殴打彭德怀的韩爱晶结局：获人资助 任国企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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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党史博采 作者：霞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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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韩爱晶在“文革”中干得最恶劣的一件事，是揪斗彭德怀。后来，韩爱晶被安排到湖南株州某兵工厂。该厂的各级领导大部分是北航毕业生，对韩爱晶很照顾，将他分配到厂里技术情报室工作。不久，韩爱晶又被厂里派到深圳办事处工作。稍后，深圳有几家大公司聘请他出任老总。韩爱晶请示了厂里后，去了一家有数千万债务的国企参股公司当了总经理。



本文摘自《党史博采(纪实)》2008年第04期，作者：霞飞，原题为《红卫兵“五大领袖”浮沉录之四：韩爱晶》

曾是“红根”

在“文化大革命”中，对于一个人的家庭出身是很讲究的，在强调阶级斗争时，对于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或者革命干部家庭的青年人，称之为“红根”。韩爱晶就是“红根”。他出生在江苏省涟水县一个普通劳动人民家庭，父亲是新四军老战士，在革命战争中为革命献出了生命，韩爱晶也就是烈士子女。

韩爱晶的父亲牺牲后，他的母亲改嫁，嫁的也是一位新四军老战士。革命胜利后，这位新四军老战士在司法部门担任中层干部。韩爱晶的继父知道养子是烈士遗孤，有抚育烈士遗孤成人的责任感，对养子格外疼爱，但在思想和学业方面，对韩爱晶的要求却很严格。但韩爱晶却与继父有些隔阂，总与他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并渐渐养成了孤僻、郁闷、沉默寡言的性格。长成青年后，因为他学习成绩很好，在学校政治上表现也好，又经常住在学校，继父除了有时对他讲一些革命道理外，也不太具体管他了，他与继父之间的隔阂也就越来越深了。

北京航空学院的学生

其实，韩爱晶的继父完全是一片好心。正是在继父的教育和督促下，韩爱晶在学校里还算是用功的，他与当时的许多青年人一样，发奋学习，连课余时间都用上了。他也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政治活动，表现积极。但他与同学却很少交流。他的这种孤癖的性格也有一个好处，就是他减少了与其他人交往的时间，把时间更多地用在学习上了。

韩爱晶的刻苦学习，有两个因素：一是他是烈士遗孤，长在革命干部家庭，受到良好的影响，有一种学好知识，将来报效国家的志向；二是他也盼望早日离开家庭，离开继父，自己独立生活。

韩爱晶的刻苦学习并没有白费。他考上了北京航空学院，成为了一名令人羡慕的大学生。

北京航空学院是当时国家新办的重点院校之一，目标是培养高科技人才，为国家今后发展航空航天事业奠定人才基础。能够考入这所学院的学生，不光要学习好，也要政治上强。当年，该学院对于接收的学生，是要进行政治审查的。韩爱晶就是经过政治审查后才进入该学院的。自然，他的烈士子女和革命干部家庭身份，以及他在初中和高中阶段的良好政治表现，是他顺利进入航空学院的一个重要因素。

来到北京后，韩爱晶并没有先去逛这座古城，而是又投入到了新的学习中去。应该说，韩爱晶在北京航空学院读书时，算是一个好学生。他几乎是常年坚持早起晚睡，课堂上他听得认真，课下复习也下功夫。学习成绩在同学中也是名列前茅的。

在北京航空学院，韩爱晶一改原来孤癖的性格，变得开朗一些了。这很大原因是由于他离开了继父，离开了自己感觉压抑的家庭。他与同学的交往多了一些，学院里组织的政治活动，他是积极参加者，并且主动担任为同学服务的工作。政治学习会上，他也很爱发言。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平时关心政治。他是同学中最爱看报纸的学生之一，也是爱读政治理论书籍的学生，因此，他在政治学习会议上是有话可说的。韩爱晶也表现出了一定的组织能力，班级里搞的一些活动，经他组织，往往井井有条，同学之间发生一些矛盾，往往是一经他参与调解，许多矛盾就化解了。教学的老师、班级主任及至学院领导都对他有较好的评价。由于他政治上要求进步，被学校列为入党积极分子。他平时关心国家大事，博览群书，知识面丰富：他生活上艰苦朴素，不爱张扬。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他不追求享受，不搞特殊。但是，从小养成的孤癖性格在他身上还时有显现，这使他往往表现出双重人格。他有时候很深沉，像个小老头儿有时活蹦乱跳，像个孩子，什么洋相都出。“文革”前系里排演抗美援越活报剧，他演美国总统肯尼迪，演得活龙活现，丑态百出，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他爱好射击，是北航射击队的队长。但他平时仍然愿意自己独来独往，并且从不和其他同学讲自己的心里话。他除了政治学习和组织一些活动时说话多一些外，平时并不爱说话。并且，因为他从来都是想好了再说，考虑问题较全面，说的话也入情入理，让人能够接受。这使他给同学一种沉稳、干练的印象。
拉起红旗战斗队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此时的韩爱晶已经是大学四年级的学生，年龄也超过了20岁，基本政治见解已经形成。“文革”前几年，中国政治思想领域就存在“左”的思想，并且影响很大。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左”的思想更加发展。在这种背景下，一向关注政治的韩爱晶的思想也难免“左”，他把“文革”开始时《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上的一些文章反复读过多遍，他的思想和这些文章中主张的思想一拍即合。“文革”刚刚开始，他就是北京航空学院最早响应“文革”的学生之一。

