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大国战略]驳汪精卫是汉奸！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5/03 10:47:26
类比一下就知道了。假如伊拉克战争中，没有成立那个伊拉克临时政府会怎么样？
整个北方被日本占领的差不多了，在那些地方是没有政府的。而且是处于战争状态。
假如你有力量，有心情，每天上午去街上杀个人，下午抢抢东西，晚上再强暴个姑娘。都没人管的。当然，你别受伤，因为医院也是瘫痪的。
你手里的钱都是废纸，因为银行会被抢劫，本币不值一钱。所有的人突然间一无所有，要靠物品交换，没有东西吃的只能抢劫杀人。城市没有任何公用设施是运作的，垃圾到处都是，到处都是死人的腐臭。
接着是瘟疫，疾病，饥饿，暴乱。整个北方每天会以一天十万人的速度减少人口。
无论是牌的正面，还是反面都有其存在的意义。有时候有些人办的事情让人深恶痛绝，但是没人做更是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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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全面侵华后，国民党军队几乎全部退到达后方，整个北方处在权力真空状态，日本人到处烧杀淫掠，人民处在水深火热状态，特别是1938年蒋介石为阻止日本军队渡黄河人为是黄河决堤日本人没淹死几个，却使80几万中国人死亡，几百万人民无家可归。如果这样焦土抗战，虽然可以不是中华民族全部沦为亡国奴，但是等到胜利后，我们又会剩下什么？难道让国家沦为废墟是我们的最终目的？地藏王菩萨说过：“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谁愿意当卖国贼呢？汪精卫组成名义上的国民政府，不至于是国家四分五裂。也可以抚慰战争的创伤，养精蓄锐，这也是为什么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有大量的军队和先进的装备却全部投降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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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一派对日讲和的想法和目的
有人认为日本偷袭珍珠港，向人口、资源、工业生产能力比自己大很多倍的美国发动战争，是一种失去理智的疯狂行为。但这种观点有很大的片面性，是“事后诸葛亮”。要知道战争的胜利不仅仅取决于“物”的方面，还取决于更重要的“人”的方面。如果战争总是“物”的方面占优势的，人多、枪多、钱多的一方取胜的话，人类的历史就变得非常简单了。古今中外的战争历史中，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比比皆是。这些战例的成功都是依靠发挥“人”的优势来弥补“物”不足。
赤壁之战时，孙权以5万兵力向曹操71万大军挑战，是不是失去理智的疯狂行为？日本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向清国、俄国宣战时，日本的国力都远远逊于中国和俄国，日本是依靠“人”的优势取得了以弱胜强的胜利。二战时日本的国力固然远远逊于美国，但绝不是说日本就没有战胜美国的可能，只能说美国战胜日本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日本发动对美偷袭，其实就是现在中国所谓的“超限战”思想，弱者要想战胜强者，就不能遵守强者们制定的所谓“战争规范”。
二战前世界上有两大阵营：“英法美”和“德意日”。从人口、资源、工业生产能力等“物”的方面来看，自然是“英法美”的同盟国占绝对优势。但战争就是一种赌博，在“物”方面的劣势者就象口袋里没有多少钱的赌徒，他们要想赌赢腰缠万贯的阔佬，只能采用“孤注一掷”的赌法：要不大嬴，要不大输。“德意日”孤注一掷向“英法美”挑战，也就抱着这种大嬴大输的心里。当然“德意日”的确有战胜“英法美”的可能，如果“德意日”的将领们少犯一些错误，如果“英法美”的将领们多犯一些错误，二次大战的胜者就是“德意日”一方，“英法美”的胜利其实不过是一种“险胜”。
在中日战争爆发的1937年，“英法美”和“德意日”阵营正处于紧张的对峙中，当时人们根本无法预测哪个阵营会取胜。蒋介石赌“英法美”取胜，坚持抗日战争；汪精卫赌“德意日”取胜，主张对日讲和。如果我们不以“胜者王侯败者贼” 的历史观来评判汪精卫的话，当时汪精卫对日讲和的行动并不是什么卖国行为。如果二战是“德意日”阵营取胜的话，中国如果站在“英法美”阵营一边，就不可避免要作为战败国受到割地赔款的惨烈制裁，那时中国可能真要被并入日本的一个省，几千年的中华文化就要划上休止符了。如果趁早与日本讲和，中国就可以避免成为战败国的割地赔款苛刻制裁，还可以让中华文化苟延残喘下去。这就是汪精卫一派对日讲和的想法和目的。
二、汪精卫从“主战”到“主和”的转变
汪精卫是1905年发起成立同盟会的元老，是最早跟随孙中山的信徒之一。汪精卫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和威信一直很高，孙中山逝世后接任国民党主席。虽然被掌握军权的后起之秀蒋介石夺取了实权，但汪精卫在党内的政治地位一直在蒋介石之上。汪精卫并不是一开始就主张对日讲和的。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相比，汪精卫是主张抵抗的主战派。当时的爱国学生把汪精卫当作爱国领袖，1931年12月5日全国爱国学生到南京请愿时，请当时正下野的汪精卫还政，他们打出的标语是：“欢迎护党救国的汪先生”，“欢迎主张实现民主政治的汪先生”，“欢迎反对不抵抗主义的汪先生”，“欢迎主张即日收复东北失地的汪先生”等等。
