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的新闻，没人贴：其实越南猴子也喜欢意淫的，内详

越南南沙政策被内政绑架 知识界希望与中国谈判
越南媒体常常叫嚣：“中越在‘东海’必有一战”。越南人是怎样看这个问题呢？

    一次我从越南同登口岸入境，乘汽车前往河内。同车十几人中有三个中国人，只有我懂得越南语，路途无事便和一个越南青年侃侃而谈。

    相谈不久，话题最终落在了南海问题上。

    “你们知道为什么最近中国抓了我们的渔民很快又放了吗？我在网上得到一条信息：我国向俄罗斯买到了一种很厉害的新型导弹。这种导弹可以在超低空飞行，专打敌人的舰船。中国知道了这个消息，害怕了，马上放人了！”青年眉飞色舞道。

    我没有插话，更不想在这种场合下去争论，因为这种争论没有结果。南海（越南称之为‘东海’）和“两沙”（长沙和黄沙）的主权纠纷问题在越南社会纠结而又敏感……

    民间的不同调门

    尽管越南媒体常常叫嚣：“中越在‘东海’必有一战”，但越南民众在南海和“两沙”问题上的态度却不尽相同。

    态度最激烈的是海外越南人。他们中大多数是20世纪70年代的流亡者，对越南政权有十分强烈的对立情绪，对中国曾帮助越南打赢两场战争从而赢得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历史并没有好感。更习惯接受西方价值观的他们,在“两沙”问题上调子最高：不但要“两沙”的主权，更要整个南海的主权。此外，他们还希望推翻越南现政权。

    态度最容易被调动和激化的是一些越南青年。近几年，多次为“两沙”和南海争端在中国驻越外交机构外面行游表威的，就是一些越南青年学生。

    态度最敏感的是越南中北部的渔民，他们的家乡比较靠近中国的西沙。他们祖辈靠出海捕鱼为生，因此，两国海洋主权的争端对他们影响最直接。当他们中有人越界捕鱼，或在中国政府宣布的休渔期内在南海捕鱼而被中国渔政部门扣留、罚款时，被扣渔民家乡的民众反应特别强烈。这个现象很好理解：无论是从经济利益还是从亲情去看问题，他们都必然会作出那样的反应。

    态度相对深沉和温和的是越南北方的一些民众，他们是两国关系正常化和经贸日益频繁的直接得益者。他们最不希望两国争端朝恶化的方向发展，很希望两国政府能坐下来早日谈出个结果。

    “我了解中国，虽然是军人，但我最不希望越中两国兵戎相见。有时我甚至想，中国经济发展这样快，这样强大，也许两国能合并成一个国家也不错。那时越南人也能分享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南海就再也没有争执了。”

    一名越南现役军官，同时也是享受着中国政府奖学金的来华越南学者曾这样对我开诚布公地说道。这位军官30多岁，还保持着青年学生的激情，多次坦诚地就南海主权问题发表意见。他代表着一部分越南人的态度。
被内政“绑架”的南沙

    越南政府在南海问题上强硬的态度，似乎并非完全来自于对“领土主权完整”的强烈诉求，更大的压力来自于越南内政的压力。尽管和中国存在南海主权纠纷，但除南海问题外，越南需要和中国站在一起。

    2010年初，我应邀造访河内，在和越南外交部任职的两名学生吃饭时，他们曾对我坦言：现在越南高层最担心的是南海，一旦南海出现“擦枪走火”的情况，越南恐怕很快就坚持不住。如果出现这样的局面，就会危及到他们国家的政权！

    “万一越南红色政权不保，对中国有什么好处呢？”他们中的一位这样向我反问道。

    自从越南政府在南海争端中奉行一条“国际化、公开化、政治化、非敏感化”的“四化”路线，大大地激发了海内外越南人的的民族情绪，但高昂的民族情绪又反过来变成了压力：要进打不得，要退让不得，越南当局骑虎难下。对越南当局来说，时下有三件头等大事。第一，发展经济；第二，防止和平演变；第三，保卫国家主权，在南海主权争端中力争最大的利益。这三件头等大事都与中国息息相关。

    越南要发展经济，离不开和中国的合作；而要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反对和平演变，更离不开社会主义中国这个后盾。但难以回避的矛盾是，越南在南海主权争端中最大的对手恰恰就是中国。中国大，越南小；中国强，越南弱。因此，既要在某种程度上借助中国，又要与中国抗争，近而不亲，疏而不远，成为越南遵循的方针。

    对越南而言，南海问题不宜拖，越拖中越两国国力差距越大，越拖越南在谈判桌上回旋的余地就越小。

    这一点，越南当局似乎很清楚。

    七旬高龄的越中友好协会副会长武先生曾当过越共某总书记的秘书，少年时代曾在广西桂林育才学校度过。他了解很多两国高层交往的内情，对中国还是很有感情的。一次老先生邀请我和另外几个中国学者吃饭时，曾这样意味深长地讲道：