一开始，韩爱晶就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了学校领导和校党委。他带头贴大字报，给校领导和党委提意见。这些意见并不是鸡毛蒜皮的小事，都涉及政治方向甚至路线问题，学校方面自然十分重视。他们认为，以韩爱晶为代表的一些学生提的意见并不对，于是，对韩爱晶等人开展批评，可是韩爱晶等并不接受，相反，提的意见更多了，大字报也贴到了校办公大楼。北京航空学院的教师和学生立即分成两派，一派支持韩爱晶等人，一派支持校党委，两派之间展开了辩论，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被打乱了。

在此情况下，按中央要求，教育部和北京市委向航空学院派出了工作组。韩爱晶满以为工作组会支持自己，没有想到，工作组既批评了校党委领导，也批评了韩爱晶等人。韩爱晶被孤立起来。他自己想到，可能会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思想上极度苦闷。没有想到，情况发生了变化。毛泽东于1966年7月提出：工作组阻碍运动，要撤销工作组。毛泽东此言一出，工作组立即处于被动地位，成了学生们批判的对象，工作组成员在短时间内撤离了北京航空学院，工作组组长也被揪斗。

因为韩爱晶是与工作组对立的，工作组一垮，他也翻了身，重新活跃起来。他到处演讲，揭发工作组对自己的迫害，同时继续揭发校党委的路线问题。他在演讲中也谈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时常背诵几段毛主席的话。他的口才较好，煽动能力强，加上当时的政治气候，一时间得到不少学生的拥护。韩爱晶趁热打铁，拉了几个学生骨干，经过一番酝酿，成立了一个造反组织一一红旗战斗队。参加这个组织的有三千多人，大家推举韩爱晶当司令。韩爱晶想了想说：不要叫司令，我们都是服务员，我就叫总服务员吧。大家一听，都说好，这件事就定下来了。第二天，在韩爱晶的带领下，在北京航空学院召开了红旗战斗队成立大会，韩爱晶在发言中表示了要同修正主义斗争到底的决心。会后，还搞了示威游行。此后，红旗战斗队在“文革”初期一直左右着北京航空学院，而且在北京市和全国各地都很活跃。

当时，因具体的政见不同，成立先后不同，能够左右首都造反派政局，并对其他造反组织产生重要影响的造反红卫兵分为“天派”和“地派”。韩爱晶领导的红旗战斗队属于“天派”，并且是“天派”的核心组织，由此也确立了韩爱晶的红卫兵领袖地位。当时，他是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名字排在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之下，列王大宾之前。

造反行为种种

韩爱晶的造反行动很快就进入“中央文革”的视野。以江青为实际领导人的“中央文革”对“文革”初期产生的红卫兵领袖十分重视，韩爱晶自然也被江青所看中。韩爱晶开始飞黄腾达了。韩爱晶当上了北京航空学院革命委员会主任、“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

从此之后，韩爱晶便紧跟江青为实际领导人的“中央文革”，实行了一系列的造反行动。

由于北京航空学院培养的学生将来是要为国防建设服务的，因此该院在接受教育部门领导的同时，也接受国防科委领导。国防科委对于北京航空学院的动乱也十分重视，派干部去了解情况，指导工作，那里的干部对韩爱晶等人的造反行为也是否定的，对工作组的工作是支持的。当韩爱晶翻过身来后，就要报这“一箭之仇”。他组织一批红卫兵开到国防科委，要求揪出派到北航工作的干部，还要揪出国防科委领导人。在被拒绝的情况下，他们干脆不走了，就坐在国防科委门前“请愿”，在韩爱晶的鼓动和示范下，他们竟然连续静坐达28天。这次静坐影响很大，成为“中央文革”用来说明群众革命精神的例子之一。一些红卫兵小报也对之大肆渲染，成为哄动一时的事件。而韩爱晶作为静坐的组织者，也名噪一时。本来，在北航也有一些造反风云人物，他们论口才和组织能力并不比韩爱晶差，他们都在与韩爱晶竞争红旗战斗队的领导权。但在去国防科委静坐这件事情上，他们显得不如韩爱晶坚定，这使“文革”初期北航红卫兵们认为，只有韩爱晶才是敢闯敢干的领导人，愿意听他的指挥，这样，他的北航红旗战斗队总头目的地位就更加稳固了。

