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领导权失落的代价 (by 韩毓海, 20130220)

引用页链接：http://www.guancha.cn/han-yu-hai/2013_02_20_127499.shtml


我们今天遇到的发展问题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市场问题。发展的问题，也不是仅仅通过经济和市场的手段就可以克服和解决的，因此，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五位一体”的新发展观。我们今天遇到的发展问题并不是用西方的那一整套话语，包括发展经济学的话语就可以解决的。西方的道路和经验值得参考，但如果说我们只不过是处于他们发展历史上的某一个阶段，照抄一下他们的道路和经验就可以了，这种思路肯定不行。所以，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理论自信，强调要坚持、探索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硬实力提高，软实力落后

我们这些年来取得的最伟大的成就，简言之，就是空前地增加了我们的硬实力。

历史和残酷的现实都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你没有点硬实力，讲什么都没有用，所谓“手里没把米，唤鸡都不来”；没有金刚钻，你揽不了瓷器活。今天，我们出口第一、外汇储备第一，这都是全国人民辛勤劳动，一滴汗水摔八瓣换来的，如果不是一心一意搞经济，全心全意谋发展，埋头拉车不停步，不可能取得这些成就。

不过，话也要说回来——如果说我们有什么不足，甚至存在什么危机，那就是硬实力讲得多，软实力重视得少，经济方面讲得多，政治、社会、文化乃至生态文明讲得不够，结果是经济空前发展，文化和政治方面的自信和自觉反而有所下降，最终就暴露出经济发展的合法性这个问题。

当然，没有硬实力作基础，软实力就是虚的，离开了经济基础讲政治、讲文化，讲政治、讲文化就是空谈。但是，如果今天我们有了硬实力，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有了“金刚钻”，还不重视软实力建设，还不讲政治合法性建设，长此以往，就不仅仅是丧失文化自觉和政治自信的问题。

因为人类历史同样告诉我们：并不是经济搞好了社会政治就自然稳定，今天我们遇到的问题就是这样——为什么经济空前发展了，大家都是经济发展的受惠者，但是，抱怨和骂娘的声音反而增加了？这表明经济发展本身不是目的，经济发展本身也会带来各种各样的新的问题，这就包括如果只是一味鼓励发财，而不是鼓励艰苦奋斗、勤劳致富，结果就使发财本身丧失了合法性。现在大家仇富，恨的是为了发财不择手段，因此，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我们必须注意掌握文化领导权这个问题，注意经济发展的合法性问题。

眼下流行一本书《旧制度与大革命》，其实讲的就是这个问题。

法国大革命就发生在法国经济发展比较快的时期，但是，当时的法国领导者却没有注意去抓住文化和政治建设的领导权。更遗憾的是，法国的社会精英和文化精英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不但不去想大事、抓大事，也没有战略眼光，反而一门心思去做那些破坏法国文化合法性和政治合法性的事，包括每天在沙龙和媒体上散布极端情绪，语不惊人死不休。所以为什么说法国大革命是一场“文化人掀起的革命”？因为法国很大程度上是在沙龙和媒体掀起的革命中倒下的，经济发展的势头也就这样被终止，这就是当年的法国为丧失文化领导权所付出的代价。

奥巴马重建美国文化领导权

其实，比较一下当下的美国我们就会看到，中美两国搞工作、搞建设的着力点不太一样。

奥巴马上台的时候，美国正面临着金融危机和伊拉克战争的泥潭，更为重要的是，美国的形象一下子变得很糟，它在世界上的处境非常被动。《纽约客》刊载了一篇文章，题目就是《美国已沦为世界的反面教材》，文章说：连伊朗总统内贾德都敢于在联合国大会上公开嘲笑美国价值观的破产。

而奥巴马上台之后，面对着美国硬实力的持续下降，他转变了思路和战略，一改美国一贯讲实力、讲经济总量的做法，开始大讲政治、讲文明，努力占领世界意识形态的制高点。当然，他不是不讲经济，而是从重新树立美国形象、重新铸造以美国为代表的新的价值观入手，把争夺世界文化领导权作为突破点，从这个“政治高度”出发去讲经济，让政治去决定和引领经济，使经济发展服务于美国明确的全球战略。

