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不是天兵天将

     由于抗战时期我国被日军占领大片领土，故而有许多网友把日军想象成为天兵天将似的军队，甚至流传3个日军拼刺刀可以拼过一个排的八路军。本人试图从武器装备、军事训练、思想政治工作三方面来分析一下果军和日军的差距。有不同意见欢迎提出。
    从武器装备的角度看，日军在重武器方面优于果军，但在轻武器方面并不占优势，甚至由于日军不装备冲锋枪使果军近战火力还要优于日军。由于综合国力的差距，想要在武器装备方面优于日军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如果能做到知己知彼有的放矢的装备一些武器则能在战时有效发挥作用。不过很遗憾的是国民政府恰恰是既不知己又不知彼，在抗战全面爆发前向欧美订购的武器以及后来向苏联订购的武器皆无法发挥事半功倍的作用。由于民国时期国内军事工业落后，大口径炮弹完全无法自产，小口径炮弹产量也很低，导致所订购的各种身管火炮尤其是大口径榴弹炮都无法有效发挥火力。所订购的少量反坦克炮则因为数量太少也未能发挥作用。其实在当时国民政府可以有更好的选择，相比反坦克炮来说，苏德等国生产的反坦克枪更加适合国内使用，

中国有大量的钨资源，自己生产14.5mm钨芯穿甲弹完全可以击穿日军坦克。至于昂贵的身管火炮，相对比较廉价的迫击炮更适合果军大量装备，虽然迫击炮由于射程原因无法压制日军山野炮，但是可以给己方步兵提供比较有效的支援火力。此外为对抗日军刺刀肉搏，集中编制装备驳壳枪的手枪队不吝于一种简单有效的应对方式。
     军事训练才是导致果军战斗力远远弱于日军的最根本因素。而军事训练的先决条件就是伙食保障。日本陆军的生活可以用艰苦来形容，蒋委员长在记述于日军实习时的饭食情况时曾写道日军伙食量很少，每餐只有一小碗白米饭和几片葱叶一二片鱼片，他初到时极不习惯每天晚上都要去夜总会买饼干充饥。日军的伙食水平在二战时期仅仅好于果军而已，对果军来说，如果长官不喝兵血的话，南方部队米饭+咸菜、北方部队馒头+咸菜还是可以保障的。由于国力的原因，要想使果军伙食水平达到世界水准是比较困难的，但是若做到士兵能吃饱饭则不是很难的事情。

日本人不是天生就是战士他们也是通过刻苦的训练成长起来的。而果军除了战前一些精锐部队外，大量其他部队皆是强征入伍的壮丁，几乎没有经过训练。甚至有资料指出入伍10个月的新兵连步枪标尺亦不会设定，即使是所谓的“精锐”部队，也对现代军事无甚了解，绝大多数只经过简单的步机枪训练和土工作业训练，在淞沪抗战时竟然需要战区司令长官下达对抗日军坦克的方法，详细规定到防坦克壕的深度和宽度！要知道土工作业是步兵基本技能，有效的土工作业可以大幅度减少己方伤亡，还能间接弥补装备差距。当装备不如人的时候就更应该用比别人更严酷的训练方法来训练，虽说可以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但要学习的前提是必须能活着下战场。
    最后就是思想工作了，思想政治工作是一支军队的灵魂，简单的说就是要使士兵明白为何而战？为谁而战？这点对于果军来说做的也非常不好，由于大量士兵都是被抓壮丁而来加之不少军官克扣军饷喝兵血，想要士兵服从命令勇敢作战几乎是不可能的。平时不拿士兵当人看，吃不饱穿不暖空谈大道理是没有用的。

