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中国下一个增长周期靠什么?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14:45:18
今日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诸多不确定性，既是以往增量改革负效应的陆续表达，也是向深层次推进过程中遭遇阻力的扭曲表现。
改革必须取得关键领域的突破，方能释放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动力；决策层尤须镜鉴往日发展教训，切勿在经济政策形成过程中注入个人偏好。力争以政府自身改革为突破口，以配套的执行力破除市场化改革瓶颈，消除经济迈向内生性增长的最大障碍。
往日次优决策埋下今日苦果
中国经济增长与调控周期总有惊人相似的地方。在逐步告别人口红利、“入世”红利和国际产业转移红利之后，经济增长动力表现出更多的不确定性，现在看来已是不争的事实。而从经济症候来看，今日中国经济面临的诸多棘手问题，既与1998年前后的情况类似，又表现出了新的复杂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后续改革与调整的成本。
1998-2002年，中国政府花了将近５年的时间去产能、化解金融风险，才开启了2003-2007年连续五年超过10%的黄金增长周期。此后，由于爆发全球性经济与金融危机，政府为了保持经济增长趋势不下滑，于2008年下半年启动了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决策层是希望通过启动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其它一些大项目的陆续上马，来拉动经济增长。其结果，固定资产投资增幅以及贷款投放的大幅增长，尽管是经济困难时期刺激经济增长的决策快餐，但由此带来的负效应却在不断累积。
例如，为了配合积极财政政策，银行往往在对几十亿甚至上百亿有政府背景的贷款项目的盈利前景与市场风险未作充分评估的情况下即放贷，从而带来了银行不良资产规模的大幅攀升，进而拖累银行业的竞争力。
而每年动辄8万亿元的贷款资源，流向民营企业的不足10%，那些本来就握有最多资源的垄断性国企却获得了80%以上的贷款资源，而国企投资效率低下一直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国进民退和大量资本对房地产市场的投机，进一步加剧了经济的系统性风险。而过于依赖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有使得不断积累的产能过剩再度成为经济的痼疾。
回过头来看，三年多前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既没有超越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凯恩斯主义政策框架，也没有促进中国经济的有效增长。整体而言应急性色彩较为浓厚。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尽管凭借当时储备的足够财力对经济进行“热启动”，进而在主要经济体中率先走出衰退泥淖，但取得的复苏成果是以牺牲经济转型时机为代价的，也不得不承担宽松货币政策引致的通胀风险，本质上是内含经济波动乃至反复的次优复苏。
笔者当时就说过，假如下一步宏观经济政策不能有效治理产能过剩问题并适度管控通胀预期，则中国经济又将面临大起大落的周期性风险。如今，中国经济面临外需收缩，上下游竞争挤压，内部增长动力不振等问题，如果不能正视既往发展沉疴，延续既往见招拆招式的导调，就有可能在消化昔日次优决策苦果的同时，又要种下新的苦果。
下一个增长周期靠什么
中国自1980年以来长达30年的高速增长周期或许将告一段落。在经济规模跃上7万亿美元台阶之后，一味追求高增长看来是行不通了。中国应该做好适应中等速度增长的政策与心理准备。
既然这些年来的发展教训已经证明：经济困难时期，依靠刺激性经济政策的拉抬至多只能取得经济的表面繁荣；那么，包括决策层在内的市场主体都应正视的问题是：经济增长从长期来看应是一种内生性的选择，依赖于市场主体基于既有的约束条件追求成长空间的持续扩大。
而从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来看，尽管适度干预是避免市场失灵的必要条件，但充分调动各有关市场主体的积极性才是保持经济增长的最为关键的环节。
事实上，回顾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政策实践，一个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增长特征是在制度创新中注重扩大市场主体的行为空间。换句话说，中国民间长期以来被压抑的营商禀赋由于政府政策空间的解放而大大释放出来，成为中国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动力。
但不容否认的事实是：政府在推进市场化改革方面仍然是不彻底的，尤其是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进展缓慢，已经成为经济迈向内生性增长的最大障碍。
因此，决策层在具体的政策施行中不应过于看重短期经济增长势头可能下滑，而是着重思考如何通过确立以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为主线的改革总体思路，来推进结构性改革。尤须镜鉴往日发展教训，切勿在经济政策形成过程中注入个人偏好。力争以政府自身改革为突破口，以配套的执行力破除市场化改革瓶颈，消除经济迈向内生性增长的最大障碍。
首先，应在整固传统优势产业的同时，应当保持较高的资本积累，提高劳动资源的使用效率，特别是要注意提高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取决于以知识、信息、研究开发或创新所引致的规模收益递增、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增长等核心内生变量。
技术进步的内生化，要求中国必须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促进劳动力要素合理流动、提高劳动生产率。
因此，中国政府亟须营造条件使技术创新成为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市场主体的普遍行为。引导企业在承接世界产业结构与技术转移，加强与国际领先企业技术合作的基础上，加大对战略领域的关键技术投资，力求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瓶颈。
其次，以金融体系和要素价格改革为突破口，切实解决民营资本发展的瓶颈问题，实现要素资源的市场化配置。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保持较高的投资率尽管有其合理性，但投资结构不合理与投资效率低是两大弊病。以政府为主导的基础设施、基础工业投资比重过大，且难以提供持续的就业空间；另一方面，庞大的民间资本却因为市场准入限制难觅合适的投资领域。
因此，政府应该切实创造条件，强化民间“投资36条”的政策执行力，扩大竞争性投资领域，真正实现让民间资本参与投资，在提高投资效率的同时也会提供更多就业机会。而为了使宏观领域的政策改革能够更好地反映出资源的稀缺性，政府亟需消除土地、资本、劳动力和能源等价格方面的扭曲，改变由行政机关定价或者受行政机关影响的定价机制，真正做到由市场来决定价格，反映这些要素的机会成本。
进一步地，通过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以及相关的转移支付，实现财富积累由政府、企业和部分个人向广大居民尤其是弱势群体的适当转移，真正实现藏富于民。
