就冒雨下到地面，这才听说有一个女工被人强奸了，要大伙儿分组前去搜查作案歹徒，他参加了搜查，却没料到最后自己竟被认为是作案歹徒了。
刑警问董维良，你在行车上睡觉以及从行车上下来时，有谁看见你了？董维良苦笑说如果有人看见我了，此刻我还会在这里待着吗？警察同志，你们最好去港区看一看，就知道在没有活儿干的时候，行车那里是没有人的，其他工人如装卸工、铲车司机、电工、机修工、清洁工什么的，没活儿干时都待在各自的休息点，根本不可能跑到行车下面的露天货场上去待着。
董维良本人不可能提供出能够否定对于自己指控的证据，这一点三名刑警是可以预料到的，否则胡朝阳的那封函件里早就写明了。他们去提讯董维良不过是走过场，用现在的司法行话来说，是必须走一走的一个程序。要查清这个案子，他们必须去港务局那个装卸作业区进行调查，特别是要对指控董维良作案的受害人尚乾珠进行详细询问。于是，汪、杨、许三人就去了港务局。
哪知，三人却撞到了一枚软钉子。接待他们的造反派组织头头在查看了他们公安局证件后，又要求拿出外调证明。三人出示了分局办公室出具的外调证明后，对方又说你们公检法系统现在不是已经军事管制了吗？应当出示军管部门出具的证明才行。三人没有准备分局军管组的证明，于是只好返回分局办理。路上，三人议论说，这不是什么手续不手续的问题，显然是一种故意刁难，看来，这个案子跟这些主儿可能有什么关系也难说啊。
三人唯恐夜长梦多，速去速来，返回分局直接向王振江汇报了情况，又在外调证明上补盖了一枚军管组的印章后，随即又驱车前往港务局。这回，造反派方面没有话说了，先前那个“坚持原则”的文攻武卫头头儿一面握着三人的手说“请理解”，一面指派两个手下女将陪同三人前往那个装卸作业区调查。
但是，已经夜长梦多出现异常情况了：原本应当在上班的受害人尚乾珠已经不在班上了！去哪里了？据说是一小时前突感不适而去医务室开了病假单子离开了。病假？那应该是回家休息去了？尚乾珠家住哪里？整个作业区竟然没有一个人知道的，因为据说尚乾珠是新调来本作业区的，所以没有人知道她住在哪里。
三人于是就查看了现场以及董维良所说的行车环境，找到了那几位写旁证材料的工人聊了聊，他们所说的倒是跟写的是一致的，都称没有看到过董维良，而在当时，没有看到的人就有潜往现场作案的可能了，所以，他们就应“文攻武卫”的要求写了旁证材料。三人留心到，这几个写旁证材料的工人都佩戴着“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红色袖章。
那两个陪同前往装卸作业区调查的造反女将很是热情，陪着刑警进行了所有调查，临分别时还给了刑警一份刊登着港务局革命造反派“密切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打击现行犯罪活动，揪出暗藏的阶级敌人董维良”的铅印造反小报。这份报纸无意间把又一个反常迹象送到了刑警面前：董维良自出事以来，港务局造反派方面没有召开过一次批斗会，这跟当时动不动就要批斗的习惯态势显得不甚合拍。这一点，和旁证材料的反常、受害人指控日期滞后、外调受阻、受害人的突然病假等几个疑点串联起来，构成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当晚，汪、杨、许悄然向王振江汇报了上述情况，王振江让他们大胆工作，继续深入调查，务必要把这个案子的真相查一个水落石出。
于是，许、杨、汪三人再次去了港区，这回造反派不再阻拦，甚至还主动表示愿意配合刑警的调查工作。三人于是就按照预定的调查方案在造反派的配合下进行摸查。造反派方面指派了几名骨干分子协助，跟着刑警跑东跑西，攀上爬下，但毕竟是十足的外行，所以，根本不知道刑警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
三刑警的调查内容是：查阅并摘录、翻拍了案发当晚港务局造反派对装卸作业区全体夜班人员的询问、互查互证笔录；重点对董维良上班的工作岗位——那高高的行车操作室的上去下来以及到案发现场的距离进行了反复实地实时测试，以推算董维良是否有作案时间；对案发现场以及受害人尚乾珠的工具室(兼休息室)进行了实地勘查。
这样一查，疑点就更大了：根据夜班人员互查互证情况所提供的作案嫌疑人董维良没有人能够证明的那段时间来看，他在那个风雨交加的夜幕中只能从行车操作室里下到地面，赶到受害人尚乾珠被强奸的现场停留一两分钟之后马上按照巡逻人员所目睹作案者逃跑的那条路线绕道拼命奔返，重新攀上行车操作室。而一两分钟的时间过于短暂，显然不能完成作案，跟受害人尚乾珠所陈述的时间也不相符。
因此，刑警认为董维良很有可能是受冤者。他们随即分析了情况，决定下一步工作的重点放在跟受害人尚乾珠的当面接触调查上。尚乾珠病假在家，对于刑警来说，要查到她的家庭住址，并非一桩犯难事情。他们只动了动脑筋，就马上想起了在提审董维良的笔录里有尚乾珠是从某某单位调来的内容，于是翻阅后就去了尚乾珠的原单位，自然轻而易举地获取了其住址。
接着，刑警就驱车前往尚乾珠家所在街道的派出所，想通过派出所的协助对尚乾珠进行悄然接触。派出所同行自是热情配合，当即通知居委会去找尚乾珠。可是，使刑警深感意外的是：15分钟前，尚乾珠已经被一辆小吉普从家里接走了。去了何处？连她的丈夫也说不上来。
到这一步，刑警干脆豁出来了，直接往尚乾珠所在的装卸作业区打了电话，询问尚乾珠的下落。当时所有的权力都已经归于造反派之手，装卸作业区的造反派答称尚乾珠病假在家，你们可去她家找她。
这三位都是经验丰富的老刑警了，他们意识到这个案子颇为蹊跷了，因此，必须尽快找到尚乾珠，而且得不显山不露水地寻找，否则，如果这个案子的背后果真隐藏着什么见不得阳光的阴谋的话，那尚乾珠突然被人谋害了也难说啊！这个案子调查到这当儿，不说别的，就是为了保护受害人的人身安全，三刑警也得迅速找到这个蒙受过不幸遭遇的女工了。
可是，怎么找呢？三刑警经过一番密议，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
四
傍晚，港务局装卸作业区的中班工人在工作告一段落的时候，从送饭的饭车上打了饭菜，各自散开吃了晚饭。由于下一项作业还有一段时间，他们就或聚或散地各寻方式休息了。只有清洁工尚乾珠反倒开始忙碌了，因为她的工作时间是跟其他人错开的，只有在其他工人的活儿告一段落后，她才可以开始操作。
黄浦江上，一条水上公安局的巡逻汽艇中速驶近作业区码头，减速，停船，随着正在退下的潮水停靠在码头的一个不为人所注意的角落里。身穿港务局工作服的刑警老汪和也是一身工作服、特地从分局治安科借来协助对尚乾珠进行调查的女警员黄慧菊两人从汽艇上登岸。一名事先已经接到通知的边防警察迎上前去，低声询问了两句，又查看了两人递过去的证件，就领着汪、黄向装卸作业区方向而去。
当尚乾珠打扫完毕准备返回休息室经过一处绿化地带时，忽然被像是从地底下冒出来的汪、黄两人当道拦下，客气地要求找个地方跟她谈一谈。尚乾珠盯着刑警，意识到她被造反派强行安排的不能回家而只能吃住在港区的隐居日子终于要结束了。
为防止被人打扰和可能导致发生的泄密，刑警征得尚乾珠的同意，将谈话安排在即使是造反派头头儿也不能擅自闯入的边防检查隔离区的一间办公室内进行。老汪要求尚乾珠把当时的受害情况如实说清楚，在启发时使用了当时必须流行否则就可能被人诬为“反革命”的套话，称这是对毛主席、共产党的负责，也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负责，也是对革命群众的负责，甚至也是对革命造反派的负责。
尚乾珠的神情颇有些紧张，没有说话，只是摇头，不知这是什么意思。老汪于是开始询问案犯究竟是谁。尚乾珠不摇头了，干脆地回答说是董维良。这是老汪意料之中的，于是就按照预先拟定的方案开始叙述警方的观点，就是前面所说的那些对于董维良是犯罪嫌疑人的疑点，要求尚乾珠对此一起进行分析。
