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美国通吃战略的破产和中国自信的建立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19:56:29
宋晓军：
美国得到了冷战红利才开始构筑“基于能力的战略”，也就是“同时应对两场战争”或者叫“通吃”战略。99年在科索沃的头上试了一下，但是它没有派地面部队，而是用空袭的方式造成了政权更迭，相当于是在奥运会之前参加了一个欧洲锦标赛来做一下热身。
到03年伊拉克战争打完，这个战略才正式推出来。然而这个战略的耗资是很厉害的。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的军费曲线从98年开始是直线上升的。
当然，这个高消费的战略也导致了美国经济上的问题，之后我们就看见了美国的债务危机等等。
但是他评估在伊拉克阿富汗的模型，他最大的缺失是第三点，我们知道它的公式的第一点是打击，第二点是占领，第三点是消化。然而它把这个第三点所消耗的时间计算为0。
在它的公式里，它认为它只要大军一到，一个民主选举，就什么都完事了。这个模型是错的。
最后我们发现它投入了几千亿来进行消化，反而是最消耗时间和金钱的。结果就发生了次贷危机，一系列问题。
它的财政基础已经被破坏掉了，然而它又继续想要“通吃”。它又不想回到以前所说的“基于威慑的战略”，也就是继续把中国当做苏联。但是因为中国现在没有那么激进的意识形态，我们没有到处去输出我们的意识形态，没有在帮第三世界修铁路的时候塞给他们一本红宝书让他们去搞阶级斗争啊。尽管如此，因为我们以前的“前科”还是会有很多国家对我们有担心。
还有就是伊朗，伊朗马上就要做两弹一星啊。虽然伊朗的军事实力工业实力上还弱一些但是它的软实力是很强的，它遍地是QZS，遍地基层组织。现在甚至尼日利亚都有好几百万的MSL改信什叶派。包括叙利亚，本来叙利亚也不信什叶派，但是埃及出卖了叙利亚，所以叙利亚跟了伊朗。黎巴嫩的真主党就干脆是伊朗造出来的。所以说，伊朗和我们相比，我们硬实力强，但软实力就弱一些，伊朗硬实力弱，软实力强。
那么按照美国“通吃”的战略，它的钱就不够花了。但是它又不甘心，于是就出来了一个人，说我能弄出钱来啊。这位就是42岁的保罗瑞安。通过瑞安预算案，说我能弄出钱来啊。但这位本来是个“屌丝”的参议员是一个“憋宝”党，他在家憋了半天出来这么个主意，当做一个宝贝献给共和党，说我们可以通过税收抠出钱来啊。
04年美国的“通吃”战略出来的时候，最紧张的就是伊拉克，伊朗，然后就是中国。当时美国通过台湾陈水扁牵制中国，然后05年又搞了个美日2+2会议，跟日本说要“协防台湾”，后来我们三月份就推出了“反分裂法”。那个时候中国和伊朗是最紧张的，因为“黑老大”打算直接把我们拍死啊。
但是三年后，美国的“通吃战略”的财政基础破产了。所以它现在就要闹，通过菲律宾，日本来闹。
我们中国1840年以来，只要周边一闹，我们“挨打”的魔鬼又来了。遍地群情激奋的状况又来了。
你看从05-12年的这个变迁，05年很多城市砸日本店，烧日本车，后来几次就影响越来越小了。我们中国人心中名为“挨打”的魔鬼是在逐渐远去的。
但是它并没有从我们的心中消失，所以今年它又出来蹦跶。只有什么时候我们真正能够摆脱这个恶魔的影响，才能做到把对方的小动作都当成了棋子，冷静的和对手对弈。
看今年几个伶人戏子假模假式的跑到钓鱼岛去挥挥国旗，最后反而把我们弄被动了，反而让对手还得了几分，我们只落下个面子好处。也不利于我们心中“挨打”的魔鬼的消除，这都是现实问题。
这一套问题靠精英知识分子的政治哲学的东西去把它消除掉，作用不大。当然，它也有作用，但是起作用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就像爱情受伤之后你需要时间去疗伤，你不可能昨天失恋，今天找一个心理专家给你说几句你就忘记了前面的恋人。你肯定得三个月之后才能慢慢忘记，这也是心理学的统计。
