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打破资本逻辑，以国家安全为中心进行全面战略调整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00:27:35
<P>四．以“大国”立论的另一个积极意义，是首先承认国家利益的现实存在 </P>
<P>从地缘政治角度考虑问题，其出发点不是资本逻辑而是国家安全逻辑。风行中国15年的新自由主义不承认中国国家的合法性，认为只有资本控制和民主选举的政府才有合法性，在民主化以前不能谈国家统一，社会稳定，民族产业，人民福利，甚至宏观调控也一再被批判为“恢复计划经济”。他们尤其否定中国革命和毛泽东时期的合法性，只要能够改变“毛泽东式的集权”，怎么搞都可以，搞成“权力―寡头―买办”社会也可以，经济崩溃也可以，台湾独立也可以，所有这些，只不过是他们建立“新制度，理想社会”的代价，他们甚至到数学找根据――叫作“次优”。 </P>
<P>国家要素包括领土、主权、人口、文化和政府。政府好坏只是其中一个因素，不能因为政府体制有缺点就否定国家利益。政治学、法学和社会学可以批判国家体制，但国际关系学和地缘政治是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的。
其实，我们判断政府好坏的最重要标志就是，政府能不能保证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如不能保证就丧失基本合法性。民选与否当然很重要，其作用是：当政府不能保证国家和人民利益时，人民可弹劾之。在本质上，要求民主和维护国家利益是一致的。以国家安全否定民主是错误的，以民主名义否定国家利益也是错误的。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是实践的突破，要把民主主义与爱国主义相结合，民主从维护国家利益开始，比如对台湾问题举行公民投票，对WTO在人大公开辩论和表决，民主主义必然加强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因为卖国的人总是少数，他们是压迫大多数人民的，怎么能够喜欢民主呢？
1995年中国自由主义右翼达成共识，把自由与民主分开并且抛弃民主，片面追求形式自由而不顾实质自由，以效率否定社会公正，甚至鼓吹以效率高低改变产权归属。从乡镇企业到国有企业推行权力资本化, 经济自由主义蜕变为新自由主义与权力结盟。在2001—2004年党和国家最高层权力过渡期，一个以MBO 为幌子，以部分地方政府、国企负责人、管理机构与金融骗子为动力的，全面权力瓜分国有资产的局面已经形成。只是由于偶然事件被揭露，才在表面上有所收敛。 </P>
<P>五．我在1998年就指出，中国的权力资本化所形成的精英联盟，必然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生冲突，并走向买办化。我的预言在2002年成为现实，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借修宪保护私有财产之机，提出“赦免原罪”论，“神圣不可侵犯论”，企图为权力资本化直接争取合法性，因为“神圣”意味着不能追查来源。修宪结果是把公有财产“神圣”去掉，实现了“公私财产对等”。 </P>
<P>想直接推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暴富阶层争取合法性是不容易的。于是以“开放”名义走买办化道路就是权力资本发展之必然，但是这样以来，也就毁灭了民营资本自身。 </P>
<P>2005年中国即将发生爱国主义与买办主义的大辩论。其社会背景是： </P>
<P>——加入WTO 对国家资本和民间资本的冲击； </P>
<P>——以张维迎设计北大教改方案为代表的文化买办主义, 由于大学生泡膜的破灭，加速事业单位改革，知识分子进一步分化，大部分向左转； </P>
<P>——经济严重依靠于国际市场, 国家安全形势日趋严重。 </P>
<P>我们的目标是把辩论纳入爱国主义框架，批判新自由主义的“盲目与国际接轨论”，“静态比较利益论”，“依靠跨国公司技术转移论”，“国家不能干预论”，帮助民营资本认清自己的弱者本质，联合起来要求国家保护，反对跨国公司贿赂政府加剧腐败，实现向民族资本的提升。
我们的目标是超越所有制之争，在发展国家战略产业的过程中，实现国有企业改革，通过加工链条实现与民营企业结合。在国内外市场连通，国内外资本全面竞争的背景下，争取国家产业技术结构的真正升级。真正技术升级不能依靠外资，而是依靠以国防为中心的国家战略产业。国家不必过分强调企业国有，而应把控制重点放在非股权控制方面。
我们从逻辑上导出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以国家安全为中心进行全面战略调整的必要性，设立假想敌人的重要性。
我们的目标是确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爱国主义目标，重塑“新的改革开放观”，与已经蜕变为“权力—寡头—买办主义”的假改革开放观划清界限，揭露和否定他们对改革开放的误导。 </P>
<P>六．国家安全的基本原则可以包括基本理论和调整战略两个方面 </P>
<P>基本原则是： </P>
<P>——确立国家与民族崛起的基本目标。 </P>
<P>中国崛起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强大的，独立的现代化民族国家，在亚洲发挥领导作用，在世界发挥重要作用。绝不能在经济繁荣中丧失警惕性，走入依附性的“拉丁美洲化”歧途。新的大国崛起是要受到世界现实利益格局的打压和遏制的，无论中国采取什么体制都是一样，必须以综合手段冲破这种打压和封锁，特别要警惕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破坏，不受国际新自由主义势力的误导，在关键时刻敢于和国际强权势力摊牌。 </P>
<P>——选择中国崛起的基本方式。 </P>
<P>大国崛起的传统方式是科技革命，体制改革和战争，部分国家以和平方式崛起取决于特殊的国情和国际形势，有的以主权为代价，有的在经济上依附于人。我们应该认真研究大国崛起的历史和理论，争取和平崛起但不放弃武力，特别不能贬低国防的重要意义。即使中国有和平崛起的可能性，也是以可观的国防力量，独立的技术体系和强大的综合国力为基础的。
所谓“霸权禅让论”鼓吹向国际霸权妥协甚至做帮凶，断言挑战国际霸权必败，已经对国家战略产生了消极影响, 应该肃清其流毒。 </P>
<P>——采取综合一体化的手段。 </P>
<P>在虚拟空间高度发达并且全球化的今天，国家安全已从传统领土安全扩展到综合安全，战争从常规军事战争扩展到科技政治经济外交思想文化各个领域，个人和企业之间的竞争不可避免地上升到国家民族和文明层次，而涵盖了科技军事金融和媒体关键部位的虚拟空间，将成为竞争和冲突的主要战场。因此中国崛起的不能从单个个人和企业出发，必须是个人、家族、企业、国家和民族的有效整合，政治、军事、经济、科技手段并用的长期奋斗过程——这是新爱国主义产生的基础。
我国新安全观包括主权安全，综合安全和合作安全。国家享有主权，包括独立权，管辖权，平等权，自卫权。国家综合安全包括政治，经济，社会，信息安全等等。经济安全是国家综合安全的核心，因为和平时期经济利益是国家利益的核心，经济和科技是综合国力的基础，经济对外依赖性应该适度，经济命脉不能被外资控制，外国势力不能干政，宏观经济运行要与国际协调，防止国际投机资本冲击。从经济安全派生出来的信息安全非常重要。军事安全仍旧是国家安全的支柱。 </P>
<P>
七．中国安全战略研究的最大弱点，就是经济与安全脱节 </P>
<P>开始是以经济增长代替安全，“安全”二字甚至成为禁区，谁谈安全就是反对改革开放。科索沃战争以后国家安全形势日趋紧张，从炸馆，撞机，美国占领阿富汗和伊拉克，逼迫朝鲜； 日本武装和台独嚣张，促使安全讨论成为热点。但是，安全口谈安全，对经济不入门，单纯军事观点，片面安全观点，缺乏综合性和预见性。许多人简直就是在猜测美国的态度。而绝大部分经济战略，完全以资本逻辑为起点和终点，只考虑利润和GDP，毫无安全概念。其假设前提就不牢靠。一个明显的战略错误就是不存石油存美圆，等到我们计划扩大石油储备的时候，价格已经从每桶15 美元上升到 55美元!