http://www.bwchinese.com/article/1032863.html今日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诸多不确定性，既是以往增量改革负效应的陆续表达，也是向深层次推进过程中遭遇阻力的扭曲表现。
改革必须取得关键领域的突破，方能释放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动力；决策层尤须镜鉴往日发展教训，切勿在经济政策形成过程中注入个人偏好。力争以政府自身改革为突破口，以配套的执行力破除市场化改革瓶颈，消除经济迈向内生性增长的最大障碍。
往日次优决策埋下今日苦果
中国经济增长与调控周期总有惊人相似的地方。在逐步告别人口红利、“入世”红利和国际产业转移红利之后，经济增长动力表现出更多的不确定性，现在看来已是不争的事实。而从经济症候来看，今日中国经济面临的诸多棘手问题，既与1998年前后的情况类似，又表现出了新的复杂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后续改革与调整的成本。
1998-2002年，中国政府花了将近５年的时间去产能、化解金融风险，才开启了2003-2007年连续五年超过10%的黄金增长周期。此后，由于爆发全球性经济与金融危机，政府为了保持经济增长趋势不下滑，于2008年下半年启动了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决策层是希望通过启动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其它一些大项目的陆续上马，来拉动经济增长。其结果，固定资产投资增幅以及贷款投放的大幅增长，尽管是经济困难时期刺激经济增长的决策快餐，但由此带来的负效应却在不断累积。
例如，为了配合积极财政政策，银行往往在对几十亿甚至上百亿有政府背景的贷款项目的盈利前景与市场风险未作充分评估的情况下即放贷，从而带来了银行不良资产规模的大幅攀升，进而拖累银行业的竞争力。
而每年动辄8万亿元的贷款资源，流向民营企业的不足10%，那些本来就握有最多资源的垄断性国企却获得了80%以上的贷款资源，而国企投资效率低下一直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国进民退和大量资本对房地产市场的投机，进一步加剧了经济的系统性风险。而过于依赖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有使得不断积累的产能过剩再度成为经济的痼疾。
回过头来看，三年多前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既没有超越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凯恩斯主义政策框架，也没有促进中国经济的有效增长。整体而言应急性色彩较为浓厚。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尽管凭借当时储备的足够财力对经济进行“热启动”，进而在主要经济体中率先走出衰退泥淖，但取得的复苏成果是以牺牲经济转型时机为代价的，也不得不承担宽松货币政策引致的通胀风险，本质上是内含经济波动乃至反复的次优复苏。
笔者当时就说过，假如下一步宏观经济政策不能有效治理产能过剩问题并适度管控通胀预期，则中国经济又将面临大起大落的周期性风险。如今，中国经济面临外需收缩，上下游竞争挤压，内部增长动力不振等问题，如果不能正视既往发展沉疴，延续既往见招拆招式的导调，就有可能在消化昔日次优决策苦果的同时，又要种下新的苦果。
下一个增长周期靠什么
中国自1980年以来长达30年的高速增长周期或许将告一段落。在经济规模跃上7万亿美元台阶之后，一味追求高增长看来是行不通了。中国应该做好适应中等速度增长的政策与心理准备。
既然这些年来的发展教训已经证明：经济困难时期，依靠刺激性经济政策的拉抬至多只能取得经济的表面繁荣；那么，包括决策层在内的市场主体都应正视的问题是：经济增长从长期来看应是一种内生性的选择，依赖于市场主体基于既有的约束条件追求成长空间的持续扩大。
而从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来看，尽管适度干预是避免市场失灵的必要条件，但充分调动各有关市场主体的积极性才是保持经济增长的最为关键的环节。
事实上，回顾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政策实践，一个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增长特征是在制度创新中注重扩大市场主体的行为空间。换句话说，中国民间长期以来被压抑的营商禀赋由于政府政策空间的解放而大大释放出来，成为中国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动力。
但不容否认的事实是：政府在推进市场化改革方面仍然是不彻底的，尤其是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进展缓慢，已经成为经济迈向内生性增长的最大障碍。
因此，决策层在具体的政策施行中不应过于看重短期经济增长势头可能下滑，而是着重思考如何通过确立以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为主线的改革总体思路，来推进结构性改革。尤须镜鉴往日发展教训，切勿在经济政策形成过程中注入个人偏好。力争以政府自身改革为突破口，以配套的执行力破除市场化改革瓶颈，消除经济迈向内生性增长的最大障碍。
首先，应在整固传统优势产业的同时，应当保持较高的资本积累，提高劳动资源的使用效率，特别是要注意提高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取决于以知识、信息、研究开发或创新所引致的规模收益递增、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增长等核心内生变量。
技术进步的内生化，要求中国必须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促进劳动力要素合理流动、提高劳动生产率。
因此，中国政府亟须营造条件使技术创新成为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市场主体的普遍行为。引导企业在承接世界产业结构与技术转移，加强与国际领先企业技术合作的基础上，加大对战略领域的关键技术投资，力求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瓶颈。
其次，以金融体系和要素价格改革为突破口，切实解决民营资本发展的瓶颈问题，实现要素资源的市场化配置。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保持较高的投资率尽管有其合理性，但投资结构不合理与投资效率低是两大弊病。以政府为主导的基础设施、基础工业投资比重过大，且难以提供持续的就业空间；另一方面，庞大的民间资本却因为市场准入限制难觅合适的投资领域。
因此，政府应该切实创造条件，强化民间“投资36条”的政策执行力，扩大竞争性投资领域，真正实现让民间资本参与投资，在提高投资效率的同时也会提供更多就业机会。而为了使宏观领域的政策改革能够更好地反映出资源的稀缺性，政府亟需消除土地、资本、劳动力和能源等价格方面的扭曲，改变由行政机关定价或者受行政机关影响的定价机制，真正做到由市场来决定价格，反映这些要素的机会成本。
进一步地，通过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以及相关的转移支付，实现财富积累由政府、企业和部分个人向广大居民尤其是弱势群体的适当转移，真正实现藏富于民。
http://www.bwchinese.com/article/1032863.html