你看我们中国这么多年挨打，我们心里有多少淤积。你看一本书就想要疏通了也不可能。所以我们要慢慢的去努力。
当然，我们也不能冒险主义，因为冒险主义之后一定是逃跑主义，这也是中国的革命历史证明了的。
所以我们要通过不断的去做工作来消除这个影响，这个过程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因为我们确实从一个农业时代最牛的国家一夜之间被拍成了一个倒霉蛋，我们现在在物质上似乎已经走出了倒霉蛋的模式。但心理上我们就好像一个一夜暴富的人，到了上海这个大城市面对灯红酒绿，看起来风光无限，实际上心理上还是时刻担心着的。
因为当我们看到一个清晰地统计模型以后，这个统计文化才会发生变化。当有些人没有发生变化的时候，别人才会说他“他是神经病”。其实就是因为统计文化的变化。
我们今天常觉得有些人是“神经病”，但放到20年前，他的表现他的思维方式也许一点问题也没有，很正常。
这就是统计文化的变迁了。
这63年来我们有没有梳理过我们的统计文化的变迁呢？确实不好梳理，但是我们可以找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去梳理，这就是以我们的工业和物质文化的指标的变迁为坐标，比方说我们93年取消了肉票布票，这个指标是容易统计的。包括大学生的变化量，从49的3万人到今天的8900万。
之前有类似的书，但是它形成不了统计文化的变化模型，包括没有建立起中国普通老百姓心中的这个评估模型。
未来我们要创立中国模式，建立中国自信，就是要中国老百姓在心目当中要对自身有一个正确的评估模型。
其实毛主席是建立起这个模式的，毛主席时代中国人开始有了对国家的自信，相比1949年之前，至少是：“你不敢进来打我”。回忆一下69年珍宝岛，那个时候苏联多狠的一只北极熊啊，上万辆坦克呆在蒙古。你敢过来我照样敢和你“夯”，“夯”完了之后群情激奋，民兵挖洞，制作炸药包，就是敢和你干。
这就是一种自信。
咱们再回忆一下1937年，咱们有自信吗？37年日本人把上海端了，我们的小资们照样灯红酒绿，张爱玲照样还在写《倾城之恋》呢，咱们的胡兰成还在租界里给上海的小杂志写那些爱情故事呢。
你放到今天中国人能接受吗？你要是现在这么干，那非得给活埋了，你这简直就是汉奸啊。这就是文化变迁，这就是自信的评估模型。
你想30年代，别说是个钓鱼岛，东北都给人占了，31年都没影响“黄金十年”啊。
先施公司、永安公司照样有空运到巴黎时装，秀兰邓波的电影照样在上海热映，谁关心你一个东北丢不丢啊，你想东北那么大一块，也一样没人关心啊。
35年阮玲玉死的时候满街悼念阮玲玉，谁又关心过东北这么一片肥沃的土地呢？
现在呢？比如说昨晚在播放《中国好声音》的时候，突然插播新闻说中国的一艘军舰在钓鱼岛被击沉了。那所有的观众肯定都得换台看新闻啊。这不就是中国统计文化的变化吗？这不就是自信的积累吗？
要看到这种积累。知识分子容易陷入求急效中去，其实你想想，毛主席邓小平也是求急效的，想要几年内赶英超美，想要几年内建立现代化，也是出现了一堆问题。
但把这些因素全都排除掉，我们把这63年的统计文化模型的变迁重新复一下盘，这本书只是一个最简单的提纲。这本书想尽了办法能让人看明白，但是还是有很多人看不明白。
总编：
这本书现在卖得怎么样？
任：
现在不是太清楚，但不如预计，一开始想把它做成一个超级畅销书，希望它继承“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的营销模式。但实际上没有出现一个峰值。但我们发现它现在销量比较平稳，很多读者看了以后又推荐朋友去买去看。所以我觉得可能最后销售总量会比较大。
宋：
其实是很有效的，我们不能期待那种东西，我们要看一本书对这个社会的改变量。比如《中国不高兴》这样喊口号的书，它貌似销售量很大，但是对社会的该变量未必有这本书高。
因为那本书只是说有病，没有给药。而这本书尝试着开了一些药。