12月6日汪精卫在接见全国高校学生代表时说：“应付目前局势的方法，兄弟认为有八个字，就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汪精卫进一步阐述他的对日方针说： “军事上要抵抗，外交上要交涉。不失领土，不丧主权。最低限度之下不退让，最低限度之上不唱高调，便是我们共赴国难的方法”。汪精卫在高呼抗战的民意之下，再次还政担任行政院长。
汪精卫上台后公开发表讲话，主张惩罚不抵抗而退却的张学良，蒋介石等人却不同意惩罚张学良。汪精卫一怒之下提出辞职，但国民党中委会不同意汪的辞职。由于汪精卫不掌握军队，无法插手军事方面的“抵抗”，此后汪只好专门负责“交涉” 的方面。汪精卫批评张学良的不抵抗退却时说：“榆关以一日而失，热河以七日而陷，实不成话。须先有抵抗然后有交涉，今后再不抵抗必影响外交。今日以后抵抗愈得力，交涉愈有希望”。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发表了第二次对华声明，修改了先前不把国民政府作为交涉对手的方针，提出在蒋介石下台，承认“满洲国”的条件下，日本即与国民政府谈判停战。汪精卫在日本政府的第二次对华声明后，要求蒋介石辞职，以争取和日本实现停战。汪说：“我们应迅速连袂辞职，以谢天下”。蒋介石则说： “我们如果辞职，到底由谁负起政治的责任？”两人争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在说服不了蒋介石的情况下，汪精卫决定与蒋介石分道扬镳，单独搞“和平救国”。汪精卫乘蒋介石去陕西参加军事会议不在重庆的时机，12月18日以外出演讲为由乘飞机离开重庆到昆明，然后飞往当时作为法国殖民地的越南河内。
汪精卫离开时给蒋介石留下了长文的诀别信，表示他和蒋介石虽然所走的道路不同，但目的都是为了救国。汪精卫最后写道：“君为其易，我任其难”。在当时的爱国气氛下，走高唱抗战的道路当然比较容易，而走与日本讲和的道路就比较艰难。所以汪精卫对蒋介石说：你去领导容易的抗战吧，我来承担艰难的和平工作。
不少人以为汪精卫投靠日本人是因为贪生怕死，但实际情况正好相反。汪精卫本来已和蒋介石一起撤退到安全的大后方重庆。如果汪精卫和蒋介石一起高唱抗战的话，绝不会有任何生命危险。相反汪精卫要逃出重庆和日本人合作，倒是要冒生命的危险。汪精卫逃到河内后，被蒋介石派来的特务打死了他的秘书。如果不是汪精卫的秘书主动要求和汪对调房间的话，汪精卫早就丧命河内了。所以汪精卫的“和平工作”，是冒着生命危险的赌博，绝非一般贪生怕死之徒敢为的。
三、汪精卫政府的客观作用
汪精卫在日本人支持下成立了维新政府，使中国在国际处于非常绝妙的位置。一半中国人参加英美法阵营，另一半中国人参加德意日阵营。如果英美法取胜，蒋介石代表中国作为战胜国，接受汪精卫政权；如果德意日取胜，汪精卫代表中国作为战胜国，接受蒋介石政权。中国是二战中唯一的无论如何都不会战败的“双保险”国家，这使中国避免了万一战败而陷于割地赔款、甚至被分割亡国的绝境。大概也只有中国人才能想出这种绝顶聪明的生存之道，让洋人们叹服。
汪精卫的维新政府除了使中国成为不会战败的“双保险”国家外，还从侧面拯救了蒋介石和共产党。因为汪精卫代表中国和日本签订了和平条约，满足了日本人所要求的停战条件，才使日本没有继续向蒋介石发动进攻。如果没有汪精卫代表中国和日本签订和平条约，日军不可能找到一个有面子的停战理由，必须继续进攻直到消灭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日本在1939年后再没有对退居重庆的蒋介石政府发动大规模进攻，就是因为汪精卫已经代表中国与日本讲和。
有人说1939年后日本没有发动大规模对华军事行动，是因为日本的战线太长，兵力不足。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后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时，几百万兵力全线出击，大举进攻东南亚。而日本在1937年到1938年的侵华战争中，投入的最多兵力不过七、八十万。只要日本再投入200万军队，打下重庆延安根本不是什么问题。正因为汪精卫代表中国与日本建立了“和平友好”关系，日本才没有继续进攻重庆。蒋介石和共产党能在8年抗战中生存下来，靠的并不是国共两党军队的顽强抵抗，而是靠汪精卫的“卖国”解围。
另外汪精卫政府除了“双保险救国”方面的意义外，在“救民”方面也有不少作为。战后国民政府号召敌占区老百姓“忆苦思甜”，揭发汪精卫政府为虎作伥，迫害人民的罪行，但实在没有找到什么值得搬上桌面的东西。相反敌占区人民在汪精卫政权下的生活还过的去，基本生活物质供应稳定，市场物价平稳，没有听说老百姓吃不上饭，大量饿死人的事件发生。而蒋介石“还都”以后，倒是通货膨胀物价飞涨，老百姓的生活比汪精卫时代还下降了一块。后来共产党在文革时搞“忆苦思甜”的诉苦大会，也很少听说有人控诉日伪时代的生活最苦。
汪精卫统治下的北京南京上海等大城市，老百姓的生活均得到保证，没有出现发行粮票布票的限吃限穿，也没有“知青”市民下放农村的拆散家庭，比共产党政府的政绩还要好一些。没有汪精卫政府和日本人争物资，保证敌占区人民的吃饭穿衣，敌占区人民怎么可能捱过八年的漫长岁月？假如当时没有汪精卫等人和日本人合作，日本兵把敌占区的物资全部抢光烧光，敌占区老百姓即使逃过日本兵的子弹，也逃不过饿死冻死的命运。汪精卫政府与日本人争物资，至少拯救了上千万中国老百姓的性命。
人的本性是追求自由与独立的，从来没有人主动要求当别人的奴隶，也没有人会主动要求做他民族的傀儡和走狗。任何人成为奴隶，成为傀儡和走狗，都是出于迫不得已。如果认为汪精卫是自愿主动地、心甘情愿地当日本人的傀儡和走狗，那将是对普遍人性的错误理解。
客观地讲，汪精卫成为汉奸是他把赌注压错了地方。如果二战是德意日阵营胜利的话，汪精卫就会把蒋介石作为美国走狗汉奸推上审判台，我们今天也要认真学习《汪主席文选》了。当然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客观地评判历史人物，一定要本着一个最基本原则：“不以成败论英雄”。
