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闾丘露薇女士到底关心谁

      中国人真的不关心国内吗
      近日里，香港著名的电视记者闾丘露薇女士在《南都周刊》上撰文，就国内媒体对于不久前几乎同时发生的两起中美小学重大受袭事件的报道关注度，进行了极其猛烈尖锐的批评，指责国内媒体居然在发生河南小学受袭后还大量刊发美国小学受袭事件的新闻，有违新闻媒体的职业良知。
      甚至于国内媒体的整个受众群，也就是大多数会关心新闻的国人，也没能逃脱闾薇女士严厉的责难——“中国内地的（媒体）受众们”被其断言更“关心”美国，确切地说是更关心美国发生的天灾人祸，而关心的目的是为了找到证据来“说明美国人民的生活是如此的凄苦，政府是如此的不堪”，却逃避对于遭遇不幸的同胞予以关注。
笔者相信，非常多的人会与笔者有同感——很多年来，类似的批评“中国（内地）人整体劣根性”的断言和文章，已经听的、看的记不清有多少了。同样，笔者也相信，很多人也会与笔者有同感，虽然此类的批评中，确实部分内容有一定的依据，但这种以整个国家、整个族群为范围的恶意批评，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经不起事实和逻辑的严格检验，最终被证明是夸张歪曲的煽动之词。很遗憾，一向以沉稳和理性形象示人的闾薇露薇女士就犯了同样的错误。
      首先，笔者不知道闾丘女士是依据什么统计数据，指责内地媒体以美国校园枪击案的报道压制河南小学受袭案。实际上，以笔者个人的记忆经验，由于两个案件的时差和信息传播途径关系，12月15日国内媒体都在集中报道河南小学受袭案，到16日美国康州校园枪击案才大幅登上媒体版面。更何况以内地大多数新闻媒体的分类习惯，前者属于社会新闻，后者属于国际新闻，两者间连争夺固定版面的直接冲突都很小。
      其次，对于二者的追踪报道，国内媒体的侧重点也是完全不同的，对于康州枪击案，是关注其作为美国有史以来的第二大校园惨案，26名师生遇难本身的巨大悲剧，以及美国近年来连续不断发生校园枪击案映射出的特殊持枪文化。而对于河南小学受袭案，除了一般例见的要求查明事件真相，加强校园防范外，更有进一步关注内陆地区留守儿童问题的，有严厉批评当地政府事后反应疑似封锁信息的。
      以笔者看来，对比相关报道的深度，前者的报道虽然也热烈，说到底，仍然停留在介绍信息的层面，而后者才是新闻媒体替社会代言的更高境界的应所作为。闾丘女士作为一名资历深厚的专业新闻从业人员，对于这种十分明显的本质区别，除非并没有认真查阅过内地媒体的实际相关报道，不然完全不应该如此熟视无睹。
      另外，相对于言，这次河南小学受袭案有不幸中的大幸，虽然受伤的孩子多达22人，但幸无人死亡。相较之下，显然美国康州校园枪击案的严重性远远超过之，加之美国无可否认的世界中心国家地位的加分，从而具有更强的新闻性，这也是一个客观的事实。闾丘女士虽然使用了区分“中国新闻”和“外国新闻”的手段，批判国内媒体也给了康州案重头报导是“移情外国”。但如果连续多日里只剩下一件事情被允许大谈特谈，其它消息再有新闻性，也要以某种政治和道德理由加以全面封杀，那才是新闻媒体的末日。这一点基本常识，从业多年的闾丘露薇女士更是不可能不心知肚明。
      闾丘露薇女士和香港媒体做不到她自己宣称的标准
      闾薇露薇女士很煽情，也很占据道德制高点地宣称，“如果同一天，香港发生了河南这样的事情，那美国枪击案在新闻的篇幅上会占多大的比例？我可以想象，对于香港媒体以及香港民众来说，这个时候，已经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关心美国发生了什么。”
      但笔者可以举出好几个非常类似的例子来印证，除非是世界大战爆发之类的特殊情况，没有一条重大新闻，可以且应该压制其它所有的新闻，让它们退出媒体和受众的关注。
      首先一个，就是闾丘露薇女士本人的故事。
