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气来自宽容——热点事件中的年轻建言者

勇气来自宽容
——热点事件中的年轻建言者
来源：南方周末






编者按
过去十年中国公益的迅猛发展，激发了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和动力。一群喜欢“较真”的年轻人，在2012年诸多热点事件中出现了他们的身影。
越来越宽容的社会环境，鼓励着像刘艳峰一样的年轻人积极参与到公共事务中来。他们是新型的政府建言者与互动者，有着积极的启示意义。

刘艳峰被这个秋天的一封信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关注。2012年9月1日，刘艳峰给陕西省有关部门发函，要求公开该省安监局局长杨达才的工资收入——后者因为在8月下旬一场特大交通事故处理现场中“面露微笑”成为网络焦点，随后他被发现拥有十余块名表和超过10万元的眼镜。
在2012年的秋天，诸多公众事件中均出现这样一群“较真”的年轻人身影，如哈尔滨断桥事件里的上海大学生雷闯；致信铁道部的甘肃大学生黄焕婷，他们均希望政府部门公开相关信息。随后，广州、重庆、湖北等地的大学生也就自己关心的问题给政府提出相似的要求。
这些年轻人大多出生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他们特点鲜明，个性独特，成长足迹与中国市场经济的历程同步，具有更广阔的视野和更强的自主意识，以及更高涨的公共事务参与热情。“刘艳峰们”正在传递一个信息：中国年轻一代的问政意识正在崛起，并以更积极的姿态主动参与到社会建设中来。
从公益到公共
刘艳峰最爱穿那件蓝白相间的“海魂衫”，这是深具上世纪末中国摇滚初生期气质的装束。
但这不意味着他的反叛。相反，这个20岁的年轻人总能保持微笑和礼数周全。“人们总是觉得我在做一件奇怪的事情，”刘艳峰说，“我却觉得挺简单。”
刘艳峰现在是三峡大学行政管理专业大二学生。这所以中国最壮丽的江河景观命名的大学坐落在风光秀丽的湖北宜昌。2012年9月26日，在北京接受完几家媒体采访后，刘艳峰返回这里。
“现在我最想做的就是到麻风村做公益。”刘艳峰从黝黑瘦小的身下卸下行李，“那里手机没有信号，可以彻底地静一下。”
刘艳峰1992年出生于河北邯郸的农村，家里并不宽裕。在农业税还没有取消的年头里，他和母亲曾经因为家里没有及时交齐赋税而被村里带到一个修车铺，直至父亲凑齐了钱才能领人。
“那个时候意识落后，不知道什么叫合法权益。”刘艳峰说，“更别说监督和建言了。”他的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至今仍叮嘱儿子“不要和公家过不去”。
成长于新时代的刘艳峰有着父辈不能相比的成长环境。更加广泛和公平的教育机会让他早早地脱离了黄土地。高二的时候，他通过网络接触到公益，并成为一个寻子网站的志愿者。“工作很简单，但很快乐”。
也在这一年，刘艳峰听说了时为浙江大学学生雷闯的事迹。后者是乙肝病毒携带者，却“较真”地争取到了从事食品行业的健康证。2009年，雷成功入选央视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评选候选人名单，还被《检察日报》授予年度正义人物奖。
刘艳峰崇拜极了。他联系上对方，成为乙肝科普志愿行动的一员。“从那以后我就爱上了公益。”刘说。
新世纪头十年，是中国公益社会和公民社会迅猛发展的时期，为新一代青年提供了实现自我价值的广阔平台。尤其经历了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等重大活动以及汶川地震等抗灾救灾行动的历练，中国公益进入全新阶段。
越来越多的普通人通过公益成长为公民，继而进入公共事务领域，成为推动社会建设的参与者。
作为这股时代潮流的一分子，刘艳峰也完成了他从公益到公共的转型。“我看新闻，也思考一些问题。”他说，“例如我们能否在帮助别人的同时也让他们明确自身的权利呢？”
刘艳峰决定去北京的各个NGO组织看看，顺便在这些组织中实习。在这里，他见到了公益人士邓飞和崔永元。其中邓飞通过“免费午餐”、“大病医保”等民间公益项目，拉动政府在政策层面改变的公益模式深深震动了他。“扶贫式的公益往往效果有限，其实政府如果被发动起来了，能做的善事就太多了。”
刘艳峰由此得到的启示是：要推动社会进步，行动比埋怨更有力量。4个月后，“杨达才事件”爆发，包括新华社在内的主流媒体均呼吁当事官员正视民众质疑，公开财产。“这消除了我最后的顾虑，”刘艳峰说，“我想到给相关部门寄信。”