类比一下就知道了。假如伊拉克战争中，没有成立那个伊拉克临时政府会怎么样？
整个北方被日本占领的差不多了，在那些地方是没有政府的。而且是处于战争状态。
假如你有力量，有心情，每天上午去街上杀个人，下午抢抢东西，晚上再强暴个姑娘。都没人管的。当然，你别受伤，因为医院也是瘫痪的。
你手里的钱都是废纸，因为银行会被抢劫，本币不值一钱。所有的人突然间一无所有，要靠物品交换，没有东西吃的只能抢劫杀人。城市没有任何公用设施是运作的，垃圾到处都是，到处都是死人的腐臭。
接着是瘟疫，疾病，饥饿，暴乱。整个北方每天会以一天十万人的速度减少人口。
无论是牌的正面，还是反面都有其存在的意义。有时候有些人办的事情让人深恶痛绝，但是没人做更是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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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全面侵华后，国民党军队几乎全部退到达后方，整个北方处在权力真空状态，日本人到处烧杀淫掠，人民处在水深火热状态，特别是1938年蒋介石为阻止日本军队渡黄河人为是黄河决堤日本人没淹死几个，却使80几万中国人死亡，几百万人民无家可归。如果这样焦土抗战，虽然可以不是中华民族全部沦为亡国奴，但是等到胜利后，我们又会剩下什么？难道让国家沦为废墟是我们的最终目的？地藏王菩萨说过：“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谁愿意当卖国贼呢？汪精卫组成名义上的国民政府，不至于是国家四分五裂。也可以抚慰战争的创伤，养精蓄锐，这也是为什么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有大量的军队和先进的装备却全部投降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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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一派对日讲和的想法和目的
有人认为日本偷袭珍珠港，向人口、资源、工业生产能力比自己大很多倍的美国发动战争，是一种失去理智的疯狂行为。但这种观点有很大的片面性，是“事后诸葛亮”。要知道战争的胜利不仅仅取决于“物”的方面，还取决于更重要的“人”的方面。如果战争总是“物”的方面占优势的，人多、枪多、钱多的一方取胜的话，人类的历史就变得非常简单了。古今中外的战争历史中，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比比皆是。这些战例的成功都是依靠发挥“人”的优势来弥补“物”不足。
赤壁之战时，孙权以5万兵力向曹操71万大军挑战，是不是失去理智的疯狂行为？日本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向清国、俄国宣战时，日本的国力都远远逊于中国和俄国，日本是依靠“人”的优势取得了以弱胜强的胜利。二战时日本的国力固然远远逊于美国，但绝不是说日本就没有战胜美国的可能，只能说美国战胜日本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日本发动对美偷袭，其实就是现在中国所谓的“超限战”思想，弱者要想战胜强者，就不能遵守强者们制定的所谓“战争规范”。
二战前世界上有两大阵营：“英法美”和“德意日”。从人口、资源、工业生产能力等“物”的方面来看，自然是“英法美”的同盟国占绝对优势。但战争就是一种赌博，在“物”方面的劣势者就象口袋里没有多少钱的赌徒，他们要想赌赢腰缠万贯的阔佬，只能采用“孤注一掷”的赌法：要不大嬴，要不大输。“德意日”孤注一掷向“英法美”挑战，也就抱着这种大嬴大输的心里。当然“德意日”的确有战胜“英法美”的可能，如果“德意日”的将领们少犯一些错误，如果“英法美”的将领们多犯一些错误，二次大战的胜者就是“德意日”一方，“英法美”的胜利其实不过是一种“险胜”。
在中日战争爆发的1937年，“英法美”和“德意日”阵营正处于紧张的对峙中，当时人们根本无法预测哪个阵营会取胜。蒋介石赌“英法美”取胜，坚持抗日战争；汪精卫赌“德意日”取胜，主张对日讲和。如果我们不以“胜者王侯败者贼” 的历史观来评判汪精卫的话，当时汪精卫对日讲和的行动并不是什么卖国行为。如果二战是“德意日”阵营取胜的话，中国如果站在“英法美”阵营一边，就不可避免要作为战败国受到割地赔款的惨烈制裁，那时中国可能真要被并入日本的一个省，几千年的中华文化就要划上休止符了。如果趁早与日本讲和，中国就可以避免成为战败国的割地赔款苛刻制裁，还可以让中华文化苟延残喘下去。这就是汪精卫一派对日讲和的想法和目的。
二、汪精卫从“主战”到“主和”的转变
汪精卫是1905年发起成立同盟会的元老，是最早跟随孙中山的信徒之一。汪精卫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和威信一直很高，孙中山逝世后接任国民党主席。虽然被掌握军权的后起之秀蒋介石夺取了实权，但汪精卫在党内的政治地位一直在蒋介石之上。汪精卫并不是一开始就主张对日讲和的。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相比，汪精卫是主张抵抗的主战派。当时的爱国学生把汪精卫当作爱国领袖，1931年12月5日全国爱国学生到南京请愿时，请当时正下野的汪精卫还政，他们打出的标语是：“欢迎护党救国的汪先生”，“欢迎主张实现民主政治的汪先生”，“欢迎反对不抵抗主义的汪先生”，“欢迎主张即日收复东北失地的汪先生”等等。