尚乾珠是一个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的女工，没有什么胆识，思维能力很一般，平时行事处世习惯于随大溜。“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她接受一些正派的老工人的邀请，参加了“上海工人赤卫队”。后来，“赤卫队”被王洪文领导的“工总司”作为“保皇派”被砸烂后，她又接受造反派的招安，反戈一击成为“工总司”造反队员。她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竟然倒了大霉会撞上这么一个不幸，同样也没有想到过在遭受这样的不幸之后还要接受这样一番折腾。此刻，她面对刑警提出的这些逻辑性颇强的疑点，一时目瞪口呆，张口结舌说不上话来。愣了片刻，她就双手捂着脸哭泣起来。
尚乾珠一哭泣，刑警就知道这件事有希望了，老汪于是就起身退了出去，留下黄慧菊跟尚乾珠单独谈话。可是，尚乾珠只是哭，并不开口。无论黄慧菊怎么劝说开导也不起作用。于是，就只好重新把老汪请了进去。老汪已经确信这件事的背后另有隐情，于是也就不念最高指示不说套话了，也不说若是诬陷了人家董维良那小伙子是否触犯法律是否对得住自己的良心之类的话头，怕吓着了她，单分析了一点：假设这件事的背后另有隐情，你如果不说清楚，以后人家生怕你泄密而让你“失踪”也没准啊！
这一招确实管用，尚乾珠经这一提醒顿时一个激灵，于是便说，这件事其实我确实没弄清楚是谁作的案，因为那时突然下起了雨，我是上厕所返回休息室时想到那个货垛的垛脚下躲雨的，没想到就被一个黑影冷不防从后面扑来抱住用手堵住了嘴就施暴了。我当时给吓昏了，头脑里一片空白，直到那人起身离开被巡逻人员发现后吆喝起来我才想到了哭喊。事情发生后，作业区和港务局的造反派头头儿说这是一个大案，同时也是港务局的阶级斗争新动向，所以一定要迅速侦破。天亮后，他们告诉我已经调查清楚了，是董维良那小子作的案，他本人已经承认了，要我确认。我心想，既然你们已经调查清楚了，而且重要的是董维良本人也已经承认了，于是就点了头。他们说让我休息几天，就派了车送我回家了。第二天，他们又派人来找我，让我在一份笔录上签了名字。
尚乾珠说着说着又掩面哭泣，被劝停后，她才又说：第三天她去上班时，听说董维良已经被公安局抓进去了，而同时也有一些闲言闲语辗转传进她耳朵，说董维良不可能对她施暴。尚乾珠于是就去找造反派头头儿，说她要收回那个签名笔录。造反派说已经将此事作为“阶级斗争新动向”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成果”予以公布，哪里容得她收回？双方谈判的结果：造反派答应不举行对董维良的批斗会，并且中止对此事的宣传，将此事严格保密，至于对董维良如何处置，那就由专政机关决定了。
这次公安局指派老汪三人对该案进行调查后，造反派方面很有些吃惊，反复叮嘱尚乾珠必须保持原先的说法，否则要承担后果。但尚乾珠的性格不是那种擅长咬定一处不肯松口的人，造反派对她毕竟放心不下，于是就把她接到港区，让她吃住在这边，以躲避刑警的调查。
老汪让黄慧菊将尚乾珠的陈述一一记录下来，然后又请尚乾珠回忆一下当时作案的那个歹徒的情况，尚乾珠想了又想，回忆起了一个细节：作案者当时喝过酒了，散发着阵阵酒气。
三人在结束对尚乾珠的访查时，考虑到尚乾珠的安全，便叫她有情况可迅速跟刑警联系，最好托病住进哪家医院去。尚乾珠说她有个亲戚在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附属的长海医院当医生，问她是否可以住到那里去。老汪思忖部队医院安全容易保证，其保卫部门也便于配合工作，同时造反派也易放心，便说可以。
这样，尚乾珠于次日向造反派提出，她想去长海医院住着避避风头，造反派没有觉察异常，反倒觉得这样也好，于是就派车悄然将她送了过去。这件事，没向任何局外人透露，本单位的工人甚至尚乾珠的亲友都不知道她究竟去了哪里。
而刑警这边，则开始着手循着作案歹徒“散发着酒气”这一线索进行调查了。
五
尚乾珠一离开装卸作业区，造反派这边对于刑警的来访也就放心了，他们已经看熟了那三张老面孔，连介绍信和证件也不看了。但几个造反派头头儿对于刑警何以要排查案发那天上夜班的全体人员喝酒与否这一点感到不解，又不好盯着追问，也就只好由刑警调查去。
刑警凭着手里抄录下来的当时夜班人员互相之间作出“没有作案时间”证明的材料，耐心地找每个人谈话，了解被谈话人以及其他人平时的生活习惯以及那天晚上是否喝酒的情况。一轮查下来，那些工人中有一部分具有喝酒嗜好，但是那天晚上据说都没有喝过酒。这就奇怪了，难道作案者是从外边混进来的？可是，根据巡逻人员和门卫的陈述，那天根本没有发现有人混入作业区。再说，由于装卸作业区属于港务局的重要地盘，有时还装卸关系到军事机密的货物，一向看管得很严，不但有作业区这边自己的专职值勤人员，外围还有港区派出所的执勤民警，所以，很难想象有人能够接连混过数道哨卡后进入作业区强奸一个女工。
但是，刑警相信受害人尚乾珠肯定没有说谎，她回忆起案犯散发着酒气，那说明确实是一个喝酒喝得很厉害的家伙对她施暴了。那么，这主儿是谁呢？刑警决定再查。三人研究了厚厚的一沓谈话笔录后，终于发现了值得怀疑的目标。
这个目标名叫邵金泉，经历有点与众不同：这年37岁，说起来还是个“老码头”，他14岁当童工，在码头上发给搬运工人计算工件的筹子，15岁那年抗战胜利后参加共产党的地下工作，16岁就加入了共产党。解放后，邵金泉被作为培养对象选送到华东局政治工作者培训班去参加学习，从这个培训班出来的人后来都当了官。但邵金泉没有当，他一出来就报名参加了志愿军。抗美援朝了两年，邵金泉负了伤，属于三等伤残，退伍返回上海前已是排长。港务局还是把邵金泉作为骨干力量予以重用，不到三年就当上了作业区党支部书记、港区党总支委员。大家看他是前程似锦，不料这主儿开始折腾歪门邪道了，一是贪污夜班费和高温补贴，二是搞女人。一次喝多了酒甚至竟然企图强行把一个女临时工带回家去奸淫，路上被人发觉可疑拦住叫来了民警，折进局子接受审查，差点儿就给拘留了。于是他被开除党籍，一撸到底。但因为毕竟是出生入死干过地下工作并且去朝鲜战场玩过命的，身上还带着战伤，总不能让他去码头扛大件，于是就安排他当了门卫。
邵金泉嗜酒，这是作业区人所皆知的。在“文革”前，港务局有着一套严格管理制度，上班别说喝酒了，闭眼打盹被发现了也要当事儿来说的，但运动开始后这一套全都被称为“资产阶级的管、卡、压”，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压迫广大工人阶级的黑规章，一概废除，所以，上班喝酒也就不当一回事了。这给了邵金泉一个机会，他当门卫，上夜班关上门就喝酒，喝了酒就睡觉，睡醒了正好下班。刑警调查时，有人反映邵金泉那天晚上在门卫室喝酒了，可是邵金泉自己却断然否认。那个反映他喝酒的是一个尚未满期的学徒，那天上夜班睡过了头，迟到一个半小时才匆匆赶到，他是从邵金泉当值的那道门进来的，说看得清清楚楚桌上放着酒瓶、酒杯和一个装着下酒菜的饭盒。
于是，刑警就对邵金泉产生了兴趣。他们又翻阅了造反派的调查材料，上面写着有两个工人证明邵金泉“没有作案时间”。于是，刑警就去找了那两个工人，再次核实情况。不料，那两个白纸黑字替邵金泉作证的工人在刑警分别找他们时，却是神情紧张，其中一个甚至有点语无伦次。刑警自是要追问，结果是：他们当时并没有看见过邵金泉如同他们所证明的“在门卫室待着”，而是根本没有去过门卫室。那为什么要这样落笔呢？原来，邵金泉是造反队的骨干分子，又是全港区有名的“老码头”，平时强横霸道惯了，所以，造反派头头儿对他很是客气。那天晚上调查情况时，头头儿让他说一下在干什么、有谁证明，他马上沉下脸面要发作。另一头头儿见势不妙，于是马上指着旁边站着的这二位，说你们替老邵作个证明就是了，老邵你没事了，走吧。
刑警获得了上述情况，有点哭笑不得，但也很是兴奋，寻思这主儿可疑，于是就决定找邵金泉当面谈谈。
那邵金泉一直把十年前那次折进局子的滑铁卢经历看做是警察跟他过不去，所以，经常散布言论说他对公安比对美国大兵还憎恨，“文革”伊始上海滩发生过一次港务局造反派冲击公安局的事件，不用说邵金泉自然是积极分子。此刻当他来到作业区调度办公室见是三个刑警一脸正经地要跟他进行谈话时，不禁恼怒，回答问题的口吻就像吃足了生米饭似的。待到弄清楚原来是要调查尚乾珠被强奸的那桩案件时，顿时发作，一掌就把玻璃台板拍碎，起身便往外走。刑警当然要“热情挽留”，于是拉拉扯扯差点就要发生殴斗。正热闹间，作业区的造反派头头儿闻讯赶到，马上就庇护邵金泉，向刑警提出强烈抗议。
