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争航母：曲线航行四十年.没人转我先转了

“从航母工程可以看出，中央的决策从偏重领导人的统一意志逐渐迈向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经历这段过程的人一个个在离世，希望能组织一个正式课题，对航母发展的过程认真回顾、梳理，抢救一点资料，对后世是个重大借鉴”

相比“慢船”瓦良格号，中国航母工程俨然是艘更“慢”的“船”，历经四十余年，一路摇摆前行。

从1970年刘华清组织首次专题论证开始，对航母项目的推动与争论就从未停止。多位亲历者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这次往往被描述为“不了了之”的论证曾正式确定了工程的代号，吸引了数百人参与其中，但突发的“九一三事件”赋予反对者能量，令这段初始论证搁浅。

1980年代，航母工程再度被提上日程，却最终于1990年代被否决。即使在意外收获瓦良格号后，摇摆仍在继续。

“对海军的建设，（不支持者）有认识不够的问题。但整个来看，航母项目的起起伏伏，正说明了中央的决策从偏重于个别领导人的集中统一意志，更多地转向民主化、科学化决策。”看到由瓦良格号改建的“辽宁舰”终于交付海军，经历了大部分“摇摆”过程的海军原装备技术部部长郑明少将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从“美帝苏修航空母舰图册”开始

2005年4月26日，瓦良格号在大批拖轮护航下，被缓缓拖入大连造船厂。2003年建成的30万吨船坞，改建启动。此时，距离这艘苏联时代巨舰抵华，已过去三年。

很快有海军人士在探望老领导刘华清时透露了这一消息。“来的人说，航母开始建造了，他很高兴，紧接着说，‘但晚了10年，而且形成战斗力还需要一段时间’。”刘华清女儿刘超英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没人比刘华清更有资格下这一判断。从1970年担任船办主任、奉命组织首次论证，到1990年代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他都在不遗余力地推动航母项目的进程。

这位“中国航母之父”对航母的最初了解，来自一本现已泛黄的手工小册子。当现已退休的七院714所教授级研究员于瀛在首都北四环外的中国舰船研究院（原国防部第七研究院，简称“七院”）旧楼里再度掏出这本小册子时，时间已过去了42年。

“1970年4月下旬，就在这个楼二楼东头的大会议室，我们被喊去开会。会议绝密，领导不准带秘书，我们不准带笔和笔记本，连会议主题都不知道”，于瀛回忆说，“由岳英副院长宣读上级命令，根据海军的情况，中央决定我国要发展航空母舰，责成海军组建论证研究队伍。我们所干什么呢？搜集、汇报世界航母的过去、现在、未来以及作战使用情况，限期一个月。”

5月初，海军造船工业科研领导小组开了会，正式传达了这一指示，当时受到冲击、调任小组办公室（简称“船办”）主任的刘华清成为论证的组织者。

命令来得突然。当时中苏交恶、美国无人机常掠过中国领海，而中国在武器研制上正经历一番小高潮——第一艘核潜艇开工、常规动力舰艇和潜艇都开始批量制造、首颗人造卫星发射升空，毛泽东更强调，“要早打、大打、打核大战”。在这样的背景下，论证发展航母的命令似乎也并不意外。

于瀛当时在714所从事世界水面舰艇总体发展研究，任务落在了张日明副所长和他等人身上。忙碌了半个月，他们不仅要在极为有限的图文资料中寻找有关航母的点滴，还要接待络绎不绝的相关单位来索要材料。

5月中旬，他们带着日夜赶制的一叠板子，来到海军机关大楼西配楼2楼会议室，向刘华清做汇报。

“那时没幻灯片，我们就把三合板一划为二，用砂纸磨光，涂上海军蓝的油漆，再把照片放到最大尺寸，一张张粘上，报告时候讲到哪张就拿出来摆，像是‘拉洋片’。”于瀛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刘华清是七院的首任院长，与张日明等老部下非常熟悉，直言不讳，“胖子（张日明的绰号），你讲了这么多，我一下子也记不住，你能不能给我出一个小手册，我给领导汇报的时候可以看？”

这本如今泛黄的“美帝苏修航空母舰图册”应运而生。手册约两巴掌大小，做了约15本，罗列了两个超级大国的航母照片，并一一介绍其参数指标。

刘华清翻阅时或许不会想到，十多年后，他将登上手册里的“小鹰号”航母，编织更为具体的中国航母构想。

“我父亲有个特点，不管职位高还是低，他坚持他的信念，船办主任是个最小的官，但他觉得自己的职责就是让国防强大，重要的东西一定要确保。”刘超英认为父亲开始对航母工程投注精力并非偶然，“对于航母，他的意识也会超前些。毕竟1954年到1958年就在苏联海军学院学习、后来又在七院做院长，对舰船的战术、技术都很熟悉。”

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刘华清未对这段过往花费太多笔墨，“早在1970年，我还在造船工业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时，就根据上级指示，组织过航空母舰的专题论证，并上报过工程的方案”；然而，在亲历者口中，这段最初的论证展现出更丰满的一面。

被“913”事件中断的航母论证

随着5月5日中央命令正式下达，七院成立了班子，大楼的灯火开始日夜不灭；5月16日，由刘华清领衔完成的报告已上送。

“本地的、外地的，从各个研究所调人来，集中几十个人灯火通明地搞论证工作，”当时在第六机械工业部军管会任委员的郑明回忆说，“到了5月27日，刘华清同志受委托、在海军主持了一场航空母舰论证工作座谈会，确定了两个方案，一是护航航母、二是反潜航母，重点是护航航母和舰载飞机的论证，就在这个会上，酝酿提出了航母工程的代号，707工程，这是个历史性时刻。”

会议把任务落实到了各院——七院（当时为中国舰船研究院）负责航母总体论证，六院（曾是中国航空研究院）负责两型舰载飞机的论证，包括歼击机和反潜机，三院（当时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三分院）负责舰载导弹系统的研制，主要工作集中在七院。

“1970年7月中央军委正式批准成立研制队伍，第一次会议就在我们院7楼大厅，领导讲话后，我们所张日明副主任给他们上课，各团队技术骨干、领导都来了，当时人们对航母的概念不清楚，讲课从什么是航母讲起，讲到它的作用、未来发展方向。”于瀛介绍说。

