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红顶商人胡雪岩对收复新疆的贡献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11: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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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措军饷，是更大的难题。由于各省协饷无法解决问题，不得不举借外债。这一问题同样遇到极大的阻力，并且饱受指责。
一些评论者对胡雪岩在承办这一业务时从中获利颇有微词。其实，这种意见是值得商榷的。
尽管胡雪岩拥有各种各样的头衔和赏赐，拥有红顶子、黄马褂等等荣耀的光环，但所有这些都不能改变他的实际身份：他只是一名私营性质的商人而已，它的阜康钱庄，也完全是一家私营的金融机构，跟后来的招商局之类有根本的差别。在商言商，代理西征借款，对于胡雪岩的钱庄来说，没有任何理由要求一个私营钱庄免费为国家行为从事经营活动。胡雪岩的钱庄运行是需要成本的，既然付出了成本，就必须获取利润，否则，他拿什么来向自己的储户支付利息？难道那些储户可以因为他支援了收复新疆就放弃存款利息了吗？
商业利润的高低，往往跟其中的风险成正比，胡雪岩用自己的钱庄为西征借款担保，是具有极大风险的，这种风险，最终甚至使他如日中天的商业王国突然崩塌，和如此巨大的风险相比，胡雪岩在借款过程中的获利堪称微不足道。因此，百余年来，对于胡雪岩借款利息过高、认为胡雪岩不应该在借款过程中收取费用的指责，究竟是否合理，是成问题的。
大量文章在谈到这一情况时，都举出常规借款的利息远远低于西征借款。但是，当时的西征本身胜负难料，对于外国银行来说也是一种高风险的赌博，以常规利息根本借不到银子，因此，用通常情况下的银行借款利息来跟新疆之役的借款进行比较，同样不合理。
对于左宗棠来说，他本不愿意通过胡雪岩来筹借洋款，最后又不能不通过这种渠道，其实是一种无奈之举。
出兵新疆之前，沈葆桢担任两江总督，左宗棠将他的这种任命视为天赐良机，因为当时的西北并没有外国银行的分驻机构，只能去沿海地区借款，办理这种手续的，当然以当地官府出面最佳。但左宗棠在官场中受到政敌的暗中抵制，以往想通过这种方式筹得借款根本不可能，而沈葆桢则不然，他是左宗棠所举荐的船政大臣，由于在船政任内的出色表现受到提拔，担任两江总督，因此，这一次左宗棠满怀希望地请求沈葆桢出面，替他代借外债。
然而，沈葆桢却被李鸿章以同年的关系拉近，成为坚决反对出兵新疆的阵营中的一员。李鸿章于光绪二年正月二十六日(1876年2月20日）写信对沈葆桢说：“左帅拟借洋款千万以图西域，可谓豪举，但冀利息稍轻，至多不过七厘。各省由额协项下分还，亦未免吃力，何可独诿诸执事（沈葆桢）耶？”
沈葆桢接到左宗棠的请求之后，不仅没有出面借款，反而上了一个长长的奏折，向清廷力陈反对借款、反对用兵。
沈葆桢说：“新疆广袤数万里，戈壁参半，回部皆其土著，根深蒂固，既无尽剿之理，又无乞抚之情，似非一二年间所能就绪。即使事机至顺，逆回弭首，诸城尽复，与俄为邻，互市设防，正重烦朝廷擘画，而非放牛归马之时也。洋人肯以巨款借我者，恃有海关坐扣，如取如携也。洋人取之海关，海关仍待济于各省。向日各省仅筹协饷，已催解不前；今令兼筹协饷之息，能如期以应乎？协饷愆期，而海关病；海关无可弥补，不得不亏解部之款，而部库病。……进兵愈远，转运愈难，饷需亦愈巨。将半途而废乎，势必不可；将责各省于还债之外另筹接济乎，势又不能；将再借洋款乎，海关更无坐扣之资，呼亦不应，徒令中兴元老困于绝域，事岂忍言者！”
沈葆桢认为，新疆用兵，难有了期，随着用兵距离越来越远，军饷的需求就越来越大，那时，既不能停兵，又不能让各省接济，也借不来外债了，新疆战局将骑虎难下，因此，出兵新疆是“糜血肉于坚城之下，求万有一然之胜”的愚蠢之举。然后，将这份奏折抄给李鸿章看。
李鸿章对于沈葆桢的奏折大加赞赏，在信中说：“钞寄奏驳开关借洋款各稿，剀切详明，词严义正。古大臣立朝风采复见于今，大足作敢言之气，倾服莫名。开关从缓既蒙恩允，农部必不再驳。惟闻部议初以不借洋债为然，枢廷因季帅锐意出关，未暇顾虑，其后独主斯议，是以闻公言不免逡巡回护，仍令季帅核复。季公误于谍报安集延有待其亲征投降之说，奉俞旨准借巨款，正拟月望后踊跃西行，得此信未免扫兴。渠向不肯服输，恐其仍执前奏，则东南各省行将搅乱，而西事亦断无能善其后之理。”高高地捧了沈葆桢一把。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李鸿章还是沈葆桢，这种意见完全建立在同一种判断上：“西事亦断无能善其后之理”。
这时已是光绪二年二月，眼看就到大军出关的时间了，照道理，如果此前清廷决心已定，当然不能让西师枵腹出征，当沈葆桢拒绝借洋债时，应该立即进行驳斥，命令他立即按照左宗棠的要求办理，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清廷将皮球踢给了左宗棠，看他如何处置。在这种情况下，左宗棠慷慨陈词，说明利害：“臣本一介书生，辱蒙两朝殊恩，高位显爵，出自逾格鸿慈，久为平生梦想所不到，岂思立功边域，觊望恩施？况臣年已六十有五，正苦日暮途长，乃不自忖量，妄引边荒为己任，虽至陋极愚，亦不出此！而事顾有万不容己者：乌鲁木齐各城不克，无总要之处可以安兵；乌鲁木齐各城纵克，重兵巨饷，费将安出？康熙、雍正两朝为之旰食者，准部也；乾隆中，准部既克，续平回部，始于各城分设军府，然后九边靖谧者百数十年。是则拓边境腴疆以养兵之成效也。今虽时易世殊，不必尽遵旧制，而伊犁为俄人所踞，喀什噶尔各城为安集延所踞，事平后应如何布置，尚费绸缪。若此时即便置之不问，似后患环生，不免日蹙百里之虑。”
自己根本不是为了个人邀功，而是因为“事顾有万不容己者”，只有收复天山南北，“拓边境腴疆以养兵”，才是当前唯一正确的选择。
左宗棠从兰州启程前往肃州之前，再一次陈明意见：“夫西征用兵，以复旧疆为义，非有争夺之心。借千万巨款济目前急需，可免悬军待饷；十年计息所耗虽多，而借本于前，得以迅赴戎机，事之应办者可以速办……臣拜折即行，马步共二十九营，每营仅携四个月盐菜、马干就道。幸各处粮料、水草均已预备，师行无阻。当各营启行时，臣适逢谕旨准借洋款，士气甚奋。阅沈葆桢原奏，则未敢宣布也。”