刑警这边事先已有考虑，但没有料到竟会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一时也没了主意。稍停，老杨便往分局拨打电话，因为案子是军管组负责人王振江下达的，他们说好直接对王振江负责，所以，电话也就直接打到了王振江那里。王振江是军管人员，不怕造反派，当下听了就恼火了，说民警奉命办案也是为革命，是为了确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顺利进行嘛。最高指示和中央文件都有规定的，不要害怕，给我查下去。这个姓邵的如此不识抬举，不肯就地接受调查，那就把他弄到分局来接受调查吧。不过，现在对方人多势众，我这里也不便派力量过去，免得酿成一起什么事件，你们先离开，回头带他就是了。你们都是老警察了，怎样做自然明白，我也就不说了。
这边三个刑警心领神会，当下就离开了港区，却把吉普车开到邵金泉家所在地附近，先跟派出所打好招呼，让派出所派人协助，然后就坐等邵金泉下班。这样，邵金泉在下班回家的途中，就被刑警传讯了。
可是，港务局造反派马上获悉了这一消息，当下火速作出反应，立刻着手调动人马、车辆准备冲击公安分局。这边得到消息，王振江也不含糊，当即亲往市公检法军管会汇报情况，然后由军管会出面向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政法指挥部通报了情况。市革委会政法指挥部于是跟“工总司”方面联系，要求造反派停止行动，以积极的态度配合警方调查案件。于是，港务局造反派就指派了两名成员来到公安分局，和老汪三刑警们一起对邵金泉进行调查讯问。
邵金泉换了个地方，尽管还是有造反战友在跟前给他壮胆，但毕竟知道了公安局这边还是有警察敢跟造反派碰一碰的，底气就没有先前那么足了，表示愿意配合刑警接受调查。他承认那天晚上上班时是喝过酒的，不过坚决不承认对尚乾珠施暴。这样，讯问进行了三个多小时无果而终。公安局这边在请示军管代表后，决定对邵金泉予以留置，次日再调查。那两个造反派代表表示反对，但见刑警态度坚决，只好勉强点头，说好次日上午9点再次进行询问。
但次日邵金泉并未接受讯问，而是一上班就被港务局派来的人把他接回去了。此为何故？原来就在当天傍晚，一个名叫梁国民的有过盗窃前科的小偷在销赃时被分局刑队的便衣警察拿下。连夜讯问，梁国民交代他所销的六双新胶鞋就是在港务局尚乾珠所供职的那个作业区办公室盗窃的，而作案的日子和班次，恰恰就是在尚乾珠被强奸的那个时段。
梁国民交代说，他因为曾在港务局做过临时工，所以很熟悉装卸作业区的情况，最近听说港务局搞“文化大革命”弄得有点混乱，就想乘乱行窃。那天晚上，他避开巡逻人员的监控，接连过了两道哨卡，潜入货场外侧的作业区办公点。根据计划，梁国民是准备潜入货场盗窃货物的。可是他在企图过最后一道哨卡时遇到了障碍，这个障碍就是邵金泉。那邵金泉在灯火通明的门卫室里一边喝酒，一边听收音机里的样板戏，梁国民等了一会儿，见邵金泉没有收场的意思，心里很是恼火，暗暗咒骂着退到了作业区的办公点。贼不走空，寻思不干一点活儿心里不爽，于是就撬开了劳保用品仓库，盗窃了六双胶鞋、两件雨衣和一包手套。由于搞运动弄得一片混乱，作业区那边竟然一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发现劳保用品被盗。梁国民说他本来打算把赃物运出去放一放后还想进来偷一趟的，可是就在他拿了赃物离开仓库时，从作业区货场那边传来了叫声——尚乾珠被施暴的案子发作了，于是赶紧一逃了之。
当时，汪、杨、许三名刑警并不在分局，但是，承办梁国民这个案子的刑警知道白天分局险些遭到造反派冲击的事情起因，听梁国民如此这般一交代，便马上赶到离分局最近的刑警老许的家里通报了上述情况。老许马上联系了汪、杨两人，三人碰头，经过一番紧急磋商后，当即前往港务局的那个装卸作业区对梁国民所交代的地形进行了实地测试。这样，从时间上来推算，从梁国民离开邵金泉执勤的门卫室外到撬开仓库后窗作案后离开仓库的这段时间，不够邵金泉离开门卫室去发生强奸案件的那个货垛去作案的时间。因此，应当将邵金泉的作案嫌疑排除。
这样，邵金泉就被放了出来。
刑警对梁国民突然发生了兴趣，寻思别是这主儿的交代有问题，他完全有可能先是潜入作业区货场区域伺机盗窃未获，这时下雨了，就钻到一边去躲雨，正好撞到尚乾珠也过去躲雨，于是就乘机下手作案了。作案后，梁国民逃出了货场，而这时货场里正是一片混乱查缉强奸案犯的当儿，由于梁国民是盗窃惯犯，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于是就乘作业区办公点这边无人注意的当儿，乘机下手行窃。这样考虑着，刑警就跟港务局那边联系，要求对方提供案发那天晚上那个货场的到货、贮货情况。一看货单目录，都是些工业大件货物，不适合给小偷作为赃物盗窃的。联想到尚乾珠所说的“散发着酒气”，刑警又去梁国民所在的里弄进行了调查，证实梁国民喜欢喝酒，每天傍晚会在家门口放张小桌子，喝上二三两“熊猫大曲”。这样，对于梁国民的怀疑就更加深了一层。
刑警考虑到梁国民是个有过前科的惯犯，不适宜立马讯问，商量一番后决定再去找受害人尚乾珠谈谈，看她是否还能提供些有利于侦查的细节。这种调查有点特殊，刑警还是带上了治安科的女警黄慧菊。
老许、老汪和黄慧菊三人前往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按照通常惯例，先是跟医院保卫科取得联系。医院保卫科在尚乾珠入院前，就已经接到警方的通知，答应对尚乾珠多加关照，切实保护其人身安全，部队办事认真，他们为此特地将此事落实到了尚乾珠所住的病区。因此，刑警对于尚乾珠的安全是放心的，可是，当他们走进尚乾珠所住的内科病区病房时，却发现那里竟然已是人去床空！
咦！人哪？刑警倏然一惊，急忙向护士打听，却又是一个意外：尚乾珠已经转往妇产科了！为什么要转科呢？因为发现尚乾珠怀孕了。尚乾珠是已婚妇女，怀孕乃是一桩正常事情，所以，医院保卫科没有向警方通报这一情况。刑警也没有觉得有什么奇怪的，于是就让黄慧菊打头阵先去妇产科探探路子看。
黄慧菊过去一看，尚乾珠马上认出了她，也不问黄怎么出现在医院里了，而是兴奋地告诉她说她怀孕了，因为自己以前曾经流过产至今未生育过，因此为保胎就转到妇产科来了。黄说这反而倒好了，你用不着装病人了，确实是需要静养的。
尚乾珠结婚已经三年，怀孕过两次，但每次都在三个月时流产了，第二次流产后就落下了内分泌失调的毛病。因此，这次怀孕也没有引起注意，直到伪装病情住院后在医院进行例行体检时才发现，医生根据她所叙述的生理情况推算，她怀孕大概已有十五周，现在留心一点观察已经可以发现腹部微微隆起了。
黄慧菊对尚乾珠说，我是和另外两位同志一起过来的，一来是探望你，二来是想再跟你聊聊，想再了解一些情况。说到这里，忽然从门外闯进来一条大汉，五大三粗，肌肉发达，长相粗鲁，说话又响又粗，他听到了黄慧菊的最后一句话后喝问道：“你这个女人是什么人？你找我老婆干啥？你想了解什么情况？”
原来，这个大汉是尚乾珠的丈夫林春平。尚乾珠两次流产使他们夫妇和夫家长辈都大为沮丧，因为他们都希望早日有个孩子。尽管是“文革”时期大破四旧，但她的婆婆还是偷偷去郊区乡下一座已经被“破四旧”破掉后改为小学的什么娘娘庙烧过香磕过头。因此，这次她怀孕后，丈夫全家都非常激动，公公婆婆特别指定林春平必须天天去医院给尚乾珠送营养菜。此刻，林春平就是来给尚乾珠送营养菜的。尚乾珠上夜班时被人强奸一事，对家里人自然严格保密，否则，丈夫还不是闹一个天翻地覆？此刻，林春平的突然闯入，令尚乾珠措手不及，一张脸顿时惊得一瞬间失去血色，苍白如纸！林春平看到觉得极为心疼，于是上前来动手就推黄慧菊，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
