醍醐灌顶了，转一篇很好的文章，中国为何没有产生祭祀阶 ...

本人学习哲学四年，专职的啊，还是专业课很好的哪种啊，但是没有看到黑格尔的这段文字，现在看了一下，连出自哪本书都想不起来，惭愧啊。

此文真的蛮好的，期望大家花时间看看，很好的思想科普。

啰嗦一下：

黑格尔以艰涩难懂出名，但是他的书没有一句废话，细细琢磨，字字珠玑。

中国为何没有产生出祭司阶层？

　　黑格尔称中国的精神是清醒的孩子的精神，不像印度人那样热衷于来世的事，而甘愿于现世过平静如草木的生活；也不像波斯人、中世纪的欧洲人那样，常常为神的尊严而狂热。中国人对神的态度与其古老的宇宙观有直接的联系，这种宇宙观形成于老子、孔子前很久远的年代，可一直上溯到传说中的伏羲八封图，夏、商时代的《连山》、《归藏》等典籍。虽然后来老子对这种宇宙观作出了较系统的阐释，但它不是道家学派的专利，它是儒、墨、阴阳、农等诸家理论的共同背景。儒家的主要经典之一《周易》，大概是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的解释这种宇宙观的材料。这种独特的宇宙观没有刻意否定神的存在，但也几乎没有给神留出位置，尤其没有给创世纪的神留出位置。
　　到孔子那里，他确定了一个怀疑论的基调，有一次子路问怎样奉事鬼神，夫子严肃地回答：“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子路又斗胆问死后的事，得到的答复为：“未知生，焉知死？
　　孔子的箴言对任何宗教无疑都是毒药，可也表现出一种最宽容的态度。他不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在他看来，人没法证明鬼神存在，也无法证明鬼神不存在，执迷地深究没有什么意思，明智的做法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敬而远之”。
　　孔子的教导对帝国算得上福音，彻底的有神论与彻底的唯物论都非常有害。帝国能在宗教与世俗之间找到平衡点，是需要了不起的智慧的，它使帝国保持住了理性，没有被高居于天堂的神俘虏；同时也没有接受王充等学者所倡导的冷冰冰的唯物论，最大限度地满足了群众的宗教需求。政府允许各种宗教自由传播，不是像今天的无神论者所攻击的那样，“故意用精神鸦片麻醉人民，以更好地维持自己的统治。”群众需要宗教信仰，就像需要吃饭穿衣，刻意妨碍反而不道德。宗教情绪在每个人的细胞中都能找到，这是人类的弱点，也是人类比动物高明之处。动物不信神，因为动物缺乏明朗的自我意识，不会理性地关注自我，因此它们不会思考自身的生命问题，也不会为此疑惑，对命运的无常与死亡的恐惧同样不如人强烈；况且，它们缺乏制造神灵的想像力，没有构建美好迦南世界的智能。
　　因为帝国政府对虚无不可捉摸的鬼神世界的关心，远不如对现实事务的关心热切，因此从没有像中东的神权国家那样，执著地强迫人民信仰某一指定的宗教。在中国，只要不践踏法律与道德原则，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喜欢的神崇拜，也可以不加选择地给任何神叩头，而无须分辨这些神是属于道家、佛家？还是动植物的精灵？一般而言，他们无论对哪路神都持谨慎态度，而且多有功利目的，是孔圣人态度的世俗化：有病治病，无病免灾。有时不乏幽默，例如每逢上天派驻家庭的代表灶王爷述职的日子来临，农民都要着实忙乎一番，给他准备丰盛的餐宴，一大堆纸钱，祈求他到天宫后不要完全讲真话，只“言好事”。
