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不知道那些下岗工人们现在还好吗？

     原来自己干过一段时间的信访接访。一家人全下岗，或者夫妻下岗而生活无着落，这种事情见得多了。
    当时许多工人两、三万块钱就回家了。不少工人是上山下乡回来的，回来后工作结婚。90年代开始疲软，然后就是大规模下岗。按工龄给钱，一年一千多，两三万块钱，够干什么的？医疗养老，全没着落。去外地打工，扣了房租和吃饭，剩不下什么。
    当年几万块钱好歹是点钱，今天看，还能干什么？还有一轮轮的通胀。
    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人是天生的弱者，数量众多，基本没有什么博弈能力。出力最多，获得的最少，一旦失业基本死路一条。
社会化大生产让每一个工人都成为一个零件，都是机体的细胞，每一个都没有独立的劳动能力。机器被粉碎了，零件也就没用了。机体死亡了，细胞怎么可能存活下去呢？人生豪迈从头再来，那么容易？有人是有大本事，不是也要从去卖袜子，干机修之类的个体开始吗？如果运气好的有机遇，懂技术，会管理，有人脉，有原始资本积累，说起来就起来。问题是，多数人注定不能完成原始资本积累，注定是廉价劳动力。有能力的人海了去了，没有资本就是资本的奴隶。是虎要趴着，是龙要盘着，有天大的本事也没有施展的地方。有活干总比失业强。有人说他们不努力，完全是不了解今天的社会化生产对劳动者的要求。
    当初答应生老病死有依靠，把他们的剩余价值都拿走了，事后好歹给点纸币就打发了。为了国家富强作出牺牲是应该的，不过说这话的人，最好是做出牺牲的人，而不是享受成果的人，此其一。其二，我们是不是应该考虑在国家富强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要弥补当年那些我们愧对的人？让他们自己去奋斗，这是不负责任的说法。
    我们欠这批劳动者的太多，到今天他们也没有得到应该得到的东西。而且，他们的后人，如果留在国内的话，多数也成为别人财富的基石，经济地位不是在改善而是在恶化。
有人说其实还是有好的国企干部，是国家栋梁，靠自己奋斗就可以发财那样的人，我相信有。不过，我接触的多数是王八蛋。厂子本来还能维持，他们化公为私，三折腾两折腾弄黄了。厂子还没倒，就搞起贪污竞赛来了。把住供货、销售和财务，什么价格进，什么价格出，傻子都明白，他们真不明白？工人写信告状也没用。
    话说回来，如果都铁面无私，不给自己留条路，将来不是也要去摆地摊干苦力吗？有些事情，傻子看明白，他们不是不明白。给自己安排后路，才是真正的原因。
    国企下岗的人员中，有人扶一把就又是一条好汉，但是就是没有人扶。无私的，可能无怨无悔。不过，当年国企下岗潮的事绝对提醒许多有私心的处在类似位置上的人。既然树倒猢狲散，各人顾各人，没有人扶助就是落水狗，那就只有在位的时候自己给自己安排后路。一面不保护弱者，一面对管理者缺乏监督，不化公为私就奇怪了。只是肉化到锅里，也不知道是谁的锅里。
    不保护弱者的经济权利，以资本量论英雄，一切既往不咎，最终的结果就是两极分化。我一直觉得某相在位时被骂的没脸见人是很无奈的，今天经济遇到的问题，是前面几十年积累的结果，不是他一个人能扭转的事情。他不过是恰巧在这个时间段在那个位置上而已
    政治上，当时中央财政破产，已经无法搞类似人民公社大食堂一类的工业体制，减员增效，砸三铁政策当时我都是支持的。当时在上位者提出“关停并转”，并强行给各省市下达指标。反右时下达指标导致的全民浩劫，可是一旦权在手，就照方抓药。结果从部委到省市的各级官员为了自己的政绩，就迅速把他的命令变成一项砍瓜切菜的消灭国企运动。直到他到安徽检查工作，安徽当时的领导汇报：三年内一定把安徽所有国企关停并转，才结束了这场闹剧。我的问题是：为什么每一次上位者的极端政策总是会被下面放大成运动，并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
    从道德层面看，历史可以用一将功成万骨枯来描述这段过程，但是当事人可不这么看。我认识一位当时某市经委的人，因为干净彻底的消灭了他说主管的行业的国有企业，顺利当上当地经委副主任。（现在如果信息准确的话，应该是副省长级的干部了）。他的说法就是：总得有人死。也许的确现实是这样。但是当时实际上是可以让死的人少一点的。例如做破产方案时，不要为了显示自己多能干，尽量不要在鸡脚杆上刮油，不要克扣人家救命钱（这在全国非常普遍，这也是命令：少花钱，多办事），尽量想法给人一口饭吃，例如后来的政府买单消费（很多城市的什么交通协管员，卫生保洁员之类），也许悲剧会少很多。
    当然，即使不这样干，一刀切，中国人民也熬过来了，但是这种事情还想有第二次吗？当国家再次遇到同样的困难，还想让大家坦然牺牲，做得到吗？
记得冯小刚原来在锵锵三人行做节目时说了些东西。冯小刚很聪明看出仇富心态不好，但他同时更聪明的认为这种普遍心态是没法改变的社会现实。言下之意不言自明。还有他在各个饭局上吓唬上流人士们：“别尽在车库里放大奔，也留辆面包或桑塔纳，万一有事往首都机场跑可以保证没人拦你”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这个。