率众到国防科委静坐的经验，使韩爱晶意识到，只有大闹才能有大名，有大名才能有大权。他决定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地位更高的人。正在此时，“中央文革”授意要打倒刘少奇。有“中央文革”撑腰，韩爱晶的胆子也大了。1967年7月26日，他与北京建工学院“新八一”联合成立了“揪刘火线总指挥部”，以召开批判会和逼刘交出第二份认罪书为名，调集了几十个单位数千名群众围堵中南海各门，还架起了高音大喇叭，向中南海里呼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幸亏周总理及时采取了强制措施，才平息了这场轩然大波。
国防科委静坐和围困中南海两件事，使韩爱晶有了在红卫兵中一呼百应的形象，他和他领导的红旗战斗队已经在首都形成一定影响。但是，韩爱晶考虑，红旗战斗队决不能局限于北航之内，也不能只限于北京，必须把影响扩大到全国各地，而且不能限于高校内。只有扩大了红旗战斗队在全国的影响，自己在全国红卫兵中的领袖地位才能保持稳固。为此，他以红旗战斗队的名义，借大串连之机，先后派出数百人，以“红旗战斗队调查组”、“红旗战斗队联络站”等名义分赴全国各地。平心而论，他们赴全国各地，也并不完全是自己主动要去的，许多情况下，是那里的造反组织在造反过程中遇到了阻力，便想得到已经有很大实力、很大影响，受到“中央文革”支持的红旗战斗队的支持，主动到北京来请他们去当地支持他们造反的。有一些则是在串连时，到北航去见了韩爱晶后，请他们派人到当地去介绍经验的。这些造反组织串连起来，在全国形成联系的网络，兴风作浪，危害极大。仅以韩爱晶领导的红旗战斗队来说，他们就在短时间内，插手全国大部分省市自治区的“文革”运动，左右了35个重要单位的政局。尤其严重的是，韩爱晶还在“中央文革”的授意下，一心要插手部队的运动。他和几个骨干商议后，在红旗战斗队里成立了专门对付部队的“全国动态组”。1967年4月，北航红旗战斗队的“全国动态组”派人赴武汉调查、搜集、整理了上百页关于当地部队领导的黑材料，交给当时的“文革小组”成员王力，为王力一伙诬陷武汉军区，制造震动全国的特大冤案提供了炮弹。

在“中央文革”的授意和支持下，韩爱晶等人把斗争矛头指向军队和地方一大批老革命家，铸成一个个劣迹。他率人诬陷和企图打倒徐向前，绑架、迫害了张平化、叶飞、徐海东等人。同时，他们在北航院内设立了名为“隔离室”的监狱18处，先后立案审查了465人，其中170人受到非法关押，造成20余人非正常死亡。

揪斗彭德怀

韩爱晶在“文革”中干得最恶劣的一件事，是揪斗彭德怀。“文革”开始后，红卫兵也好，造反派也好，当时主要是把眼睛盯在中央的一些高级领导干部身上，特别是要集中力量，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当时彭德怀任西南局建委第三副主任，正在西南地区指挥三线建设，按理说，他不应是红卫兵要揪斗的主要对象。但不知怎么回事，韩爱晶却想到了彭德怀，他提出要把彭德怀揪回北京，还专门派了一个揪彭战斗队赴西南把彭德怀押回北京。揪回彭德怀后，韩爱晶立即组织人对彭进行审问、逼供。韩爱晶没有想到，他们揪回彭德怀这件事，让周恩来知道了。周恩来立即让身边工作人员向北京卫戍区领导转达他的五项指示：“不准打，不准搞‘喷气式’、不准挂牌子、不准游斗、不准开万人以上斗争大会。”北京卫戍区的同志立即找到韩爱晶，向他转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可是，韩爱晶倚仗有“中央文革”撑腰，根本不把这五项指示放在心上。1967年7月9日，在北航的一间教室里，韩爱晶写下了自己历史上最肮脏的一笔。这一天，在韩爱晶主持下，召开了一个小型“审斗会”，审斗功勋卓著的彭德怀元帅。韩爱晶在审斗之前，就告诉他手下的人，此次审斗彭德怀要“刺刀见红”，一定要让彭交待自己的“罪行”。会前，北京卫戍区的同志再次向韩爱晶宣布了周总理的五项指示，可韩爱晶却声称“周总理的指示已经过时”。在审斗时，韩爱晶大模大样地坐在这间教室中的一张桌子前，两边分列红旗战斗队的骨干分子，把彭德怀推进教室后，让彭立在中间。韩爱晶首先开口，要彭德怀交待“在抗日战争时期干了哪些坏事”，“为什么要打百团大战”，还要求彭德怀交待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为什么要反对毛主席，为什么里通外国。彭德怀向他们讲述了历史真相，驳斥了韩爱晶等人的指责。当韩爱晶等人无理地给彭德怀扣帽子时，彭德怀大义凛然，义正词严地拒绝了韩爱晶的责问。韩爱晶恼羞成怒，带头对彭老总进行逼供和殴打。他们逼迫彭老总在写着“反对毛主席”罪名的纸条上签字并写“认罪书”，刚直不阿的彭总再次据理驳斥、拒绝签字。韩爱晶更加恼羞成怒，先后7次将彭总打倒在地。使彭总前额被打破，左右两侧第五和第十肋骨骨折，肺部受内伤。一个星期后，北航造反组织又召开了上万人的“批斗大会”，不顾彭总的严重伤病，会上对彭总搞“喷气式”，会后又挂牌游斗，并再次毒打彭老总，连陪斗的张闻天同志头部也被打成血肿。

日子不好过了

随着高校造反红卫兵中各派别的崛起，红卫兵组织之间开始打起了派仗，派仗发展为武斗，许多地方发生流血事件，造成人员伤亡。高校里的正常秩序已经不复存在。这种动荡局面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他想稳定局势，而稳定局势，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对高校中造反的红卫兵有所约束。

毛泽东稳定高校的办法，是派工宣队进驻高校，做打派仗和武斗的红卫兵两派的工作。但是，毛泽东的这一决策，却受到了红卫兵的抵制，在清华大学甚至发生了红卫兵开枪打死打伤工宣队员的事件。毛泽东十分震怒，他决定找红卫兵五大领袖谈话，对他们提出警告。韩爱晶是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自然是被通知参加毛泽东谈话的人。

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接见了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这红卫兵五大领袖。