声音惊动了隐身于对面开水房里的许、汪两人，赶紧过来，一看林春平粗鲁，便喝道：“我们是公安局的，你别动手，有话好好说！”
林春平停止推搡，声势却是不减，喝问你们来找我老婆干啥？刑警说是外调，林春平不由分说道什么外调里调的，我老婆现在生病住院，保住肚子里的胎儿是头等大事，你们给我滚！不识相，老子揍你们一个落花流水信不信？
这种蛮不讲理的人，刑警当然遇到过的，他们有的是对付的法子，可是此刻却无计可施，因为他们必须充分顾及尚乾珠的名誉，因此，无奈之下只好退出病房，寻思你这汉子总不见得整天守着老婆不离开吧？我们明天再来好了。
当时，谁也没有料到，只过了一天，就又爆出了一个大大的意外！
六
次日中午，刑警老汪、老许和老杨正在办公室商量下午要叫上黄慧菊一起去一趟长海医院的时候，忽然从外面一阵风似的闯进一条大汉来，二话不说，胳膊只一撂，一张写字台就倾翻了；跟着，他抓起一把椅子就砸向一旁的文件橱。三人大惊，以为撞上了疯子。老许定睛一看，认出来人乃是尚乾珠的丈夫林春平，便大声喝着让他住手。
林春平像红了眼似的，只管猛砸。三刑警遂一起上前奋力制住他，这时其他办公室的警察闻声而至，相帮劝住了林春平，强按他坐下，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要到公安局来搞打砸。
原来，上午尚乾珠在医院又流产了！林春平正在家里准备营养菜要替妻子保胎，接到医院的电话，顿时大怒，马上把原因归咎于是昨天刑警去医院找尚乾珠外调受了刺激，于是也不问老婆是死是活如何个情况，马上骑了自行车径直来分局找刑警问罪。当下，林春平把情况一说，心疼至极，高高大大一条汉子，竟然哭倒于地，爬起来又要砸东西，被几个年轻力壮的警察制住。
刑警正要向林春平作安慰解释时，接到了长海医院保卫科打来的电话，又获得了一个意外消息：尚乾珠流产的那个15周的已经成形的死胎，竟然是一个周身漆黑的黑人！
接电话的老汪蓦地一惊，顿时蒙了，寻思怎么弄一个黑胎儿出来了？他定定神儿，马上要求对方将“东西”暂时保存好，这边马上赶去。
三刑警带着女警黄慧菊前往长海医院，路上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大胆的猜测：很有可能那个胎儿是那个强奸案留下的，这么说，那个作案的歹徒竟然是一个外国人？
四人赶到长海医院后，黄慧菊当即去看望尚乾珠，见她身体和精神都尚好，就询问了一些相关情况。许、汪、杨三人则向医院的妇产科医生了解相关情况。长海医院是军队医院，妇产科不是其强项，医生出于慎重，就建议刑警联系上海妇婴保健医院的妇产科专家前来一起鉴定。刑警采纳了这一建议，报告分局获准后，随即由分局派车前往上海市妇婴保健医院接来了两名业已“靠边”正在接受监督劳动的留洋妇科专家。
当时还没有DNA亲子鉴定技术，所以，只能凭理论和经验对胎儿的产生进行科学分析。最后，得出结论：不排除是黑人与尚乾珠的性接触后产生的胎儿的可能性。
根据专家建议，刑警又请医院方面以了解胎儿流产原因为名，对尚乾珠的丈夫林春平进行了精子情况鉴定，证实林春平的精子属于先天带病基因，这也是尚乾珠之前两次流产的一个原因，当然，尚乾珠本人生理方面也有问题。但无论怎么说，以林春平的精子情况看，他和尚乾珠是不可能产生一个纯黑色的胎儿的。
那个黑色胎儿，应刑警的要求，被装入灌满福尔马林液体的玻璃瓶子后，封存于医院的标本室橱柜里。
这个案子，由于这一变故而不得不惊动了分局刚上任的军管组正组长。这位正组长是部队的一个团政委，跟副组长王振江是老乡，两人一度还搭过班子，所以互相之间不但能够说上话，还能了解彼此的思想情况。因此，他对于王振江着手抓这个案子的动因是完全理解的，这就为两人形成同一条思路而奠定了基础。两位领导分析了案情，考虑到当时的政治形势，凡是黑人都是一律称为“黑人兄弟”，乃跟中国人民并肩对抗帝国主义的亲密战友，所以必须慎重再慎重。因此，最后决定报告军管会后请求将保存的死胎送往北京一家科研机构进行精密鉴定，先弄清楚是否是黑人留下的种。
鉴定结果很快就出来了：可以认定死胎具有黑人基因特征。
于是，上级就要求把这个案子查一个水落石出。这一任务还是交由汪、许、杨三人去完成，三刑警于是迅速调阅了案发那天的外轮到港记录，发现确实有一艘在巴拿马注册登记的7000吨远洋海轮“卡普利特”号到港，在尚乾珠所供职的装卸作业区停泊至次日早晨6点离港。当时该轮提供的船员资料显示，这条船上有七名船员是几个不同国籍的黑人。
除此之外，再也没有任何资料了。刑警犯愁了：就凭这点资料，能够侦破这样一起时过境迁了的复杂刑事案件吗？“卡普利特”号早已在7月上旬发生案子的数小时后离开上海港，当时是开往香港的，后来又驶往何处那就不清楚了。当然，目前该轮在哪个港口是可以查明的，可是别说知道“卡普利特”号此刻在哪个港口了，退一万步说，如果该轮此刻就是再次来到上海港，刑警又怎么查法？作案者完全可以来一个矢口否认，这边又能拿出什么证据呢？尽管有那个黑胎儿标本似的泡在福尔马林药水里，但却无法证明这跟“卡普利特”号上那七名黑人船员中的一个有关。
刑警对此真是犯了愁，他们不知举行了几次案情分析会议，也不知走访过多少本行业中“靠边”或者没有“靠边”的经验丰富的“老法师”，可就是无法拿出一个行得通的主意。他们的一身刑事侦查本领，此刻受着“卡普利特”号是外国海轮的牵制，一点也发挥不出来。
与此同时，刑警还想到了那个已经证明是蒙受冤屈的青年工人董维良，向领导提出此人应予释放。领导表示同意，让承办员跟港务局方面联系请单位派人去接董维良出狱。这是当时的一种规矩，对于像董维良这样的对象，这同时既是一种表明无罪平反的信号，也表明单位是认同这种行为的，对于董维良释放后的正常工作和生活都是大有好处的。可是，由于权力已经集中到了造反派手里，他们对于这个问题态度暧昧，不肯派人接董维良出狱，认为这有点自己打自己耳光的尴尬。这样，董维良就还得在上海市第二看守所待下去，刑警只能尽自己最大的同情心照顾他，于是就给看守所方面打了招呼，请所方安排董维良做“外劳动”。这是看守所对于所内从事杂役劳务的人犯的一种照顾，“外劳动”能够有一定的活动范围，还能吃得好些，而且，在精神方面是一种暗示，因为只有即将获得从宽处置的人犯方能有资格做“外劳动”。
时间一晃就是半月过去了，正当刑警这边长吁短叹苦思无法侦破案件的时候，一条新的线索就像天上掉落下来馅饼似的掉落到了他们面前！
这还要从受害人尚乾珠说起。尚乾珠流产后，由于年纪轻体质好，加上医院方面的精心护理和自己加强营养，恢复得很快。由于案情已经清晰，她也就没有必要再在医院待下去了，她自己也觉得住院憋得难受，还是上班合适，于是就决定出院上班。尚乾珠本人给单位打电话，执掌大权的造反派不予理睬，于是转向刑警提出。刑警就去港务局跟造反派联系，那边也是一副爱答不理的样子。
交涉之中，尚乾珠已经自行出院，知道单位对她的反应后，大为恼火，便向刑警提出她索性换一个单位算了，反正她到这个单位也是没多久的事儿，于同事于岗位都还没有产生依恋情感。本来这已经不是刑警的工作范围了，可是刑警这边考虑到尚乾珠的具体情况，还是给予照顾，就由他们出面跟港务局方面交涉。港务局造反派对此倒无二话，马上表示同意，让尚乾珠自己挑选一个单位。尚乾珠并无特殊劳动技能，决定去另一个装卸作业区，还是当清洁工。
尚乾珠办好手续后，就去单位收拾东西，她这个岗位也无所谓交接不交接，把自己更衣箱里的东西理一理拿走，退掉饭菜票就可以离开的。线索，就是在尚乾珠收拾更衣箱时无意间冒出来的：尚乾珠在更衣箱底层一角的一套沾满泥泞肮脏不堪的工作服口袋里发现了一块手表！
这套工作服，就是尚乾珠当初遭受不幸后留下的。那天晚上她被人强奸后，由另外两名女工陪同着来到工具间兼休息室，换下了那身沾满了泥水的工作服，当时匆忙间把这身工作服扔进了更衣箱底层角落。此后，尚乾珠一直处于非正常状态，再说确实也不愿意重触那根神经，所以就一直没有去碰那些衣服，直到现在才动。这一动，发现工作服的上衣兜里有一块已经停摆的手表。尚乾珠的思维神经在发现手表的一瞬间就像触电似的倏然一抖，头脑里蓦地跳出其实已经被深深刻在大脑角质皮层上但却从未想起过的一个记忆：当初她被强奸后，那个歹徒往她的衣袋里塞了一件东西。现在看来，这件东西就是这块手表了。