改革必须取得关键领域的突破，方能释放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动力；决策层尤须镜鉴往日发展教训，切勿在经济政策形成过程中注入个人偏好。力争以政府自身改革为突破口，以配套的执行力破除市场化改革瓶颈，消除经济迈向内生性增长的最大障碍。
往日次优决策埋下今日苦果
中国经济增长与调控周期总有惊人相似的地方。在逐步告别人口红利、“入世”红利和国际产业转移红利之后，经济增长动力表现出更多的不确定性，现在看来已是不争的事实。而从经济症候来看，今日中国经济面临的诸多棘手问题，既与1998年前后的情况类似，又表现出了新的复杂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后续改革与调整的成本。
1998-2002年，中国政府花了将近５年的时间去产能、化解金融风险，才开启了2003-2007年连续五年超过10%的黄金增长周期。此后，由于爆发全球性经济与金融危机，政府为了保持经济增长趋势不下滑，于2008年下半年启动了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决策层是希望通过启动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其它一些大项目的陆续上马，来拉动经济增长。其结果，固定资产投资增幅以及贷款投放的大幅增长，尽管是经济困难时期刺激经济增长的决策快餐，但由此带来的负效应却在不断累积。
例如，为了配合积极财政政策，银行往往在对几十亿甚至上百亿有政府背景的贷款项目的盈利前景与市场风险未作充分评估的情况下即放贷，从而带来了银行不良资产规模的大幅攀升，进而拖累银行业的竞争力。
而每年动辄8万亿元的贷款资源，流向民营企业的不足10%，那些本来就握有最多资源的垄断性国企却获得了80%以上的贷款资源，而国企投资效率低下一直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国进民退和大量资本对房地产市场的投机，进一步加剧了经济的系统性风险。而过于依赖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有使得不断积累的产能过剩再度成为经济的痼疾。
回过头来看，三年多前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既没有超越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凯恩斯主义政策框架，也没有促进中国经济的有效增长。整体而言应急性色彩较为浓厚。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尽管凭借当时储备的足够财力对经济进行“热启动”，进而在主要经济体中率先走出衰退泥淖，但取得的复苏成果是以牺牲经济转型时机为代价的，也不得不承担宽松货币政策引致的通胀风险，本质上是内含经济波动乃至反复的次优复苏。
笔者当时就说过，假如下一步宏观经济政策不能有效治理产能过剩问题并适度管控通胀预期，则中国经济又将面临大起大落的周期性风险。如今，中国经济面临外需收缩，上下游竞争挤压，内部增长动力不振等问题，如果不能正视既往发展沉疴，延续既往见招拆招式的导调，就有可能在消化昔日次优决策苦果的同时，又要种下新的苦果。
下一个增长周期靠什么
中国自1980年以来长达30年的高速增长周期或许将告一段落。在经济规模跃上7万亿美元台阶之后，一味追求高增长看来是行不通了。中国应该做好适应中等速度增长的政策与心理准备。
既然这些年来的发展教训已经证明：经济困难时期，依靠刺激性经济政策的拉抬至多只能取得经济的表面繁荣；那么，包括决策层在内的市场主体都应正视的问题是：经济增长从长期来看应是一种内生性的选择，依赖于市场主体基于既有的约束条件追求成长空间的持续扩大。
而从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来看，尽管适度干预是避免市场失灵的必要条件，但充分调动各有关市场主体的积极性才是保持经济增长的最为关键的环节。
事实上，回顾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政策实践，一个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增长特征是在制度创新中注重扩大市场主体的行为空间。换句话说，中国民间长期以来被压抑的营商禀赋由于政府政策空间的解放而大大释放出来，成为中国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动力。
但不容否认的事实是：政府在推进市场化改革方面仍然是不彻底的，尤其是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进展缓慢，已经成为经济迈向内生性增长的最大障碍。
因此，决策层在具体的政策施行中不应过于看重短期经济增长势头可能下滑，而是着重思考如何通过确立以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为主线的改革总体思路，来推进结构性改革。尤须镜鉴往日发展教训，切勿在经济政策形成过程中注入个人偏好。力争以政府自身改革为突破口，以配套的执行力破除市场化改革瓶颈，消除经济迈向内生性增长的最大障碍。
首先，应在整固传统优势产业的同时，应当保持较高的资本积累，提高劳动资源的使用效率，特别是要注意提高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取决于以知识、信息、研究开发或创新所引致的规模收益递增、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增长等核心内生变量。
技术进步的内生化，要求中国必须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促进劳动力要素合理流动、提高劳动生产率。
因此，中国政府亟须营造条件使技术创新成为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市场主体的普遍行为。引导企业在承接世界产业结构与技术转移，加强与国际领先企业技术合作的基础上，加大对战略领域的关键技术投资，力求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瓶颈。
其次，以金融体系和要素价格改革为突破口，切实解决民营资本发展的瓶颈问题，实现要素资源的市场化配置。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保持较高的投资率尽管有其合理性，但投资结构不合理与投资效率低是两大弊病。以政府为主导的基础设施、基础工业投资比重过大，且难以提供持续的就业空间；另一方面，庞大的民间资本却因为市场准入限制难觅合适的投资领域。
因此，政府应该切实创造条件，强化民间“投资36条”的政策执行力，扩大竞争性投资领域，真正实现让民间资本参与投资，在提高投资效率的同时也会提供更多就业机会。而为了使宏观领域的政策改革能够更好地反映出资源的稀缺性，政府亟需消除土地、资本、劳动力和能源等价格方面的扭曲，改变由行政机关定价或者受行政机关影响的定价机制，真正做到由市场来决定价格，反映这些要素的机会成本。
进一步地，通过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以及相关的转移支付，实现财富积累由政府、企业和部分个人向广大居民尤其是弱势群体的适当转移，真正实现藏富于民。
http://www.bwchinese.com/article/1032863.html今日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诸多不确定性，既是以往增量改革负效应的陆续表达，也是向深层次推进过程中遭遇阻力的扭曲表现。
改革必须取得关键领域的突破，方能释放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动力；决策层尤须镜鉴往日发展教训，切勿在经济政策形成过程中注入个人偏好。力争以政府自身改革为突破口，以配套的执行力破除市场化改革瓶颈，消除经济迈向内生性增长的最大障碍。