25年的资本逻辑洗脑，即使是爱国者也相信“先经济后国防”这一套，殊不知这样的经济增长模式是有利于“权力—寡头—买办”形成的，社会财富越多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经济发达了，寡头们势力也强大了，他们进一步削弱国家安全，结果是：GDP 越高越没有国防，两者未必正相关。历史上GDP 低, 文化落后的小国打败高GDP, 文化先进的大国，几乎是普遍规律。中国宋朝最为典型，经济自由且腐败，繁荣但限制国防，如果没有敌人，已经是世界超级大国，可惜假设前提错了，宋朝覆灭是中华文明下坡路的开始，1840年以后一系列战败使文明陷入谷底。文明的复兴来源于抗日战争和以后一系列战争的胜利。
国家崛起的根本标志是对外战争的胜利，是国防高科技的强大, 而不是消费和福利的提高，尤其不是只代表少数人利益的两极分化。即使是“和平与发展“时期，战争也没有消失，只是转变形式而已。竞争的本质是冲突而不是交易，结果是单赢而不是双赢——经济学主流派的误导实在是太多了。
大国战略最大特点就是经济可以自成体系，对外贸和外资依赖程度低。而中国似乎采取小国战略, 对国际市场依赖太高。即使没有台独和战争，发展市场经济和小康社会, 资源远远不够。经济上依赖国际市场而又没有强大国防，这是国家安全危机的根源。 </P>
<P>
七．树立独立发展理念，打破对“全球化”和“与国际接轨”迷信 </P>
<P>有人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在“地球村”里民族国家已经没有用处，政府主要职能就是为外国投资者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发达国家的穷兵黩武和限制移民使我们认识到，原来以“理性人”为出发点的资本逻辑所描述的“全球化”，只要求发展中国家给发达国家以资本流动自由，而发达国家却不给发展中国家以移民自由，以资本权偷换了人权。新保守主义倾向于以武力推行自己价值观念，在国际范围内以专制取代民主。他们的自由理念，总离不开一个强权者来确定自由的社会条件和规则。所以，中国不能盲从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理念。
中国的现代化意味着要解决世界1/5人口的现代化问题，中国的问题大多数都带有世界性，中国的特殊性往往带有人类普遍性。中国与国际社会的接轨和学习，融合和交流都是相互的，不能单方面谈中国与国际接轨和融入国际社会，更不能不顾国情不惜代价照搬发达国家标准，犯历史上王明那样的教条主义错误。
要为“全球化”条件下的民族国家定位。中国对外开放不能放弃国家保护，
只能改变保护的形式。中国的个人，企业，政府和军队，在国际霸权和国际资本面前都是弱者，因此需要国家的保护和整合。国家不是为国际资本服务的，应支持民族企业介入国际竞争，以强大的国防力量保证基本竞争地位。
确立国家安全的底线和国防地位。国家安全的底线首先是传统的领土与主权完整概念，然后扩大到经济安全，信息安全，文化安全，政治安全各个方面。
开放的市场经济要求“大国防”概念。与自然经济讲生存权不同，市场经济讲发展权，并将国家安全边界扩展到领土边界之外。以马六甲海峡为中心的制海权是国家安全的中心，未来中国崛起的要害是“角逐马六甲，”。保障国际贸易通道，应以此为目标发展中国的海陆空天力量。
市场经济和资本要求市场与资源扩张，16亿中国人进入小康社会需要占用相当份额的世界资源，或者大批向海外移民。如果没有能力达到，中国人只能是少数强者占有稀缺资源，这是两极分化的深层原因。中国已经有条件把经济力量向国防力量转化，开始新的“国防优先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时期。如果周边紧张，则需要优先发展国防。巴基斯坦阿富汗，朝鲜半岛，马六甲海峡是中国传统地缘屏障，属于中国安全边界，必须有强大的海陆空军力量能够达到。
全球化条件下军事力量应该保卫国家的发展权而不仅仅是生存权。国家安全不仅是生存概念，更是发展概念。与自然经济的国家安全观念不同，中国国家安全应是维护发展权为核心的世界概念；国家安全应从维护本土安全，转变为维护已走向世界的政治经济利益安全；外交和国防应从独守家门转变为积极进取；从制陆权为主的作战方式，转变为以现代信息高科技为主导的制海制空权。中国已形成强劲发展的生产力，未来5年世界经济萧条，大量过剩资本进入中国将进一步增强供给能力，使供求矛盾更加突出。要维持可持续发展，不得不依赖海外资源并维持海外市场，没有这两条，市场经济解放出来的巨大生产力，终将因为没有出路而崩溃。任何大国的高速全面发展，都不可能完全依赖本国资源。在国内能源成本远远高于国际水平的历史阶段，空谈什么“立足于国内开发，多元化能源战略”等等，实际是回避中国不可避免的选择：或者使用国内高价能源以降低经济增长率和国民消费水平，或者打破美国封锁在世界范围内获取廉价能源。中国的国家利益包括海权利益，不可避免地要与美国海上霸权发生冲突</P><P>四．以“大国”立论的另一个积极意义，是首先承认国家利益的现实存在 </P>
<P>从地缘政治角度考虑问题，其出发点不是资本逻辑而是国家安全逻辑。风行中国15年的新自由主义不承认中国国家的合法性，认为只有资本控制和民主选举的政府才有合法性，在民主化以前不能谈国家统一，社会稳定，民族产业，人民福利，甚至宏观调控也一再被批判为“恢复计划经济”。他们尤其否定中国革命和毛泽东时期的合法性，只要能够改变“毛泽东式的集权”，怎么搞都可以，搞成“权力―寡头―买办”社会也可以，经济崩溃也可以，台湾独立也可以，所有这些，只不过是他们建立“新制度，理想社会”的代价，他们甚至到数学找根据――叫作“次优”。 </P>
<P>国家要素包括领土、主权、人口、文化和政府。政府好坏只是其中一个因素，不能因为政府体制有缺点就否定国家利益。政治学、法学和社会学可以批判国家体制，但国际关系学和地缘政治是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的。
其实，我们判断政府好坏的最重要标志就是，政府能不能保证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如不能保证就丧失基本合法性。民选与否当然很重要，其作用是：当政府不能保证国家和人民利益时，人民可弹劾之。在本质上，要求民主和维护国家利益是一致的。以国家安全否定民主是错误的，以民主名义否定国家利益也是错误的。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是实践的突破，要把民主主义与爱国主义相结合，民主从维护国家利益开始，比如对台湾问题举行公民投票，对WTO在人大公开辩论和表决，民主主义必然加强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因为卖国的人总是少数，他们是压迫大多数人民的，怎么能够喜欢民主呢？