毛泽东等同红卫兵五大领袖谈话长达五个小时之久，中心意思就是批评红卫兵，要他们听从指挥。

这次谈话结束后，红卫兵五大领袖都战战兢兢，知道自己闯祸了。

但是，当时，毛泽东对红卫兵五大领袖还是手下留情的。特别是对于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这些20多岁的青年人，毛泽东还是十分爱护的，认为他们是年轻人，犯点错误难免，批评他们应该，但不必过分追究。出于这一想法，毛泽东在严厉批评了红卫兵五大领袖之后，就把话题转了。

韩爱晶是有心人，知道毛泽东、林彪等人这次谈话对自己今后命运十分关键，因此他边听边记，拼全力把谈话主要内容记下来。由于韩爱晶用心最多，因此，他也是参加谈话者中，记录最多最全的。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自从这次谈话后，包括韩爱晶在内的红卫兵领袖开始逐渐被冷落了。毛泽东的谈话通过一些渠道也在北航传开了，与“红旗”对立的一派趁机抓住这一点，攻击“红旗”派首领韩爱晶反对毛主席、反对解放军。有人甚至提出要把韩爱晶当作反革命揪出来。原来紧跟韩爱晶“红旗”派的一些人也作鸟兽散，有的还反戈一击。韩爱晶的日子开始不好过了。在反对派一片“打倒”、“揪出”的鼓噪声中，他不再多露面了。
被揪了出来

当时，打死打伤工宣队员的蒯大富最受人注目，因此，在此时也最招风。这样反而使韩爱晶减轻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盯住他的，只有北航那些同他对立的人、一些吃过他的苦头的人。另一方面，“中央文革”对红卫兵五大领袖还是力保的，在方方面面替他们说好话。这就使惹了大祸的他，在短时间内毫发未伤。

但事情是变化的。就在红卫兵五大领袖以为躲过一劫之时，在武汉发生了“七二○事件”。这个事件是在“中央文革”成员的鼓动下搞起来的，他们想借“文革”之机“揪军内一小撮”，这引发了极大矛盾，在武汉也发生了大的动荡。这个事件引起军队干部的极大不满，毛泽东也十分震怒。他在上海否定了由“中央文革”成员起草的八一社论，提出：还我长城!毛泽东的话传到北京，“中央文革”的人慌了。他们赶紧“丢卒保车”，把王力、关锋、戚本禹先后抛了出来。这些人一倒，红卫兵五大领袖自然逃不掉，于是，红卫兵五大领袖开始被注意了。他们所在单位的造反派率先起来向他们进一步发难。这些向他们发难的造反组织又串连全国的造反组织一同发难，一时间，红卫兵五大领袖成了“小爬虫”的代名词。他们所在的单位都把他们揪了出来，不光进行批斗，还把他们关押起来。他们被勒令交待问题。好在有“中央文革”暗中保护，他们还算没有吃多大的苦头。

韩爱晶也被揪了出来。他多次被找去谈话，要求讲清问题。此后，韩爱晶被隔离审查，后被监督劳动。

被判刑入狱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随后，中央宣布“文革”结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央展开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一些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受害者纷纷提出要追究那些制造这些冤案的人的责任。红卫兵五大领袖又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但这次他们是作为反面人物进入人们视野的。

韩爱晶自然不能避免。在1977年，就有许多人向中央和有关部门提出，要重新审查韩爱晶在“文革”中的问题，追究他的法律责任。此后，陆续有许多人向中央和北京市委提出这类问题。中央和北京市委对韩爱晶进行了重新审查。1979年，韩爱晶被公安机关逮捕。1983年3月16日，法庭认定韩爱晶已构成反革命杀人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和诬告陷害罪，依法判处他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韩爱晶被判刑后，先后在北京和外地关押，后来在唐格木农场被监管劳动。

后事

到唐格木农场时，韩爱晶已经三十大几岁了。由于他在“文革”的那段历史并不光彩，加上长期处于被审查的地位，他并没有结婚。可是，在唐格木农场，政治上已经毫无希望的韩爱晶却收获了爱情。在这里，他与一个四川姑娘相识并相爱。这个四川姑娘，生长在贫困的农村，后到农场来劳动。韩爱晶与这个四川姑娘相爱不久，二人就结婚了。一年后，这个四川姑娘给韩爱晶生了一个儿子。

1987年夏天，韩爱晶的命运有了转机。北京传来了消息：韩爱晶仍按大学毕业生待遇回原单位工作，政治上不要歧视，生活上妥善安排。

唐格木农场为韩爱晶举行了简单的欢送会。韩爱晶挥泪告别了农场领导和唐格木的朋友、难友们，与妻儿登上了东去的列车。

韩爱晶先同妻儿回江苏老家看望了老母亲和亲友，然后又一人来到了北京。在北京的一些北航老同学们一起请韩爱晶吃饭。席间，大家又力所能及地为韩爱晶集了一点资，以帮他度过燃眉之急。韩爱晶在北京玩了几天后，就南下到组织上给他安排的工作单位去了。

韩爱晶被安排到湖南株州某兵工厂。该厂的各级领导大部分是北航毕业生，对韩爱晶很照顾，将他分配到厂里技术情报室工作。不久，韩爱晶又被厂里派到深圳办事处工作。后来，深圳有几家大公司聘请他出任老总。韩爱晶请示了厂里后，去了一家有数千万债务的国企参股公司当了总经理。几年下来，在他的努力下，公司债务基本还清。

