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乌克兰，权力也迟迟无法被关进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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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乌克兰，权力也迟迟无法被关进笼子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一个街心公园，那里有一尊铜像，无论何时总有人献上花束。雕塑周围环绕雕刻着纸、笔、书籍等象征物，中间则是一座高大的人像眺望远方——那神态仿佛一位苏联时代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
这其实是2000年遇害的乌克兰记者格奥尔基·贡加泽(Georgiy Gongadze)的纪念像。遇害前他创办了自己的新闻网站“乌克兰真相”(Ukrainska Pravda)，当时在调查时任乌克兰总统的列昂尼德·库奇马政府的腐败内幕。贡加泽被绑架谋杀成为乌克兰全国性的丑闻，导致了多次反对的列昂尼德·库奇马政府的抗议活动。

Sergey Dolzhenko/European Pressphoto Agency
阿列克谢·普卡奇在基辅佩彻斯克地方法庭的被告席接受他的判决。
2013年1月29日，这起绵延13年的谜案有了最新进展：法院认为原高级警官阿列克谢·普卡奇受原内务部长尤里·克拉夫琴科指使，谋杀贡加泽罪名成立，被判处终生监禁。克拉夫琴科已死于2005年，官方称是“头部中弹自杀身亡”；普卡奇是乌克兰多年来受审的最高级别官员，他承认，曾使用暴力逼迫贡加泽承认犯有间谍罪，并亲手杀死了他，随后割下了他的头颅。但该结果并未带来正义。
“我敢肯定调查会到此为止”，一位来自乌克兰ICTV电视台的记者对我说：“多年来我们看惯了这种把戏，先说他的死纯属意外，后说这是低级警官擅自为之，再将克拉夫琴科灭口，最后选择普卡奇为牺牲品。”而前总统库奇马仍平静地生活在基辅，“他得到了历届政府的保证，不会被调查。作为交换，他为新政府提供支持。政府总是令人恶心地相互妥协，我们可能永远看不到清算罪恶的那一天。”
宣判之时，普卡奇说道：“要是此刻库奇马坐在我旁边，我才能满意。”他在审判中多次声讨库奇马的罪行，法庭则报以永远的沉默。
苏联解体后，乌克兰逐渐走入了一个尴尬的境地：宪法规定了这个国家的民主和自由，但民主和自由有时仅存于法律条文中。
不止一位记者为调查政府内幕付出生命的代价，而在漏洞百出的私有化进程中非法占有大量国家资产的寡头们却仍十分逍遥。政治权力与经济寡头的勾结控制了一切，也造就了乌克兰媒体界的一大特点：由不同寡头控制的媒体分别支持亚努科维奇政府、季莫申科等领导的反对派联盟。“无国界记者”组织刚发布的世界新闻自由排名显示，乌克兰在全球仅排第126位——寡头导致了媒体的内部新闻审查。
和东部煤矿区寡头利南特·阿赫梅托夫联系密切的维克托·费奥多罗维奇·亚努科维奇2010年当选总统后，乌克兰历史悠久的东西部分裂现象变得更为严重。中西部地区认为他对季莫申科（另一个寡头）进行政治迫害，还使东部寡头加强了对旗下大批媒体的控制。
更不幸的是，很多反对派记者对站队的热衷远胜于对公正报道和理性批评的关注。“这里的记者不满足于仅仅报道，他们控制不住参与政治斗争的冲动，”本地人权组织“无边界”的雇员马克西姆.布特凯维奇(Maksym Butkevych)无奈地说。他对总摆脱不了倾向性的新闻感到厌倦，因此离开了曾工作四年的报纸，“他们毫不怀疑只要亚努科维奇下台，乌克兰的一切难题都会迎刃而解，反对派必将拯救乌克兰。”从库奇马、尤先科、季莫申科到亚努科维奇，这一从希望到失望的过程不断循环，更多的是一种情绪制造，仍然是依赖人治的思路。
我在基辅的时候，正赶上一位艺术家正在举办“睡美人展”，参观的男人们可以亲吻睡着的女性志愿者，若她愿意睁眼就得承诺娶她。艺术家认为睡美人是乌克兰耐心的象征：长久以来，饱经苦难的国家仍然沉睡，等待着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将她唤醒——一个她将心甘情愿追随的领袖。而他却迟迟不肯出现。
乌克兰独立20年来，宪政民主自由已经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个社会，然而还没能做到如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的《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中所提出的：全面制衡专断的统治者，用公正的原则替代随意性规则。换言之，权力仍无法被关进笼子。正在成长的民主和强势的寡头不断交锋，往往败下阵来；受挫的民众则面临意志被消磨的危险，再次寄希望于一个理想中的领袖。
在去年的一次纪念贡加泽的游行中，我路过基辅中心广场，那里已摆满了蜡烛和花束。民众手持各种标语，上写：“格奥尔基，我们不会忘记”，“面对真相”，“惩罚凶手，绝不原谅”，“保护新闻自由”。“这个国家正常吗？”连续多年参与游行的乌克兰记者尼古拉在我耳边大喊道：“下一个受害者可能是我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可能我们无法让真正的凶手立刻受到惩罚，起不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我们尽力去告诉所有人：正义还需要每个人去争取和捍卫。”
在乌克兰，人很难不在希望与失望间犹豫徘徊。但无论如何，广场上这一幕展现了贡加泽留下的最有价值的遗产：他因监督权力而死，而建立一种真正限制权力的制度，恐怕难以指望某个完美领袖，或狂热的政治斗争，而是需要每一个人的理性努力。