往日次优决策埋下今日苦果
中国经济增长与调控周期总有惊人相似的地方。在逐步告别人口红利、“入世”红利和国际产业转移红利之后，经济增长动力表现出更多的不确定性，现在看来已是不争的事实。而从经济症候来看，今日中国经济面临的诸多棘手问题，既与1998年前后的情况类似，又表现出了新的复杂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后续改革与调整的成本。
1998-2002年，中国政府花了将近５年的时间去产能、化解金融风险，才开启了2003-2007年连续五年超过10%的黄金增长周期。此后，由于爆发全球性经济与金融危机，政府为了保持经济增长趋势不下滑，于2008年下半年启动了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决策层是希望通过启动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其它一些大项目的陆续上马，来拉动经济增长。其结果，固定资产投资增幅以及贷款投放的大幅增长，尽管是经济困难时期刺激经济增长的决策快餐，但由此带来的负效应却在不断累积。
例如，为了配合积极财政政策，银行往往在对几十亿甚至上百亿有政府背景的贷款项目的盈利前景与市场风险未作充分评估的情况下即放贷，从而带来了银行不良资产规模的大幅攀升，进而拖累银行业的竞争力。
而每年动辄8万亿元的贷款资源，流向民营企业的不足10%，那些本来就握有最多资源的垄断性国企却获得了80%以上的贷款资源，而国企投资效率低下一直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国进民退和大量资本对房地产市场的投机，进一步加剧了经济的系统性风险。而过于依赖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有使得不断积累的产能过剩再度成为经济的痼疾。
回过头来看，三年多前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既没有超越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凯恩斯主义政策框架，也没有促进中国经济的有效增长。整体而言应急性色彩较为浓厚。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尽管凭借当时储备的足够财力对经济进行“热启动”，进而在主要经济体中率先走出衰退泥淖，但取得的复苏成果是以牺牲经济转型时机为代价的，也不得不承担宽松货币政策引致的通胀风险，本质上是内含经济波动乃至反复的次优复苏。
笔者当时就说过，假如下一步宏观经济政策不能有效治理产能过剩问题并适度管控通胀预期，则中国经济又将面临大起大落的周期性风险。如今，中国经济面临外需收缩，上下游竞争挤压，内部增长动力不振等问题，如果不能正视既往发展沉疴，延续既往见招拆招式的导调，就有可能在消化昔日次优决策苦果的同时，又要种下新的苦果。
下一个增长周期靠什么
中国自1980年以来长达30年的高速增长周期或许将告一段落。在经济规模跃上7万亿美元台阶之后，一味追求高增长看来是行不通了。中国应该做好适应中等速度增长的政策与心理准备。
既然这些年来的发展教训已经证明：经济困难时期，依靠刺激性经济政策的拉抬至多只能取得经济的表面繁荣；那么，包括决策层在内的市场主体都应正视的问题是：经济增长从长期来看应是一种内生性的选择，依赖于市场主体基于既有的约束条件追求成长空间的持续扩大。
而从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来看，尽管适度干预是避免市场失灵的必要条件，但充分调动各有关市场主体的积极性才是保持经济增长的最为关键的环节。
事实上，回顾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政策实践，一个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增长特征是在制度创新中注重扩大市场主体的行为空间。换句话说，中国民间长期以来被压抑的营商禀赋由于政府政策空间的解放而大大释放出来，成为中国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动力。
但不容否认的事实是：政府在推进市场化改革方面仍然是不彻底的，尤其是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进展缓慢，已经成为经济迈向内生性增长的最大障碍。
因此，决策层在具体的政策施行中不应过于看重短期经济增长势头可能下滑，而是着重思考如何通过确立以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为主线的改革总体思路，来推进结构性改革。尤须镜鉴往日发展教训，切勿在经济政策形成过程中注入个人偏好。力争以政府自身改革为突破口，以配套的执行力破除市场化改革瓶颈，消除经济迈向内生性增长的最大障碍。
首先，应在整固传统优势产业的同时，应当保持较高的资本积累，提高劳动资源的使用效率，特别是要注意提高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取决于以知识、信息、研究开发或创新所引致的规模收益递增、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增长等核心内生变量。
技术进步的内生化，要求中国必须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促进劳动力要素合理流动、提高劳动生产率。
因此，中国政府亟须营造条件使技术创新成为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市场主体的普遍行为。引导企业在承接世界产业结构与技术转移，加强与国际领先企业技术合作的基础上，加大对战略领域的关键技术投资，力求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瓶颈。
其次，以金融体系和要素价格改革为突破口，切实解决民营资本发展的瓶颈问题，实现要素资源的市场化配置。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保持较高的投资率尽管有其合理性，但投资结构不合理与投资效率低是两大弊病。以政府为主导的基础设施、基础工业投资比重过大，且难以提供持续的就业空间；另一方面，庞大的民间资本却因为市场准入限制难觅合适的投资领域。
因此，政府应该切实创造条件，强化民间“投资36条”的政策执行力，扩大竞争性投资领域，真正实现让民间资本参与投资，在提高投资效率的同时也会提供更多就业机会。而为了使宏观领域的政策改革能够更好地反映出资源的稀缺性，政府亟需消除土地、资本、劳动力和能源等价格方面的扭曲，改变由行政机关定价或者受行政机关影响的定价机制，真正做到由市场来决定价格，反映这些要素的机会成本。
进一步地，通过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以及相关的转移支付，实现财富积累由政府、企业和部分个人向广大居民尤其是弱势群体的适当转移，真正实现藏富于民。
http://www.bwchinese.com/article/1032863.html
下一个增长周期靠什么？
章玉贵
一味追求高增长看来是行不通了。
也许，中国自1980年以来长达30年的高速增长周期或许将告一段落。在经济规模跃上6万亿美元台阶之后，中国应该做好适应中等速度增长的政策与心理准备。
假如增长质量能够逐年提高，7%的增速又有什么可担忧的？
