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林彪的“大搞直升机，大搞运输机”好像没错呀？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15:37:05
好像“大搞直升机，大搞运输机” 现在来看不近没错 而且还很又远见的啊 反对的人当时就是把重点放在歼7而已
林彪提出“大搞直升机，大搞运输机”
1969年7月13日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在空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传达林彪关于“大搞直升机，大搞运输机”的指示。据吴法宪说，昨天林彪在一个会议上提出：空军要大搞直升机，大搞运输机。将来战争打起来靠地面机动很困难。靠运输机、直升机，机动要快。我们国家大、国土宽广、国防线很长，大搞运输机、直升机可以对付敌人的原子突击，保持机动，可以避免沾染性，可以防止细菌战。今后战争打起来，大城市、铁路、交通要破坏；部队集中不易分散，分散不易集中，主要靠飞机。直升机还可以搞破袭战，可以夜间飞，可以复杂气象飞.可以空降，可以机降。运输机、直升机都可以搞武装的。运输机要大，载人多，用短跑道，或垂直起飞。运输机、直升机，一是适应原子战争需要；二是适应防线宽、海岸线长，突然集中，突然分散。伞兵结合机降，主要搞机降。只有空中才能迅速机动，迅速集中，迅速分散。对于原子战争，逼得我们不得不拿出钱来搞飞机。对付苏修将来放进来打，我们打他也得靠飞机，夜间突然去，突然回来。
吴法宪认为林彪的指示“指出了航空工业的方向，是对空军建设的最大鼓励……对飞行训练也是方向”。他提出：一是要抓运输机、直升机的设计、制造。直5要恢复生产；安—24、安—12要很快搞。910发动机要用上，要用垂直起飞。二是抓训练问题、部队建设问题，要和陆军配合起来，不仅要运空降兵，还要运陆军，空降军准备搞到4万人，要再扩大。三机部的学校要改工厂。凡是工厂重要的车间要进洞。3年以内搞出大量直升机，大量的运输机。要很快抓，拼命抓好。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利用手中的权力逐步把持了国防工业。1969年8月，经吴法宪提议，由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成立航空工业领导小组，吴法宪任组长，由空军牵头抓航空工业。同年12月，国务院、中央军委通知，在军委力、事组领导下，成立国防工业领导小组，由邱会作任组长；通知说：“今后有关国防工业事宜即与领导小组直接联系办理”，他们把持大权以后大搞瞎指挥，给国防工业造成了很大的干扰和破坏，在航空工业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乱提方针、乱定政策。发展航空武器装备的方针政策，涉及战略战术、工业基础、技术经济等诸多方面，需要反复研究酝酿以至试行、总结之后正式提出。但林彪却提出了“两个大搞”等方针政策，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早在1963年4月，航空工业部就根据聂荣臻副总理的指示，组织各方面专家100多人对国内外情况进行分析、总结后提出的中国航空工业发展方针，是首先解决急需的歼击机和轰炸机，并以歼击机为重点。1968年3月，总参谋部、国防科委和国防工办在《对“三五”期间我国飞机发展问题的建议》中，也提出了“在飞机发展上，应以歼击机为重点，并积极发展轻型、中型轰炸机和直升机，适当地发展运输机及特种飞机，相应地发展教练机”，“重视发展直升机和军用运输机”，“先发展基本型飞机，后发展专用飞机”，“大力解决配套问题”等方针原则。但1968年6月，由吴法宪主持的空军党委提出《对“三五”期间我国飞机发展问题的建议的几点意见》中却提出：尽早解决垂直一短距起落战斗机的问题，把全国各地都变成“活基地”，使任何敌人攻不胜攻，防不胜防。这些意见，是脱离中国实际的。这个文件在一段时间内成为航空工业生产、科研的“纲领”，带来严重损失。1969年7月，林彪提出关于“大搞直升机、大搞运输机”的指示后，吴法宪极力推行。他在1969年8月召开的“825会议’总结时又一次强调：首先要迅速落实“两个大搞”的指示，把直升机、运输机的研究设计和生产试制放在首位。首先大力把直5、直6直升机抓上去，大批装备部队；加速运7、运8运输机试制，力争1970年上天。其次抓紧直7直升机和大型运输机的设计、试制，争取1971年或1972年试成上天。
这些方针政策，严重干扰了航空工业的科研、生产和建设。首先是不强调歼击机而主张“两个大搞”、大抓垂直起落飞机，影响了歼8新机的研制；吴法宪当时还想当然地提出“歼6可以打遍天下”、“歼7是活棺材”，影响所及，是对比较先进的歼7飞机不感兴趣，使其成批生产被大大推迟，而性能已相对落后的歼6飞机却被10多年“一贯制”地投入大量生产。其次，中国应当发展运输机和直升机，但按当时的正常情况，无论是需要或可能，都还提不到压倒歼击机而“大搞”的程度，而应是扎扎实实地抓科研建设和预研工作，适当开展试制生产，为以后的发展打基础。林彪的大搞，完全是瞎指挥：在直6直升机尚未研制定型的情况下，就盲目决定“三江”(黑龙江、江苏、江西)同时成批生产该直升机，结果一无所成，导致大量损失浪费；新机研制接连下达大型直升机、运输机和垂直起落飞机等高指标项目，其关键技术有的连预研题目都没有列过，一步就要进入实用的型号设计，违背了客观规律，必然造成失败。
二、强令所属部门提出脱离实际的生产计划。林彪为了从国务院夺取国防工业的领导权，提出了军队管国防工业“最知道需要什么，最有兴趣，最关心，最有能力”的谬论。
