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曾山档案风波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12:54:18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 ... 15/25315387_0.shtml
抗日战争期间,日军曾向新四军提出谈判。新四军作不了主,向中共中央请示。中央同意和日军接触,确定了“虚与周旋,争取时间,准备反攻”的策略。于是派新四军组织部长曾山出面接触。

“文革”前,曾山是内务部部长。1967年10月,内务部“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根据抗战时期我方情报人员纪纲提供的情况,认为曾山曾与日方接触,是日本特务、汉奸。曾山解释,他是按照延安指示和日方人员接触的,整个活动及时用电报向中央请示,并得到批准。“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不相信曾山的辩解。时任国务院内务办公室联络员的孙宇亭向主任谢富治、副主任严佑民报告,研究处理办法。

谢富治说:“那时我在八路军,新四军的情况不清楚。”

严佑民说:“那时我在新四军前线作战,对军部的情况不清楚。”

孙宇亭说:“既然曾山说一切活动都得到了党中央的批准,我们派人去中央档案馆查阅一下历史档案,问题就可以澄清了。”

于是,由孙宇亭打报告,谢富治、严佑民签署同意,孙宇亭和赵雪瀛驱车到西郊温泉中央档案馆。军代表说,查中央历史档案,必须经中央办公厅主任批准。孙宇亭又向严佑民报告,严佑民找中办主任汪东兴签字。

中央档案馆军代表看了批件,指示照办。当时共查到有关电报四份,包括曾山的报告,中共中央的正式批文,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康生都有亲笔签字。孙宇亭怕空口无凭,经与军代表交涉,摘抄了主要内容。回去连夜起草报告,严佑民、谢富治先后签署,报送中央。

不料没几天,谢富治对严佑民发了一顿脾气。谢走后,严佑民对孙宇亭苦笑说:我们为了证明曾山同志的清白,到中央档案馆查历史档案,却惹怒了一位中央负责同志,说这是政治上糊涂,要追查。谢要我们每人写一份检讨,报送中央。

孙问:是哪一位中央负责同志?严说:谢没有说,猜不透。上命难违,不检讨不行。他们只好按谢的说法,检讨犯了客观主义的错误。

一周后,谢富治通知严佑民、孙宇亭、赵雪瀛开会。谢富治说:“你们的检讨都不深刻。现在宣布处分决定:孙宇亭,党内严重警告。这件事涉及核心机密,你们手中如果存有这件事的片纸只字,统统交出来。发现谁泄漏了机密,毫不客气”。

11月的一天深夜,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又对当事人三堂会审。吴法宪、谢富治、汪东兴主审,严佑民、赵雪瀛和中央档案馆军代表在座,孙宇亭受审。

谢富治对孙宇亭说:“你把盗窃中央档案馆核心机密的活动谈一谈。”

孙宇亭申辩:“我去中央档案馆查档案,谢副总理、汪主任和严佑民同志完全清楚。主意是我出的,查档报告是我起草的,但是如果没有你们的批件,没有你们的派遣,我不可能去中央档案馆,即使去了,人家也不会接待我。”

谢对汪说:“我在那个报告上批了字。可是你也批了同意。”

汪对谢说:“你是副总理嘛!你同意的事情我能不同意吗?”

汪东兴又对中央档案馆军代表说:“档案馆有制度,像这样的机密档案不能抄录,你们为什么不执行制度?”

军代表回答:“有你和谢副总理的亲笔批示,不能不让抄!”

谢富治又对孙宇亭说:“到中央档案馆查档案这件事,你应该承担责任!”

