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治大国战略的背景、理念与论争

来源：百度文库编辑：超级军网时间：2024/04/29 20:57:35

【中国日报环球资讯】
金熙德
80年代中期以来，争当“政治大国”成为日本的战略目标。本文旨在对这一战略形成的背景、理念以及日本各界围绕该战略的论争作一分析与概括。
政治大国战略的提出
二战以后，日本在战败和被美军占领的特殊条件下，选择了一条作为“通商国家”而生存与发展的道路，形成了以“经济立国”为核心的国家战略。高坂正尧曾指出：战后日本实施的是“典型的小国外交”。[①]
战后日本以战败国身份重返国际社会，其政治外交和军事外交能力受到削弱和制约，惟独其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也是其对外影响能力不断提高、其行使对外影响的政治意志随之增强的进程。
1982年11月当选为首相的中曾根康弘，于翌年接连发表了关于争当政治大国的言论。1983年7月14日，他在政策演讲中称：“今后日本作为国际国家应同经济力量相称地在政治方面也积极发言，并履行义务。”7月28日，他在家乡群马县的演讲中称：“要在世界政治中加强日本的发言权，不仅增加日本作为经济大国的分量，而且增加作为政治大国的分量。”这是日本首相首次用“政治大国”的概念代替“国际地位”的提法。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以“美主日从”为特征的战后日美关系框架也开始发生演变。与50年代的日美关系相比，80年代日本与美国的经济实力差距已大为缩小。以此为背景，美国的对日政策也从保护与扶植逐渐转向压其在共同防卫和对外援助等领域分担更多的“负担”。作为其代价，美国在一定范围内也逐步满足日美对等的政治要求。在双边经济关系上，美国对日本“倾盆大雨”式的出口攻势和对国内市场的保护主义作法日益失去宽容心态，不断加大“敲打日本”的力度。日本在美国的压力之下节节退让，其对美国的不满情绪也随之逐渐增大，日美经济摩擦出现了不断升级之势。这些变化，也对日本决策层确立更为独立自主的政治大国战略构想产生了推动作用。
80年代后期出任首相的竹下登，把“国际贡献”的侧重点放在推动解决“南北问题”方面。这与把侧重点放在“东西问题”之上的中曾根外交形成了鲜明对照。中曾根外交和竹下外交典型地代表了并存于日本政治大国外交思路中的两种不同倾向。　
此时期日本的内外环境变化，也为其尝试“全方位外交”提供了必要条件。内外环境变化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70年代初冲绳回归日本和日中邦交正常化，标志着日本外交开始超越“战后处理”阶段而转向新的目标；其二，1975年成为西方发达国家首脑会议成员标志着日本经济大国地位正式得到西方国家的承认，70年代后期开始制定“政府开发援助中期计划”则标志着日本援助大国的地位的确立；其三，在1979年以后的美苏“新冷战”环境下，日本开始改变外交“低姿态”，强调主动承担作为“西方一员”的责任与义务；其四，日本在50年代中期谋求对苏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就已尝试尽可能减少“向美一边倒”外交的弊端，70年代初的日中复交给日本外交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回旋余地，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更促使日本深感“全方位外交”的必要性。80年代以来，日本外交目标的重心逐渐从促进经济发展转向改善国际形象，其活动范围也日益超出美、欧、亚而渐次向中东、非洲、中南美拓展。以这些外交成果为铺垫，日本外交的目标开始得到调整，其对外行为方式日益发生转变。这一外交调整的核心，就是超越战后形成的外交体系而构筑新的政治大国外交体系。
随着内外环境的逐一变化，各界精英中陆续出现了要求变“中小国家外交”为“大国外交”的呼声。80年代末90年代初，外务省高官栗山尚一多次撰文就日本对外姿态的调整方向作了阐述，展开了“大国论”。在他看来，国际秩序是由大国来形成和维护的，中小国家的使命只是很好地适应既成秩序，以维护本国利益；如今日本要摆脱以往的“中小国家外交”而向“大国外交”过渡。[②] 
日本外务省1991年版《外交蓝皮书》指出：日本已能对有关国际秩序的所有问题产生很大影响，尤其是必须在亚太稳定与发展方面“起到中心作用”。[③]

以“普通国家论”开路