2003年，韩爱晶办了内退，领取内退工资。内退后，他又应邀给一家公司当了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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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党史博采 作者：霞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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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韩爱晶在“文革”中干得最恶劣的一件事，是揪斗彭德怀。后来，韩爱晶被安排到湖南株州某兵工厂。该厂的各级领导大部分是北航毕业生，对韩爱晶很照顾，将他分配到厂里技术情报室工作。不久，韩爱晶又被厂里派到深圳办事处工作。稍后，深圳有几家大公司聘请他出任老总。韩爱晶请示了厂里后，去了一家有数千万债务的国企参股公司当了总经理。



本文摘自《党史博采(纪实)》2008年第04期，作者：霞飞，原题为《红卫兵“五大领袖”浮沉录之四：韩爱晶》

曾是“红根”

在“文化大革命”中，对于一个人的家庭出身是很讲究的，在强调阶级斗争时，对于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或者革命干部家庭的青年人，称之为“红根”。韩爱晶就是“红根”。他出生在江苏省涟水县一个普通劳动人民家庭，父亲是新四军老战士，在革命战争中为革命献出了生命，韩爱晶也就是烈士子女。

韩爱晶的父亲牺牲后，他的母亲改嫁，嫁的也是一位新四军老战士。革命胜利后，这位新四军老战士在司法部门担任中层干部。韩爱晶的继父知道养子是烈士遗孤，有抚育烈士遗孤成人的责任感，对养子格外疼爱，但在思想和学业方面，对韩爱晶的要求却很严格。但韩爱晶却与继父有些隔阂，总与他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并渐渐养成了孤僻、郁闷、沉默寡言的性格。长成青年后，因为他学习成绩很好，在学校政治上表现也好，又经常住在学校，继父除了有时对他讲一些革命道理外，也不太具体管他了，他与继父之间的隔阂也就越来越深了。

北京航空学院的学生

其实，韩爱晶的继父完全是一片好心。正是在继父的教育和督促下，韩爱晶在学校里还算是用功的，他与当时的许多青年人一样，发奋学习，连课余时间都用上了。他也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政治活动，表现积极。但他与同学却很少交流。他的这种孤癖的性格也有一个好处，就是他减少了与其他人交往的时间，把时间更多地用在学习上了。

韩爱晶的刻苦学习，有两个因素：一是他是烈士遗孤，长在革命干部家庭，受到良好的影响，有一种学好知识，将来报效国家的志向；二是他也盼望早日离开家庭，离开继父，自己独立生活。

韩爱晶的刻苦学习并没有白费。他考上了北京航空学院，成为了一名令人羡慕的大学生。

北京航空学院是当时国家新办的重点院校之一，目标是培养高科技人才，为国家今后发展航空航天事业奠定人才基础。能够考入这所学院的学生，不光要学习好，也要政治上强。当年，该学院对于接收的学生，是要进行政治审查的。韩爱晶就是经过政治审查后才进入该学院的。自然，他的烈士子女和革命干部家庭身份，以及他在初中和高中阶段的良好政治表现，是他顺利进入航空学院的一个重要因素。

来到北京后，韩爱晶并没有先去逛这座古城，而是又投入到了新的学习中去。应该说，韩爱晶在北京航空学院读书时，算是一个好学生。他几乎是常年坚持早起晚睡，课堂上他听得认真，课下复习也下功夫。学习成绩在同学中也是名列前茅的。

在北京航空学院，韩爱晶一改原来孤癖的性格，变得开朗一些了。这很大原因是由于他离开了继父，离开了自己感觉压抑的家庭。他与同学的交往多了一些，学院里组织的政治活动，他是积极参加者，并且主动担任为同学服务的工作。政治学习会上，他也很爱发言。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平时关心政治。他是同学中最爱看报纸的学生之一，也是爱读政治理论书籍的学生，因此，他在政治学习会议上是有话可说的。韩爱晶也表现出了一定的组织能力，班级里搞的一些活动，经他组织，往往井井有条，同学之间发生一些矛盾，往往是一经他参与调解，许多矛盾就化解了。教学的老师、班级主任及至学院领导都对他有较好的评价。由于他政治上要求进步，被学校列为入党积极分子。他平时关心国家大事，博览群书，知识面丰富：他生活上艰苦朴素，不爱张扬。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他不追求享受，不搞特殊。但是，从小养成的孤癖性格在他身上还时有显现，这使他往往表现出双重人格。他有时候很深沉，像个小老头儿有时活蹦乱跳，像个孩子，什么洋相都出。“文革”前系里排演抗美援越活报剧，他演美国总统肯尼迪，演得活龙活现，丑态百出，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他爱好射击，是北航射击队的队长。但他平时仍然愿意自己独来独往，并且从不和其他同学讲自己的心里话。他除了政治学习和组织一些活动时说话多一些外，平时并不爱说话。并且，因为他从来都是想好了再说，考虑问题较全面，说的话也入情入理，让人能够接受。这使他给同学一种沉稳、干练的印象。
拉起红旗战斗队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此时的韩爱晶已经是大学四年级的学生，年龄也超过了20岁，基本政治见解已经形成。“文革”前几年，中国政治思想领域就存在“左”的思想，并且影响很大。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左”的思想更加发展。在这种背景下，一向关注政治的韩爱晶的思想也难免“左”，他把“文革”开始时《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上的一些文章反复读过多遍，他的思想和这些文章中主张的思想一拍即合。“文革”刚刚开始，他就是北京航空学院最早响应“文革”的学生之一。

