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留日华裔经济分析师说中国经济在走日本战后的道路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18:17:37
http://cn.nikkei.com/columnviewpoint/column/3792-20121010.html过去的日本 未来的中国
日经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肖敏捷：由于工作原因经常和日本的基金经理打交道。因为无论是投资日本还是美国，中国经济是非常重要的预测前提之一。在谈论中国经济时，很多基金经理抱怨说实在看不懂。他们可以列出很多理由，例如统计数字缺乏真实性，政策变更太频繁等等。同时我发现基金经理越是年轻或是在美国喝过洋墨水的抱怨越多。秉着客户是上帝的原则，我总是面带微笑耐心解释。我告诉他们中国经济变化太快，我也看不太懂。但我告诉他们如果看不懂现在的中国经济，与其问中国经济专家，不如问你们年龄稍大一点的上司或日本经济专家。因为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目前中国经济正在重复着二战后日本经济所走过的路。
最近读了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中村隆英先生写的《昭和史》。以书虫自居的笔者以往也读了不少有关昭和这段历史的书籍，但从经济学家眼里看到的昭和时代里日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所发生的变迁，中村先生的《昭和史》确实精彩。作为读后感，在此我主要想回顾一下有关上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高增长的两个重要转折点。
1988年1月，笔者来日本留学。1989年1月，日本将年号从昭和改为平成，长达64年的昭和时代笔者赶上了最后一年。时光如箭，进入平成时代已经快25年了，但大多数日本人依旧怀念昭和时代。因为在这60多年中，日本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日本人经历了地狱和天堂。昭和前10年，日本军国主义横行，给包括中国的亚洲广大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最后受到应有的惩罚。经过1945年到1955年的战后重建期，从1955年起日本开始走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和平发展道路。
日本之所以可以实现如此重大的历史转机，主要是由于“1955年体制”带来日本政局的稳定所致。1955年，自由党和民主党统一为自由民主党，左派社会党和右派社会党统一为社会党，从此两大政党体制在日本诞生。由于在国会占大多数席位，从1955年到1993年实际上是自由民主党一党执政的天下。而自由民主党之所以能够长期掌握政权，除了人才济济，我想党内派系之间互相制衡所形成的党内民主可能是原因之一吧。我曾经采访过一位研究自由民主党派系造诣很深的政治学者，他告诉我自由民主党派系的历史其实就是“抗争与妥协” 不断重复的历史。
如果“1955年体制”的诞生是日本成为经济大国的起点，那么1978年底召开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起点。从此，中国放弃长期坚持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日经济发展的历史转折点告诉我们只有政治的稳定才有经济的繁荣。
1960年池田勇人担任总理后提出“所得倍增计划”。为达到此目标，池田内阁专注于经济发展而尽量回避国内外的许多政治难题，以至法国总统戏称池田总理是“半导体收音机的推销员”。二、三十年之后，中国地方政府动辄上百人的招商引资团活跃在世界的主要城市推销中国的土地和劳动力，与当年池田总理推销 Made in Japan的做法大同小异。
池田内阁所提出的发展目标最终得以实现，一亿日本人从此步入中流社会，为日本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打下了牢固的根基。但是，经济高增长带来环境污染等公害问题，国民的抗议呼声日趋高涨，1964年东京奥运会结束之后上台的佐藤荣作内阁开始提出“社会发展”的口号，希望实现经济高增长与环保的和谐（日语汉字原文为“调和”）。和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池田内阁相比，佐藤政权重视环保的意识大大提高，但在大干快上火红的年代，连掌握日本经济大权对政府极有影响力的“经团连”都公开反对制定防止公害的法律。结果，1967年虽然公布了“公害对策基本法”，但法律提出要促进“经济发展与环保的和谐”，经济发展仍然优先，其对企业等的制约能力也大大削弱，治理公害雷声大雨点小。