1995年中国自由主义右翼达成共识，把自由与民主分开并且抛弃民主，片面追求形式自由而不顾实质自由，以效率否定社会公正，甚至鼓吹以效率高低改变产权归属。从乡镇企业到国有企业推行权力资本化, 经济自由主义蜕变为新自由主义与权力结盟。在2001—2004年党和国家最高层权力过渡期，一个以MBO 为幌子，以部分地方政府、国企负责人、管理机构与金融骗子为动力的，全面权力瓜分国有资产的局面已经形成。只是由于偶然事件被揭露，才在表面上有所收敛。 </P>
<P>五．我在1998年就指出，中国的权力资本化所形成的精英联盟，必然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生冲突，并走向买办化。我的预言在2002年成为现实，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借修宪保护私有财产之机，提出“赦免原罪”论，“神圣不可侵犯论”，企图为权力资本化直接争取合法性，因为“神圣”意味着不能追查来源。修宪结果是把公有财产“神圣”去掉，实现了“公私财产对等”。 </P>
<P>想直接推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暴富阶层争取合法性是不容易的。于是以“开放”名义走买办化道路就是权力资本发展之必然，但是这样以来，也就毁灭了民营资本自身。 </P>
<P>2005年中国即将发生爱国主义与买办主义的大辩论。其社会背景是： </P>
<P>——加入WTO 对国家资本和民间资本的冲击； </P>
<P>——以张维迎设计北大教改方案为代表的文化买办主义, 由于大学生泡膜的破灭，加速事业单位改革，知识分子进一步分化，大部分向左转； </P>
<P>——经济严重依靠于国际市场, 国家安全形势日趋严重。 </P>
<P>我们的目标是把辩论纳入爱国主义框架，批判新自由主义的“盲目与国际接轨论”，“静态比较利益论”，“依靠跨国公司技术转移论”，“国家不能干预论”，帮助民营资本认清自己的弱者本质，联合起来要求国家保护，反对跨国公司贿赂政府加剧腐败，实现向民族资本的提升。
我们的目标是超越所有制之争，在发展国家战略产业的过程中，实现国有企业改革，通过加工链条实现与民营企业结合。在国内外市场连通，国内外资本全面竞争的背景下，争取国家产业技术结构的真正升级。真正技术升级不能依靠外资，而是依靠以国防为中心的国家战略产业。国家不必过分强调企业国有，而应把控制重点放在非股权控制方面。
我们从逻辑上导出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以国家安全为中心进行全面战略调整的必要性，设立假想敌人的重要性。
我们的目标是确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爱国主义目标，重塑“新的改革开放观”，与已经蜕变为“权力—寡头—买办主义”的假改革开放观划清界限，揭露和否定他们对改革开放的误导。 </P>
<P>六．国家安全的基本原则可以包括基本理论和调整战略两个方面 </P>
<P>基本原则是： </P>
<P>——确立国家与民族崛起的基本目标。 </P>
<P>中国崛起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强大的，独立的现代化民族国家，在亚洲发挥领导作用，在世界发挥重要作用。绝不能在经济繁荣中丧失警惕性，走入依附性的“拉丁美洲化”歧途。新的大国崛起是要受到世界现实利益格局的打压和遏制的，无论中国采取什么体制都是一样，必须以综合手段冲破这种打压和封锁，特别要警惕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破坏，不受国际新自由主义势力的误导，在关键时刻敢于和国际强权势力摊牌。 </P>
<P>——选择中国崛起的基本方式。 </P>
<P>大国崛起的传统方式是科技革命，体制改革和战争，部分国家以和平方式崛起取决于特殊的国情和国际形势，有的以主权为代价，有的在经济上依附于人。我们应该认真研究大国崛起的历史和理论，争取和平崛起但不放弃武力，特别不能贬低国防的重要意义。即使中国有和平崛起的可能性，也是以可观的国防力量，独立的技术体系和强大的综合国力为基础的。
所谓“霸权禅让论”鼓吹向国际霸权妥协甚至做帮凶，断言挑战国际霸权必败，已经对国家战略产生了消极影响, 应该肃清其流毒。 </P>
<P>——采取综合一体化的手段。 </P>
<P>在虚拟空间高度发达并且全球化的今天，国家安全已从传统领土安全扩展到综合安全，战争从常规军事战争扩展到科技政治经济外交思想文化各个领域，个人和企业之间的竞争不可避免地上升到国家民族和文明层次，而涵盖了科技军事金融和媒体关键部位的虚拟空间，将成为竞争和冲突的主要战场。因此中国崛起的不能从单个个人和企业出发，必须是个人、家族、企业、国家和民族的有效整合，政治、军事、经济、科技手段并用的长期奋斗过程——这是新爱国主义产生的基础。
我国新安全观包括主权安全，综合安全和合作安全。国家享有主权，包括独立权，管辖权，平等权，自卫权。国家综合安全包括政治，经济，社会，信息安全等等。经济安全是国家综合安全的核心，因为和平时期经济利益是国家利益的核心，经济和科技是综合国力的基础，经济对外依赖性应该适度，经济命脉不能被外资控制，外国势力不能干政，宏观经济运行要与国际协调，防止国际投机资本冲击。从经济安全派生出来的信息安全非常重要。军事安全仍旧是国家安全的支柱。 </P>
<P>
七．中国安全战略研究的最大弱点，就是经济与安全脱节 </P>
<P>开始是以经济增长代替安全，“安全”二字甚至成为禁区，谁谈安全就是反对改革开放。科索沃战争以后国家安全形势日趋紧张，从炸馆，撞机，美国占领阿富汗和伊拉克，逼迫朝鲜； 日本武装和台独嚣张，促使安全讨论成为热点。但是，安全口谈安全，对经济不入门，单纯军事观点，片面安全观点，缺乏综合性和预见性。许多人简直就是在猜测美国的态度。而绝大部分经济战略，完全以资本逻辑为起点和终点，只考虑利润和GDP，毫无安全概念。其假设前提就不牢靠。一个明显的战略错误就是不存石油存美圆，等到我们计划扩大石油储备的时候，价格已经从每桶15 美元上升到 55美元!