这些年来，中国经济究竟应当保持怎样的增速才是较为理性的选择？似乎没有唯一的答案。包括一些决策智囊在内的学者基于30年来中国年均经济增速9%左右的事实，认为经济增长的底线应当为8%，倘若达不到这个增速，将很难提供1200万个左右的就业机会。对于这个经验判断，没有人可以忽视。在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依然较低的情况下，依靠经济政策的拉动是促进就业和财富增长的必要路径。只是包括决策层在内的市场主体都应正视的现实问题是：经济增长从长期来看应是一种内生性的选择，依赖于市场主体基于既有的约束条件追求成长空间的持续扩大。而从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来看，尽管适度干预是避免市场失灵的必要条件，但充分调动各有关市场主体的积极性才是保持经济增长的最为关键的环节。而回顾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政策实践，一个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增长特征是在制度创新中注重扩大市场主体的行为空间。换句话说，中国民间长期以来被压抑的营商禀赋由于政府政策空间的解放而大大释放出来，成为中国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动力。但另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政府在推进市场化改革方面仍然是不彻底的，尤其是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进展缓慢，已经成为经济迈向内生性增长的最大障碍。
当然，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在向服务经济转型过程中依然十分重视制造业的发展。政府并不刻意追求在经济增长中的显性角色，而是重视扩大企业的边界，追求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配置。在此背景下，美日等国只维持了4%左右的经济增速，就创造了广阔的就业空间，进而在完成工业化的过程中大大提高了经济增长质量。
反观中国，在经济向人均3000美元阶段迈进的关键时期，政府在高度依赖投资和出口的同时，并未及时实现增长动力的切换。其结果，尽管成绩毋庸置疑，但宏观经济风险不断累积以及经济内外失衡持续加剧却是不争的事实。如今，偏好投资和出口而消费受到严重抑制的增长模式越来越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均衡增长的负担。已有研究表明，中国经济即将进入“U”型经济周期，其在底部停留的时间取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速度，也就是如何将经济增长拉动引擎转到消费上来。因此，决策层应当思考的不是短期的经济增长势头可能下滑，而是如何通过确立以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为主线的改革总体思路，来推进结构性改革。
首先，应该充分利用所剩不多的人口红利，保持较高的资本积累，提高劳动资源的使用效率，特别是要注意提高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取决于以知识、信息、研究开发或创新所引致的规模收益递增、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增长等核心内生变量。技术进步的内生化，要求中国必须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促进劳动力要素合理流动、提高劳动生产率。
其次，以金融体系和要素价格改革为突破口，切实解决民营资本发展的瓶颈问题，实现要素资源的市场化配置。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保持较高的投资率尽管有其合理性，但投资结构不合理与投资效率低是两大弊病。以政府为主导的基础设施、基础工业投资比重过大，且难以提供持续的就业空间；另一方面，庞大的民间资本却因为市场准入限制难觅合适的投资领域。因此，政府应该扩大竞争性投资领域，让民间资本参与投资，在提高投资效率的同时也会提供更多就业机会。而为了使宏观领域的政策改革能够更好地反映出资源的稀缺性，政府亟需消除土地、资本、劳动力和能源等价格方面的扭曲，改变由行政机关定价或者受行政机关影响的定价机制，真正做到由市场来决定价格，反映这些要素的机会成本。
最后，未来一段时期，在加大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同时，应以前瞻性的技术投入和高质量的技术改造引领产业结构整体升级。
2008年底至2010年初，由于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使得以出口为导向的中国制造业核心板块的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长期以来凭借高度专业化和价格竞争为利器的制造业集群普遍经受了一段调整期，部分企业倒闭或者外迁至越南、印度等价值洼地。预计未来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企业的利润挤压可能会持续，企业的破产风险会升高。尽管一部分制造业企业的破产可以为优质企业的发展让出更多的资源和市场空间，但在缺乏自主创新技术的制约下，中国制造业要在短期内实现整体升级，并不现实。
事实上，中国每年大约2万亿美元的制造业产值中，真正有产业竞争力意义的部分，不会超过三分之一。中国日渐做大的制造业规模，实际上是以在华外商投资企业的不断膨胀为底基的。
最近10年来，外资对中国制造业的市场控制度不断上升，平均控制力已经超过三分之一。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在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3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特别是在电子信息和汽车等战略性产业，中国业已取得的产业进步远远比不上外资的产业控制趋势。谁都知道，尽管中国头顶世界第一汽车产销大国的帽子，但是这顶帽子却戴得异常别扭。如果扣除世界六大汽车集团在华生产基地的产量，中国能够拿得出手的也就是奇瑞、比亚迪、吉利、力帆和所谓一汽、二汽、上汽等“国家队”里的本土品牌和相关产量了。若以此为衡量基准，谁还敢说，中国汽车超越美日欧洲？
更重要的是，中国在高端制造业上仍然没有太大突破。2010年全球最有价值的500个品牌，中国制造业品牌只有17个，且前100名榜上无名。据统计， 2009年，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加值率仅约为美国的4.38%、日本的4.37%和德国的5.56%。美国制造业仍然拥有巨大的生产率优势，这体现于这样一个事实：美国在2010年的制造业产出仅略低于中国，但美国制造业只有1150万工人，而中国制造业雇用了1亿人。
即便从产业获益程度来看，中国制造业的整体现状也无法令人乐观。众所周知，一国制造业在国际分工中的获益程度主要取决于国内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以及东道国在产业增值分配中所占的比例。而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尽管这些年来有了较大的提高。但中国制造业中有竞争力的产品基本上集中于中低附加值产品领域，绝大多数行业在国际分工中仍然处于产业链的末端。中国制造业生产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显著提高并不能掩盖与美日德等一流工业强国之间的差距。
因此，中国迟早要告别以成本为利器的产业竞争优势时代。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发达国家的领先企业针对中国的技术打压和品牌锁定，以及握有成本比较优势的新兴经济体企业的持续追赶，将是挤压中国产业竞争力的常态性存在。