严佑民却仗义执言:“这件事,前前后后的情况我都知道。事情是他和赵雪瀛办的,是经过我批准的。责任应由我一人承担。”

谢富治说:“你承担得了吗?”严佑民说:“应该承担。”

孙宇亭躲过了一难。数月后,灾难降临到严佑民头上。1968年3月,严被关进秦城监狱。

1971年9月,吴法宪倒台。1972年3月,谢富治病逝。1972年4月,曾山病逝,以九届中央委员善终。

1972年9月,严佑民假释出狱。孙宇亭前往中央组织部翠微路招待所探望恩人,激动地说:“该蹲四年牢的应该是我。”一身是病的严佑民说:“其实,我们都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你这个书呆子,不要再说傻话了。我坐牢,中央有人替我说话,四年就出来了。你如果进了监狱,谁替你说话?八年也出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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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期间,日军曾向新四军提出谈判。新四军作不了主,向中共中央请示。中央同意和日军接触,确定了“虚与周旋,争取时间,准备反攻”的策略。于是派新四军组织部长曾山出面接触。

“文革”前,曾山是内务部部长。1967年10月,内务部“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根据抗战时期我方情报人员纪纲提供的情况,认为曾山曾与日方接触,是日本特务、汉奸。曾山解释,他是按照延安指示和日方人员接触的,整个活动及时用电报向中央请示,并得到批准。“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不相信曾山的辩解。时任国务院内务办公室联络员的孙宇亭向主任谢富治、副主任严佑民报告,研究处理办法。

谢富治说:“那时我在八路军,新四军的情况不清楚。”

严佑民说:“那时我在新四军前线作战,对军部的情况不清楚。”

孙宇亭说:“既然曾山说一切活动都得到了党中央的批准,我们派人去中央档案馆查阅一下历史档案,问题就可以澄清了。”

于是,由孙宇亭打报告,谢富治、严佑民签署同意,孙宇亭和赵雪瀛驱车到西郊温泉中央档案馆。军代表说,查中央历史档案,必须经中央办公厅主任批准。孙宇亭又向严佑民报告,严佑民找中办主任汪东兴签字。

中央档案馆军代表看了批件,指示照办。当时共查到有关电报四份,包括曾山的报告,中共中央的正式批文,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康生都有亲笔签字。孙宇亭怕空口无凭,经与军代表交涉,摘抄了主要内容。回去连夜起草报告,严佑民、谢富治先后签署,报送中央。

不料没几天,谢富治对严佑民发了一顿脾气。谢走后,严佑民对孙宇亭苦笑说:我们为了证明曾山同志的清白,到中央档案馆查历史档案,却惹怒了一位中央负责同志,说这是政治上糊涂,要追查。谢要我们每人写一份检讨,报送中央。

孙问:是哪一位中央负责同志?严说:谢没有说,猜不透。上命难违,不检讨不行。他们只好按谢的说法,检讨犯了客观主义的错误。

一周后,谢富治通知严佑民、孙宇亭、赵雪瀛开会。谢富治说:“你们的检讨都不深刻。现在宣布处分决定:孙宇亭,党内严重警告。这件事涉及核心机密,你们手中如果存有这件事的片纸只字,统统交出来。发现谁泄漏了机密,毫不客气”。

11月的一天深夜,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又对当事人三堂会审。吴法宪、谢富治、汪东兴主审,严佑民、赵雪瀛和中央档案馆军代表在座,孙宇亭受审。

谢富治对孙宇亭说:“你把盗窃中央档案馆核心机密的活动谈一谈。”

孙宇亭申辩:“我去中央档案馆查档案,谢副总理、汪主任和严佑民同志完全清楚。主意是我出的,查档报告是我起草的,但是如果没有你们的批件,没有你们的派遣,我不可能去中央档案馆,即使去了,人家也不会接待我。”

谢对汪说:“我在那个报告上批了字。可是你也批了同意。”

汪对谢说:“你是副总理嘛!你同意的事情我能不同意吗?”

汪东兴又对中央档案馆军代表说:“档案馆有制度,像这样的机密档案不能抄录,你们为什么不执行制度?”

军代表回答:“有你和谢副总理的亲笔批示,不能不让抄!”