尚乾珠二话不说，马上给一直跟她保持着联系的分局治安科女警黄慧菊打了电话。半小时后，一辆吉普车载来了老汪等三名刑警和黄慧菊，立刻作笔录，拍摄照片。然后，去南京路钟表店铺请师傅对手表进行鉴定。这是一块1960年出厂的“英纳格”男式日历表，打开底盖，发现反面镌刻着一行英文“Kidal”，下面是日期：14.3.1961。鉴定师傅告诉刑警，这英文字母应当是手表最初主人的姓名，下面的日期则可能是购买这块手表的日期，按照外国人的习惯，很有可能就是手表主人的生日。所以，这应该是一块生日纪念性质的手表。
刑警返回分局后，从卷宗里拿出“卡普利特”号的船员资料一对照，发现这块手表上镌刻的英文字母跟一个被翻译成中文“基达尔”的船员的姓名完全一致，不禁大喜！看来手表是这主儿的。再看资料上对于该船员的介绍：基达尔，1930年3月14日出生于马里，英国国籍，“卡普利特”号二等水手。又看了照片，分明是一位黑人。
三刑警暗喜：有了，多半就是这家伙作的案，至少也跟其有关！
可是，即使到了这一步，对于如何跟基达尔当面打交道还是没有办法。刑警商量了一阵，忽然产生了一个思路：“卡普利特”号最近是否还会来上海？或者中国内地的其他港口？这个，是可以查得到的。于是就通过有关部门查阅了外贸计划资料，得出的结果令人大喜：就在八天后，“卡普利特”号将再次来到上海港装运小麦。
进一步研究，刑警又想到了一种可能：当时发生这起恶性案件后，港务局方面并未向所有货轮作过要求协查的通报，这是否会使那个基达尔造成一种错觉，以为尚乾珠当时哭叫过后，并未对该案进行追究？联想到基达尔把一块手表塞进了受害人的衣兜，他是否会认为这次来沪还有机可乘？
于是，刑警就制订了一个方案：待“卡普利特”号再次来沪时，港务局方面还是将该轮安排在上次那个作业区装卸货物，还是安排在夜班接班后不久完成作业，还是安排在尚乾珠的那个班上，而尚乾珠，则暂不调离那个作业区，还是在靠近码头的货场上打扫。如此精心设计一个圈套，按照犯罪心理学规律，洋歹徒很有可能会因此而上钩。届时就能来一个抓现行，使其无话可说，不得不承认上次的作案事实。
这个计划得到了上级的批准，可是，在跟港务局造反派联系时，却遭到了刁难。于是，就通过市革委会政法指挥部予以协调，造反派方面松了口，但要求届时他们也派人参加蹲守。公安局方面同意了这一要求。
八天后，“卡普利特”号如期抵达上海港。该轮递交的船员资料中，基达尔的名字赫然在目，刑警暗喜：这说明这主儿还没有意识到自己上次的犯罪劣行已被察觉，这就多半可能会再次产生犯罪念头的。于是，就按照预先制订的方案作了精心安排。
“卡普利特”号是在这天晚饭后开始装货的，守候在码头上的刑警通过望远镜发现，由于灯光所产生的效应，船员舱室靠近码头一侧的一个舷窗口不时闪现望远镜向码头上观察的反射光，这说明可能有戏。于是一切都按照预定的计划进行，尚乾珠在午夜时分准点上班，然后和往常一样出现在靠近码头一侧的货垛间进行打扫。同时，码头通往作业区的边防警察岗哨故意出现了松懈假象，以使歹徒产生有机可乘的念头。
凌晨1时20分，尚乾珠按照刑警的安排来到一个货垛后的一辆上有油布的手推车那里，坐下休息，故意打盹。不一会儿，监视着动静的刑警就发现一条黑影敏捷地翻越了隔离栅栏，朝货垛这边飞快地蹿来。黑影迅速找到了尚乾珠所待的那个位置，扑向斜倚在手推车上的尚乾珠……
一声哨响，灯光倏然大亮，蹲守着的警察和配合行动的工人从四面八方冲了出来。特地安排好的两名摄影师手中的照相机闪光频频闪烁，在胶卷上留下了洋歹徒作案的铁证。
可是，令人惊奇的是，当场被拿下的这个洋歹徒却并非是黑人船员基达尔，而是一个瘦高个子的白人小伙。一位精通英语的外事警察用英语询问之下，得知这主儿名叫勒斯腾，荷兰国籍，是“卡普利特”号上的一名水手。怎么来了这主儿？上次那个犯罪嫌疑人基达尔呢？
这个问题在当场对勒斯腾的讯问中获得了答案：原来，诚如刑警所估料的，那个基达尔在上次作案后，见中国警方根本没有将侦查触角伸到他所在的“卡普利特”号上，不禁心存幻想，想再次到达上海后，第二次对受害人实施作案。基达尔还把这事向哥们儿勒斯腾透露了，引起了后者的兴趣，于是，两人就议定今晚再度作案，对尚乾珠实施轮奸。勒斯腾潜入作业区时，基达尔也已经下了船。估计由于听到了声音而又逃回去了。
刑警于是根据勒斯腾的口供和基达尔的那块手表，依法传讯了基达尔。这个肤色漆黑的歹徒对于上次的作案供认不讳。
中国方面对于该案进行了不公开审理，基达尔被以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驱逐出境；勒斯腾由于犯罪未遂且交代态度好，免予刑事处分，驱逐出境。
尚乾珠一离开装卸作业区，造反派这边对于刑警的来访也就放心了，他们已经看熟了那三张老面孔，连介绍信和证件也不看了。但几个造反派头头儿对于刑警何以要排查案发那天上夜班的全体人员喝酒与否这一点感到不解，又不好盯着追问，也就只好由刑警调查去。
刑警凭着手里抄录下来的当时夜班人员互相之间作出“没有作案时间”证明的材料，耐心地找每个人谈话，了解被谈话人以及其他人平时的生活习惯以及那天晚上是否喝酒的情况。一轮查下来，那些工人中有一部分具有喝酒嗜好，但是那天晚上据说都没有喝过酒。这就奇怪了，难道作案者是从外边混进来的？可是，根据巡逻人员和门卫的陈述，那天根本没有发现有人混入作业区。再说，由于装卸作业区属于港务局的重要地盘，有时还装卸关系到军事机密的货物，一向看管得很严，不但有作业区这边自己的专职值勤人员，外围还有港区派出所的执勤民警，所以，很难想象有人能够接连混过数道哨卡后进入作业区强奸一个女工。
但是，刑警相信受害人尚乾珠肯定没有说谎，她回忆起案犯散发着酒气，那说明确实是一个喝酒喝得很厉害的家伙对她施暴了。那么，这主儿是谁呢？刑警决定再查。三人研究了厚厚的一沓谈话笔录后，终于发现了值得怀疑的目标。
这个目标名叫邵金泉，经历有点与众不同：这年37岁，说起来还是个“老码头”，他14岁当童工，在码头上发给搬运工人计算工件的筹子，15岁那年抗战胜利后参加共产党的地下工作，16岁就加入了共产党。解放后，邵金泉被作为培养对象选送到华东局政治工作者培训班去参加学习，从这个培训班出来的人后来都当了官。但邵金泉没有当，他一出来就报名参加了志愿军。抗美援朝了两年，邵金泉负了伤，属于三等伤残，退伍返回上海前已是排长。港务局还是把邵金泉作为骨干力量予以重用，不到三年就当上了作业区党支部书记、港区党总支委员。大家看他是前程似锦，不料这主儿开始折腾歪门邪道了，一是贪污夜班费和高温补贴，二是搞女人。一次喝多了酒甚至竟然企图强行把一个女临时工带回家去奸淫，路上被人发觉可疑拦住叫来了民警，折进局子接受审查，差点儿就给拘留了。于是他被开除党籍，一撸到底。但因为毕竟是出生入死干过地下工作并且去朝鲜战场玩过命的，身上还带着战伤，总不能让他去码头扛大件，于是就安排他当了门卫。
邵金泉嗜酒，这是作业区人所皆知的。在“文革”前，港务局有着一套严格管理制度，上班别说喝酒了，闭眼打盹被发现了也要当事儿来说的，但运动开始后这一套全都被称为“资产阶级的管、卡、压”，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压迫广大工人阶级的黑规章，一概废除，所以，上班喝酒也就不当一回事了。这给了邵金泉一个机会，他当门卫，上夜班关上门就喝酒，喝了酒就睡觉，睡醒了正好下班。刑警调查时，有人反映邵金泉那天晚上在门卫室喝酒了，可是邵金泉自己却断然否认。那个反映他喝酒的是一个尚未满期的学徒，那天上夜班睡过了头，迟到一个半小时才匆匆赶到，他是从邵金泉当值的那道门进来的，说看得清清楚楚桌上放着酒瓶、酒杯和一个装着下酒菜的饭盒。