12月6日汪精卫在接见全国高校学生代表时说：“应付目前局势的方法，兄弟认为有八个字，就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汪精卫进一步阐述他的对日方针说： “军事上要抵抗，外交上要交涉。不失领土，不丧主权。最低限度之下不退让，最低限度之上不唱高调，便是我们共赴国难的方法”。汪精卫在高呼抗战的民意之下，再次还政担任行政院长。
汪精卫上台后公开发表讲话，主张惩罚不抵抗而退却的张学良，蒋介石等人却不同意惩罚张学良。汪精卫一怒之下提出辞职，但国民党中委会不同意汪的辞职。由于汪精卫不掌握军队，无法插手军事方面的“抵抗”，此后汪只好专门负责“交涉” 的方面。汪精卫批评张学良的不抵抗退却时说：“榆关以一日而失，热河以七日而陷，实不成话。须先有抵抗然后有交涉，今后再不抵抗必影响外交。今日以后抵抗愈得力，交涉愈有希望”。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发表了第二次对华声明，修改了先前不把国民政府作为交涉对手的方针，提出在蒋介石下台，承认“满洲国”的条件下，日本即与国民政府谈判停战。汪精卫在日本政府的第二次对华声明后，要求蒋介石辞职，以争取和日本实现停战。汪说：“我们应迅速连袂辞职，以谢天下”。蒋介石则说： “我们如果辞职，到底由谁负起政治的责任？”两人争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在说服不了蒋介石的情况下，汪精卫决定与蒋介石分道扬镳，单独搞“和平救国”。汪精卫乘蒋介石去陕西参加军事会议不在重庆的时机，12月18日以外出演讲为由乘飞机离开重庆到昆明，然后飞往当时作为法国殖民地的越南河内。
汪精卫离开时给蒋介石留下了长文的诀别信，表示他和蒋介石虽然所走的道路不同，但目的都是为了救国。汪精卫最后写道：“君为其易，我任其难”。在当时的爱国气氛下，走高唱抗战的道路当然比较容易，而走与日本讲和的道路就比较艰难。所以汪精卫对蒋介石说：你去领导容易的抗战吧，我来承担艰难的和平工作。
不少人以为汪精卫投靠日本人是因为贪生怕死，但实际情况正好相反。汪精卫本来已和蒋介石一起撤退到安全的大后方重庆。如果汪精卫和蒋介石一起高唱抗战的话，绝不会有任何生命危险。相反汪精卫要逃出重庆和日本人合作，倒是要冒生命的危险。汪精卫逃到河内后，被蒋介石派来的特务打死了他的秘书。如果不是汪精卫的秘书主动要求和汪对调房间的话，汪精卫早就丧命河内了。所以汪精卫的“和平工作”，是冒着生命危险的赌博，绝非一般贪生怕死之徒敢为的。
三、汪精卫政府的客观作用
汪精卫在日本人支持下成立了维新政府，使中国在国际处于非常绝妙的位置。一半中国人参加英美法阵营，另一半中国人参加德意日阵营。如果英美法取胜，蒋介石代表中国作为战胜国，接受汪精卫政权；如果德意日取胜，汪精卫代表中国作为战胜国，接受蒋介石政权。中国是二战中唯一的无论如何都不会战败的“双保险”国家，这使中国避免了万一战败而陷于割地赔款、甚至被分割亡国的绝境。大概也只有中国人才能想出这种绝顶聪明的生存之道，让洋人们叹服。
汪精卫的维新政府除了使中国成为不会战败的“双保险”国家外，还从侧面拯救了蒋介石和共产党。因为汪精卫代表中国和日本签订了和平条约，满足了日本人所要求的停战条件，才使日本没有继续向蒋介石发动进攻。如果没有汪精卫代表中国和日本签订和平条约，日军不可能找到一个有面子的停战理由，必须继续进攻直到消灭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日本在1939年后再没有对退居重庆的蒋介石政府发动大规模进攻，就是因为汪精卫已经代表中国与日本讲和。
有人说1939年后日本没有发动大规模对华军事行动，是因为日本的战线太长，兵力不足。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后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时，几百万兵力全线出击，大举进攻东南亚。而日本在1937年到1938年的侵华战争中，投入的最多兵力不过七、八十万。只要日本再投入200万军队，打下重庆延安根本不是什么问题。正因为汪精卫代表中国与日本建立了“和平友好”关系，日本才没有继续进攻重庆。蒋介石和共产党能在8年抗战中生存下来，靠的并不是国共两党军队的顽强抵抗，而是靠汪精卫的“卖国”解围。
另外汪精卫政府除了“双保险救国”方面的意义外，在“救民”方面也有不少作为。战后国民政府号召敌占区老百姓“忆苦思甜”，揭发汪精卫政府为虎作伥，迫害人民的罪行，但实在没有找到什么值得搬上桌面的东西。相反敌占区人民在汪精卫政权下的生活还过的去，基本生活物质供应稳定，市场物价平稳，没有听说老百姓吃不上饭，大量饿死人的事件发生。而蒋介石“还都”以后，倒是通货膨胀物价飞涨，老百姓的生活比汪精卫时代还下降了一块。后来共产党在文革时搞“忆苦思甜”的诉苦大会，也很少听说有人控诉日伪时代的生活最苦。
汪精卫统治下的北京南京上海等大城市，老百姓的生活均得到保证，没有出现发行粮票布票的限吃限穿，也没有“知青”市民下放农村的拆散家庭，比共产党政府的政绩还要好一些。没有汪精卫政府和日本人争物资，保证敌占区人民的吃饭穿衣，敌占区人民怎么可能捱过八年的漫长岁月？假如当时没有汪精卫等人和日本人合作，日本兵把敌占区的物资全部抢光烧光，敌占区老百姓即使逃过日本兵的子弹，也逃不过饿死冻死的命运。汪精卫政府与日本人争物资，至少拯救了上千万中国老百姓的性命。
人的本性是追求自由与独立的，从来没有人主动要求当别人的奴隶，也没有人会主动要求做他民族的傀儡和走狗。任何人成为奴隶，成为傀儡和走狗，都是出于迫不得已。如果认为汪精卫是自愿主动地、心甘情愿地当日本人的傀儡和走狗，那将是对普遍人性的错误理解。
客观地讲，汪精卫成为汉奸是他把赌注压错了地方。如果二战是德意日阵营胜利的话，汪精卫就会把蒋介石作为美国走狗汉奸推上审判台，我们今天也要认真学习《汪主席文选》了。当然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客观地评判历史人物，一定要本着一个最基本原则：“不以成败论英雄”。
整个北方被日本占领的差不多了，在那些地方是没有政府的。而且是处于战争状态。
假如你有力量，有心情，每天上午去街上杀个人，下午抢抢东西，晚上再强暴个姑娘。都没人管的。当然，你别受伤，因为医院也是瘫痪的。