谢富治又对孙宇亭说:“到中央档案馆查档案这件事,你应该承担责任!”

严佑民却仗义执言:“这件事,前前后后的情况我都知道。事情是他和赵雪瀛办的,是经过我批准的。责任应由我一人承担。”

谢富治说:“你承担得了吗?”严佑民说:“应该承担。”

孙宇亭躲过了一难。数月后,灾难降临到严佑民头上。1968年3月,严被关进秦城监狱。

1971年9月,吴法宪倒台。1972年3月,谢富治病逝。1972年4月,曾山病逝,以九届中央委员善终。

1972年9月,严佑民假释出狱。孙宇亭前往中央组织部翠微路招待所探望恩人,激动地说:“该蹲四年牢的应该是我。”一身是病的严佑民说:“其实,我们都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你这个书呆子,不要再说傻话了。我坐牢,中央有人替我说话,四年就出来了。你如果进了监狱,谁替你说话?八年也出不来。
曾山的背后是刘少奇、陈毅和饶漱石
谢富治和汪东兴当时没想到这些,所以签字,一旦搞清楚了,就必须脱身,于是替罪羊产生了
蹲了四年监狱,和四人帮划清了界限,因祸得福,还是坚持原则好呀。
       严佑民(1918-2001.7.1),曾任中共舒城县委书记,定凤怀中心县委民运部部长,新四军第七师调研室副主任,皖江公安局副局长,中共牡丹江省委社会部部长兼牡丹江省公安处处长,东北铁路公安局局长,公安总队队长兼政委。建国后,历任公安部局长、副部长,国务院内务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第七届人大常委会主任(79.12-81.04),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兼省纪委第一书记。[1]

       1964年,严佑民被任命为公安部副部长。当年年底,中共中央命令公安部组建“四清”工作团,以谢富治为团长,严佑民、尹肇之为副团长,在北京的钢铁企业开展“四清”运动。日常工作由严佑民负责。1965年,严佑民由公安部副部长调任国务院内务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内务办公室,是直属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一个办事机构,负责联系和协调公安部、内务部、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统战部、民族事务委员会、华侨事务委员会的工作。文化大革命中,严佑民被诬为“盗窃中央档案”,蒙冤入狱4年。他遭到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由于上海是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老巢,党中央向上海派出以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为主要负责人的中央工作组。与此同时,中央紧急抽调和集中了国家机关的一批干部,组成一个强大的中央工作组去协助苏、倪、彭工作。其中就有时任公安部副部长的严佑民。他是中央工作组的领导成员之一,分工负责上海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和专案工作。没过多久,他被任命为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后来苏振华、倪志福奉调回中央工作,彭冲担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严佑民任上海市委书记,后来还兼任了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在中央工作组于10月20日全部抵达上海之前,江青反革命集团上海余党正在酝酿发动一次与中央相对抗的武装叛乱。他们手中有号称“百万”的民兵(绝大多数是受蒙蔽的工人群众),有4000余支步枪和380万发子弹以及其他武器。张春桥在9月28日还派人到上海传达了他的口谕:“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
  严佑民一到上海,就具体协助苏、倪、彭三位及时制止了江青反革命集团上海余党的武装叛乱阴谋。他们依靠当地的干部群众,从几十人的小会到万人大会,层层宣传,晓以利害,讲明政策,把百万民兵中的绝大多数人团结过来。对江青反革命集团上海余党中的骨干,也是分化瓦解,政策攻心,使他们举步维艰,不敢轻举妄动。中央工作组采取的每个举措都比江青反革命集团上海余党的妄想要快几个节拍并有力得多,从而弭大祸于未发,不动一兵一卒,未发一枪一弹,化解了这场灾难;实际上也是挽救了无数被蒙蔽的民兵,保护了广大群众。严佑民在上海几年的主要工作是负责江青反革命集团上海死党的专案。他专心致志,夜以继日,同协助他工作的“运动办公室”整天整月整年泡在一起。到1979年年底,上海基本查清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重大事件,摧毁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帮派体系。全市被列入清查范围的有5400人,其中拘捕、隔离、停职、离职的有1683人,包括处理和惩办了打砸抢分子458人。
  在1981年7月举行的中纪委清查工作会议上,上海市被列为清查工作比较彻底的第一类。上海在清查工作中获得的“四人帮”(即江青反革命集团)罪证,有98件被选入中央印发的《四人帮罪证材料》之中。主持审判“四人帮”的彭真对严佑民说:“我管清查‘四人帮’这件事,看的材料这么多(用手比画有一人高)。我看的结果表明,只有上海搞的材料最多,情况最清楚。”彭真还说:“上海的清查最彻底,审判‘四人帮’时,上海提供的材料占三分之一。没有上海的材料,审判‘四人帮’就无法进行。”