航母工程迅速从“‘嘴’上谈兵”进入了“纸上”操作。当时，经国务院批准，由海军造船工业科研领导小组和第六机械工业部等共同召开了一次五型舰艇会，代号“7075”会议，涉及333个单位、729名代表，参会的包括时任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副司令员周希汉、刘华清、钱学森，还有余秋里、李如洪等。会议分为5组同时进行，讨论5型获得国务院正式认可的舰艇，包括核潜艇、航空母舰等。

令郑明印象深刻的是，在周希汉副司令员的建议下，全体会议代表统一乘坐火车专列去往大连造船厂。

“周希汉非常英明果断，当时造的驱逐舰能下水了，他就决定要让大家了解海军的情况，有些代表没看过船、不知道军舰什么样，到大连造船厂一看就知道了，对推动研制5型舰艇、大连造船厂的生产都起了很大作用。”郑明说。

这一细节从一个侧面说明，不少在陆战中成长起来、又为建立新中国做出过卓越贡献的领导干部对海军的认识、了解相当有限。这也反映在大会的707工程分会上。

“周希汉、刘华清已经定了调子（5月16日上送报告中已确定），希望造3万吨级的，但当时文革，有‘左’的思潮，海军司令部的造反派反对，说要搞航母就要赶英超美。他们讲的东西很过头，李作鹏也不是糊涂的人，还是支持周希汉、刘华清的观点，”郑明回忆说，“同时也有右的影响，有人说搞不出来，安排不了任务。”

亲历者们透露，还有一种主要的反对声认为，航母是帝国主义侵略的武器，“我们又不侵略别人，搞什么航空母舰？”

回过头看，郑明认为，会议试图排除“左”和“右”的影响，坚持往前走；但影响很难完全排除，因为“不仅下面有，上面也有”，论证工作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继续。

9月下旬，海军造船工业领导小组再次召开会议，确定707工程的各主要工程设备都开展研制；当时提出时间期限——“（航空母舰）争取在第四个五年计划（1971-1975）末期建造出来”——留给研制单位的仅有5年时间，这显然脱离了实际情况。

到了年末，领导小组上报了一份《造船科研四五规划》，明确了海军装备建设以导弹为主、潜艇为重点、第三位是护航航空母舰，排在了大中小型导弹舰、导弹艇、鱼雷艇前边。

“并不是说要搞航母就冲昏了头脑，而是相当清醒地积极部署这件事，”郑明分析说，“包括周希汉、刘华清在内，参与决策的领导是有长远考虑的。”

他同时补充，1971年4月，领导小组又发过文件，再次明确核潜艇是当年重点，航母的位置则往后摆了些。然而，5个月后，“9·13事件”突发，让正缓步前行的“707工程”搁浅。

“据我了解，‘707工程’被转化为政治问题了，被有些反对者将之上升为路线问题了，尽管一些专家、基层领导并没有完全停止对航母的研究，但也难有作为。”郑明透露。

“全军好高骛远典型”

今年81岁的于国栋从1964年起参与海军装备规划，退休前是海军装备技术部办公室主任。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上世纪70年代，为确定海军新的发展方针，他在船办工作，曾与海军规划编制小组的同志搜集各方意见，经过多番推敲后，提出了“以导弹为主、潜艇为重点，积极发展海军专用飞机”的建设方针，并基本上得到了上级的认可。

他解释说，“海军专用飞机”包含航空母舰的舰载飞机在内。由于军方高层一部分人对海军建设主张“小炮艇万岁”，认为航母项目好高骛远，只能通过这样的形式赋予航母保持研究的机会；同时经过与七院磋商达成默契，把有关航母的一些重要课题，如舰载飞机起飞、降落技术的研究等，隐秘地列入预研任务。

郑明补充说，1960年代海军曾筹备研制驱逐舰，被军方高层在当时一次全国军工的2000人大会上批为“全军好高骛远典型”，“驱逐舰都好高骛远了，那航母是什么呢？这些事的影响很深。”

这样的态势俨然已影响到海军的进一步发展。1975年，毛泽东在一个月内连续对海军作了两次指示，海军很快编制了《海军舰艇十年发展规划》，刻意将正受政治审查的刘华清排除在参与研究、编制人员之外。看到这份保守的规划时，刘华清非常失望。

“老一辈人不一样，我们这辈人可能觉得，既然被排除在外，就不关我事，可他非常着急，几夜没睡着觉，亲自写了份汇报，写的时候痔疮犯了，他找工人来在椅子上挖个洞，忍着疼痛一气呵成，他觉得，如果10年以后海军还是这样子，不等于浪费国家的财富吗？”刘超英透露。

刘华清向邓小平递交了汇报，并抄送海军第一政委苏振华，提出规划的八个问题，认为在近海歼敌的同时，也“一定要到远海敌后去打击歼灭敌人。为了解决水面舰艇和潜艇到中、远海作战的空中掩护、支援配合等问题，有必要尽早着手研制航母”。

刘华清超前地认识到，在大力发展海外贸易后，掩护海洋交通、保护海洋资源的任务必将繁重，中国又不能去外国建设基地，执行任务离不开去远海，因此“可将搞大型驱逐舰的人力、财力拿出来搞航空母舰，先搞常规动力的，排水量在4万吨左右，不一定搞8万吨、10万吨的”。

他直言不讳地与“小炮艇万岁”理论发起交锋，称“建设强大的海军，其重点绝不能放在搞小艇上，将它搞得再多，敌人也不怕，必须解决关键性的作战舰艇”。

在刘超英看来，父亲有这些想法，与1974年参与西沙海战后的设防与调研有密切关系，“海战虽然赢了，但他发现在远离大陆的海域我们不仅缺少制海权，更没有制空权，打不了持久战，不仅西沙，还有南沙，没有强有力的能夺取制海、制空权的舰队，没有办法守卫3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和1.8万公里海岸线。所以西沙海战后，这个事他一直放在心上。”

刘华清又分别给邓小平、苏振华写信，说明写汇报的原因，邓小平当即批复，“振华同志：请你考虑一下，我看有些意见值得重视。”然而，汇报终未能使规划调整，707工程继续留守冷宫。

刘华清的坚持

1980年，时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刘华清随军委秘书长耿飚访美期间，登上了美国海军“小鹰”号航母、“突击者”号两栖攻击舰，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其规模气势和现代作战能力，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一位多年研究刘华清海军战略思想的海军不愿具名人士分析说，“从那时候开始，航母在他心里的地位就不一样了。”

