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非常涉外扒窃案

本文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08年第8期

非常涉外扒窃案

文　徐漫


1957年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元帅应邀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方面事先进行了大量接待准备工作，其中包括对伏帅准备访问的城市的治安整顿。殊不料，就在苏联贵宾即将抵达中国的数日前，已被定为访问城市的上海市忽然发生了数起专门盯着苏联以及东欧国家外宾下手的扒窃案件。
　　发生于这个敏感时段的系列涉外扒窃案的背后隐藏着什么？是别有图谋还是一般的刑事犯罪？这，需要公安机关迅速予以侦查后交出答案。于是，一场限时限刻、具有特殊意义的无声战斗打响了……


一

　　1957年4月8日，上海。
　　晚上8点40分，一辆黑色伏尔加轿车从著名的外白渡桥南侧桥堍畔的苏联驻上海领事馆内驶出，沿着外滩的中山东一路疾驰片刻后，拐上了福州路。这辆轿车前面两侧那对闪烁着金属光亮的旗杆上，飘晃着一面小小的由镰刀、锤头和闪耀星星组成的红旗，表明这是苏联驻华领事馆的轿车。在那个轿车稀缺的年代里，如此一辆轿车招摇过市，足可吸引沿途几乎所有市民的注意力了。
　　黑色伏尔加轿车驶至位于福州路185号的上海市公安局大门口停了下来。上海市公安局这边显然已经接到过苏联领事馆方面事先拨打的电话了，警卫当即放行。但伏尔加轿车在驶进里面的大院停下，让里面的三位苏联男子下来后，即被警卫示意退出大门，在马路对面泊车等候。
　　从车上下来的三个苏联男子，一律西装革履，气度不凡。但若仔细打量，就会发现其中一个酒糟鼻子的中年人的神情似乎有点蔫。
　　这三位苏联男子随即被引领进入了底楼的一间会客室，两个外事警察招呼他们坐下后，其中一个用俄语客气地开腔道：“三位苏联同志，你们好!请问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从电话中听说有一位索洛也夫同志似乎遭遇到什么不愉快的事情了？”
　　那个神情有点蔫的男子点点头：“警官同志，我就是索洛也夫，我的钱包被人偷了!”他一边说着，一边掏出护照递给警察检查。
　　警察看了护照，随手在本子上记下了姓名、号码，然后问道：“钱包被偷了？里面有些什么物品？”
　　索洛也夫于是一五一十地把情况陈述了一遍——
　　索洛也夫是莫斯科民用建筑设计院的高级工程师，四个月前受沈阳市邀请，前来中国指导建筑业务工作。一周前，索洛也夫的指导工作结束了，东道主根据事先约定，为他提供了一次游览北京、西安、南京和上海的机会。本来，东道主是要派人陪同的，但索洛也夫为了减少中国方面的开支，可能还有独自行动自由的想法，婉拒了这个提议。于是，这位四十岁的苏联工程师告别了东道主，从沈阳来到上海。根据计划，他准备在上海逗留一周后，前往南京、西安游览，然后到最后一站北京市，游览中国首都后从北京返回莫斯科。
　　索洛也夫抵达上海后，从北火车站乘坐出租汽车来到了由沈阳方面替他预订的位于外滩附近的和平饭店下榻。入住后，索洛也夫洗了个澡，然后睡了一觉，醒来已是5点多钟。索洛也夫还是第一次来上海，不免对这个举世闻名的东方大都市心存向往，于是出了饭店大门，朝西藏路方向信步而行。不一会儿来到了国际饭店前面，这幢建筑物当时是上海、也是全中国最高的楼宇，是外地人到上海后必须要去看的一个景点。索洛也夫来自海外，对这种二十四层建筑物自然不放在眼里，但他在苏联听说这家饭店的烹饪技艺非常好，于是就决定去品尝一番。
　　索洛也夫在国际饭店吃了一顿美餐后，出得门来，原是想叫一辆出租汽车返回和平饭店的，但是，当时上海的出租汽车很少，尤其是一到晚上，马路上更是难得一见，于是他只好打消念头，还是以步代车，慢慢地往回走。走得没多远，看见西藏路口的上海最大的第一百货商店还在营业，突然产生了兴趣，于是就进去，从底层卖自行车的地下室开始，一层一层走着看着，一直看到四楼的乐器柜台。
　　乐器柜台那里正在接待几位顾客，他们要购买手风琴，却又不会摆弄。索洛也夫能听懂简单的汉语，当下连看带猜立刻明白了情况。正巧他于手风琴算得上是一个行家，于是主动热情地为他们挑选，还拉了几首曲子试音。那时候正是民间称颂中苏友谊的黄金时期，中国老百姓通常都把苏联人尊为“老大哥”，当下那几位顾客对索洛也夫甚是感激，其中一位见“老大哥”胸前挂着照相机，便提出要跟老大哥合影。索洛也夫自然点头，于是就请营业员替他们拍摄了一张。索洛也夫还请合影者留下了地址，说他回国把照片冲洗出来后寄给他们。
　　这么一折腾，索洛也夫的情绪兴奋起来了，离开第一百货商店后没有直接返回和平饭店，而是去了外滩。上海外滩当时被称为“万国建筑博览会”，聚集了20世纪世界多国各种风格的建筑物，这对于索洛也夫这个建筑专家来说，自然具有非同一般的吸引力。他在黄浦江一侧的江堤上转悠着，不时举起照相机拍摄相隔一条马路之遥的那些建筑物。
　　忽然，索洛也夫发现有路人朝他指指点点，初时并未在意，渐渐感到似乎不对头，于是顺着对方的目光所视方向检查，一看之下，不禁大吃一惊：他肩上挎着的那个鲨鱼皮挎包的侧边不知何时已经被割开了一道大约三四寸长的口子!
　　索洛也夫连忙拉开拉链检查，这个挎包里面还有夹层，夹层口袋里放着的护照还在，他松了一口气。但是，夹层外面的钱包已经不翼而飞了。这个钱包里，有索洛也夫这次旅行随身所带的全部现钞，大约有3000多卢布、1000元左右的人民币。
　　当时的苏联卢布是一种很坚挺的国际货币，和人民币的兑换比值大约在1卢布兑换3元多。3000多卢布相当于大约10000元人民币，加上那1000元左右的人民币，在1957年的中国，那实在是一笔数额巨大的款子了。而丢失了这样一笔款子，即使对于经济收入不算差的索洛也夫，那也应该说是一个不小的损失了。而且，最重要的问题是，索洛也夫没了这笔款子，就无法再继续进行旅行，不但在上海的食宿成了问题，而且连回国的旅费也没有了。
　　索洛也夫还是第一次来中国，不知这应该怎么办，顿时急得满头冒汗。围观的上海人中有见过世面的，便给索洛也夫出了个主意：苏联驻上海领事馆就在咫尺之遥的外白渡桥南侧桥堍那边，你可以去向你们的领事馆求援。
　　索洛也夫接受了这一建议，于是便去了苏联驻上海领事馆。
　　苏联领事馆的官员此刻已经下班了，但是一听索洛也夫发生了这种事情，还是立刻接待了他。领事馆的一位官员让索洛也夫把事情的全部过程一一叙述后，说这事发生在上海，得向上海市的公安机关报案，请求中国警方予以立案侦查，追回赃物。
　　苏联领事馆这边于是立刻往上海市公安局黄浦分局打电话联系报案事宜。黄浦公安分局告诉打电话的这位领事馆官员，说根据规定，在上海市范围内发生的所有涉外刑事案件都得由上海市公安局直接受理报案，然后视案情统一布置侦查。这样，苏联领事馆这边就往上海市公安局打了电话。市公安局值班室接听电话的警官让苏联失主本人亲自前往市公安局正式报案。这样，索洛也夫就由苏联领事馆的两名官员陪同来到了上海市公安局。
　　接待索洛也夫的警察听他如此这般作了一番陈述后，立刻制作了一式两份中文笔录。由随同索洛也夫来的那两位官员将内容直接向索洛也夫翻译后，索洛也夫认为没有出入，于是就签下了姓名。
　　至此，索洛也夫完成了报案程序。外事警官对索洛也夫说：“这个案子我们可以立案侦查，一俟突破，将立刻向苏联驻上海领事馆通报，请领事馆方面向您转告。”
　　值班的两名外事警官对索洛也夫报案情况作了详细记录，根据当时的相关规定，这种扒窃案件不能列入类同命案那样的特急案件范围，本来他们可以留待次日交班时再报告，但考虑到案值巨大，所以，还是立刻将情况向局值班领导作了汇报。
　　局值班领导闻讯，吃惊不小，这倒不是仅仅由于案值的原因，而是他对此案件感到奇怪：在即将过去的一天里，这种涉外扒窃案件竟然已经发生了三起，而且受害者都是清一色的苏联人!
　　前两起案件，是这天中午12点半和下午3点20分接到报案的，失主分别是苏联基辅市来上海探亲的女医生伊琳娜和苏联援华船舶专家柯切托夫。这两位都是在游览南京路时不知不觉被扒手下了手，伊琳娜所携的坤包像索洛也夫的皮包那样被划了道口子，钱包不翼而飞，幸亏损失不大，不过100多元人民币；柯切托夫的钱包是放在茄克衫的口袋里被扒手直接叼走的，钱不到100元人民币，但他那援华专家证却同时被窃了。这两位在发现失窃后，当时就找了正在马路上执勤的交通警察，在交警的指点下，直接去市公安局报了案。
　　如果没有晚上发生的案值巨大的索洛也夫失窃案，也许还不会引起警方的特别注意。但是，索洛也夫案一发生，这位尽管不是抓治安刑侦工作，但已经了解白天发生的那两起涉外扒窃案件情况的领导，还是感到奇怪并且吃惊。这是因为，他是市局党委参与制订市局内部文件《关于加强苏联伏罗希洛夫元帅访华期间安全保卫工作的决定》的领导之一，是了解伏罗希洛夫访华背景的。
　　关于伏罗希洛夫访问中国的背景，是这样的：1957年1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向伏罗希洛夫发出了访问中国的邀请函件，该函件全文如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敬爱的伏罗希洛夫同志：
　　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热烈地邀请你，敬爱的主席同志来我国进行访问。我深信，你的访问必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我们两国之间的亲密合作和伟大友谊。如你同意，请将你认为合适的访问日期，通知我们。我和全中国的人民以十分愉快的心情期待着你的光临。
　　谨向你致最崇高的敬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1957年1月6日于北京