25年的资本逻辑洗脑，即使是爱国者也相信“先经济后国防”这一套，殊不知这样的经济增长模式是有利于“权力—寡头—买办”形成的，社会财富越多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经济发达了，寡头们势力也强大了，他们进一步削弱国家安全，结果是：GDP 越高越没有国防，两者未必正相关。历史上GDP 低, 文化落后的小国打败高GDP, 文化先进的大国，几乎是普遍规律。中国宋朝最为典型，经济自由且腐败，繁荣但限制国防，如果没有敌人，已经是世界超级大国，可惜假设前提错了，宋朝覆灭是中华文明下坡路的开始，1840年以后一系列战败使文明陷入谷底。文明的复兴来源于抗日战争和以后一系列战争的胜利。
国家崛起的根本标志是对外战争的胜利，是国防高科技的强大, 而不是消费和福利的提高，尤其不是只代表少数人利益的两极分化。即使是“和平与发展“时期，战争也没有消失，只是转变形式而已。竞争的本质是冲突而不是交易，结果是单赢而不是双赢——经济学主流派的误导实在是太多了。
大国战略最大特点就是经济可以自成体系，对外贸和外资依赖程度低。而中国似乎采取小国战略, 对国际市场依赖太高。即使没有台独和战争，发展市场经济和小康社会, 资源远远不够。经济上依赖国际市场而又没有强大国防，这是国家安全危机的根源。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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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树立独立发展理念，打破对“全球化”和“与国际接轨”迷信 </P>
<P>有人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在“地球村”里民族国家已经没有用处，政府主要职能就是为外国投资者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发达国家的穷兵黩武和限制移民使我们认识到，原来以“理性人”为出发点的资本逻辑所描述的“全球化”，只要求发展中国家给发达国家以资本流动自由，而发达国家却不给发展中国家以移民自由，以资本权偷换了人权。新保守主义倾向于以武力推行自己价值观念，在国际范围内以专制取代民主。他们的自由理念，总离不开一个强权者来确定自由的社会条件和规则。所以，中国不能盲从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理念。
中国的现代化意味着要解决世界1/5人口的现代化问题，中国的问题大多数都带有世界性，中国的特殊性往往带有人类普遍性。中国与国际社会的接轨和学习，融合和交流都是相互的，不能单方面谈中国与国际接轨和融入国际社会，更不能不顾国情不惜代价照搬发达国家标准，犯历史上王明那样的教条主义错误。
要为“全球化”条件下的民族国家定位。中国对外开放不能放弃国家保护，
只能改变保护的形式。中国的个人，企业，政府和军队，在国际霸权和国际资本面前都是弱者，因此需要国家的保护和整合。国家不是为国际资本服务的，应支持民族企业介入国际竞争，以强大的国防力量保证基本竞争地位。
确立国家安全的底线和国防地位。国家安全的底线首先是传统的领土与主权完整概念，然后扩大到经济安全，信息安全，文化安全，政治安全各个方面。
开放的市场经济要求“大国防”概念。与自然经济讲生存权不同，市场经济讲发展权，并将国家安全边界扩展到领土边界之外。以马六甲海峡为中心的制海权是国家安全的中心，未来中国崛起的要害是“角逐马六甲，”。保障国际贸易通道，应以此为目标发展中国的海陆空天力量。
市场经济和资本要求市场与资源扩张，16亿中国人进入小康社会需要占用相当份额的世界资源，或者大批向海外移民。如果没有能力达到，中国人只能是少数强者占有稀缺资源，这是两极分化的深层原因。中国已经有条件把经济力量向国防力量转化，开始新的“国防优先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时期。如果周边紧张，则需要优先发展国防。巴基斯坦阿富汗，朝鲜半岛，马六甲海峡是中国传统地缘屏障，属于中国安全边界，必须有强大的海陆空军力量能够达到。
全球化条件下军事力量应该保卫国家的发展权而不仅仅是生存权。国家安全不仅是生存概念，更是发展概念。与自然经济的国家安全观念不同，中国国家安全应是维护发展权为核心的世界概念；国家安全应从维护本土安全，转变为维护已走向世界的政治经济利益安全；外交和国防应从独守家门转变为积极进取；从制陆权为主的作战方式，转变为以现代信息高科技为主导的制海制空权。中国已形成强劲发展的生产力，未来5年世界经济萧条，大量过剩资本进入中国将进一步增强供给能力，使供求矛盾更加突出。要维持可持续发展，不得不依赖海外资源并维持海外市场，没有这两条，市场经济解放出来的巨大生产力，终将因为没有出路而崩溃。任何大国的高速全面发展，都不可能完全依赖本国资源。在国内能源成本远远高于国际水平的历史阶段，空谈什么“立足于国内开发，多元化能源战略”等等，实际是回避中国不可避免的选择：或者使用国内高价能源以降低经济增长率和国民消费水平，或者打破美国封锁在世界范围内获取廉价能源。中国的国家利益包括海权利益，不可避免地要与美国海上霸权发生冲突</P>
<P>从地缘政治角度考虑问题，其出发点不是资本逻辑而是国家安全逻辑。风行中国15年的新自由主义不承认中国国家的合法性，认为只有资本控制和民主选举的政府才有合法性，在民主化以前不能谈国家统一，社会稳定，民族产业，人民福利，甚至宏观调控也一再被批判为“恢复计划经济”。他们尤其否定中国革命和毛泽东时期的合法性，只要能够改变“毛泽东式的集权”，怎么搞都可以，搞成“权力―寡头―买办”社会也可以，经济崩溃也可以，台湾独立也可以，所有这些，只不过是他们建立“新制度，理想社会”的代价，他们甚至到数学找根据――叫作“次优”。 </P>
<P>国家要素包括领土、主权、人口、文化和政府。政府好坏只是其中一个因素，不能因为政府体制有缺点就否定国家利益。政治学、法学和社会学可以批判国家体制，但国际关系学和地缘政治是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的。