从既有经济分工的剩余光谱来看，中国大概还有三年到五年的经济追赶期。假如中国不能在“十二五”期间实现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一旦新一轮国际产业分工洗牌完毕，则本就处于不利地位的中国企业又将被强势企业再次“锁定”，中国就有可能在失去比较优势的同时又将错过提升竞争优势的“时间窗口”。
在经济增长方式从要素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的共识下，政府亟须营造条件使技术创新成为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市场主体的普遍行为。引导企业在承接世界产业结构与技术转移，加强与国际领先企业技术合作的基础上，加大对战略领域的关键技术投资，力求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瓶颈。未来一段时期，中国在加大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同时，应以前瞻性的技术投入和高质量的技术改造引领产业结构整体升级。现阶段，某些具有相对竞争优势的企业理应在承接国际技术转移的基础上，通过自主创新，提高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与获益程度。另一方面，中国应着眼于本次金融危机结束后全球产业可能重新洗牌的机遇与挑战，着力提升金融市场、研发设计、系统集成等专业服务能力，强化金融服务、技术供给和运营管理功能，特别是管理全球供应链的能力，加大对战略新兴产业领域的关键技术投资，以期在关乎中国未来国际分工地位的关键产业领域突破核心技术瓶颈，早日形成能够支撑中国经济下一个增长周期的高端产业群。
http://blog.sina.com.cn/s/blog_89ad1bd4010119l1.html?tj=1
章玉贵
一味追求高增长看来是行不通了。
也许，中国自1980年以来长达30年的高速增长周期或许将告一段落。在经济规模跃上6万亿美元台阶之后，中国应该做好适应中等速度增长的政策与心理准备。
假如增长质量能够逐年提高，7%的增速又有什么可担忧的？
这些年来，中国经济究竟应当保持怎样的增速才是较为理性的选择？似乎没有唯一的答案。包括一些决策智囊在内的学者基于30年来中国年均经济增速9%左右的事实，认为经济增长的底线应当为8%，倘若达不到这个增速，将很难提供1200万个左右的就业机会。对于这个经验判断，没有人可以忽视。在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依然较低的情况下，依靠经济政策的拉动是促进就业和财富增长的必要路径。只是包括决策层在内的市场主体都应正视的现实问题是：经济增长从长期来看应是一种内生性的选择，依赖于市场主体基于既有的约束条件追求成长空间的持续扩大。而从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来看，尽管适度干预是避免市场失灵的必要条件，但充分调动各有关市场主体的积极性才是保持经济增长的最为关键的环节。而回顾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政策实践，一个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增长特征是在制度创新中注重扩大市场主体的行为空间。换句话说，中国民间长期以来被压抑的营商禀赋由于政府政策空间的解放而大大释放出来，成为中国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动力。但另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政府在推进市场化改革方面仍然是不彻底的，尤其是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进展缓慢，已经成为经济迈向内生性增长的最大障碍。
当然，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在向服务经济转型过程中依然十分重视制造业的发展。政府并不刻意追求在经济增长中的显性角色，而是重视扩大企业的边界，追求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配置。在此背景下，美日等国只维持了4%左右的经济增速，就创造了广阔的就业空间，进而在完成工业化的过程中大大提高了经济增长质量。
反观中国，在经济向人均3000美元阶段迈进的关键时期，政府在高度依赖投资和出口的同时，并未及时实现增长动力的切换。其结果，尽管成绩毋庸置疑，但宏观经济风险不断累积以及经济内外失衡持续加剧却是不争的事实。如今，偏好投资和出口而消费受到严重抑制的增长模式越来越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均衡增长的负担。已有研究表明，中国经济即将进入“U”型经济周期，其在底部停留的时间取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速度，也就是如何将经济增长拉动引擎转到消费上来。因此，决策层应当思考的不是短期的经济增长势头可能下滑，而是如何通过确立以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为主线的改革总体思路，来推进结构性改革。
首先，应该充分利用所剩不多的人口红利，保持较高的资本积累，提高劳动资源的使用效率，特别是要注意提高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取决于以知识、信息、研究开发或创新所引致的规模收益递增、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增长等核心内生变量。技术进步的内生化，要求中国必须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促进劳动力要素合理流动、提高劳动生产率。
其次，以金融体系和要素价格改革为突破口，切实解决民营资本发展的瓶颈问题，实现要素资源的市场化配置。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保持较高的投资率尽管有其合理性，但投资结构不合理与投资效率低是两大弊病。以政府为主导的基础设施、基础工业投资比重过大，且难以提供持续的就业空间；另一方面，庞大的民间资本却因为市场准入限制难觅合适的投资领域。因此，政府应该扩大竞争性投资领域，让民间资本参与投资，在提高投资效率的同时也会提供更多就业机会。而为了使宏观领域的政策改革能够更好地反映出资源的稀缺性，政府亟需消除土地、资本、劳动力和能源等价格方面的扭曲，改变由行政机关定价或者受行政机关影响的定价机制，真正做到由市场来决定价格，反映这些要素的机会成本。
最后，未来一段时期，在加大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同时，应以前瞻性的技术投入和高质量的技术改造引领产业结构整体升级。
2008年底至2010年初，由于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使得以出口为导向的中国制造业核心板块的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长期以来凭借高度专业化和价格竞争为利器的制造业集群普遍经受了一段调整期，部分企业倒闭或者外迁至越南、印度等价值洼地。预计未来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企业的利润挤压可能会持续，企业的破产风险会升高。尽管一部分制造业企业的破产可以为优质企业的发展让出更多的资源和市场空间，但在缺乏自主创新技术的制约下，中国制造业要在短期内实现整体升级，并不现实。