光绪二年三月初一（1876年3月26日），清廷总算下旨称：“左宗棠前议借洋款一千万两以备应用，因耗息过多，现请减借用四百万两，系为节省经费、顾全大局起见。唯现当大举深入，酌发欠饷，预备行粮，需款甚巨，恐不足以资周转。该督既以肃清西路自任，何惜筹备巨款，俾敷应用，以竟全功？加恩着于户部库存四成洋税项下拨给银二百万两，并准其借用洋款五百万两，各省应解西征协饷提前拨解三百万两，以足一千万两之数。该督得此巨款，务将新疆军务早日蒇事，迅奏肤功。国家经费有常，似此竭力凑拨，可一而不可再，万不可虚糜帑项，日久无功。洋款如何筹借？着左宗棠自行酌度，奏明办理。”
本来，左宗棠仍然希望“应请旨敕下两江督臣，即代臣借洋款四百万两，迅解来甘”的，但这个请求显然被否定了，要他自行酌度，自己想办法解决。
这样的结果，令李鸿章气恼不已：“左相洋债千万，幼丹（沈葆桢）奏驳极结实，尚交左公复核。闻部议初亦不准，枢廷独主持之，可谓谬极。”
新疆之役此时命悬一线，如果不是终于有了这个“可谓谬极”的决定，那么，必然中途夭折了。筹饷的过程是如此的曲折艰难，尽管最后一千万两军饷有了着落，但那份艰辛，就好像这些银子是被左宗棠拿去办自己个人的家事一样，上谕中非常清楚地指明：“该督既以肃清西路自任”，才会筹集这样一笔钱的，话已说到这个份上，别说这一仗打输了，就算战场出现僵局，双方相持不下，左宗棠的下场，都将是可想而知的。
在万般无奈之下，左宗棠只好凭私人感情，请胡雪岩借款。许多评论者说，如果没有胡雪岩，就不可能有收复新疆的胜利，这种说法的依据，就在于此。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左宗棠在谈到这些经过时说：“频年饱尝苦况，事后尤为心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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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评论者对胡雪岩在承办这一业务时从中获利颇有微词。其实，这种意见是值得商榷的。
尽管胡雪岩拥有各种各样的头衔和赏赐，拥有红顶子、黄马褂等等荣耀的光环，但所有这些都不能改变他的实际身份：他只是一名私营性质的商人而已，它的阜康钱庄，也完全是一家私营的金融机构，跟后来的招商局之类有根本的差别。在商言商，代理西征借款，对于胡雪岩的钱庄来说，没有任何理由要求一个私营钱庄免费为国家行为从事经营活动。胡雪岩的钱庄运行是需要成本的，既然付出了成本，就必须获取利润，否则，他拿什么来向自己的储户支付利息？难道那些储户可以因为他支援了收复新疆就放弃存款利息了吗？
商业利润的高低，往往跟其中的风险成正比，胡雪岩用自己的钱庄为西征借款担保，是具有极大风险的，这种风险，最终甚至使他如日中天的商业王国突然崩塌，和如此巨大的风险相比，胡雪岩在借款过程中的获利堪称微不足道。因此，百余年来，对于胡雪岩借款利息过高、认为胡雪岩不应该在借款过程中收取费用的指责，究竟是否合理，是成问题的。
大量文章在谈到这一情况时，都举出常规借款的利息远远低于西征借款。但是，当时的西征本身胜负难料，对于外国银行来说也是一种高风险的赌博，以常规利息根本借不到银子，因此，用通常情况下的银行借款利息来跟新疆之役的借款进行比较，同样不合理。
对于左宗棠来说，他本不愿意通过胡雪岩来筹借洋款，最后又不能不通过这种渠道，其实是一种无奈之举。
出兵新疆之前，沈葆桢担任两江总督，左宗棠将他的这种任命视为天赐良机，因为当时的西北并没有外国银行的分驻机构，只能去沿海地区借款，办理这种手续的，当然以当地官府出面最佳。但左宗棠在官场中受到政敌的暗中抵制，以往想通过这种方式筹得借款根本不可能，而沈葆桢则不然，他是左宗棠所举荐的船政大臣，由于在船政任内的出色表现受到提拔，担任两江总督，因此，这一次左宗棠满怀希望地请求沈葆桢出面，替他代借外债。
然而，沈葆桢却被李鸿章以同年的关系拉近，成为坚决反对出兵新疆的阵营中的一员。李鸿章于光绪二年正月二十六日(1876年2月20日）写信对沈葆桢说：“左帅拟借洋款千万以图西域，可谓豪举，但冀利息稍轻，至多不过七厘。各省由额协项下分还，亦未免吃力，何可独诿诸执事（沈葆桢）耶？”
沈葆桢接到左宗棠的请求之后，不仅没有出面借款，反而上了一个长长的奏折，向清廷力陈反对借款、反对用兵。
沈葆桢说：“新疆广袤数万里，戈壁参半，回部皆其土著，根深蒂固，既无尽剿之理，又无乞抚之情，似非一二年间所能就绪。即使事机至顺，逆回弭首，诸城尽复，与俄为邻，互市设防，正重烦朝廷擘画，而非放牛归马之时也。洋人肯以巨款借我者，恃有海关坐扣，如取如携也。洋人取之海关，海关仍待济于各省。向日各省仅筹协饷，已催解不前；今令兼筹协饷之息，能如期以应乎？协饷愆期，而海关病；海关无可弥补，不得不亏解部之款，而部库病。……进兵愈远，转运愈难，饷需亦愈巨。将半途而废乎，势必不可；将责各省于还债之外另筹接济乎，势又不能；将再借洋款乎，海关更无坐扣之资，呼亦不应，徒令中兴元老困于绝域，事岂忍言者！”
沈葆桢认为，新疆用兵，难有了期，随着用兵距离越来越远，军饷的需求就越来越大，那时，既不能停兵，又不能让各省接济，也借不来外债了，新疆战局将骑虎难下，因此，出兵新疆是“糜血肉于坚城之下，求万有一然之胜”的愚蠢之举。然后，将这份奏折抄给李鸿章看。
李鸿章对于沈葆桢的奏折大加赞赏，在信中说：“钞寄奏驳开关借洋款各稿，剀切详明，词严义正。古大臣立朝风采复见于今，大足作敢言之气，倾服莫名。开关从缓既蒙恩允，农部必不再驳。惟闻部议初以不借洋债为然，枢廷因季帅锐意出关，未暇顾虑，其后独主斯议，是以闻公言不免逡巡回护，仍令季帅核复。季公误于谍报安集延有待其亲征投降之说，奉俞旨准借巨款，正拟月望后踊跃西行，得此信未免扫兴。渠向不肯服输，恐其仍执前奏，则东南各省行将搅乱，而西事亦断无能善其后之理。”高高地捧了沈葆桢一把。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李鸿章还是沈葆桢，这种意见完全建立在同一种判断上：“西事亦断无能善其后之理”。