你手里的钱都是废纸，因为银行会被抢劫，本币不值一钱。所有的人突然间一无所有，要靠物品交换，没有东西吃的只能抢劫杀人。城市没有任何公用设施是运作的，垃圾到处都是，到处都是死人的腐臭。
接着是瘟疫，疾病，饥饿，暴乱。整个北方每天会以一天十万人的速度减少人口。
无论是牌的正面，还是反面都有其存在的意义。有时候有些人办的事情让人深恶痛绝，但是没人做更是灾难
——————————————————————————————
日本全面侵华后，国民党军队几乎全部退到达后方，整个北方处在权力真空状态，日本人到处烧杀淫掠，人民处在水深火热状态，特别是1938年蒋介石为阻止日本军队渡黄河人为是黄河决堤日本人没淹死几个，却使80几万中国人死亡，几百万人民无家可归。如果这样焦土抗战，虽然可以不是中华民族全部沦为亡国奴，但是等到胜利后，我们又会剩下什么？难道让国家沦为废墟是我们的最终目的？地藏王菩萨说过：“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谁愿意当卖国贼呢？汪精卫组成名义上的国民政府，不至于是国家四分五裂。也可以抚慰战争的创伤，养精蓄锐，这也是为什么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有大量的军队和先进的装备却全部投降的原因。
——————————————————————————————
汪精卫一派对日讲和的想法和目的
有人认为日本偷袭珍珠港，向人口、资源、工业生产能力比自己大很多倍的美国发动战争，是一种失去理智的疯狂行为。但这种观点有很大的片面性，是“事后诸葛亮”。要知道战争的胜利不仅仅取决于“物”的方面，还取决于更重要的“人”的方面。如果战争总是“物”的方面占优势的，人多、枪多、钱多的一方取胜的话，人类的历史就变得非常简单了。古今中外的战争历史中，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比比皆是。这些战例的成功都是依靠发挥“人”的优势来弥补“物”不足。
赤壁之战时，孙权以5万兵力向曹操71万大军挑战，是不是失去理智的疯狂行为？日本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向清国、俄国宣战时，日本的国力都远远逊于中国和俄国，日本是依靠“人”的优势取得了以弱胜强的胜利。二战时日本的国力固然远远逊于美国，但绝不是说日本就没有战胜美国的可能，只能说美国战胜日本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日本发动对美偷袭，其实就是现在中国所谓的“超限战”思想，弱者要想战胜强者，就不能遵守强者们制定的所谓“战争规范”。
二战前世界上有两大阵营：“英法美”和“德意日”。从人口、资源、工业生产能力等“物”的方面来看，自然是“英法美”的同盟国占绝对优势。但战争就是一种赌博，在“物”方面的劣势者就象口袋里没有多少钱的赌徒，他们要想赌赢腰缠万贯的阔佬，只能采用“孤注一掷”的赌法：要不大嬴，要不大输。“德意日”孤注一掷向“英法美”挑战，也就抱着这种大嬴大输的心里。当然“德意日”的确有战胜“英法美”的可能，如果“德意日”的将领们少犯一些错误，如果“英法美”的将领们多犯一些错误，二次大战的胜者就是“德意日”一方，“英法美”的胜利其实不过是一种“险胜”。
在中日战争爆发的1937年，“英法美”和“德意日”阵营正处于紧张的对峙中，当时人们根本无法预测哪个阵营会取胜。蒋介石赌“英法美”取胜，坚持抗日战争；汪精卫赌“德意日”取胜，主张对日讲和。如果我们不以“胜者王侯败者贼” 的历史观来评判汪精卫的话，当时汪精卫对日讲和的行动并不是什么卖国行为。如果二战是“德意日”阵营取胜的话，中国如果站在“英法美”阵营一边，就不可避免要作为战败国受到割地赔款的惨烈制裁，那时中国可能真要被并入日本的一个省，几千年的中华文化就要划上休止符了。如果趁早与日本讲和，中国就可以避免成为战败国的割地赔款苛刻制裁，还可以让中华文化苟延残喘下去。这就是汪精卫一派对日讲和的想法和目的。
二、汪精卫从“主战”到“主和”的转变
汪精卫是1905年发起成立同盟会的元老，是最早跟随孙中山的信徒之一。汪精卫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和威信一直很高，孙中山逝世后接任国民党主席。虽然被掌握军权的后起之秀蒋介石夺取了实权，但汪精卫在党内的政治地位一直在蒋介石之上。汪精卫并不是一开始就主张对日讲和的。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相比，汪精卫是主张抵抗的主战派。当时的爱国学生把汪精卫当作爱国领袖，1931年12月5日全国爱国学生到南京请愿时，请当时正下野的汪精卫还政，他们打出的标语是：“欢迎护党救国的汪先生”，“欢迎主张实现民主政治的汪先生”，“欢迎反对不抵抗主义的汪先生”，“欢迎主张即日收复东北失地的汪先生”等等。
12月6日汪精卫在接见全国高校学生代表时说：“应付目前局势的方法，兄弟认为有八个字，就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汪精卫进一步阐述他的对日方针说： “军事上要抵抗，外交上要交涉。不失领土，不丧主权。最低限度之下不退让，最低限度之上不唱高调，便是我们共赴国难的方法”。汪精卫在高呼抗战的民意之下，再次还政担任行政院长。
汪精卫上台后公开发表讲话，主张惩罚不抵抗而退却的张学良，蒋介石等人却不同意惩罚张学良。汪精卫一怒之下提出辞职，但国民党中委会不同意汪的辞职。由于汪精卫不掌握军队，无法插手军事方面的“抵抗”，此后汪只好专门负责“交涉” 的方面。汪精卫批评张学良的不抵抗退却时说：“榆关以一日而失，热河以七日而陷，实不成话。须先有抵抗然后有交涉，今后再不抵抗必影响外交。今日以后抵抗愈得力，交涉愈有希望”。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发表了第二次对华声明，修改了先前不把国民政府作为交涉对手的方针，提出在蒋介石下台，承认“满洲国”的条件下，日本即与国民政府谈判停战。汪精卫在日本政府的第二次对华声明后，要求蒋介石辞职，以争取和日本实现停战。汪说：“我们应迅速连袂辞职，以谢天下”。蒋介石则说： “我们如果辞职，到底由谁负起政治的责任？”两人争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在说服不了蒋介石的情况下，汪精卫决定与蒋介石分道扬镳，单独搞“和平救国”。汪精卫乘蒋介石去陕西参加军事会议不在重庆的时机，12月18日以外出演讲为由乘飞机离开重庆到昆明，然后飞往当时作为法国殖民地的越南河内。