随着各地的市民抗议行动不断升级，“草根”力量迫使佐藤政权不得不痛下决心克服公害问题。1970年5月，佐滕总理亲任中央公害对策总部总指挥，提出克服公害是最重要的政治任务。11月国会修改“公害对策基本法”时将 “和谐”二字从条文中删除。把环保摆在重中之中的位置上，最终使曾经被称为“公害列岛”的日本能有今天的青山绿水，日本企业拥有世界一流的节能环保技术。但是，从只追求经济发展到注重社会发展，日本付出了象“水俣病”这样沉重的代价。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市民运动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虽然国情和目前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当时的日本不能简单类比，但从中村隆英先生的《昭和史》里，我可以感觉到中国经济迎来历史转折点为时不远了。虽然风闻最近北京的一些书店将有关日本的书籍下架，但我还是希望日后有机会将此书介绍给国内的朋友们。因为无论是了解日本二战后所发生的巨大变化还是预测中国的经济社会未来的发展趋势，此书都非常具有参考价值。了解日本，其实也是为了了解中国。关注日经中文网新浪微博
（本文只代表个人观点）
肖敏捷 简历
出生于中国西安。自武汉大学毕业后，作为日本文部省（当时）公费留学生到日本留学，先后就读于福岛大学和筑波大学的研究生院。1994年起在日本的证券行业从事经济分析和资产管理之后，目前为独立经济分析师。作为频繁来往于中日之间，不断推出准确经济报告的经济分析师而为人所知。
在《日经Veritas》排行榜（2010年）经济分析师部门中居第5位。著作有《中国人经济分析师看中国经济》。http://cn.nikkei.com/columnviewpoint/column/3792-20121010.html过去的日本 未来的中国2012/10/10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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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敏捷 日经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肖敏捷：由于工作原因经常和日本的基金经理打交道。因为无论是投资日本还是美国，中国经济是非常重要的预测前提之一。在谈论中国经济时，很多基金经理抱怨说实在看不懂。他们可以列出很多理由，例如统计数字缺乏真实性，政策变更太频繁等等。同时我发现基金经理越是年轻或是在美国喝过洋墨水的抱怨越多。秉着客户是上帝的原则，我总是面带微笑耐心解释。我告诉他们中国经济变化太快，我也看不太懂。但我告诉他们如果看不懂现在的中国经济，与其问中国经济专家，不如问你们年龄稍大一点的上司或日本经济专家。因为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目前中国经济正在重复着二战后日本经济所走过的路。
最近读了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中村隆英先生写的《昭和史》。以书虫自居的笔者以往也读了不少有关昭和这段历史的书籍，但从经济学家眼里看到的昭和时代里日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所发生的变迁，中村先生的《昭和史》确实精彩。作为读后感，在此我主要想回顾一下有关上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高增长的两个重要转折点。
1988年1月，笔者来日本留学。1989年1月，日本将年号从昭和改为平成，长达64年的昭和时代笔者赶上了最后一年。时光如箭，进入平成时代已经快25年了，但大多数日本人依旧怀念昭和时代。因为在这60多年中，日本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日本人经历了地狱和天堂。昭和前10年，日本军国主义横行，给包括中国的亚洲广大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最后受到应有的惩罚。经过1945年到1955年的战后重建期，从1955年起日本开始走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和平发展道路。
日本之所以可以实现如此重大的历史转机，主要是由于“1955年体制”带来日本政局的稳定所致。1955年，自由党和民主党统一为自由民主党，左派社会党和右派社会党统一为社会党，从此两大政党体制在日本诞生。由于在国会占大多数席位，从1955年到1993年实际上是自由民主党一党执政的天下。而自由民主党之所以能够长期掌握政权，除了人才济济，我想党内派系之间互相制衡所形成的党内民主可能是原因之一吧。我曾经采访过一位研究自由民主党派系造诣很深的政治学者，他告诉我自由民主党派系的历史其实就是“抗争与妥协” 不断重复的历史。
如果“1955年体制”的诞生是日本成为经济大国的起点，那么1978年底召开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起点。从此，中国放弃长期坚持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日经济发展的历史转折点告诉我们只有政治的稳定才有经济的繁荣。