进入90年代以后，日本各界对走向政治大国的态度日益趋同。但在对这一目标的理解与表述以及实现步骤与手段等方面，则存在着“渐进保守派”、“激进保守派”和“自由派”三种倾向。其中，前两派在长远目标上并无原则分歧，只是在步骤与手段上略有差异而已。
“激进保守派”的突出特征是不加掩饰和明确地阐述其政治主张，从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出保守势力的长远目标。这一派的主张，在小泽一郎《日本改造计划》一书所倡导的“普通国家论”中得到了高度概括。
50年代初期由吉田茂首相奠基的“保守本流”路线，是以日美基轴和经济中心主义为核心的“渐进保守”路线，后由池田勇人和佐藤荣作等人予以继承。该路线的主要特征是：第一，从战败的现实出发，接受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改革；第二，在外交上采取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姿态，不在价值判断上花费精力；第三，在国家发展道路上选择先易后难的倾斜战略，集中精力谋取经济发展实惠；第四，在走向政治大国方面注重内外舆论，采取稳妥渐进方式。
“保守本流”路线始终面对来自“革新势力”和保守势力内部的挑战。“革新”路线起到了牵制“保守本流”向“激进保守”转化的作用，但终究未能取代保守势力的执政地位。在保守势力内部，则存在着对“保守本流”路线的两种挑战，一种是以鸠山一郎和石桥湛山为代表的“温和保守派”倾向，一种是以岸信介为代表的“激进保守派”倾向，后者为现阶段的“普通国家”路线奠定了基础。
如今，“革新势力”已极度衰落，“温和保守派”亦形不成多大气候，日本政治的主流基本上在“渐进保守”与“激进保守”之间摇摆不定。这两派所追求的总体目标并无二致，差异仅在于其实现步骤与策略方面。“渐进保守”注重国内政局与内外舆论，不公开打出努力目标，不喜欢政治冒险和强行突破，宁愿采取稳妥渐进的方式；“激进保守”的特点则与此正好相反。
“激进保守”的真意，就在于尽早摆脱战后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改革中形成的法律与体制束缚，力图成为一个具有经济、政治、军事等全面影响能力的综合性大国，“普通国家论”就是这一路线的集中反映。这个路线的目标包括如下内容：其一，突破宪法第九条的束缚，名正言顺地拥有军队和集体自卫权以及对外军事行动能力；其二，改变经济大国的单一特征，成为拥有综合外交能力的政治大国；其三，调整对外关系，提高对美关系中的对等程度和对中、俄、西欧关系中的相对地位；其四，提高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和干预能力，成为举足轻重的全球性大国。
小泽一郎的“普通国家论”，以90年代初期日本的鼎盛实力和有利的国际环境为背景，对“激进保守”路线进行了总体概括。小泽称，“日本远未成为普通国家，而是成为一个‘单肺国家’”。[④] 
他认为，“普通国家”需要两个必要条件：“其一，对于国际社会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就把它作为理所当然的事情来尽自己责任去实行。……这一点在安全保障领域尤为如此。”“其二，对为构筑富裕稳定的国民生活而努力的各国，以及对地球环境保护等人类共同课题，尽自己所能进行合作。”他认为，日本在“经济援助”等领域已作出了一些国际贡献，在“安全保障”方面却远不尽人意。[⑤] 
可见，“普通国家论”的要害就在于以“为国际安全作贡献”为由，突破“和平宪法”束缚和内外舆论牵制而重新获得对外行使武力的手段。为了论证“为国际安全作贡献”的必要性，“普通国家论”以强化日美同盟和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为正面理由，[⑥] 以所谓“中国和朝鲜半岛是亚太地区最大的不稳定因素”这样的荒谬命题作为反证理由。[⑦] 
“普通国家论”显然具有如下两个致命弱点：其一，它未能很好地解答“和平宪法”下的和平发展路线与“普通国家论”何者更符合日本及国际社会利益的问题；其二，它掩盖了日本至今遗留的历史认识问题，回避了日本的对外军事作用并不受亚洲各国欢迎这一基本事实。
“普通国家论”以直接、激进的语言说出了日本一些精英想说而未能说出的话。《日本改造计划》出版后，立即在日本列岛激起了很大反响，成为一再重印的畅销书。然而，“普通国家论”同时也一再受到了反对和批判，使这一理论成为争议的一大焦点。这种情况正好说明，冷战后日本各界围绕未来国家模式正在展开探索与论争。

结盟说、海权论、共同价值论
在世纪之交，日本外交的基本思路是：力图走出一条既能坚持日美同盟、又能获得政治大国地位的两全之路。这一思路以如下三种理论为主要依据。【中国日报环球资讯】
