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立志：宋江一伙并非农民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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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梁山一伙人，规模越来越大，势力越来越强，成为朝廷的心腹大患，这在官方史书上是有记载的。


　　向来，论者都将宋江一伙与秦末的陈胜、吴广相提并论，将其称为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一部分。“文革”时期，农民起义更被赋予了过高评价，权威的说法是：“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那么，农民起义如何定义呢？《辞海》的释义是：“农民阶级为反抗地主阶级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而爆发的武装斗争，往往发展成为农民战争。”不言而喻，“农民起义”的主体是“农民”，那么，哪些人是“农民”呢？《辞海》认为，农民是“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并进一步指出，农民是“封建社会的主要生产者”。


　　基于这些基本概念，要认定梁山这帮人是否属于农民起义，需要进行必要的分析。在一段时期内，阶级分析曾是分清敌我的政治方法与思想方法，但经过1980年代初期对“文革”的否定和30多年的改革开放，这套办法早已弃之不用了。我们倒不妨从尘封已久的“军火库”中找出这件已经生锈的“武器”，展开一下我们的话题。


　　做这项工作需要下一些统计学方面的功夫。对这部名著，笔者虽曾多次通读，但要搞清每个人物的出身并不是轻松的事情。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上梁山之前已在别处占山为王、落草为寇，且至少来自10个山头，如少华山、桃花山、清风山、对影山、黄门山、白虎山、二龙山、饮马川、芒砀山、枯树山，以及王伦时期的梁山泊。对这些没有明确纲领与旗号的绿林人士应当如何看待呢？笔者以为，分析他们的出身，应以他们落草前的经历为基础。按照这一原则，经过反复查阅核对，可把梁山108人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是朝廷军官。共21人，占梁山全部成员的19.4%。这些人当然与农民毫不相干，他们虽然都在官军供职并担任不同的职务，但走上梁山的情况各有不同。一是朝廷官员迫害之下的无奈选择，如林冲；二是因为不同缘由在官军无法立足，只好另谋出路，如鲁智深、杨志、花荣、黄信、秦明、孙立、徐宁；三是与梁山作战时被俘，这批人占了大部分，如呼延灼、韩滔、彭、索超、关胜、宣赞、郝思文、单廷珪、魏定国、董平、张清、龚旺、丁得孙。除林冲、鲁智深外，他们中的多数人不存在反叛朝廷的内在动机。特别是其中的几位名将，如呼延灼、关胜等人，决不会为宋江的先松绑、后下拜、再劝降的“三部曲”以及“朝廷昏庸、奸臣当道”的说词所感动，从而放弃体制内优越的社会地位而背叛朝廷。小说无法从人之常情的范围来解释，于是只好以“本来上应天星之数”的虚幻路数来解决问题。由于他们暂栖梁山是出于种种不得已，因此，他们成为宋江推行招安路线的支持力量是可以理解的。笔者不解的是，梁山招安之前，在童贯、高俅率领朝廷大军围剿梁山之际，集中了来自全国的许多优秀将领，此时的宋江为何放弃了前期招降纳叛的基本做法，从此再无一人加入梁山呢？只是因为天罡、地煞的员额已经满编的缘故么？


　　二是基层官吏。共13人，只占梁山泊总人数的12%。这些人当然也不属于农民阶级。除宋江外，他们大多属于地方政权负责司法、治安的基层干部。这些人既不忠于朝廷，也不忠于职守，官匪勾结、徇私枉法、以权谋私，如宋江、朱仝、雷横、戴宗、李逵、施恩、杨雄。这些贪官或污吏，其实是赵宋政权墙基上的鼠类或白蚁，他们的行为每时每刻都在啃噬、破坏着朝廷的统治基础。而这正是姚文元在“文革”中提出“清官比贪官更坏”的理论根据。这条在梁山折腾一番，再以报效朝廷、保国安民为名寻求朝廷招安的路径，不免暗含“既有今日，何必当初”的讽刺。当然，武松、裴宣、乐和等人还是尽职尽责的公务员，只是由于官场腐败、司法不公，才被迫选择了落草之路。至于蔡福、蔡庆、李云，或因利弊权衡，或为形势所迫，则是另一番情况。这些人在梁山成员中，虽然人数不多，但其能量不可小觑。其中的关键人物就是宋江，此人虽然出身小吏，但因其身为盗魁，且精于权术，其主张的招安政策竟然得逞。正是由于这一错误路线的实行，不仅断送了原本兴旺的梁山事业，也导致梁山成员死伤惨重。这些本来属于体制内的人们，无论有意或无意，除武松、李逵外，多数人都不会是造反或起义的坚定支持者。