在他们把持了这方面的重要权力之后，为了显示他们管国防工业“比国务院领导得好”并“体现‘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不顾实际可能，强令所属部门提出一个比一个更庞大的脱离实际的生产计划。
1968年6月，三机部军管会按照林彪和国防工业领导小组的意图，重新编制了航空工业“三五”计划(1966一1970)(原“三五”规划是1965年制订的，基本上是实事求是的，比较符合实际。得到国家计委的认可，总参谋部、国防工办、国防科委原则同意)，秉承吴法宪的旨意，在“三五”计划中提出：“三五”计划的后两年(即1969、1970年)，年平均产量较前三年平均产量要翻一番，5年共生产飞机4137架。
1969年3月，三机部军管会又搞了一个所谓“大跃进”的《航空工业七年(1969—1975)计划的初步设想的报告》，这个《报告》提出的指标比脱离实际的“三五”计划更大。
《报告》不顾事实地说：“航空工业战线上，一个生产建设和科学技术的新飞跃正以空前迅猛之势走向高潮”，并提出“在今明两年内实现一个大跃进”。《报告》提出在7年内生产各种飞机2.36万架(其中歼击机1.97万架，轰炸机1000架，运输机250架，直升机800架)。还要生产空空导弹4.5万发，海防导弹2000发。
同年4月，中共“九大”正式提出要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林彪紧接着就提出“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为贯彻林彪的指示，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组长黄永胜和吴法宪等根本不考虑综合平衡，不考虑军事工业同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大搞脱离实际的大计划作为他们的筹码，竞说什么“需要就是计划”，“打仗就是比例”。
1969年12月，在航空工业领导小组召开的航空工业主机厂工作会议上，吴法宪要求1970年成批生产10种飞机1250架，比1969年的实际产量增长58％；生产10种发动机3716台和3种导弹950发。此外，还要为空、海军生产大量航空零备件，并试制7种飞机及其发动机。他们命令各厂把任务背回去，坚决完成，完不成就要严惩。
1971年8月10日，三机部军管会在“把规划编成一个战备的规划，一个高速度发展航空工业、全面跃进的规划，一个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规划”的思想指导下，上报了《关于航空工业第四个五年计划(1971—1975)设想的报告》，要点是：主要产品的品种、性能基本上赶上美国和苏联；产品产量1972年比1970年翻一番，飞机产量达到2165架；1975年比1972年再翻一番，飞机产量达到3950架。5年生产22种飞机1.36万架，比航空工业前20年的总产量增加一倍多。甚至要动员地方企业生产飞机1640架。发动机5年共生产3万台。4种7型导弹生产3.47万发，其中空空、地空和海防导弹都比1970年翻两番以上。
面对巨大的政治和生产压力，航空企业为了完成任务，被迫采取了违反正常组织管理原则的措施，胡乱加班加点，甚至“老婆孩子齐上阵”。加上极左思潮批判、废除管理制度，撤、并管理机构、下放业务人员，取消检验工序，使已经混乱的生产秩序进一步大乱，特别是取消冶金科，更是搞乱了材质管理，造成产品的许多“内科病”。这些都在生产中埋下了产品质量隐患，造成了严重的恶果。
三、鼓动制订高不可攀的科研设计指标。吴法宪主管空军和航空工业，既无科学的发展战略，又不进行型号研制任务的经济技术论证，只凭主观愿望行事。在三机部军管会的“三五”计划中，按照黄永胜、吴法宪等的指导思想，搞了一个完全不切实际的新机研制方案：投入研制的飞机达21个机种。其中，自行设计的9种，包括高超音速歼击机，超轻型歼击机，大型运输机，大型直升机等，并要求大部分机种在1970年左右制出样机或上天试飞。1968年3月，在《航空工业七年(1969—1975)计划的初步设想的报告》中提出7年内自行设计8种飞机，声称要“运用长江大桥的办法，超级上升”其中包括：音速2.5倍、升限2.5万米的“双二五”高空高速歼击机(他们忘了1958年提出的“双二五”东风113战机夭折的前车之鉴)，重型轰炸机，一种能载900名武装人员的大型运输机，一种能载100名武装人员的大型直升机等。
1969年8月，三机部军管会按照吴法宪的指示，强调要积极开展垂直起落飞机的研制。
1970年8月，三机部制定的“四五”计划设想中，提出5年内飞机研制和改进改型21种，其中新设计15种，改型设计6种。1972年前，要求试制生产6个机种(有垂直起落飞机、远程轰炸机等)：改进改型、参照设计6个机种。1975年前研制生产8个机种：包括运9(净载4 2吨)、新歼击机、新型强击机、轻型超音速轰炸机、短距起落飞机(M数2—2.5)、水轰6飞机等。“双三”飞机计划在“四五”计划末期定型。研制生产导弹10种，改型设计1种。发动机新研制10种，改型设计6种。1971年3月，还确定红旗4号导弹、垂直起落飞机、大型运输机等为研制和定型的重点项目。
这些设想和计划所提出的很多项目，是当时甚至相当一段时间内根本无法实现的。吴法宪吹捧林彪之子林立果是“天才”，说什么垂直起落飞机是林立果“伟大的发明”。实际上，垂直起落和超“热障”飞机所需的新技术，在国外虽然早巳开始研究，而在中国则基本上还没有进行过，有的才刚刚开始。他们完全违背了航空科研发展的客观规律，大量浪费了国家的财力、物力和人力，浪费了中国追赶世界先进航空技术水平的宝贵时间。