所以我们要在经济利益和文化影响当中取一个平衡点。当然我们本来可以炒作的更畅销，比如出一本书就叫《占领钓鱼岛的十种作战模式》的书，可能更热，经济上可能有收益，而且短期影响可能更大。但是这对于中国自信的建立毫无意义。
宋晓军：
美国得到了冷战红利才开始构筑“基于能力的战略”，也就是“同时应对两场战争”或者叫“通吃”战略。99年在科索沃的头上试了一下，但是它没有派地面部队，而是用空袭的方式造成了政权更迭，相当于是在奥运会之前参加了一个欧洲锦标赛来做一下热身。
到03年伊拉克战争打完，这个战略才正式推出来。然而这个战略的耗资是很厉害的。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的军费曲线从98年开始是直线上升的。
当然，这个高消费的战略也导致了美国经济上的问题，之后我们就看见了美国的债务危机等等。
但是他评估在伊拉克阿富汗的模型，他最大的缺失是第三点，我们知道它的公式的第一点是打击，第二点是占领，第三点是消化。然而它把这个第三点所消耗的时间计算为0。
在它的公式里，它认为它只要大军一到，一个民主选举，就什么都完事了。这个模型是错的。
最后我们发现它投入了几千亿来进行消化，反而是最消耗时间和金钱的。结果就发生了次贷危机，一系列问题。
它的财政基础已经被破坏掉了，然而它又继续想要“通吃”。它又不想回到以前所说的“基于威慑的战略”，也就是继续把中国当做苏联。但是因为中国现在没有那么激进的意识形态，我们没有到处去输出我们的意识形态，没有在帮第三世界修铁路的时候塞给他们一本红宝书让他们去搞阶级斗争啊。尽管如此，因为我们以前的“前科”还是会有很多国家对我们有担心。
还有就是伊朗，伊朗马上就要做两弹一星啊。虽然伊朗的军事实力工业实力上还弱一些但是它的软实力是很强的，它遍地是QZS，遍地基层组织。现在甚至尼日利亚都有好几百万的MSL改信什叶派。包括叙利亚，本来叙利亚也不信什叶派，但是埃及出卖了叙利亚，所以叙利亚跟了伊朗。黎巴嫩的真主党就干脆是伊朗造出来的。所以说，伊朗和我们相比，我们硬实力强，但软实力就弱一些，伊朗硬实力弱，软实力强。
那么按照美国“通吃”的战略，它的钱就不够花了。但是它又不甘心，于是就出来了一个人，说我能弄出钱来啊。这位就是42岁的保罗瑞安。通过瑞安预算案，说我能弄出钱来啊。但这位本来是个“屌丝”的参议员是一个“憋宝”党，他在家憋了半天出来这么个主意，当做一个宝贝献给共和党，说我们可以通过税收抠出钱来啊。
04年美国的“通吃”战略出来的时候，最紧张的就是伊拉克，伊朗，然后就是中国。当时美国通过台湾陈水扁牵制中国，然后05年又搞了个美日2+2会议，跟日本说要“协防台湾”，后来我们三月份就推出了“反分裂法”。那个时候中国和伊朗是最紧张的，因为“黑老大”打算直接把我们拍死啊。
但是三年后，美国的“通吃战略”的财政基础破产了。所以它现在就要闹，通过菲律宾，日本来闹。
我们中国1840年以来，只要周边一闹，我们“挨打”的魔鬼又来了。遍地群情激奋的状况又来了。
你看从05-12年的这个变迁，05年很多城市砸日本店，烧日本车，后来几次就影响越来越小了。我们中国人心中名为“挨打”的魔鬼是在逐渐远去的。
但是它并没有从我们的心中消失，所以今年它又出来蹦跶。只有什么时候我们真正能够摆脱这个恶魔的影响，才能做到把对方的小动作都当成了棋子，冷静的和对手对弈。
看今年几个伶人戏子假模假式的跑到钓鱼岛去挥挥国旗，最后反而把我们弄被动了，反而让对手还得了几分，我们只落下个面子好处。也不利于我们心中“挨打”的魔鬼的消除，这都是现实问题。
这一套问题靠精英知识分子的政治哲学的东西去把它消除掉，作用不大。当然，它也有作用，但是起作用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就像爱情受伤之后你需要时间去疗伤，你不可能昨天失恋，今天找一个心理专家给你说几句你就忘记了前面的恋人。你肯定得三个月之后才能慢慢忘记，这也是心理学的统计。
你看我们中国这么多年挨打，我们心里有多少淤积。你看一本书就想要疏通了也不可能。所以我们要慢慢的去努力。