实现航母构想的机会出现在1982年，刘华清被任命为海军司令员，这一次，他采取了不同以往的办法。

上述不具名人士回忆说，早在1983年，刘华清就把调整海军战略定为海军改革的“纲”，但较正式提出海军战略却已是1985年。

“这中间他干了些什么呢？除了大力推进海军体制编制、军事训练、战场建设、后勤保障、装备发展、人才培养的改革外，还搞了海军旗、海军节、海军军歌、军服，宣传海洋观等，这些基础性的东西，那时候他写文章也很多，这之前、之后都没人写那么多，《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到处发表，按现在来说，就是做舆论准备了。刘华清为官很低调，不愿意宣传自己，但这时候为了宣传和建设海军，他打了个伏笔”，他表示，“1985年，他正式提出了海军战略，把‘近岸防御’改成了‘近海防御’，这是中国近代海军自1866年以来海洋防务观念的里程碑，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军种战略。一字之差，就引起了整个海军思想观念、装备建设、战场建设、人才储备的一系列变化。”

与此同时，三次海军装备技术工作会议陆续举行，航母被反复提及，刘华清的态度不断明朗——1984年第一次会议时，他表态“现在国力还不行，要等一段时间”；1985年第二次会议后不久，已担任海军装备技术部部长的郑明向刘司令汇报海军装备发展15年设想，提到要启动航母论证，刘华清说，“航母总是要造的，到2000年航母总要考虑，发展航母，可以先不提上型号，而先搞预研”；到了1987年1月，第三次会议上，刘华清明确表示，“现在，各国都在注意发展航空母舰，我们搞难处多一些，财力、技术都有一定困难，但从长远考虑，还是需要的。十年内不搞、十年之后再搞，也还会有困难。因此我要求早论证，早点把这个问题研究透。”

然而，1987年3月，总参谋部牵头，高层开了关于八五规划的汇报会，在着重调整军队规模的背景下，定下的发展优先顺序是陆军、空军、二炮、海军，海军排末尾，航母更没得到重视、核潜艇维持原状。

媒体还报道了一条消息：中央一位领导在与外宾讲到中国海军建设时坦言：中国不对外侵略，也不准备搞航空母舰。
此前，在召开海军战略研讨会后，海军装备论证中心已搞过两次航母论证，向总部以上汇报过发展构想，如今看，当时有些高层人士的认识却与之相差甚远。

那段时期，吸取了马岛海战的经验，由七院在青岛召开了航母学术研讨会。与会者在航母的重要性、中国发展航母的必要性、尽早发展航母的可能性、研制指导思想、设想的航母战术技术状态以及论证开路、预研先行等6个方面展开了热烈讨论，形成了许多观点、见解上的冲突。

相关人士表示，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上世纪80年代，经费成为航母反对者的重要理由之一。1985年中国军费总投入才192亿元，还不够买一艘美国大型核动力航母。

鉴于这些不同看法，刘华清与原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大将沟通，两人在发展航母的迫切性上非常一致。很快，萧劲光接受刘华清的建议，写成《建设现代化的强大海军》一文，发表在《海军杂志》上，强调航母必不可少；刘华清则决定再向上做一次汇报。

“刘华清的性格特点是这样，他不为自己讲话，但涉及国家利益，他必须要讲，1975年给小平上书是这样，这次同样。”前述不具名海军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1987年3月31日，总部首长没有来，派装备计划部、作战部的领导来到海军，刘华清亲自汇报、开宗明义，表示自己并非要跟上级唱对台戏，海军坚决执行军委决策，但要向军委首长说明我们的真实想法、意图。“他说，海军战略涉及海军建设的顶层设计，发展有两大问题，一是航母，二是核潜艇，”郑明在怀念刘华清的文章中提及，对这次汇报印象很深，“他当时讲了句关键的话，‘这两项装备，不仅是为了战，平时也是为了看，看就是威慑’，点出了航母有战略威慑的作用。作为一个老红军，能讲出这种语言，中国不多。”

刘华清代表海军的这次亲自汇报，据说并没有得到正式批示与答复，但在军方上层、特别是总参谋部、装备部和国防科工委等领导机关里引起了反响和关注。国防科工委丁衡高、科技委朱光亚、聂力、叶正大等领导同志集中各方面意见，下决心正式把《我国发展航空母舰及舰载机系统可行性研究》列入国防科工委1989年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并于1989年1月发文成立课题组，郑明和聂力都是课题组顾问。

课题组在1990年7月完成研究报告。1990年8月，海湾危机和战争相继发生，又根据形势追加了后续研究任务，1991年9月终于完成补充报告。全部报告包含有百余份、数百万字的研究成果。这份报告上报后，在军界、军工界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就是传闻已久的“891论证”。

郑明表示，当时各方面都在思考，如何再进一步走下去；就在这时候，瓦良格号进入了中国军方的视野。

考察瓦良格

1991年，苏联解体，中国军方看到了机会，刘华清亲自担任中俄军事技术合作混合委员会中方主席，从1992年到1997年，参加了6次会议，推动引进俄罗斯技术，瓦良格号几乎是这块“蛋糕”上的“樱桃”。

上世纪80年代，瓦良格号开建，属苏联第三代航母，1988年下水。苏联解体时，这艘巨舰的建造率达68%，归乌克兰所有，后者却无力将其造完，希望寻找买家兑现。

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瓦良格号停工的消息最早于1991年底或1992年初传来，一位中国院校的老师与乌克兰造船学院的同行交流联系时，对方提及自己国家的航母造不下去了，就放在学校附近，邀请其有空过来看看。从乌克兰回来之后，这位老师马上向上级汇报了此事。

一支来自中国的航母考察团很快莅临乌克兰城市尼古拉耶夫，成员由造船技术专家和军方代表组成，希望了解船的性能和乌克兰方面的意向。他们看到，船上还有好多设备没有安装，动力装置只是放在底座，没有上螺丝——有的因为设备还未交付，有的则是没钱安装。

前海军副司令员张序三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样的考察团派遣了多次。海军当时的思路，一是买个半成品，另一个是自行研制，“前一种更适合起步”。

这也符合刘华清的思路。刘超英透露，父亲当时就提出，“我们要使用科学的方式逐步发展，逐年拨款，逐步投入完成”；建航母并不像一些人以为的、一下子需要很多钱，有了航母，也可以节省一部分机场的建设。