总体来看，奥巴马上台之后打了四张牌。第一，环境牌。这就使他站在了“全人类根本利益和人类未来”的制高点上。哥本哈根环境峰会是美国由金融危机之后的全面被动转向主动的第一步，通过这一步，他把人类发展的根本困境，由严重的贫困问题、世界不平等和经济差别等问题，转向了“地球变暖”，并进一步把“温室气体排放危害全人类”的大帽子，扣在了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头上。

第二，东亚牌。东亚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核心和增长点，美国经济要恢复，就必须主导东亚并从中捞取最大的便宜，所以它的这张牌就挑动亚洲各国之间以及某些国家与中国之间的领海和领土争议，然后再扮演一个“不可或缺的秩序维护者”角色，从而一改美国一贯的以强凌弱的战争贩子的形象，竟摇身一变，成了东亚地区公平正义的维护者，乃至小国利益的保护者。

第三，贸易牌。他不是把美国长期的贸易逆差，归结为美国的高收入、高负债造成的企业外包和外逃，更不是归结为美国长期通过发行国债维持美国的高消费，并以此愚弄世界生产国——而是归结为他所谓的“贸易不公正”——即他所说的：美国的贸易伙伴是通过剥削劳工方才实现了廉价产品的出口，方才实现了大规模的贸易顺差。这样一来，只有3亿人口的美国却几乎无偿地消费着世界最廉价的商品这种不公正现象就被掩盖了，而奥巴马倒是因为同情劳工处境，反而成为被一些左派人士热捧的“社会主义者”，风头出尽，人情做足。正因为今天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是打着“劳工神圣”的旗号，于是它便由不劳而获者，成为了公平正义的代表者，甚至成为了弱势群体代言者。

第四，金融牌。他不是把美国金融危机归结为以高债务驱动高消费的资本主义发展痼疾，甚至不是归结为华尔街骗子们利用金融衍生品进行的投机诈骗，而是归结为中国等国家的高储蓄，说什么正是高储蓄造成的高流动性，造成了金融泡沫，最终使美国受害；虽然这种逻辑等于把流氓作案的原因归结为少女穿裙子上街，但却一举把造成世界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美国，变成了经济危机的最大受害者。

奥巴马上台后，在经济方面当然也不是没有成绩，比如他在油页岩等新能源的开发方面就很有成绩，但他最主要的成绩是政治上的，即他成功地把美国由一个反面典型、反面教材，重新树立为政治正确的典范，改变了他上台之初美国发展方式被全世界唾弃的极为被动的处境，重新为美国发展方式披上了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外衣，牢牢掌握了世界发展的话语权。一旦有了这种政治正确的合法性外衣，他就可以合法地把美国的问题转嫁给中国和世界，可以变经济上的被动为主动。坦率地说，奥巴马上台后的一系列“组合拳”，确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政治决定经济、政治引领经济，通过争取政治主动来改变经济被动的例证。

当然，美国从上述金融、外贸、环境和外交等四个方面做文章，其目的之一就是从意识形态上全面否定中国发展道路的合法性，否定中国发展的成就，用如今年轻人流行的说法就是：美国的伎俩是把自己包装成“高智帅”，而把中国妖魔化为“黑富丑”，把我们妖魔化为精神和文化上的“屌丝”。概括起来说，美国今天的战略核心就是：在其硬实力不断下降的同时，转而通过掌握文化意识形态领导权、通过扮演公平正义化身的形象，其中一个目标也就是遏制中国经济发展，以其所谓巧实力和软实力，打击中国的硬实力——这一点，今天我们大家恐怕都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学术应该讲民族复兴大政治
大家知道，马克思是研究资本主义的权威，他曾经深刻地论述了信用与虚拟资本以及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之间的关系，但是，面对今天空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我们可曾有从马克思主义出发，振聋发聩地揭示金融危机根源的理论成果？国家重金扶持的马克思主义学科，可曾对当今世界和资本主义的深刻变化作出了马克思那样的深刻揭示？这是必须直言不讳指出的第一点。

第二，面对中国灿烂的历史、近代的屈辱、现代的复兴，我们可有李约瑟、宫崎市定那样恢宏的视野和深刻的问题意识，能够像他们那样提出和致力于回答：长期领先于世界的中国何以走向衰落，近代以来积贫积弱的中国何以走向伟大复兴这个根本命题——我们可有这样的研究取向？

第三，面对中国的持续发展和美国的持续衰落这个世界变化的大趋势，世界秩序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而建立在旧世界基础之上的旧的思想文化共识已日益不再适用。因此，只有立足当今世界转变的现实，才能逐步建立起新的思想文化共识、新的普世价值，而中国的文化领导权，只有在积极参与制订新的世界共识的基础上才能确立——我们今天可有这样的理论自觉、文化自觉与自信？可有这样的知识准备并开始诉诸行动？