其实，我们判断政府好坏的最重要标志就是，政府能不能保证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如不能保证就丧失基本合法性。民选与否当然很重要，其作用是：当政府不能保证国家和人民利益时，人民可弹劾之。在本质上，要求民主和维护国家利益是一致的。以国家安全否定民主是错误的，以民主名义否定国家利益也是错误的。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是实践的突破，要把民主主义与爱国主义相结合，民主从维护国家利益开始，比如对台湾问题举行公民投票，对WTO在人大公开辩论和表决，民主主义必然加强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因为卖国的人总是少数，他们是压迫大多数人民的，怎么能够喜欢民主呢？
1995年中国自由主义右翼达成共识，把自由与民主分开并且抛弃民主，片面追求形式自由而不顾实质自由，以效率否定社会公正，甚至鼓吹以效率高低改变产权归属。从乡镇企业到国有企业推行权力资本化, 经济自由主义蜕变为新自由主义与权力结盟。在2001—2004年党和国家最高层权力过渡期，一个以MBO 为幌子，以部分地方政府、国企负责人、管理机构与金融骗子为动力的，全面权力瓜分国有资产的局面已经形成。只是由于偶然事件被揭露，才在表面上有所收敛。 </P>
<P>五．我在1998年就指出，中国的权力资本化所形成的精英联盟，必然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生冲突，并走向买办化。我的预言在2002年成为现实，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借修宪保护私有财产之机，提出“赦免原罪”论，“神圣不可侵犯论”，企图为权力资本化直接争取合法性，因为“神圣”意味着不能追查来源。修宪结果是把公有财产“神圣”去掉，实现了“公私财产对等”。 </P>
<P>想直接推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暴富阶层争取合法性是不容易的。于是以“开放”名义走买办化道路就是权力资本发展之必然，但是这样以来，也就毁灭了民营资本自身。 </P>
<P>2005年中国即将发生爱国主义与买办主义的大辩论。其社会背景是： </P>
<P>——加入WTO 对国家资本和民间资本的冲击； </P>
<P>——以张维迎设计北大教改方案为代表的文化买办主义, 由于大学生泡膜的破灭，加速事业单位改革，知识分子进一步分化，大部分向左转； </P>
<P>——经济严重依靠于国际市场, 国家安全形势日趋严重。 </P>
<P>我们的目标是把辩论纳入爱国主义框架，批判新自由主义的“盲目与国际接轨论”，“静态比较利益论”，“依靠跨国公司技术转移论”，“国家不能干预论”，帮助民营资本认清自己的弱者本质，联合起来要求国家保护，反对跨国公司贿赂政府加剧腐败，实现向民族资本的提升。
我们的目标是超越所有制之争，在发展国家战略产业的过程中，实现国有企业改革，通过加工链条实现与民营企业结合。在国内外市场连通，国内外资本全面竞争的背景下，争取国家产业技术结构的真正升级。真正技术升级不能依靠外资，而是依靠以国防为中心的国家战略产业。国家不必过分强调企业国有，而应把控制重点放在非股权控制方面。
我们从逻辑上导出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以国家安全为中心进行全面战略调整的必要性，设立假想敌人的重要性。
我们的目标是确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爱国主义目标，重塑“新的改革开放观”，与已经蜕变为“权力—寡头—买办主义”的假改革开放观划清界限，揭露和否定他们对改革开放的误导。 </P>
<P>六．国家安全的基本原则可以包括基本理论和调整战略两个方面 </P>
<P>基本原则是： </P>
<P>——确立国家与民族崛起的基本目标。 </P>
<P>中国崛起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强大的，独立的现代化民族国家，在亚洲发挥领导作用，在世界发挥重要作用。绝不能在经济繁荣中丧失警惕性，走入依附性的“拉丁美洲化”歧途。新的大国崛起是要受到世界现实利益格局的打压和遏制的，无论中国采取什么体制都是一样，必须以综合手段冲破这种打压和封锁，特别要警惕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破坏，不受国际新自由主义势力的误导，在关键时刻敢于和国际强权势力摊牌。 </P>
<P>——选择中国崛起的基本方式。 </P>
<P>大国崛起的传统方式是科技革命，体制改革和战争，部分国家以和平方式崛起取决于特殊的国情和国际形势，有的以主权为代价，有的在经济上依附于人。我们应该认真研究大国崛起的历史和理论，争取和平崛起但不放弃武力，特别不能贬低国防的重要意义。即使中国有和平崛起的可能性，也是以可观的国防力量，独立的技术体系和强大的综合国力为基础的。
所谓“霸权禅让论”鼓吹向国际霸权妥协甚至做帮凶，断言挑战国际霸权必败，已经对国家战略产生了消极影响, 应该肃清其流毒。 </P>
<P>——采取综合一体化的手段。 </P>
<P>在虚拟空间高度发达并且全球化的今天，国家安全已从传统领土安全扩展到综合安全，战争从常规军事战争扩展到科技政治经济外交思想文化各个领域，个人和企业之间的竞争不可避免地上升到国家民族和文明层次，而涵盖了科技军事金融和媒体关键部位的虚拟空间，将成为竞争和冲突的主要战场。因此中国崛起的不能从单个个人和企业出发，必须是个人、家族、企业、国家和民族的有效整合，政治、军事、经济、科技手段并用的长期奋斗过程——这是新爱国主义产生的基础。
我国新安全观包括主权安全，综合安全和合作安全。国家享有主权，包括独立权，管辖权，平等权，自卫权。国家综合安全包括政治，经济，社会，信息安全等等。经济安全是国家综合安全的核心，因为和平时期经济利益是国家利益的核心，经济和科技是综合国力的基础，经济对外依赖性应该适度，经济命脉不能被外资控制，外国势力不能干政，宏观经济运行要与国际协调，防止国际投机资本冲击。从经济安全派生出来的信息安全非常重要。军事安全仍旧是国家安全的支柱。 </P>
<P>
七．中国安全战略研究的最大弱点，就是经济与安全脱节 </P>
<P>开始是以经济增长代替安全，“安全”二字甚至成为禁区，谁谈安全就是反对改革开放。科索沃战争以后国家安全形势日趋紧张，从炸馆，撞机，美国占领阿富汗和伊拉克，逼迫朝鲜； 日本武装和台独嚣张，促使安全讨论成为热点。但是，安全口谈安全，对经济不入门，单纯军事观点，片面安全观点，缺乏综合性和预见性。许多人简直就是在猜测美国的态度。而绝大部分经济战略，完全以资本逻辑为起点和终点，只考虑利润和GDP，毫无安全概念。其假设前提就不牢靠。一个明显的战略错误就是不存石油存美圆，等到我们计划扩大石油储备的时候，价格已经从每桶15 美元上升到 55美元!