汪精卫离开时给蒋介石留下了长文的诀别信，表示他和蒋介石虽然所走的道路不同，但目的都是为了救国。汪精卫最后写道：“君为其易，我任其难”。在当时的爱国气氛下，走高唱抗战的道路当然比较容易，而走与日本讲和的道路就比较艰难。所以汪精卫对蒋介石说：你去领导容易的抗战吧，我来承担艰难的和平工作。
不少人以为汪精卫投靠日本人是因为贪生怕死，但实际情况正好相反。汪精卫本来已和蒋介石一起撤退到安全的大后方重庆。如果汪精卫和蒋介石一起高唱抗战的话，绝不会有任何生命危险。相反汪精卫要逃出重庆和日本人合作，倒是要冒生命的危险。汪精卫逃到河内后，被蒋介石派来的特务打死了他的秘书。如果不是汪精卫的秘书主动要求和汪对调房间的话，汪精卫早就丧命河内了。所以汪精卫的“和平工作”，是冒着生命危险的赌博，绝非一般贪生怕死之徒敢为的。
三、汪精卫政府的客观作用
汪精卫在日本人支持下成立了维新政府，使中国在国际处于非常绝妙的位置。一半中国人参加英美法阵营，另一半中国人参加德意日阵营。如果英美法取胜，蒋介石代表中国作为战胜国，接受汪精卫政权；如果德意日取胜，汪精卫代表中国作为战胜国，接受蒋介石政权。中国是二战中唯一的无论如何都不会战败的“双保险”国家，这使中国避免了万一战败而陷于割地赔款、甚至被分割亡国的绝境。大概也只有中国人才能想出这种绝顶聪明的生存之道，让洋人们叹服。
汪精卫的维新政府除了使中国成为不会战败的“双保险”国家外，还从侧面拯救了蒋介石和共产党。因为汪精卫代表中国和日本签订了和平条约，满足了日本人所要求的停战条件，才使日本没有继续向蒋介石发动进攻。如果没有汪精卫代表中国和日本签订和平条约，日军不可能找到一个有面子的停战理由，必须继续进攻直到消灭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日本在1939年后再没有对退居重庆的蒋介石政府发动大规模进攻，就是因为汪精卫已经代表中国与日本讲和。
有人说1939年后日本没有发动大规模对华军事行动，是因为日本的战线太长，兵力不足。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后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时，几百万兵力全线出击，大举进攻东南亚。而日本在1937年到1938年的侵华战争中，投入的最多兵力不过七、八十万。只要日本再投入200万军队，打下重庆延安根本不是什么问题。正因为汪精卫代表中国与日本建立了“和平友好”关系，日本才没有继续进攻重庆。蒋介石和共产党能在8年抗战中生存下来，靠的并不是国共两党军队的顽强抵抗，而是靠汪精卫的“卖国”解围。
另外汪精卫政府除了“双保险救国”方面的意义外，在“救民”方面也有不少作为。战后国民政府号召敌占区老百姓“忆苦思甜”，揭发汪精卫政府为虎作伥，迫害人民的罪行，但实在没有找到什么值得搬上桌面的东西。相反敌占区人民在汪精卫政权下的生活还过的去，基本生活物质供应稳定，市场物价平稳，没有听说老百姓吃不上饭，大量饿死人的事件发生。而蒋介石“还都”以后，倒是通货膨胀物价飞涨，老百姓的生活比汪精卫时代还下降了一块。后来共产党在文革时搞“忆苦思甜”的诉苦大会，也很少听说有人控诉日伪时代的生活最苦。
汪精卫统治下的北京南京上海等大城市，老百姓的生活均得到保证，没有出现发行粮票布票的限吃限穿，也没有“知青”市民下放农村的拆散家庭，比共产党政府的政绩还要好一些。没有汪精卫政府和日本人争物资，保证敌占区人民的吃饭穿衣，敌占区人民怎么可能捱过八年的漫长岁月？假如当时没有汪精卫等人和日本人合作，日本兵把敌占区的物资全部抢光烧光，敌占区老百姓即使逃过日本兵的子弹，也逃不过饿死冻死的命运。汪精卫政府与日本人争物资，至少拯救了上千万中国老百姓的性命。
人的本性是追求自由与独立的，从来没有人主动要求当别人的奴隶，也没有人会主动要求做他民族的傀儡和走狗。任何人成为奴隶，成为傀儡和走狗，都是出于迫不得已。如果认为汪精卫是自愿主动地、心甘情愿地当日本人的傀儡和走狗，那将是对普遍人性的错误理解。
客观地讲，汪精卫成为汉奸是他把赌注压错了地方。如果二战是德意日阵营胜利的话，汪精卫就会把蒋介石作为美国走狗汉奸推上审判台，我们今天也要认真学习《汪主席文选》了。当然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客观地评判历史人物，一定要本着一个最基本原则：“不以成败论英雄”。
类比一下就知道了。假如伊拉克战争中，没有成立那个伊拉克临时政府会怎么样？
整个北方被日本占领的差不多了，在那些地方是没有政府的。而且是处于战争状态。
假如你有力量，有心情，每天上午去街上杀个人，下午抢抢东西，晚上再强暴个姑娘。都没人管的。当然，你别受伤，因为医院也是瘫痪的。
你手里的钱都是废纸，因为银行会被抢劫，本币不值一钱。所有的人突然间一无所有，要靠物品交换，没有东西吃的只能抢劫杀人。城市没有任何公用设施是运作的，垃圾到处都是，到处都是死人的腐臭。
接着是瘟疫，疾病，饥饿，暴乱。整个北方每天会以一天十万人的速度减少人口。