 中间还有个搞笑的情节:
这时,×××又转向做记录的穿军装的人(可能是他的秘书,或是办案  门人员)说:“把那个报告传过来,我再看看!”
  ×××看了报告,对谢富治说:“你看,这个报告,是用宽边稿纸写的,我们批的字都是靠在稿纸右边的空白处,如果把我们的批字剪下来,对这个报告也不会有损伤。”
  谢说:“这倒是个好办法。”
  于是,××让记录人员找来剪刀和火柴,当场把他们批的字剪了下来并烧掉。证据就这样被毁灭了。
  我和严佑民、赵雪瀛、中央档案馆军代表,目睹了这几位中央首长表演这滑稽的一幕。我注意到,吴法宪一直双目紧闭,像睡熟了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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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weilvshi 发表于 2013-5-16 15:58
 中间还有个搞笑的情节:
这时,×××又转向做记录的穿军装的人(可能是他的秘书,或是办案  门人员) ...
我以前也看到过这段。感觉既滑稽又无耻!
书呆子,不要再说傻话了
lijie8257 发表于 2013-5-16 17:56
我以前也看到过这段。感觉既滑稽又无耻!
可笑?可悲?政治啊……
曾山的背后是刘少奇、陈毅和饶漱石
谢富治和汪东兴当时没想到这些,所以签字,一旦搞清楚了,就必须脱身, ...
搞笑!饶漱石早已倒台,刘少奇已是叛徒、内奸、工贼,陈毅靠边。指示曾山和日本人接触的,必是最高层,谢汪等人才会如此卖劲!只是当初他们忘了,和日本人接触这事,已与汉奸无异,怎能又拿出来见光。
这事如非毛做主,不会搞这么大。毛的痛脚无非怕人知道曾与日寇扯不清白。
和日本人接触,都谈了什么,怎么没有下文了?


新四军打入日军的情报人员纪纲,是否确有其人?如有他真是太厉害了,可以拍一百集电视剧。

1944年上半年的一天,中共中央华中局代理书记兼新四军政委饶漱石找到时任中共中央华中局敌区工作部部长的扬帆,叫他负责接待审查一位从南京监狱放出来的名叫纪纲的人。此人自称是我们的情报工作干部,是南京日军“华中派遣军总司令部”冈村宁次派来的,说有重要信息向新四军传达。

  扬帆接待并与纪纲面谈,后经多方查证,纪纲确为我党派驻南京领导情报工作的干部,他在南京以中医作为职业掩护。他领导下有两个重要情报干部,都是中共党员,一位是汪锦元,被安插在汪精卫身边当秘书,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也很赏识他;另一位是陈一峰,是汪伪中央通讯社的采访主任,他们和一个日本进步记者西里龙夫经常交换日伪方面的情报。

  西里龙夫后被日方发觉逮捕,供出了与纪纲、汪锦元、陈一峰等人的关系,因而也均被捕,押送日本。日本东京战时法庭判决上述人员死刑,因陈璧君对汪锦元相当器重,坚决要求汪精卫出面干预,在汪通过“外交部”与日方交涉后,汪锦元等3人被押解回上海,改判为无期徒刑。可是,日军冈村宁次总部为何现在要把纪纲从监狱中放出来,并不加掩饰地派他到新四军来呢?