25年的资本逻辑洗脑，即使是爱国者也相信“先经济后国防”这一套，殊不知这样的经济增长模式是有利于“权力—寡头—买办”形成的，社会财富越多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经济发达了，寡头们势力也强大了，他们进一步削弱国家安全，结果是：GDP 越高越没有国防，两者未必正相关。历史上GDP 低, 文化落后的小国打败高GDP, 文化先进的大国，几乎是普遍规律。中国宋朝最为典型，经济自由且腐败，繁荣但限制国防，如果没有敌人，已经是世界超级大国，可惜假设前提错了，宋朝覆灭是中华文明下坡路的开始，1840年以后一系列战败使文明陷入谷底。文明的复兴来源于抗日战争和以后一系列战争的胜利。
国家崛起的根本标志是对外战争的胜利，是国防高科技的强大, 而不是消费和福利的提高，尤其不是只代表少数人利益的两极分化。即使是“和平与发展“时期，战争也没有消失，只是转变形式而已。竞争的本质是冲突而不是交易，结果是单赢而不是双赢——经济学主流派的误导实在是太多了。
大国战略最大特点就是经济可以自成体系，对外贸和外资依赖程度低。而中国似乎采取小国战略, 对国际市场依赖太高。即使没有台独和战争，发展市场经济和小康社会, 资源远远不够。经济上依赖国际市场而又没有强大国防，这是国家安全危机的根源。 </P>
<P>
七．树立独立发展理念，打破对“全球化”和“与国际接轨”迷信 </P>
<P>有人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在“地球村”里民族国家已经没有用处，政府主要职能就是为外国投资者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发达国家的穷兵黩武和限制移民使我们认识到，原来以“理性人”为出发点的资本逻辑所描述的“全球化”，只要求发展中国家给发达国家以资本流动自由，而发达国家却不给发展中国家以移民自由，以资本权偷换了人权。新保守主义倾向于以武力推行自己价值观念，在国际范围内以专制取代民主。他们的自由理念，总离不开一个强权者来确定自由的社会条件和规则。所以，中国不能盲从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理念。
中国的现代化意味着要解决世界1/5人口的现代化问题，中国的问题大多数都带有世界性，中国的特殊性往往带有人类普遍性。中国与国际社会的接轨和学习，融合和交流都是相互的，不能单方面谈中国与国际接轨和融入国际社会，更不能不顾国情不惜代价照搬发达国家标准，犯历史上王明那样的教条主义错误。
要为“全球化”条件下的民族国家定位。中国对外开放不能放弃国家保护，
只能改变保护的形式。中国的个人，企业，政府和军队，在国际霸权和国际资本面前都是弱者，因此需要国家的保护和整合。国家不是为国际资本服务的，应支持民族企业介入国际竞争，以强大的国防力量保证基本竞争地位。
确立国家安全的底线和国防地位。国家安全的底线首先是传统的领土与主权完整概念，然后扩大到经济安全，信息安全，文化安全，政治安全各个方面。
开放的市场经济要求“大国防”概念。与自然经济讲生存权不同，市场经济讲发展权，并将国家安全边界扩展到领土边界之外。以马六甲海峡为中心的制海权是国家安全的中心，未来中国崛起的要害是“角逐马六甲，”。保障国际贸易通道，应以此为目标发展中国的海陆空天力量。
市场经济和资本要求市场与资源扩张，16亿中国人进入小康社会需要占用相当份额的世界资源，或者大批向海外移民。如果没有能力达到，中国人只能是少数强者占有稀缺资源，这是两极分化的深层原因。中国已经有条件把经济力量向国防力量转化，开始新的“国防优先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时期。如果周边紧张，则需要优先发展国防。巴基斯坦阿富汗，朝鲜半岛，马六甲海峡是中国传统地缘屏障，属于中国安全边界，必须有强大的海陆空军力量能够达到。
全球化条件下军事力量应该保卫国家的发展权而不仅仅是生存权。国家安全不仅是生存概念，更是发展概念。与自然经济的国家安全观念不同，中国国家安全应是维护发展权为核心的世界概念；国家安全应从维护本土安全，转变为维护已走向世界的政治经济利益安全；外交和国防应从独守家门转变为积极进取；从制陆权为主的作战方式，转变为以现代信息高科技为主导的制海制空权。中国已形成强劲发展的生产力，未来5年世界经济萧条，大量过剩资本进入中国将进一步增强供给能力，使供求矛盾更加突出。要维持可持续发展，不得不依赖海外资源并维持海外市场，没有这两条，市场经济解放出来的巨大生产力，终将因为没有出路而崩溃。任何大国的高速全面发展，都不可能完全依赖本国资源。在国内能源成本远远高于国际水平的历史阶段，空谈什么“立足于国内开发，多元化能源战略”等等，实际是回避中国不可避免的选择：或者使用国内高价能源以降低经济增长率和国民消费水平，或者打破美国封锁在世界范围内获取廉价能源。中国的国家利益包括海权利益，不可避免地要与美国海上霸权发生冲突</P><P>四．以“大国”立论的另一个积极意义，是首先承认国家利益的现实存在 </P>
<P>从地缘政治角度考虑问题，其出发点不是资本逻辑而是国家安全逻辑。风行中国15年的新自由主义不承认中国国家的合法性，认为只有资本控制和民主选举的政府才有合法性，在民主化以前不能谈国家统一，社会稳定，民族产业，人民福利，甚至宏观调控也一再被批判为“恢复计划经济”。他们尤其否定中国革命和毛泽东时期的合法性，只要能够改变“毛泽东式的集权”，怎么搞都可以，搞成“权力―寡头―买办”社会也可以，经济崩溃也可以，台湾独立也可以，所有这些，只不过是他们建立“新制度，理想社会”的代价，他们甚至到数学找根据――叫作“次优”。 </P>
<P>国家要素包括领土、主权、人口、文化和政府。政府好坏只是其中一个因素，不能因为政府体制有缺点就否定国家利益。政治学、法学和社会学可以批判国家体制，但国际关系学和地缘政治是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的。
其实，我们判断政府好坏的最重要标志就是，政府能不能保证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如不能保证就丧失基本合法性。民选与否当然很重要，其作用是：当政府不能保证国家和人民利益时，人民可弹劾之。在本质上，要求民主和维护国家利益是一致的。以国家安全否定民主是错误的，以民主名义否定国家利益也是错误的。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是实践的突破，要把民主主义与爱国主义相结合，民主从维护国家利益开始，比如对台湾问题举行公民投票，对WTO在人大公开辩论和表决，民主主义必然加强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因为卖国的人总是少数，他们是压迫大多数人民的，怎么能够喜欢民主呢？