1960年池田勇人担任总理后提出“所得倍增计划”。为达到此目标，池田内阁专注于经济发展而尽量回避国内外的许多政治难题，以至法国总统戏称池田总理是“半导体收音机的推销员”。二、三十年之后，中国地方政府动辄上百人的招商引资团活跃在世界的主要城市推销中国的土地和劳动力，与当年池田总理推销 Made in Japan的做法大同小异。
池田内阁所提出的发展目标最终得以实现，一亿日本人从此步入中流社会，为日本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打下了牢固的根基。但是，经济高增长带来环境污染等公害问题，国民的抗议呼声日趋高涨，1964年东京奥运会结束之后上台的佐藤荣作内阁开始提出“社会发展”的口号，希望实现经济高增长与环保的和谐（日语汉字原文为“调和”）。和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池田内阁相比，佐藤政权重视环保的意识大大提高，但在大干快上火红的年代，连掌握日本经济大权对政府极有影响力的“经团连”都公开反对制定防止公害的法律。结果，1967年虽然公布了“公害对策基本法”，但法律提出要促进“经济发展与环保的和谐”，经济发展仍然优先，其对企业等的制约能力也大大削弱，治理公害雷声大雨点小。
随着各地的市民抗议行动不断升级，“草根”力量迫使佐藤政权不得不痛下决心克服公害问题。1970年5月，佐滕总理亲任中央公害对策总部总指挥，提出克服公害是最重要的政治任务。11月国会修改“公害对策基本法”时将 “和谐”二字从条文中删除。把环保摆在重中之中的位置上，最终使曾经被称为“公害列岛”的日本能有今天的青山绿水，日本企业拥有世界一流的节能环保技术。但是，从只追求经济发展到注重社会发展，日本付出了象“水俣病”这样沉重的代价。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市民运动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虽然国情和目前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当时的日本不能简单类比，但从中村隆英先生的《昭和史》里，我可以感觉到中国经济迎来历史转折点为时不远了。虽然风闻最近北京的一些书店将有关日本的书籍下架，但我还是希望日后有机会将此书介绍给国内的朋友们。因为无论是了解日本二战后所发生的巨大变化还是预测中国的经济社会未来的发展趋势，此书都非常具有参考价值。了解日本，其实也是为了了解中国。关注日经中文网新浪微博
（本文只代表个人观点）
肖敏捷 简历
出生于中国西安。自武汉大学毕业后，作为日本文部省（当时）公费留学生到日本留学，先后就读于福岛大学和筑波大学的研究生院。1994年起在日本的证券行业从事经济分析和资产管理之后，目前为独立经济分析师。作为频繁来往于中日之间，不断推出准确经济报告的经济分析师而为人所知。
在《日经Veritas》排行榜（2010年）经济分析师部门中居第5位。著作有《中国人经济分析师看中国经济》。
2012/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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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读了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中村隆英先生写的《昭和史》。以书虫自居的笔者以往也读了不少有关昭和这段历史的书籍，但从经济学家眼里看到的昭和时代里日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所发生的变迁，中村先生的《昭和史》确实精彩。作为读后感，在此我主要想回顾一下有关上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高增长的两个重要转折点。
1988年1月，笔者来日本留学。1989年1月，日本将年号从昭和改为平成，长达64年的昭和时代笔者赶上了最后一年。时光如箭，进入平成时代已经快25年了，但大多数日本人依旧怀念昭和时代。因为在这60多年中，日本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日本人经历了地狱和天堂。昭和前10年，日本军国主义横行，给包括中国的亚洲广大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最后受到应有的惩罚。经过1945年到1955年的战后重建期，从1955年起日本开始走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和平发展道路。