      略微了解闾丘露薇女士经历的人都知道，她是以第一名挺进伊拉克战争腹地的中文女记者的身份，真正一举在中文区域内名声大噪的。具体来说，是从2003年3月24日开始，闾丘露薇女士在巴格达第一次向外界发出了战争现场报道，此后多月，整个中文区域受众对于伊拉克战争的高度关注，终让她以“战地玫瑰”的美号从此跻身于名记之列。
      这个年份，这个日期对于国人是不是还有些另外的熟悉？没错，笔者相信很多读者应该已经想起了，2003年的春季，正是中国数十年来遭遇的最严重的大范围传染病袭击——非典流行疫情大爆发的时候。
      毫无疑问，非典对于中国社会和绝大多数国人来说，无论是严重性、持续时间和长远影响，都是这次河南小学受袭案完全无法相提并论的，但从来没有人指责过闾丘露薇女士，居然成名于国难之际的纯外国事务报道之中，更没有人因此指责她“关心伊拉克、美国胜过关心中国”。
      假如说，2003年的非典和伊拉克战争已经离当下很久了，那么今年10月1日，香港南丫岛撞船事件，38人死亡，超过100人受伤，这是香港数十年来最大的惨案！这总是“当下、重大”，而且就是闾丘露薇女士本人所在之地发生的悲剧无比的事件了吧。
      拜当代网络咨讯的发达，笔者上网查询了香港《东方日报》《经济日报》等几家香港主要报刊10月初几日的旧报，发现南丫岛撞船事件虽然被作为重大新闻报道，但其它版面，包括国际、外地、经济乃至娱乐八卦新闻，仍然基本如故，并无与往常明显相异的安排。
      如果闾薇露薇女士能看到此篇小文的话，能不能凭着自己的良心和信誉，说一句，“当南丫岛撞船事件发生后，香港媒体以及香港民众在那个时候，已经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关心发生了其它什么外国、外地，或是其它类型的新闻、故事了”呢？
      闾丘露薇女士不应对持不同价值观的媒体和受众恶语相向
      闾丘露薇女士的态度，在这段话中恐怕是显露的最明显、最彻底了——“我常常在国内出差坐飞机的时候，听到身边的乘客问空服人员：‘有《环球时报》吗？’那个时候，我的脑海里面总是会浮想起杨恒均笔下的那个卖咸鸭蛋的老太太，虽然生活清贫，但是她还在担心着遭受金融危机冲击的美国人民，因为在她看来，他们比她更苦。”
坦率的说，笔者不知道闾丘露薇女士写下此段文字时，是不是穿越回了几十年前的世界里，才能认真说出以上的话。
      笔者有时也读《环球时报》，也知道它经常被海外认为是一份倾向权威和稳定的报纸，对它的编辑立场有所批评本来是很正常的意见之争。但笔者完全想象不出，一个小说家笔下，无人证无旁证的无名老太太的一句话，如何居然能成为给一份发行量巨大的报纸，以及它的整个读者群定性的证据。这让笔者不由得联想起两个笑话：
      一个是在前两年，一家台湾电视台的某个节目，请来的所谓“专家”信誓旦旦的向观众保证，他在深圳亲眼所见，绝大多数大陆人直到现在也没吃过，也吃不起茶叶蛋和方便面。
      另一个笑话：加拿大的一位前外交官2008年在《渥太华公民报》著文称，中国（内地）其实只有30万人买得起可乐。
      不知道闾丘露薇女士是否看到过这两则消息？如果看到了，会不会也改头换面地拿去，当作内地经济落后、贫富分化的铁证呢？
      从一份报纸，就能联想到这些读者必然反美、必然民粹的思维联系方式，实在让人难以想象闾丘露薇女士是如何理解新闻自由的理念的。笔者孤陋寡闻，只觉得甚至没有听说过，哪怕是文革中最不讲理的红卫兵，因为在路上偶然看到某人手里拿的是份《文艺报》而不是《语录》，就把此人当场断定为“对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生活方式极度向往”的。
      当然，除非是为了作情报或研究工作，没有人会坚持购买一份观点和立场与自己完全不同的媒体。但是有自己的价值观，并试图传递自己的价值观，寻找与自己价值观相同或相近的人共鸣，这些都毫不出奇，更不是什么值得羞愧、应该被批判的事情。
      《南都周刊》有价值观，凤凰卫视也有价值观，捍卫香港价值观更是被闾丘露薇女士身边的同事、同行们喊得震天响。闾丘露薇女士不仅从没有批评过这些媒体“传递的价值观”，而且还是积极的传递者之一。