这时已是光绪二年二月，眼看就到大军出关的时间了，照道理，如果此前清廷决心已定，当然不能让西师枵腹出征，当沈葆桢拒绝借洋债时，应该立即进行驳斥，命令他立即按照左宗棠的要求办理，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清廷将皮球踢给了左宗棠，看他如何处置。在这种情况下，左宗棠慷慨陈词，说明利害：“臣本一介书生，辱蒙两朝殊恩，高位显爵，出自逾格鸿慈，久为平生梦想所不到，岂思立功边域，觊望恩施？况臣年已六十有五，正苦日暮途长，乃不自忖量，妄引边荒为己任，虽至陋极愚，亦不出此！而事顾有万不容己者：乌鲁木齐各城不克，无总要之处可以安兵；乌鲁木齐各城纵克，重兵巨饷，费将安出？康熙、雍正两朝为之旰食者，准部也；乾隆中，准部既克，续平回部，始于各城分设军府，然后九边靖谧者百数十年。是则拓边境腴疆以养兵之成效也。今虽时易世殊，不必尽遵旧制，而伊犁为俄人所踞，喀什噶尔各城为安集延所踞，事平后应如何布置，尚费绸缪。若此时即便置之不问，似后患环生，不免日蹙百里之虑。”
自己根本不是为了个人邀功，而是因为“事顾有万不容己者”，只有收复天山南北，“拓边境腴疆以养兵”，才是当前唯一正确的选择。
左宗棠从兰州启程前往肃州之前，再一次陈明意见：“夫西征用兵，以复旧疆为义，非有争夺之心。借千万巨款济目前急需，可免悬军待饷；十年计息所耗虽多，而借本于前，得以迅赴戎机，事之应办者可以速办……臣拜折即行，马步共二十九营，每营仅携四个月盐菜、马干就道。幸各处粮料、水草均已预备，师行无阻。当各营启行时，臣适逢谕旨准借洋款，士气甚奋。阅沈葆桢原奏，则未敢宣布也。”
光绪二年三月初一（1876年3月26日），清廷总算下旨称：“左宗棠前议借洋款一千万两以备应用，因耗息过多，现请减借用四百万两，系为节省经费、顾全大局起见。唯现当大举深入，酌发欠饷，预备行粮，需款甚巨，恐不足以资周转。该督既以肃清西路自任，何惜筹备巨款，俾敷应用，以竟全功？加恩着于户部库存四成洋税项下拨给银二百万两，并准其借用洋款五百万两，各省应解西征协饷提前拨解三百万两，以足一千万两之数。该督得此巨款，务将新疆军务早日蒇事，迅奏肤功。国家经费有常，似此竭力凑拨，可一而不可再，万不可虚糜帑项，日久无功。洋款如何筹借？着左宗棠自行酌度，奏明办理。”
本来，左宗棠仍然希望“应请旨敕下两江督臣，即代臣借洋款四百万两，迅解来甘”的，但这个请求显然被否定了，要他自行酌度，自己想办法解决。
这样的结果，令李鸿章气恼不已：“左相洋债千万，幼丹（沈葆桢）奏驳极结实，尚交左公复核。闻部议初亦不准，枢廷独主持之，可谓谬极。”
新疆之役此时命悬一线，如果不是终于有了这个“可谓谬极”的决定，那么，必然中途夭折了。筹饷的过程是如此的曲折艰难，尽管最后一千万两军饷有了着落，但那份艰辛，就好像这些银子是被左宗棠拿去办自己个人的家事一样，上谕中非常清楚地指明：“该督既以肃清西路自任”，才会筹集这样一笔钱的，话已说到这个份上，别说这一仗打输了，就算战场出现僵局，双方相持不下，左宗棠的下场，都将是可想而知的。
在万般无奈之下，左宗棠只好凭私人感情，请胡雪岩借款。许多评论者说，如果没有胡雪岩，就不可能有收复新疆的胜利，这种说法的依据，就在于此。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左宗棠在谈到这些经过时说：“频年饱尝苦况，事后尤为心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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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评论者对胡雪岩在承办这一业务时从中获利颇有微词。其实，这种意见是值得商榷的。
尽管胡雪岩拥有各种各样的头衔和赏赐，拥有红顶子、黄马褂等等荣耀的光环，但所有这些都不能改变他的实际身份：他只是一名私营性质的商人而已，它的阜康钱庄，也完全是一家私营的金融机构，跟后来的招商局之类有根本的差别。在商言商，代理西征借款，对于胡雪岩的钱庄来说，没有任何理由要求一个私营钱庄免费为国家行为从事经营活动。胡雪岩的钱庄运行是需要成本的，既然付出了成本，就必须获取利润，否则，他拿什么来向自己的储户支付利息？难道那些储户可以因为他支援了收复新疆就放弃存款利息了吗？
商业利润的高低，往往跟其中的风险成正比，胡雪岩用自己的钱庄为西征借款担保，是具有极大风险的，这种风险，最终甚至使他如日中天的商业王国突然崩塌，和如此巨大的风险相比，胡雪岩在借款过程中的获利堪称微不足道。因此，百余年来，对于胡雪岩借款利息过高、认为胡雪岩不应该在借款过程中收取费用的指责，究竟是否合理，是成问题的。
大量文章在谈到这一情况时，都举出常规借款的利息远远低于西征借款。但是，当时的西征本身胜负难料，对于外国银行来说也是一种高风险的赌博，以常规利息根本借不到银子，因此，用通常情况下的银行借款利息来跟新疆之役的借款进行比较，同样不合理。
对于左宗棠来说，他本不愿意通过胡雪岩来筹借洋款，最后又不能不通过这种渠道，其实是一种无奈之举。
出兵新疆之前，沈葆桢担任两江总督，左宗棠将他的这种任命视为天赐良机，因为当时的西北并没有外国银行的分驻机构，只能去沿海地区借款，办理这种手续的，当然以当地官府出面最佳。但左宗棠在官场中受到政敌的暗中抵制，以往想通过这种方式筹得借款根本不可能，而沈葆桢则不然，他是左宗棠所举荐的船政大臣，由于在船政任内的出色表现受到提拔，担任两江总督，因此，这一次左宗棠满怀希望地请求沈葆桢出面，替他代借外债。
然而，沈葆桢却被李鸿章以同年的关系拉近，成为坚决反对出兵新疆的阵营中的一员。李鸿章于光绪二年正月二十六日(1876年2月20日）写信对沈葆桢说：“左帅拟借洋款千万以图西域，可谓豪举，但冀利息稍轻，至多不过七厘。各省由额协项下分还，亦未免吃力，何可独诿诸执事（沈葆桢）耶？”
沈葆桢接到左宗棠的请求之后，不仅没有出面借款，反而上了一个长长的奏折，向清廷力陈反对借款、反对用兵。
沈葆桢说：“新疆广袤数万里，戈壁参半，回部皆其土著，根深蒂固，既无尽剿之理，又无乞抚之情，似非一二年间所能就绪。即使事机至顺，逆回弭首，诸城尽复，与俄为邻，互市设防，正重烦朝廷擘画，而非放牛归马之时也。洋人肯以巨款借我者，恃有海关坐扣，如取如携也。洋人取之海关，海关仍待济于各省。向日各省仅筹协饷，已催解不前；今令兼筹协饷之息，能如期以应乎？协饷愆期，而海关病；海关无可弥补，不得不亏解部之款，而部库病。……进兵愈远，转运愈难，饷需亦愈巨。将半途而废乎，势必不可；将责各省于还债之外另筹接济乎，势又不能；将再借洋款乎，海关更无坐扣之资，呼亦不应，徒令中兴元老困于绝域，事岂忍言者！”