金熙德
80年代中期以来，争当“政治大国”成为日本的战略目标。本文旨在对这一战略形成的背景、理念以及日本各界围绕该战略的论争作一分析与概括。
政治大国战略的提出
二战以后，日本在战败和被美军占领的特殊条件下，选择了一条作为“通商国家”而生存与发展的道路，形成了以“经济立国”为核心的国家战略。高坂正尧曾指出：战后日本实施的是“典型的小国外交”。[①]
战后日本以战败国身份重返国际社会，其政治外交和军事外交能力受到削弱和制约，惟独其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也是其对外影响能力不断提高、其行使对外影响的政治意志随之增强的进程。
1982年11月当选为首相的中曾根康弘，于翌年接连发表了关于争当政治大国的言论。1983年7月14日，他在政策演讲中称：“今后日本作为国际国家应同经济力量相称地在政治方面也积极发言，并履行义务。”7月28日，他在家乡群马县的演讲中称：“要在世界政治中加强日本的发言权，不仅增加日本作为经济大国的分量，而且增加作为政治大国的分量。”这是日本首相首次用“政治大国”的概念代替“国际地位”的提法。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以“美主日从”为特征的战后日美关系框架也开始发生演变。与50年代的日美关系相比，80年代日本与美国的经济实力差距已大为缩小。以此为背景，美国的对日政策也从保护与扶植逐渐转向压其在共同防卫和对外援助等领域分担更多的“负担”。作为其代价，美国在一定范围内也逐步满足日美对等的政治要求。在双边经济关系上，美国对日本“倾盆大雨”式的出口攻势和对国内市场的保护主义作法日益失去宽容心态，不断加大“敲打日本”的力度。日本在美国的压力之下节节退让，其对美国的不满情绪也随之逐渐增大，日美经济摩擦出现了不断升级之势。这些变化，也对日本决策层确立更为独立自主的政治大国战略构想产生了推动作用。
80年代后期出任首相的竹下登，把“国际贡献”的侧重点放在推动解决“南北问题”方面。这与把侧重点放在“东西问题”之上的中曾根外交形成了鲜明对照。中曾根外交和竹下外交典型地代表了并存于日本政治大国外交思路中的两种不同倾向。　
此时期日本的内外环境变化，也为其尝试“全方位外交”提供了必要条件。内外环境变化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70年代初冲绳回归日本和日中邦交正常化，标志着日本外交开始超越“战后处理”阶段而转向新的目标；其二，1975年成为西方发达国家首脑会议成员标志着日本经济大国地位正式得到西方国家的承认，70年代后期开始制定“政府开发援助中期计划”则标志着日本援助大国的地位的确立；其三，在1979年以后的美苏“新冷战”环境下，日本开始改变外交“低姿态”，强调主动承担作为“西方一员”的责任与义务；其四，日本在50年代中期谋求对苏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就已尝试尽可能减少“向美一边倒”外交的弊端，70年代初的日中复交给日本外交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回旋余地，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更促使日本深感“全方位外交”的必要性。80年代以来，日本外交目标的重心逐渐从促进经济发展转向改善国际形象，其活动范围也日益超出美、欧、亚而渐次向中东、非洲、中南美拓展。以这些外交成果为铺垫，日本外交的目标开始得到调整，其对外行为方式日益发生转变。这一外交调整的核心，就是超越战后形成的外交体系而构筑新的政治大国外交体系。
随着内外环境的逐一变化，各界精英中陆续出现了要求变“中小国家外交”为“大国外交”的呼声。80年代末90年代初，外务省高官栗山尚一多次撰文就日本对外姿态的调整方向作了阐述，展开了“大国论”。在他看来，国际秩序是由大国来形成和维护的，中小国家的使命只是很好地适应既成秩序，以维护本国利益；如今日本要摆脱以往的“中小国家外交”而向“大国外交”过渡。[②] 
日本外务省1991年版《外交蓝皮书》指出：日本已能对有关国际秩序的所有问题产生很大影响，尤其是必须在亚太稳定与发展方面“起到中心作用”。[③]

以“普通国家论”开路
进入90年代以后，日本各界对走向政治大国的态度日益趋同。但在对这一目标的理解与表述以及实现步骤与手段等方面，则存在着“渐进保守派”、“激进保守派”和“自由派”三种倾向。其中，前两派在长远目标上并无原则分歧，只是在步骤与手段上略有差异而已。