老人在回忆录中提及，自己“先后批准海军和工业部门的专家，去法国、美国、俄罗斯、乌克兰等国家考察过航空母舰”。

中国造船工程学会理事长黄平涛正是当时被派出去的人之一。1995年，他担任中船重工集团总经理，1995年5月正要去乌克兰出差，出发前一天收到了刘华清交给的新任务，他后来在《忆刘副主席二三事》一文中回忆了这段经历。

“在京西宾馆，部队的曹刚川同志和贺鹏飞同志向我传达了刘副主席的指示，增加一项任务：到黑海船厂考察瓦良格号航母，看看有没有购买的价值。我们接受这个任务后非常兴奋，刘副主席想造航空母舰了，造船人多年的梦想有可能实现了，”黄平涛写道，“为了腾出更多的时间仔细考察航母，我决定不乘舒适的中国民航，改乘乌克兰民航，经停新西伯利亚城直飞基辅，往返可多出一天多的工作时间。我组织出国人员进行了讨论和分工，列出了考察提纲，有摄像、照相和记录。黑海船厂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他们对瓦良格的保护也十分尽心，即使在工厂发不出工资的情况下，也有人在航母上值班站岗。为了我们上船考察，还临时拉了电线照明。”

事实上，有知情人士透露，中国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买来了瓦良格号的专用补给舰，并在其基础上建造了远洋综合补给船“南运953”，购买瓦良格号看上去是水到渠成之事。

黄平涛回忆说，自己回国后就向曹刚川、贺鹏飞作了汇报，但到了年末，消息传来，参与者们被要求：“今后不要再打报告要求造航母了”。
这显然与高层决策有关。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航母》一书在谈及这段历史时称，政府高层当时在一份关于航母的报告上批示：“本届政府不考虑这个问题。”

该书认为，1997年前后，中国此前面临的安全压力消失，因此采取“和善”的“新安全观”，航母工程自然被暂时搁置。也有消息称，相关方面研究了改造航母的成本，选择放弃这一计划。

有知情人士对南方周末记者确认，当时最高层进行了讨论，最终决定不搞航母。中国航母之路再度蒙上阴影。曲线买船

正是在这时候，香港创律集团主席徐增平与中国航母的命运交汇到一起。

据知情人士透露，在购买瓦良格号的提议被最高层否定后，军方仍未放弃对这艘巨舰的兴趣，故而开始寻觅合适的买家，希望能先把船买回来，再考虑下一步办法。

“当时想从香港选择，最早找了两位香港的著名商人，他们都因为各种原因婉拒，最后这个任务就落到了徐增平头上，”知情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个商人既不能太小，又要肯做这件事，徐增平原来当过兵，对军队有感情，但他确实不知道怎么操作，他的账上只有3000万港币，而乌克兰方面对账上资金的最低要求是5000万美元，他就开始筹钱，得到了很多有心人的帮助，借够了买船的钱。”

《中国航母》一书称，徐增平在内地、香港两边筹资，共筹到约2亿元人民币，其中一笔数千万元的资金来自华夏证券。

“买船是1998年以后的事，我父亲1997年已经退了，但他在任上推行的策略和指导思想确实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全国人民也都希望有航母，瓦良格号又确实是个百年不遇的机会，如果被其他国家买走了，力量对比就会对中国很不利，”刘超英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我们谈论爱国，还是要落实到具体行为上，徐增平当时的能力，和前边找的几位商人没法比，但关键时刻，他敢于冲上去，把这件事做成，他替国人把握了这样一个机会。”

时隔14年，网络上流传着许多关于徐增平买船的故事。有徐增平早先接受媒体专访时的说法，也有自称国防科工委工程师所撰写的亲历回忆，然而随着“辽宁舰”入列，无论是徐增平，还是当初作为总裁助理飞赴乌克兰洽谈买船事宜的香港观塘区议会议员姚柏良，都不愿再谈论这段经历。

《中国航母》一书披露的一篇稿件为历史做了注脚。稿件来源于1998年11月新华社记者，创律方面当时正欲将瓦良格号运回中国，徐增平对记者表示，购买这艘航空母舰的目的是“以商业行为之名，行服务国家之实”，“希望对国家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有所贡献”。

徐增平透露，1997年上半年，他听中央领导曾经探讨过购买这艘航母的问题，但最后决定放弃投标购买，自己因此陷入长时间思考，认为中国因为种种考虑不买这艘航母当然可以理解，但一定不能让它落入其他国家尤其是对中国有敌意的国家手中。

他当时对记者表示，“从目前看，中国当然不会马上装备航空母舰，但从长远看装备航空母舰是迟早的事情，那么，创律拥有瓦良格号后，一旦中央认为时机成熟需要装备，就随时可以利用现成的母舰船身，或者加以改装和全面装备，或者用拆船等方式了解航空母舰的制造技术。这样的话，等于无形中为中国海军装备航空母舰做好了基础准备，也赢得了时间和技术。”

徐增平表态，“一旦国家需要，我和创律将毫不犹豫地向国家献出这艘航空母舰，为国家服务。这才是我的最终目的。”

事实上，相关人士对南方周末记者透露，创律集团的资金很快出了问题，创律方面一度想把船卖给别的国家，消息传出后，中船重工方面接手了这艘巨舰；国家动用全部力量，历经艰险，才将它运抵大连。

直到瓦良格号被拖入大连港，围绕航母工程的争论仍未停息。迫于美国等国的压力，乌克兰方面曾拆除过船上一些关键设备，改造这艘船几乎和新建一艘航空母舰一样复杂。据《国际先驱导报》报道，“将巨额资金投入到一艘几乎‘报废’状态的苏联时期‘二手航母’，还是集中力量研制新型航母，在这一点上，国内军地有关单位曾存在很大分歧。”

回顾近半个世纪的漫长摇摆，郑明表示，对航母的决策，存在一个认识逐渐加深的过程，“领袖都不是神仙，只能通过实践慢慢理解，航母是个典型的大工程，从中可以看出，中央的决策从偏重领导人、比较集中的统一意志逐渐迈向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现在，经历过这段过程的人一个个在离世，希望有关部门能组织一个正式课题，对航母发展的过程进行认真挖掘、回顾、梳理，抢救一点资料，对后世是个重大借鉴。”