沈葆桢认为，新疆用兵，难有了期，随着用兵距离越来越远，军饷的需求就越来越大，那时，既不能停兵，又不能让各省接济，也借不来外债了，新疆战局将骑虎难下，因此，出兵新疆是“糜血肉于坚城之下，求万有一然之胜”的愚蠢之举。然后，将这份奏折抄给李鸿章看。
李鸿章对于沈葆桢的奏折大加赞赏，在信中说：“钞寄奏驳开关借洋款各稿，剀切详明，词严义正。古大臣立朝风采复见于今，大足作敢言之气，倾服莫名。开关从缓既蒙恩允，农部必不再驳。惟闻部议初以不借洋债为然，枢廷因季帅锐意出关，未暇顾虑，其后独主斯议，是以闻公言不免逡巡回护，仍令季帅核复。季公误于谍报安集延有待其亲征投降之说，奉俞旨准借巨款，正拟月望后踊跃西行，得此信未免扫兴。渠向不肯服输，恐其仍执前奏，则东南各省行将搅乱，而西事亦断无能善其后之理。”高高地捧了沈葆桢一把。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李鸿章还是沈葆桢，这种意见完全建立在同一种判断上：“西事亦断无能善其后之理”。
这时已是光绪二年二月，眼看就到大军出关的时间了，照道理，如果此前清廷决心已定，当然不能让西师枵腹出征，当沈葆桢拒绝借洋债时，应该立即进行驳斥，命令他立即按照左宗棠的要求办理，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清廷将皮球踢给了左宗棠，看他如何处置。在这种情况下，左宗棠慷慨陈词，说明利害：“臣本一介书生，辱蒙两朝殊恩，高位显爵，出自逾格鸿慈，久为平生梦想所不到，岂思立功边域，觊望恩施？况臣年已六十有五，正苦日暮途长，乃不自忖量，妄引边荒为己任，虽至陋极愚，亦不出此！而事顾有万不容己者：乌鲁木齐各城不克，无总要之处可以安兵；乌鲁木齐各城纵克，重兵巨饷，费将安出？康熙、雍正两朝为之旰食者，准部也；乾隆中，准部既克，续平回部，始于各城分设军府，然后九边靖谧者百数十年。是则拓边境腴疆以养兵之成效也。今虽时易世殊，不必尽遵旧制，而伊犁为俄人所踞，喀什噶尔各城为安集延所踞，事平后应如何布置，尚费绸缪。若此时即便置之不问，似后患环生，不免日蹙百里之虑。”
自己根本不是为了个人邀功，而是因为“事顾有万不容己者”，只有收复天山南北，“拓边境腴疆以养兵”，才是当前唯一正确的选择。
左宗棠从兰州启程前往肃州之前，再一次陈明意见：“夫西征用兵，以复旧疆为义，非有争夺之心。借千万巨款济目前急需，可免悬军待饷；十年计息所耗虽多，而借本于前，得以迅赴戎机，事之应办者可以速办……臣拜折即行，马步共二十九营，每营仅携四个月盐菜、马干就道。幸各处粮料、水草均已预备，师行无阻。当各营启行时，臣适逢谕旨准借洋款，士气甚奋。阅沈葆桢原奏，则未敢宣布也。”
光绪二年三月初一（1876年3月26日），清廷总算下旨称：“左宗棠前议借洋款一千万两以备应用，因耗息过多，现请减借用四百万两，系为节省经费、顾全大局起见。唯现当大举深入，酌发欠饷，预备行粮，需款甚巨，恐不足以资周转。该督既以肃清西路自任，何惜筹备巨款，俾敷应用，以竟全功？加恩着于户部库存四成洋税项下拨给银二百万两，并准其借用洋款五百万两，各省应解西征协饷提前拨解三百万两，以足一千万两之数。该督得此巨款，务将新疆军务早日蒇事，迅奏肤功。国家经费有常，似此竭力凑拨，可一而不可再，万不可虚糜帑项，日久无功。洋款如何筹借？着左宗棠自行酌度，奏明办理。”
本来，左宗棠仍然希望“应请旨敕下两江督臣，即代臣借洋款四百万两，迅解来甘”的，但这个请求显然被否定了，要他自行酌度，自己想办法解决。
这样的结果，令李鸿章气恼不已：“左相洋债千万，幼丹（沈葆桢）奏驳极结实，尚交左公复核。闻部议初亦不准，枢廷独主持之，可谓谬极。”
新疆之役此时命悬一线，如果不是终于有了这个“可谓谬极”的决定，那么，必然中途夭折了。筹饷的过程是如此的曲折艰难，尽管最后一千万两军饷有了着落，但那份艰辛，就好像这些银子是被左宗棠拿去办自己个人的家事一样，上谕中非常清楚地指明：“该督既以肃清西路自任”，才会筹集这样一笔钱的，话已说到这个份上，别说这一仗打输了，就算战场出现僵局，双方相持不下，左宗棠的下场，都将是可想而知的。
在万般无奈之下，左宗棠只好凭私人感情，请胡雪岩借款。许多评论者说，如果没有胡雪岩，就不可能有收复新疆的胜利，这种说法的依据，就在于此。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左宗棠在谈到这些经过时说：“频年饱尝苦况，事后尤为心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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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措军饷，是更大的难题。由于各省协饷无法解决问题，不得不举借外债。这一问题同样遇到极大的阻力，并且饱受指责。
一些评论者对胡雪岩在承办这一业务时从中获利颇有微词。其实，这种意见是值得商榷的。
尽管胡雪岩拥有各种各样的头衔和赏赐，拥有红顶子、黄马褂等等荣耀的光环，但所有这些都不能改变他的实际身份：他只是一名私营性质的商人而已，它的阜康钱庄，也完全是一家私营的金融机构，跟后来的招商局之类有根本的差别。在商言商，代理西征借款，对于胡雪岩的钱庄来说，没有任何理由要求一个私营钱庄免费为国家行为从事经营活动。胡雪岩的钱庄运行是需要成本的，既然付出了成本，就必须获取利润，否则，他拿什么来向自己的储户支付利息？难道那些储户可以因为他支援了收复新疆就放弃存款利息了吗？
商业利润的高低，往往跟其中的风险成正比，胡雪岩用自己的钱庄为西征借款担保，是具有极大风险的，这种风险，最终甚至使他如日中天的商业王国突然崩塌，和如此巨大的风险相比，胡雪岩在借款过程中的获利堪称微不足道。因此，百余年来，对于胡雪岩借款利息过高、认为胡雪岩不应该在借款过程中收取费用的指责，究竟是否合理，是成问题的。
大量文章在谈到这一情况时，都举出常规借款的利息远远低于西征借款。但是，当时的西征本身胜负难料，对于外国银行来说也是一种高风险的赌博，以常规利息根本借不到银子，因此，用通常情况下的银行借款利息来跟新疆之役的借款进行比较，同样不合理。