于是，刑警就对邵金泉产生了兴趣。他们又翻阅了造反派的调查材料，上面写着有两个工人证明邵金泉“没有作案时间”。于是，刑警就去找了那两个工人，再次核实情况。不料，那两个白纸黑字替邵金泉作证的工人在刑警分别找他们时，却是神情紧张，其中一个甚至有点语无伦次。刑警自是要追问，结果是：他们当时并没有看见过邵金泉如同他们所证明的“在门卫室待着”，而是根本没有去过门卫室。那为什么要这样落笔呢？原来，邵金泉是造反队的骨干分子，又是全港区有名的“老码头”，平时强横霸道惯了，所以，造反派头头儿对他很是客气。那天晚上调查情况时，头头儿让他说一下在干什么、有谁证明，他马上沉下脸面要发作。另一头头儿见势不妙，于是马上指着旁边站着的这二位，说你们替老邵作个证明就是了，老邵你没事了，走吧。
刑警获得了上述情况，有点哭笑不得，但也很是兴奋，寻思这主儿可疑，于是就决定找邵金泉当面谈谈。
那邵金泉一直把十年前那次折进局子的滑铁卢经历看做是警察跟他过不去，所以，经常散布言论说他对公安比对美国大兵还憎恨，“文革”伊始上海滩发生过一次港务局造反派冲击公安局的事件，不用说邵金泉自然是积极分子。此刻当他来到作业区调度办公室见是三个刑警一脸正经地要跟他进行谈话时，不禁恼怒，回答问题的口吻就像吃足了生米饭似的。待到弄清楚原来是要调查尚乾珠被强奸的那桩案件时，顿时发作，一掌就把玻璃台板拍碎，起身便往外走。刑警当然要“热情挽留”，于是拉拉扯扯差点就要发生殴斗。正热闹间，作业区的造反派头头儿闻讯赶到，马上就庇护邵金泉，向刑警提出强烈抗议。
刑警这边事先已有考虑，但没有料到竟会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一时也没了主意。稍停，老杨便往分局拨打电话，因为案子是军管组负责人王振江下达的，他们说好直接对王振江负责，所以，电话也就直接打到了王振江那里。王振江是军管人员，不怕造反派，当下听了就恼火了，说民警奉命办案也是为革命，是为了确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顺利进行嘛。最高指示和中央文件都有规定的，不要害怕，给我查下去。这个姓邵的如此不识抬举，不肯就地接受调查，那就把他弄到分局来接受调查吧。不过，现在对方人多势众，我这里也不便派力量过去，免得酿成一起什么事件，你们先离开，回头带他就是了。你们都是老警察了，怎样做自然明白，我也就不说了。
这边三个刑警心领神会，当下就离开了港区，却把吉普车开到邵金泉家所在地附近，先跟派出所打好招呼，让派出所派人协助，然后就坐等邵金泉下班。这样，邵金泉在下班回家的途中，就被刑警传讯了。
可是，港务局造反派马上获悉了这一消息，当下火速作出反应，立刻着手调动人马、车辆准备冲击公安分局。这边得到消息，王振江也不含糊，当即亲往市公检法军管会汇报情况，然后由军管会出面向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政法指挥部通报了情况。市革委会政法指挥部于是跟“工总司”方面联系，要求造反派停止行动，以积极的态度配合警方调查案件。于是，港务局造反派就指派了两名成员来到公安分局，和老汪三刑警们一起对邵金泉进行调查讯问。
邵金泉换了个地方，尽管还是有造反战友在跟前给他壮胆，但毕竟知道了公安局这边还是有警察敢跟造反派碰一碰的，底气就没有先前那么足了，表示愿意配合刑警接受调查。他承认那天晚上上班时是喝过酒的，不过坚决不承认对尚乾珠施暴。这样，讯问进行了三个多小时无果而终。公安局这边在请示军管代表后，决定对邵金泉予以留置，次日再调查。那两个造反派代表表示反对，但见刑警态度坚决，只好勉强点头，说好次日上午9点再次进行询问。
但次日邵金泉并未接受讯问，而是一上班就被港务局派来的人把他接回去了。此为何故？原来就在当天傍晚，一个名叫梁国民的有过盗窃前科的小偷在销赃时被分局刑队的便衣警察拿下。连夜讯问，梁国民交代他所销的六双新胶鞋就是在港务局尚乾珠所供职的那个作业区办公室盗窃的，而作案的日子和班次，恰恰就是在尚乾珠被强奸的那个时段。
梁国民交代说，他因为曾在港务局做过临时工，所以很熟悉装卸作业区的情况，最近听说港务局搞“文化大革命”弄得有点混乱，就想乘乱行窃。那天晚上，他避开巡逻人员的监控，接连过了两道哨卡，潜入货场外侧的作业区办公点。根据计划，梁国民是准备潜入货场盗窃货物的。可是他在企图过最后一道哨卡时遇到了障碍，这个障碍就是邵金泉。那邵金泉在灯火通明的门卫室里一边喝酒，一边听收音机里的样板戏，梁国民等了一会儿，见邵金泉没有收场的意思，心里很是恼火，暗暗咒骂着退到了作业区的办公点。贼不走空，寻思不干一点活儿心里不爽，于是就撬开了劳保用品仓库，盗窃了六双胶鞋、两件雨衣和一包手套。由于搞运动弄得一片混乱，作业区那边竟然一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发现劳保用品被盗。梁国民说他本来打算把赃物运出去放一放后还想进来偷一趟的，可是就在他拿了赃物离开仓库时，从作业区货场那边传来了叫声——尚乾珠被施暴的案子发作了，于是赶紧一逃了之。
当时，汪、杨、许三名刑警并不在分局，但是，承办梁国民这个案子的刑警知道白天分局险些遭到造反派冲击的事情起因，听梁国民如此这般一交代，便马上赶到离分局最近的刑警老许的家里通报了上述情况。老许马上联系了汪、杨两人，三人碰头，经过一番紧急磋商后，当即前往港务局的那个装卸作业区对梁国民所交代的地形进行了实地测试。这样，从时间上来推算，从梁国民离开邵金泉执勤的门卫室外到撬开仓库后窗作案后离开仓库的这段时间，不够邵金泉离开门卫室去发生强奸案件的那个货垛去作案的时间。因此，应当将邵金泉的作案嫌疑排除。
这样，邵金泉就被放了出来。
刑警对梁国民突然发生了兴趣，寻思别是这主儿的交代有问题，他完全有可能先是潜入作业区货场区域伺机盗窃未获，这时下雨了，就钻到一边去躲雨，正好撞到尚乾珠也过去躲雨，于是就乘机下手作案了。作案后，梁国民逃出了货场，而这时货场里正是一片混乱查缉强奸案犯的当儿，由于梁国民是盗窃惯犯，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于是就乘作业区办公点这边无人注意的当儿，乘机下手行窃。这样考虑着，刑警就跟港务局那边联系，要求对方提供案发那天晚上那个货场的到货、贮货情况。一看货单目录，都是些工业大件货物，不适合给小偷作为赃物盗窃的。联想到尚乾珠所说的“散发着酒气”，刑警又去梁国民所在的里弄进行了调查，证实梁国民喜欢喝酒，每天傍晚会在家门口放张小桌子，喝上二三两“熊猫大曲”。这样，对于梁国民的怀疑就更加深了一层。
刑警考虑到梁国民是个有过前科的惯犯，不适宜立马讯问，商量一番后决定再去找受害人尚乾珠谈谈，看她是否还能提供些有利于侦查的细节。这种调查有点特殊，刑警还是带上了治安科的女警黄慧菊。
老许、老汪和黄慧菊三人前往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按照通常惯例，先是跟医院保卫科取得联系。医院保卫科在尚乾珠入院前，就已经接到警方的通知，答应对尚乾珠多加关照，切实保护其人身安全，部队办事认真，他们为此特地将此事落实到了尚乾珠所住的病区。因此，刑警对于尚乾珠的安全是放心的，可是，当他们走进尚乾珠所住的内科病区病房时，却发现那里竟然已是人去床空！
咦！人哪？刑警倏然一惊，急忙向护士打听，却又是一个意外：尚乾珠已经转往妇产科了！为什么要转科呢？因为发现尚乾珠怀孕了。尚乾珠是已婚妇女，怀孕乃是一桩正常事情，所以，医院保卫科没有向警方通报这一情况。刑警也没有觉得有什么奇怪的，于是就让黄慧菊打头阵先去妇产科探探路子看。
黄慧菊过去一看，尚乾珠马上认出了她，也不问黄怎么出现在医院里了，而是兴奋地告诉她说她怀孕了，因为自己以前曾经流过产至今未生育过，因此为保胎就转到妇产科来了。黄说这反而倒好了，你用不着装病人了，确实是需要静养的。
尚乾珠结婚已经三年，怀孕过两次，但每次都在三个月时流产了，第二次流产后就落下了内分泌失调的毛病。因此，这次怀孕也没有引起注意，直到伪装病情住院后在医院进行例行体检时才发现，医生根据她所叙述的生理情况推算，她怀孕大概已有十五周，现在留心一点观察已经可以发现腹部微微隆起了。
黄慧菊对尚乾珠说，我是和另外两位同志一起过来的，一来是探望你，二来是想再跟你聊聊，想再了解一些情况。说到这里，忽然从门外闯进来一条大汉，五大三粗，肌肉发达，长相粗鲁，说话又响又粗，他听到了黄慧菊的最后一句话后喝问道：“你这个女人是什么人？你找我老婆干啥？你想了解什么情况？”