“激进保守派”的突出特征是不加掩饰和明确地阐述其政治主张，从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出保守势力的长远目标。这一派的主张，在小泽一郎《日本改造计划》一书所倡导的“普通国家论”中得到了高度概括。
50年代初期由吉田茂首相奠基的“保守本流”路线，是以日美基轴和经济中心主义为核心的“渐进保守”路线，后由池田勇人和佐藤荣作等人予以继承。该路线的主要特征是：第一，从战败的现实出发，接受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改革；第二，在外交上采取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姿态，不在价值判断上花费精力；第三，在国家发展道路上选择先易后难的倾斜战略，集中精力谋取经济发展实惠；第四，在走向政治大国方面注重内外舆论，采取稳妥渐进方式。
“保守本流”路线始终面对来自“革新势力”和保守势力内部的挑战。“革新”路线起到了牵制“保守本流”向“激进保守”转化的作用，但终究未能取代保守势力的执政地位。在保守势力内部，则存在着对“保守本流”路线的两种挑战，一种是以鸠山一郎和石桥湛山为代表的“温和保守派”倾向，一种是以岸信介为代表的“激进保守派”倾向，后者为现阶段的“普通国家”路线奠定了基础。
如今，“革新势力”已极度衰落，“温和保守派”亦形不成多大气候，日本政治的主流基本上在“渐进保守”与“激进保守”之间摇摆不定。这两派所追求的总体目标并无二致，差异仅在于其实现步骤与策略方面。“渐进保守”注重国内政局与内外舆论，不公开打出努力目标，不喜欢政治冒险和强行突破，宁愿采取稳妥渐进的方式；“激进保守”的特点则与此正好相反。
“激进保守”的真意，就在于尽早摆脱战后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改革中形成的法律与体制束缚，力图成为一个具有经济、政治、军事等全面影响能力的综合性大国，“普通国家论”就是这一路线的集中反映。这个路线的目标包括如下内容：其一，突破宪法第九条的束缚，名正言顺地拥有军队和集体自卫权以及对外军事行动能力；其二，改变经济大国的单一特征，成为拥有综合外交能力的政治大国；其三，调整对外关系，提高对美关系中的对等程度和对中、俄、西欧关系中的相对地位；其四，提高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和干预能力，成为举足轻重的全球性大国。
小泽一郎的“普通国家论”，以90年代初期日本的鼎盛实力和有利的国际环境为背景，对“激进保守”路线进行了总体概括。小泽称，“日本远未成为普通国家，而是成为一个‘单肺国家’”。[④] 
他认为，“普通国家”需要两个必要条件：“其一，对于国际社会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就把它作为理所当然的事情来尽自己责任去实行。……这一点在安全保障领域尤为如此。”“其二，对为构筑富裕稳定的国民生活而努力的各国，以及对地球环境保护等人类共同课题，尽自己所能进行合作。”他认为，日本在“经济援助”等领域已作出了一些国际贡献，在“安全保障”方面却远不尽人意。[⑤] 
可见，“普通国家论”的要害就在于以“为国际安全作贡献”为由，突破“和平宪法”束缚和内外舆论牵制而重新获得对外行使武力的手段。为了论证“为国际安全作贡献”的必要性，“普通国家论”以强化日美同盟和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为正面理由，[⑥] 以所谓“中国和朝鲜半岛是亚太地区最大的不稳定因素”这样的荒谬命题作为反证理由。[⑦] 
“普通国家论”显然具有如下两个致命弱点：其一，它未能很好地解答“和平宪法”下的和平发展路线与“普通国家论”何者更符合日本及国际社会利益的问题；其二，它掩盖了日本至今遗留的历史认识问题，回避了日本的对外军事作用并不受亚洲各国欢迎这一基本事实。
“普通国家论”以直接、激进的语言说出了日本一些精英想说而未能说出的话。《日本改造计划》出版后，立即在日本列岛激起了很大反响，成为一再重印的畅销书。然而，“普通国家论”同时也一再受到了反对和批判，使这一理论成为争议的一大焦点。这种情况正好说明，冷战后日本各界围绕未来国家模式正在展开探索与论争。

结盟说、海权论、共同价值论
在世纪之交，日本外交的基本思路是：力图走出一条既能坚持日美同盟、又能获得政治大国地位的两全之路。这一思路以如下三种理论为主要依据。