     原来自己干过一段时间的信访接访。一家人全下岗，或者夫妻下岗而生活无着落，这种事情见得多了。
    当时许多工人两、三万块钱就回家了。不少工人是上山下乡回来的，回来后工作结婚。90年代开始疲软，然后就是大规模下岗。按工龄给钱，一年一千多，两三万块钱，够干什么的？医疗养老，全没着落。去外地打工，扣了房租和吃饭，剩不下什么。
    当年几万块钱好歹是点钱，今天看，还能干什么？还有一轮轮的通胀。
    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人是天生的弱者，数量众多，基本没有什么博弈能力。出力最多，获得的最少，一旦失业基本死路一条。
社会化大生产让每一个工人都成为一个零件，都是机体的细胞，每一个都没有独立的劳动能力。机器被粉碎了，零件也就没用了。机体死亡了，细胞怎么可能存活下去呢？人生豪迈从头再来，那么容易？有人是有大本事，不是也要从去卖袜子，干机修之类的个体开始吗？如果运气好的有机遇，懂技术，会管理，有人脉，有原始资本积累，说起来就起来。问题是，多数人注定不能完成原始资本积累，注定是廉价劳动力。有能力的人海了去了，没有资本就是资本的奴隶。是虎要趴着，是龙要盘着，有天大的本事也没有施展的地方。有活干总比失业强。有人说他们不努力，完全是不了解今天的社会化生产对劳动者的要求。
    当初答应生老病死有依靠，把他们的剩余价值都拿走了，事后好歹给点纸币就打发了。为了国家富强作出牺牲是应该的，不过说这话的人，最好是做出牺牲的人，而不是享受成果的人，此其一。其二，我们是不是应该考虑在国家富强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要弥补当年那些我们愧对的人？让他们自己去奋斗，这是不负责任的说法。
    我们欠这批劳动者的太多，到今天他们也没有得到应该得到的东西。而且，他们的后人，如果留在国内的话，多数也成为别人财富的基石，经济地位不是在改善而是在恶化。
有人说其实还是有好的国企干部，是国家栋梁，靠自己奋斗就可以发财那样的人，我相信有。不过，我接触的多数是王八蛋。厂子本来还能维持，他们化公为私，三折腾两折腾弄黄了。厂子还没倒，就搞起贪污竞赛来了。把住供货、销售和财务，什么价格进，什么价格出，傻子都明白，他们真不明白？工人写信告状也没用。
    话说回来，如果都铁面无私，不给自己留条路，将来不是也要去摆地摊干苦力吗？有些事情，傻子看明白，他们不是不明白。给自己安排后路，才是真正的原因。
    国企下岗的人员中，有人扶一把就又是一条好汉，但是就是没有人扶。无私的，可能无怨无悔。不过，当年国企下岗潮的事绝对提醒许多有私心的处在类似位置上的人。既然树倒猢狲散，各人顾各人，没有人扶助就是落水狗，那就只有在位的时候自己给自己安排后路。一面不保护弱者，一面对管理者缺乏监督，不化公为私就奇怪了。只是肉化到锅里，也不知道是谁的锅里。
    不保护弱者的经济权利，以资本量论英雄，一切既往不咎，最终的结果就是两极分化。我一直觉得某相在位时被骂的没脸见人是很无奈的，今天经济遇到的问题，是前面几十年积累的结果，不是他一个人能扭转的事情。他不过是恰巧在这个时间段在那个位置上而已
    政治上，当时中央财政破产，已经无法搞类似人民公社大食堂一类的工业体制，减员增效，砸三铁政策当时我都是支持的。当时在上位者提出“关停并转”，并强行给各省市下达指标。反右时下达指标导致的全民浩劫，可是一旦权在手，就照方抓药。结果从部委到省市的各级官员为了自己的政绩，就迅速把他的命令变成一项砍瓜切菜的消灭国企运动。直到他到安徽检查工作，安徽当时的领导汇报：三年内一定把安徽所有国企关停并转，才结束了这场闹剧。我的问题是：为什么每一次上位者的极端政策总是会被下面放大成运动，并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
    从道德层面看，历史可以用一将功成万骨枯来描述这段过程，但是当事人可不这么看。我认识一位当时某市经委的人，因为干净彻底的消灭了他说主管的行业的国有企业，顺利当上当地经委副主任。（现在如果信息准确的话，应该是副省长级的干部了）。他的说法就是：总得有人死。也许的确现实是这样。但是当时实际上是可以让死的人少一点的。例如做破产方案时，不要为了显示自己多能干，尽量不要在鸡脚杆上刮油，不要克扣人家救命钱（这在全国非常普遍，这也是命令：少花钱，多办事），尽量想法给人一口饭吃，例如后来的政府买单消费（很多城市的什么交通协管员，卫生保洁员之类），也许悲剧会少很多。
    当然，即使不这样干，一刀切，中国人民也熬过来了，但是这种事情还想有第二次吗？当国家再次遇到同样的困难，还想让大家坦然牺牲，做得到吗？
记得冯小刚原来在锵锵三人行做节目时说了些东西。冯小刚很聪明看出仇富心态不好，但他同时更聪明的认为这种普遍心态是没法改变的社会现实。言下之意不言自明。还有他在各个饭局上吓唬上流人士们：“别尽在车库里放大奔，也留辆面包或桑塔纳，万一有事往首都机场跑可以保证没人拦你”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