    “我们政府希望早日解决南海争端是有深刻原因的。趁我们这些亲身经历过、深刻了解越中两国战斗情谊的老一辈人还在，还掌握着政权，及早解决这个问题对双方更有利。如果我们都退出历史舞台了，新一代人的思维方式也许就不大一样了！”

越南学者的“文斗”

    与越南社会对南海主权要求的喧嚣不同，时下越南的历史学、法学、国际关系学、中国学学者都在冷静地为未来中越可能的谈判桌准备“文斗”的文史和法理资料，而在早在六七十年代越南学者并没有所谓的南海主权研究。

    我曾经不止一次向越南朋友说，自己手头有一本越南著名历史学家陶维英的著作《越南历代疆界》的中译本。原著是河内出版社1964年出版发行的。通读全书，作者虽然称南中国海为“东海”，但是没有提及“黄沙”和“长沙”。对我的质问，越南朋友都保持沉默……

    尽管不时受到过激爱国情绪的“润泽”，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依然保持了可贵的清醒。在和他们的接触中，以及他们在越南媒体中的“发声”，可以看出，在南海和“两沙”主权纷争中，越南知识界是主和派，他们希望中越两国能坐下来，通过谈判解决问题。

    尽管如此，他们的一些独特观点仍值得中国警惕和思考。其中包括：“怀疑越南是否有足够的证据说明自己对整个南海拥有主权”；“西沙是要不回来了，南沙还是要力争的”；“解决南海问题，应该按联合国海洋法的原则重新划分整个南海的疆界”；“越中两国应该换位思考，以客观的立场去反思对方的立场和诉求。”

    对于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言论和动作，越南学者同样关注：“中国说欢迎双边谈判，但又只愿意谈长沙，不愿意谈黄沙，中国为什么不先听听我们的意见呢”；“中国军方某些人在媒体上公开表示中越在‘东海’一战，不利于争端的解决”；“当中美舰船在‘东海’摩擦时，不要盲目支持美国，要公正地从国际法的角度解读双方的立场”；“也许应该把国际上统称的南中国海改名为东南亚海......”

    这些，或许都传递出一种微妙的信号。（文/永孚 作者系中山大学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副研究员）

http://military.china.com/zh_cn/ ... 806/16065918_2.html越南南沙政策被内政绑架 知识界希望与中国谈判
越南媒体常常叫嚣：“中越在‘东海’必有一战”。越南人是怎样看这个问题呢？

    一次我从越南同登口岸入境，乘汽车前往河内。同车十几人中有三个中国人，只有我懂得越南语，路途无事便和一个越南青年侃侃而谈。

    相谈不久，话题最终落在了南海问题上。

    “你们知道为什么最近中国抓了我们的渔民很快又放了吗？我在网上得到一条信息：我国向俄罗斯买到了一种很厉害的新型导弹。这种导弹可以在超低空飞行，专打敌人的舰船。中国知道了这个消息，害怕了，马上放人了！”青年眉飞色舞道。

    我没有插话，更不想在这种场合下去争论，因为这种争论没有结果。南海（越南称之为‘东海’）和“两沙”（长沙和黄沙）的主权纠纷问题在越南社会纠结而又敏感……

    民间的不同调门

    尽管越南媒体常常叫嚣：“中越在‘东海’必有一战”，但越南民众在南海和“两沙”问题上的态度却不尽相同。

    态度最激烈的是海外越南人。他们中大多数是20世纪70年代的流亡者，对越南政权有十分强烈的对立情绪，对中国曾帮助越南打赢两场战争从而赢得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历史并没有好感。更习惯接受西方价值观的他们,在“两沙”问题上调子最高：不但要“两沙”的主权，更要整个南海的主权。此外，他们还希望推翻越南现政权。

    态度最容易被调动和激化的是一些越南青年。近几年，多次为“两沙”和南海争端在中国驻越外交机构外面行游表威的，就是一些越南青年学生。

    态度最敏感的是越南中北部的渔民，他们的家乡比较靠近中国的西沙。他们祖辈靠出海捕鱼为生，因此，两国海洋主权的争端对他们影响最直接。当他们中有人越界捕鱼，或在中国政府宣布的休渔期内在南海捕鱼而被中国渔政部门扣留、罚款时，被扣渔民家乡的民众反应特别强烈。这个现象很好理解：无论是从经济利益还是从亲情去看问题，他们都必然会作出那样的反应。

    态度相对深沉和温和的是越南北方的一些民众，他们是两国关系正常化和经贸日益频繁的直接得益者。他们最不希望两国争端朝恶化的方向发展，很希望两国政府能坐下来早日谈出个结果。