来源：《航空档案》 http://wenku.baidu.com/view/4c26b394dd88d0d233d46acb.html好像“大搞直升机，大搞运输机” 现在来看不近没错 而且还很又远见的啊 反对的人当时就是把重点放在歼7而已
林彪提出“大搞直升机，大搞运输机”
1969年7月13日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在空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传达林彪关于“大搞直升机，大搞运输机”的指示。据吴法宪说，昨天林彪在一个会议上提出：空军要大搞直升机，大搞运输机。将来战争打起来靠地面机动很困难。靠运输机、直升机，机动要快。我们国家大、国土宽广、国防线很长，大搞运输机、直升机可以对付敌人的原子突击，保持机动，可以避免沾染性，可以防止细菌战。今后战争打起来，大城市、铁路、交通要破坏；部队集中不易分散，分散不易集中，主要靠飞机。直升机还可以搞破袭战，可以夜间飞，可以复杂气象飞.可以空降，可以机降。运输机、直升机都可以搞武装的。运输机要大，载人多，用短跑道，或垂直起飞。运输机、直升机，一是适应原子战争需要；二是适应防线宽、海岸线长，突然集中，突然分散。伞兵结合机降，主要搞机降。只有空中才能迅速机动，迅速集中，迅速分散。对于原子战争，逼得我们不得不拿出钱来搞飞机。对付苏修将来放进来打，我们打他也得靠飞机，夜间突然去，突然回来。
吴法宪认为林彪的指示“指出了航空工业的方向，是对空军建设的最大鼓励……对飞行训练也是方向”。他提出：一是要抓运输机、直升机的设计、制造。直5要恢复生产；安—24、安—12要很快搞。910发动机要用上，要用垂直起飞。二是抓训练问题、部队建设问题，要和陆军配合起来，不仅要运空降兵，还要运陆军，空降军准备搞到4万人，要再扩大。三机部的学校要改工厂。凡是工厂重要的车间要进洞。3年以内搞出大量直升机，大量的运输机。要很快抓，拼命抓好。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利用手中的权力逐步把持了国防工业。1969年8月，经吴法宪提议，由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成立航空工业领导小组，吴法宪任组长，由空军牵头抓航空工业。同年12月，国务院、中央军委通知，在军委力、事组领导下，成立国防工业领导小组，由邱会作任组长；通知说：“今后有关国防工业事宜即与领导小组直接联系办理”，他们把持大权以后大搞瞎指挥，给国防工业造成了很大的干扰和破坏，在航空工业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乱提方针、乱定政策。发展航空武器装备的方针政策，涉及战略战术、工业基础、技术经济等诸多方面，需要反复研究酝酿以至试行、总结之后正式提出。但林彪却提出了“两个大搞”等方针政策，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早在1963年4月，航空工业部就根据聂荣臻副总理的指示，组织各方面专家100多人对国内外情况进行分析、总结后提出的中国航空工业发展方针，是首先解决急需的歼击机和轰炸机，并以歼击机为重点。1968年3月，总参谋部、国防科委和国防工办在《对“三五”期间我国飞机发展问题的建议》中，也提出了“在飞机发展上，应以歼击机为重点，并积极发展轻型、中型轰炸机和直升机，适当地发展运输机及特种飞机，相应地发展教练机”，“重视发展直升机和军用运输机”，“先发展基本型飞机，后发展专用飞机”，“大力解决配套问题”等方针原则。但1968年6月，由吴法宪主持的空军党委提出《对“三五”期间我国飞机发展问题的建议的几点意见》中却提出：尽早解决垂直一短距起落战斗机的问题，把全国各地都变成“活基地”，使任何敌人攻不胜攻，防不胜防。这些意见，是脱离中国实际的。这个文件在一段时间内成为航空工业生产、科研的“纲领”，带来严重损失。1969年7月，林彪提出关于“大搞直升机、大搞运输机”的指示后，吴法宪极力推行。他在1969年8月召开的“825会议’总结时又一次强调：首先要迅速落实“两个大搞”的指示，把直升机、运输机的研究设计和生产试制放在首位。首先大力把直5、直6直升机抓上去，大批装备部队；加速运7、运8运输机试制，力争1970年上天。其次抓紧直7直升机和大型运输机的设计、试制，争取1971年或1972年试成上天。
这些方针政策，严重干扰了航空工业的科研、生产和建设。首先是不强调歼击机而主张“两个大搞”、大抓垂直起落飞机，影响了歼8新机的研制；吴法宪当时还想当然地提出“歼6可以打遍天下”、“歼7是活棺材”，影响所及，是对比较先进的歼7飞机不感兴趣，使其成批生产被大大推迟，而性能已相对落后的歼6飞机却被10多年“一贯制”地投入大量生产。其次，中国应当发展运输机和直升机，但按当时的正常情况，无论是需要或可能，都还提不到压倒歼击机而“大搞”的程度，而应是扎扎实实地抓科研建设和预研工作，适当开展试制生产，为以后的发展打基础。林彪的大搞，完全是瞎指挥：在直6直升机尚未研制定型的情况下，就盲目决定“三江”(黑龙江、江苏、江西)同时成批生产该直升机，结果一无所成，导致大量损失浪费；新机研制接连下达大型直升机、运输机和垂直起落飞机等高指标项目，其关键技术有的连预研题目都没有列过，一步就要进入实用的型号设计，违背了客观规律，必然造成失败。
二、强令所属部门提出脱离实际的生产计划。林彪为了从国务院夺取国防工业的领导权，提出了军队管国防工业“最知道需要什么，最有兴趣，最关心，最有能力”的谬论。