对于左宗棠来说，他本不愿意通过胡雪岩来筹借洋款，最后又不能不通过这种渠道，其实是一种无奈之举。
出兵新疆之前，沈葆桢担任两江总督，左宗棠将他的这种任命视为天赐良机，因为当时的西北并没有外国银行的分驻机构，只能去沿海地区借款，办理这种手续的，当然以当地官府出面最佳。但左宗棠在官场中受到政敌的暗中抵制，以往想通过这种方式筹得借款根本不可能，而沈葆桢则不然，他是左宗棠所举荐的船政大臣，由于在船政任内的出色表现受到提拔，担任两江总督，因此，这一次左宗棠满怀希望地请求沈葆桢出面，替他代借外债。
然而，沈葆桢却被李鸿章以同年的关系拉近，成为坚决反对出兵新疆的阵营中的一员。李鸿章于光绪二年正月二十六日(1876年2月20日）写信对沈葆桢说：“左帅拟借洋款千万以图西域，可谓豪举，但冀利息稍轻，至多不过七厘。各省由额协项下分还，亦未免吃力，何可独诿诸执事（沈葆桢）耶？”
沈葆桢接到左宗棠的请求之后，不仅没有出面借款，反而上了一个长长的奏折，向清廷力陈反对借款、反对用兵。
沈葆桢说：“新疆广袤数万里，戈壁参半，回部皆其土著，根深蒂固，既无尽剿之理，又无乞抚之情，似非一二年间所能就绪。即使事机至顺，逆回弭首，诸城尽复，与俄为邻，互市设防，正重烦朝廷擘画，而非放牛归马之时也。洋人肯以巨款借我者，恃有海关坐扣，如取如携也。洋人取之海关，海关仍待济于各省。向日各省仅筹协饷，已催解不前；今令兼筹协饷之息，能如期以应乎？协饷愆期，而海关病；海关无可弥补，不得不亏解部之款，而部库病。……进兵愈远，转运愈难，饷需亦愈巨。将半途而废乎，势必不可；将责各省于还债之外另筹接济乎，势又不能；将再借洋款乎，海关更无坐扣之资，呼亦不应，徒令中兴元老困于绝域，事岂忍言者！”
沈葆桢认为，新疆用兵，难有了期，随着用兵距离越来越远，军饷的需求就越来越大，那时，既不能停兵，又不能让各省接济，也借不来外债了，新疆战局将骑虎难下，因此，出兵新疆是“糜血肉于坚城之下，求万有一然之胜”的愚蠢之举。然后，将这份奏折抄给李鸿章看。
李鸿章对于沈葆桢的奏折大加赞赏，在信中说：“钞寄奏驳开关借洋款各稿，剀切详明，词严义正。古大臣立朝风采复见于今，大足作敢言之气，倾服莫名。开关从缓既蒙恩允，农部必不再驳。惟闻部议初以不借洋债为然，枢廷因季帅锐意出关，未暇顾虑，其后独主斯议，是以闻公言不免逡巡回护，仍令季帅核复。季公误于谍报安集延有待其亲征投降之说，奉俞旨准借巨款，正拟月望后踊跃西行，得此信未免扫兴。渠向不肯服输，恐其仍执前奏，则东南各省行将搅乱，而西事亦断无能善其后之理。”高高地捧了沈葆桢一把。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李鸿章还是沈葆桢，这种意见完全建立在同一种判断上：“西事亦断无能善其后之理”。
这时已是光绪二年二月，眼看就到大军出关的时间了，照道理，如果此前清廷决心已定，当然不能让西师枵腹出征，当沈葆桢拒绝借洋债时，应该立即进行驳斥，命令他立即按照左宗棠的要求办理，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清廷将皮球踢给了左宗棠，看他如何处置。在这种情况下，左宗棠慷慨陈词，说明利害：“臣本一介书生，辱蒙两朝殊恩，高位显爵，出自逾格鸿慈，久为平生梦想所不到，岂思立功边域，觊望恩施？况臣年已六十有五，正苦日暮途长，乃不自忖量，妄引边荒为己任，虽至陋极愚，亦不出此！而事顾有万不容己者：乌鲁木齐各城不克，无总要之处可以安兵；乌鲁木齐各城纵克，重兵巨饷，费将安出？康熙、雍正两朝为之旰食者，准部也；乾隆中，准部既克，续平回部，始于各城分设军府，然后九边靖谧者百数十年。是则拓边境腴疆以养兵之成效也。今虽时易世殊，不必尽遵旧制，而伊犁为俄人所踞，喀什噶尔各城为安集延所踞，事平后应如何布置，尚费绸缪。若此时即便置之不问，似后患环生，不免日蹙百里之虑。”
自己根本不是为了个人邀功，而是因为“事顾有万不容己者”，只有收复天山南北，“拓边境腴疆以养兵”，才是当前唯一正确的选择。
左宗棠从兰州启程前往肃州之前，再一次陈明意见：“夫西征用兵，以复旧疆为义，非有争夺之心。借千万巨款济目前急需，可免悬军待饷；十年计息所耗虽多，而借本于前，得以迅赴戎机，事之应办者可以速办……臣拜折即行，马步共二十九营，每营仅携四个月盐菜、马干就道。幸各处粮料、水草均已预备，师行无阻。当各营启行时，臣适逢谕旨准借洋款，士气甚奋。阅沈葆桢原奏，则未敢宣布也。”
光绪二年三月初一（1876年3月26日），清廷总算下旨称：“左宗棠前议借洋款一千万两以备应用，因耗息过多，现请减借用四百万两，系为节省经费、顾全大局起见。唯现当大举深入，酌发欠饷，预备行粮，需款甚巨，恐不足以资周转。该督既以肃清西路自任，何惜筹备巨款，俾敷应用，以竟全功？加恩着于户部库存四成洋税项下拨给银二百万两，并准其借用洋款五百万两，各省应解西征协饷提前拨解三百万两，以足一千万两之数。该督得此巨款，务将新疆军务早日蒇事，迅奏肤功。国家经费有常，似此竭力凑拨，可一而不可再，万不可虚糜帑项，日久无功。洋款如何筹借？着左宗棠自行酌度，奏明办理。”
本来，左宗棠仍然希望“应请旨敕下两江督臣，即代臣借洋款四百万两，迅解来甘”的，但这个请求显然被否定了，要他自行酌度，自己想办法解决。
这样的结果，令李鸿章气恼不已：“左相洋债千万，幼丹（沈葆桢）奏驳极结实，尚交左公复核。闻部议初亦不准，枢廷独主持之，可谓谬极。”
新疆之役此时命悬一线，如果不是终于有了这个“可谓谬极”的决定，那么，必然中途夭折了。筹饷的过程是如此的曲折艰难，尽管最后一千万两军饷有了着落，但那份艰辛，就好像这些银子是被左宗棠拿去办自己个人的家事一样，上谕中非常清楚地指明：“该督既以肃清西路自任”，才会筹集这样一笔钱的，话已说到这个份上，别说这一仗打输了，就算战场出现僵局，双方相持不下，左宗棠的下场，都将是可想而知的。
在万般无奈之下，左宗棠只好凭私人感情，请胡雪岩借款。许多评论者说，如果没有胡雪岩，就不可能有收复新疆的胜利，这种说法的依据，就在于此。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左宗棠在谈到这些经过时说：“频年饱尝苦况，事后尤为心寒”！
。。。。。。。
胡雪岩此举，帮了左大人的忙，却使自己得罪了当时权倾朝野的李鸿章。为自己的悲惨结局打下了伏笔，可叹！
转载一段资料：
胡雪岩之死
淮南子