　　伏罗希洛夫在收到毛泽东的上述邀请函件后，于1957年1月18日复信毛泽东，信中说：“我怀着感激的心情接受您的邀请。如果您方便的话，我准备在1957年4月15日至5月5日期间访问兄弟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由毛泽东主席亲自出面邀请一位外国人来中国访问，被邀请的又是当时与中国关系最为密切的“老大哥”苏联的最高国家领导人，不难理解，这应该是一次何等重大的外事活动。为此，从中央一直到各个将被伏罗希洛夫元帅访问的城市，都是特别重视此事。中共上海市委还特别为此举行了常委会议专门讨论如何做好安全保卫和接待工作。上海市的各相关机构与部门也多次开会研究具体事宜，作为唱安全保卫工作重头戏的上海市公安局自是格外忙碌。
　　正因为如此，所以，今晚担任值班总负责的这位局领导面对着一日三起都是针对苏联人的扒窃案件这一情况，感到吃惊，暗忖这不知是偶然巧合还是故意而为。他正在办公室抽着烟紧拧着眉头考虑着时，门口的警卫打来电话报告有市委领导前来检查工作。
　　来的这位领导，是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柯庆施。柯庆施在上海主政时，有时喜欢出其不意搞微服私访，亲自下基层检查工作，常常把下面的头头脑脑弄得狼狈不堪，有的甚至为此还丢了乌纱帽。当时上海的一些干部用沪语给柯大书记的这一举措起了个名字叫“闸差”，意即用“突然袭击的方式检查基层领导是否在位忠于职守”。
　　这天，柯庆施可能出于对伏罗希洛夫访华期间上海市的安保工作的关心，晚上突然来上海市公安局“闸差”了。轻车简从，就一辆吉普车，两个警卫(兼司机)一位秘书。这个秘书，就是后来在“文革”中显赫一时的“四人帮”之一的张春桥，当时他担任柯庆施的政治秘书。
　　在中共高级干部中，柯庆施是出了名的“冷面书记”，柯书记面对下属时，脸上难得露出微笑，说话也简而又简。这天因为有张春桥陪同，所以跟市公安局的值班领导的对话主要是由张春桥进行的。柯庆施要了解的是关于伏罗希洛夫访问时的安保准备工作，所以，这位公安局领导也就如实汇报了一番，顺口就把当天一日三次受害者都是苏联人的扒窃案提了提。柯庆施当时听着也没有吭声，很快就离开了。
　　但是，过了半个多小时，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就匆匆赶到市局来了。原来，柯庆施回去后就此事给黄赤波打了电话，指示对这三起扒窃案迅即进行侦查，务必查清楚是何人作案，为何选中苏联人下手。
　　这样，黄赤波局长自然不可能再待在家里休息了，当下便马上赶到局里，查阅了报案记录后，下令连夜组织专案组对三起涉外扒窃案进行侦查。鉴于这时离伏罗希洛夫访华仅剩一周时间了，所以要求专案组必须在三天之内破获案件。