2012年9月，命运多舛的瓦良格号终于突破了四十多年的摇摆，变身“辽宁舰”入列，成为我国海军第一艘航空母舰。

刘华清于2011年1月14日去世，没能看到他期待已久的这一幕。
最后链接http://www.infzm.com/content/89388“从航母工程可以看出，中央的决策从偏重领导人的统一意志逐渐迈向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经历这段过程的人一个个在离世，希望能组织一个正式课题，对航母发展的过程认真回顾、梳理，抢救一点资料，对后世是个重大借鉴”

相比“慢船”瓦良格号，中国航母工程俨然是艘更“慢”的“船”，历经四十余年，一路摇摆前行。

从1970年刘华清组织首次专题论证开始，对航母项目的推动与争论就从未停止。多位亲历者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这次往往被描述为“不了了之”的论证曾正式确定了工程的代号，吸引了数百人参与其中，但突发的“九一三事件”赋予反对者能量，令这段初始论证搁浅。

1980年代，航母工程再度被提上日程，却最终于1990年代被否决。即使在意外收获瓦良格号后，摇摆仍在继续。

“对海军的建设，（不支持者）有认识不够的问题。但整个来看，航母项目的起起伏伏，正说明了中央的决策从偏重于个别领导人的集中统一意志，更多地转向民主化、科学化决策。”看到由瓦良格号改建的“辽宁舰”终于交付海军，经历了大部分“摇摆”过程的海军原装备技术部部长郑明少将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从“美帝苏修航空母舰图册”开始

2005年4月26日，瓦良格号在大批拖轮护航下，被缓缓拖入大连造船厂。2003年建成的30万吨船坞，改建启动。此时，距离这艘苏联时代巨舰抵华，已过去三年。

很快有海军人士在探望老领导刘华清时透露了这一消息。“来的人说，航母开始建造了，他很高兴，紧接着说，‘但晚了10年，而且形成战斗力还需要一段时间’。”刘华清女儿刘超英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没人比刘华清更有资格下这一判断。从1970年担任船办主任、奉命组织首次论证，到1990年代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他都在不遗余力地推动航母项目的进程。

这位“中国航母之父”对航母的最初了解，来自一本现已泛黄的手工小册子。当现已退休的七院714所教授级研究员于瀛在首都北四环外的中国舰船研究院（原国防部第七研究院，简称“七院”）旧楼里再度掏出这本小册子时，时间已过去了42年。

“1970年4月下旬，就在这个楼二楼东头的大会议室，我们被喊去开会。会议绝密，领导不准带秘书，我们不准带笔和笔记本，连会议主题都不知道”，于瀛回忆说，“由岳英副院长宣读上级命令，根据海军的情况，中央决定我国要发展航空母舰，责成海军组建论证研究队伍。我们所干什么呢？搜集、汇报世界航母的过去、现在、未来以及作战使用情况，限期一个月。”

5月初，海军造船工业科研领导小组开了会，正式传达了这一指示，当时受到冲击、调任小组办公室（简称“船办”）主任的刘华清成为论证的组织者。

命令来得突然。当时中苏交恶、美国无人机常掠过中国领海，而中国在武器研制上正经历一番小高潮——第一艘核潜艇开工、常规动力舰艇和潜艇都开始批量制造、首颗人造卫星发射升空，毛泽东更强调，“要早打、大打、打核大战”。在这样的背景下，论证发展航母的命令似乎也并不意外。

于瀛当时在714所从事世界水面舰艇总体发展研究，任务落在了张日明副所长和他等人身上。忙碌了半个月，他们不仅要在极为有限的图文资料中寻找有关航母的点滴，还要接待络绎不绝的相关单位来索要材料。

5月中旬，他们带着日夜赶制的一叠板子，来到海军机关大楼西配楼2楼会议室，向刘华清做汇报。

“那时没幻灯片，我们就把三合板一划为二，用砂纸磨光，涂上海军蓝的油漆，再把照片放到最大尺寸，一张张粘上，报告时候讲到哪张就拿出来摆，像是‘拉洋片’。”于瀛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刘华清是七院的首任院长，与张日明等老部下非常熟悉，直言不讳，“胖子（张日明的绰号），你讲了这么多，我一下子也记不住，你能不能给我出一个小手册，我给领导汇报的时候可以看？”

这本如今泛黄的“美帝苏修航空母舰图册”应运而生。手册约两巴掌大小，做了约15本，罗列了两个超级大国的航母照片，并一一介绍其参数指标。

刘华清翻阅时或许不会想到，十多年后，他将登上手册里的“小鹰号”航母，编织更为具体的中国航母构想。

“我父亲有个特点，不管职位高还是低，他坚持他的信念，船办主任是个最小的官，但他觉得自己的职责就是让国防强大，重要的东西一定要确保。”刘超英认为父亲开始对航母工程投注精力并非偶然，“对于航母，他的意识也会超前些。毕竟1954年到1958年就在苏联海军学院学习、后来又在七院做院长，对舰船的战术、技术都很熟悉。”

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刘华清未对这段过往花费太多笔墨，“早在1970年，我还在造船工业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时，就根据上级指示，组织过航空母舰的专题论证，并上报过工程的方案”；然而，在亲历者口中，这段最初的论证展现出更丰满的一面。

被“913”事件中断的航母论证

随着5月5日中央命令正式下达，七院成立了班子，大楼的灯火开始日夜不灭；5月16日，由刘华清领衔完成的报告已上送。

“本地的、外地的，从各个研究所调人来，集中几十个人灯火通明地搞论证工作，”当时在第六机械工业部军管会任委员的郑明回忆说，“到了5月27日，刘华清同志受委托、在海军主持了一场航空母舰论证工作座谈会，确定了两个方案，一是护航航母、二是反潜航母，重点是护航航母和舰载飞机的论证，就在这个会上，酝酿提出了航母工程的代号，707工程，这是个历史性时刻。”

会议把任务落实到了各院——七院（当时为中国舰船研究院）负责航母总体论证，六院（曾是中国航空研究院）负责两型舰载飞机的论证，包括歼击机和反潜机，三院（当时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三分院）负责舰载导弹系统的研制，主要工作集中在七院。

“1970年7月中央军委正式批准成立研制队伍，第一次会议就在我们院7楼大厅，领导讲话后，我们所张日明副主任给他们上课，各团队技术骨干、领导都来了，当时人们对航母的概念不清楚，讲课从什么是航母讲起，讲到它的作用、未来发展方向。”于瀛介绍说。