一开始，韩爱晶就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了学校领导和校党委。他带头贴大字报，给校领导和党委提意见。这些意见并不是鸡毛蒜皮的小事，都涉及政治方向甚至路线问题，学校方面自然十分重视。他们认为，以韩爱晶为代表的一些学生提的意见并不对，于是，对韩爱晶等人开展批评，可是韩爱晶等并不接受，相反，提的意见更多了，大字报也贴到了校办公大楼。北京航空学院的教师和学生立即分成两派，一派支持韩爱晶等人，一派支持校党委，两派之间展开了辩论，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被打乱了。

在此情况下，按中央要求，教育部和北京市委向航空学院派出了工作组。韩爱晶满以为工作组会支持自己，没有想到，工作组既批评了校党委领导，也批评了韩爱晶等人。韩爱晶被孤立起来。他自己想到，可能会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思想上极度苦闷。没有想到，情况发生了变化。毛泽东于1966年7月提出：工作组阻碍运动，要撤销工作组。毛泽东此言一出，工作组立即处于被动地位，成了学生们批判的对象，工作组成员在短时间内撤离了北京航空学院，工作组组长也被揪斗。

因为韩爱晶是与工作组对立的，工作组一垮，他也翻了身，重新活跃起来。他到处演讲，揭发工作组对自己的迫害，同时继续揭发校党委的路线问题。他在演讲中也谈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时常背诵几段毛主席的话。他的口才较好，煽动能力强，加上当时的政治气候，一时间得到不少学生的拥护。韩爱晶趁热打铁，拉了几个学生骨干，经过一番酝酿，成立了一个造反组织一一红旗战斗队。参加这个组织的有三千多人，大家推举韩爱晶当司令。韩爱晶想了想说：不要叫司令，我们都是服务员，我就叫总服务员吧。大家一听，都说好，这件事就定下来了。第二天，在韩爱晶的带领下，在北京航空学院召开了红旗战斗队成立大会，韩爱晶在发言中表示了要同修正主义斗争到底的决心。会后，还搞了示威游行。此后，红旗战斗队在“文革”初期一直左右着北京航空学院，而且在北京市和全国各地都很活跃。

当时，因具体的政见不同，成立先后不同，能够左右首都造反派政局，并对其他造反组织产生重要影响的造反红卫兵分为“天派”和“地派”。韩爱晶领导的红旗战斗队属于“天派”，并且是“天派”的核心组织，由此也确立了韩爱晶的红卫兵领袖地位。当时，他是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名字排在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之下，列王大宾之前。

造反行为种种

韩爱晶的造反行动很快就进入“中央文革”的视野。以江青为实际领导人的“中央文革”对“文革”初期产生的红卫兵领袖十分重视，韩爱晶自然也被江青所看中。韩爱晶开始飞黄腾达了。韩爱晶当上了北京航空学院革命委员会主任、“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

从此之后，韩爱晶便紧跟江青为实际领导人的“中央文革”，实行了一系列的造反行动。

由于北京航空学院培养的学生将来是要为国防建设服务的，因此该院在接受教育部门领导的同时，也接受国防科委领导。国防科委对于北京航空学院的动乱也十分重视，派干部去了解情况，指导工作，那里的干部对韩爱晶等人的造反行为也是否定的，对工作组的工作是支持的。当韩爱晶翻过身来后，就要报这“一箭之仇”。他组织一批红卫兵开到国防科委，要求揪出派到北航工作的干部，还要揪出国防科委领导人。在被拒绝的情况下，他们干脆不走了，就坐在国防科委门前“请愿”，在韩爱晶的鼓动和示范下，他们竟然连续静坐达28天。这次静坐影响很大，成为“中央文革”用来说明群众革命精神的例子之一。一些红卫兵小报也对之大肆渲染，成为哄动一时的事件。而韩爱晶作为静坐的组织者，也名噪一时。本来，在北航也有一些造反风云人物，他们论口才和组织能力并不比韩爱晶差，他们都在与韩爱晶竞争红旗战斗队的领导权。但在去国防科委静坐这件事情上，他们显得不如韩爱晶坚定，这使“文革”初期北航红卫兵们认为，只有韩爱晶才是敢闯敢干的领导人，愿意听他的指挥，这样，他的北航红旗战斗队总头目的地位就更加稳固了。