二

　　被点名参加该案专案组搞侦查的七名侦查员，都是破案高手，三名是市局的，四名来自案发地黄浦公安分局。当他们于午夜时分被汽车接到市公安局时，一个个都很懵懂，不知要接受什么使命。等领导一宣布是侦查一日发生的三起扒窃案时，不禁皆有些惊奇：就为这三起扒窃案子，还要连夜组建市局分局两级侦查员组成的联合专案组？
　　市局领导显然看出了他们的迷惑，就说这个任务应该当做政治任务来看待，同志们务必努力侦查，要求在七十二小时内拿下!
　　干刑警的觉得最发憷的就是限时限刻，因为侦查工作是一种互动，你这边在动，你的对手那边也在动，所以想在规定的时间内破获案件，那是很有一些难度的。被任命为专案组组长的是市局科长孙龙雷，他一听领导规定了时限，就马上说那我们也就不多说了，赶紧分析案情，下手干吧。
　　交代任务的领导是知道侦查工作应该如何做的，当下也就不再啰唆，说那就拜托同志们了，一会儿我让人给你们送些香烟来提提精神，说着就退场了。
　　专案组七人随即就开始分析案情。这七名刑警都是具有丰富经验的侦查高手，参加过各类刑事案件的侦查，其中有三位还以侦查盗窃案件而扬名沪上警界。不过，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时，公安系统对于扒窃案件的重视程度远不如现在，那时通常是把扒窃案件看做“小偷小摸”。当然，确实案值也是不高的，所以没有什么专门的“反扒队(组)”之类，如果哪位刑警被人称为“反扒高手”的话，或许他的刑警同行看他时的眼神就会有点异样：这主儿怎么弄了这么个小儿科的称谓？
　　因此，当时的刑警中还没有反扒方面的专家。专案组七位也是这样，所以，他们的案情分析是按照寻常刑事案件的思路来进行的，大家对一天之内发生在南京路上的三起扒窃案件进行了分析：那位苏联基辅市来上海探亲的女医生伊琳娜和苏联援华船舶专家柯切托夫的失窃情况，那两位失主自己也说不上来，因为他们在南京路上光是走走看看，没有购买过什么东西，冷不丁就发现自己失窃了。唯一能回忆起来的是，他们乘出租车到南京路下来付钱时，钱包都还在的；而当发现失窃时，人还在南京路上，这说明确实是在南京路上被扒手光顾的。不过，南京路这么长，谁知道扒手是在何处下的手？这线索寻找起来难度就大了。
　　相比之下，那位索洛也夫的失窃情况对于侦查工作就显得有价值了：他在国际饭店用完晚餐付款时钱包还在。付款后，他把钱包放回挎包，然后离开了饭店。之后因为没有买过东西，所以也未检查过钱包是否还在。这样，根据索洛也夫的行踪，他的挎包被割钱包失窃的时间，就在晚餐结束付款后至抵达外滩游览时；被窃的地点则在“国际饭店”、“市百一店”和“外滩”这三处中的一处。众人议下来，认为索洛也夫在市百一店逗留的时间最长，所处的地点也最适宜于扒手行窃，因此，基本上可以认定失窃地点就在市百一店。
　　专案组组长孙龙雷于是拍板道：“那我们就锁定在市百一店，大家辛苦一下，明天全体出动前往市百一店去调查。”
　　次日上午，专案组七名刑警一齐出动，前往市百一店调查。
　　孙龙雷和刑警小汪去了四楼，不找别人，先跟乐器柜台的营业员接触。营业员向孙龙雷反映：昨天
　　当这个营业员听说是公安局来调查案子时，目光在孙龙雷和小汪脸上交替扫视：“什么案子？”
　　孙龙雷也看着他：“你打听这干什么？”
　　那个老营业员出身资本家家庭，旧社会时是个吃吃喝喝、进出舞厅的纨绔子弟，结交的人遍及三教九流，因此见多识广，平时人都称他“老法师”。“老法师”在旧社会时跟巡捕房、日本宪兵队以及著名的汪伪“76号”(即汪精卫汉奸政权的“特工总部”)都打过交道，没有吃过一点亏，新社会的警察自然就不放在他眼睛里了。他听了孙龙雷这话语，脸上露出一层神秘兮兮的笑意，客气地说：“哦，这大概是你们的重大机密，我不该这样问的。对不起!对不起!”说着，转身欲走。
　　军人出身的山东汉子孙龙雷还没有弄清这是什么意思，上海人小汪却是机灵角色，情知对方既然这样问，肯定是有点“花头”的，于是上前一把拉住他：“同志，你慢走!话还没说完呢。”说着，一支当时已经算是高级货的“大前门”香烟递到了对方手中。
　　孙龙雷马上醒悟过来了，随即给对方点火，然后把他扯到一旁，小声道：“不瞒你说，我们调查的是一起重大扒窃案件，那个苏联同志的钱包被扒走了，里面的钱还不少呢!”
　　“老法师”悠然自得地吞吐着烟雾，一双眼睛望着孙龙雷，等他说完后，故作姿态地咳嗽了两声，这才缓缓点头，又咳嗽了两声，而后吐出了四个字：“这就对了——”晚上确实有一个外国人在乐器柜台那里替人挑选手风琴，还拉了几首曲子，记得其中有一首是芭蕾舞剧《天鹅湖》里的一段。
　　刑警对于索洛也夫拉了什么曲子不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当时这个苏联人的旁边有多少人？是些什么人？
　　营业员侧着脑袋稍稍一想，说：“当时他的旁边有不少人呢。”
　　小汪问：“‘不少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是三个？五个？还是七八个、十几个？”
　　另一个营业员笑了：“这个，具体究竟是几个人我们当然是说不清楚的，不过在旁边看的人是有好几个，毛估大约在十二三个。”
　　这时，过来了一个五十岁开外的男营业员，问：“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刑警的眼睛里马上露出了亮光，像聚焦灯样地罩住了“老法师”，但之后他就不见下文了。孙龙雷只好冲其连连点头，小心翼翼地问：“你知道这个……”
　　“老法师”打断道：“我不知道是谁偷了钱包，不过，我看见当时有一个可疑的家伙在场。”
　　“啊!”孙龙雷一愣之后随即一阵狂喜，哈，有苗头了!
　　“老法师”向刑警叙述了情况——
　　昨天晚上，“老法师”也在上班。他因为见多识广，人缘又好，加上善于化解营业中随时会发生的各类矛盾，因此通常都安排他做“机动班”。所谓“机动班”就是临时性的代班，万一有营业员碰到急事来不了的，就由他顶班。没有这种情况时，就在店堂里流动，哪里有事就往哪里相帮。这天晚上，乐器柜台斜对面的文具用品柜台岗位空缺，“老法师”就在那个柜台里顶替。当他接待完几位买钢笔的顾客时，看到乐器柜台那里围着一群人，就倚在自己的柜台上冷眼观望。
　　在“老法师”看来，那个苏联人的手风琴拉得并不怎么样，还不及旧社会上海滩酒吧间的“洋琴鬼”。他正听着时，忽然发现一个鬼鬼祟祟的青年在人群里挤来挤去，于是就有点警惕了，他怀疑这家伙是一个扒手。于是，“老法师”立刻暗暗盯住了对方，但由于他是在另一个柜台里，所以看得不大真切，只好留心是否有人发现钱包被窃，但是，一直到人群全部散开，也没有人说失窃了钱包什么的。于是，只好眼睁睁地看着那主儿离开。现在，刑警登门调查，“老法师”于是想起了那个家伙，但是，他得问问清楚，如果调查的不是扒窃案子，那也就不说了。
　　刑警这边听“老法师”如此这般一说，自是如获至宝，于是立刻请“老法师”说说那个鬼鬼祟祟的家伙的长相。
　　“老法师”摇头：“我在另一个柜台里，那个角度是无法看见他的脸的。不过，我听他在挤动时说过一句‘对不起!请让一让’，那是一句地道的上海话，所以他应当是上海人；身高嘛，大约在一米六七左右吧。”
　　专案组觉得这如果算是一条线索，那寻找这个鬼鬼祟祟的家伙的行动就有点玄了。偌大一个上海滩，上哪里去找连长得怎生一副模样也不知晓的主儿？
　　众人正觉为难时，机会突然就出现了：黄浦公安分局的总机接线员接到一个男子的电话，说据他所知，有一个住在广东路上的男青年，姓朱，小名叫“阿三头”，昨天傍晚在南京路扒窃了一个外宾，得到了许多外国钞票，特向公安机关举报。
　　于是就根据这条线索查寻这个家伙，结果很快就从广东路辖区的派出所查到了此人的下落。
　　户籍警出现在专案人员面前：“这个人名叫朱福昌，绰号叫‘阿三头’，是我管段里的。”
　　刑警大喜：“哎，太好了!请你谈谈他的情况。”