原来，这个大汉是尚乾珠的丈夫林春平。尚乾珠两次流产使他们夫妇和夫家长辈都大为沮丧，因为他们都希望早日有个孩子。尽管是“文革”时期大破四旧，但她的婆婆还是偷偷去郊区乡下一座已经被“破四旧”破掉后改为小学的什么娘娘庙烧过香磕过头。因此，这次她怀孕后，丈夫全家都非常激动，公公婆婆特别指定林春平必须天天去医院给尚乾珠送营养菜。此刻，林春平就是来给尚乾珠送营养菜的。尚乾珠上夜班时被人强奸一事，对家里人自然严格保密，否则，丈夫还不是闹一个天翻地覆？此刻，林春平的突然闯入，令尚乾珠措手不及，一张脸顿时惊得一瞬间失去血色，苍白如纸！林春平看到觉得极为心疼，于是上前来动手就推黄慧菊，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
声音惊动了隐身于对面开水房里的许、汪两人，赶紧过来，一看林春平粗鲁，便喝道：“我们是公安局的，你别动手，有话好好说！”
林春平停止推搡，声势却是不减，喝问你们来找我老婆干啥？刑警说是外调，林春平不由分说道什么外调里调的，我老婆现在生病住院，保住肚子里的胎儿是头等大事，你们给我滚！不识相，老子揍你们一个落花流水信不信？
这种蛮不讲理的人，刑警当然遇到过的，他们有的是对付的法子，可是此刻却无计可施，因为他们必须充分顾及尚乾珠的名誉，因此，无奈之下只好退出病房，寻思你这汉子总不见得整天守着老婆不离开吧？我们明天再来好了。
当时，谁也没有料到，只过了一天，就又爆出了一个大大的意外！
六
次日中午，刑警老汪、老许和老杨正在办公室商量下午要叫上黄慧菊一起去一趟长海医院的时候，忽然从外面一阵风似的闯进一条大汉来，二话不说，胳膊只一撂，一张写字台就倾翻了；跟着，他抓起一把椅子就砸向一旁的文件橱。三人大惊，以为撞上了疯子。老许定睛一看，认出来人乃是尚乾珠的丈夫林春平，便大声喝着让他住手。
林春平像红了眼似的，只管猛砸。三刑警遂一起上前奋力制住他，这时其他办公室的警察闻声而至，相帮劝住了林春平，强按他坐下，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要到公安局来搞打砸。
原来，上午尚乾珠在医院又流产了！林春平正在家里准备营养菜要替妻子保胎，接到医院的电话，顿时大怒，马上把原因归咎于是昨天刑警去医院找尚乾珠外调受了刺激，于是也不问老婆是死是活如何个情况，马上骑了自行车径直来分局找刑警问罪。当下，林春平把情况一说，心疼至极，高高大大一条汉子，竟然哭倒于地，爬起来又要砸东西，被几个年轻力壮的警察制住。
刑警正要向林春平作安慰解释时，接到了长海医院保卫科打来的电话，又获得了一个意外消息：尚乾珠流产的那个15周的已经成形的死胎，竟然是一个周身漆黑的黑人！
接电话的老汪蓦地一惊，顿时蒙了，寻思怎么弄一个黑胎儿出来了？他定定神儿，马上要求对方将“东西”暂时保存好，这边马上赶去。
三刑警带着女警黄慧菊前往长海医院，路上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大胆的猜测：很有可能那个胎儿是那个强奸案留下的，这么说，那个作案的歹徒竟然是一个外国人？
四人赶到长海医院后，黄慧菊当即去看望尚乾珠，见她身体和精神都尚好，就询问了一些相关情况。许、汪、杨三人则向医院的妇产科医生了解相关情况。长海医院是军队医院，妇产科不是其强项，医生出于慎重，就建议刑警联系上海妇婴保健医院的妇产科专家前来一起鉴定。刑警采纳了这一建议，报告分局获准后，随即由分局派车前往上海市妇婴保健医院接来了两名业已“靠边”正在接受监督劳动的留洋妇科专家。
当时还没有DNA亲子鉴定技术，所以，只能凭理论和经验对胎儿的产生进行科学分析。最后，得出结论：不排除是黑人与尚乾珠的性接触后产生的胎儿的可能性。
根据专家建议，刑警又请医院方面以了解胎儿流产原因为名，对尚乾珠的丈夫林春平进行了精子情况鉴定，证实林春平的精子属于先天带病基因，这也是尚乾珠之前两次流产的一个原因，当然，尚乾珠本人生理方面也有问题。但无论怎么说，以林春平的精子情况看，他和尚乾珠是不可能产生一个纯黑色的胎儿的。
那个黑色胎儿，应刑警的要求，被装入灌满福尔马林液体的玻璃瓶子后，封存于医院的标本室橱柜里。
这个案子，由于这一变故而不得不惊动了分局刚上任的军管组正组长。这位正组长是部队的一个团政委，跟副组长王振江是老乡，两人一度还搭过班子，所以互相之间不但能够说上话，还能了解彼此的思想情况。因此，他对于王振江着手抓这个案子的动因是完全理解的，这就为两人形成同一条思路而奠定了基础。两位领导分析了案情，考虑到当时的政治形势，凡是黑人都是一律称为“黑人兄弟”，乃跟中国人民并肩对抗帝国主义的亲密战友，所以必须慎重再慎重。因此，最后决定报告军管会后请求将保存的死胎送往北京一家科研机构进行精密鉴定，先弄清楚是否是黑人留下的种。
鉴定结果很快就出来了：可以认定死胎具有黑人基因特征。
于是，上级就要求把这个案子查一个水落石出。这一任务还是交由汪、许、杨三人去完成，三刑警于是迅速调阅了案发那天的外轮到港记录，发现确实有一艘在巴拿马注册登记的7000吨远洋海轮“卡普利特”号到港，在尚乾珠所供职的装卸作业区停泊至次日早晨6点离港。当时该轮提供的船员资料显示，这条船上有七名船员是几个不同国籍的黑人。
除此之外，再也没有任何资料了。刑警犯愁了：就凭这点资料，能够侦破这样一起时过境迁了的复杂刑事案件吗？“卡普利特”号早已在7月上旬发生案子的数小时后离开上海港，当时是开往香港的，后来又驶往何处那就不清楚了。当然，目前该轮在哪个港口是可以查明的，可是别说知道“卡普利特”号此刻在哪个港口了，退一万步说，如果该轮此刻就是再次来到上海港，刑警又怎么查法？作案者完全可以来一个矢口否认，这边又能拿出什么证据呢？尽管有那个黑胎儿标本似的泡在福尔马林药水里，但却无法证明这跟“卡普利特”号上那七名黑人船员中的一个有关。
刑警对此真是犯了愁，他们不知举行了几次案情分析会议，也不知走访过多少本行业中“靠边”或者没有“靠边”的经验丰富的“老法师”，可就是无法拿出一个行得通的主意。他们的一身刑事侦查本领，此刻受着“卡普利特”号是外国海轮的牵制，一点也发挥不出来。
与此同时，刑警还想到了那个已经证明是蒙受冤屈的青年工人董维良，向领导提出此人应予释放。领导表示同意，让承办员跟港务局方面联系请单位派人去接董维良出狱。这是当时的一种规矩，对于像董维良这样的对象，这同时既是一种表明无罪平反的信号，也表明单位是认同这种行为的，对于董维良释放后的正常工作和生活都是大有好处的。可是，由于权力已经集中到了造反派手里，他们对于这个问题态度暧昧，不肯派人接董维良出狱，认为这有点自己打自己耳光的尴尬。这样，董维良就还得在上海市第二看守所待下去，刑警只能尽自己最大的同情心照顾他，于是就给看守所方面打了招呼，请所方安排董维良做“外劳动”。这是看守所对于所内从事杂役劳务的人犯的一种照顾，“外劳动”能够有一定的活动范围，还能吃得好些，而且，在精神方面是一种暗示，因为只有即将获得从宽处置的人犯方能有资格做“外劳动”。
时间一晃就是半月过去了，正当刑警这边长吁短叹苦思无法侦破案件的时候，一条新的线索就像天上掉落下来馅饼似的掉落到了他们面前！
这还要从受害人尚乾珠说起。尚乾珠流产后，由于年纪轻体质好，加上医院方面的精心护理和自己加强营养，恢复得很快。由于案情已经清晰，她也就没有必要再在医院待下去了，她自己也觉得住院憋得难受，还是上班合适，于是就决定出院上班。尚乾珠本人给单位打电话，执掌大权的造反派不予理睬，于是转向刑警提出。刑警就去港务局跟造反派联系，那边也是一副爱答不理的样子。
交涉之中，尚乾珠已经自行出院，知道单位对她的反应后，大为恼火，便向刑警提出她索性换一个单位算了，反正她到这个单位也是没多久的事儿，于同事于岗位都还没有产生依恋情感。本来这已经不是刑警的工作范围了，可是刑警这边考虑到尚乾珠的具体情况，还是给予照顾，就由他们出面跟港务局方面交涉。港务局造反派对此倒无二话，马上表示同意，让尚乾珠自己挑选一个单位。尚乾珠并无特殊劳动技能，决定去另一个装卸作业区，还是当清洁工。