在他们把持了这方面的重要权力之后，为了显示他们管国防工业“比国务院领导得好”并“体现‘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不顾实际可能，强令所属部门提出一个比一个更庞大的脱离实际的生产计划。
1968年6月，三机部军管会按照林彪和国防工业领导小组的意图，重新编制了航空工业“三五”计划(1966一1970)(原“三五”规划是1965年制订的，基本上是实事求是的，比较符合实际。得到国家计委的认可，总参谋部、国防工办、国防科委原则同意)，秉承吴法宪的旨意，在“三五”计划中提出：“三五”计划的后两年(即1969、1970年)，年平均产量较前三年平均产量要翻一番，5年共生产飞机4137架。
1969年3月，三机部军管会又搞了一个所谓“大跃进”的《航空工业七年(1969—1975)计划的初步设想的报告》，这个《报告》提出的指标比脱离实际的“三五”计划更大。
《报告》不顾事实地说：“航空工业战线上，一个生产建设和科学技术的新飞跃正以空前迅猛之势走向高潮”，并提出“在今明两年内实现一个大跃进”。《报告》提出在7年内生产各种飞机2.36万架(其中歼击机1.97万架，轰炸机1000架，运输机250架，直升机800架)。还要生产空空导弹4.5万发，海防导弹2000发。
同年4月，中共“九大”正式提出要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林彪紧接着就提出“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为贯彻林彪的指示，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组长黄永胜和吴法宪等根本不考虑综合平衡，不考虑军事工业同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大搞脱离实际的大计划作为他们的筹码，竞说什么“需要就是计划”，“打仗就是比例”。
1969年12月，在航空工业领导小组召开的航空工业主机厂工作会议上，吴法宪要求1970年成批生产10种飞机1250架，比1969年的实际产量增长58％；生产10种发动机3716台和3种导弹950发。此外，还要为空、海军生产大量航空零备件，并试制7种飞机及其发动机。他们命令各厂把任务背回去，坚决完成，完不成就要严惩。
1971年8月10日，三机部军管会在“把规划编成一个战备的规划，一个高速度发展航空工业、全面跃进的规划，一个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规划”的思想指导下，上报了《关于航空工业第四个五年计划(1971—1975)设想的报告》，要点是：主要产品的品种、性能基本上赶上美国和苏联；产品产量1972年比1970年翻一番，飞机产量达到2165架；1975年比1972年再翻一番，飞机产量达到3950架。5年生产22种飞机1.36万架，比航空工业前20年的总产量增加一倍多。甚至要动员地方企业生产飞机1640架。发动机5年共生产3万台。4种7型导弹生产3.47万发，其中空空、地空和海防导弹都比1970年翻两番以上。
面对巨大的政治和生产压力，航空企业为了完成任务，被迫采取了违反正常组织管理原则的措施，胡乱加班加点，甚至“老婆孩子齐上阵”。加上极左思潮批判、废除管理制度，撤、并管理机构、下放业务人员，取消检验工序，使已经混乱的生产秩序进一步大乱，特别是取消冶金科，更是搞乱了材质管理，造成产品的许多“内科病”。这些都在生产中埋下了产品质量隐患，造成了严重的恶果。
三、鼓动制订高不可攀的科研设计指标。吴法宪主管空军和航空工业，既无科学的发展战略，又不进行型号研制任务的经济技术论证，只凭主观愿望行事。在三机部军管会的“三五”计划中，按照黄永胜、吴法宪等的指导思想，搞了一个完全不切实际的新机研制方案：投入研制的飞机达21个机种。其中，自行设计的9种，包括高超音速歼击机，超轻型歼击机，大型运输机，大型直升机等，并要求大部分机种在1970年左右制出样机或上天试飞。1968年3月，在《航空工业七年(1969—1975)计划的初步设想的报告》中提出7年内自行设计8种飞机，声称要“运用长江大桥的办法，超级上升”其中包括：音速2.5倍、升限2.5万米的“双二五”高空高速歼击机(他们忘了1958年提出的“双二五”东风113战机夭折的前车之鉴)，重型轰炸机，一种能载900名武装人员的大型运输机，一种能载100名武装人员的大型直升机等。
1969年8月，三机部军管会按照吴法宪的指示，强调要积极开展垂直起落飞机的研制。
1970年8月，三机部制定的“四五”计划设想中，提出5年内飞机研制和改进改型21种，其中新设计15种，改型设计6种。1972年前，要求试制生产6个机种(有垂直起落飞机、远程轰炸机等)：改进改型、参照设计6个机种。1975年前研制生产8个机种：包括运9(净载4 2吨)、新歼击机、新型强击机、轻型超音速轰炸机、短距起落飞机(M数2—2.5)、水轰6飞机等。“双三”飞机计划在“四五”计划末期定型。研制生产导弹10种，改型设计1种。发动机新研制10种，改型设计6种。1971年3月，还确定红旗4号导弹、垂直起落飞机、大型运输机等为研制和定型的重点项目。
这些设想和计划所提出的很多项目，是当时甚至相当一段时间内根本无法实现的。吴法宪吹捧林彪之子林立果是“天才”，说什么垂直起落飞机是林立果“伟大的发明”。实际上，垂直起落和超“热障”飞机所需的新技术，在国外虽然早巳开始研究，而在中国则基本上还没有进行过，有的才刚刚开始。他们完全违背了航空科研发展的客观规律，大量浪费了国家的财力、物力和人力，浪费了中国追赶世界先进航空技术水平的宝贵时间。