当然，我们也不能冒险主义，因为冒险主义之后一定是逃跑主义，这也是中国的革命历史证明了的。
所以我们要通过不断的去做工作来消除这个影响，这个过程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因为我们确实从一个农业时代最牛的国家一夜之间被拍成了一个倒霉蛋，我们现在在物质上似乎已经走出了倒霉蛋的模式。但心理上我们就好像一个一夜暴富的人，到了上海这个大城市面对灯红酒绿，看起来风光无限，实际上心理上还是时刻担心着的。
因为当我们看到一个清晰地统计模型以后，这个统计文化才会发生变化。当有些人没有发生变化的时候，别人才会说他“他是神经病”。其实就是因为统计文化的变化。
我们今天常觉得有些人是“神经病”，但放到20年前，他的表现他的思维方式也许一点问题也没有，很正常。
这就是统计文化的变迁了。
这63年来我们有没有梳理过我们的统计文化的变迁呢？确实不好梳理，但是我们可以找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去梳理，这就是以我们的工业和物质文化的指标的变迁为坐标，比方说我们93年取消了肉票布票，这个指标是容易统计的。包括大学生的变化量，从49的3万人到今天的8900万。
之前有类似的书，但是它形成不了统计文化的变化模型，包括没有建立起中国普通老百姓心中的这个评估模型。
未来我们要创立中国模式，建立中国自信，就是要中国老百姓在心目当中要对自身有一个正确的评估模型。
其实毛主席是建立起这个模式的，毛主席时代中国人开始有了对国家的自信，相比1949年之前，至少是：“你不敢进来打我”。回忆一下69年珍宝岛，那个时候苏联多狠的一只北极熊啊，上万辆坦克呆在蒙古。你敢过来我照样敢和你“夯”，“夯”完了之后群情激奋，民兵挖洞，制作炸药包，就是敢和你干。
这就是一种自信。
咱们再回忆一下1937年，咱们有自信吗？37年日本人把上海端了，我们的小资们照样灯红酒绿，张爱玲照样还在写《倾城之恋》呢，咱们的胡兰成还在租界里给上海的小杂志写那些爱情故事呢。
你放到今天中国人能接受吗？你要是现在这么干，那非得给活埋了，你这简直就是汉奸啊。这就是文化变迁，这就是自信的评估模型。
你想30年代，别说是个钓鱼岛，东北都给人占了，31年都没影响“黄金十年”啊。
先施公司、永安公司照样有空运到巴黎时装，秀兰邓波的电影照样在上海热映，谁关心你一个东北丢不丢啊，你想东北那么大一块，也一样没人关心啊。
35年阮玲玉死的时候满街悼念阮玲玉，谁又关心过东北这么一片肥沃的土地呢？
现在呢？比如说昨晚在播放《中国好声音》的时候，突然插播新闻说中国的一艘军舰在钓鱼岛被击沉了。那所有的观众肯定都得换台看新闻啊。这不就是中国统计文化的变化吗？这不就是自信的积累吗？
要看到这种积累。知识分子容易陷入求急效中去，其实你想想，毛主席邓小平也是求急效的，想要几年内赶英超美，想要几年内建立现代化，也是出现了一堆问题。
但把这些因素全都排除掉，我们把这63年的统计文化模型的变迁重新复一下盘，这本书只是一个最简单的提纲。这本书想尽了办法能让人看明白，但是还是有很多人看不明白。
总编：
这本书现在卖得怎么样？
任：
现在不是太清楚，但不如预计，一开始想把它做成一个超级畅销书，希望它继承“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的营销模式。但实际上没有出现一个峰值。但我们发现它现在销量比较平稳，很多读者看了以后又推荐朋友去买去看。所以我觉得可能最后销售总量会比较大。
宋：
其实是很有效的，我们不能期待那种东西，我们要看一本书对这个社会的改变量。比如《中国不高兴》这样喊口号的书，它貌似销售量很大，但是对社会的该变量未必有这本书高。
因为那本书只是说有病，没有给药。而这本书尝试着开了一些药。
所以我们要在经济利益和文化影响当中取一个平衡点。当然我们本来可以炒作的更畅销，比如出一本书就叫《占领钓鱼岛的十种作战模式》的书，可能更热，经济上可能有收益，而且短期影响可能更大。但是这对于中国自信的建立毫无意义。