      所以，向闾丘露薇女士学习一下坦率，可以相当肯定的说：闾丘露薇女士所反对和痛恨的，其实根本不是媒体，或是其它团体向受众传递自己主张的价值观本身，而是更具体的——反对如《环球时报》这样的中国中国（内地）媒体主张和传递的，是与她的基本价值观不一致的价值观。
      应当学会尊重与自己有不同价值观的媒体
      笔者在此无意评判《环球日报》和闾丘露薇女士的价值观，何者对何者错，何者高何者低，但笔者专门登录了闾丘露薇女士的博客，拜读了她近期的诸篇专栏文字，看到她在评论诸种见闻时，只要有可能，都会坚定的表达自己，力赞言论和新闻自由，就事论事，和事实没有调查清楚前不轻易下结论的态度。
      这当然是当今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正确，笔者也举双手赞同。不过笔者还以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不能，勿迫于人，同样也是不证自明的道德规范。
      把自己的全球旅程作为一个个故事都写入专档，让读者可能羡慕可能向往，那怎么能够指责别人也关心外国，尤其是那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到底是一个怎么样五色斑斓的社会，就是不关注自己身边的现实国情呢？
      当谈到国内问题时，自己就经常自觉不自觉地拿美国是如何如何做的来进行比较，那怎么能够指责别家媒体动辄就以美国为对照对象，展开报道和评论呢？
      当把媒体的多元化，言论和新闻的自由，作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价值观原则，一而再、再而三的向受众传递，那么就不应该，仅仅因为不认同别人持有的价值观，就肆意地使用自己的名人地位，利用文字技巧和语言暴力贬低他人。
      “如何学习就事论事，如何学习抛弃诛心的思维，改变总是站在道德高度批评别人的习惯”。闾丘露薇女士，确实还需要努力。

http://www.guancha.cn/wei-feng/2012_12_28_116962.shtml

      中国人真的不关心国内吗
      近日里，香港著名的电视记者闾丘露薇女士在《南都周刊》上撰文，就国内媒体对于不久前几乎同时发生的两起中美小学重大受袭事件的报道关注度，进行了极其猛烈尖锐的批评，指责国内媒体居然在发生河南小学受袭后还大量刊发美国小学受袭事件的新闻，有违新闻媒体的职业良知。
      甚至于国内媒体的整个受众群，也就是大多数会关心新闻的国人，也没能逃脱闾薇女士严厉的责难——“中国内地的（媒体）受众们”被其断言更“关心”美国，确切地说是更关心美国发生的天灾人祸，而关心的目的是为了找到证据来“说明美国人民的生活是如此的凄苦，政府是如此的不堪”，却逃避对于遭遇不幸的同胞予以关注。
笔者相信，非常多的人会与笔者有同感——很多年来，类似的批评“中国（内地）人整体劣根性”的断言和文章，已经听的、看的记不清有多少了。同样，笔者也相信，很多人也会与笔者有同感，虽然此类的批评中，确实部分内容有一定的依据，但这种以整个国家、整个族群为范围的恶意批评，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经不起事实和逻辑的严格检验，最终被证明是夸张歪曲的煽动之词。很遗憾，一向以沉稳和理性形象示人的闾薇露薇女士就犯了同样的错误。
      首先，笔者不知道闾丘女士是依据什么统计数据，指责内地媒体以美国校园枪击案的报道压制河南小学受袭案。实际上，以笔者个人的记忆经验，由于两个案件的时差和信息传播途径关系，12月15日国内媒体都在集中报道河南小学受袭案，到16日美国康州校园枪击案才大幅登上媒体版面。更何况以内地大多数新闻媒体的分类习惯，前者属于社会新闻，后者属于国际新闻，两者间连争夺固定版面的直接冲突都很小。
      其次，对于二者的追踪报道，国内媒体的侧重点也是完全不同的，对于康州枪击案，是关注其作为美国有史以来的第二大校园惨案，26名师生遇难本身的巨大悲剧，以及美国近年来连续不断发生校园枪击案映射出的特殊持枪文化。而对于河南小学受袭案，除了一般例见的要求查明事件真相，加强校园防范外，更有进一步关注内陆地区留守儿童问题的，有严厉批评当地政府事后反应疑似封锁信息的。