来源：《航空档案》 http://wenku.baidu.com/view/4c26b394dd88d0d233d46acb.html
林彪提出“大搞直升机，大搞运输机”
1969年7月13日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在空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传达林彪关于“大搞直升机，大搞运输机”的指示。据吴法宪说，昨天林彪在一个会议上提出：空军要大搞直升机，大搞运输机。将来战争打起来靠地面机动很困难。靠运输机、直升机，机动要快。我们国家大、国土宽广、国防线很长，大搞运输机、直升机可以对付敌人的原子突击，保持机动，可以避免沾染性，可以防止细菌战。今后战争打起来，大城市、铁路、交通要破坏；部队集中不易分散，分散不易集中，主要靠飞机。直升机还可以搞破袭战，可以夜间飞，可以复杂气象飞.可以空降，可以机降。运输机、直升机都可以搞武装的。运输机要大，载人多，用短跑道，或垂直起飞。运输机、直升机，一是适应原子战争需要；二是适应防线宽、海岸线长，突然集中，突然分散。伞兵结合机降，主要搞机降。只有空中才能迅速机动，迅速集中，迅速分散。对于原子战争，逼得我们不得不拿出钱来搞飞机。对付苏修将来放进来打，我们打他也得靠飞机，夜间突然去，突然回来。
吴法宪认为林彪的指示“指出了航空工业的方向，是对空军建设的最大鼓励……对飞行训练也是方向”。他提出：一是要抓运输机、直升机的设计、制造。直5要恢复生产；安—24、安—12要很快搞。910发动机要用上，要用垂直起飞。二是抓训练问题、部队建设问题，要和陆军配合起来，不仅要运空降兵，还要运陆军，空降军准备搞到4万人，要再扩大。三机部的学校要改工厂。凡是工厂重要的车间要进洞。3年以内搞出大量直升机，大量的运输机。要很快抓，拼命抓好。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利用手中的权力逐步把持了国防工业。1969年8月，经吴法宪提议，由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成立航空工业领导小组，吴法宪任组长，由空军牵头抓航空工业。同年12月，国务院、中央军委通知，在军委力、事组领导下，成立国防工业领导小组，由邱会作任组长；通知说：“今后有关国防工业事宜即与领导小组直接联系办理”，他们把持大权以后大搞瞎指挥，给国防工业造成了很大的干扰和破坏，在航空工业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乱提方针、乱定政策。发展航空武器装备的方针政策，涉及战略战术、工业基础、技术经济等诸多方面，需要反复研究酝酿以至试行、总结之后正式提出。但林彪却提出了“两个大搞”等方针政策，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早在1963年4月，航空工业部就根据聂荣臻副总理的指示，组织各方面专家100多人对国内外情况进行分析、总结后提出的中国航空工业发展方针，是首先解决急需的歼击机和轰炸机，并以歼击机为重点。1968年3月，总参谋部、国防科委和国防工办在《对“三五”期间我国飞机发展问题的建议》中，也提出了“在飞机发展上，应以歼击机为重点，并积极发展轻型、中型轰炸机和直升机，适当地发展运输机及特种飞机，相应地发展教练机”，“重视发展直升机和军用运输机”，“先发展基本型飞机，后发展专用飞机”，“大力解决配套问题”等方针原则。但1968年6月，由吴法宪主持的空军党委提出《对“三五”期间我国飞机发展问题的建议的几点意见》中却提出：尽早解决垂直一短距起落战斗机的问题，把全国各地都变成“活基地”，使任何敌人攻不胜攻，防不胜防。这些意见，是脱离中国实际的。这个文件在一段时间内成为航空工业生产、科研的“纲领”，带来严重损失。1969年7月，林彪提出关于“大搞直升机、大搞运输机”的指示后，吴法宪极力推行。他在1969年8月召开的“825会议’总结时又一次强调：首先要迅速落实“两个大搞”的指示，把直升机、运输机的研究设计和生产试制放在首位。首先大力把直5、直6直升机抓上去，大批装备部队；加速运7、运8运输机试制，力争1970年上天。其次抓紧直7直升机和大型运输机的设计、试制，争取1971年或1972年试成上天。
这些方针政策，严重干扰了航空工业的科研、生产和建设。首先是不强调歼击机而主张“两个大搞”、大抓垂直起落飞机，影响了歼8新机的研制；吴法宪当时还想当然地提出“歼6可以打遍天下”、“歼7是活棺材”，影响所及，是对比较先进的歼7飞机不感兴趣，使其成批生产被大大推迟，而性能已相对落后的歼6飞机却被10多年“一贯制”地投入大量生产。其次，中国应当发展运输机和直升机，但按当时的正常情况，无论是需要或可能，都还提不到压倒歼击机而“大搞”的程度，而应是扎扎实实地抓科研建设和预研工作，适当开展试制生产，为以后的发展打基础。林彪的大搞，完全是瞎指挥：在直6直升机尚未研制定型的情况下，就盲目决定“三江”(黑龙江、江苏、江西)同时成批生产该直升机，结果一无所成，导致大量损失浪费；新机研制接连下达大型直升机、运输机和垂直起落飞机等高指标项目，其关键技术有的连预研题目都没有列过，一步就要进入实用的型号设计，违背了客观规律，必然造成失败。
二、强令所属部门提出脱离实际的生产计划。林彪为了从国务院夺取国防工业的领导权，提出了军队管国防工业“最知道需要什么，最有兴趣，最关心，最有能力”的谬论。
在他们把持了这方面的重要权力之后，为了显示他们管国防工业“比国务院领导得好”并“体现‘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不顾实际可能，强令所属部门提出一个比一个更庞大的脱离实际的生产计划。