　　户籍警于是介绍了“阿三头”的情况：此人大名叫朱福昌，因为排行第三，所以按照上海人的习惯叫法称之为“阿三头”。“阿三头”今年二十岁，小学文化，其父原是工人，当年抗美援朝时积极报名去了朝鲜，作战勇敢立过功，后来不幸牺牲，因此他家是烈属。“阿三头”那时在读小学三年级，他的表现一向不好，胆大包天，调皮捣蛋，专门闯祸，打架时动不动就要拔刀子。但学校因为他是烈士子弟，对其网开一面，没有惩罚过他。后来实在闹得不行了，征得其母亲同意后，于六年级时让他辍学在家，意思就是学校放弃教育了。学校教育不了“阿三头”，家庭自然拿他也没有办法，母亲和上面的两个姐姐对家中的这个唯一的男丁宠爱有加，一向任其作为，于是，最后“阿三头”终于因为交了一班坏朋友而开始沾上了偷扒骗抢的恶习。
　　大约从1954年开始，“阿三头”的名字开始上了派出所的本子。本来，像他这样的情况，是应该送去教养的，但是因为念其父亲为国捐躯一事，警方在处理时难免要动动恻隐之心，于是就一次次地教育宽大，最多有时关上几天吓唬吓唬他。
　　去年，“阿三头”突然失踪。当时，他的家里因为告状的人实在太多，母亲、姐姐头痛至极，加上这小子平时三天两头不回家也是常有的事情，一时也就没引起重视。直到半个月后还是没见到他的影踪，这才着急了，于是到派出所来报案，说“阿三头”失踪了。派出所方面也是直到这时方才弄清楚为什么最近好像感到清静些了的原因。派出所对于“阿三头”的寻找只有一条路走：发函至上海和周边地区的派出所，查询是否有这样一个人被捕或者被害了。最后没有得到任何线索。
　　半年多后，正当其家人以为“阿三头”已经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突然回家了，而且是乘坐了出租汽车回家的，这在邻里间算是一条新闻了。派出所方面闻知后，意识到可能今后他们的工作要忙一些了。
　　果然，之后南京路地区时常会发生一些莫名其妙的扒窃案子，失主全是外地来沪的主儿，也有外国人，报案时往往都是百元以上，这在当时算得上是一个有点惊人的数额了。警方于是怀疑这可能是“阿三头”作的案，看来，这小子所谓的失踪是去外地拜师学艺的，现在回来大显身手了。于是派出所和分局决定联手动他一动，抓到确凿证据后给他一点“颜色”看看。当时所谓的“颜色”，不仅仅是判刑入狱，也可以拘留很长的一段时间，或者送去劳动教养，还可以赏一顶“坏分子”帽子，戴在头上监督劳动。但是，警方抓了“阿三头”几次，都因为火候没有掌握好而被他抵赖掉了，最后因为没有证据，只好放他出来。
　　刑警返回后向孙龙雷一汇报，孙龙雷寻思这个“阿三头”看来十有八九就是扒窃索洛也夫的钱包的主儿了，现在案情紧急，得赶快找到他审一审了。于是立刻往派出所打电话，问“阿三头”现在在哪里。派出所说这个可说不上来，这小子是天上的风、树上的鸟、水里的鱼，随时在动的，曾经专门派人看住他也没看得住呢!
　　孙龙雷说：“不管他在哪里，先去他家搜一搜再说!”
　　当时要搞搜查真是太简单了，不需要任何手续，不是民警也可以进行，别说是正儿八经的民警正式执行任务了。当下几个刑警去了“阿三头”家，一看，那主儿不在，问家人也不清楚其去向行踪。于是按照原计划先搜查。可是一应人员攀上爬下地忙乎多时，没有任何收获，连一个空空如也的破钱包也没有搜到。
　　这样，刑警的思路又回到了寻找“阿三头”这上面了。分局刑警队情报组的那几位受命暂时把各人手头的活儿先往旁边放一放，一齐出动去查摸线索。“阿三头”家的亲戚处一一查遍，最远的长途电话还打到了浙江德清县“阿三头”的老伯家，都说跟“阿三头”本人已经多年没有接触过了。
　　孙龙雷坐镇设在黄浦分局内的专案组本部，不断向四方八面打电话询问查询结果，一直到下午2点也没有任何消息，急得满头大汗。
　　就在这时，传来了一个消息：黄浦分局刑警队情报组的一名刑警查摸到了一条线索，据“阿三头”家所住那条弄堂的传呼电话间的阿姨说，昨天晚上大约8点钟左右传呼电话正要结束营业时，“阿三头”曾来电话间打过电话，她在旁边听见“阿三头”用那种令人听了顿觉肉麻的声音叫着“娟娟”，跟一个姑娘通电话，好像是听说要到松江去“白相”。
　　专案组刑警顿时振奋起来：昨天晚上8点？那时案子已经发生了，这小子别是弄到了钱后，约上那个叫“娟娟”的姑娘去外面游山玩水了？几个人一商议，当即决定去松江查线索。
　　孙龙雷下令：开一辆越野车，去四个人，一定要把“阿三头”逮回上海!
　　刑警老许受命带着三名年轻刑警驱车前往松江。到了松江，按照老规矩先去当地公安局联系，取得协助。不料刚到那里，上海的电话已经等着他们了：“阿三头”已经返回上海，现在已被拿下，速返。
　　于是，这四位马不停蹄立刻掉转车头返回上海。
　　“阿三头”是下午3点多钟乘坐一辆出租汽车神气活现地刚刚回到家中的，茶还没有来得及喝一口，带回的江南特产粽子还没拆开，刑警已经进门了。为首的那位老兄姓王，人高马大，一副铁塔架势，人称“大老王”，对侦查盗案很有研究，上海滩的偷儿听见他的名字头就痛，这次是市局领导点名要他参加专案侦查的。当下，“大老王”站在“阿三头”面前，并不开口，只是冷冷地盯着那张瘦削的三角脸。
　　“阿三头”年岁不大，但已经记不清这种遭遇有过多少次了，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心理素质锤炼得甚好。面对着显然是来者不善的不速之客，竟然像是没有看见一样，自顾自地剥开了两个粽子，叫道：“珍珍，这粽子味道不错的，你尝尝。”
　　珍珍名叫朱婵珍，是“阿三头”的二姐，人长得漂亮，也是一个不走正路的主儿，七搭八搭结交的男性朋友不计其数，其名字几次上了公安局的“冲击”名单，最后拍板时都因为考虑到其父是烈士而勾掉了。她因为没有折进过局子，又是女流，胆气不大，面对着这一幕已经吓得说话不大连贯了：“阿三头，你看你……人家警察来找你了……”
　　“阿三头”这才像是刚发现似的，冲“大老王”点点头：“这位是……”
　　“分局的。”
　　“有何见教？”
　　“请你跟我们去一趟。”
　　“阿三头”面不改色：“去一趟？去哪里？派出所？”
　　“大老王”冷笑：“嘿嘿，这回要抬举你了——分局!”
　　“不知为了什么事情？”
　　“你自己知道。”
　　吉普车把“阿三头”载到分局，孙龙雷亲自讯问。一上来就秋风黑脸，拍桌吆喝，让“阿三头”“交代问题”。
　　“阿三头”一脸迷糊：“交代问题？什么问题？”
　　“你把贼手伸到什么人的口袋里去了？”
　　“没有啊!”
　　“你小子不老实，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阿三头”满不在乎道：“罚酒？我姓朱的还怕罚酒!你也不打听打听，我怕过哪个？”
　　孙龙雷气得差点儿一口气上不来，瞪着“阿三头”：“你……你……”
　　“大老王”一看不对，于是就接过了话茬：“‘阿三头’，你今天在忙乎些啥？”
　　“忙啥？我去外面白相了。去哪里？哦，我到松江去了，转了转醉白池和方塔，吃了一顿饭，带回来一些粽子。”
　　“白相是需要这个的……”“大老王”举手做了个捻钞票的动作，“你还没工作，这个开销问题是凭什么解决的？”
　　“阿三头”懒洋洋地打了个哈欠：“阿拉是苦中作乐苦白相，没有花什么钞票——乘汽车是逃票，吃饭靠朋友，粽子也是靠的舍施。”
　　“谁跟你一起去松江的？”
　　“没有人跟我去，阿拉是独来独往，云游四方。”
　　孙龙雷开腔道：“你要老实交代，不要以为抵赖得过去的——你打传呼电话时旁边有人听见的，要我提醒你吗？”
　　“阿三头”瞥了孙龙雷一眼，没有吭声。但是那眼神分明是在说：你说说看。
　　孙龙雷于是吐出了两个字：“娟娟!”
　　“阿三头”没有反应，脸露笑意。
　　“朱福昌，你认识‘娟娟’吗？”
　　“对不起，我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
　　“阿三头”对刑警采取的方针是“九供不离一词”，说不认识就是不认识。刑警跟他磨了许久，没有任何效果。于是，电话间阿姨被请到了分局，此举是想来一个当面对质。但是，“阿三头”根本不理会对方说了些什么，采取的是“以不变应万变”的方针，矢口否认。
　　接着，中百一店的“老法师”也来了。“阿三头”那就更加不承认了。
　　如此折腾到晚上10点，竟然没有取得任何突破!专案组只好中断讯问，开了一纸拘票，把“阿三头”送往看守所先押起来。
　　接下去应该怎么办？孙龙雷决定开会研究。
本文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08年第8期