  原来这和当时日本侵略者日益走向穷途末路的形势有关系。

  1943年9月,意大利首先向英、美、苏无条件投降。与此同时,美国也加紧了对日本的进攻,不断用飞机轰炸日本本土。在中国战场上,八路军、新四军抗击了侵华日军的大部分力量,并从1944年初起开始局部反攻。此时,日本已明显感到灭顶之灾即将来临。而苏北新四军是它心脏边上的一颗钉子,更使它坐卧不安。

  因此,日军想到了关在监狱中的纪、汪、陈3人,想派他们当说客,妄想通过他们直接找到新四军上层领导关系,以延缓他们失败命运。但遭汪、陈的拒绝,纪纲倒是“爽快”,同意出狱。纪纲被送过江后,辗转到了新四军军部,向饶漱石报告了日本人的意图。面对如此重大问题,华中局请示了党中央,批准可以和日本人秘密接触,目的是为了搞清楚对方的真实意图。

  日军欲拉拢新四军反美反蒋

  新四军军部决定派扬帆去南京。

  行前,华中局专门为扬帆开了欢送会,扬帆表示:“这次是日本人乞求于我,估计日本人不敢对我下毒手,但万一日本人翻脸不守信义,我也作了准备,无非一死而已,请同志们放心。”之后,扬帆便和纪纲去了南京,住在日方安排的将校(级)军官招待所内。

  次日,日军“华中派遣军总司令部”参谋处二科主任参谋(代理科长)乔岛代表尾琦大佐设宴欢迎扬帆。第三天,日军华中派遣军的副参谋长(也是主管特务工作的)今井武夫和扬帆见面。

  今井主动向扬帆提出,有一个皖南新四军的政治干部押在南京,问是否要带回去,以此想让扬帆先向他提出要求。扬帆知道日方提到的那个干部是可耻的叛徒,便拒绝了。今井接着提出日方希望在华中和新四军达成局部和平的协议,甚至愿意让出8个县城给新四军,希望新四军将来能和日方合作,共同对付美英和蒋介石军队。此言即暴露出日军的真实意图,他们是怕新四军和美国军队合作。

  其实,此前曾发生几件事让侵华日军惶恐不安。其中一件至为重要,即1943年夏从湖南衡阳国民党飞机场起飞去日本轰炸的美军B29轰炸机在返回途中,因飞机发生故障,机上人员跳伞降落在建阳县湖垛镇日伪据点附近。当地民兵游击队为抢救美国飞行员与湖垛日伪军发生战斗,最后救出5名飞行员。这件事使日方、美方感到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战略地位的重要性。日本人和美国人都清楚,黄海和东海岸边辽阔的农村基本上都是在中国共产党新四军的抗日根据地内,这一地区也是最接近上海和南京等城市的。如果美军要在这些地区成功登陆或空降,是离不开新四军支持的。

  扬帆明白日本人谈话中的圈套,便向日方说,我可以听听你们的建议,但是我现在不愿意具体讨论这些问题,我可以把你们的意见带回去请示新四军领导。后来扬帆回到新四军总部,即向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作了汇报。

  日军投降双方接触结束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3国政府发表了《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8月6日,美国飞机在日本广岛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8月9日,苏联百万红军进入中国东北。同时,毛泽东主席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8月10日和11日,朱德总司令连续发布了受降及配合苏军作战等7道命令。我军在前线各地开展了全面反攻。


  8月15日夜,饶漱石突然派人找扬帆。饶漱石一见到扬帆就说,他刚收听了美国电台的广播,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了。第二天,华中局即派扬帆和纪纲赶去南京找冈村宁次谈判受降;同时,新四军军部迅速部署在南京周围的部队随时准备入城。