1995年中国自由主义右翼达成共识，把自由与民主分开并且抛弃民主，片面追求形式自由而不顾实质自由，以效率否定社会公正，甚至鼓吹以效率高低改变产权归属。从乡镇企业到国有企业推行权力资本化, 经济自由主义蜕变为新自由主义与权力结盟。在2001—2004年党和国家最高层权力过渡期，一个以MBO 为幌子，以部分地方政府、国企负责人、管理机构与金融骗子为动力的，全面权力瓜分国有资产的局面已经形成。只是由于偶然事件被揭露，才在表面上有所收敛。 </P>
<P>五．我在1998年就指出，中国的权力资本化所形成的精英联盟，必然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生冲突，并走向买办化。我的预言在2002年成为现实，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借修宪保护私有财产之机，提出“赦免原罪”论，“神圣不可侵犯论”，企图为权力资本化直接争取合法性，因为“神圣”意味着不能追查来源。修宪结果是把公有财产“神圣”去掉，实现了“公私财产对等”。 </P>
<P>想直接推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暴富阶层争取合法性是不容易的。于是以“开放”名义走买办化道路就是权力资本发展之必然，但是这样以来，也就毁灭了民营资本自身。 </P>
<P>2005年中国即将发生爱国主义与买办主义的大辩论。其社会背景是： </P>
<P>——加入WTO 对国家资本和民间资本的冲击； </P>
<P>——以张维迎设计北大教改方案为代表的文化买办主义, 由于大学生泡膜的破灭，加速事业单位改革，知识分子进一步分化，大部分向左转； </P>
<P>——经济严重依靠于国际市场, 国家安全形势日趋严重。 </P>
<P>我们的目标是把辩论纳入爱国主义框架，批判新自由主义的“盲目与国际接轨论”，“静态比较利益论”，“依靠跨国公司技术转移论”，“国家不能干预论”，帮助民营资本认清自己的弱者本质，联合起来要求国家保护，反对跨国公司贿赂政府加剧腐败，实现向民族资本的提升。
我们的目标是超越所有制之争，在发展国家战略产业的过程中，实现国有企业改革，通过加工链条实现与民营企业结合。在国内外市场连通，国内外资本全面竞争的背景下，争取国家产业技术结构的真正升级。真正技术升级不能依靠外资，而是依靠以国防为中心的国家战略产业。国家不必过分强调企业国有，而应把控制重点放在非股权控制方面。
我们从逻辑上导出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以国家安全为中心进行全面战略调整的必要性，设立假想敌人的重要性。
我们的目标是确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爱国主义目标，重塑“新的改革开放观”，与已经蜕变为“权力—寡头—买办主义”的假改革开放观划清界限，揭露和否定他们对改革开放的误导。 </P>
<P>六．国家安全的基本原则可以包括基本理论和调整战略两个方面 </P>
<P>基本原则是： </P>
<P>——确立国家与民族崛起的基本目标。 </P>
<P>中国崛起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强大的，独立的现代化民族国家，在亚洲发挥领导作用，在世界发挥重要作用。绝不能在经济繁荣中丧失警惕性，走入依附性的“拉丁美洲化”歧途。新的大国崛起是要受到世界现实利益格局的打压和遏制的，无论中国采取什么体制都是一样，必须以综合手段冲破这种打压和封锁，特别要警惕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破坏，不受国际新自由主义势力的误导，在关键时刻敢于和国际强权势力摊牌。 </P>
<P>——选择中国崛起的基本方式。 </P>
<P>大国崛起的传统方式是科技革命，体制改革和战争，部分国家以和平方式崛起取决于特殊的国情和国际形势，有的以主权为代价，有的在经济上依附于人。我们应该认真研究大国崛起的历史和理论，争取和平崛起但不放弃武力，特别不能贬低国防的重要意义。即使中国有和平崛起的可能性，也是以可观的国防力量，独立的技术体系和强大的综合国力为基础的。
所谓“霸权禅让论”鼓吹向国际霸权妥协甚至做帮凶，断言挑战国际霸权必败，已经对国家战略产生了消极影响, 应该肃清其流毒。 </P>
<P>——采取综合一体化的手段。 </P>
<P>在虚拟空间高度发达并且全球化的今天，国家安全已从传统领土安全扩展到综合安全，战争从常规军事战争扩展到科技政治经济外交思想文化各个领域，个人和企业之间的竞争不可避免地上升到国家民族和文明层次，而涵盖了科技军事金融和媒体关键部位的虚拟空间，将成为竞争和冲突的主要战场。因此中国崛起的不能从单个个人和企业出发，必须是个人、家族、企业、国家和民族的有效整合，政治、军事、经济、科技手段并用的长期奋斗过程——这是新爱国主义产生的基础。
我国新安全观包括主权安全，综合安全和合作安全。国家享有主权，包括独立权，管辖权，平等权，自卫权。国家综合安全包括政治，经济，社会，信息安全等等。经济安全是国家综合安全的核心，因为和平时期经济利益是国家利益的核心，经济和科技是综合国力的基础，经济对外依赖性应该适度，经济命脉不能被外资控制，外国势力不能干政，宏观经济运行要与国际协调，防止国际投机资本冲击。从经济安全派生出来的信息安全非常重要。军事安全仍旧是国家安全的支柱。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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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中国安全战略研究的最大弱点，就是经济与安全脱节 </P>
<P>开始是以经济增长代替安全，“安全”二字甚至成为禁区，谁谈安全就是反对改革开放。科索沃战争以后国家安全形势日趋紧张，从炸馆，撞机，美国占领阿富汗和伊拉克，逼迫朝鲜； 日本武装和台独嚣张，促使安全讨论成为热点。但是，安全口谈安全，对经济不入门，单纯军事观点，片面安全观点，缺乏综合性和预见性。许多人简直就是在猜测美国的态度。而绝大部分经济战略，完全以资本逻辑为起点和终点，只考虑利润和GDP，毫无安全概念。其假设前提就不牢靠。一个明显的战略错误就是不存石油存美圆，等到我们计划扩大石油储备的时候，价格已经从每桶15 美元上升到 55美元!