学术应该讲政治。而这里的政治，并不是指注释当下的政策，并不是指为领导讲话背书，更不是指乾嘉学派鱼虫之学那种形式主义泛滥。讲政治，是指学术必须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大政治，必须深刻回应当今世界大转变、人类历史大转变这个大政治。相反，今天的情况是：形式主义泛滥。项目太多了，评审太多了，评奖太多了，水分太大了，夜郎自大、故步自封、自言自语、自我欺骗遍天下，学风、文风败坏——大家不妨去豪华的图书城看看，你会看到文化垃圾堆积到了什么程度——而这就是最大的不讲政治，因为它掩盖了我们根本的问题——文化领导权的失落。

当前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面临的根本问题不是缺钱、缺经费，主事的人也许不明白：绝大多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其实是不需要大笔经费的，除了那些必须进行大规模基层调查研究的项目——需要到基层去的差旅费、调查费，但是，我们现在有多少项目是真正面对基层，是需要跑路的，需要风餐露宿、访贫问苦的？还不都是高高在上的？当然，我绝不是反对给予那些关乎国计民生的研究项目以国家资助，但是，资助绝不应该在研究开始前仅凭一摞表格、一通子虚乌有的评审发放，而必须是在成果做出后，对那些确实引起社会反响、确实解决了问题的研究，给予资助和奖励，而当前的机制却是相反，长此以往，只能造成既得利益集团分钱，而大家的心思都在申请项目上，谁还有心思去做研究？我们花了这么多冤枉钱，造成这样一种文化领导权失落的局面，难道不应该反思？

现在倡导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但却应该看到，我们离这个目标有多么遥远。今天大家经常把学习美国挂在嘴边上，而忘记了美国学术最讲政治这一点。相对来说，美国的学术最关心天下兴亡，而这才是真正的士大夫精神的体现。古人说，士大夫之无耻谓之国耻，所以，我们今天应该知耻，应该从知耻做起，因为知耻近乎勇。

（本文刊载于《社会观察》2013年第2期）


引用页链接：http://www.guancha.cn/han-yu-hai/2013_02_20_127499.shtml


我们今天遇到的发展问题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市场问题。发展的问题，也不是仅仅通过经济和市场的手段就可以克服和解决的，因此，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五位一体”的新发展观。我们今天遇到的发展问题并不是用西方的那一整套话语，包括发展经济学的话语就可以解决的。西方的道路和经验值得参考，但如果说我们只不过是处于他们发展历史上的某一个阶段，照抄一下他们的道路和经验就可以了，这种思路肯定不行。所以，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理论自信，强调要坚持、探索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硬实力提高，软实力落后

我们这些年来取得的最伟大的成就，简言之，就是空前地增加了我们的硬实力。

历史和残酷的现实都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你没有点硬实力，讲什么都没有用，所谓“手里没把米，唤鸡都不来”；没有金刚钻，你揽不了瓷器活。今天，我们出口第一、外汇储备第一，这都是全国人民辛勤劳动，一滴汗水摔八瓣换来的，如果不是一心一意搞经济，全心全意谋发展，埋头拉车不停步，不可能取得这些成就。

不过，话也要说回来——如果说我们有什么不足，甚至存在什么危机，那就是硬实力讲得多，软实力重视得少，经济方面讲得多，政治、社会、文化乃至生态文明讲得不够，结果是经济空前发展，文化和政治方面的自信和自觉反而有所下降，最终就暴露出经济发展的合法性这个问题。

当然，没有硬实力作基础，软实力就是虚的，离开了经济基础讲政治、讲文化，讲政治、讲文化就是空谈。但是，如果今天我们有了硬实力，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有了“金刚钻”，还不重视软实力建设，还不讲政治合法性建设，长此以往，就不仅仅是丧失文化自觉和政治自信的问题。

因为人类历史同样告诉我们：并不是经济搞好了社会政治就自然稳定，今天我们遇到的问题就是这样——为什么经济空前发展了，大家都是经济发展的受惠者，但是，抱怨和骂娘的声音反而增加了？这表明经济发展本身不是目的，经济发展本身也会带来各种各样的新的问题，这就包括如果只是一味鼓励发财，而不是鼓励艰苦奋斗、勤劳致富，结果就使发财本身丧失了合法性。现在大家仇富，恨的是为了发财不择手段，因此，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我们必须注意掌握文化领导权这个问题，注意经济发展的合法性问题。