越发宽容的时代
20天后，陕西省财政厅的回函到了，紧跟其后的，还有纷至沓来的记者。
刘艳峰失去了昔日平静的生活。但聚光灯下，刘艳峰不时流露他的直率。“我并非多么勇敢，就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他说，“但我是完全按照政策规定和政府网站的流程指引来办事的。在学校，我还是学生干部和入党重点培养对象。”
刘艳峰很快消除了忐忑——并没有人找他麻烦，相反还得到理解和支持。“学校对于刘艳峰的担当精神和社会责任感还是充分肯定的。”三峡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张锐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校方希望能为他创造一个平和、宽松的环境，同时也希望他不要因此耽误了学业。”
“社会对年轻一代正变得越来越宽容。”刘艳峰说，“这也为我们添加了勇气。”事实上，早在杨达才事件前，这个年轻人就在几起意见表达行动中有所感受。
在学校，他领导运作着一个大学生社团——“大未青年”。这个年轻人公益和意见表达平台，注重从身边点滴寻找使命感。例如资助贫困儿童，建言整顿校园混乱的交通等。他们还自费给348个妇幼保健院寄信，呼吁消除乙肝歧视，随后，他们获得了不少礼貌的回复。
最“出格”的一次是和几个河南大学生到北京给教育部送“鸭梨”（谐音压力），呼吁取消高考户籍限制，提高外省录取比例。对方虽没有接收但也没有干预，大学生们举着标牌在门外展示、拍照，然后将鸭梨放在门口。第二天他们再去，发现梨没了，但筐还在。
受刘艳峰启示给铁道部去信的甘肃大学生黄焕婷也有同感。2012年暑假，她与15位女青年一同背着自制的“马桶”，坐到了广州市城管委的门前，呼吁能够尽快扩建公共场所的女厕。对方将志愿者代表请进办公室，接收了她们的意见书——这是青年们花费半年的调查成果，最后还得到广州市政协委员韩志鹏的支持。
“刘艳峰的这次尝试无疑很有意义。”青年公益者、乙肝斗士雷闯说，“（对待公共事件）现在太多人只是停留在网络中的态度表达，缺乏建设性、程序化的方式。”
喧闹之外
雷闯的话道出了刘艳峰正在面临的现实：网络上声援如潮涌，现实中的同道者却寥寥。从北京回来后，刘艳峰的宿舍时常挤满了记者，但其他舍友只顾玩电脑，面无表情。“他们通过网络所了解的我可能比现实中的还多。”刘说，“很多同学觉得我所做的事情不实际，在班上我就像个怪物。”
由于缺乏共同话题和志趣，刘艳峰留在宿舍和教室的时间并不多。网络世界里则是另一番景象，他已拥有近万名微博粉丝。“他们给我留言，表达赞赏和支持。”刘说，“在这里，我才感觉到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让我吃惊的是，很多人还不知道自己有监督和知情权，而且总担心程序非常复杂。”刘艳峰说，“我告诉他们政府网站上就有，按照指引填表格，非常简单。”
一位武汉市民知道他的事情后，特制了一幅标语上街支持；一个房地产老板特意赶到学校请他吃饭；很多网友给他留下电话，说“有麻烦了就吼”。但质疑者也不少，他的动机被解读为“作秀”和“炒作”。“褒贬不重要，能引起关注就好。”他说。
2012年9月21日，刘艳峰接到政府复函的次日，“表哥”杨达才因违纪问题被撤职。媒体评论说这是一场“民意的胜利”，但刘艳峰并不完全认同，“这只是一个开端。”他说，“我从来就不是针对杨局长而去，而是旨在推进现行监督机制。”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刑委会委员、昆明市人大代表李春光通过微博联系上刘艳峰，传递了建议——“有争议是正常的，关键是要弄清楚争议是代表谁发出的，是不是真正站在公正、客观的立场上。”
虽然满带鼓励，但所有事情还需一肩挑。“什么时候网络上的热情能转化成现实的行动，监督才更有效，更有意义。”他说，“同行者正在出现，但仍远远不够。”
眼下，刘艳峰开始为另一件事情而担心——他身在农村的父母。对网络的陌生他们仍不知道儿子的近况。“我无法想象他们知道真相的那一刻。”刘艳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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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事件中的年轻建言者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雷磊 特约撰稿 梁建强 苏嘉鹏 发自：北京、湖北宜昌 最后更新：2012-10-13