非常涉外扒窃案

文　徐漫


1957年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元帅应邀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方面事先进行了大量接待准备工作，其中包括对伏帅准备访问的城市的治安整顿。殊不料，就在苏联贵宾即将抵达中国的数日前，已被定为访问城市的上海市忽然发生了数起专门盯着苏联以及东欧国家外宾下手的扒窃案件。
　　发生于这个敏感时段的系列涉外扒窃案的背后隐藏着什么？是别有图谋还是一般的刑事犯罪？这，需要公安机关迅速予以侦查后交出答案。于是，一场限时限刻、具有特殊意义的无声战斗打响了……


一

　　1957年4月8日，上海。
　　晚上8点40分，一辆黑色伏尔加轿车从著名的外白渡桥南侧桥堍畔的苏联驻上海领事馆内驶出，沿着外滩的中山东一路疾驰片刻后，拐上了福州路。这辆轿车前面两侧那对闪烁着金属光亮的旗杆上，飘晃着一面小小的由镰刀、锤头和闪耀星星组成的红旗，表明这是苏联驻华领事馆的轿车。在那个轿车稀缺的年代里，如此一辆轿车招摇过市，足可吸引沿途几乎所有市民的注意力了。
　　黑色伏尔加轿车驶至位于福州路185号的上海市公安局大门口停了下来。上海市公安局这边显然已经接到过苏联领事馆方面事先拨打的电话了，警卫当即放行。但伏尔加轿车在驶进里面的大院停下，让里面的三位苏联男子下来后，即被警卫示意退出大门，在马路对面泊车等候。
　　从车上下来的三个苏联男子，一律西装革履，气度不凡。但若仔细打量，就会发现其中一个酒糟鼻子的中年人的神情似乎有点蔫。
　　这三位苏联男子随即被引领进入了底楼的一间会客室，两个外事警察招呼他们坐下后，其中一个用俄语客气地开腔道：“三位苏联同志，你们好!请问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从电话中听说有一位索洛也夫同志似乎遭遇到什么不愉快的事情了？”
　　那个神情有点蔫的男子点点头：“警官同志，我就是索洛也夫，我的钱包被人偷了!”他一边说着，一边掏出护照递给警察检查。
　　警察看了护照，随手在本子上记下了姓名、号码，然后问道：“钱包被偷了？里面有些什么物品？”
　　索洛也夫于是一五一十地把情况陈述了一遍——
　　索洛也夫是莫斯科民用建筑设计院的高级工程师，四个月前受沈阳市邀请，前来中国指导建筑业务工作。一周前，索洛也夫的指导工作结束了，东道主根据事先约定，为他提供了一次游览北京、西安、南京和上海的机会。本来，东道主是要派人陪同的，但索洛也夫为了减少中国方面的开支，可能还有独自行动自由的想法，婉拒了这个提议。于是，这位四十岁的苏联工程师告别了东道主，从沈阳来到上海。根据计划，他准备在上海逗留一周后，前往南京、西安游览，然后到最后一站北京市，游览中国首都后从北京返回莫斯科。
　　索洛也夫抵达上海后，从北火车站乘坐出租汽车来到了由沈阳方面替他预订的位于外滩附近的和平饭店下榻。入住后，索洛也夫洗了个澡，然后睡了一觉，醒来已是5点多钟。索洛也夫还是第一次来上海，不免对这个举世闻名的东方大都市心存向往，于是出了饭店大门，朝西藏路方向信步而行。不一会儿来到了国际饭店前面，这幢建筑物当时是上海、也是全中国最高的楼宇，是外地人到上海后必须要去看的一个景点。索洛也夫来自海外，对这种二十四层建筑物自然不放在眼里，但他在苏联听说这家饭店的烹饪技艺非常好，于是就决定去品尝一番。
　　索洛也夫在国际饭店吃了一顿美餐后，出得门来，原是想叫一辆出租汽车返回和平饭店的，但是，当时上海的出租汽车很少，尤其是一到晚上，马路上更是难得一见，于是他只好打消念头，还是以步代车，慢慢地往回走。走得没多远，看见西藏路口的上海最大的第一百货商店还在营业，突然产生了兴趣，于是就进去，从底层卖自行车的地下室开始，一层一层走着看着，一直看到四楼的乐器柜台。
　　乐器柜台那里正在接待几位顾客，他们要购买手风琴，却又不会摆弄。索洛也夫能听懂简单的汉语，当下连看带猜立刻明白了情况。正巧他于手风琴算得上是一个行家，于是主动热情地为他们挑选，还拉了几首曲子试音。那时候正是民间称颂中苏友谊的黄金时期，中国老百姓通常都把苏联人尊为“老大哥”，当下那几位顾客对索洛也夫甚是感激，其中一位见“老大哥”胸前挂着照相机，便提出要跟老大哥合影。索洛也夫自然点头，于是就请营业员替他们拍摄了一张。索洛也夫还请合影者留下了地址，说他回国把照片冲洗出来后寄给他们。
　　这么一折腾，索洛也夫的情绪兴奋起来了，离开第一百货商店后没有直接返回和平饭店，而是去了外滩。上海外滩当时被称为“万国建筑博览会”，聚集了20世纪世界多国各种风格的建筑物，这对于索洛也夫这个建筑专家来说，自然具有非同一般的吸引力。他在黄浦江一侧的江堤上转悠着，不时举起照相机拍摄相隔一条马路之遥的那些建筑物。
　　忽然，索洛也夫发现有路人朝他指指点点，初时并未在意，渐渐感到似乎不对头，于是顺着对方的目光所视方向检查，一看之下，不禁大吃一惊：他肩上挎着的那个鲨鱼皮挎包的侧边不知何时已经被割开了一道大约三四寸长的口子!
　　索洛也夫连忙拉开拉链检查，这个挎包里面还有夹层，夹层口袋里放着的护照还在，他松了一口气。但是，夹层外面的钱包已经不翼而飞了。这个钱包里，有索洛也夫这次旅行随身所带的全部现钞，大约有3000多卢布、1000元左右的人民币。
　　当时的苏联卢布是一种很坚挺的国际货币，和人民币的兑换比值大约在1卢布兑换3元多。3000多卢布相当于大约10000元人民币，加上那1000元左右的人民币，在1957年的中国，那实在是一笔数额巨大的款子了。而丢失了这样一笔款子，即使对于经济收入不算差的索洛也夫，那也应该说是一个不小的损失了。而且，最重要的问题是，索洛也夫没了这笔款子，就无法再继续进行旅行，不但在上海的食宿成了问题，而且连回国的旅费也没有了。
　　索洛也夫还是第一次来中国，不知这应该怎么办，顿时急得满头冒汗。围观的上海人中有见过世面的，便给索洛也夫出了个主意：苏联驻上海领事馆就在咫尺之遥的外白渡桥南侧桥堍那边，你可以去向你们的领事馆求援。
　　索洛也夫接受了这一建议，于是便去了苏联驻上海领事馆。
　　苏联领事馆的官员此刻已经下班了，但是一听索洛也夫发生了这种事情，还是立刻接待了他。领事馆的一位官员让索洛也夫把事情的全部过程一一叙述后，说这事发生在上海，得向上海市的公安机关报案，请求中国警方予以立案侦查，追回赃物。
　　苏联领事馆这边于是立刻往上海市公安局黄浦分局打电话联系报案事宜。黄浦公安分局告诉打电话的这位领事馆官员，说根据规定，在上海市范围内发生的所有涉外刑事案件都得由上海市公安局直接受理报案，然后视案情统一布置侦查。这样，苏联领事馆这边就往上海市公安局打了电话。市公安局值班室接听电话的警官让苏联失主本人亲自前往市公安局正式报案。这样，索洛也夫就由苏联领事馆的两名官员陪同来到了上海市公安局。
　　接待索洛也夫的警察听他如此这般作了一番陈述后，立刻制作了一式两份中文笔录。由随同索洛也夫来的那两位官员将内容直接向索洛也夫翻译后，索洛也夫认为没有出入，于是就签下了姓名。
　　至此，索洛也夫完成了报案程序。外事警官对索洛也夫说：“这个案子我们可以立案侦查，一俟突破，将立刻向苏联驻上海领事馆通报，请领事馆方面向您转告。”
　　值班的两名外事警官对索洛也夫报案情况作了详细记录，根据当时的相关规定，这种扒窃案件不能列入类同命案那样的特急案件范围，本来他们可以留待次日交班时再报告，但考虑到案值巨大，所以，还是立刻将情况向局值班领导作了汇报。
　　局值班领导闻讯，吃惊不小，这倒不是仅仅由于案值的原因，而是他对此案件感到奇怪：在即将过去的一天里，这种涉外扒窃案件竟然已经发生了三起，而且受害者都是清一色的苏联人!
　　前两起案件，是这天中午12点半和下午3点20分接到报案的，失主分别是苏联基辅市来上海探亲的女医生伊琳娜和苏联援华船舶专家柯切托夫。这两位都是在游览南京路时不知不觉被扒手下了手，伊琳娜所携的坤包像索洛也夫的皮包那样被划了道口子，钱包不翼而飞，幸亏损失不大，不过100多元人民币；柯切托夫的钱包是放在茄克衫的口袋里被扒手直接叼走的，钱不到100元人民币，但他那援华专家证却同时被窃了。这两位在发现失窃后，当时就找了正在马路上执勤的交通警察，在交警的指点下，直接去市公安局报了案。
　　如果没有晚上发生的案值巨大的索洛也夫失窃案，也许还不会引起警方的特别注意。但是，索洛也夫案一发生，这位尽管不是抓治安刑侦工作，但已经了解白天发生的那两起涉外扒窃案件情况的领导，还是感到奇怪并且吃惊。这是因为，他是市局党委参与制订市局内部文件《关于加强苏联伏罗希洛夫元帅访华期间安全保卫工作的决定》的领导之一，是了解伏罗希洛夫访华背景的。
　　关于伏罗希洛夫访问中国的背景，是这样的：1957年1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向伏罗希洛夫发出了访问中国的邀请函件，该函件全文如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敬爱的伏罗希洛夫同志：
　　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热烈地邀请你，敬爱的主席同志来我国进行访问。我深信，你的访问必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我们两国之间的亲密合作和伟大友谊。如你同意，请将你认为合适的访问日期，通知我们。我和全中国的人民以十分愉快的心情期待着你的光临。
　　谨向你致最崇高的敬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1957年1月6日于北京