尚乾珠办好手续后，就去单位收拾东西，她这个岗位也无所谓交接不交接，把自己更衣箱里的东西理一理拿走，退掉饭菜票就可以离开的。线索，就是在尚乾珠收拾更衣箱时无意间冒出来的：尚乾珠在更衣箱底层一角的一套沾满泥泞肮脏不堪的工作服口袋里发现了一块手表！
这套工作服，就是尚乾珠当初遭受不幸后留下的。那天晚上她被人强奸后，由另外两名女工陪同着来到工具间兼休息室，换下了那身沾满了泥水的工作服，当时匆忙间把这身工作服扔进了更衣箱底层角落。此后，尚乾珠一直处于非正常状态，再说确实也不愿意重触那根神经，所以就一直没有去碰那些衣服，直到现在才动。这一动，发现工作服的上衣兜里有一块已经停摆的手表。尚乾珠的思维神经在发现手表的一瞬间就像触电似的倏然一抖，头脑里蓦地跳出其实已经被深深刻在大脑角质皮层上但却从未想起过的一个记忆：当初她被强奸后，那个歹徒往她的衣袋里塞了一件东西。现在看来，这件东西就是这块手表了。
尚乾珠二话不说，马上给一直跟她保持着联系的分局治安科女警黄慧菊打了电话。半小时后，一辆吉普车载来了老汪等三名刑警和黄慧菊，立刻作笔录，拍摄照片。然后，去南京路钟表店铺请师傅对手表进行鉴定。这是一块1960年出厂的“英纳格”男式日历表，打开底盖，发现反面镌刻着一行英文“Kidal”，下面是日期：14.3.1961。鉴定师傅告诉刑警，这英文字母应当是手表最初主人的姓名，下面的日期则可能是购买这块手表的日期，按照外国人的习惯，很有可能就是手表主人的生日。所以，这应该是一块生日纪念性质的手表。
刑警返回分局后，从卷宗里拿出“卡普利特”号的船员资料一对照，发现这块手表上镌刻的英文字母跟一个被翻译成中文“基达尔”的船员的姓名完全一致，不禁大喜！看来手表是这主儿的。再看资料上对于该船员的介绍：基达尔，1930年3月14日出生于马里，英国国籍，“卡普利特”号二等水手。又看了照片，分明是一位黑人。
三刑警暗喜：有了，多半就是这家伙作的案，至少也跟其有关！
可是，即使到了这一步，对于如何跟基达尔当面打交道还是没有办法。刑警商量了一阵，忽然产生了一个思路：“卡普利特”号最近是否还会来上海？或者中国内地的其他港口？这个，是可以查得到的。于是就通过有关部门查阅了外贸计划资料，得出的结果令人大喜：就在八天后，“卡普利特”号将再次来到上海港装运小麦。
进一步研究，刑警又想到了一种可能：当时发生这起恶性案件后，港务局方面并未向所有货轮作过要求协查的通报，这是否会使那个基达尔造成一种错觉，以为尚乾珠当时哭叫过后，并未对该案进行追究？联想到基达尔把一块手表塞进了受害人的衣兜，他是否会认为这次来沪还有机可乘？
于是，刑警就制订了一个方案：待“卡普利特”号再次来沪时，港务局方面还是将该轮安排在上次那个作业区装卸货物，还是安排在夜班接班后不久完成作业，还是安排在尚乾珠的那个班上，而尚乾珠，则暂不调离那个作业区，还是在靠近码头的货场上打扫。如此精心设计一个圈套，按照犯罪心理学规律，洋歹徒很有可能会因此而上钩。届时就能来一个抓现行，使其无话可说，不得不承认上次的作案事实。
这个计划得到了上级的批准，可是，在跟港务局造反派联系时，却遭到了刁难。于是，就通过市革委会政法指挥部予以协调，造反派方面松了口，但要求届时他们也派人参加蹲守。公安局方面同意了这一要求。
八天后，“卡普利特”号如期抵达上海港。该轮递交的船员资料中，基达尔的名字赫然在目，刑警暗喜：这说明这主儿还没有意识到自己上次的犯罪劣行已被察觉，这就多半可能会再次产生犯罪念头的。于是，就按照预先制订的方案作了精心安排。
“卡普利特”号是在这天晚饭后开始装货的，守候在码头上的刑警通过望远镜发现，由于灯光所产生的效应，船员舱室靠近码头一侧的一个舷窗口不时闪现望远镜向码头上观察的反射光，这说明可能有戏。于是一切都按照预定的计划进行，尚乾珠在午夜时分准点上班，然后和往常一样出现在靠近码头一侧的货垛间进行打扫。同时，码头通往作业区的边防警察岗哨故意出现了松懈假象，以使歹徒产生有机可乘的念头。
凌晨1时20分，尚乾珠按照刑警的安排来到一个货垛后的一辆上有油布的手推车那里，坐下休息，故意打盹。不一会儿，监视着动静的刑警就发现一条黑影敏捷地翻越了隔离栅栏，朝货垛这边飞快地蹿来。黑影迅速找到了尚乾珠所待的那个位置，扑向斜倚在手推车上的尚乾珠……
一声哨响，灯光倏然大亮，蹲守着的警察和配合行动的工人从四面八方冲了出来。特地安排好的两名摄影师手中的照相机闪光频频闪烁，在胶卷上留下了洋歹徒作案的铁证。
可是，令人惊奇的是，当场被拿下的这个洋歹徒却并非是黑人船员基达尔，而是一个瘦高个子的白人小伙。一位精通英语的外事警察用英语询问之下，得知这主儿名叫勒斯腾，荷兰国籍，是“卡普利特”号上的一名水手。怎么来了这主儿？上次那个犯罪嫌疑人基达尔呢？
这个问题在当场对勒斯腾的讯问中获得了答案：原来，诚如刑警所估料的，那个基达尔在上次作案后，见中国警方根本没有将侦查触角伸到他所在的“卡普利特”号上，不禁心存幻想，想再次到达上海后，第二次对受害人实施作案。基达尔还把这事向哥们儿勒斯腾透露了，引起了后者的兴趣，于是，两人就议定今晚再度作案，对尚乾珠实施轮奸。勒斯腾潜入作业区时，基达尔也已经下了船。估计由于听到了声音而又逃回去了。
刑警于是根据勒斯腾的口供和基达尔的那块手表，依法传讯了基达尔。这个肤色漆黑的歹徒对于上次的作案供认不讳。
中国方面对于该案进行了不公开审理，基达尔被以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驱逐出境；勒斯腾由于犯罪未遂且交代态度好，免予刑事处分，驱逐出境。
67年上海就有电视转播大会，里弄邻居就能看到，，上海电视普及率真不错:)
如果被害人不怀孕，那案子可能还破不了呢。
这个结果，应该超出当时的想象了
如果现在这样处理，估计舆论过不了关。
黑鬼，就是管不住裤裆。
想起了娄婧
想起了娄婧
强奸和通奸还是不一样的。
强奸和通奸还是不一样的。
特殊年代 特殊事件 公安月刊《啄木鸟》2007年第6期
《尘封档案》几乎篇篇精彩， 红色信念 发在这里真的是劳苦功高，感谢不尽！
黑皮鬼，白皮猪都不是好东西
三
胡朝阳真的写了一份函件，反映了董维良的冤情，请求市革委会政法指挥部对此进行调查。信写好后， ...
楼主辛苦了。
感谢分享。
胡朝阳真的写了一份函件，反映了董维良的冤情，请求市革委会政法指挥部对此进行调查。信写好后， ...
楼主辛苦了。
感谢分享。
这案子的确是超出了当时办案民警的想象了
jun0619 发表于 2013-5-25 14:50
如果现在这样处理，估计舆论过不了关。
记得很久之前视频里打那个外籍的当街想强奸的那个傻逼，
如果现在这样处理，估计舆论过不了关。
记得很久之前视频里打那个外籍的当街想强奸的那个傻逼，
楼主辛苦了，左派文革余孽现在还在网上老是说什么文革期间是最平等最自由最安全的时期，现在又被被打脸了，公检法都被搞烂了哪还有什么安全保障。犯不犯罪全看造反派的态度，完全就是胡乱来。
铁血十字 发表于 2015-7-12 14:29
记得很久之前视频里打那个外籍的当街想强奸的那个傻逼，
那个当街临幸四等人的一等人，小道消息说无罪释放了？
铁血十字 发表于 2015-7-12 14:29
记得很久之前视频里打那个外籍的当街想强奸的那个傻逼，
那个当街临幸四等人的一等人，小道消息说无罪释放了？
呀咩喋……噢吔 发表于 2015-7-12 15:15
那个当街临幸四等人的一等人，小道消息说无罪释放了？
强奸未遂一般不判吧，不过狠揍了一顿~
那个当街临幸四等人的一等人，小道消息说无罪释放了？
强奸未遂一般不判吧，不过狠揍了一顿~
我记得有个段子是这样 某中东驻北京大使寂寞难耐便伙同司机从街上绑回个少女
正欲办好事，该少女自报身份为柬埔寨高官子女大使听闻无奈送回，后续
柬埔寨考虑对外关系故决定不追究
正欲办好事，该少女自报身份为柬埔寨高官子女大使听闻无奈送回，后续
柬埔寨考虑对外关系故决定不追究
一律称为“黑人兄弟”，乃跟中国人民并肩对抗帝国主义的亲密战友，所以必须慎重再慎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