无论是牌的正面，还是反面都有其存在的意义。有时候有些人办的事情让人深恶痛绝，但是没人做更是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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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全面侵华后，国民党军队几乎全部退到达后方，整个北方处在权力真空状态，日本人到处烧杀淫掠，人民处在水深火热状态，特别是1938年蒋介石为阻止日本军队渡黄河人为是黄河决堤日本人没淹死几个，却使80几万中国人死亡，几百万人民无家可归。如果这样焦土抗战，虽然可以不是中华民族全部沦为亡国奴，但是等到胜利后，我们又会剩下什么？难道让国家沦为废墟是我们的最终目的？地藏王菩萨说过：“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谁愿意当卖国贼呢？汪精卫组成名义上的国民政府，不至于是国家四分五裂。也可以抚慰战争的创伤，养精蓄锐，这也是为什么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有大量的军队和先进的装备却全部投降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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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一派对日讲和的想法和目的
有人认为日本偷袭珍珠港，向人口、资源、工业生产能力比自己大很多倍的美国发动战争，是一种失去理智的疯狂行为。但这种观点有很大的片面性，是“事后诸葛亮”。要知道战争的胜利不仅仅取决于“物”的方面，还取决于更重要的“人”的方面。如果战争总是“物”的方面占优势的，人多、枪多、钱多的一方取胜的话，人类的历史就变得非常简单了。古今中外的战争历史中，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比比皆是。这些战例的成功都是依靠发挥“人”的优势来弥补“物”不足。
赤壁之战时，孙权以5万兵力向曹操71万大军挑战，是不是失去理智的疯狂行为？日本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向清国、俄国宣战时，日本的国力都远远逊于中国和俄国，日本是依靠“人”的优势取得了以弱胜强的胜利。二战时日本的国力固然远远逊于美国，但绝不是说日本就没有战胜美国的可能，只能说美国战胜日本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日本发动对美偷袭，其实就是现在中国所谓的“超限战”思想，弱者要想战胜强者，就不能遵守强者们制定的所谓“战争规范”。
二战前世界上有两大阵营：“英法美”和“德意日”。从人口、资源、工业生产能力等“物”的方面来看，自然是“英法美”的同盟国占绝对优势。但战争就是一种赌博，在“物”方面的劣势者就象口袋里没有多少钱的赌徒，他们要想赌赢腰缠万贯的阔佬，只能采用“孤注一掷”的赌法：要不大嬴，要不大输。“德意日”孤注一掷向“英法美”挑战，也就抱着这种大嬴大输的心里。当然“德意日”的确有战胜“英法美”的可能，如果“德意日”的将领们少犯一些错误，如果“英法美”的将领们多犯一些错误，二次大战的胜者就是“德意日”一方，“英法美”的胜利其实不过是一种“险胜”。
在中日战争爆发的1937年，“英法美”和“德意日”阵营正处于紧张的对峙中，当时人们根本无法预测哪个阵营会取胜。蒋介石赌“英法美”取胜，坚持抗日战争；汪精卫赌“德意日”取胜，主张对日讲和。如果我们不以“胜者王侯败者贼” 的历史观来评判汪精卫的话，当时汪精卫对日讲和的行动并不是什么卖国行为。如果二战是“德意日”阵营取胜的话，中国如果站在“英法美”阵营一边，就不可避免要作为战败国受到割地赔款的惨烈制裁，那时中国可能真要被并入日本的一个省，几千年的中华文化就要划上休止符了。如果趁早与日本讲和，中国就可以避免成为战败国的割地赔款苛刻制裁，还可以让中华文化苟延残喘下去。这就是汪精卫一派对日讲和的想法和目的。
二、汪精卫从“主战”到“主和”的转变
汪精卫是1905年发起成立同盟会的元老，是最早跟随孙中山的信徒之一。汪精卫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和威信一直很高，孙中山逝世后接任国民党主席。虽然被掌握军权的后起之秀蒋介石夺取了实权，但汪精卫在党内的政治地位一直在蒋介石之上。汪精卫并不是一开始就主张对日讲和的。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相比，汪精卫是主张抵抗的主战派。当时的爱国学生把汪精卫当作爱国领袖，1931年12月5日全国爱国学生到南京请愿时，请当时正下野的汪精卫还政，他们打出的标语是：“欢迎护党救国的汪先生”，“欢迎主张实现民主政治的汪先生”，“欢迎反对不抵抗主义的汪先生”，“欢迎主张即日收复东北失地的汪先生”等等。
12月6日汪精卫在接见全国高校学生代表时说：“应付目前局势的方法，兄弟认为有八个字，就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汪精卫进一步阐述他的对日方针说： “军事上要抵抗，外交上要交涉。不失领土，不丧主权。最低限度之下不退让，最低限度之上不唱高调，便是我们共赴国难的方法”。汪精卫在高呼抗战的民意之下，再次还政担任行政院长。
汪精卫上台后公开发表讲话，主张惩罚不抵抗而退却的张学良，蒋介石等人却不同意惩罚张学良。汪精卫一怒之下提出辞职，但国民党中委会不同意汪的辞职。由于汪精卫不掌握军队，无法插手军事方面的“抵抗”，此后汪只好专门负责“交涉” 的方面。汪精卫批评张学良的不抵抗退却时说：“榆关以一日而失，热河以七日而陷，实不成话。须先有抵抗然后有交涉，今后再不抵抗必影响外交。今日以后抵抗愈得力，交涉愈有希望”。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发表了第二次对华声明，修改了先前不把国民政府作为交涉对手的方针，提出在蒋介石下台，承认“满洲国”的条件下，日本即与国民政府谈判停战。汪精卫在日本政府的第二次对华声明后，要求蒋介石辞职，以争取和日本实现停战。汪说：“我们应迅速连袂辞职，以谢天下”。蒋介石则说： “我们如果辞职，到底由谁负起政治的责任？”两人争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在说服不了蒋介石的情况下，汪精卫决定与蒋介石分道扬镳，单独搞“和平救国”。汪精卫乘蒋介石去陕西参加军事会议不在重庆的时机，12月18日以外出演讲为由乘飞机离开重庆到昆明，然后飞往当时作为法国殖民地的越南河内。