美国得到了冷战红利才开始构筑“基于能力的战略”，也就是“同时应对两场战争”或者叫“通吃”战略。99年在科索沃的头上试了一下，但是它没有派地面部队，而是用空袭的方式造成了政权更迭，相当于是在奥运会之前参加了一个欧洲锦标赛来做一下热身。
到03年伊拉克战争打完，这个战略才正式推出来。然而这个战略的耗资是很厉害的。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的军费曲线从98年开始是直线上升的。
当然，这个高消费的战略也导致了美国经济上的问题，之后我们就看见了美国的债务危机等等。
但是他评估在伊拉克阿富汗的模型，他最大的缺失是第三点，我们知道它的公式的第一点是打击，第二点是占领，第三点是消化。然而它把这个第三点所消耗的时间计算为0。
在它的公式里，它认为它只要大军一到，一个民主选举，就什么都完事了。这个模型是错的。
最后我们发现它投入了几千亿来进行消化，反而是最消耗时间和金钱的。结果就发生了次贷危机，一系列问题。
它的财政基础已经被破坏掉了，然而它又继续想要“通吃”。它又不想回到以前所说的“基于威慑的战略”，也就是继续把中国当做苏联。但是因为中国现在没有那么激进的意识形态，我们没有到处去输出我们的意识形态，没有在帮第三世界修铁路的时候塞给他们一本红宝书让他们去搞阶级斗争啊。尽管如此，因为我们以前的“前科”还是会有很多国家对我们有担心。
还有就是伊朗，伊朗马上就要做两弹一星啊。虽然伊朗的军事实力工业实力上还弱一些但是它的软实力是很强的，它遍地是QZS，遍地基层组织。现在甚至尼日利亚都有好几百万的MSL改信什叶派。包括叙利亚，本来叙利亚也不信什叶派，但是埃及出卖了叙利亚，所以叙利亚跟了伊朗。黎巴嫩的真主党就干脆是伊朗造出来的。所以说，伊朗和我们相比，我们硬实力强，但软实力就弱一些，伊朗硬实力弱，软实力强。
那么按照美国“通吃”的战略，它的钱就不够花了。但是它又不甘心，于是就出来了一个人，说我能弄出钱来啊。这位就是42岁的保罗瑞安。通过瑞安预算案，说我能弄出钱来啊。但这位本来是个“屌丝”的参议员是一个“憋宝”党，他在家憋了半天出来这么个主意，当做一个宝贝献给共和党，说我们可以通过税收抠出钱来啊。
04年美国的“通吃”战略出来的时候，最紧张的就是伊拉克，伊朗，然后就是中国。当时美国通过台湾陈水扁牵制中国，然后05年又搞了个美日2+2会议，跟日本说要“协防台湾”，后来我们三月份就推出了“反分裂法”。那个时候中国和伊朗是最紧张的，因为“黑老大”打算直接把我们拍死啊。
但是三年后，美国的“通吃战略”的财政基础破产了。所以它现在就要闹，通过菲律宾，日本来闹。
我们中国1840年以来，只要周边一闹，我们“挨打”的魔鬼又来了。遍地群情激奋的状况又来了。
你看从05-12年的这个变迁，05年很多城市砸日本店，烧日本车，后来几次就影响越来越小了。我们中国人心中名为“挨打”的魔鬼是在逐渐远去的。
但是它并没有从我们的心中消失，所以今年它又出来蹦跶。只有什么时候我们真正能够摆脱这个恶魔的影响，才能做到把对方的小动作都当成了棋子，冷静的和对手对弈。
看今年几个伶人戏子假模假式的跑到钓鱼岛去挥挥国旗，最后反而把我们弄被动了，反而让对手还得了几分，我们只落下个面子好处。也不利于我们心中“挨打”的魔鬼的消除，这都是现实问题。
这一套问题靠精英知识分子的政治哲学的东西去把它消除掉，作用不大。当然，它也有作用，但是起作用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就像爱情受伤之后你需要时间去疗伤，你不可能昨天失恋，今天找一个心理专家给你说几句你就忘记了前面的恋人。你肯定得三个月之后才能慢慢忘记，这也是心理学的统计。
你看我们中国这么多年挨打，我们心里有多少淤积。你看一本书就想要疏通了也不可能。所以我们要慢慢的去努力。
当然，我们也不能冒险主义，因为冒险主义之后一定是逃跑主义，这也是中国的革命历史证明了的。