事实上，中国每年大约2万亿美元的制造业产值中，真正有产业竞争力意义的部分，不会超过三分之一。中国日渐做大的制造业规模，实际上是以在华外商投资企业的不断膨胀为底基的。
最近10年来，外资对中国制造业的市场控制度不断上升，平均控制力已经超过三分之一。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在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3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特别是在电子信息和汽车等战略性产业，中国业已取得的产业进步远远比不上外资的产业控制趋势。谁都知道，尽管中国头顶世界第一汽车产销大国的帽子，但是这顶帽子却戴得异常别扭。如果扣除世界六大汽车集团在华生产基地的产量，中国能够拿得出手的也就是奇瑞、比亚迪、吉利、力帆和所谓一汽、二汽、上汽等“国家队”里的本土品牌和相关产量了。若以此为衡量基准，谁还敢说，中国汽车超越美日欧洲？
更重要的是，中国在高端制造业上仍然没有太大突破。2010年全球最有价值的500个品牌，中国制造业品牌只有17个，且前100名榜上无名。据统计， 2009年，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加值率仅约为美国的4.38%、日本的4.37%和德国的5.56%。美国制造业仍然拥有巨大的生产率优势，这体现于这样一个事实：美国在2010年的制造业产出仅略低于中国，但美国制造业只有1150万工人，而中国制造业雇用了1亿人。
即便从产业获益程度来看，中国制造业的整体现状也无法令人乐观。众所周知，一国制造业在国际分工中的获益程度主要取决于国内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以及东道国在产业增值分配中所占的比例。而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尽管这些年来有了较大的提高。但中国制造业中有竞争力的产品基本上集中于中低附加值产品领域，绝大多数行业在国际分工中仍然处于产业链的末端。中国制造业生产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显著提高并不能掩盖与美日德等一流工业强国之间的差距。
因此，中国迟早要告别以成本为利器的产业竞争优势时代。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发达国家的领先企业针对中国的技术打压和品牌锁定，以及握有成本比较优势的新兴经济体企业的持续追赶，将是挤压中国产业竞争力的常态性存在。
从既有经济分工的剩余光谱来看，中国大概还有三年到五年的经济追赶期。假如中国不能在“十二五”期间实现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一旦新一轮国际产业分工洗牌完毕，则本就处于不利地位的中国企业又将被强势企业再次“锁定”，中国就有可能在失去比较优势的同时又将错过提升竞争优势的“时间窗口”。
在经济增长方式从要素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的共识下，政府亟须营造条件使技术创新成为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市场主体的普遍行为。引导企业在承接世界产业结构与技术转移，加强与国际领先企业技术合作的基础上，加大对战略领域的关键技术投资，力求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瓶颈。未来一段时期，中国在加大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同时，应以前瞻性的技术投入和高质量的技术改造引领产业结构整体升级。现阶段，某些具有相对竞争优势的企业理应在承接国际技术转移的基础上，通过自主创新，提高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与获益程度。另一方面，中国应着眼于本次金融危机结束后全球产业可能重新洗牌的机遇与挑战，着力提升金融市场、研发设计、系统集成等专业服务能力，强化金融服务、技术供给和运营管理功能，特别是管理全球供应链的能力，加大对战略新兴产业领域的关键技术投资，以期在关乎中国未来国际分工地位的关键产业领域突破核心技术瓶颈，早日形成能够支撑中国经济下一个增长周期的高端产业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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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值一驳，主观的东西太多，事实和逻辑不清，眼光狭隘。
实在没招了，就打仗。
把城市炸烂，然后重建。把竞争对手的车间、厂房炸烂，霸占市场。
把城市炸烂，然后重建。把竞争对手的车间、厂房炸烂，霸占市场。
靠什么？如果分配公平些，小民手里钱多拿一些，靠这个内需就可以了。关键还是分配不公。现在小民手里有点小钱花不起啊
把一些垄断行业释放出来就又可以有新的增长点，
让市场来自己调控市场，让政府服务于市场，这才是真的经济转型
让市场来自己调控市场，让政府服务于市场，这才是真的经济转型
听说战争是很刺激GDP的。
靠三公消费行吗？
无论从经济发展还是人民生活改善提高的角度，基础设施建设依旧任重道远；
同时产业结构升级，在重点领域国企依旧是当仁不让的主力军，就中国国情和发展需要，国进民退的说法有些扯淡；需要进行长期投资的战略性产业，尤其是无法从市场经营中获得足够回报的部分，指望民企显然是不靠谱的。
同时产业结构升级，在重点领域国企依旧是当仁不让的主力军，就中国国情和发展需要，国进民退的说法有些扯淡；需要进行长期投资的战略性产业，尤其是无法从市场经营中获得足够回报的部分，指望民企显然是不靠谱的。
现在虽然面临全球经济危机的局面，但有利因素也是显著的，除了手头比较宽裕，科技和工业也站在了新的台阶上，并处于加速突破的时期，加上近20年来培养的大量人才，都是实现新跨越的坚实基础；
伴随着国内科技和产业的飞速提升，有序可控地推行人民币国际化，不但能作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市场），稳定廉价地获取的大量海外资源（资源），也将成为人民生活改善提高的重要因素（经济掠夺）。
伴随着国内科技和产业的飞速提升，有序可控地推行人民币国际化，不但能作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市场），稳定廉价地获取的大量海外资源（资源），也将成为人民生活改善提高的重要因素（经济掠夺）。
市场加计划。起码个人认为是目前最适合中国国情的东西。国计民生的东西还是放在国企上面放心点。另外现在的中国民企先解决好传承问题再考虑如何做百年老号，做中国的脊梁吧。
市场加计划。起码个人认为是目前最适合中国国情的东西。国计民生的东西还是放在国企上面放心点。另外现在的中国民企先解决好传承问题再考虑如何做百年老号，做中国的脊梁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到现在，算是形成了产品输出；下一步，不但要提升产品输出的水平，还要实现技术服务的输出（标准）；以及金融投资贸易规则的参与和控制（规则）。
对老美，咱不但看重他的工业能力，还眼热他的技术标准分肥，以及金融贸易的雁过拔毛、坐地分赃能力。
对老美，咱不但看重他的工业能力，还眼热他的技术标准分肥，以及金融贸易的雁过拔毛、坐地分赃能力。
靠中西部地区的基建和承接产业转移就足够下一个10年的高速增长了，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市场加计划。起码个人认为是目前最适合中国国情的东西。国计民生的东西还是放在国企上面放心点。另外现在的 ...