  扬帆和纪纲星夜启程,到达南京后向日方提出朱德总司令向冈村宁次下达的命令,要日方就近向新四军缴械投降。日方却答复说,根据《波茨坦公告》的规定,日军只能向国民政府投降,希望新四军方面谅解。

  原来,美国的麦克阿瑟以远东盟军总司令的名义对日本政府和中国战区的日军下令,只能向蒋介石政府及其军队投降。伪南京市市长马超俊也发表谈话透露,陈公博将以36万大军警备南京、上海、杭州三角地区,完整交给蒋介石,阻止八路军、新四军接收。

  扬帆亲眼看到国民党军军官已来南京,觉得此时再去找日军谈受降已无益处,便在南京城里部署我军情报人员,准备配合新四军攻城部队;等这些工作完成后,便迅速赶回新四军军部报告。

  新四军和冈村宁次总部的秘密接触至此结束。

新四军打入日军的情报人员纪纲,是否确有其人?如有他真是太厉害了,可以拍一百集电视剧。

1944年上半年的一天,中共中央华中局代理书记兼新四军政委饶漱石找到时任中共中央华中局敌区工作部部长的扬帆,叫他负责接待审查一位从南京监狱放出来的名叫纪纲的人。此人自称是我们的情报工作干部,是南京日军“华中派遣军总司令部”冈村宁次派来的,说有重要信息向新四军传达。

  扬帆接待并与纪纲面谈,后经多方查证,纪纲确为我党派驻南京领导情报工作的干部,他在南京以中医作为职业掩护。他领导下有两个重要情报干部,都是中共党员,一位是汪锦元,被安插在汪精卫身边当秘书,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也很赏识他;另一位是陈一峰,是汪伪中央通讯社的采访主任,他们和一个日本进步记者西里龙夫经常交换日伪方面的情报。

  西里龙夫后被日方发觉逮捕,供出了与纪纲、汪锦元、陈一峰等人的关系,因而也均被捕,押送日本。日本东京战时法庭判决上述人员死刑,因陈璧君对汪锦元相当器重,坚决要求汪精卫出面干预,在汪通过“外交部”与日方交涉后,汪锦元等3人被押解回上海,改判为无期徒刑。可是,日军冈村宁次总部为何现在要把纪纲从监狱中放出来,并不加掩饰地派他到新四军来呢?

  原来这和当时日本侵略者日益走向穷途末路的形势有关系。

  1943年9月,意大利首先向英、美、苏无条件投降。与此同时,美国也加紧了对日本的进攻,不断用飞机轰炸日本本土。在中国战场上,八路军、新四军抗击了侵华日军的大部分力量,并从1944年初起开始局部反攻。此时,日本已明显感到灭顶之灾即将来临。而苏北新四军是它心脏边上的一颗钉子,更使它坐卧不安。

  因此,日军想到了关在监狱中的纪、汪、陈3人,想派他们当说客,妄想通过他们直接找到新四军上层领导关系,以延缓他们失败命运。但遭汪、陈的拒绝,纪纲倒是“爽快”,同意出狱。纪纲被送过江后,辗转到了新四军军部,向饶漱石报告了日本人的意图。面对如此重大问题,华中局请示了党中央,批准可以和日本人秘密接触,目的是为了搞清楚对方的真实意图。

  日军欲拉拢新四军反美反蒋

  新四军军部决定派扬帆去南京。

  行前,华中局专门为扬帆开了欢送会,扬帆表示:“这次是日本人乞求于我,估计日本人不敢对我下毒手,但万一日本人翻脸不守信义,我也作了准备,无非一死而已,请同志们放心。”之后,扬帆便和纪纲去了南京,住在日方安排的将校(级)军官招待所内。

  次日,日军“华中派遣军总司令部”参谋处二科主任参谋(代理科长)乔岛代表尾琦大佐设宴欢迎扬帆。第三天,日军华中派遣军的副参谋长(也是主管特务工作的)今井武夫和扬帆见面。