率众到国防科委静坐的经验，使韩爱晶意识到，只有大闹才能有大名，有大名才能有大权。他决定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地位更高的人。正在此时，“中央文革”授意要打倒刘少奇。有“中央文革”撑腰，韩爱晶的胆子也大了。1967年7月26日，他与北京建工学院“新八一”联合成立了“揪刘火线总指挥部”，以召开批判会和逼刘交出第二份认罪书为名，调集了几十个单位数千名群众围堵中南海各门，还架起了高音大喇叭，向中南海里呼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幸亏周总理及时采取了强制措施，才平息了这场轩然大波。
国防科委静坐和围困中南海两件事，使韩爱晶有了在红卫兵中一呼百应的形象，他和他领导的红旗战斗队已经在首都形成一定影响。但是，韩爱晶考虑，红旗战斗队决不能局限于北航之内，也不能只限于北京，必须把影响扩大到全国各地，而且不能限于高校内。只有扩大了红旗战斗队在全国的影响，自己在全国红卫兵中的领袖地位才能保持稳固。为此，他以红旗战斗队的名义，借大串连之机，先后派出数百人，以“红旗战斗队调查组”、“红旗战斗队联络站”等名义分赴全国各地。平心而论，他们赴全国各地，也并不完全是自己主动要去的，许多情况下，是那里的造反组织在造反过程中遇到了阻力，便想得到已经有很大实力、很大影响，受到“中央文革”支持的红旗战斗队的支持，主动到北京来请他们去当地支持他们造反的。有一些则是在串连时，到北航去见了韩爱晶后，请他们派人到当地去介绍经验的。这些造反组织串连起来，在全国形成联系的网络，兴风作浪，危害极大。仅以韩爱晶领导的红旗战斗队来说，他们就在短时间内，插手全国大部分省市自治区的“文革”运动，左右了35个重要单位的政局。尤其严重的是，韩爱晶还在“中央文革”的授意下，一心要插手部队的运动。他和几个骨干商议后，在红旗战斗队里成立了专门对付部队的“全国动态组”。1967年4月，北航红旗战斗队的“全国动态组”派人赴武汉调查、搜集、整理了上百页关于当地部队领导的黑材料，交给当时的“文革小组”成员王力，为王力一伙诬陷武汉军区，制造震动全国的特大冤案提供了炮弹。

在“中央文革”的授意和支持下，韩爱晶等人把斗争矛头指向军队和地方一大批老革命家，铸成一个个劣迹。他率人诬陷和企图打倒徐向前，绑架、迫害了张平化、叶飞、徐海东等人。同时，他们在北航院内设立了名为“隔离室”的监狱18处，先后立案审查了465人，其中170人受到非法关押，造成20余人非正常死亡。

揪斗彭德怀

韩爱晶在“文革”中干得最恶劣的一件事，是揪斗彭德怀。“文革”开始后，红卫兵也好，造反派也好，当时主要是把眼睛盯在中央的一些高级领导干部身上，特别是要集中力量，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当时彭德怀任西南局建委第三副主任，正在西南地区指挥三线建设，按理说，他不应是红卫兵要揪斗的主要对象。但不知怎么回事，韩爱晶却想到了彭德怀，他提出要把彭德怀揪回北京，还专门派了一个揪彭战斗队赴西南把彭德怀押回北京。揪回彭德怀后，韩爱晶立即组织人对彭进行审问、逼供。韩爱晶没有想到，他们揪回彭德怀这件事，让周恩来知道了。周恩来立即让身边工作人员向北京卫戍区领导转达他的五项指示：“不准打，不准搞‘喷气式’、不准挂牌子、不准游斗、不准开万人以上斗争大会。”北京卫戍区的同志立即找到韩爱晶，向他转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可是，韩爱晶倚仗有“中央文革”撑腰，根本不把这五项指示放在心上。1967年7月9日，在北航的一间教室里，韩爱晶写下了自己历史上最肮脏的一笔。这一天，在韩爱晶主持下，召开了一个小型“审斗会”，审斗功勋卓著的彭德怀元帅。韩爱晶在审斗之前，就告诉他手下的人，此次审斗彭德怀要“刺刀见红”，一定要让彭交待自己的“罪行”。会前，北京卫戍区的同志再次向韩爱晶宣布了周总理的五项指示，可韩爱晶却声称“周总理的指示已经过时”。在审斗时，韩爱晶大模大样地坐在这间教室中的一张桌子前，两边分列红旗战斗队的骨干分子，把彭德怀推进教室后，让彭立在中间。韩爱晶首先开口，要彭德怀交待“在抗日战争时期干了哪些坏事”，“为什么要打百团大战”，还要求彭德怀交待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为什么要反对毛主席，为什么里通外国。彭德怀向他们讲述了历史真相，驳斥了韩爱晶等人的指责。当韩爱晶等人无理地给彭德怀扣帽子时，彭德怀大义凛然，义正词严地拒绝了韩爱晶的责问。韩爱晶恼羞成怒，带头对彭老总进行逼供和殴打。他们逼迫彭老总在写着“反对毛主席”罪名的纸条上签字并写“认罪书”，刚直不阿的彭总再次据理驳斥、拒绝签字。韩爱晶更加恼羞成怒，先后7次将彭总打倒在地。使彭总前额被打破，左右两侧第五和第十肋骨骨折，肺部受内伤。一个星期后，北航造反组织又召开了上万人的“批斗大会”，不顾彭总的严重伤病，会上对彭总搞“喷气式”，会后又挂牌游斗，并再次毒打彭老总，连陪斗的张闻天同志头部也被打成血肿。

日子不好过了

随着高校造反红卫兵中各派别的崛起，红卫兵组织之间开始打起了派仗，派仗发展为武斗，许多地方发生流血事件，造成人员伤亡。高校里的正常秩序已经不复存在。这种动荡局面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他想稳定局势，而稳定局势，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对高校中造反的红卫兵有所约束。

毛泽东稳定高校的办法，是派工宣队进驻高校，做打派仗和武斗的红卫兵两派的工作。但是，毛泽东的这一决策，却受到了红卫兵的抵制，在清华大学甚至发生了红卫兵开枪打死打伤工宣队员的事件。毛泽东十分震怒，他决定找红卫兵五大领袖谈话，对他们提出警告。韩爱晶是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自然是被通知参加毛泽东谈话的人。

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接见了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这红卫兵五大领袖。