一九八八年，还是在我上中学的时候，对书籍如饥似渴的我，从一位现今做刑警警官的同学手中借到一本书，书的封面只有三个字《胡雪岩》，当时的第一个念头是：胡雪岩是谁？据这位同学讲，书是他的父亲在新华书店买的降价书，也难怪啊。
这个情节我记得非常非常清楚！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已经通过关系办到了本地的借书证（现在的孩子估计都不知道这玩意儿了），而《胡雪岩》的作者高阳，却又是我最最讨厌的清史题材的作者。当时，几乎所有友谊出版社的清史作品都是高阳写的，而这类书籍也成为我后来追逐的目标。
应该说，《胡雪岩》一书的前五十页（含简介）几乎是机械地读下去的，什么漕帮、海帮都是以前闻所未闻的，50页之后始入佳境，自此展开了一幅波澜壮阔的画卷！
一九九四年，也是机缘巧合，在河北张家口的一个师傅家，看到了上、下两本，高阳撰写的《杨乃武和小白菜》，两天读完。师傅看我实在喜欢，割爱把这两部书送给了我。
从八一年暑假，初次接触金庸的《书剑恩仇录》，这是十几年来最让我倾慕的另一个“江湖”作者。
我曾在2007年去杭州的时候，专门去了一趟“胡宅”。我也曾在狮子林的照片中说了：新的胡宅是耗资几个亿重修的。在我的了解中，当年的胡宅耗银六十万两，在胡潦倒病毙后，是被对家用十万两白银从其子手中典去。而后世的我们在“新胡宅”中，言之凿凿能依稀看到的只有原花园中的一块石坪！！！才是真正胡宅中的原物。剩下的，剩下的都灰飞烟灭了！
雪岩能留下的还有他的“胡庆余堂”，还有那幅高高悬挂的、已被世人遗忘的“戒欺”牌匾！
在胡宅参观的时候，还注意到一个小细节：胡宅其实可以四四方方的，但是某个角（好像是乾角）的小贩就是不愿意出让这块地方，以当时雪岩的势力，完全可以搞个什么野蛮拆 迁的。但是胡雪岩的大度就是体现在这里，这个小贩的地方依旧留在胡宅的原处！
这就是在某清史官员的口中，贬斥为“市侩”的胡雪岩作为！
突然想到了胡雪岩之死，是为志，聊述一下对这位百年前传奇人士的一点点敬仰！
胡雪岩魂归何处
我一生是在中药行业中度过的，并且有幸进入杭州最大的胡庆余堂雪记药号。如今已是耄耋之年，往事如烟，人事苍茫。先辈胡雪岩所创建的胡庆余堂和它曾经发生过的一切，总是那么地吸引我，感染我，成了我一生中的永恒记忆。
在这爿药店里，我干过炒药、配方、切胶、制丸等许多劳作，待到年事已高，我便赋闲在家，但我对这爿店的开山师祖、江南药王的创业精神和经商之道，一直怀着敬仰和钦佩之心！
我对胡雪岩史料的研究，开始于参与胡庆余堂厂史编纂之时。这位晚清商人至今还保存在胡庆余堂的一些实物，让我这个老药工出身、非职业史学者对其一一辨踪解读，这真是一种缘分！经过了数十年的积累，我终于整理出十余万字的史稿材料。
在胡雪岩家史、家谱研究中，我先后在上海、杭州等地拜访了著名文史专家郑逸梅、黄萍荪先生，又赶赴安徽绩溪查阅地方志、胡氏宗族祠堂谱牒等，并遍访胡氏后裔30多人，还整理出分布在海内外的胡氏后裔300多人。
在研究了胡雪岩的家史、家谱后，我拿起笔先后写了《胡雪岩与胡庆余堂》《胡庆余堂的儒家文化》《略谈胡庆余堂的中医药文化》等传记、学术研究文章在《浙江日报》《杭州日报》等发表，为揭开历史的面纱作些补白。
然而至今更令我日思夜想的，是考证和寻觅这位红顶商人胡雪岩逝世后究竟魂归何处？
胡雪岩算得上一生辉煌，富甲天下，但最后却落得一败涂地，囊空如洗，死后为避寻仇祸端，连丧葬都不敢张扬，因而他的墓葬之地成了一个旷世之谜。
有人曾说胡雪岩破产后，户部尚书阎敬铭劾奏，请朝廷对其撤职查办，胡闻讯愤而欲寻短见，还写了遗嘱，云：“墉做生意亏本，累及公款，又累私账，还苦了亲友……其洋四百元，做坟之用，必得年前落葬，年内无日可用，只好开年，愈早愈好，入土为安。”又云：“……华表坟上不用，此物不过后人好看，墉如此下场，要好看何用……”然而胡后来并未吞烟自杀，而是在贫病交迫中死去（见郑逸梅《话财神胡雪岩之死》一文）。此遗嘱原文是郑逸梅好友、胡雪岩曾孙、近代著名画家胡亚光提供的。胡雪岩的曾孙胡文桢说：“曾祖父不是服鸦片自杀，他是由于悲愤抑郁而去世的，临终面色蜡黄，可能患痢疾而死。”胡雪岩曾侄孙胡存孝说：“听上代说，胡雪岩临终，家中一老管家做梦，梦见屋上有一天神牵着一只猴子慢慢腾空而去。翌日，胡即气绝而亡，卒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胡雪岩生肖属猴。”
胡雪岩是空着两手辞别人世的，最终陪伴他的唯有七尺桐棺（梧桐板所制的劣质棺材），一灯如豆。等浙江巡抚院奉旨派员查封胡宅时，唯见一间白布孝堂，灵帏垂地，再也无其他财产可封。
胡的后辈后来对胡雪岩墓地究竟在何处也没有定论，历史似乎有意要遗忘这位晚清的红顶商人。
我在了解胡雪岩家史之后，决意想要揭开这个谜底，并对此进行了多方勘探。根据胡氏后裔资料载，胡家在杭州留下有一墓葬地，后来当地农民证实，确实有一块胡氏墓地，还说其中有胡雪岩之墓。后来我赶到黄泥坞调查，听老农何土根介绍，昔日胡雪岩曾花一万多两银子在这里建造了规模宏大的“胡庆余堂坟庄”。只是经过一个世纪的风雨变迁，原有的石牌坊、石亭子已经不复存在，墓地上的土丘更是一片泥湮，早被荒草盖没。听了农民这番话，我对找到胡氏墓地更增加了信心，于是我掏钱请人在墓群间东寻西找，结果好不容易在一处一米深的黄土里挖出几块破碎的碑石，拼凑起来一辨认，只看见有个富裕的“裕”字，按照胡氏家谱排列， “裕”字辈乃是胡雪岩孙辈的排行。后来我又听另一位老农说，这墓在1962年被人盗过，盗墓人案发后被判刑三年，刑未满就死在狱中，经手这个案子的是西湖区人民法院。
“这是一条很有价值的线索，法院的结案报告定有详细记载。”我顺着这个思路赶到西湖区人民法院，法院同志热心地捧出了一叠档案让我查阅。翻了许久，我从中查到了胡雪岩之孙胡渭卿（又名裕泉）所填写的一份“情况发生报告表”，日期是1962年2月23日，表上填写着的荆山岭上的所盗之墓并不是胡雪岩墓，而是胡雪岩父母胡鹿泉夫妇合葬之墓。那时胡雪岩正处于飞黄腾达之时，其父母屡受皇帝诰封，墓内自然有玉如意、玉簪等许多陪葬品，盗墓者偷盗此墓并不为怪，这个情况也证实了老农何土根对“胡氏墓群规模宏大”的描述。
我后来又查找众多资料，见一资料载有人在龙井戚家岭发现有胡雪岩墓，理由是墓前有巨石碑反扑在地，用手摸去有“光墉”两字，我惊喜异常，当即赶去，由当地老农陪同爬上戚家岭，在一竹林深处发现了一块石碑，但没有见到碑文，当我第二次再去戚家岭时，听说有人用起重葫芦已将巨碑翻起来了，我上山后清除污泥，定睛一看，发现此碑乃是胡雪岩祖父胡国梁夫妇之墓，碑中刻有“光墉”两字，那是孙辈落款人的名字，所以可以肯定，真正的胡雪岩墓也不在龙井。