      以笔者看来，对比相关报道的深度，前者的报道虽然也热烈，说到底，仍然停留在介绍信息的层面，而后者才是新闻媒体替社会代言的更高境界的应所作为。闾丘女士作为一名资历深厚的专业新闻从业人员，对于这种十分明显的本质区别，除非并没有认真查阅过内地媒体的实际相关报道，不然完全不应该如此熟视无睹。
      另外，相对于言，这次河南小学受袭案有不幸中的大幸，虽然受伤的孩子多达22人，但幸无人死亡。相较之下，显然美国康州校园枪击案的严重性远远超过之，加之美国无可否认的世界中心国家地位的加分，从而具有更强的新闻性，这也是一个客观的事实。闾丘女士虽然使用了区分“中国新闻”和“外国新闻”的手段，批判国内媒体也给了康州案重头报导是“移情外国”。但如果连续多日里只剩下一件事情被允许大谈特谈，其它消息再有新闻性，也要以某种政治和道德理由加以全面封杀，那才是新闻媒体的末日。这一点基本常识，从业多年的闾丘露薇女士更是不可能不心知肚明。
      闾丘露薇女士和香港媒体做不到她自己宣称的标准
      闾薇露薇女士很煽情，也很占据道德制高点地宣称，“如果同一天，香港发生了河南这样的事情，那美国枪击案在新闻的篇幅上会占多大的比例？我可以想象，对于香港媒体以及香港民众来说，这个时候，已经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关心美国发生了什么。”
      但笔者可以举出好几个非常类似的例子来印证，除非是世界大战爆发之类的特殊情况，没有一条重大新闻，可以且应该压制其它所有的新闻，让它们退出媒体和受众的关注。
      首先一个，就是闾丘露薇女士本人的故事。
      略微了解闾丘露薇女士经历的人都知道，她是以第一名挺进伊拉克战争腹地的中文女记者的身份，真正一举在中文区域内名声大噪的。具体来说，是从2003年3月24日开始，闾丘露薇女士在巴格达第一次向外界发出了战争现场报道，此后多月，整个中文区域受众对于伊拉克战争的高度关注，终让她以“战地玫瑰”的美号从此跻身于名记之列。
      这个年份，这个日期对于国人是不是还有些另外的熟悉？没错，笔者相信很多读者应该已经想起了，2003年的春季，正是中国数十年来遭遇的最严重的大范围传染病袭击——非典流行疫情大爆发的时候。
      毫无疑问，非典对于中国社会和绝大多数国人来说，无论是严重性、持续时间和长远影响，都是这次河南小学受袭案完全无法相提并论的，但从来没有人指责过闾丘露薇女士，居然成名于国难之际的纯外国事务报道之中，更没有人因此指责她“关心伊拉克、美国胜过关心中国”。
      假如说，2003年的非典和伊拉克战争已经离当下很久了，那么今年10月1日，香港南丫岛撞船事件，38人死亡，超过100人受伤，这是香港数十年来最大的惨案！这总是“当下、重大”，而且就是闾丘露薇女士本人所在之地发生的悲剧无比的事件了吧。
      拜当代网络咨讯的发达，笔者上网查询了香港《东方日报》《经济日报》等几家香港主要报刊10月初几日的旧报，发现南丫岛撞船事件虽然被作为重大新闻报道，但其它版面，包括国际、外地、经济乃至娱乐八卦新闻，仍然基本如故，并无与往常明显相异的安排。
      如果闾薇露薇女士能看到此篇小文的话，能不能凭着自己的良心和信誉，说一句，“当南丫岛撞船事件发生后，香港媒体以及香港民众在那个时候，已经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关心发生了其它什么外国、外地，或是其它类型的新闻、故事了”呢？
      闾丘露薇女士不应对持不同价值观的媒体和受众恶语相向
      闾丘露薇女士的态度，在这段话中恐怕是显露的最明显、最彻底了——“我常常在国内出差坐飞机的时候，听到身边的乘客问空服人员：‘有《环球时报》吗？’那个时候，我的脑海里面总是会浮想起杨恒均笔下的那个卖咸鸭蛋的老太太，虽然生活清贫，但是她还在担心着遭受金融危机冲击的美国人民，因为在她看来，他们比她更苦。”
坦率的说，笔者不知道闾丘露薇女士写下此段文字时，是不是穿越回了几十年前的世界里，才能认真说出以上的话。