　　伏罗希洛夫在收到毛泽东的上述邀请函件后，于1957年1月18日复信毛泽东，信中说：“我怀着感激的心情接受您的邀请。如果您方便的话，我准备在1957年4月15日至5月5日期间访问兄弟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由毛泽东主席亲自出面邀请一位外国人来中国访问，被邀请的又是当时与中国关系最为密切的“老大哥”苏联的最高国家领导人，不难理解，这应该是一次何等重大的外事活动。为此，从中央一直到各个将被伏罗希洛夫元帅访问的城市，都是特别重视此事。中共上海市委还特别为此举行了常委会议专门讨论如何做好安全保卫和接待工作。上海市的各相关机构与部门也多次开会研究具体事宜，作为唱安全保卫工作重头戏的上海市公安局自是格外忙碌。
　　正因为如此，所以，今晚担任值班总负责的这位局领导面对着一日三起都是针对苏联人的扒窃案件这一情况，感到吃惊，暗忖这不知是偶然巧合还是故意而为。他正在办公室抽着烟紧拧着眉头考虑着时，门口的警卫打来电话报告有市委领导前来检查工作。
　　来的这位领导，是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柯庆施。柯庆施在上海主政时，有时喜欢出其不意搞微服私访，亲自下基层检查工作，常常把下面的头头脑脑弄得狼狈不堪，有的甚至为此还丢了乌纱帽。当时上海的一些干部用沪语给柯大书记的这一举措起了个名字叫“闸差”，意即用“突然袭击的方式检查基层领导是否在位忠于职守”。
　　这天，柯庆施可能出于对伏罗希洛夫访华期间上海市的安保工作的关心，晚上突然来上海市公安局“闸差”了。轻车简从，就一辆吉普车，两个警卫(兼司机)一位秘书。这个秘书，就是后来在“文革”中显赫一时的“四人帮”之一的张春桥，当时他担任柯庆施的政治秘书。
　　在中共高级干部中，柯庆施是出了名的“冷面书记”，柯书记面对下属时，脸上难得露出微笑，说话也简而又简。这天因为有张春桥陪同，所以跟市公安局的值班领导的对话主要是由张春桥进行的。柯庆施要了解的是关于伏罗希洛夫访问时的安保准备工作，所以，这位公安局领导也就如实汇报了一番，顺口就把当天一日三次受害者都是苏联人的扒窃案提了提。柯庆施当时听着也没有吭声，很快就离开了。
　　但是，过了半个多小时，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就匆匆赶到市局来了。原来，柯庆施回去后就此事给黄赤波打了电话，指示对这三起扒窃案迅即进行侦查，务必查清楚是何人作案，为何选中苏联人下手。
　　这样，黄赤波局长自然不可能再待在家里休息了，当下便马上赶到局里，查阅了报案记录后，下令连夜组织专案组对三起涉外扒窃案进行侦查。鉴于这时离伏罗希洛夫访华仅剩一周时间了，所以要求专案组必须在三天之内破获案件。