　　中国的知识精英们普遍对鬼神没有兴趣，他们主要崇拜圣人的牌位，圣人不是神，是人，是理性与知识的化身。虽然有些读书人宣称自己是道门或佛门子弟，可他们对宗教的信仰与下层民众有着本质的不同，主要是为了哲学上的偏好。虽然他们讲“三尺以上有神灵”这类话时不乏诚意，但只表明他们对自然界神秘力量的敬畏和对自己良心的敬畏，往往与通常意义上的鬼神无关。公允而言，即便是纯粹的理性主义者，对神灵或者对“灿烂的星空与心中永恒的道德律”保持敬畏也是需要的，一个人如果缺乏敬畏之心，那么他什么不可思议的事都能做得出来。
　　古代的中国人对死亡一般采取比较豁达的态度，很多人在面临死亡时比虔诚的教徒还要平静，这并非因为他们是人类中的另类群体，在生理上不需要宗教的安慰，而是因为他们有一种对付死亡的特殊方法。在古人的观念里，人个体的生命不是孤零零存在的，他上承祖先下接儿孙，是绵绵生命链条上的一环。每个有能力的男子，都要定期对祖先祭拜，祖先会在一个不可知的神秘世界里默默地注视着他，他们虽然很少为子孙做些什么，但会从子孙点起的香火中得到最大的安慰。人如果死了，遗体会被安置在祖坟墓地里，牌位会被摆放在家族的祠堂中，死亡并不意味着一切结束，那只是一个新的开始，他在冥间会与熟悉的先人生活在一起，那里的环境与人间相似，而且他也能远远地关注着在人间的子孙们。当然，心身健康之时，多数中国人对那个亲切的冥界是没有兴趣的，他们忙于现实的生活，对此持半信半疑的态度；但当死亡逼近时，因心理的需要，他们很愿意相信那个温情的冥界是真实存在的，那有助于减轻他们死亡过程的痛苦。
　　这里需要题外讨论宗教信仰与迷信的问题。迷信的定义是盲目的崇拜，它与宗教信仰是同一个硬币的两个面，任何一个教徒，只要他承认自己是虔诚的，那他必定是迷信的，假若离开迷信，世界上的所有基督、清真教堂都会崩坍。刻意区分宗教信仰与迷信很无聊，得到的结果只能是：所有国产的准宗教行为，比如给祖先焚纸磕头、拜山神土地、求老母奶奶、叩玉皇大帝、供奉菩萨等，一律被认定并贴上“搞封建迷信的标鉴；而基督、伊斯兰教等外来的洋迷信，则被册定为正常合法的宗教信仰。何以贬此褒彼？只因为洋迷信具有国际背景，打击它们会招来国际纠纷。
　　白费气力地试图铲除一种根本铲除不掉的东西，不能算是明智。宗教或者说迷信，数千年来从没有被哪个政权真正铲除过。文革时期，是反对迷信最严厉的时期，可是那恰是中国历史上迷信最狂热的时期。多数民众总是需要迷信的，虽然色彩有淡、有浓，如果不让他们崇拜正义善良之神，他们就可能拜倒在邪恶之神的足下。与其把道观、佛寺中的人群趋赶到李洪x志、张洪x宝的足下，不如让他们按照传统的方式自由信仰；让他们崇拜不会说话的泥塑神像，远比让他们崇拜坐着飞机到处乱跑，会用互联网煽动信徒去天安门广场示威的李洪x志强；甚至比崇拜耶稣也为强，因为耶稣的后面还有个狂妄的梵蒂冈。
　　中华帝国对神与人关系的处理堪称典范，文艺复兴后欧洲所能达到的也无非是这一水平──信仰自由和追求完美理性。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完美理性不等于纯粹理性，理性只有加上20%或30%对鬼神的迷信，才能算温柔敦厚，合乎人性。本人学习哲学四年，专职的啊，还是专业课很好的哪种啊，但是没有看到黑格尔的这段文字，现在看了一下，连出自哪本书都想不起来，惭愧啊。