结盟说二战以后，在美国的主导和日本的有限选择下，日美间形成了以《日美安全条约》为纽带的同盟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以自民党为中心的保守执政势力中形成了维护这一同盟的如下逻辑：近代以来日本与最强国结盟的时期是对自身安全最有利的时期，持续20年（1902～1921）的日英同盟和持续近50年（1951～至今）的日美同盟是最符合日本利益的对外关系模式；反之，一旦与最强国的关系破裂，日本就会遭到失败。这种逻辑在90年代中期以来再度受到青睐，成为日美同盟“再定义”的主要依据。日本决策层所信奉的结盟说，是根深蒂固的强者崇拜和结盟信仰的反映。日本的这种心理，是汲取二战教训、总结结盟经验、反思自身国情以及亲美路线的惯性等多种因素作用下的产物。各界精英中的同盟拥护论者，主要以如下几种理论为论据。一是直言不讳的“与强者为伍论”，即把与强国结盟视为维护日本利益的最佳捷径。二是以某种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共同价值论”，即以价值观的相同作为结盟的依据。三是权宜主义的“维持现状论”，即主张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最现实的选择就是结盟。二战后日本确立日美同盟路线，是在被美军占领时期回旋余地极其狭小的情况下作出有限选择的结果。然而，经过战后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保持稳定的日美同盟已成为日本必欲极力维护的根本利益之一。通过坚持结盟路线，日本谋求获取如下三重利益：免遭美国的猜疑与威胁，得到美国的安全保护和经济便利，保持对非同盟国家的战略优势。日美同盟的基本结构是“美主日从”。在这一双边框架下，对于日本来说，日美同盟决非仅仅是一种“福音”，而是一把时刻顶在身边的“双刃剑”。一方面，日美同盟既具有“对外”功能，即共同防范所谓“地区不稳定因素”以及中、俄两国的潜在“挑战”；另一方面，它又具有“对内”功能，即发挥防止日本军事大国化的“瓶盖”作用。就国际关系的历史与现状而言，自动卷入同盟国的对外争端，是结盟政策的固有特性。尤其是当同盟关系含有不对等的主从性质时，结盟政策更是从一开始就以牺牲从属者的部分利益为代价。日本既从该结盟得到“实惠”，同时也要为此付出受到美国控制、牺牲外交自主性、损害其他对外关系等沉重代价，[⑧] 时刻面对日美同盟与其他对外关系相互矛盾的“同盟困境”。[⑨] 日本决策层对此并非没有认识，只是认为现阶段日美同盟利大于弊，或尚无能力对结盟路线作出重大调整。80年代末90年代初，“脱美入亚”倾向曾有所进展，当时日本大量涌现的有关“综合安保”、“多极化”、“后霸权时代”的论著，显示着各界精英曾探索独立自主外交与防卫以及构筑地区多边安全框架的途径。然而，到了90年代后半期，“脱亚入美”倾向重新得到加强，提倡“脱美入亚”的主张再次降温。就目前而言，占主流地位的依然是“脱亚入美”派见解，而“入美入亚”派见解正稳步扩大影响，“脱美入亚”派则尚处于少数派地位。海权论二战以后，日本在被美军占领的同时，在心理上彻底败给了美国。而这种“心理战败”，并不是从道义上对其侵略战争的深刻反省，而是处于对美国的强大实力的由衷恐惧。从“恨美”转向“恐美”再转向“崇美”，这样一个转变过程构成了战后日本对外战略的心理基础。战后日本把结盟的对象从德意转向了美英，随之其地缘政治战略重心也从“陆权论”转向“海权论”。较早的有高坂正尧的《海洋国家日本的构想》一书。近年来，此类论著和有关研讨会呈现出升级之势。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一例是，1998年以来日本政府的智囊机构“日本国际论坛”启动了为期4年的系列研讨会项目——“海洋国家日本：其文明和战略”研讨会。其中，1999年度共举行4次研讨，并把专家、学者的发言汇集成《21世纪日本的大战略——从岛国走向海洋国家》一书予以出版。[⑩]近来，文明论学者梅棹忠夫从文明论的角度论证了海洋与日本的密切关联，提倡了走向海洋的对外战略。他主张：“不是关心大陆，而是关心大海吧。……走向大陆就要朝往东西同纬度方向，而走向海洋则意味着考虑南北同经度联盟。”[11] 当然，梅棹虽然强调走向海洋，但并没有主张向太平洋东岸的美国靠拢，而是提倡与日本南部的各太平洋岛岛国结成联合体。以“海权论”为依据主张强化日美同盟的，主要是一些亲美派国际政治学者和防卫与战略专家。他们主张，海权的优点就在于保障强大的海洋运输能力及便利的国际贸易条件。日本从其地理位置来看，带有半大陆、半海洋的性质，在历史传统上则更近于大陆国家，而未曾成为海洋国家。他们认为，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当日本与海洋国家结盟时就得以繁荣，当与大陆国家结盟时就要失败。