曹然供职于国际组织，研究前南斯拉夫地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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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乌克兰，权力也迟迟无法被关进笼子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一个街心公园，那里有一尊铜像，无论何时总有人献上花束。雕塑周围环绕雕刻着纸、笔、书籍等象征物，中间则是一座高大的人像眺望远方——那神态仿佛一位苏联时代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
这其实是2000年遇害的乌克兰记者格奥尔基·贡加泽(Georgiy Gongadze)的纪念像。遇害前他创办了自己的新闻网站“乌克兰真相”(Ukrainska Pravda)，当时在调查时任乌克兰总统的列昂尼德·库奇马政府的腐败内幕。贡加泽被绑架谋杀成为乌克兰全国性的丑闻，导致了多次反对的列昂尼德·库奇马政府的抗议活动。

Sergey Dolzhenko/European Pressphoto Agency
阿列克谢·普卡奇在基辅佩彻斯克地方法庭的被告席接受他的判决。
2013年1月29日，这起绵延13年的谜案有了最新进展：法院认为原高级警官阿列克谢·普卡奇受原内务部长尤里·克拉夫琴科指使，谋杀贡加泽罪名成立，被判处终生监禁。克拉夫琴科已死于2005年，官方称是“头部中弹自杀身亡”；普卡奇是乌克兰多年来受审的最高级别官员，他承认，曾使用暴力逼迫贡加泽承认犯有间谍罪，并亲手杀死了他，随后割下了他的头颅。但该结果并未带来正义。
“我敢肯定调查会到此为止”，一位来自乌克兰ICTV电视台的记者对我说：“多年来我们看惯了这种把戏，先说他的死纯属意外，后说这是低级警官擅自为之，再将克拉夫琴科灭口，最后选择普卡奇为牺牲品。”而前总统库奇马仍平静地生活在基辅，“他得到了历届政府的保证，不会被调查。作为交换，他为新政府提供支持。政府总是令人恶心地相互妥协，我们可能永远看不到清算罪恶的那一天。”
宣判之时，普卡奇说道：“要是此刻库奇马坐在我旁边，我才能满意。”他在审判中多次声讨库奇马的罪行，法庭则报以永远的沉默。
苏联解体后，乌克兰逐渐走入了一个尴尬的境地：宪法规定了这个国家的民主和自由，但民主和自由有时仅存于法律条文中。
不止一位记者为调查政府内幕付出生命的代价，而在漏洞百出的私有化进程中非法占有大量国家资产的寡头们却仍十分逍遥。政治权力与经济寡头的勾结控制了一切，也造就了乌克兰媒体界的一大特点：由不同寡头控制的媒体分别支持亚努科维奇政府、季莫申科等领导的反对派联盟。“无国界记者”组织刚发布的世界新闻自由排名显示，乌克兰在全球仅排第126位——寡头导致了媒体的内部新闻审查。
和东部煤矿区寡头利南特·阿赫梅托夫联系密切的维克托·费奥多罗维奇·亚努科维奇2010年当选总统后，乌克兰历史悠久的东西部分裂现象变得更为严重。中西部地区认为他对季莫申科（另一个寡头）进行政治迫害，还使东部寡头加强了对旗下大批媒体的控制。
更不幸的是，很多反对派记者对站队的热衷远胜于对公正报道和理性批评的关注。“这里的记者不满足于仅仅报道，他们控制不住参与政治斗争的冲动，”本地人权组织“无边界”的雇员马克西姆.布特凯维奇(Maksym Butkevych)无奈地说。他对总摆脱不了倾向性的新闻感到厌倦，因此离开了曾工作四年的报纸，“他们毫不怀疑只要亚努科维奇下台，乌克兰的一切难题都会迎刃而解，反对派必将拯救乌克兰。”从库奇马、尤先科、季莫申科到亚努科维奇，这一从希望到失望的过程不断循环，更多的是一种情绪制造，仍然是依赖人治的思路。
我在基辅的时候，正赶上一位艺术家正在举办“睡美人展”，参观的男人们可以亲吻睡着的女性志愿者，若她愿意睁眼就得承诺娶她。艺术家认为睡美人是乌克兰耐心的象征：长久以来，饱经苦难的国家仍然沉睡，等待着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将她唤醒——一个她将心甘情愿追随的领袖。而他却迟迟不肯出现。
乌克兰独立20年来，宪政民主自由已经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个社会，然而还没能做到如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的《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中所提出的：全面制衡专断的统治者，用公正的原则替代随意性规则。换言之，权力仍无法被关进笼子。正在成长的民主和强势的寡头不断交锋，往往败下阵来；受挫的民众则面临意志被消磨的危险，再次寄希望于一个理想中的领袖。
在去年的一次纪念贡加泽的游行中，我路过基辅中心广场，那里已摆满了蜡烛和花束。民众手持各种标语，上写：“格奥尔基，我们不会忘记”，“面对真相”，“惩罚凶手，绝不原谅”，“保护新闻自由”。“这个国家正常吗？”连续多年参与游行的乌克兰记者尼古拉在我耳边大喊道：“下一个受害者可能是我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可能我们无法让真正的凶手立刻受到惩罚，起不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我们尽力去告诉所有人：正义还需要每个人去争取和捍卫。”
在乌克兰，人很难不在希望与失望间犹豫徘徊。但无论如何，广场上这一幕展现了贡加泽留下的最有价值的遗产：他因监督权力而死，而建立一种真正限制权力的制度，恐怕难以指望某个完美领袖，或狂热的政治斗争，而是需要每一个人的理性努力。
曹然供职于国际组织，研究前南斯拉夫地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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