编者按
过去十年中国公益的迅猛发展，激发了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和动力。一群喜欢“较真”的年轻人，在2012年诸多热点事件中出现了他们的身影。
越来越宽容的社会环境，鼓励着像刘艳峰一样的年轻人积极参与到公共事务中来。他们是新型的政府建言者与互动者，有着积极的启示意义。
2012年9月24日，北京，要求公开“表哥”杨达才工资的三峡大学学生刘艳峰。 （何乐/CFP/图）
刘艳峰被这个秋天的一封信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关注。2012年9月1日，刘艳峰给陕西省有关部门发函，要求公开该省安监局局长杨达才的工资收入——后者因为在8月下旬一场特大交通事故处理现场中“面露微笑”成为网络焦点，随后他被发现拥有十余块名表和超过10万元的眼镜。
在2012年的秋天，诸多公众事件中均出现这样一群“较真”的年轻人身影，如哈尔滨断桥事件里的上海大学生雷闯；致信铁道部的甘肃大学生黄焕婷，他们均希望政府部门公开相关信息。随后，广州、重庆、湖北等地的大学生也就自己关心的问题给政府提出相似的要求。
这些年轻人大多出生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他们特点鲜明，个性独特，成长足迹与中国市场经济的历程同步，具有更广阔的视野和更强的自主意识，以及更高涨的公共事务参与热情。“刘艳峰们”正在传递一个信息：中国年轻一代的问政意识正在崛起，并以更积极的姿态主动参与到社会建设中来。
从公益到公共
刘艳峰最爱穿那件蓝白相间的“海魂衫”，这是深具上世纪末中国摇滚初生期气质的装束。
但这不意味着他的反叛。相反，这个20岁的年轻人总能保持微笑和礼数周全。“人们总是觉得我在做一件奇怪的事情，”刘艳峰说，“我却觉得挺简单。”
刘艳峰现在是三峡大学行政管理专业大二学生。这所以中国最壮丽的江河景观命名的大学坐落在风光秀丽的湖北宜昌。2012年9月26日，在北京接受完几家媒体采访后，刘艳峰返回这里。
“现在我最想做的就是到麻风村做公益。”刘艳峰从黝黑瘦小的身下卸下行李，“那里手机没有信号，可以彻底地静一下。”
刘艳峰1992年出生于河北邯郸的农村，家里并不宽裕。在农业税还没有取消的年头里，他和母亲曾经因为家里没有及时交齐赋税而被村里带到一个修车铺，直至父亲凑齐了钱才能领人。
“那个时候意识落后，不知道什么叫合法权益。”刘艳峰说，“更别说监督和建言了。”他的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至今仍叮嘱儿子“不要和公家过不去”。
成长于新时代的刘艳峰有着父辈不能相比的成长环境。更加广泛和公平的教育机会让他早早地脱离了黄土地。高二的时候，他通过网络接触到公益，并成为一个寻子网站的志愿者。“工作很简单，但很快乐”。
也在这一年，刘艳峰听说了时为浙江大学学生雷闯的事迹。后者是乙肝病毒携带者，却“较真”地争取到了从事食品行业的健康证。2009年，雷成功入选央视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评选候选人名单，还被《检察日报》授予年度正义人物奖。
刘艳峰崇拜极了。他联系上对方，成为乙肝科普志愿行动的一员。“从那以后我就爱上了公益。”刘说。
新世纪头十年，是中国公益社会和公民社会迅猛发展的时期，为新一代青年提供了实现自我价值的广阔平台。尤其经历了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等重大活动以及汶川地震等抗灾救灾行动的历练，中国公益进入全新阶段。
越来越多的普通人通过公益成长为公民，继而进入公共事务领域，成为推动社会建设的参与者。
作为这股时代潮流的一分子，刘艳峰也完成了他从公益到公共的转型。“我看新闻，也思考一些问题。”他说，“例如我们能否在帮助别人的同时也让他们明确自身的权利呢？”
刘艳峰决定去北京的各个NGO组织看看，顺便在这些组织中实习。在这里，他见到了公益人士邓飞和崔永元。其中邓飞通过“免费午餐”、“大病医保”等民间公益项目，拉动政府在政策层面改变的公益模式深深震动了他。“扶贫式的公益往往效果有限，其实政府如果被发动起来了，能做的善事就太多了。”