“开港”后不久，日本与海洋国家英国结盟、在海洋国家美国的支援下打败了大陆势力俄罗斯；在一战中，日本又协助英国打败了大陆国家德国；但后来，日本与德国结盟，其结果惨遭失败。他们认为，明治政府曾在法制建设等广泛领域向德国学习，深受大陆国家的影响；后来，以德国为先师的陆军主张“北进论”，以英国为楷模的海军主张“南下论”，其结果是大陆型生存空间理论占了上风，最终把日本引向了战败。基于此，他们把二战后日本的振兴称之为“海权论”的成功范例，认为日本与海洋国家美国结盟，是维护自身安全，实现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重要保证。[12] 经过这番正反两方面的论证与铺垫，他们的结论是：日本作为资源贫乏的“边缘地区”国家，不能重走大陆国家或与大陆国家结盟的道路，而必须在海洋国家美国的霸权之下，通过强化日美同盟，致力于维护“基于海洋价值观的世界秩序”。[13]值得关注的是，“海权论”在一些日本精英那里，不仅成为论证日美同盟必要性的理论工具，而且还变成了“一褒一贬”、制造假想敌的手段。他们基于陆权理论断言大陆国家都具有扩张欲望，再据此牵强附会地引申出了“中国威胁论”。可见，在这些日本精英的“海权论”之中，对日美同盟的“合理化”和对中国的“妖魔化”，自始便构成了互为表里的整体。其实，联想到日美同盟“再定义”的进程便可知晓，90年代中期以来日美同盟与中日关系之间的“零和”性质明显增大。因此，这种颇具挑战性和威胁性的日本版“海权论”，不能不引起中国人的高度关切和警惕。共同价值论在冷战后的世界里，日本究竟以何种理念作为其对外战略的优先理念？是国家利益？还是意识形态因素？80年代末以来，随着冷战趋于终结，日本先是出现了“脱离意识形态”现象，“国家利益”概念日益受到广泛的重视。以冷战结束为背景，日本开始探索把外交政策的基点从“以东西方划线”转到“以国家利益为判断标准”，把外交重点相对从“西方一员”转到“亚太一员”，并相对提高对“联合国中心”原则的重视程度。日本外务省的1991年版《外交蓝皮书》开门见山地指出：东西方冷战的结束，使“西方”这一概念的意思变得模糊不清。[14] 1995年1月，外相河野洋平在一篇文章中更是认为，美国实力的下降和东亚经济的发展，使国际结构发生了变化，要求日本加强务实的双边关系；“西方一员”的概念失去其实际内容，日本已不能再根据这一概念作出外交判断，而应以是否符合国家利益为对外政策的依据。[15]然而，正当河野文章发表时，日本对外政策思想的潜流却又在发生新的变化，基于“国家利益说”的冷战后现实主义思想在河野文章以后便转入低潮，取代“国家利益说”而占据主流地位的是“日美共同价值论”。9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对外政策思想讨论中的“意识形态化”倾向增强，“国家利益说”则退居其次。战后日本外交的重要特征就在于以经济外交为主要手段，当今居世界首位的援助大国地位是日本外交的主要强项。然而，正是在这一领域，日本也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以往长期坚持的立足于“南北问题”的“开发援助”理念，而采取了对他国施加政治影响的“战略援助”理念，开始动辄对受援国拿起停减援助的制裁大棒。[16] 日本内阁于1992年6月制定的《政府开发援助大纲》，就是这一政策转折的重要标志。日本津津乐道于“日美共同价值论”，一方面谋求以此取媚于美国以巩固日美关系，并在西方集团里站稳脚跟；另一方面则谋求通过打出外交理念来改变战后外交的低姿态传统，增强对外影响能力。然而，这种外交姿态由“低”向“高”的调整，必然导致日本与其他国家之间、尤其是其周边邻国之间的传统关系受到重大影响，使之发生重新定位与战略调整。这一过程难免伴随不同程度的震荡与摩擦，亦难以排除导致战略对立的可能性。于是，近代以来日本外交始终面对的困境——如何对待美欧和亚洲的困境——再次以得于对美欧外交而失于对亚外交的方式尖锐地表现出来。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看，90年代日本外交理念表现为以意识形态划线的理想主义色彩和以“与强者为伍”为信条的现实主义手法的奇特统一。就其总体功效而言，日本外交的意识形态化正产生着束缚其自身的手脚、缩小其外交回旋余地的作用。政治大国战略的舆论环境在自民党和社会党、保守势力与革新势力相互对峙的“55年体制”下，日本的新闻媒介也曾相应地分化为一定的不同政治倾向序列。如《读卖新闻》倾向保守，《朝日新闻》对政府持有批判立场，《产经新闻》观点偏右……如此等等。