有一支果军部队例外，那就是中国驻印军。这支军队的后勤由美军军官负责，士兵们可以吃饱穿暖了，除此之外这支部队中还有相当数量的保育生。他们中大多数的父母死于日军手中，国仇家恨使他们自然而然的不怕牺牲勇敢作战，他们是驻印军这把钢刀的刀刃。
补充1、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伙食（摘自史迪威传）：由于营养不良和疾病所造成的减员很大，有时一年里可以达到40%甚至更高，因此一支七千人的师每年需要新招募三千人。由于收入低，又不能经常发放，结果军官也有很多开小差的。食物定量是每人每天二十五盎司大米，此外还有些咸菜或者红辣椒；这些本是为了补充营养的，可是咸菜中的维生素已经被破坏了，而通常发放的两三年的陈大米则无论是维生素还是蛋白质都很少。每个士兵的军饷平均每月为十六到十八元，其中八到十元要作为伙食费扣掉。由于通货膨胀加剧，士兵不可能像过去那样用剩下的钱买豆腐、油脂、青菜或者偶尔买点鱼或肉之类改善伙食。甚至上尉和少校每月145到175元的军饷也难以保证充分的营养。士兵们每天两次在一个大锅里盛饭吃，留给他们吃饭的时间只有三分钟。吃饭时狼吞虎咽，根本没有好好咀嚼，往往强壮的人吃得多，而弱小的变得更加虚弱。部队医院的病人中有60%－70%都患有因饥饿导致的水肿以及其他疾病，而饿死更是常事，特别是那些运输连队的。士兵看病时经常说：“我不觉得疼，可就是没力气。”往往在视察前夕先把重病号藏起来。在部队转移的时候，往往一路上到处都是尸体。
    2、战时儿童保育会是由宋美龄、李德全、邓颖超1938年在武汉发起的，旨在救助和保育战时难童。由于国民政府财政紧张，保育会的经费大部来自募捐。其中不少国民政府高级干部都负担起难童的生活费用，比如蒋介石夫妇负担了200余名难童、冯玉祥夫妇负担起500余名、孔祥熙夫妇负担起100余名。抗战时期，战时儿童保育会共保育近3万名儿童，为民族保留了未来，这批保育生中仅政治局CW就有2名。

     由于抗战时期我国被日军占领大片领土，故而有许多网友把日军想象成为天兵天将似的军队，甚至流传3个日军拼刺刀可以拼过一个排的八路军。本人试图从武器装备、军事训练、思想政治工作三方面来分析一下果军和日军的差距。有不同意见欢迎提出。
    从武器装备的角度看，日军在重武器方面优于果军，但在轻武器方面并不占优势，甚至由于日军不装备冲锋枪使果军近战火力还要优于日军。由于综合国力的差距，想要在武器装备方面优于日军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如果能做到知己知彼有的放矢的装备一些武器则能在战时有效发挥作用。不过很遗憾的是国民政府恰恰是既不知己又不知彼，在抗战全面爆发前向欧美订购的武器以及后来向苏联订购的武器皆无法发挥事半功倍的作用。由于民国时期国内军事工业落后，大口径炮弹完全无法自产，小口径炮弹产量也很低，导致所订购的各种身管火炮尤其是大口径榴弹炮都无法有效发挥火力。所订购的少量反坦克炮则因为数量太少也未能发挥作用。其实在当时国民政府可以有更好的选择，相比反坦克炮来说，苏德等国生产的反坦克枪更加适合国内使用，

中国有大量的钨资源，自己生产14.5mm钨芯穿甲弹完全可以击穿日军坦克。至于昂贵的身管火炮，相对比较廉价的迫击炮更适合果军大量装备，虽然迫击炮由于射程原因无法压制日军山野炮，但是可以给己方步兵提供比较有效的支援火力。此外为对抗日军刺刀肉搏，集中编制装备驳壳枪的手枪队不吝于一种简单有效的应对方式。
     军事训练才是导致果军战斗力远远弱于日军的最根本因素。而军事训练的先决条件就是伙食保障。日本陆军的生活可以用艰苦来形容，蒋委员长在记述于日军实习时的饭食情况时曾写道日军伙食量很少，每餐只有一小碗白米饭和几片葱叶一二片鱼片，他初到时极不习惯每天晚上都要去夜总会买饼干充饥。日军的伙食水平在二战时期仅仅好于果军而已，对果军来说，如果长官不喝兵血的话，南方部队米饭+咸菜、北方部队馒头+咸菜还是可以保障的。由于国力的原因，要想使果军伙食水平达到世界水准是比较困难的，但是若做到士兵能吃饱饭则不是很难的事情。