      笔者有时也读《环球时报》，也知道它经常被海外认为是一份倾向权威和稳定的报纸，对它的编辑立场有所批评本来是很正常的意见之争。但笔者完全想象不出，一个小说家笔下，无人证无旁证的无名老太太的一句话，如何居然能成为给一份发行量巨大的报纸，以及它的整个读者群定性的证据。这让笔者不由得联想起两个笑话：
      一个是在前两年，一家台湾电视台的某个节目，请来的所谓“专家”信誓旦旦的向观众保证，他在深圳亲眼所见，绝大多数大陆人直到现在也没吃过，也吃不起茶叶蛋和方便面。
      另一个笑话：加拿大的一位前外交官2008年在《渥太华公民报》著文称，中国（内地）其实只有30万人买得起可乐。
      不知道闾丘露薇女士是否看到过这两则消息？如果看到了，会不会也改头换面地拿去，当作内地经济落后、贫富分化的铁证呢？
      从一份报纸，就能联想到这些读者必然反美、必然民粹的思维联系方式，实在让人难以想象闾丘露薇女士是如何理解新闻自由的理念的。笔者孤陋寡闻，只觉得甚至没有听说过，哪怕是文革中最不讲理的红卫兵，因为在路上偶然看到某人手里拿的是份《文艺报》而不是《语录》，就把此人当场断定为“对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生活方式极度向往”的。
      当然，除非是为了作情报或研究工作，没有人会坚持购买一份观点和立场与自己完全不同的媒体。但是有自己的价值观，并试图传递自己的价值观，寻找与自己价值观相同或相近的人共鸣，这些都毫不出奇，更不是什么值得羞愧、应该被批判的事情。
      《南都周刊》有价值观，凤凰卫视也有价值观，捍卫香港价值观更是被闾丘露薇女士身边的同事、同行们喊得震天响。闾丘露薇女士不仅从没有批评过这些媒体“传递的价值观”，而且还是积极的传递者之一。
      所以，向闾丘露薇女士学习一下坦率，可以相当肯定的说：闾丘露薇女士所反对和痛恨的，其实根本不是媒体，或是其它团体向受众传递自己主张的价值观本身，而是更具体的——反对如《环球时报》这样的中国中国（内地）媒体主张和传递的，是与她的基本价值观不一致的价值观。
      应当学会尊重与自己有不同价值观的媒体
      笔者在此无意评判《环球日报》和闾丘露薇女士的价值观，何者对何者错，何者高何者低，但笔者专门登录了闾丘露薇女士的博客，拜读了她近期的诸篇专栏文字，看到她在评论诸种见闻时，只要有可能，都会坚定的表达自己，力赞言论和新闻自由，就事论事，和事实没有调查清楚前不轻易下结论的态度。
      这当然是当今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正确，笔者也举双手赞同。不过笔者还以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不能，勿迫于人，同样也是不证自明的道德规范。
      把自己的全球旅程作为一个个故事都写入专档，让读者可能羡慕可能向往，那怎么能够指责别人也关心外国，尤其是那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到底是一个怎么样五色斑斓的社会，就是不关注自己身边的现实国情呢？
      当谈到国内问题时，自己就经常自觉不自觉地拿美国是如何如何做的来进行比较，那怎么能够指责别家媒体动辄就以美国为对照对象，展开报道和评论呢？
      当把媒体的多元化，言论和新闻的自由，作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价值观原则，一而再、再而三的向受众传递，那么就不应该，仅仅因为不认同别人持有的价值观，就肆意地使用自己的名人地位，利用文字技巧和语言暴力贬低他人。
      “如何学习就事论事，如何学习抛弃诛心的思维，改变总是站在道德高度批评别人的习惯”。闾丘露薇女士，确实还需要努力。

http://www.guancha.cn/wei-feng/2012_12_28_116962.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