所以我们要通过不断的去做工作来消除这个影响，这个过程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因为我们确实从一个农业时代最牛的国家一夜之间被拍成了一个倒霉蛋，我们现在在物质上似乎已经走出了倒霉蛋的模式。但心理上我们就好像一个一夜暴富的人，到了上海这个大城市面对灯红酒绿，看起来风光无限，实际上心理上还是时刻担心着的。
因为当我们看到一个清晰地统计模型以后，这个统计文化才会发生变化。当有些人没有发生变化的时候，别人才会说他“他是神经病”。其实就是因为统计文化的变化。
我们今天常觉得有些人是“神经病”，但放到20年前，他的表现他的思维方式也许一点问题也没有，很正常。
这就是统计文化的变迁了。
这63年来我们有没有梳理过我们的统计文化的变迁呢？确实不好梳理，但是我们可以找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去梳理，这就是以我们的工业和物质文化的指标的变迁为坐标，比方说我们93年取消了肉票布票，这个指标是容易统计的。包括大学生的变化量，从49的3万人到今天的8900万。
之前有类似的书，但是它形成不了统计文化的变化模型，包括没有建立起中国普通老百姓心中的这个评估模型。
未来我们要创立中国模式，建立中国自信，就是要中国老百姓在心目当中要对自身有一个正确的评估模型。
其实毛主席是建立起这个模式的，毛主席时代中国人开始有了对国家的自信，相比1949年之前，至少是：“你不敢进来打我”。回忆一下69年珍宝岛，那个时候苏联多狠的一只北极熊啊，上万辆坦克呆在蒙古。你敢过来我照样敢和你“夯”，“夯”完了之后群情激奋，民兵挖洞，制作炸药包，就是敢和你干。
这就是一种自信。
咱们再回忆一下1937年，咱们有自信吗？37年日本人把上海端了，我们的小资们照样灯红酒绿，张爱玲照样还在写《倾城之恋》呢，咱们的胡兰成还在租界里给上海的小杂志写那些爱情故事呢。
你放到今天中国人能接受吗？你要是现在这么干，那非得给活埋了，你这简直就是汉奸啊。这就是文化变迁，这就是自信的评估模型。
你想30年代，别说是个钓鱼岛，东北都给人占了，31年都没影响“黄金十年”啊。
先施公司、永安公司照样有空运到巴黎时装，秀兰邓波的电影照样在上海热映，谁关心你一个东北丢不丢啊，你想东北那么大一块，也一样没人关心啊。
35年阮玲玉死的时候满街悼念阮玲玉，谁又关心过东北这么一片肥沃的土地呢？
现在呢？比如说昨晚在播放《中国好声音》的时候，突然插播新闻说中国的一艘军舰在钓鱼岛被击沉了。那所有的观众肯定都得换台看新闻啊。这不就是中国统计文化的变化吗？这不就是自信的积累吗？
要看到这种积累。知识分子容易陷入求急效中去，其实你想想，毛主席邓小平也是求急效的，想要几年内赶英超美，想要几年内建立现代化，也是出现了一堆问题。
但把这些因素全都排除掉，我们把这63年的统计文化模型的变迁重新复一下盘，这本书只是一个最简单的提纲。这本书想尽了办法能让人看明白，但是还是有很多人看不明白。
总编：
这本书现在卖得怎么样？
任：
现在不是太清楚，但不如预计，一开始想把它做成一个超级畅销书，希望它继承“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的营销模式。但实际上没有出现一个峰值。但我们发现它现在销量比较平稳，很多读者看了以后又推荐朋友去买去看。所以我觉得可能最后销售总量会比较大。
宋：
其实是很有效的，我们不能期待那种东西，我们要看一本书对这个社会的改变量。比如《中国不高兴》这样喊口号的书，它貌似销售量很大，但是对社会的该变量未必有这本书高。
因为那本书只是说有病，没有给药。而这本书尝试着开了一些药。
所以我们要在经济利益和文化影响当中取一个平衡点。当然我们本来可以炒作的更畅销，比如出一本书就叫《占领钓鱼岛的十种作战模式》的书，可能更热，经济上可能有收益，而且短期影响可能更大。但是这对于中国自信的建立毫无意义。
宋晓军：
