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茅于轼两场演讲连遭反对者抗议

http://news.163.com/13/0506/10/8U6FN5LE00011229.html

原标题 单仁平：做大众政治焦点，茅于轼的选择

经济学家茅于轼4月25日在沈阳一个论坛演讲时，遭遇辽宁党史学会副秘书长王新年从台下发出的激烈反对，王被组织者强制带离。之后茅于轼称有人在电话上对其骚扰并威胁。5月4日茅计划在长沙演讲，因遭一些反对者现场围堵而被迫取消，据传改为小范围座谈。最近几天，茅发微博抨击对他施加的“暴力”，他的支持者们纷纷转发力挺，与反对者激烈互斥。

茅于轼一直是争议度颇高的公众人物。称赞者将其树为偶像，贬斥者甚至认为他缺少基本的经济学造诣。茅最突出的言论是他对毛泽东的“全面否定”，以及他对现行政治体制的批判。他的一些具体观点，如“钓鱼岛可以不争”、“中国不能造航母”、“廉租房不应有私人厕所”等也都引来剧烈的争议和一些人的反感。

总体而言，公众对茅的经济学观点印象不深，他成为舆论焦点，大多是因为与经济关系不大、反而跟政治牵涉较深的言论。

我们不太了解近日围绕茅于轼风波的细节，从常理来讲，我们反对人身言论攻击，尤其反对针对论敌的各种骚扰和威胁。茅于轼像所有学者一样享有正常发表看法的权利，对他的反对应当是文明的、法律规定范围之内的。当然，我们无从确认茅所称受“电话骚扰和威胁”的真实性，以及它们的程度。

与此同时需要指出，茅不是普通学者，或者说他的很多公开言论突破了社会通常理解的学术范畴。他的言论往往有强烈的价值取向，挑战中国主流政治观点。如果换一种表述，他对政治做了些能被社会“看得很清楚”的涉入。他的身份也因此比一般学者复杂得多。

茅的“铁杆”支持者和反对者都有很固定的圈子。前者是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西方一些精英人士等。后者是中国互联网上被称为“左派”或“五毛”中的积极分子。这种“泾渭分明”的支持和反对，也验证茅与政治超越普通学者的特殊关系。

不得不说，中国舆论场上非常缺少“政治辩论”的文明，往往争着争着就变成了“斗争”，无论左右都如此。深入、求实的讨论很难展开，互联网文化对喊口号和贴标签形成事实上的鼓励。茅于轼本人其实也有意无意塑造了自己“献身于民主、自由”的形象，并以这种形象的不变应对中国现实复杂多样的万变。

茅于轼因为自己的“立场”获得支持，包括去年他获得美国人颁发的弗里德曼奖。也因此饱受争议，承受了一些并非他本人独有的代价。值得一提的是，电话骚扰和在会场上“被冲撞”，中国舆论场上的很多活跃人士都遭遇过。自由派代表人物之一艾未未就曾公布多名他反对的人士的电话号码，要求他的支持者打电话“伺候”。

中国需要大众政治文明的不懈建设，事实上，茅的“铁杆”支持者和反对者在这方面都有“共勉”的空间。大众政治中的对立面声称“势不两立”，实为相互影响甚至相互依存的关系。“斗争文明”的进步只能是各派之间大体同步的，这里并不存在只属于某一派的“绝对道德高地”。

茅于轼以他84岁高龄应有的见识和影响，理应做中国社会团结的促进者，避免使自己成为分裂社会的冲突点。这与他持什么样的学术看法无关。这取决于他的胸怀，取决于他如何使用个人影响力的态度。 (作者是环球时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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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 单仁平：做大众政治焦点，茅于轼的选择

经济学家茅于轼4月25日在沈阳一个论坛演讲时，遭遇辽宁党史学会副秘书长王新年从台下发出的激烈反对，王被组织者强制带离。之后茅于轼称有人在电话上对其骚扰并威胁。5月4日茅计划在长沙演讲，因遭一些反对者现场围堵而被迫取消，据传改为小范围座谈。最近几天，茅发微博抨击对他施加的“暴力”，他的支持者们纷纷转发力挺，与反对者激烈互斥。

茅于轼一直是争议度颇高的公众人物。称赞者将其树为偶像，贬斥者甚至认为他缺少基本的经济学造诣。茅最突出的言论是他对毛泽东的“全面否定”，以及他对现行政治体制的批判。他的一些具体观点，如“钓鱼岛可以不争”、“中国不能造航母”、“廉租房不应有私人厕所”等也都引来剧烈的争议和一些人的反感。

总体而言，公众对茅的经济学观点印象不深，他成为舆论焦点，大多是因为与经济关系不大、反而跟政治牵涉较深的言论。

我们不太了解近日围绕茅于轼风波的细节，从常理来讲，我们反对人身言论攻击，尤其反对针对论敌的各种骚扰和威胁。茅于轼像所有学者一样享有正常发表看法的权利，对他的反对应当是文明的、法律规定范围之内的。当然，我们无从确认茅所称受“电话骚扰和威胁”的真实性，以及它们的程度。

与此同时需要指出，茅不是普通学者，或者说他的很多公开言论突破了社会通常理解的学术范畴。他的言论往往有强烈的价值取向，挑战中国主流政治观点。如果换一种表述，他对政治做了些能被社会“看得很清楚”的涉入。他的身份也因此比一般学者复杂得多。

茅的“铁杆”支持者和反对者都有很固定的圈子。前者是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西方一些精英人士等。后者是中国互联网上被称为“左派”或“五毛”中的积极分子。这种“泾渭分明”的支持和反对，也验证茅与政治超越普通学者的特殊关系。

不得不说，中国舆论场上非常缺少“政治辩论”的文明，往往争着争着就变成了“斗争”，无论左右都如此。深入、求实的讨论很难展开，互联网文化对喊口号和贴标签形成事实上的鼓励。茅于轼本人其实也有意无意塑造了自己“献身于民主、自由”的形象，并以这种形象的不变应对中国现实复杂多样的万变。

茅于轼因为自己的“立场”获得支持，包括去年他获得美国人颁发的弗里德曼奖。也因此饱受争议，承受了一些并非他本人独有的代价。值得一提的是，电话骚扰和在会场上“被冲撞”，中国舆论场上的很多活跃人士都遭遇过。自由派代表人物之一艾未未就曾公布多名他反对的人士的电话号码，要求他的支持者打电话“伺候”。

中国需要大众政治文明的不懈建设，事实上，茅的“铁杆”支持者和反对者在这方面都有“共勉”的空间。大众政治中的对立面声称“势不两立”，实为相互影响甚至相互依存的关系。“斗争文明”的进步只能是各派之间大体同步的，这里并不存在只属于某一派的“绝对道德高地”。

茅于轼以他84岁高龄应有的见识和影响，理应做中国社会团结的促进者，避免使自己成为分裂社会的冲突点。这与他持什么样的学术看法无关。这取决于他的胸怀，取决于他如何使用个人影响力的态度。 (作者是环球时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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