几次寻访，疲惫辗转，无功而返，但我并不灰心。一次我突然想起我在年轻时候，曾听说有个盗墓老手专盗名人之墓，西湖边的历史名人之墓差不多都给盗过，后来此人死于狱中，但他的妻子仍在闲林埠留下镇，能不能从他老婆口中找点线索呢？于是我找到了这位老人，她第一次什么都不肯说，我不甘心，几天后再次上门找她，诚恳地说明了来意和目的，她终于开口说：“你去泗乡看看。”这位老人说出的这句话，重燃了我寻找胡雪岩墓的希望，是年已经66岁的我，邀了胡雪岩曾孙胡文桢、胡文莹兄弟俩直奔泗乡（今称中村）。胡文桢说，他10岁曾随父胡渭卿给胡雪岩扫过墓，但距今已60多年了，沧海桑田，已想不起确切地点了，只是隐约记得在杭州西郊。
我们赶到中村鹭鸶岭上，几名茶农正在炒茶，我请他们作向导，给我们带带路，不知何故他们就是不肯。不过从聊天中我听到了一些神秘传说：数年前，有个炒茶工场的值班农民睡到半夜，忽然听到凄凉的女鬼哭声，吓得他再也不肯值夜班。这倒使我想起胡雪岩小妾章氏殉情故事：胡雪岩生前妻妾成群，胡败落后姬妾多作鸟兽散，唯有心爱小妾跪于胡膝下，不愿离去，曰：“妾侍候大先生多年，享尽荣华富贵，今遭劫难，誓终身相随，生死与共。”章氏一片真情，使胡更为心酸，就在胡雪岩寿终正寝之日，章氏趁人不备，上楼自缢身死，胡母念其节烈，同意厚葬并与胡雪岩同穴。
因为无人带路，我便与胡氏兄弟一路寻觅，踏着乱石，拨开蒿草，找了多时，终于寻着一座荒冢，只见此荒冢现出两个深深的黑洞，一块巨石横卧于洞前。这是断碑？于是我再次雇人翻起，只见此碑长120厘米，宽70厘米，厚60厘米，除去污泥杂草，碑文一下子清晰映入眼帘：“向兼子午丙午分金大夫晋封荣考雪岩府君晋封一品夫，太夫人，晋封夫人显，合葬之”，这正是我们要找的一块胡雪岩残碑啊！我们把这断断续续的34字碑文与胡氏兄弟保存的家谱文字相对照，除了残缺的，现存的均一字不差。此时此刻，胡氏兄弟俩面对祖宗坟茔，不禁悲喜交加，而我的心中，也顿时百感交集！
真是好事多磨，我把胡雪岩残碑运回厂里，原以为此碑可为重建胡雪岩墓作依据，不想却被原胡庆余堂领导轻易丢弃在乌龙庙仓库里，后又被正在搞基建的土建队当废石砸碎，填于脚下。直到青春宝集团董事长冯根生接管了濒临破产的胡庆余堂，这爿老店终于重新焕发了生机，特别是冯根生董事长向全体员工所讲的一番极为严肃的话，终使重建胡雪岩墓发生了转机。冯根生说：“胡庆余堂职工不能忘记自己的老祖宗，不能不尊重自己的老祖宗！”在冯根生的重视和支持下，1997年清明节，修葺一新的胡雪岩墓重新屹立在中村鹭鸶岭上。
编者按：作为胡庆余堂的一位老药工，赵玉城先生的这篇文章写来历历如诉，感情真挚，文笔朴实，引人入胜。尤其是他寻找胡雪岩墓的经历，殚精竭虑，备尝艰苦。
当然，胡雪岩的研究课题在杭州是一门“显学”，其墓葬何处、出殡情节等等，还望有识之士和知情者继续发掘、充实，以真实完整地再现这段史实。
转载一段资料：
胡雪岩之死
淮南子
一九八八年，还是在我上中学的时候，对书籍如饥似渴的我，从一位现今做刑警警官的同学手中借到一本书，书的封面只有三个字《胡雪岩》，当时的第一个念头是：胡雪岩是谁？据这位同学讲，书是他的父亲在新华书店买的降价书，也难怪啊。
这个情节我记得非常非常清楚！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已经通过关系办到了本地的借书证（现在的孩子估计都不知道这玩意儿了），而《胡雪岩》的作者高阳，却又是我最最讨厌的清史题材的作者。当时，几乎所有友谊出版社的清史作品都是高阳写的，而这类书籍也成为我后来追逐的目标。
应该说，《胡雪岩》一书的前五十页（含简介）几乎是机械地读下去的，什么漕帮、海帮都是以前闻所未闻的，50页之后始入佳境，自此展开了一幅波澜壮阔的画卷！
一九九四年，也是机缘巧合，在河北张家口的一个师傅家，看到了上、下两本，高阳撰写的《杨乃武和小白菜》，两天读完。师傅看我实在喜欢，割爱把这两部书送给了我。
从八一年暑假，初次接触金庸的《书剑恩仇录》，这是十几年来最让我倾慕的另一个“江湖”作者。
我曾在2007年去杭州的时候，专门去了一趟“胡宅”。我也曾在狮子林的照片中说了：新的胡宅是耗资几个亿重修的。在我的了解中，当年的胡宅耗银六十万两，在胡潦倒病毙后，是被对家用十万两白银从其子手中典去。而后世的我们在“新胡宅”中，言之凿凿能依稀看到的只有原花园中的一块石坪！！！才是真正胡宅中的原物。剩下的，剩下的都灰飞烟灭了！
雪岩能留下的还有他的“胡庆余堂”，还有那幅高高悬挂的、已被世人遗忘的“戒欺”牌匾！
在胡宅参观的时候，还注意到一个小细节：胡宅其实可以四四方方的，但是某个角（好像是乾角）的小贩就是不愿意出让这块地方，以当时雪岩的势力，完全可以搞个什么野蛮拆 迁的。但是胡雪岩的大度就是体现在这里，这个小贩的地方依旧留在胡宅的原处！
这就是在某清史官员的口中，贬斥为“市侩”的胡雪岩作为！
突然想到了胡雪岩之死，是为志，聊述一下对这位百年前传奇人士的一点点敬仰！
胡雪岩魂归何处
我一生是在中药行业中度过的，并且有幸进入杭州最大的胡庆余堂雪记药号。如今已是耄耋之年，往事如烟，人事苍茫。先辈胡雪岩所创建的胡庆余堂和它曾经发生过的一切，总是那么地吸引我，感染我，成了我一生中的永恒记忆。
在这爿药店里，我干过炒药、配方、切胶、制丸等许多劳作，待到年事已高，我便赋闲在家，但我对这爿店的开山师祖、江南药王的创业精神和经商之道，一直怀着敬仰和钦佩之心！
我对胡雪岩史料的研究，开始于参与胡庆余堂厂史编纂之时。这位晚清商人至今还保存在胡庆余堂的一些实物，让我这个老药工出身、非职业史学者对其一一辨踪解读，这真是一种缘分！经过了数十年的积累，我终于整理出十余万字的史稿材料。
在胡雪岩家史、家谱研究中，我先后在上海、杭州等地拜访了著名文史专家郑逸梅、黄萍荪先生，又赶赴安徽绩溪查阅地方志、胡氏宗族祠堂谱牒等，并遍访胡氏后裔30多人，还整理出分布在海内外的胡氏后裔300多人。
在研究了胡雪岩的家史、家谱后，我拿起笔先后写了《胡雪岩与胡庆余堂》《胡庆余堂的儒家文化》《略谈胡庆余堂的中医药文化》等传记、学术研究文章在《浙江日报》《杭州日报》等发表，为揭开历史的面纱作些补白。
然而至今更令我日思夜想的，是考证和寻觅这位红顶商人胡雪岩逝世后究竟魂归何处？
胡雪岩算得上一生辉煌，富甲天下，但最后却落得一败涂地，囊空如洗，死后为避寻仇祸端，连丧葬都不敢张扬，因而他的墓葬之地成了一个旷世之谜。