毛泽东等同红卫兵五大领袖谈话长达五个小时之久，中心意思就是批评红卫兵，要他们听从指挥。

这次谈话结束后，红卫兵五大领袖都战战兢兢，知道自己闯祸了。

但是，当时，毛泽东对红卫兵五大领袖还是手下留情的。特别是对于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这些20多岁的青年人，毛泽东还是十分爱护的，认为他们是年轻人，犯点错误难免，批评他们应该，但不必过分追究。出于这一想法，毛泽东在严厉批评了红卫兵五大领袖之后，就把话题转了。

韩爱晶是有心人，知道毛泽东、林彪等人这次谈话对自己今后命运十分关键，因此他边听边记，拼全力把谈话主要内容记下来。由于韩爱晶用心最多，因此，他也是参加谈话者中，记录最多最全的。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自从这次谈话后，包括韩爱晶在内的红卫兵领袖开始逐渐被冷落了。毛泽东的谈话通过一些渠道也在北航传开了，与“红旗”对立的一派趁机抓住这一点，攻击“红旗”派首领韩爱晶反对毛主席、反对解放军。有人甚至提出要把韩爱晶当作反革命揪出来。原来紧跟韩爱晶“红旗”派的一些人也作鸟兽散，有的还反戈一击。韩爱晶的日子开始不好过了。在反对派一片“打倒”、“揪出”的鼓噪声中，他不再多露面了。
被揪了出来

当时，打死打伤工宣队员的蒯大富最受人注目，因此，在此时也最招风。这样反而使韩爱晶减轻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盯住他的，只有北航那些同他对立的人、一些吃过他的苦头的人。另一方面，“中央文革”对红卫兵五大领袖还是力保的，在方方面面替他们说好话。这就使惹了大祸的他，在短时间内毫发未伤。

但事情是变化的。就在红卫兵五大领袖以为躲过一劫之时，在武汉发生了“七二○事件”。这个事件是在“中央文革”成员的鼓动下搞起来的，他们想借“文革”之机“揪军内一小撮”，这引发了极大矛盾，在武汉也发生了大的动荡。这个事件引起军队干部的极大不满，毛泽东也十分震怒。他在上海否定了由“中央文革”成员起草的八一社论，提出：还我长城!毛泽东的话传到北京，“中央文革”的人慌了。他们赶紧“丢卒保车”，把王力、关锋、戚本禹先后抛了出来。这些人一倒，红卫兵五大领袖自然逃不掉，于是，红卫兵五大领袖开始被注意了。他们所在单位的造反派率先起来向他们进一步发难。这些向他们发难的造反组织又串连全国的造反组织一同发难，一时间，红卫兵五大领袖成了“小爬虫”的代名词。他们所在的单位都把他们揪了出来，不光进行批斗，还把他们关押起来。他们被勒令交待问题。好在有“中央文革”暗中保护，他们还算没有吃多大的苦头。

韩爱晶也被揪了出来。他多次被找去谈话，要求讲清问题。此后，韩爱晶被隔离审查，后被监督劳动。

被判刑入狱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随后，中央宣布“文革”结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央展开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一些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受害者纷纷提出要追究那些制造这些冤案的人的责任。红卫兵五大领袖又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但这次他们是作为反面人物进入人们视野的。

韩爱晶自然不能避免。在1977年，就有许多人向中央和有关部门提出，要重新审查韩爱晶在“文革”中的问题，追究他的法律责任。此后，陆续有许多人向中央和北京市委提出这类问题。中央和北京市委对韩爱晶进行了重新审查。1979年，韩爱晶被公安机关逮捕。1983年3月16日，法庭认定韩爱晶已构成反革命杀人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和诬告陷害罪，依法判处他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韩爱晶被判刑后，先后在北京和外地关押，后来在唐格木农场被监管劳动。

后事

到唐格木农场时，韩爱晶已经三十大几岁了。由于他在“文革”的那段历史并不光彩，加上长期处于被审查的地位，他并没有结婚。可是，在唐格木农场，政治上已经毫无希望的韩爱晶却收获了爱情。在这里，他与一个四川姑娘相识并相爱。这个四川姑娘，生长在贫困的农村，后到农场来劳动。韩爱晶与这个四川姑娘相爱不久，二人就结婚了。一年后，这个四川姑娘给韩爱晶生了一个儿子。

1987年夏天，韩爱晶的命运有了转机。北京传来了消息：韩爱晶仍按大学毕业生待遇回原单位工作，政治上不要歧视，生活上妥善安排。

唐格木农场为韩爱晶举行了简单的欢送会。韩爱晶挥泪告别了农场领导和唐格木的朋友、难友们，与妻儿登上了东去的列车。

韩爱晶先同妻儿回江苏老家看望了老母亲和亲友，然后又一人来到了北京。在北京的一些北航老同学们一起请韩爱晶吃饭。席间，大家又力所能及地为韩爱晶集了一点资，以帮他度过燃眉之急。韩爱晶在北京玩了几天后，就南下到组织上给他安排的工作单位去了。

韩爱晶被安排到湖南株州某兵工厂。该厂的各级领导大部分是北航毕业生，对韩爱晶很照顾，将他分配到厂里技术情报室工作。不久，韩爱晶又被厂里派到深圳办事处工作。后来，深圳有几家大公司聘请他出任老总。韩爱晶请示了厂里后，去了一家有数千万债务的国企参股公司当了总经理。几年下来，在他的努力下，公司债务基本还清。

2003年，韩爱晶办了内退，领取内退工资。内退后，他又应邀给一家公司当了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