1968年6月，三机部军管会按照林彪和国防工业领导小组的意图，重新编制了航空工业“三五”计划(1966一1970)(原“三五”规划是1965年制订的，基本上是实事求是的，比较符合实际。得到国家计委的认可，总参谋部、国防工办、国防科委原则同意)，秉承吴法宪的旨意，在“三五”计划中提出：“三五”计划的后两年(即1969、1970年)，年平均产量较前三年平均产量要翻一番，5年共生产飞机4137架。
1969年3月，三机部军管会又搞了一个所谓“大跃进”的《航空工业七年(1969—1975)计划的初步设想的报告》，这个《报告》提出的指标比脱离实际的“三五”计划更大。
《报告》不顾事实地说：“航空工业战线上，一个生产建设和科学技术的新飞跃正以空前迅猛之势走向高潮”，并提出“在今明两年内实现一个大跃进”。《报告》提出在7年内生产各种飞机2.36万架(其中歼击机1.97万架，轰炸机1000架，运输机250架，直升机800架)。还要生产空空导弹4.5万发，海防导弹2000发。
同年4月，中共“九大”正式提出要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林彪紧接着就提出“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为贯彻林彪的指示，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组长黄永胜和吴法宪等根本不考虑综合平衡，不考虑军事工业同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大搞脱离实际的大计划作为他们的筹码，竞说什么“需要就是计划”，“打仗就是比例”。
1969年12月，在航空工业领导小组召开的航空工业主机厂工作会议上，吴法宪要求1970年成批生产10种飞机1250架，比1969年的实际产量增长58％；生产10种发动机3716台和3种导弹950发。此外，还要为空、海军生产大量航空零备件，并试制7种飞机及其发动机。他们命令各厂把任务背回去，坚决完成，完不成就要严惩。
1971年8月10日，三机部军管会在“把规划编成一个战备的规划，一个高速度发展航空工业、全面跃进的规划，一个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规划”的思想指导下，上报了《关于航空工业第四个五年计划(1971—1975)设想的报告》，要点是：主要产品的品种、性能基本上赶上美国和苏联；产品产量1972年比1970年翻一番，飞机产量达到2165架；1975年比1972年再翻一番，飞机产量达到3950架。5年生产22种飞机1.36万架，比航空工业前20年的总产量增加一倍多。甚至要动员地方企业生产飞机1640架。发动机5年共生产3万台。4种7型导弹生产3.47万发，其中空空、地空和海防导弹都比1970年翻两番以上。
面对巨大的政治和生产压力，航空企业为了完成任务，被迫采取了违反正常组织管理原则的措施，胡乱加班加点，甚至“老婆孩子齐上阵”。加上极左思潮批判、废除管理制度，撤、并管理机构、下放业务人员，取消检验工序，使已经混乱的生产秩序进一步大乱，特别是取消冶金科，更是搞乱了材质管理，造成产品的许多“内科病”。这些都在生产中埋下了产品质量隐患，造成了严重的恶果。
三、鼓动制订高不可攀的科研设计指标。吴法宪主管空军和航空工业，既无科学的发展战略，又不进行型号研制任务的经济技术论证，只凭主观愿望行事。在三机部军管会的“三五”计划中，按照黄永胜、吴法宪等的指导思想，搞了一个完全不切实际的新机研制方案：投入研制的飞机达21个机种。其中，自行设计的9种，包括高超音速歼击机，超轻型歼击机，大型运输机，大型直升机等，并要求大部分机种在1970年左右制出样机或上天试飞。1968年3月，在《航空工业七年(1969—1975)计划的初步设想的报告》中提出7年内自行设计8种飞机，声称要“运用长江大桥的办法，超级上升”其中包括：音速2.5倍、升限2.5万米的“双二五”高空高速歼击机(他们忘了1958年提出的“双二五”东风113战机夭折的前车之鉴)，重型轰炸机，一种能载900名武装人员的大型运输机，一种能载100名武装人员的大型直升机等。
1969年8月，三机部军管会按照吴法宪的指示，强调要积极开展垂直起落飞机的研制。
1970年8月，三机部制定的“四五”计划设想中，提出5年内飞机研制和改进改型21种，其中新设计15种，改型设计6种。1972年前，要求试制生产6个机种(有垂直起落飞机、远程轰炸机等)：改进改型、参照设计6个机种。1975年前研制生产8个机种：包括运9(净载4 2吨)、新歼击机、新型强击机、轻型超音速轰炸机、短距起落飞机(M数2—2.5)、水轰6飞机等。“双三”飞机计划在“四五”计划末期定型。研制生产导弹10种，改型设计1种。发动机新研制10种，改型设计6种。1971年3月，还确定红旗4号导弹、垂直起落飞机、大型运输机等为研制和定型的重点项目。
这些设想和计划所提出的很多项目，是当时甚至相当一段时间内根本无法实现的。吴法宪吹捧林彪之子林立果是“天才”，说什么垂直起落飞机是林立果“伟大的发明”。实际上，垂直起落和超“热障”飞机所需的新技术，在国外虽然早巳开始研究，而在中国则基本上还没有进行过，有的才刚刚开始。他们完全违背了航空科研发展的客观规律，大量浪费了国家的财力、物力和人力，浪费了中国追赶世界先进航空技术水平的宝贵时间。
来源：《航空档案》 http://wenku.baidu.com/view/4c26b394dd88d0d233d46acb.html好像“大搞直升机，大搞运输机” 现在来看不近没错 而且还很又远见的啊 反对的人当时就是把重点放在歼7而已