有人曾说胡雪岩破产后，户部尚书阎敬铭劾奏，请朝廷对其撤职查办，胡闻讯愤而欲寻短见，还写了遗嘱，云：“墉做生意亏本，累及公款，又累私账，还苦了亲友……其洋四百元，做坟之用，必得年前落葬，年内无日可用，只好开年，愈早愈好，入土为安。”又云：“……华表坟上不用，此物不过后人好看，墉如此下场，要好看何用……”然而胡后来并未吞烟自杀，而是在贫病交迫中死去（见郑逸梅《话财神胡雪岩之死》一文）。此遗嘱原文是郑逸梅好友、胡雪岩曾孙、近代著名画家胡亚光提供的。胡雪岩的曾孙胡文桢说：“曾祖父不是服鸦片自杀，他是由于悲愤抑郁而去世的，临终面色蜡黄，可能患痢疾而死。”胡雪岩曾侄孙胡存孝说：“听上代说，胡雪岩临终，家中一老管家做梦，梦见屋上有一天神牵着一只猴子慢慢腾空而去。翌日，胡即气绝而亡，卒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胡雪岩生肖属猴。”
胡雪岩是空着两手辞别人世的，最终陪伴他的唯有七尺桐棺（梧桐板所制的劣质棺材），一灯如豆。等浙江巡抚院奉旨派员查封胡宅时，唯见一间白布孝堂，灵帏垂地，再也无其他财产可封。
胡的后辈后来对胡雪岩墓地究竟在何处也没有定论，历史似乎有意要遗忘这位晚清的红顶商人。
我在了解胡雪岩家史之后，决意想要揭开这个谜底，并对此进行了多方勘探。根据胡氏后裔资料载，胡家在杭州留下有一墓葬地，后来当地农民证实，确实有一块胡氏墓地，还说其中有胡雪岩之墓。后来我赶到黄泥坞调查，听老农何土根介绍，昔日胡雪岩曾花一万多两银子在这里建造了规模宏大的“胡庆余堂坟庄”。只是经过一个世纪的风雨变迁，原有的石牌坊、石亭子已经不复存在，墓地上的土丘更是一片泥湮，早被荒草盖没。听了农民这番话，我对找到胡氏墓地更增加了信心，于是我掏钱请人在墓群间东寻西找，结果好不容易在一处一米深的黄土里挖出几块破碎的碑石，拼凑起来一辨认，只看见有个富裕的“裕”字，按照胡氏家谱排列， “裕”字辈乃是胡雪岩孙辈的排行。后来我又听另一位老农说，这墓在1962年被人盗过，盗墓人案发后被判刑三年，刑未满就死在狱中，经手这个案子的是西湖区人民法院。
“这是一条很有价值的线索，法院的结案报告定有详细记载。”我顺着这个思路赶到西湖区人民法院，法院同志热心地捧出了一叠档案让我查阅。翻了许久，我从中查到了胡雪岩之孙胡渭卿（又名裕泉）所填写的一份“情况发生报告表”，日期是1962年2月23日，表上填写着的荆山岭上的所盗之墓并不是胡雪岩墓，而是胡雪岩父母胡鹿泉夫妇合葬之墓。那时胡雪岩正处于飞黄腾达之时，其父母屡受皇帝诰封，墓内自然有玉如意、玉簪等许多陪葬品，盗墓者偷盗此墓并不为怪，这个情况也证实了老农何土根对“胡氏墓群规模宏大”的描述。
我后来又查找众多资料，见一资料载有人在龙井戚家岭发现有胡雪岩墓，理由是墓前有巨石碑反扑在地，用手摸去有“光墉”两字，我惊喜异常，当即赶去，由当地老农陪同爬上戚家岭，在一竹林深处发现了一块石碑，但没有见到碑文，当我第二次再去戚家岭时，听说有人用起重葫芦已将巨碑翻起来了，我上山后清除污泥，定睛一看，发现此碑乃是胡雪岩祖父胡国梁夫妇之墓，碑中刻有“光墉”两字，那是孙辈落款人的名字，所以可以肯定，真正的胡雪岩墓也不在龙井。
几次寻访，疲惫辗转，无功而返，但我并不灰心。一次我突然想起我在年轻时候，曾听说有个盗墓老手专盗名人之墓，西湖边的历史名人之墓差不多都给盗过，后来此人死于狱中，但他的妻子仍在闲林埠留下镇，能不能从他老婆口中找点线索呢？于是我找到了这位老人，她第一次什么都不肯说，我不甘心，几天后再次上门找她，诚恳地说明了来意和目的，她终于开口说：“你去泗乡看看。”这位老人说出的这句话，重燃了我寻找胡雪岩墓的希望，是年已经66岁的我，邀了胡雪岩曾孙胡文桢、胡文莹兄弟俩直奔泗乡（今称中村）。胡文桢说，他10岁曾随父胡渭卿给胡雪岩扫过墓，但距今已60多年了，沧海桑田，已想不起确切地点了，只是隐约记得在杭州西郊。
我们赶到中村鹭鸶岭上，几名茶农正在炒茶，我请他们作向导，给我们带带路，不知何故他们就是不肯。不过从聊天中我听到了一些神秘传说：数年前，有个炒茶工场的值班农民睡到半夜，忽然听到凄凉的女鬼哭声，吓得他再也不肯值夜班。这倒使我想起胡雪岩小妾章氏殉情故事：胡雪岩生前妻妾成群，胡败落后姬妾多作鸟兽散，唯有心爱小妾跪于胡膝下，不愿离去，曰：“妾侍候大先生多年，享尽荣华富贵，今遭劫难，誓终身相随，生死与共。”章氏一片真情，使胡更为心酸，就在胡雪岩寿终正寝之日，章氏趁人不备，上楼自缢身死，胡母念其节烈，同意厚葬并与胡雪岩同穴。
因为无人带路，我便与胡氏兄弟一路寻觅，踏着乱石，拨开蒿草，找了多时，终于寻着一座荒冢，只见此荒冢现出两个深深的黑洞，一块巨石横卧于洞前。这是断碑？于是我再次雇人翻起，只见此碑长120厘米，宽70厘米，厚60厘米，除去污泥杂草，碑文一下子清晰映入眼帘：“向兼子午丙午分金大夫晋封荣考雪岩府君晋封一品夫，太夫人，晋封夫人显，合葬之”，这正是我们要找的一块胡雪岩残碑啊！我们把这断断续续的34字碑文与胡氏兄弟保存的家谱文字相对照，除了残缺的，现存的均一字不差。此时此刻，胡氏兄弟俩面对祖宗坟茔，不禁悲喜交加，而我的心中，也顿时百感交集！
真是好事多磨，我把胡雪岩残碑运回厂里，原以为此碑可为重建胡雪岩墓作依据，不想却被原胡庆余堂领导轻易丢弃在乌龙庙仓库里，后又被正在搞基建的土建队当废石砸碎，填于脚下。直到青春宝集团董事长冯根生接管了濒临破产的胡庆余堂，这爿老店终于重新焕发了生机，特别是冯根生董事长向全体员工所讲的一番极为严肃的话，终使重建胡雪岩墓发生了转机。冯根生说：“胡庆余堂职工不能忘记自己的老祖宗，不能不尊重自己的老祖宗！”在冯根生的重视和支持下，1997年清明节，修葺一新的胡雪岩墓重新屹立在中村鹭鸶岭上。
编者按：作为胡庆余堂的一位老药工，赵玉城先生的这篇文章写来历历如诉，感情真挚，文笔朴实，引人入胜。尤其是他寻找胡雪岩墓的经历，殚精竭虑，备尝艰苦。
当然，胡雪岩的研究课题在杭州是一门“显学”，其墓葬何处、出殡情节等等，还望有识之士和知情者继续发掘、充实，以真实完整地再现这段史实。
应该为红顶商人立传，盖棺论定
怀明 发表于 2013-1-15 08:16 ![]()
应该为红顶商人立传，盖棺论定
早就定论了，电视剧都拍过两次了
应该为红顶商人立传，盖棺论定
早就定论了，电视剧都拍过两次了
找来看看,高阳的书还真没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