　　三是地主乡绅。共10人，只占9.3%，在人数上不具代表性。按照传统理论，地方乡绅原本是农民阶级的对立面，这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有详尽分析。地主乡绅由于物质丰裕、生活安定，不可能对现行制度产生反叛之心，玉麒麟卢俊义就是一个突出典型。在北京大名府，卢俊义不仅家中豪富，且武艺高强，具有优越的社会地位与社会威望。无论如何他也不会上山落草，从而背负叛逆之名。宋江、吴用采用骗和逼的手段迫使卢俊义上山入伙，才从根本上改变了他安富尊荣的人生轨迹，甚至经历了本来不必经历的倾家荡产、九死一生的悲剧人生。而李应、扈三娘在郓州地面是与祝家并立的富户与财主，他们是在祝家庄战役中被迫或被俘上的梁山。在这个群体中，吴用是一个值得专门提及的人物。在宋代农村，拥有文化与拥有土地，都会受到社会相当的尊重。吴用是村里的教书先生，然而他并不安于乡村教师的社会地位，他利用一切渠道和机会，甚至不惜触犯国法，挑战现行体制，以改变自身的命运——正是他策划了劫持生辰纲的惊天大案。梁山事业的做大做强，固然有他的功劳，梁山最终接受招安，吴用也难辞其咎。


　　四是专业人士与手工业者。共11人，占10.2%。他们中有书法家、金石家、医生、兽医、银匠、铁匠。有的长于船舶或火药制造，有的精于计算和器乐演奏。他们与从事土地耕作的农民并不相同，作为专业人士，凭借一己之长或一技之长，可以维持不错的家计，并受到社会的尊重。所以他们没有上山为匪、反叛朝廷的内在动力。他们的落草情况各异，被裹挟、被俘虏者有之，如萧让、金大坚、安道全、凌振；为逃避刑事处罚者有之，如孟康。郑天寿、侯健、汤隆、蒋敬、马麟、皇甫端，则是因为其他情况上山的。他们的专业特长对梁山当然有用，事实上，这些人上梁山之后，所发挥的作用也主要在各自的专业领域。


　　五是渔猎与商贩。共23人，占21.3%。这个群体中，在经济地位和生活境况上最接近农民的，应属作为渔民的阮氏兄弟和作为猎户的解氏兄弟。燕青、杜兴虽也属草根阶层，但他们已进入地主乡绅的生活内部，并成为其家庭事务的管理者，因此，他们与本阶层其他人的生活境况已有较大距离。


　　由于北宋商业经济发达，从事经营与商贸的群体较大。开酒店的有孙二娘夫妇、顾大嫂夫妇以及李立、朱富、曹正、王定六，从事商贩的有燕顺、吕方、郭盛、童威、童猛、石秀。然而，这个群体与纯朴的农民具有完全不同的生活态度与现实追求。他们中不少人根本不是遵纪守法的业者与商贩，多数都有违法犯罪纪录，有的本身就是黑社会分子，如孙二娘夫妇以卖人肉为业，童家兄弟则从事贩卖私盐的违法生意。李立的开黑店与孙二娘差不到哪里去，甚至险些把宋江“加工”出售，可见并非良善之辈。这些人由于闯荡江湖，见多识广，较少拘束，崇尚自由，对社会的差别和生活的艰辛自然有所体会，因此有着改善自身生活处境的强烈愿望，却没有明确的政治追求。比如三阮就十分向往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绿林生涯，而且具有无视朝廷戒律的反叛精神。接受朝廷的招安，博个封妻荫子，并非他们的奋斗目标，在梁山事业中，他们的精神支柱主要是自由与义气，而不是宋江的报效朝廷。