25年的资本逻辑洗脑，即使是爱国者也相信“先经济后国防”这一套，殊不知这样的经济增长模式是有利于“权力—寡头—买办”形成的，社会财富越多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经济发达了，寡头们势力也强大了，他们进一步削弱国家安全，结果是：GDP 越高越没有国防，两者未必正相关。历史上GDP 低, 文化落后的小国打败高GDP, 文化先进的大国，几乎是普遍规律。中国宋朝最为典型，经济自由且腐败，繁荣但限制国防，如果没有敌人，已经是世界超级大国，可惜假设前提错了，宋朝覆灭是中华文明下坡路的开始，1840年以后一系列战败使文明陷入谷底。文明的复兴来源于抗日战争和以后一系列战争的胜利。
国家崛起的根本标志是对外战争的胜利，是国防高科技的强大, 而不是消费和福利的提高，尤其不是只代表少数人利益的两极分化。即使是“和平与发展“时期，战争也没有消失，只是转变形式而已。竞争的本质是冲突而不是交易，结果是单赢而不是双赢——经济学主流派的误导实在是太多了。
大国战略最大特点就是经济可以自成体系，对外贸和外资依赖程度低。而中国似乎采取小国战略, 对国际市场依赖太高。即使没有台独和战争，发展市场经济和小康社会, 资源远远不够。经济上依赖国际市场而又没有强大国防，这是国家安全危机的根源。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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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树立独立发展理念，打破对“全球化”和“与国际接轨”迷信 </P>
<P>有人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在“地球村”里民族国家已经没有用处，政府主要职能就是为外国投资者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发达国家的穷兵黩武和限制移民使我们认识到，原来以“理性人”为出发点的资本逻辑所描述的“全球化”，只要求发展中国家给发达国家以资本流动自由，而发达国家却不给发展中国家以移民自由，以资本权偷换了人权。新保守主义倾向于以武力推行自己价值观念，在国际范围内以专制取代民主。他们的自由理念，总离不开一个强权者来确定自由的社会条件和规则。所以，中国不能盲从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理念。
中国的现代化意味着要解决世界1/5人口的现代化问题，中国的问题大多数都带有世界性，中国的特殊性往往带有人类普遍性。中国与国际社会的接轨和学习，融合和交流都是相互的，不能单方面谈中国与国际接轨和融入国际社会，更不能不顾国情不惜代价照搬发达国家标准，犯历史上王明那样的教条主义错误。
要为“全球化”条件下的民族国家定位。中国对外开放不能放弃国家保护，
只能改变保护的形式。中国的个人，企业，政府和军队，在国际霸权和国际资本面前都是弱者，因此需要国家的保护和整合。国家不是为国际资本服务的，应支持民族企业介入国际竞争，以强大的国防力量保证基本竞争地位。
确立国家安全的底线和国防地位。国家安全的底线首先是传统的领土与主权完整概念，然后扩大到经济安全，信息安全，文化安全，政治安全各个方面。
开放的市场经济要求“大国防”概念。与自然经济讲生存权不同，市场经济讲发展权，并将国家安全边界扩展到领土边界之外。以马六甲海峡为中心的制海权是国家安全的中心，未来中国崛起的要害是“角逐马六甲，”。保障国际贸易通道，应以此为目标发展中国的海陆空天力量。
市场经济和资本要求市场与资源扩张，16亿中国人进入小康社会需要占用相当份额的世界资源，或者大批向海外移民。如果没有能力达到，中国人只能是少数强者占有稀缺资源，这是两极分化的深层原因。中国已经有条件把经济力量向国防力量转化，开始新的“国防优先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时期。如果周边紧张，则需要优先发展国防。巴基斯坦阿富汗，朝鲜半岛，马六甲海峡是中国传统地缘屏障，属于中国安全边界，必须有强大的海陆空军力量能够达到。
全球化条件下军事力量应该保卫国家的发展权而不仅仅是生存权。国家安全不仅是生存概念，更是发展概念。与自然经济的国家安全观念不同，中国国家安全应是维护发展权为核心的世界概念；国家安全应从维护本土安全，转变为维护已走向世界的政治经济利益安全；外交和国防应从独守家门转变为积极进取；从制陆权为主的作战方式，转变为以现代信息高科技为主导的制海制空权。中国已形成强劲发展的生产力，未来5年世界经济萧条，大量过剩资本进入中国将进一步增强供给能力，使供求矛盾更加突出。要维持可持续发展，不得不依赖海外资源并维持海外市场，没有这两条，市场经济解放出来的巨大生产力，终将因为没有出路而崩溃。任何大国的高速全面发展，都不可能完全依赖本国资源。在国内能源成本远远高于国际水平的历史阶段，空谈什么“立足于国内开发，多元化能源战略”等等，实际是回避中国不可避免的选择：或者使用国内高价能源以降低经济增长率和国民消费水平，或者打破美国封锁在世界范围内获取廉价能源。中国的国家利益包括海权利益，不可避免地要与美国海上霸权发生冲突</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