然而，以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为背景，日本政局发生了“55年体制”崩溃、自民党的优势地位失而复得、各在野党的政策纷纷“自民化”的重大演变。在这些变化中，日本传媒之间的政治倾向差距大为缩小。近年来，在有关日本对外战略与对外关系的很多重要问题上，日本各主要新闻媒介往往表现出了高度的一致性。各界精英的言论与著述，既典型地反映着各类社会舆论，同时也对社会舆论产生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和导向作用。综观近年来日本的主要报刊，不难发现各界精英的言论趋向也反映着“革新势力”消退、“保守势力”膨胀的现实，保守化倾向明显增强，对这些倾向的牵制势力及其舆论则显著退潮。国内舆论的保守化、右倾化趋向，大大改变了日本决策层的决策与实施环境。40多年来曾为“保革对立”主要焦点的《日美安全条约》，如今已得到了几乎所有政党的拥护或认可；“修宪”这一以往哪怕说出口都要遭到舆论谴责的敏感话题，如今已不仅不再遇到强有力的舆论牵制，而且正得到各主要政党的争相推动。80年代后期以来，以石原慎太郎为主要代表之一的新民族主义思潮出现了蔓延之势。石原一方面强烈主张日本应摆脱美国附庸的地位，另一方面又肆意否认日本侵略中国等亚洲国家的历史。这样一种赤裸裸的新民族主义思潮却在日本社会得到了广泛共鸣，这一点可从他的几部“说‘不’”的书一再畅销、石原本人当选东京都知事等事例中得到证明。在90年代，为日本的侵略历史翻案的动向愈演愈烈。政界有自民党的“历史问题研究会”等由上百名议员参与的大规模翻案活动，学界有“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等组织给翻案活动披上了“学术”的外衣，舆论界的几个杂志则更是以不分青红皂白地否认侵略历史、漫骂亚洲邻国为“特色”，在书店里可以看到否认侵略历史的书籍的种类大大超过正确描写历史的书籍，而那些客观地描绘了历史的人们则在法庭连遭败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对本国的侵略历史不太知情、不够反省的日本新生代，在国内新民族主义面前缺乏识别能力，[17]在亚洲国家对日本右翼思潮的极度反感面前缺乏正确姿态。如此的舆论环境，将把日本的政治大国战略推向何处，不能不令世人忧虑。民生大国论、小国主义和中间力量说90年代以来，在日本通过“普通国家论”这一桥梁而迈向“政治大国”的进程中，也出现了各类与此不同的国家战略、模式及蓝图。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有“民生大国论”、“小国主义”以及“中间力量说”等。“民生大国论”小泽的“普通国家论”旨在彻底改变战后日本国家模式和对外战略，因此必然遇到来自体制、法制以及内外舆论等方面的抵制。与“普通国家论”相对立的各种宏观思路当中，最具代表性者当属“民生大国（Civilian Power）论”。其首倡者是朝日新闻的资深记者船桥洋一，首见于由他主编、8位学者合著的《日本战略宣言——以民生大国为目标》（Civilian Manifesto,1991年11月出版，以下简称《宣言》）一书。对待“经济大国”和“军事大国”，《宣言》都持反对态度，并提出了“民生大国”的概念：“我们反对日本成为军事大国”，“我们也反对停留在经济大国。经济力量必然成为军事力量的历史法则是不存在的。不能把日本的经济力量变为军事力量，而应把它发展成为全球性民生大国（global civilian power）”；[18] 船桥主张，日美同盟必须坚持，但应根据冷战后的形势下予以改造，建立“日美相互支援体制”，改变过度的“贴近美国外交”，以多边（联合国、关贸总协定）、日美欧三极（G7、OECD）、地区（ASEAN扩大外长会议、APEC）等多重外交予以平衡。他在1993年著《日本对外构想》一书中指出：近代以来日本始终未能很好地解决的亚洲问题，如今“在日本史上首次在全球化中得到解决的途径”。[19] 他认为，最大的障碍在于日本自己，即就在于能否认真清算侵略历史，从而真正得到亚洲国家的信任。与“普通国家论”相比，“民生大国论”的最大特色就体现在其反省历史、尊重战后和平发展路线、强调非军事性国际贡献等方面。美国学者入江昭在1991年出版的《新版日本外交》一书中认为，日本要想使经济实力不发展成为军事实力，就必须确立明确的外交思想；正因为日本缺乏这种努力，所以周边国家和美国都对日本潜在的军事实力抱有疑虑。[20] 日本在未能取得周边国家理解与支持的情况下急于发挥对外军事作用，只能造成各国对日本的疑虑与警惕。