二

　　被点名参加该案专案组搞侦查的七名侦查员，都是破案高手，三名是市局的，四名来自案发地黄浦公安分局。当他们于午夜时分被汽车接到市公安局时，一个个都很懵懂，不知要接受什么使命。等领导一宣布是侦查一日发生的三起扒窃案时，不禁皆有些惊奇：就为这三起扒窃案子，还要连夜组建市局分局两级侦查员组成的联合专案组？
　　市局领导显然看出了他们的迷惑，就说这个任务应该当做政治任务来看待，同志们务必努力侦查，要求在七十二小时内拿下!
　　干刑警的觉得最发憷的就是限时限刻，因为侦查工作是一种互动，你这边在动，你的对手那边也在动，所以想在规定的时间内破获案件，那是很有一些难度的。被任命为专案组组长的是市局科长孙龙雷，他一听领导规定了时限，就马上说那我们也就不多说了，赶紧分析案情，下手干吧。
　　交代任务的领导是知道侦查工作应该如何做的，当下也就不再啰唆，说那就拜托同志们了，一会儿我让人给你们送些香烟来提提精神，说着就退场了。
　　专案组七人随即就开始分析案情。这七名刑警都是具有丰富经验的侦查高手，参加过各类刑事案件的侦查，其中有三位还以侦查盗窃案件而扬名沪上警界。不过，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时，公安系统对于扒窃案件的重视程度远不如现在，那时通常是把扒窃案件看做“小偷小摸”。当然，确实案值也是不高的，所以没有什么专门的“反扒队(组)”之类，如果哪位刑警被人称为“反扒高手”的话，或许他的刑警同行看他时的眼神就会有点异样：这主儿怎么弄了这么个小儿科的称谓？
　　因此，当时的刑警中还没有反扒方面的专家。专案组七位也是这样，所以，他们的案情分析是按照寻常刑事案件的思路来进行的，大家对一天之内发生在南京路上的三起扒窃案件进行了分析：那位苏联基辅市来上海探亲的女医生伊琳娜和苏联援华船舶专家柯切托夫的失窃情况，那两位失主自己也说不上来，因为他们在南京路上光是走走看看，没有购买过什么东西，冷不丁就发现自己失窃了。唯一能回忆起来的是，他们乘出租车到南京路下来付钱时，钱包都还在的；而当发现失窃时，人还在南京路上，这说明确实是在南京路上被扒手光顾的。不过，南京路这么长，谁知道扒手是在何处下的手？这线索寻找起来难度就大了。
　　相比之下，那位索洛也夫的失窃情况对于侦查工作就显得有价值了：他在国际饭店用完晚餐付款时钱包还在。付款后，他把钱包放回挎包，然后离开了饭店。之后因为没有买过东西，所以也未检查过钱包是否还在。这样，根据索洛也夫的行踪，他的挎包被割钱包失窃的时间，就在晚餐结束付款后至抵达外滩游览时；被窃的地点则在“国际饭店”、“市百一店”和“外滩”这三处中的一处。众人议下来，认为索洛也夫在市百一店逗留的时间最长，所处的地点也最适宜于扒手行窃，因此，基本上可以认定失窃地点就在市百一店。
　　专案组组长孙龙雷于是拍板道：“那我们就锁定在市百一店，大家辛苦一下，明天全体出动前往市百一店去调查。”
　　次日上午，专案组七名刑警一齐出动，前往市百一店调查。
　　孙龙雷和刑警小汪去了四楼，不找别人，先跟乐器柜台的营业员接触。营业员向孙龙雷反映：昨天
　　当这个营业员听说是公安局来调查案子时，目光在孙龙雷和小汪脸上交替扫视：“什么案子？”
　　孙龙雷也看着他：“你打听这干什么？”
　　那个老营业员出身资本家家庭，旧社会时是个吃吃喝喝、进出舞厅的纨绔子弟，结交的人遍及三教九流，因此见多识广，平时人都称他“老法师”。“老法师”在旧社会时跟巡捕房、日本宪兵队以及著名的汪伪“76号”(即汪精卫汉奸政权的“特工总部”)都打过交道，没有吃过一点亏，新社会的警察自然就不放在他眼睛里了。他听了孙龙雷这话语，脸上露出一层神秘兮兮的笑意，客气地说：“哦，这大概是你们的重大机密，我不该这样问的。对不起!对不起!”说着，转身欲走。
　　军人出身的山东汉子孙龙雷还没有弄清这是什么意思，上海人小汪却是机灵角色，情知对方既然这样问，肯定是有点“花头”的，于是上前一把拉住他：“同志，你慢走!话还没说完呢。”说着，一支当时已经算是高级货的“大前门”香烟递到了对方手中。
　　孙龙雷马上醒悟过来了，随即给对方点火，然后把他扯到一旁，小声道：“不瞒你说，我们调查的是一起重大扒窃案件，那个苏联同志的钱包被扒走了，里面的钱还不少呢!”
　　“老法师”悠然自得地吞吐着烟雾，一双眼睛望着孙龙雷，等他说完后，故作姿态地咳嗽了两声，这才缓缓点头，又咳嗽了两声，而后吐出了四个字：“这就对了——”晚上确实有一个外国人在乐器柜台那里替人挑选手风琴，还拉了几首曲子，记得其中有一首是芭蕾舞剧《天鹅湖》里的一段。
　　刑警对于索洛也夫拉了什么曲子不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当时这个苏联人的旁边有多少人？是些什么人？
　　营业员侧着脑袋稍稍一想，说：“当时他的旁边有不少人呢。”
　　小汪问：“‘不少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是三个？五个？还是七八个、十几个？”
　　另一个营业员笑了：“这个，具体究竟是几个人我们当然是说不清楚的，不过在旁边看的人是有好几个，毛估大约在十二三个。”
　　这时，过来了一个五十岁开外的男营业员，问：“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刑警的眼睛里马上露出了亮光，像聚焦灯样地罩住了“老法师”，但之后他就不见下文了。孙龙雷只好冲其连连点头，小心翼翼地问：“你知道这个……”
　　“老法师”打断道：“我不知道是谁偷了钱包，不过，我看见当时有一个可疑的家伙在场。”
　　“啊!”孙龙雷一愣之后随即一阵狂喜，哈，有苗头了!
　　“老法师”向刑警叙述了情况——
　　昨天晚上，“老法师”也在上班。他因为见多识广，人缘又好，加上善于化解营业中随时会发生的各类矛盾，因此通常都安排他做“机动班”。所谓“机动班”就是临时性的代班，万一有营业员碰到急事来不了的，就由他顶班。没有这种情况时，就在店堂里流动，哪里有事就往哪里相帮。这天晚上，乐器柜台斜对面的文具用品柜台岗位空缺，“老法师”就在那个柜台里顶替。当他接待完几位买钢笔的顾客时，看到乐器柜台那里围着一群人，就倚在自己的柜台上冷眼观望。
　　在“老法师”看来，那个苏联人的手风琴拉得并不怎么样，还不及旧社会上海滩酒吧间的“洋琴鬼”。他正听着时，忽然发现一个鬼鬼祟祟的青年在人群里挤来挤去，于是就有点警惕了，他怀疑这家伙是一个扒手。于是，“老法师”立刻暗暗盯住了对方，但由于他是在另一个柜台里，所以看得不大真切，只好留心是否有人发现钱包被窃，但是，一直到人群全部散开，也没有人说失窃了钱包什么的。于是，只好眼睁睁地看着那主儿离开。现在，刑警登门调查，“老法师”于是想起了那个家伙，但是，他得问问清楚，如果调查的不是扒窃案子，那也就不说了。
　　刑警这边听“老法师”如此这般一说，自是如获至宝，于是立刻请“老法师”说说那个鬼鬼祟祟的家伙的长相。
　　“老法师”摇头：“我在另一个柜台里，那个角度是无法看见他的脸的。不过，我听他在挤动时说过一句‘对不起!请让一让’，那是一句地道的上海话，所以他应当是上海人；身高嘛，大约在一米六七左右吧。”
　　专案组觉得这如果算是一条线索，那寻找这个鬼鬼祟祟的家伙的行动就有点玄了。偌大一个上海滩，上哪里去找连长得怎生一副模样也不知晓的主儿？
　　众人正觉为难时，机会突然就出现了：黄浦公安分局的总机接线员接到一个男子的电话，说据他所知，有一个住在广东路上的男青年，姓朱，小名叫“阿三头”，昨天傍晚在南京路扒窃了一个外宾，得到了许多外国钞票，特向公安机关举报。
　　于是就根据这条线索查寻这个家伙，结果很快就从广东路辖区的派出所查到了此人的下落。
　　户籍警出现在专案人员面前：“这个人名叫朱福昌，绰号叫‘阿三头’，是我管段里的。”
　　刑警大喜：“哎，太好了!请你谈谈他的情况。”