林彪提出“大搞直升机，大搞运输机”
1969年7月13日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在空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传达林彪关于“大搞直升机，大搞运输机”的指示。据吴法宪说，昨天林彪在一个会议上提出：空军要大搞直升机，大搞运输机。将来战争打起来靠地面机动很困难。靠运输机、直升机，机动要快。我们国家大、国土宽广、国防线很长，大搞运输机、直升机可以对付敌人的原子突击，保持机动，可以避免沾染性，可以防止细菌战。今后战争打起来，大城市、铁路、交通要破坏；部队集中不易分散，分散不易集中，主要靠飞机。直升机还可以搞破袭战，可以夜间飞，可以复杂气象飞.可以空降，可以机降。运输机、直升机都可以搞武装的。运输机要大，载人多，用短跑道，或垂直起飞。运输机、直升机，一是适应原子战争需要；二是适应防线宽、海岸线长，突然集中，突然分散。伞兵结合机降，主要搞机降。只有空中才能迅速机动，迅速集中，迅速分散。对于原子战争，逼得我们不得不拿出钱来搞飞机。对付苏修将来放进来打，我们打他也得靠飞机，夜间突然去，突然回来。
吴法宪认为林彪的指示“指出了航空工业的方向，是对空军建设的最大鼓励……对飞行训练也是方向”。他提出：一是要抓运输机、直升机的设计、制造。直5要恢复生产；安—24、安—12要很快搞。910发动机要用上，要用垂直起飞。二是抓训练问题、部队建设问题，要和陆军配合起来，不仅要运空降兵，还要运陆军，空降军准备搞到4万人，要再扩大。三机部的学校要改工厂。凡是工厂重要的车间要进洞。3年以内搞出大量直升机，大量的运输机。要很快抓，拼命抓好。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利用手中的权力逐步把持了国防工业。1969年8月，经吴法宪提议，由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成立航空工业领导小组，吴法宪任组长，由空军牵头抓航空工业。同年12月，国务院、中央军委通知，在军委力、事组领导下，成立国防工业领导小组，由邱会作任组长；通知说：“今后有关国防工业事宜即与领导小组直接联系办理”，他们把持大权以后大搞瞎指挥，给国防工业造成了很大的干扰和破坏，在航空工业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乱提方针、乱定政策。发展航空武器装备的方针政策，涉及战略战术、工业基础、技术经济等诸多方面，需要反复研究酝酿以至试行、总结之后正式提出。但林彪却提出了“两个大搞”等方针政策，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早在1963年4月，航空工业部就根据聂荣臻副总理的指示，组织各方面专家100多人对国内外情况进行分析、总结后提出的中国航空工业发展方针，是首先解决急需的歼击机和轰炸机，并以歼击机为重点。1968年3月，总参谋部、国防科委和国防工办在《对“三五”期间我国飞机发展问题的建议》中，也提出了“在飞机发展上，应以歼击机为重点，并积极发展轻型、中型轰炸机和直升机，适当地发展运输机及特种飞机，相应地发展教练机”，“重视发展直升机和军用运输机”，“先发展基本型飞机，后发展专用飞机”，“大力解决配套问题”等方针原则。但1968年6月，由吴法宪主持的空军党委提出《对“三五”期间我国飞机发展问题的建议的几点意见》中却提出：尽早解决垂直一短距起落战斗机的问题，把全国各地都变成“活基地”，使任何敌人攻不胜攻，防不胜防。这些意见，是脱离中国实际的。这个文件在一段时间内成为航空工业生产、科研的“纲领”，带来严重损失。1969年7月，林彪提出关于“大搞直升机、大搞运输机”的指示后，吴法宪极力推行。他在1969年8月召开的“825会议’总结时又一次强调：首先要迅速落实“两个大搞”的指示，把直升机、运输机的研究设计和生产试制放在首位。首先大力把直5、直6直升机抓上去，大批装备部队；加速运7、运8运输机试制，力争1970年上天。其次抓紧直7直升机和大型运输机的设计、试制，争取1971年或1972年试成上天。
这些方针政策，严重干扰了航空工业的科研、生产和建设。首先是不强调歼击机而主张“两个大搞”、大抓垂直起落飞机，影响了歼8新机的研制；吴法宪当时还想当然地提出“歼6可以打遍天下”、“歼7是活棺材”，影响所及，是对比较先进的歼7飞机不感兴趣，使其成批生产被大大推迟，而性能已相对落后的歼6飞机却被10多年“一贯制”地投入大量生产。其次，中国应当发展运输机和直升机，但按当时的正常情况，无论是需要或可能，都还提不到压倒歼击机而“大搞”的程度，而应是扎扎实实地抓科研建设和预研工作，适当开展试制生产，为以后的发展打基础。林彪的大搞，完全是瞎指挥：在直6直升机尚未研制定型的情况下，就盲目决定“三江”(黑龙江、江苏、江西)同时成批生产该直升机，结果一无所成，导致大量损失浪费；新机研制接连下达大型直升机、运输机和垂直起落飞机等高指标项目，其关键技术有的连预研题目都没有列过，一步就要进入实用的型号设计，违背了客观规律，必然造成失败。
二、强令所属部门提出脱离实际的生产计划。林彪为了从国务院夺取国防工业的领导权，提出了军队管国防工业“最知道需要什么，最有兴趣，最关心，最有能力”的谬论。
在他们把持了这方面的重要权力之后，为了显示他们管国防工业“比国务院领导得好”并“体现‘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不顾实际可能，强令所属部门提出一个比一个更庞大的脱离实际的生产计划。