刘艳峰由此得到的启示是：要推动社会进步，行动比埋怨更有力量。4个月后，“杨达才事件”爆发，包括新华社在内的主流媒体均呼吁当事官员正视民众质疑，公开财产。“这消除了我最后的顾虑，”刘艳峰说，“我想到给相关部门寄信。”
越发宽容的时代
20天后，陕西省财政厅的回函到了，紧跟其后的，还有纷至沓来的记者。
刘艳峰失去了昔日平静的生活。但聚光灯下，刘艳峰不时流露他的直率。“我并非多么勇敢，就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他说，“但我是完全按照政策规定和政府网站的流程指引来办事的。在学校，我还是学生干部和入党重点培养对象。”
刘艳峰很快消除了忐忑——并没有人找他麻烦，相反还得到理解和支持。“学校对于刘艳峰的担当精神和社会责任感还是充分肯定的。”三峡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张锐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校方希望能为他创造一个平和、宽松的环境，同时也希望他不要因此耽误了学业。”
“社会对年轻一代正变得越来越宽容。”刘艳峰说，“这也为我们添加了勇气。”事实上，早在杨达才事件前，这个年轻人就在几起意见表达行动中有所感受。
在学校，他领导运作着一个大学生社团——“大未青年”。这个年轻人公益和意见表达平台，注重从身边点滴寻找使命感。例如资助贫困儿童，建言整顿校园混乱的交通等。他们还自费给348个妇幼保健院寄信，呼吁消除乙肝歧视，随后，他们获得了不少礼貌的回复。
最“出格”的一次是和几个河南大学生到北京给教育部送“鸭梨”（谐音压力），呼吁取消高考户籍限制，提高外省录取比例。对方虽没有接收但也没有干预，大学生们举着标牌在门外展示、拍照，然后将鸭梨放在门口。第二天他们再去，发现梨没了，但筐还在。
受刘艳峰启示给铁道部去信的甘肃大学生黄焕婷也有同感。2012年暑假，她与15位女青年一同背着自制的“马桶”，坐到了广州市城管委的门前，呼吁能够尽快扩建公共场所的女厕。对方将志愿者代表请进办公室，接收了她们的意见书——这是青年们花费半年的调查成果，最后还得到广州市政协委员韩志鹏的支持。
“刘艳峰的这次尝试无疑很有意义。”青年公益者、乙肝斗士雷闯说，“（对待公共事件）现在太多人只是停留在网络中的态度表达，缺乏建设性、程序化的方式。”
喧闹之外
雷闯的话道出了刘艳峰正在面临的现实：网络上声援如潮涌，现实中的同道者却寥寥。从北京回来后，刘艳峰的宿舍时常挤满了记者，但其他舍友只顾玩电脑，面无表情。“他们通过网络所了解的我可能比现实中的还多。”刘说，“很多同学觉得我所做的事情不实际，在班上我就像个怪物。”
由于缺乏共同话题和志趣，刘艳峰留在宿舍和教室的时间并不多。网络世界里则是另一番景象，他已拥有近万名微博粉丝。“他们给我留言，表达赞赏和支持。”刘说，“在这里，我才感觉到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让我吃惊的是，很多人还不知道自己有监督和知情权，而且总担心程序非常复杂。”刘艳峰说，“我告诉他们政府网站上就有，按照指引填表格，非常简单。”
一位武汉市民知道他的事情后，特制了一幅标语上街支持；一个房地产老板特意赶到学校请他吃饭；很多网友给他留下电话，说“有麻烦了就吼”。但质疑者也不少，他的动机被解读为“作秀”和“炒作”。“褒贬不重要，能引起关注就好。”他说。
2012年9月21日，刘艳峰接到政府复函的次日，“表哥”杨达才因违纪问题被撤职。媒体评论说这是一场“民意的胜利”，但刘艳峰并不完全认同，“这只是一个开端。”他说，“我从来就不是针对杨局长而去，而是旨在推进现行监督机制。”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刑委会委员、昆明市人大代表李春光通过微博联系上刘艳峰，传递了建议——“有争议是正常的，关键是要弄清楚争议是代表谁发出的，是不是真正站在公正、客观的立场上。”
虽然满带鼓励，但所有事情还需一肩挑。“什么时候网络上的热情能转化成现实的行动，监督才更有效，更有意义。”他说，“同行者正在出现，但仍远远不够。”
眼下，刘艳峰开始为另一件事情而担心——他身在农村的父母。对网络的陌生他们仍不知道儿子的近况。“我无法想象他们知道真相的那一刻。”刘艳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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