    “我了解中国，虽然是军人，但我最不希望越中两国兵戎相见。有时我甚至想，中国经济发展这样快，这样强大，也许两国能合并成一个国家也不错。那时越南人也能分享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南海就再也没有争执了。”

    一名越南现役军官，同时也是享受着中国政府奖学金的来华越南学者曾这样对我开诚布公地说道。这位军官30多岁，还保持着青年学生的激情，多次坦诚地就南海主权问题发表意见。他代表着一部分越南人的态度。
被内政“绑架”的南沙

    越南政府在南海问题上强硬的态度，似乎并非完全来自于对“领土主权完整”的强烈诉求，更大的压力来自于越南内政的压力。尽管和中国存在南海主权纠纷，但除南海问题外，越南需要和中国站在一起。

    2010年初，我应邀造访河内，在和越南外交部任职的两名学生吃饭时，他们曾对我坦言：现在越南高层最担心的是南海，一旦南海出现“擦枪走火”的情况，越南恐怕很快就坚持不住。如果出现这样的局面，就会危及到他们国家的政权！

    “万一越南红色政权不保，对中国有什么好处呢？”他们中的一位这样向我反问道。

    自从越南政府在南海争端中奉行一条“国际化、公开化、政治化、非敏感化”的“四化”路线，大大地激发了海内外越南人的的民族情绪，但高昂的民族情绪又反过来变成了压力：要进打不得，要退让不得，越南当局骑虎难下。对越南当局来说，时下有三件头等大事。第一，发展经济；第二，防止和平演变；第三，保卫国家主权，在南海主权争端中力争最大的利益。这三件头等大事都与中国息息相关。

    越南要发展经济，离不开和中国的合作；而要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反对和平演变，更离不开社会主义中国这个后盾。但难以回避的矛盾是，越南在南海主权争端中最大的对手恰恰就是中国。中国大，越南小；中国强，越南弱。因此，既要在某种程度上借助中国，又要与中国抗争，近而不亲，疏而不远，成为越南遵循的方针。

    对越南而言，南海问题不宜拖，越拖中越两国国力差距越大，越拖越南在谈判桌上回旋的余地就越小。

    这一点，越南当局似乎很清楚。

    七旬高龄的越中友好协会副会长武先生曾当过越共某总书记的秘书，少年时代曾在广西桂林育才学校度过。他了解很多两国高层交往的内情，对中国还是很有感情的。一次老先生邀请我和另外几个中国学者吃饭时，曾这样意味深长地讲道：

    “我们政府希望早日解决南海争端是有深刻原因的。趁我们这些亲身经历过、深刻了解越中两国战斗情谊的老一辈人还在，还掌握着政权，及早解决这个问题对双方更有利。如果我们都退出历史舞台了，新一代人的思维方式也许就不大一样了！”

越南学者的“文斗”

    与越南社会对南海主权要求的喧嚣不同，时下越南的历史学、法学、国际关系学、中国学学者都在冷静地为未来中越可能的谈判桌准备“文斗”的文史和法理资料，而在早在六七十年代越南学者并没有所谓的南海主权研究。

    我曾经不止一次向越南朋友说，自己手头有一本越南著名历史学家陶维英的著作《越南历代疆界》的中译本。原著是河内出版社1964年出版发行的。通读全书，作者虽然称南中国海为“东海”，但是没有提及“黄沙”和“长沙”。对我的质问，越南朋友都保持沉默……

    尽管不时受到过激爱国情绪的“润泽”，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依然保持了可贵的清醒。在和他们的接触中，以及他们在越南媒体中的“发声”，可以看出，在南海和“两沙”主权纷争中，越南知识界是主和派，他们希望中越两国能坐下来，通过谈判解决问题。

    尽管如此，他们的一些独特观点仍值得中国警惕和思考。其中包括：“怀疑越南是否有足够的证据说明自己对整个南海拥有主权”；“西沙是要不回来了，南沙还是要力争的”；“解决南海问题，应该按联合国海洋法的原则重新划分整个南海的疆界”；“越中两国应该换位思考，以客观的立场去反思对方的立场和诉求。”

    对于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言论和动作，越南学者同样关注：“中国说欢迎双边谈判，但又只愿意谈长沙，不愿意谈黄沙，中国为什么不先听听我们的意见呢”；“中国军方某些人在媒体上公开表示中越在‘东海’一战，不利于争端的解决”；“当中美舰船在‘东海’摩擦时，不要盲目支持美国，要公正地从国际法的角度解读双方的立场”；“也许应该把国际上统称的南中国海改名为东南亚海......”

    这些，或许都传递出一种微妙的信号。（文/永孚 作者系中山大学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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