1968年6月，三机部军管会按照林彪和国防工业领导小组的意图，重新编制了航空工业“三五”计划(1966一1970)(原“三五”规划是1965年制订的，基本上是实事求是的，比较符合实际。得到国家计委的认可，总参谋部、国防工办、国防科委原则同意)，秉承吴法宪的旨意，在“三五”计划中提出：“三五”计划的后两年(即1969、1970年)，年平均产量较前三年平均产量要翻一番，5年共生产飞机4137架。
1969年3月，三机部军管会又搞了一个所谓“大跃进”的《航空工业七年(1969—1975)计划的初步设想的报告》，这个《报告》提出的指标比脱离实际的“三五”计划更大。
《报告》不顾事实地说：“航空工业战线上，一个生产建设和科学技术的新飞跃正以空前迅猛之势走向高潮”，并提出“在今明两年内实现一个大跃进”。《报告》提出在7年内生产各种飞机2.36万架(其中歼击机1.97万架，轰炸机1000架，运输机250架，直升机800架)。还要生产空空导弹4.5万发，海防导弹2000发。
同年4月，中共“九大”正式提出要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林彪紧接着就提出“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为贯彻林彪的指示，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组长黄永胜和吴法宪等根本不考虑综合平衡，不考虑军事工业同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大搞脱离实际的大计划作为他们的筹码，竞说什么“需要就是计划”，“打仗就是比例”。
1969年12月，在航空工业领导小组召开的航空工业主机厂工作会议上，吴法宪要求1970年成批生产10种飞机1250架，比1969年的实际产量增长58％；生产10种发动机3716台和3种导弹950发。此外，还要为空、海军生产大量航空零备件，并试制7种飞机及其发动机。他们命令各厂把任务背回去，坚决完成，完不成就要严惩。
1971年8月10日，三机部军管会在“把规划编成一个战备的规划，一个高速度发展航空工业、全面跃进的规划，一个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规划”的思想指导下，上报了《关于航空工业第四个五年计划(1971—1975)设想的报告》，要点是：主要产品的品种、性能基本上赶上美国和苏联；产品产量1972年比1970年翻一番，飞机产量达到2165架；1975年比1972年再翻一番，飞机产量达到3950架。5年生产22种飞机1.36万架，比航空工业前20年的总产量增加一倍多。甚至要动员地方企业生产飞机1640架。发动机5年共生产3万台。4种7型导弹生产3.47万发，其中空空、地空和海防导弹都比1970年翻两番以上。
面对巨大的政治和生产压力，航空企业为了完成任务，被迫采取了违反正常组织管理原则的措施，胡乱加班加点，甚至“老婆孩子齐上阵”。加上极左思潮批判、废除管理制度，撤、并管理机构、下放业务人员，取消检验工序，使已经混乱的生产秩序进一步大乱，特别是取消冶金科，更是搞乱了材质管理，造成产品的许多“内科病”。这些都在生产中埋下了产品质量隐患，造成了严重的恶果。
三、鼓动制订高不可攀的科研设计指标。吴法宪主管空军和航空工业，既无科学的发展战略，又不进行型号研制任务的经济技术论证，只凭主观愿望行事。在三机部军管会的“三五”计划中，按照黄永胜、吴法宪等的指导思想，搞了一个完全不切实际的新机研制方案：投入研制的飞机达21个机种。其中，自行设计的9种，包括高超音速歼击机，超轻型歼击机，大型运输机，大型直升机等，并要求大部分机种在1970年左右制出样机或上天试飞。1968年3月，在《航空工业七年(1969—1975)计划的初步设想的报告》中提出7年内自行设计8种飞机，声称要“运用长江大桥的办法，超级上升”其中包括：音速2.5倍、升限2.5万米的“双二五”高空高速歼击机(他们忘了1958年提出的“双二五”东风113战机夭折的前车之鉴)，重型轰炸机，一种能载900名武装人员的大型运输机，一种能载100名武装人员的大型直升机等。
1969年8月，三机部军管会按照吴法宪的指示，强调要积极开展垂直起落飞机的研制。
1970年8月，三机部制定的“四五”计划设想中，提出5年内飞机研制和改进改型21种，其中新设计15种，改型设计6种。1972年前，要求试制生产6个机种(有垂直起落飞机、远程轰炸机等)：改进改型、参照设计6个机种。1975年前研制生产8个机种：包括运9(净载4 2吨)、新歼击机、新型强击机、轻型超音速轰炸机、短距起落飞机(M数2—2.5)、水轰6飞机等。“双三”飞机计划在“四五”计划末期定型。研制生产导弹10种，改型设计1种。发动机新研制10种，改型设计6种。1971年3月，还确定红旗4号导弹、垂直起落飞机、大型运输机等为研制和定型的重点项目。
这些设想和计划所提出的很多项目，是当时甚至相当一段时间内根本无法实现的。吴法宪吹捧林彪之子林立果是“天才”，说什么垂直起落飞机是林立果“伟大的发明”。实际上，垂直起落和超“热障”飞机所需的新技术，在国外虽然早巳开始研究，而在中国则基本上还没有进行过，有的才刚刚开始。他们完全违背了航空科研发展的客观规律，大量浪费了国家的财力、物力和人力，浪费了中国追赶世界先进航空技术水平的宝贵时间。
来源：《航空档案》 http://wenku.baidu.com/view/4c26b394dd88d0d233d46acb.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