　　户籍警于是介绍了“阿三头”的情况：此人大名叫朱福昌，因为排行第三，所以按照上海人的习惯叫法称之为“阿三头”。“阿三头”今年二十岁，小学文化，其父原是工人，当年抗美援朝时积极报名去了朝鲜，作战勇敢立过功，后来不幸牺牲，因此他家是烈属。“阿三头”那时在读小学三年级，他的表现一向不好，胆大包天，调皮捣蛋，专门闯祸，打架时动不动就要拔刀子。但学校因为他是烈士子弟，对其网开一面，没有惩罚过他。后来实在闹得不行了，征得其母亲同意后，于六年级时让他辍学在家，意思就是学校放弃教育了。学校教育不了“阿三头”，家庭自然拿他也没有办法，母亲和上面的两个姐姐对家中的这个唯一的男丁宠爱有加，一向任其作为，于是，最后“阿三头”终于因为交了一班坏朋友而开始沾上了偷扒骗抢的恶习。
　　大约从1954年开始，“阿三头”的名字开始上了派出所的本子。本来，像他这样的情况，是应该送去教养的，但是因为念其父亲为国捐躯一事，警方在处理时难免要动动恻隐之心，于是就一次次地教育宽大，最多有时关上几天吓唬吓唬他。
　　去年，“阿三头”突然失踪。当时，他的家里因为告状的人实在太多，母亲、姐姐头痛至极，加上这小子平时三天两头不回家也是常有的事情，一时也就没引起重视。直到半个月后还是没见到他的影踪，这才着急了，于是到派出所来报案，说“阿三头”失踪了。派出所方面也是直到这时方才弄清楚为什么最近好像感到清静些了的原因。派出所对于“阿三头”的寻找只有一条路走：发函至上海和周边地区的派出所，查询是否有这样一个人被捕或者被害了。最后没有得到任何线索。
　　半年多后，正当其家人以为“阿三头”已经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突然回家了，而且是乘坐了出租汽车回家的，这在邻里间算是一条新闻了。派出所方面闻知后，意识到可能今后他们的工作要忙一些了。
　　果然，之后南京路地区时常会发生一些莫名其妙的扒窃案子，失主全是外地来沪的主儿，也有外国人，报案时往往都是百元以上，这在当时算得上是一个有点惊人的数额了。警方于是怀疑这可能是“阿三头”作的案，看来，这小子所谓的失踪是去外地拜师学艺的，现在回来大显身手了。于是派出所和分局决定联手动他一动，抓到确凿证据后给他一点“颜色”看看。当时所谓的“颜色”，不仅仅是判刑入狱，也可以拘留很长的一段时间，或者送去劳动教养，还可以赏一顶“坏分子”帽子，戴在头上监督劳动。但是，警方抓了“阿三头”几次，都因为火候没有掌握好而被他抵赖掉了，最后因为没有证据，只好放他出来。
　　刑警返回后向孙龙雷一汇报，孙龙雷寻思这个“阿三头”看来十有八九就是扒窃索洛也夫的钱包的主儿了，现在案情紧急，得赶快找到他审一审了。于是立刻往派出所打电话，问“阿三头”现在在哪里。派出所说这个可说不上来，这小子是天上的风、树上的鸟、水里的鱼，随时在动的，曾经专门派人看住他也没看得住呢!
　　孙龙雷说：“不管他在哪里，先去他家搜一搜再说!”
　　当时要搞搜查真是太简单了，不需要任何手续，不是民警也可以进行，别说是正儿八经的民警正式执行任务了。当下几个刑警去了“阿三头”家，一看，那主儿不在，问家人也不清楚其去向行踪。于是按照原计划先搜查。可是一应人员攀上爬下地忙乎多时，没有任何收获，连一个空空如也的破钱包也没有搜到。
　　这样，刑警的思路又回到了寻找“阿三头”这上面了。分局刑警队情报组的那几位受命暂时把各人手头的活儿先往旁边放一放，一齐出动去查摸线索。“阿三头”家的亲戚处一一查遍，最远的长途电话还打到了浙江德清县“阿三头”的老伯家，都说跟“阿三头”本人已经多年没有接触过了。
　　孙龙雷坐镇设在黄浦分局内的专案组本部，不断向四方八面打电话询问查询结果，一直到下午2点也没有任何消息，急得满头大汗。
　　就在这时，传来了一个消息：黄浦分局刑警队情报组的一名刑警查摸到了一条线索，据“阿三头”家所住那条弄堂的传呼电话间的阿姨说，昨天晚上大约8点钟左右传呼电话正要结束营业时，“阿三头”曾来电话间打过电话，她在旁边听见“阿三头”用那种令人听了顿觉肉麻的声音叫着“娟娟”，跟一个姑娘通电话，好像是听说要到松江去“白相”。
　　专案组刑警顿时振奋起来：昨天晚上8点？那时案子已经发生了，这小子别是弄到了钱后，约上那个叫“娟娟”的姑娘去外面游山玩水了？几个人一商议，当即决定去松江查线索。
　　孙龙雷下令：开一辆越野车，去四个人，一定要把“阿三头”逮回上海!
　　刑警老许受命带着三名年轻刑警驱车前往松江。到了松江，按照老规矩先去当地公安局联系，取得协助。不料刚到那里，上海的电话已经等着他们了：“阿三头”已经返回上海，现在已被拿下，速返。
　　于是，这四位马不停蹄立刻掉转车头返回上海。
　　“阿三头”是下午3点多钟乘坐一辆出租汽车神气活现地刚刚回到家中的，茶还没有来得及喝一口，带回的江南特产粽子还没拆开，刑警已经进门了。为首的那位老兄姓王，人高马大，一副铁塔架势，人称“大老王”，对侦查盗案很有研究，上海滩的偷儿听见他的名字头就痛，这次是市局领导点名要他参加专案侦查的。当下，“大老王”站在“阿三头”面前，并不开口，只是冷冷地盯着那张瘦削的三角脸。
　　“阿三头”年岁不大，但已经记不清这种遭遇有过多少次了，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心理素质锤炼得甚好。面对着显然是来者不善的不速之客，竟然像是没有看见一样，自顾自地剥开了两个粽子，叫道：“珍珍，这粽子味道不错的，你尝尝。”
　　珍珍名叫朱婵珍，是“阿三头”的二姐，人长得漂亮，也是一个不走正路的主儿，七搭八搭结交的男性朋友不计其数，其名字几次上了公安局的“冲击”名单，最后拍板时都因为考虑到其父是烈士而勾掉了。她因为没有折进过局子，又是女流，胆气不大，面对着这一幕已经吓得说话不大连贯了：“阿三头，你看你……人家警察来找你了……”
　　“阿三头”这才像是刚发现似的，冲“大老王”点点头：“这位是……”
　　“分局的。”
　　“有何见教？”
　　“请你跟我们去一趟。”
　　“阿三头”面不改色：“去一趟？去哪里？派出所？”
　　“大老王”冷笑：“嘿嘿，这回要抬举你了——分局!”
　　“不知为了什么事情？”
　　“你自己知道。”
　　吉普车把“阿三头”载到分局，孙龙雷亲自讯问。一上来就秋风黑脸，拍桌吆喝，让“阿三头”“交代问题”。
　　“阿三头”一脸迷糊：“交代问题？什么问题？”
　　“你把贼手伸到什么人的口袋里去了？”
　　“没有啊!”
　　“你小子不老实，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阿三头”满不在乎道：“罚酒？我姓朱的还怕罚酒!你也不打听打听，我怕过哪个？”
　　孙龙雷气得差点儿一口气上不来，瞪着“阿三头”：“你……你……”
　　“大老王”一看不对，于是就接过了话茬：“‘阿三头’，你今天在忙乎些啥？”
　　“忙啥？我去外面白相了。去哪里？哦，我到松江去了，转了转醉白池和方塔，吃了一顿饭，带回来一些粽子。”
　　“白相是需要这个的……”“大老王”举手做了个捻钞票的动作，“你还没工作，这个开销问题是凭什么解决的？”
　　“阿三头”懒洋洋地打了个哈欠：“阿拉是苦中作乐苦白相，没有花什么钞票——乘汽车是逃票，吃饭靠朋友，粽子也是靠的舍施。”
　　“谁跟你一起去松江的？”
　　“没有人跟我去，阿拉是独来独往，云游四方。”
　　孙龙雷开腔道：“你要老实交代，不要以为抵赖得过去的——你打传呼电话时旁边有人听见的，要我提醒你吗？”
　　“阿三头”瞥了孙龙雷一眼，没有吭声。但是那眼神分明是在说：你说说看。
　　孙龙雷于是吐出了两个字：“娟娟!”
　　“阿三头”没有反应，脸露笑意。
　　“朱福昌，你认识‘娟娟’吗？”
　　“对不起，我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
　　“阿三头”对刑警采取的方针是“九供不离一词”，说不认识就是不认识。刑警跟他磨了许久，没有任何效果。于是，电话间阿姨被请到了分局，此举是想来一个当面对质。但是，“阿三头”根本不理会对方说了些什么，采取的是“以不变应万变”的方针，矢口否认。
　　接着，中百一店的“老法师”也来了。“阿三头”那就更加不承认了。
　　如此折腾到晚上10点，竟然没有取得任何突破!专案组只好中断讯问，开了一纸拘票，把“阿三头”送往看守所先押起来。
　　接下去应该怎么办？孙龙雷决定开会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