日本之所以可以实现如此重大的历史转机，主要是由于“1955年体制”带来日本政局的稳定所致。1955年，自由党和民主党统一为自由民主党，左派社会党和右派社会党统一为社会党，从此两大政党体制在日本诞生。由于在国会占大多数席位，从1955年到1993年实际上是自由民主党一党执政的天下。而自由民主党之所以能够长期掌握政权，除了人才济济，我想党内派系之间互相制衡所形成的党内民主可能是原因之一吧。我曾经采访过一位研究自由民主党派系造诣很深的政治学者，他告诉我自由民主党派系的历史其实就是“抗争与妥协” 不断重复的历史。
如果“1955年体制”的诞生是日本成为经济大国的起点，那么1978年底召开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起点。从此，中国放弃长期坚持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日经济发展的历史转折点告诉我们只有政治的稳定才有经济的繁荣。
1960年池田勇人担任总理后提出“所得倍增计划”。为达到此目标，池田内阁专注于经济发展而尽量回避国内外的许多政治难题，以至法国总统戏称池田总理是“半导体收音机的推销员”。二、三十年之后，中国地方政府动辄上百人的招商引资团活跃在世界的主要城市推销中国的土地和劳动力，与当年池田总理推销 Made in Japan的做法大同小异。
池田内阁所提出的发展目标最终得以实现，一亿日本人从此步入中流社会，为日本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打下了牢固的根基。但是，经济高增长带来环境污染等公害问题，国民的抗议呼声日趋高涨，1964年东京奥运会结束之后上台的佐藤荣作内阁开始提出“社会发展”的口号，希望实现经济高增长与环保的和谐（日语汉字原文为“调和”）。和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池田内阁相比，佐藤政权重视环保的意识大大提高，但在大干快上火红的年代，连掌握日本经济大权对政府极有影响力的“经团连”都公开反对制定防止公害的法律。结果，1967年虽然公布了“公害对策基本法”，但法律提出要促进“经济发展与环保的和谐”，经济发展仍然优先，其对企业等的制约能力也大大削弱，治理公害雷声大雨点小。
随着各地的市民抗议行动不断升级，“草根”力量迫使佐藤政权不得不痛下决心克服公害问题。1970年5月，佐滕总理亲任中央公害对策总部总指挥，提出克服公害是最重要的政治任务。11月国会修改“公害对策基本法”时将 “和谐”二字从条文中删除。把环保摆在重中之中的位置上，最终使曾经被称为“公害列岛”的日本能有今天的青山绿水，日本企业拥有世界一流的节能环保技术。但是，从只追求经济发展到注重社会发展，日本付出了象“水俣病”这样沉重的代价。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市民运动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虽然国情和目前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当时的日本不能简单类比，但从中村隆英先生的《昭和史》里，我可以感觉到中国经济迎来历史转折点为时不远了。虽然风闻最近北京的一些书店将有关日本的书籍下架，但我还是希望日后有机会将此书介绍给国内的朋友们。因为无论是了解日本二战后所发生的巨大变化还是预测中国的经济社会未来的发展趋势，此书都非常具有参考价值。了解日本，其实也是为了了解中国。关注日经中文网新浪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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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敏捷 简历
出生于中国西安。自武汉大学毕业后，作为日本文部省（当时）公费留学生到日本留学，先后就读于福岛大学和筑波大学的研究生院。1994年起在日本的证券行业从事经济分析和资产管理之后，目前为独立经济分析师。作为频繁来往于中日之间，不断推出准确经济报告的经济分析师而为人所知。
在《日经Veritas》排行榜（2010年）经济分析师部门中居第5位。著作有《中国人经济分析师看中国经济》。http://cn.nikkei.com/columnviewpoint/column/3792-20121010.html过去的日本 未来的中国2012/10/10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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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读了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中村隆英先生写的《昭和史》。以书虫自居的笔者以往也读了不少有关昭和这段历史的书籍，但从经济学家眼里看到的昭和时代里日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所发生的变迁，中村先生的《昭和史》确实精彩。作为读后感，在此我主要想回顾一下有关上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高增长的两个重要转折点。