美国得到了冷战红利才开始构筑“基于能力的战略”，也就是“同时应对两场战争”或者叫“通吃”战略。99年在科索沃的头上试了一下，但是它没有派地面部队，而是用空袭的方式造成了政权更迭，相当于是在奥运会之前参加了一个欧洲锦标赛来做一下热身。
到03年伊拉克战争打完，这个战略才正式推出来。然而这个战略的耗资是很厉害的。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的军费曲线从98年开始是直线上升的。
当然，这个高消费的战略也导致了美国经济上的问题，之后我们就看见了美国的债务危机等等。
但是他评估在伊拉克阿富汗的模型，他最大的缺失是第三点，我们知道它的公式的第一点是打击，第二点是占领，第三点是消化。然而它把这个第三点所消耗的时间计算为0。
在它的公式里，它认为它只要大军一到，一个民主选举，就什么都完事了。这个模型是错的。
最后我们发现它投入了几千亿来进行消化，反而是最消耗时间和金钱的。结果就发生了次贷危机，一系列问题。
它的财政基础已经被破坏掉了，然而它又继续想要“通吃”。它又不想回到以前所说的“基于威慑的战略”，也就是继续把中国当做苏联。但是因为中国现在没有那么激进的意识形态，我们没有到处去输出我们的意识形态，没有在帮第三世界修铁路的时候塞给他们一本红宝书让他们去搞阶级斗争啊。尽管如此，因为我们以前的“前科”还是会有很多国家对我们有担心。
还有就是伊朗，伊朗马上就要做两弹一星啊。虽然伊朗的军事实力工业实力上还弱一些但是它的软实力是很强的，它遍地是QZS，遍地基层组织。现在甚至尼日利亚都有好几百万的MSL改信什叶派。包括叙利亚，本来叙利亚也不信什叶派，但是埃及出卖了叙利亚，所以叙利亚跟了伊朗。黎巴嫩的真主党就干脆是伊朗造出来的。所以说，伊朗和我们相比，我们硬实力强，但软实力就弱一些，伊朗硬实力弱，软实力强。
那么按照美国“通吃”的战略，它的钱就不够花了。但是它又不甘心，于是就出来了一个人，说我能弄出钱来啊。这位就是42岁的保罗瑞安。通过瑞安预算案，说我能弄出钱来啊。但这位本来是个“屌丝”的参议员是一个“憋宝”党，他在家憋了半天出来这么个主意，当做一个宝贝献给共和党，说我们可以通过税收抠出钱来啊。
04年美国的“通吃”战略出来的时候，最紧张的就是伊拉克，伊朗，然后就是中国。当时美国通过台湾陈水扁牵制中国，然后05年又搞了个美日2+2会议，跟日本说要“协防台湾”，后来我们三月份就推出了“反分裂法”。那个时候中国和伊朗是最紧张的，因为“黑老大”打算直接把我们拍死啊。
但是三年后，美国的“通吃战略”的财政基础破产了。所以它现在就要闹，通过菲律宾，日本来闹。
我们中国1840年以来，只要周边一闹，我们“挨打”的魔鬼又来了。遍地群情激奋的状况又来了。
你看从05-12年的这个变迁，05年很多城市砸日本店，烧日本车，后来几次就影响越来越小了。我们中国人心中名为“挨打”的魔鬼是在逐渐远去的。
但是它并没有从我们的心中消失，所以今年它又出来蹦跶。只有什么时候我们真正能够摆脱这个恶魔的影响，才能做到把对方的小动作都当成了棋子，冷静的和对手对弈。
看今年几个伶人戏子假模假式的跑到钓鱼岛去挥挥国旗，最后反而把我们弄被动了，反而让对手还得了几分，我们只落下个面子好处。也不利于我们心中“挨打”的魔鬼的消除，这都是现实问题。
这一套问题靠精英知识分子的政治哲学的东西去把它消除掉，作用不大。当然，它也有作用，但是起作用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就像爱情受伤之后你需要时间去疗伤，你不可能昨天失恋，今天找一个心理专家给你说几句你就忘记了前面的恋人。你肯定得三个月之后才能慢慢忘记，这也是心理学的统计。
你看我们中国这么多年挨打，我们心里有多少淤积。你看一本书就想要疏通了也不可能。所以我们要慢慢的去努力。
当然，我们也不能冒险主义，因为冒险主义之后一定是逃跑主义，这也是中国的革命历史证明了的。