汪精卫离开时给蒋介石留下了长文的诀别信，表示他和蒋介石虽然所走的道路不同，但目的都是为了救国。汪精卫最后写道：“君为其易，我任其难”。在当时的爱国气氛下，走高唱抗战的道路当然比较容易，而走与日本讲和的道路就比较艰难。所以汪精卫对蒋介石说：你去领导容易的抗战吧，我来承担艰难的和平工作。
不少人以为汪精卫投靠日本人是因为贪生怕死，但实际情况正好相反。汪精卫本来已和蒋介石一起撤退到安全的大后方重庆。如果汪精卫和蒋介石一起高唱抗战的话，绝不会有任何生命危险。相反汪精卫要逃出重庆和日本人合作，倒是要冒生命的危险。汪精卫逃到河内后，被蒋介石派来的特务打死了他的秘书。如果不是汪精卫的秘书主动要求和汪对调房间的话，汪精卫早就丧命河内了。所以汪精卫的“和平工作”，是冒着生命危险的赌博，绝非一般贪生怕死之徒敢为的。
三、汪精卫政府的客观作用
汪精卫在日本人支持下成立了维新政府，使中国在国际处于非常绝妙的位置。一半中国人参加英美法阵营，另一半中国人参加德意日阵营。如果英美法取胜，蒋介石代表中国作为战胜国，接受汪精卫政权；如果德意日取胜，汪精卫代表中国作为战胜国，接受蒋介石政权。中国是二战中唯一的无论如何都不会战败的“双保险”国家，这使中国避免了万一战败而陷于割地赔款、甚至被分割亡国的绝境。大概也只有中国人才能想出这种绝顶聪明的生存之道，让洋人们叹服。
汪精卫的维新政府除了使中国成为不会战败的“双保险”国家外，还从侧面拯救了蒋介石和共产党。因为汪精卫代表中国和日本签订了和平条约，满足了日本人所要求的停战条件，才使日本没有继续向蒋介石发动进攻。如果没有汪精卫代表中国和日本签订和平条约，日军不可能找到一个有面子的停战理由，必须继续进攻直到消灭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日本在1939年后再没有对退居重庆的蒋介石政府发动大规模进攻，就是因为汪精卫已经代表中国与日本讲和。
有人说1939年后日本没有发动大规模对华军事行动，是因为日本的战线太长，兵力不足。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后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时，几百万兵力全线出击，大举进攻东南亚。而日本在1937年到1938年的侵华战争中，投入的最多兵力不过七、八十万。只要日本再投入200万军队，打下重庆延安根本不是什么问题。正因为汪精卫代表中国与日本建立了“和平友好”关系，日本才没有继续进攻重庆。蒋介石和共产党能在8年抗战中生存下来，靠的并不是国共两党军队的顽强抵抗，而是靠汪精卫的“卖国”解围。
另外汪精卫政府除了“双保险救国”方面的意义外，在“救民”方面也有不少作为。战后国民政府号召敌占区老百姓“忆苦思甜”，揭发汪精卫政府为虎作伥，迫害人民的罪行，但实在没有找到什么值得搬上桌面的东西。相反敌占区人民在汪精卫政权下的生活还过的去，基本生活物质供应稳定，市场物价平稳，没有听说老百姓吃不上饭，大量饿死人的事件发生。而蒋介石“还都”以后，倒是通货膨胀物价飞涨，老百姓的生活比汪精卫时代还下降了一块。后来共产党在文革时搞“忆苦思甜”的诉苦大会，也很少听说有人控诉日伪时代的生活最苦。
汪精卫统治下的北京南京上海等大城市，老百姓的生活均得到保证，没有出现发行粮票布票的限吃限穿，也没有“知青”市民下放农村的拆散家庭，比共产党政府的政绩还要好一些。没有汪精卫政府和日本人争物资，保证敌占区人民的吃饭穿衣，敌占区人民怎么可能捱过八年的漫长岁月？假如当时没有汪精卫等人和日本人合作，日本兵把敌占区的物资全部抢光烧光，敌占区老百姓即使逃过日本兵的子弹，也逃不过饿死冻死的命运。汪精卫政府与日本人争物资，至少拯救了上千万中国老百姓的性命。
人的本性是追求自由与独立的，从来没有人主动要求当别人的奴隶，也没有人会主动要求做他民族的傀儡和走狗。任何人成为奴隶，成为傀儡和走狗，都是出于迫不得已。如果认为汪精卫是自愿主动地、心甘情愿地当日本人的傀儡和走狗，那将是对普遍人性的错误理解。
客观地讲，汪精卫成为汉奸是他把赌注压错了地方。如果二战是德意日阵营胜利的话，汪精卫就会把蒋介石作为美国走狗汉奸推上审判台，我们今天也要认真学习《汪主席文选》了。当然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客观地评判历史人物，一定要本着一个最基本原则：“不以成败论英雄”。
常凯申干得比汪精卫还烂，不能成为汪精卫卖国有理的证据。
而且日本作为占领军，为了自身利益，也要维持战区的基本秩序，不可能让所有公共设施全部瘫痪的，这根本不是汪精卫的功劳。
汪精卫投日，最大的危害就是把日本侵华所得法律化了。
不要小看这个名义上的东西，有时候实质掠夺的东西没有经过这层名义过水，强盗也无法安心享用。
你看现在苏联乃至俄罗斯以前不是千方百计希望通过还日本1、2个岛换取日本同意俄罗斯继续占有剩余北方四岛吗？照理说俄罗斯已经占有北方四岛，大可以直接占有，何必要用还1、2个岛为诱饵换取占有余下岛屿的法律化呢？
而且日本作为占领军，为了自身利益，也要维持战区的基本秩序，不可能让所有公共设施全部瘫痪的，这根本不是汪精卫的功劳。
汪精卫投日，最大的危害就是把日本侵华所得法律化了。
不要小看这个名义上的东西，有时候实质掠夺的东西没有经过这层名义过水，强盗也无法安心享用。
你看现在苏联乃至俄罗斯以前不是千方百计希望通过还日本1、2个岛换取日本同意俄罗斯继续占有剩余北方四岛吗？照理说俄罗斯已经占有北方四岛，大可以直接占有，何必要用还1、2个岛为诱饵换取占有余下岛屿的法律化呢？
中国人全部战死也好过做汪精卫做日贼走狗治下的奴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