  今井主动向扬帆提出,有一个皖南新四军的政治干部押在南京,问是否要带回去,以此想让扬帆先向他提出要求。扬帆知道日方提到的那个干部是可耻的叛徒,便拒绝了。今井接着提出日方希望在华中和新四军达成局部和平的协议,甚至愿意让出8个县城给新四军,希望新四军将来能和日方合作,共同对付美英和蒋介石军队。此言即暴露出日军的真实意图,他们是怕新四军和美国军队合作。

  其实,此前曾发生几件事让侵华日军惶恐不安。其中一件至为重要,即1943年夏从湖南衡阳国民党飞机场起飞去日本轰炸的美军B29轰炸机在返回途中,因飞机发生故障,机上人员跳伞降落在建阳县湖垛镇日伪据点附近。当地民兵游击队为抢救美国飞行员与湖垛日伪军发生战斗,最后救出5名飞行员。这件事使日方、美方感到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战略地位的重要性。日本人和美国人都清楚,黄海和东海岸边辽阔的农村基本上都是在中国共产党新四军的抗日根据地内,这一地区也是最接近上海和南京等城市的。如果美军要在这些地区成功登陆或空降,是离不开新四军支持的。

  扬帆明白日本人谈话中的圈套,便向日方说,我可以听听你们的建议,但是我现在不愿意具体讨论这些问题,我可以把你们的意见带回去请示新四军领导。后来扬帆回到新四军总部,即向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作了汇报。

  日军投降双方接触结束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3国政府发表了《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8月6日,美国飞机在日本广岛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8月9日,苏联百万红军进入中国东北。同时,毛泽东主席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8月10日和11日,朱德总司令连续发布了受降及配合苏军作战等7道命令。我军在前线各地开展了全面反攻。


  8月15日夜,饶漱石突然派人找扬帆。饶漱石一见到扬帆就说,他刚收听了美国电台的广播,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了。第二天,华中局即派扬帆和纪纲赶去南京找冈村宁次谈判受降;同时,新四军军部迅速部署在南京周围的部队随时准备入城。

  扬帆和纪纲星夜启程,到达南京后向日方提出朱德总司令向冈村宁次下达的命令,要日方就近向新四军缴械投降。日方却答复说,根据《波茨坦公告》的规定,日军只能向国民政府投降,希望新四军方面谅解。

  原来,美国的麦克阿瑟以远东盟军总司令的名义对日本政府和中国战区的日军下令,只能向蒋介石政府及其军队投降。伪南京市市长马超俊也发表谈话透露,陈公博将以36万大军警备南京、上海、杭州三角地区,完整交给蒋介石,阻止八路军、新四军接收。

  扬帆亲眼看到国民党军军官已来南京,觉得此时再去找日军谈受降已无益处,便在南京城里部署我军情报人员,准备配合新四军攻城部队;等这些工作完成后,便迅速赶回新四军军部报告。

  新四军和冈村宁次总部的秘密接触至此结束。
潘汉年秘会都甲大佐的光辉事迹

节选自《潘汉年的情报生涯》(人民出版社1996年9月版)P161

  在上海期间,潘汉年还力由李士群介绍会见了他的军事顾问、日本华中派遣军谋略课长都甲大佐。李士群说,都甲是日本军方人物专管津浦、沪宁沿线的“清乡”任务。可以和他谈谈。潘汉年没有拒绝。他正想从都甲那里直接听一听日本军方对目前军事形势的看法。于是,仍由胡均朗鹤陪同在一座日本军官的公寓里会见了都甲。会见中,他们交谈了飞情况并各自说明了自己的看法。
  都甲说:“清乡”的目的是为了强化社会治安。日本方面目前最关心的是津浦戏南段的铁路运输安全。只要新四军不破坏这一段的铁路交通.日方则希望和新四军之间有一个缓冲地带。
  潘汉年说:新四军的发展很快,目前正在稳步地巩固和扩大农村根据地,也无意要立即占领铁路文通线和其他重要文通据点。日军方面要给新四军有一定的生存条件,否则游击队就会随时袭击和破坏铁路文通线的。