“小国主义”日本的“小国主义”思想可谓源远流长。[21] 早在战前时期，石桥湛山等人就曾积极提倡“小日本主义”。[22] 在整个20世纪上半期，“小国主义”始终未能成为日本对外政策思想的主流理念。只有在战败的惨痛经历下，“小国主义”才得以在“低姿态”的“小国外交”中获得了在政策实践中表现自己的机会。战后日本保守执政势力采取的“小国外交”方式并不是自觉地对“小国主义”理念作出战略选择的结果，而是在战后内外条件的限制下作出的不得已的策略选择。执政势力中的“保守本流”的韬光养晦型政策思想与和平主义的“小国主义”形成了共存、对立的复杂局面。在90年代，与“大国外交论”和“普通国家论”针锋相对的理论，是武村正义在《虽小却熠熠发光的国家》一书中提出的“小国论”。武村的“小国论”继承了石桥湛山以来的“小国主义”传统，但这一理论在90年代未能占据主流地位。“中间力量说”对“大国主义”和“小国主义”提出微妙的补充或修正意见的是所谓“中间国家论”。日本一些论者提出，日本原本就不具备与美、中、俄等大国对等地展开“权利游戏”的能力，倒不如坚持作为“中间国家”而制定对外战略。[23] 这一理论在主张加强对美协调、增强日本的对外影响方面与上述的“借船出海”方式并无二致，但在目标与手段方面表现为更彻底的对美依赖主义和结构性的“霸权稳定论”，在这一点上与“大国外交论”的权宜性的日美同盟论划了一条界限。 综上所述，走向政治大国，是日本国力增大导致的主观愿望和客观进程。日本究竟将走向何种政治大国？这不仅事关日本自身的未来命运，而且因其将给亚太国际关系带来直接影响，因而世人正对此拭目以待。（原载：《东北亚学刊》2001年第1期）

[①] [日]高坂正尧：《日本存亡时刻》，讲谈社，1992年，第228页。
      [②] [日]栗山尚一：《动荡的90年代和日本的课题》，载[日]《外交论坛》1990年5月号。
      [③] [日]外务省编：《外交蓝皮书》，1991年版，第27～29页。
      [④] [日]小泽一郎，《日本改造计划》，讲谈社，1993年，第18页。
      [⑤] [日]小泽一郎，同上书，第102～105页。
      [⑥] [日]小泽一郎，同上书，第117页，第123页。
      [⑦] [日]小泽一郎，同上书，第115页。小泽还暗示了与台湾发展官方关系的可能性（第158页）。
      [⑧] 参见[日]船桥洋一：《思考同盟》，岩波书店，1998年，序言。
      [⑨] 关于“同盟困境”，参见[美]Glenn H. Snyder,The Security Dilemma in Alliance
      Politics,World Politics,Vol.34,No.3,July 1984,pp.461-495.
      [⑩] 参见[日]伊藤宪一监修：《21世纪日本的大战略——从岛国走向海洋国家》，霍雷斯特出版公司，2000年。
      [11] [日]梅棹忠夫：《海和日本文明》，载[日]《中央公论》，2000年第1期，第79页。
      [12] [日]平间洋一：《日本的选择：海洋地缘政治学入门》，载[日]《海洋手册第3卷》，日本财团，1998年，第47页。
      [13] [日]平间洋一，同上书，第60～63页。
      [14] [日]外务省编《外交蓝皮书》1991年版，第227～29页。
      [15] [日]河野洋平：《日本外交前进的方向》，载[日]《外交论坛》1995年第1期。
      [16] 关于援助理念，参见金熙德：《日本政府开发援助》，社会文献出版社，2000年。
      [17] 这一点可从近来鼓吹侵略有理的漫画书《战争论》在青年人中极其畅销窥见一斑。
      [18] 船桥一般以日语片假名来表述“civilian
      power”,但在《日本战略宣言》（讲谈社，1991年）一书的第15页和《日本的对外构想》（岩波书店，1993年）一书的第210页则以汉字“民生大国”予以表述。
      [19] [日]船桥洋一，同上书，第111页。
      [20] [美]入江昭：《新版日本外交》，中央公论社，1991年，第194页。
      [21] 关于“小日本主义”的来龙去脉，参见[日]田中彰：《小国主义——重读日本的近代》，岩波书店，1999年。
      [22] 参见[日]增田弘编：《小日本主义：石桥湛山外交论集》，草思社，1994年版。
      [23] 主张“中间力量说”的有学者添谷芳秀、众议员爱知和男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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