1988年1月，笔者来日本留学。1989年1月，日本将年号从昭和改为平成，长达64年的昭和时代笔者赶上了最后一年。时光如箭，进入平成时代已经快25年了，但大多数日本人依旧怀念昭和时代。因为在这60多年中，日本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日本人经历了地狱和天堂。昭和前10年，日本军国主义横行，给包括中国的亚洲广大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最后受到应有的惩罚。经过1945年到1955年的战后重建期，从1955年起日本开始走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和平发展道路。
日本之所以可以实现如此重大的历史转机，主要是由于“1955年体制”带来日本政局的稳定所致。1955年，自由党和民主党统一为自由民主党，左派社会党和右派社会党统一为社会党，从此两大政党体制在日本诞生。由于在国会占大多数席位，从1955年到1993年实际上是自由民主党一党执政的天下。而自由民主党之所以能够长期掌握政权，除了人才济济，我想党内派系之间互相制衡所形成的党内民主可能是原因之一吧。我曾经采访过一位研究自由民主党派系造诣很深的政治学者，他告诉我自由民主党派系的历史其实就是“抗争与妥协” 不断重复的历史。
如果“1955年体制”的诞生是日本成为经济大国的起点，那么1978年底召开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起点。从此，中国放弃长期坚持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日经济发展的历史转折点告诉我们只有政治的稳定才有经济的繁荣。
1960年池田勇人担任总理后提出“所得倍增计划”。为达到此目标，池田内阁专注于经济发展而尽量回避国内外的许多政治难题，以至法国总统戏称池田总理是“半导体收音机的推销员”。二、三十年之后，中国地方政府动辄上百人的招商引资团活跃在世界的主要城市推销中国的土地和劳动力，与当年池田总理推销 Made in Japan的做法大同小异。
池田内阁所提出的发展目标最终得以实现，一亿日本人从此步入中流社会，为日本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打下了牢固的根基。但是，经济高增长带来环境污染等公害问题，国民的抗议呼声日趋高涨，1964年东京奥运会结束之后上台的佐藤荣作内阁开始提出“社会发展”的口号，希望实现经济高增长与环保的和谐（日语汉字原文为“调和”）。和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池田内阁相比，佐藤政权重视环保的意识大大提高，但在大干快上火红的年代，连掌握日本经济大权对政府极有影响力的“经团连”都公开反对制定防止公害的法律。结果，1967年虽然公布了“公害对策基本法”，但法律提出要促进“经济发展与环保的和谐”，经济发展仍然优先，其对企业等的制约能力也大大削弱，治理公害雷声大雨点小。
随着各地的市民抗议行动不断升级，“草根”力量迫使佐藤政权不得不痛下决心克服公害问题。1970年5月，佐滕总理亲任中央公害对策总部总指挥，提出克服公害是最重要的政治任务。11月国会修改“公害对策基本法”时将 “和谐”二字从条文中删除。把环保摆在重中之中的位置上，最终使曾经被称为“公害列岛”的日本能有今天的青山绿水，日本企业拥有世界一流的节能环保技术。但是，从只追求经济发展到注重社会发展，日本付出了象“水俣病”这样沉重的代价。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市民运动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虽然国情和目前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当时的日本不能简单类比，但从中村隆英先生的《昭和史》里，我可以感觉到中国经济迎来历史转折点为时不远了。虽然风闻最近北京的一些书店将有关日本的书籍下架，但我还是希望日后有机会将此书介绍给国内的朋友们。因为无论是了解日本二战后所发生的巨大变化还是预测中国的经济社会未来的发展趋势，此书都非常具有参考价值。了解日本，其实也是为了了解中国。关注日经中文网新浪微博
（本文只代表个人观点）
肖敏捷 简历
出生于中国西安。自武汉大学毕业后，作为日本文部省（当时）公费留学生到日本留学，先后就读于福岛大学和筑波大学的研究生院。1994年起在日本的证券行业从事经济分析和资产管理之后，目前为独立经济分析师。作为频繁来往于中日之间，不断推出准确经济报告的经济分析师而为人所知。
在《日经Veritas》排行榜（2010年）经济分析师部门中居第5位。著作有《中国人经济分析师看中国经济》。
每条路都会有拐点，都避免不了的
什么时候下架日本书了，日本媒说什么都信
自己蠢以为别人跟他一样蠢
中国可不会去签什么广场协议，两国根本就没可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