养猪评论 发表于 2013-6-3 01:47
这事如非毛做主,不会搞这么大。毛的痛脚无非怕人知道曾与日寇扯不清白。


确是毛做主,孙宇亭去中央档案馆看到四份绝密电报,是由毛刘康生签发的,批准新四军与日军联络,孙这个人大大咧咧,认为电报可以公开了,缺乏政治敏感性,要是李铁映做总书记,肯定会痛责他一顿,四分电报现在仍然保密,至于毛为何这样害怕,这倒是个问题。
养猪评论 发表于 2013-6-3 01:47
这事如非毛做主,不会搞这么大。毛的痛脚无非怕人知道曾与日寇扯不清白。


确是毛做主,孙宇亭去中央档案馆看到四份绝密电报,是由毛刘康生签发的,批准新四军与日军联络,孙这个人大大咧咧,认为电报可以公开了,缺乏政治敏感性,要是李铁映做总书记,肯定会痛责他一顿,四分电报现在仍然保密,至于毛为何这样害怕,这倒是个问题。
我以前也看到过这段。感觉既滑稽又无耻!
就这一段就可以问汪东兴个罪,欺上瞒下的奸贼,
原来是挖坟
呵呵!还是有问题呀!
接触不代表投降。都什么智商。美国还与德国人接触。苏联人也与德国私下谈判呢
曾山是毛的铁杆,派到新四军就是掺沙子的,他和潘汗年的事情,给他十个胆子也不敢自己做主,肯定都是中央批准的
这是最黑暗,最肮脏的一幕, 留到以后再评说吧
有什么黑暗肮脏的,一不赔款二不割地有什么不能谈。
一切都要服从于政治,好吧?我们不希望和日本人硬拼,消耗掉自己的实力。国民党又何尝不是这样?当时双方的判断都是一致的:那就是拖延下去,将日本人的军力牢牢拖死在亚洲大陆,世界大战迟早爆发,列强绝对不会坐视日本独霸中国大陆。只要美英苏联手干掉了希特勒德国,掉过头来收拾亚洲局势,小日本被碾碎,是注定的事情。
所以中日双方即便是在正面战场上打得血肉横飞,可是背地里,重庆与日方一直在保持接触,一方要诱降,付出最小的成本,实现不战而胜;另一方要延缓对手的打击,试探对方的底线,同时压迫美英,提供各种援助,支持中国的抗战。
潘小开当年倒是冤的很,和他有关的基本都被收拾了一顿
潘小开当年倒是冤的很,和他有关的基本都被收拾了一顿
他自己说的,搞情报的大多没有好下场,这个是肯定的,谁让你知道太多
小开、NEW4军和日寇的关系,可不是吃吃饭喝喝酒那么简单,涉及到出卖国家利益的问题。50年代港台报纸披露,小开只好当替罪羊,矛当时还是感到不忍,让监狱优待小开。
请问楼上一帮分析帝:如果是毛要遮丑,自会派自己的心腹来处理,怎么会让吴法宪掺合进来?整个审讯过程,吴从始至终一言不发,其他几位都在拼命表演,摆明了是做给吴身后的那位看的,吴是谁的人呀?
刀劈伍髦狗 发表于 2015-5-20 09:44
小开、NEW4军和日寇的关系,可不是吃吃饭喝喝酒那么简单,涉及到出卖国家利益的问题。50年代港台报纸披露, ...
怎么出卖国家利益了?你有什么证据可以摆出来。
估计就是new4不打它的交通线,然后日军也不打new4的某些根据地,对运往根据地的物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私下达成某种默契。当然这种事情是见不得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