航母工程迅速从“‘嘴’上谈兵”进入了“纸上”操作。当时，经国务院批准，由海军造船工业科研领导小组和第六机械工业部等共同召开了一次五型舰艇会，代号“7075”会议，涉及333个单位、729名代表，参会的包括时任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副司令员周希汉、刘华清、钱学森，还有余秋里、李如洪等。会议分为5组同时进行，讨论5型获得国务院正式认可的舰艇，包括核潜艇、航空母舰等。

令郑明印象深刻的是，在周希汉副司令员的建议下，全体会议代表统一乘坐火车专列去往大连造船厂。

“周希汉非常英明果断，当时造的驱逐舰能下水了，他就决定要让大家了解海军的情况，有些代表没看过船、不知道军舰什么样，到大连造船厂一看就知道了，对推动研制5型舰艇、大连造船厂的生产都起了很大作用。”郑明说。

这一细节从一个侧面说明，不少在陆战中成长起来、又为建立新中国做出过卓越贡献的领导干部对海军的认识、了解相当有限。这也反映在大会的707工程分会上。

“周希汉、刘华清已经定了调子（5月16日上送报告中已确定），希望造3万吨级的，但当时文革，有‘左’的思潮，海军司令部的造反派反对，说要搞航母就要赶英超美。他们讲的东西很过头，李作鹏也不是糊涂的人，还是支持周希汉、刘华清的观点，”郑明回忆说，“同时也有右的影响，有人说搞不出来，安排不了任务。”

亲历者们透露，还有一种主要的反对声认为，航母是帝国主义侵略的武器，“我们又不侵略别人，搞什么航空母舰？”

回过头看，郑明认为，会议试图排除“左”和“右”的影响，坚持往前走；但影响很难完全排除，因为“不仅下面有，上面也有”，论证工作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继续。

9月下旬，海军造船工业领导小组再次召开会议，确定707工程的各主要工程设备都开展研制；当时提出时间期限——“（航空母舰）争取在第四个五年计划（1971-1975）末期建造出来”——留给研制单位的仅有5年时间，这显然脱离了实际情况。

到了年末，领导小组上报了一份《造船科研四五规划》，明确了海军装备建设以导弹为主、潜艇为重点、第三位是护航航空母舰，排在了大中小型导弹舰、导弹艇、鱼雷艇前边。

“并不是说要搞航母就冲昏了头脑，而是相当清醒地积极部署这件事，”郑明分析说，“包括周希汉、刘华清在内，参与决策的领导是有长远考虑的。”

他同时补充，1971年4月，领导小组又发过文件，再次明确核潜艇是当年重点，航母的位置则往后摆了些。然而，5个月后，“9·13事件”突发，让正缓步前行的“707工程”搁浅。

“据我了解，‘707工程’被转化为政治问题了，被有些反对者将之上升为路线问题了，尽管一些专家、基层领导并没有完全停止对航母的研究，但也难有作为。”郑明透露。

“全军好高骛远典型”

今年81岁的于国栋从1964年起参与海军装备规划，退休前是海军装备技术部办公室主任。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上世纪70年代，为确定海军新的发展方针，他在船办工作，曾与海军规划编制小组的同志搜集各方意见，经过多番推敲后，提出了“以导弹为主、潜艇为重点，积极发展海军专用飞机”的建设方针，并基本上得到了上级的认可。

他解释说，“海军专用飞机”包含航空母舰的舰载飞机在内。由于军方高层一部分人对海军建设主张“小炮艇万岁”，认为航母项目好高骛远，只能通过这样的形式赋予航母保持研究的机会；同时经过与七院磋商达成默契，把有关航母的一些重要课题，如舰载飞机起飞、降落技术的研究等，隐秘地列入预研任务。

郑明补充说，1960年代海军曾筹备研制驱逐舰，被军方高层在当时一次全国军工的2000人大会上批为“全军好高骛远典型”，“驱逐舰都好高骛远了，那航母是什么呢？这些事的影响很深。”

这样的态势俨然已影响到海军的进一步发展。1975年，毛泽东在一个月内连续对海军作了两次指示，海军很快编制了《海军舰艇十年发展规划》，刻意将正受政治审查的刘华清排除在参与研究、编制人员之外。看到这份保守的规划时，刘华清非常失望。

“老一辈人不一样，我们这辈人可能觉得，既然被排除在外，就不关我事，可他非常着急，几夜没睡着觉，亲自写了份汇报，写的时候痔疮犯了，他找工人来在椅子上挖个洞，忍着疼痛一气呵成，他觉得，如果10年以后海军还是这样子，不等于浪费国家的财富吗？”刘超英透露。

刘华清向邓小平递交了汇报，并抄送海军第一政委苏振华，提出规划的八个问题，认为在近海歼敌的同时，也“一定要到远海敌后去打击歼灭敌人。为了解决水面舰艇和潜艇到中、远海作战的空中掩护、支援配合等问题，有必要尽早着手研制航母”。

刘华清超前地认识到，在大力发展海外贸易后，掩护海洋交通、保护海洋资源的任务必将繁重，中国又不能去外国建设基地，执行任务离不开去远海，因此“可将搞大型驱逐舰的人力、财力拿出来搞航空母舰，先搞常规动力的，排水量在4万吨左右，不一定搞8万吨、10万吨的”。

他直言不讳地与“小炮艇万岁”理论发起交锋，称“建设强大的海军，其重点绝不能放在搞小艇上，将它搞得再多，敌人也不怕，必须解决关键性的作战舰艇”。

在刘超英看来，父亲有这些想法，与1974年参与西沙海战后的设防与调研有密切关系，“海战虽然赢了，但他发现在远离大陆的海域我们不仅缺少制海权，更没有制空权，打不了持久战，不仅西沙，还有南沙，没有强有力的能夺取制海、制空权的舰队，没有办法守卫3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和1.8万公里海岸线。所以西沙海战后，这个事他一直放在心上。”

刘华清又分别给邓小平、苏振华写信，说明写汇报的原因，邓小平当即批复，“振华同志：请你考虑一下，我看有些意见值得重视。”然而，汇报终未能使规划调整，707工程继续留守冷宫。

刘华清的坚持

1980年，时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刘华清随军委秘书长耿飚访美期间，登上了美国海军“小鹰”号航母、“突击者”号两栖攻击舰，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其规模气势和现代作战能力，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一位多年研究刘华清海军战略思想的海军不愿具名人士分析说，“从那时候开始，航母在他心里的地位就不一样了。”