此文真的蛮好的，期望大家花时间看看，很好的思想科普。

啰嗦一下：

黑格尔以艰涩难懂出名，但是他的书没有一句废话，细细琢磨，字字珠玑。

中国为何没有产生出祭司阶层？

　　黑格尔称中国的精神是清醒的孩子的精神，不像印度人那样热衷于来世的事，而甘愿于现世过平静如草木的生活；也不像波斯人、中世纪的欧洲人那样，常常为神的尊严而狂热。中国人对神的态度与其古老的宇宙观有直接的联系，这种宇宙观形成于老子、孔子前很久远的年代，可一直上溯到传说中的伏羲八封图，夏、商时代的《连山》、《归藏》等典籍。虽然后来老子对这种宇宙观作出了较系统的阐释，但它不是道家学派的专利，它是儒、墨、阴阳、农等诸家理论的共同背景。儒家的主要经典之一《周易》，大概是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的解释这种宇宙观的材料。这种独特的宇宙观没有刻意否定神的存在，但也几乎没有给神留出位置，尤其没有给创世纪的神留出位置。
　　到孔子那里，他确定了一个怀疑论的基调，有一次子路问怎样奉事鬼神，夫子严肃地回答：“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子路又斗胆问死后的事，得到的答复为：“未知生，焉知死？
　　孔子的箴言对任何宗教无疑都是毒药，可也表现出一种最宽容的态度。他不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在他看来，人没法证明鬼神存在，也无法证明鬼神不存在，执迷地深究没有什么意思，明智的做法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敬而远之”。
　　孔子的教导对帝国算得上福音，彻底的有神论与彻底的唯物论都非常有害。帝国能在宗教与世俗之间找到平衡点，是需要了不起的智慧的，它使帝国保持住了理性，没有被高居于天堂的神俘虏；同时也没有接受王充等学者所倡导的冷冰冰的唯物论，最大限度地满足了群众的宗教需求。政府允许各种宗教自由传播，不是像今天的无神论者所攻击的那样，“故意用精神鸦片麻醉人民，以更好地维持自己的统治。”群众需要宗教信仰，就像需要吃饭穿衣，刻意妨碍反而不道德。宗教情绪在每个人的细胞中都能找到，这是人类的弱点，也是人类比动物高明之处。动物不信神，因为动物缺乏明朗的自我意识，不会理性地关注自我，因此它们不会思考自身的生命问题，也不会为此疑惑，对命运的无常与死亡的恐惧同样不如人强烈；况且，它们缺乏制造神灵的想像力，没有构建美好迦南世界的智能。
　　因为帝国政府对虚无不可捉摸的鬼神世界的关心，远不如对现实事务的关心热切，因此从没有像中东的神权国家那样，执著地强迫人民信仰某一指定的宗教。在中国，只要不践踏法律与道德原则，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喜欢的神崇拜，也可以不加选择地给任何神叩头，而无须分辨这些神是属于道家、佛家？还是动植物的精灵？一般而言，他们无论对哪路神都持谨慎态度，而且多有功利目的，是孔圣人态度的世俗化：有病治病，无病免灾。有时不乏幽默，例如每逢上天派驻家庭的代表灶王爷述职的日子来临，农民都要着实忙乎一番，给他准备丰盛的餐宴，一大堆纸钱，祈求他到天宫后不要完全讲真话，只“言好事”。
　　中国的知识精英们普遍对鬼神没有兴趣，他们主要崇拜圣人的牌位，圣人不是神，是人，是理性与知识的化身。虽然有些读书人宣称自己是道门或佛门子弟，可他们对宗教的信仰与下层民众有着本质的不同，主要是为了哲学上的偏好。虽然他们讲“三尺以上有神灵”这类话时不乏诚意，但只表明他们对自然界神秘力量的敬畏和对自己良心的敬畏，往往与通常意义上的鬼神无关。公允而言，即便是纯粹的理性主义者，对神灵或者对“灿烂的星空与心中永恒的道德律”保持敬畏也是需要的，一个人如果缺乏敬畏之心，那么他什么不可思议的事都能做得出来。
　　古代的中国人对死亡一般采取比较豁达的态度，很多人在面临死亡时比虔诚的教徒还要平静，这并非因为他们是人类中的另类群体，在生理上不需要宗教的安慰，而是因为他们有一种对付死亡的特殊方法。在古人的观念里，人个体的生命不是孤零零存在的，他上承祖先下接儿孙，是绵绵生命链条上的一环。每个有能力的男子，都要定期对祖先祭拜，祖先会在一个不可知的神秘世界里默默地注视着他，他们虽然很少为子孙做些什么，但会从子孙点起的香火中得到最大的安慰。人如果死了，遗体会被安置在祖坟墓地里，牌位会被摆放在家族的祠堂中，死亡并不意味着一切结束，那只是一个新的开始，他在冥间会与熟悉的先人生活在一起，那里的环境与人间相似，而且他也能远远地关注着在人间的子孙们。当然，心身健康之时，多数中国人对那个亲切的冥界是没有兴趣的，他们忙于现实的生活，对此持半信半疑的态度；但当死亡逼近时，因心理的需要，他们很愿意相信那个温情的冥界是真实存在的，那有助于减轻他们死亡过程的痛苦。
　　这里需要题外讨论宗教信仰与迷信的问题。迷信的定义是盲目的崇拜，它与宗教信仰是同一个硬币的两个面，任何一个教徒，只要他承认自己是虔诚的，那他必定是迷信的，假若离开迷信，世界上的所有基督、清真教堂都会崩坍。刻意区分宗教信仰与迷信很无聊，得到的结果只能是：所有国产的准宗教行为，比如给祖先焚纸磕头、拜山神土地、求老母奶奶、叩玉皇大帝、供奉菩萨等，一律被认定并贴上“搞封建迷信的标鉴；而基督、伊斯兰教等外来的洋迷信，则被册定为正常合法的宗教信仰。何以贬此褒彼？只因为洋迷信具有国际背景，打击它们会招来国际纠纷。
　　白费气力地试图铲除一种根本铲除不掉的东西，不能算是明智。宗教或者说迷信，数千年来从没有被哪个政权真正铲除过。文革时期，是反对迷信最严厉的时期，可是那恰是中国历史上迷信最狂热的时期。多数民众总是需要迷信的，虽然色彩有淡、有浓，如果不让他们崇拜正义善良之神，他们就可能拜倒在邪恶之神的足下。与其把道观、佛寺中的人群趋赶到李洪x志、张洪x宝的足下，不如让他们按照传统的方式自由信仰；让他们崇拜不会说话的泥塑神像，远比让他们崇拜坐着飞机到处乱跑，会用互联网煽动信徒去天安门广场示威的李洪x志强；甚至比崇拜耶稣也为强，因为耶稣的后面还有个狂妄的梵蒂冈。
　　中华帝国对神与人关系的处理堪称典范，文艺复兴后欧洲所能达到的也无非是这一水平──信仰自由和追求完美理性。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完美理性不等于纯粹理性，理性只有加上20%或30%对鬼神的迷信，才能算温柔敦厚，合乎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