在民用高科技领悟，HW可比任何一家国企强好几条街啊！
在民用高科技领悟，HW可比任何一家国企强好几条街啊！
还在梦想依靠铁公鸡为代表的基建投资做经济新增长点。
还想维持现状，看吧。
还想维持现状，看吧。
看吧，九十年代可以坑一次国企的职工，可以下岗。这一次坑谁呢
在民用高科技领悟，HW可比任何一家国企强好几条街啊！
您说华为搞机械厉害？造船厉害？在通信行业确实不错。并且走的还是大家都最瞧不起的山寨，规模效应，把中低端一网打尽，慢慢攀高端的标准中国模式。您用华为做例子不正说明大家最诟病的中国工业模式有自己的生命力嘛？
最后，华为能不能当百年老号，当中国的脊梁还是看传承如何解决吧。老任这种超级牛人都还不能摆脱传子不传贤的模式，过十年再看吧。这才是华为最大的坎。过了再说吧。反而最让人诟病的国企反而不存在这个问题，它的传承起码比民企传子的模式好点。另外，佩服美的，走出了企业社会话的第一步。也许百年后无人会记得哪个家族，但是美的有可能长存。
您说华为搞机械厉害？造船厉害？在通信行业确实不错。并且走的还是大家都最瞧不起的山寨，规模效应，把中低端一网打尽，慢慢攀高端的标准中国模式。您用华为做例子不正说明大家最诟病的中国工业模式有自己的生命力嘛？
最后，华为能不能当百年老号，当中国的脊梁还是看传承如何解决吧。老任这种超级牛人都还不能摆脱传子不传贤的模式，过十年再看吧。这才是华为最大的坎。过了再说吧。反而最让人诟病的国企反而不存在这个问题，它的传承起码比民企传子的模式好点。另外，佩服美的，走出了企业社会话的第一步。也许百年后无人会记得哪个家族，但是美的有可能长存。
这个问题要看这个成功的标准了，应该讲未来中国的增长点会更多样话。
1、投资：即使按过去十年的发颠速度，至少还要过二十年才敢说中国的铁公鸡项目达到发达国家水平。这个还差的远。西部，农村，这些需要建设的还太多太多。加上持续至少20年的城市化进程，投资仍然是未来的一大重点。除非真的哪位认为中国的铁公鸡够了，不要搞了，那只能说这位的脑子发烧了。
2、出口：其实出口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一直在下降。未来会成为一个贸易平衡国。那些活不下去的最低级出口贸易会被淘汰。这其实也是发展的一种必然。不到要死人的地步没人会产业升级的。查查过去十年的出口结构数据，我们的出口商品结构一直在往上走。即使是低端商品的绝对值也一直在增加。至于那些最低端的血汗工厂，倒了就倒了吧。这不是几年前大家骂的最凶的嘛，现在倒了的时候怎么这么多人兔死狐悲哪？产业升级哪有这么容易的，起码咱们还在做，就像咱们的军事力量一样，十年一回头，发现以前梦想的东西好像不那么遥远了，这些是几十乃至上百万军工的十年奋斗结果，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md送给我们的。在我们空谈的同时，还有千万人在奋斗，也许连他们也没有意识到这点。
内需：咱们东方人要达到西方人的消费率是基本不可能的，就是在美国，东方人仍然是储蓄率最高的那批人。但是每年为gdp增长贡献个2个点左右还不算太离谱。
如果把gdp年增六个点左右认为同样也是发展的话，这个难度还真没到蛋尽粮绝的地步。
如果才只有8个点以上才算成功的话，好吧：这个真能再保持十年的话，习总就可以用伟大来形容了。
1、投资：即使按过去十年的发颠速度，至少还要过二十年才敢说中国的铁公鸡项目达到发达国家水平。这个还差的远。西部，农村，这些需要建设的还太多太多。加上持续至少20年的城市化进程，投资仍然是未来的一大重点。除非真的哪位认为中国的铁公鸡够了，不要搞了，那只能说这位的脑子发烧了。
2、出口：其实出口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一直在下降。未来会成为一个贸易平衡国。那些活不下去的最低级出口贸易会被淘汰。这其实也是发展的一种必然。不到要死人的地步没人会产业升级的。查查过去十年的出口结构数据，我们的出口商品结构一直在往上走。即使是低端商品的绝对值也一直在增加。至于那些最低端的血汗工厂，倒了就倒了吧。这不是几年前大家骂的最凶的嘛，现在倒了的时候怎么这么多人兔死狐悲哪？产业升级哪有这么容易的，起码咱们还在做，就像咱们的军事力量一样，十年一回头，发现以前梦想的东西好像不那么遥远了，这些是几十乃至上百万军工的十年奋斗结果，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md送给我们的。在我们空谈的同时，还有千万人在奋斗，也许连他们也没有意识到这点。
内需：咱们东方人要达到西方人的消费率是基本不可能的，就是在美国，东方人仍然是储蓄率最高的那批人。但是每年为gdp增长贡献个2个点左右还不算太离谱。
如果把gdp年增六个点左右认为同样也是发展的话，这个难度还真没到蛋尽粮绝的地步。
如果才只有8个点以上才算成功的话，好吧：这个真能再保持十年的话，习总就可以用伟大来形容了。
十几亿人口的国家走向富强，还是在这么恶劣的外部环境下，这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情况。过去的六十年每一步都走的不容易。每一步都是如履薄冰。摸着石头过河，莫名其妙的还摸出点名堂，事后诸葛亮好做，就像个个都想穿越。咱们有多烂人人都能讲一堆。就这个这门烂的国家还让美帝用60％的军力重返亚洲。好吧：美帝是不是太监了？胆子也太小了点吧。按很多人的看法：那不是一推就倒嘛，至于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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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J100 发表于 2012-10-3 18:13 ![]()
在民用高科技领悟，HW可比任何一家国企强好几条街啊！
不用神化HW，中兴就是国企，去年的专利比HW还多，市场占有率查不了太多。中兴的专利最近增长非常迅猛。完全没必要鄙视国企。
在民用高科技领悟，HW可比任何一家国企强好几条街啊！
不用神化HW，中兴就是国企，去年的专利比HW还多，市场占有率查不了太多。中兴的专利最近增长非常迅猛。完全没必要鄙视国企。
yff999 发表于 2012-10-3 21:38 ![]()
不用神化HW，中兴就是国企，去年的专利比HW还多，市场占有率查不了太多。中兴的专利最近增长非常迅猛。完 ...
中兴是私人经营的，国有股份没有经营权。
不用神化HW，中兴就是国企，去年的专利比HW还多，市场占有率查不了太多。中兴的专利最近增长非常迅猛。完 ...
中兴是私人经营的，国有股份没有经营权。
superdirex 发表于 2012-10-3 17:19 ![]()
无论从经济发展还是人民生活改善提高的角度，基础设施建设依旧任重道远；
同时产业结构升级，在重点领域国 ...
极对
无论从经济发展还是人民生活改善提高的角度，基础设施建设依旧任重道远；
同时产业结构升级，在重点领域国 ...
极对
闹了半天还是篇GZ文
文章的立意不错，可惜把目前增长最得势的西部和农村给忽略了，眼睛不能只盯着局部。
红色信念 发表于 2012-10-3 15:49 ![]()
靠什么？如果分配公平些，小民手里钱多拿一些，靠这个内需就可以了。关键还是分配不公。现在小民手里有点小 ...
那就来黄赌毒。
这样生不出来。倾家荡产。吸毒贩毒死亡的人就会多了哦。人口急剧下降。财富大量变成黑钱。洗黑钱又从另一个角度促了内需消费。
我觉得不是输出战争。就是对内黄赌毒的剧情发展。
靠什么？如果分配公平些，小民手里钱多拿一些，靠这个内需就可以了。关键还是分配不公。现在小民手里有点小 ...
那就来黄赌毒。
这样生不出来。倾家荡产。吸毒贩毒死亡的人就会多了哦。人口急剧下降。财富大量变成黑钱。洗黑钱又从另一个角度促了内需消费。
我觉得不是输出战争。就是对内黄赌毒的剧情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