实现航母构想的机会出现在1982年，刘华清被任命为海军司令员，这一次，他采取了不同以往的办法。

上述不具名人士回忆说，早在1983年，刘华清就把调整海军战略定为海军改革的“纲”，但较正式提出海军战略却已是1985年。

“这中间他干了些什么呢？除了大力推进海军体制编制、军事训练、战场建设、后勤保障、装备发展、人才培养的改革外，还搞了海军旗、海军节、海军军歌、军服，宣传海洋观等，这些基础性的东西，那时候他写文章也很多，这之前、之后都没人写那么多，《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到处发表，按现在来说，就是做舆论准备了。刘华清为官很低调，不愿意宣传自己，但这时候为了宣传和建设海军，他打了个伏笔”，他表示，“1985年，他正式提出了海军战略，把‘近岸防御’改成了‘近海防御’，这是中国近代海军自1866年以来海洋防务观念的里程碑，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军种战略。一字之差，就引起了整个海军思想观念、装备建设、战场建设、人才储备的一系列变化。”

与此同时，三次海军装备技术工作会议陆续举行，航母被反复提及，刘华清的态度不断明朗——1984年第一次会议时，他表态“现在国力还不行，要等一段时间”；1985年第二次会议后不久，已担任海军装备技术部部长的郑明向刘司令汇报海军装备发展15年设想，提到要启动航母论证，刘华清说，“航母总是要造的，到2000年航母总要考虑，发展航母，可以先不提上型号，而先搞预研”；到了1987年1月，第三次会议上，刘华清明确表示，“现在，各国都在注意发展航空母舰，我们搞难处多一些，财力、技术都有一定困难，但从长远考虑，还是需要的。十年内不搞、十年之后再搞，也还会有困难。因此我要求早论证，早点把这个问题研究透。”

然而，1987年3月，总参谋部牵头，高层开了关于八五规划的汇报会，在着重调整军队规模的背景下，定下的发展优先顺序是陆军、空军、二炮、海军，海军排末尾，航母更没得到重视、核潜艇维持原状。

媒体还报道了一条消息：中央一位领导在与外宾讲到中国海军建设时坦言：中国不对外侵略，也不准备搞航空母舰。
此前，在召开海军战略研讨会后，海军装备论证中心已搞过两次航母论证，向总部以上汇报过发展构想，如今看，当时有些高层人士的认识却与之相差甚远。

那段时期，吸取了马岛海战的经验，由七院在青岛召开了航母学术研讨会。与会者在航母的重要性、中国发展航母的必要性、尽早发展航母的可能性、研制指导思想、设想的航母战术技术状态以及论证开路、预研先行等6个方面展开了热烈讨论，形成了许多观点、见解上的冲突。

相关人士表示，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上世纪80年代，经费成为航母反对者的重要理由之一。1985年中国军费总投入才192亿元，还不够买一艘美国大型核动力航母。

鉴于这些不同看法，刘华清与原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大将沟通，两人在发展航母的迫切性上非常一致。很快，萧劲光接受刘华清的建议，写成《建设现代化的强大海军》一文，发表在《海军杂志》上，强调航母必不可少；刘华清则决定再向上做一次汇报。

“刘华清的性格特点是这样，他不为自己讲话，但涉及国家利益，他必须要讲，1975年给小平上书是这样，这次同样。”前述不具名海军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1987年3月31日，总部首长没有来，派装备计划部、作战部的领导来到海军，刘华清亲自汇报、开宗明义，表示自己并非要跟上级唱对台戏，海军坚决执行军委决策，但要向军委首长说明我们的真实想法、意图。“他说，海军战略涉及海军建设的顶层设计，发展有两大问题，一是航母，二是核潜艇，”郑明在怀念刘华清的文章中提及，对这次汇报印象很深，“他当时讲了句关键的话，‘这两项装备，不仅是为了战，平时也是为了看，看就是威慑’，点出了航母有战略威慑的作用。作为一个老红军，能讲出这种语言，中国不多。”

刘华清代表海军的这次亲自汇报，据说并没有得到正式批示与答复，但在军方上层、特别是总参谋部、装备部和国防科工委等领导机关里引起了反响和关注。国防科工委丁衡高、科技委朱光亚、聂力、叶正大等领导同志集中各方面意见，下决心正式把《我国发展航空母舰及舰载机系统可行性研究》列入国防科工委1989年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并于1989年1月发文成立课题组，郑明和聂力都是课题组顾问。

课题组在1990年7月完成研究报告。1990年8月，海湾危机和战争相继发生，又根据形势追加了后续研究任务，1991年9月终于完成补充报告。全部报告包含有百余份、数百万字的研究成果。这份报告上报后，在军界、军工界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就是传闻已久的“891论证”。

郑明表示，当时各方面都在思考，如何再进一步走下去；就在这时候，瓦良格号进入了中国军方的视野。

考察瓦良格

1991年，苏联解体，中国军方看到了机会，刘华清亲自担任中俄军事技术合作混合委员会中方主席，从1992年到1997年，参加了6次会议，推动引进俄罗斯技术，瓦良格号几乎是这块“蛋糕”上的“樱桃”。

上世纪80年代，瓦良格号开建，属苏联第三代航母，1988年下水。苏联解体时，这艘巨舰的建造率达68%，归乌克兰所有，后者却无力将其造完，希望寻找买家兑现。

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瓦良格号停工的消息最早于1991年底或1992年初传来，一位中国院校的老师与乌克兰造船学院的同行交流联系时，对方提及自己国家的航母造不下去了，就放在学校附近，邀请其有空过来看看。从乌克兰回来之后，这位老师马上向上级汇报了此事。

一支来自中国的航母考察团很快莅临乌克兰城市尼古拉耶夫，成员由造船技术专家和军方代表组成，希望了解船的性能和乌克兰方面的意向。他们看到，船上还有好多设备没有安装，动力装置只是放在底座，没有上螺丝——有的因为设备还未交付，有的则是没钱安装。

前海军副司令员张序三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样的考察团派遣了多次。海军当时的思路，一是买个半成品，另一个是自行研制，“前一种更适合起步”。

这也符合刘华清的思路。刘超英透露，父亲当时就提出，“我们要使用科学的方式逐步发展，逐年拨款，逐步投入完成”；建航母并不像一些人以为的、一下子需要很多钱，有了航母，也可以节省一部分机场的建设。