日本人不是天生就是战士他们也是通过刻苦的训练成长起来的。而果军除了战前一些精锐部队外，大量其他部队皆是强征入伍的壮丁，几乎没有经过训练。甚至有资料指出入伍10个月的新兵连步枪标尺亦不会设定，即使是所谓的“精锐”部队，也对现代军事无甚了解，绝大多数只经过简单的步机枪训练和土工作业训练，在淞沪抗战时竟然需要战区司令长官下达对抗日军坦克的方法，详细规定到防坦克壕的深度和宽度！要知道土工作业是步兵基本技能，有效的土工作业可以大幅度减少己方伤亡，还能间接弥补装备差距。当装备不如人的时候就更应该用比别人更严酷的训练方法来训练，虽说可以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但要学习的前提是必须能活着下战场。
    最后就是思想工作了，思想政治工作是一支军队的灵魂，简单的说就是要使士兵明白为何而战？为谁而战？这点对于果军来说做的也非常不好，由于大量士兵都是被抓壮丁而来加之不少军官克扣军饷喝兵血，想要士兵服从命令勇敢作战几乎是不可能的。平时不拿士兵当人看，吃不饱穿不暖空谈大道理是没有用的。

有一支果军部队例外，那就是中国驻印军。这支军队的后勤由美军军官负责，士兵们可以吃饱穿暖了，除此之外这支部队中还有相当数量的保育生。他们中大多数的父母死于日军手中，国仇家恨使他们自然而然的不怕牺牲勇敢作战，他们是驻印军这把钢刀的刀刃。
补充1、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伙食（摘自史迪威传）：由于营养不良和疾病所造成的减员很大，有时一年里可以达到40%甚至更高，因此一支七千人的师每年需要新招募三千人。由于收入低，又不能经常发放，结果军官也有很多开小差的。食物定量是每人每天二十五盎司大米，此外还有些咸菜或者红辣椒；这些本是为了补充营养的，可是咸菜中的维生素已经被破坏了，而通常发放的两三年的陈大米则无论是维生素还是蛋白质都很少。每个士兵的军饷平均每月为十六到十八元，其中八到十元要作为伙食费扣掉。由于通货膨胀加剧，士兵不可能像过去那样用剩下的钱买豆腐、油脂、青菜或者偶尔买点鱼或肉之类改善伙食。甚至上尉和少校每月145到175元的军饷也难以保证充分的营养。士兵们每天两次在一个大锅里盛饭吃，留给他们吃饭的时间只有三分钟。吃饭时狼吞虎咽，根本没有好好咀嚼，往往强壮的人吃得多，而弱小的变得更加虚弱。部队医院的病人中有60%－70%都患有因饥饿导致的水肿以及其他疾病，而饿死更是常事，特别是那些运输连队的。士兵看病时经常说：“我不觉得疼，可就是没力气。”往往在视察前夕先把重病号藏起来。在部队转移的时候，往往一路上到处都是尸体。
    2、战时儿童保育会是由宋美龄、李德全、邓颖超1938年在武汉发起的，旨在救助和保育战时难童。由于国民政府财政紧张，保育会的经费大部来自募捐。其中不少国民政府高级干部都负担起难童的生活费用，比如蒋介石夫妇负担了200余名难童、冯玉祥夫妇负担起500余名、孔祥熙夫妇负担起100余名。抗战时期，战时儿童保育会共保育近3万名儿童，为民族保留了未来，这批保育生中仅政治局CW就有2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