所以我们要通过不断的去做工作来消除这个影响，这个过程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因为我们确实从一个农业时代最牛的国家一夜之间被拍成了一个倒霉蛋，我们现在在物质上似乎已经走出了倒霉蛋的模式。但心理上我们就好像一个一夜暴富的人，到了上海这个大城市面对灯红酒绿，看起来风光无限，实际上心理上还是时刻担心着的。
因为当我们看到一个清晰地统计模型以后，这个统计文化才会发生变化。当有些人没有发生变化的时候，别人才会说他“他是神经病”。其实就是因为统计文化的变化。
我们今天常觉得有些人是“神经病”，但放到20年前，他的表现他的思维方式也许一点问题也没有，很正常。
这就是统计文化的变迁了。
这63年来我们有没有梳理过我们的统计文化的变迁呢？确实不好梳理，但是我们可以找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去梳理，这就是以我们的工业和物质文化的指标的变迁为坐标，比方说我们93年取消了肉票布票，这个指标是容易统计的。包括大学生的变化量，从49的3万人到今天的8900万。
之前有类似的书，但是它形成不了统计文化的变化模型，包括没有建立起中国普通老百姓心中的这个评估模型。
未来我们要创立中国模式，建立中国自信，就是要中国老百姓在心目当中要对自身有一个正确的评估模型。
其实毛主席是建立起这个模式的，毛主席时代中国人开始有了对国家的自信，相比1949年之前，至少是：“你不敢进来打我”。回忆一下69年珍宝岛，那个时候苏联多狠的一只北极熊啊，上万辆坦克呆在蒙古。你敢过来我照样敢和你“夯”，“夯”完了之后群情激奋，民兵挖洞，制作炸药包，就是敢和你干。
这就是一种自信。
咱们再回忆一下1937年，咱们有自信吗？37年日本人把上海端了，我们的小资们照样灯红酒绿，张爱玲照样还在写《倾城之恋》呢，咱们的胡兰成还在租界里给上海的小杂志写那些爱情故事呢。
你放到今天中国人能接受吗？你要是现在这么干，那非得给活埋了，你这简直就是汉奸啊。这就是文化变迁，这就是自信的评估模型。
你想30年代，别说是个钓鱼岛，东北都给人占了，31年都没影响“黄金十年”啊。
先施公司、永安公司照样有空运到巴黎时装，秀兰邓波的电影照样在上海热映，谁关心你一个东北丢不丢啊，你想东北那么大一块，也一样没人关心啊。
35年阮玲玉死的时候满街悼念阮玲玉，谁又关心过东北这么一片肥沃的土地呢？
现在呢？比如说昨晚在播放《中国好声音》的时候，突然插播新闻说中国的一艘军舰在钓鱼岛被击沉了。那所有的观众肯定都得换台看新闻啊。这不就是中国统计文化的变化吗？这不就是自信的积累吗？
要看到这种积累。知识分子容易陷入求急效中去，其实你想想，毛主席邓小平也是求急效的，想要几年内赶英超美，想要几年内建立现代化，也是出现了一堆问题。
但把这些因素全都排除掉，我们把这63年的统计文化模型的变迁重新复一下盘，这本书只是一个最简单的提纲。这本书想尽了办法能让人看明白，但是还是有很多人看不明白。
总编：
这本书现在卖得怎么样？
任：
现在不是太清楚，但不如预计，一开始想把它做成一个超级畅销书，希望它继承“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的营销模式。但实际上没有出现一个峰值。但我们发现它现在销量比较平稳，很多读者看了以后又推荐朋友去买去看。所以我觉得可能最后销售总量会比较大。
宋：
其实是很有效的，我们不能期待那种东西，我们要看一本书对这个社会的改变量。比如《中国不高兴》这样喊口号的书，它貌似销售量很大，但是对社会的该变量未必有这本书高。
因为那本书只是说有病，没有给药。而这本书尝试着开了一些药。
所以我们要在经济利益和文化影响当中取一个平衡点。当然我们本来可以炒作的更畅销，比如出一本书就叫《占领钓鱼岛的十种作战模式》的书，可能更热，经济上可能有收益，而且短期影响可能更大。但是这对于中国自信的建立毫无意义。
我是属于不着急党的。
不着调的结论
意思就是看谁耗得过谁?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