眼下流行一本书《旧制度与大革命》，其实讲的就是这个问题。

法国大革命就发生在法国经济发展比较快的时期，但是，当时的法国领导者却没有注意去抓住文化和政治建设的领导权。更遗憾的是，法国的社会精英和文化精英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不但不去想大事、抓大事，也没有战略眼光，反而一门心思去做那些破坏法国文化合法性和政治合法性的事，包括每天在沙龙和媒体上散布极端情绪，语不惊人死不休。所以为什么说法国大革命是一场“文化人掀起的革命”？因为法国很大程度上是在沙龙和媒体掀起的革命中倒下的，经济发展的势头也就这样被终止，这就是当年的法国为丧失文化领导权所付出的代价。

奥巴马重建美国文化领导权

其实，比较一下当下的美国我们就会看到，中美两国搞工作、搞建设的着力点不太一样。

奥巴马上台的时候，美国正面临着金融危机和伊拉克战争的泥潭，更为重要的是，美国的形象一下子变得很糟，它在世界上的处境非常被动。《纽约客》刊载了一篇文章，题目就是《美国已沦为世界的反面教材》，文章说：连伊朗总统内贾德都敢于在联合国大会上公开嘲笑美国价值观的破产。

而奥巴马上台之后，面对着美国硬实力的持续下降，他转变了思路和战略，一改美国一贯讲实力、讲经济总量的做法，开始大讲政治、讲文明，努力占领世界意识形态的制高点。当然，他不是不讲经济，而是从重新树立美国形象、重新铸造以美国为代表的新的价值观入手，把争夺世界文化领导权作为突破点，从这个“政治高度”出发去讲经济，让政治去决定和引领经济，使经济发展服务于美国明确的全球战略。

总体来看，奥巴马上台之后打了四张牌。第一，环境牌。这就使他站在了“全人类根本利益和人类未来”的制高点上。哥本哈根环境峰会是美国由金融危机之后的全面被动转向主动的第一步，通过这一步，他把人类发展的根本困境，由严重的贫困问题、世界不平等和经济差别等问题，转向了“地球变暖”，并进一步把“温室气体排放危害全人类”的大帽子，扣在了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头上。

第二，东亚牌。东亚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核心和增长点，美国经济要恢复，就必须主导东亚并从中捞取最大的便宜，所以它的这张牌就挑动亚洲各国之间以及某些国家与中国之间的领海和领土争议，然后再扮演一个“不可或缺的秩序维护者”角色，从而一改美国一贯的以强凌弱的战争贩子的形象，竟摇身一变，成了东亚地区公平正义的维护者，乃至小国利益的保护者。

第三，贸易牌。他不是把美国长期的贸易逆差，归结为美国的高收入、高负债造成的企业外包和外逃，更不是归结为美国长期通过发行国债维持美国的高消费，并以此愚弄世界生产国——而是归结为他所谓的“贸易不公正”——即他所说的：美国的贸易伙伴是通过剥削劳工方才实现了廉价产品的出口，方才实现了大规模的贸易顺差。这样一来，只有3亿人口的美国却几乎无偿地消费着世界最廉价的商品这种不公正现象就被掩盖了，而奥巴马倒是因为同情劳工处境，反而成为被一些左派人士热捧的“社会主义者”，风头出尽，人情做足。正因为今天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是打着“劳工神圣”的旗号，于是它便由不劳而获者，成为了公平正义的代表者，甚至成为了弱势群体代言者。

第四，金融牌。他不是把美国金融危机归结为以高债务驱动高消费的资本主义发展痼疾，甚至不是归结为华尔街骗子们利用金融衍生品进行的投机诈骗，而是归结为中国等国家的高储蓄，说什么正是高储蓄造成的高流动性，造成了金融泡沫，最终使美国受害；虽然这种逻辑等于把流氓作案的原因归结为少女穿裙子上街，但却一举把造成世界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美国，变成了经济危机的最大受害者。