老人在回忆录中提及，自己“先后批准海军和工业部门的专家，去法国、美国、俄罗斯、乌克兰等国家考察过航空母舰”。

中国造船工程学会理事长黄平涛正是当时被派出去的人之一。1995年，他担任中船重工集团总经理，1995年5月正要去乌克兰出差，出发前一天收到了刘华清交给的新任务，他后来在《忆刘副主席二三事》一文中回忆了这段经历。

“在京西宾馆，部队的曹刚川同志和贺鹏飞同志向我传达了刘副主席的指示，增加一项任务：到黑海船厂考察瓦良格号航母，看看有没有购买的价值。我们接受这个任务后非常兴奋，刘副主席想造航空母舰了，造船人多年的梦想有可能实现了，”黄平涛写道，“为了腾出更多的时间仔细考察航母，我决定不乘舒适的中国民航，改乘乌克兰民航，经停新西伯利亚城直飞基辅，往返可多出一天多的工作时间。我组织出国人员进行了讨论和分工，列出了考察提纲，有摄像、照相和记录。黑海船厂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他们对瓦良格的保护也十分尽心，即使在工厂发不出工资的情况下，也有人在航母上值班站岗。为了我们上船考察，还临时拉了电线照明。”

事实上，有知情人士透露，中国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买来了瓦良格号的专用补给舰，并在其基础上建造了远洋综合补给船“南运953”，购买瓦良格号看上去是水到渠成之事。

黄平涛回忆说，自己回国后就向曹刚川、贺鹏飞作了汇报，但到了年末，消息传来，参与者们被要求：“今后不要再打报告要求造航母了”。
这显然与高层决策有关。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航母》一书在谈及这段历史时称，政府高层当时在一份关于航母的报告上批示：“本届政府不考虑这个问题。”

该书认为，1997年前后，中国此前面临的安全压力消失，因此采取“和善”的“新安全观”，航母工程自然被暂时搁置。也有消息称，相关方面研究了改造航母的成本，选择放弃这一计划。

有知情人士对南方周末记者确认，当时最高层进行了讨论，最终决定不搞航母。中国航母之路再度蒙上阴影。曲线买船

正是在这时候，香港创律集团主席徐增平与中国航母的命运交汇到一起。

据知情人士透露，在购买瓦良格号的提议被最高层否定后，军方仍未放弃对这艘巨舰的兴趣，故而开始寻觅合适的买家，希望能先把船买回来，再考虑下一步办法。

“当时想从香港选择，最早找了两位香港的著名商人，他们都因为各种原因婉拒，最后这个任务就落到了徐增平头上，”知情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个商人既不能太小，又要肯做这件事，徐增平原来当过兵，对军队有感情，但他确实不知道怎么操作，他的账上只有3000万港币，而乌克兰方面对账上资金的最低要求是5000万美元，他就开始筹钱，得到了很多有心人的帮助，借够了买船的钱。”

《中国航母》一书称，徐增平在内地、香港两边筹资，共筹到约2亿元人民币，其中一笔数千万元的资金来自华夏证券。

“买船是1998年以后的事，我父亲1997年已经退了，但他在任上推行的策略和指导思想确实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全国人民也都希望有航母，瓦良格号又确实是个百年不遇的机会，如果被其他国家买走了，力量对比就会对中国很不利，”刘超英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我们谈论爱国，还是要落实到具体行为上，徐增平当时的能力，和前边找的几位商人没法比，但关键时刻，他敢于冲上去，把这件事做成，他替国人把握了这样一个机会。”

时隔14年，网络上流传着许多关于徐增平买船的故事。有徐增平早先接受媒体专访时的说法，也有自称国防科工委工程师所撰写的亲历回忆，然而随着“辽宁舰”入列，无论是徐增平，还是当初作为总裁助理飞赴乌克兰洽谈买船事宜的香港观塘区议会议员姚柏良，都不愿再谈论这段经历。

《中国航母》一书披露的一篇稿件为历史做了注脚。稿件来源于1998年11月新华社记者，创律方面当时正欲将瓦良格号运回中国，徐增平对记者表示，购买这艘航空母舰的目的是“以商业行为之名，行服务国家之实”，“希望对国家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有所贡献”。

徐增平透露，1997年上半年，他听中央领导曾经探讨过购买这艘航母的问题，但最后决定放弃投标购买，自己因此陷入长时间思考，认为中国因为种种考虑不买这艘航母当然可以理解，但一定不能让它落入其他国家尤其是对中国有敌意的国家手中。

他当时对记者表示，“从目前看，中国当然不会马上装备航空母舰，但从长远看装备航空母舰是迟早的事情，那么，创律拥有瓦良格号后，一旦中央认为时机成熟需要装备，就随时可以利用现成的母舰船身，或者加以改装和全面装备，或者用拆船等方式了解航空母舰的制造技术。这样的话，等于无形中为中国海军装备航空母舰做好了基础准备，也赢得了时间和技术。”

徐增平表态，“一旦国家需要，我和创律将毫不犹豫地向国家献出这艘航空母舰，为国家服务。这才是我的最终目的。”

事实上，相关人士对南方周末记者透露，创律集团的资金很快出了问题，创律方面一度想把船卖给别的国家，消息传出后，中船重工方面接手了这艘巨舰；国家动用全部力量，历经艰险，才将它运抵大连。

直到瓦良格号被拖入大连港，围绕航母工程的争论仍未停息。迫于美国等国的压力，乌克兰方面曾拆除过船上一些关键设备，改造这艘船几乎和新建一艘航空母舰一样复杂。据《国际先驱导报》报道，“将巨额资金投入到一艘几乎‘报废’状态的苏联时期‘二手航母’，还是集中力量研制新型航母，在这一点上，国内军地有关单位曾存在很大分歧。”

回顾近半个世纪的漫长摇摆，郑明表示，对航母的决策，存在一个认识逐渐加深的过程，“领袖都不是神仙，只能通过实践慢慢理解，航母是个典型的大工程，从中可以看出，中央的决策从偏重领导人、比较集中的统一意志逐渐迈向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现在，经历过这段过程的人一个个在离世，希望有关部门能组织一个正式课题，对航母发展的过程进行认真挖掘、回顾、梳理，抢救一点资料，对后世是个重大借鉴。”

2012年9月，命运多舛的瓦良格号终于突破了四十多年的摇摆，变身“辽宁舰”入列，成为我国海军第一艘航空母舰。

刘华清于2011年1月14日去世，没能看到他期待已久的这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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