奥巴马上台后，在经济方面当然也不是没有成绩，比如他在油页岩等新能源的开发方面就很有成绩，但他最主要的成绩是政治上的，即他成功地把美国由一个反面典型、反面教材，重新树立为政治正确的典范，改变了他上台之初美国发展方式被全世界唾弃的极为被动的处境，重新为美国发展方式披上了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外衣，牢牢掌握了世界发展的话语权。一旦有了这种政治正确的合法性外衣，他就可以合法地把美国的问题转嫁给中国和世界，可以变经济上的被动为主动。坦率地说，奥巴马上台后的一系列“组合拳”，确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政治决定经济、政治引领经济，通过争取政治主动来改变经济被动的例证。

当然，美国从上述金融、外贸、环境和外交等四个方面做文章，其目的之一就是从意识形态上全面否定中国发展道路的合法性，否定中国发展的成就，用如今年轻人流行的说法就是：美国的伎俩是把自己包装成“高智帅”，而把中国妖魔化为“黑富丑”，把我们妖魔化为精神和文化上的“屌丝”。概括起来说，美国今天的战略核心就是：在其硬实力不断下降的同时，转而通过掌握文化意识形态领导权、通过扮演公平正义化身的形象，其中一个目标也就是遏制中国经济发展，以其所谓巧实力和软实力，打击中国的硬实力——这一点，今天我们大家恐怕都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学术应该讲民族复兴大政治
大家知道，马克思是研究资本主义的权威，他曾经深刻地论述了信用与虚拟资本以及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之间的关系，但是，面对今天空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我们可曾有从马克思主义出发，振聋发聩地揭示金融危机根源的理论成果？国家重金扶持的马克思主义学科，可曾对当今世界和资本主义的深刻变化作出了马克思那样的深刻揭示？这是必须直言不讳指出的第一点。

第二，面对中国灿烂的历史、近代的屈辱、现代的复兴，我们可有李约瑟、宫崎市定那样恢宏的视野和深刻的问题意识，能够像他们那样提出和致力于回答：长期领先于世界的中国何以走向衰落，近代以来积贫积弱的中国何以走向伟大复兴这个根本命题——我们可有这样的研究取向？

第三，面对中国的持续发展和美国的持续衰落这个世界变化的大趋势，世界秩序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而建立在旧世界基础之上的旧的思想文化共识已日益不再适用。因此，只有立足当今世界转变的现实，才能逐步建立起新的思想文化共识、新的普世价值，而中国的文化领导权，只有在积极参与制订新的世界共识的基础上才能确立——我们今天可有这样的理论自觉、文化自觉与自信？可有这样的知识准备并开始诉诸行动？

学术应该讲政治。而这里的政治，并不是指注释当下的政策，并不是指为领导讲话背书，更不是指乾嘉学派鱼虫之学那种形式主义泛滥。讲政治，是指学术必须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大政治，必须深刻回应当今世界大转变、人类历史大转变这个大政治。相反，今天的情况是：形式主义泛滥。项目太多了，评审太多了，评奖太多了，水分太大了，夜郎自大、故步自封、自言自语、自我欺骗遍天下，学风、文风败坏——大家不妨去豪华的图书城看看，你会看到文化垃圾堆积到了什么程度——而这就是最大的不讲政治，因为它掩盖了我们根本的问题——文化领导权的失落。

当前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面临的根本问题不是缺钱、缺经费，主事的人也许不明白：绝大多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其实是不需要大笔经费的，除了那些必须进行大规模基层调查研究的项目——需要到基层去的差旅费、调查费，但是，我们现在有多少项目是真正面对基层，是需要跑路的，需要风餐露宿、访贫问苦的？还不都是高高在上的？当然，我绝不是反对给予那些关乎国计民生的研究项目以国家资助，但是，资助绝不应该在研究开始前仅凭一摞表格、一通子虚乌有的评审发放，而必须是在成果做出后，对那些确实引起社会反响、确实解决了问题的研究，给予资助和奖励，而当前的机制却是相反，长此以往，只能造成既得利益集团分钱，而大家的心思都在申请项目上，谁还有心思去做研究？我们花了这么多冤枉钱，造成这样一种文化领导权失落的局面，难道不应该反思？

现在倡导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但却应该看到，我们离这个目标有多么遥远。今天大家经常把学习美国挂在嘴边上，而忘记了美国学术最讲政治这一点。相对来说，美国的学术最关心天下兴亡，而这才是真正的士大夫精神的体现。古人说，士大夫之无耻谓之国耻，所以，我们今天应该知耻，应该从知耻做起，因为知耻近乎勇。

（本文刊载于《社会观察》201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