　　六是游民与山匪。共28人，占25.9%。这些人有盗贼、赌徒、劫匪、相扑师、流浪汉，还有耍枪棒卖野药的，如李忠、刘唐、白胜、石勇、张横、张顺、李俊、薛永、时迁、邹渊、邹润、焦挺、郁保四、段景住。欧鹏则是军户出身，社会地位并不高，因为得罪了顶头上司，被迫流浪江湖。还有一些身世不明、出身不详、书中也未交待何时、何故落草为寇的，如朱武、陈达、杨春、周通、杜迁、宋万、朱贵、杨林、邓飞、樊瑞、项充、李衮、鲍旭。这些人不是前科在身就是负案在逃。总之，这个群体多数属于“重点监控人物”。他们上了梁山，梁山也就变成了“洪洞县”，其影响主要是负面的。这些人无所谓造反与反叛，他们本来就是社会的异己，不仅官方将他们作为打击对象，民间也对他们深恶痛绝。他们向来被视为社会渣滓，具有强烈的仇视社会的心理，因而是一股不折不扣的破坏力量。如果将这些人的行为也叫做农民起义的话，那么，梁山事业就真成“痞子运动”了。


　　此外，还有两位特殊人物，一位是前朝皇族柴进，一位是全真道士公孙胜。从情理上讲，这两人不仅与农民无关，也与造反无缘。大宋开国皇帝曾给柴家颁发誓书铁券，用“成文法”的形式对柴家特权予以保护，只是由于当朝权贵的仗势徇私，才将柴进逼上梁山。公孙先生另当别论，作为出家人，尘缘未了，难脱物欲，他一出场就为生辰纲而来，而且直接参与了劫持行动。他虽然一度离开梁山，最终还是坐了第四把交椅。


　　根据小说的描述，梁山好汉中真正与“三农”沾边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九尾龟陶宗旺，书中说他“庄家田户出身；能使一把铁锹；有的是气力”。（第四十一回）一个是铁扇子宋清，“在家中务农，守些田园过活”。（第十八回）宋清此人有着直接的官方背景，其兄宋江担任郓城县押司，与知县大人过从甚密。从其家世可知，其父宋太公至少也是宋家村规模不大的地主，而宋清的“涉农”资格则不无疑问，至少不会直接从事农田耕种，大约与庄园、田地的管理有关——这从他上梁山后负责排设筵席可见一斑，一个庄稼汉无论如何是无法胜任这类礼宾工作的。如此看来，梁山108人勉强称之为农民的大概只有陶宗旺一人。由此可见，梁山事业到底与“农民起义”有多大关系呢？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一个大概印象，梁山成员的六种类型，第一、二两类即朝廷军官与基层官吏，加上前朝皇族柴进，属于山寨的上层（共35人），这些曾经领官俸、吃皇粮的群体，不仅上山前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上山后也多处于决策层。第五、六两类即渔猎与商贩、游民与山贼，属于山寨的下层（51人）。这些人不仅上山前属于草根和底层，上山后仍然属于下层，尽管人数不少，从梁山序天罡、论地煞、排座次的议事规则看，他们是没有任何参与和决策权的。而第三、四两类即地主乡绅和专业人士、手工业者，加上著名道士公孙胜，则属于山寨的中层（21人），大体上属于有待遇无权力的处境。这与他们上山之前的社会地位差别不大。虽然其中的卢俊义是山寨的二把手，但一把手与其他班子成员在决策权上的差距，是国人皆知的。


　　这样一个群体，这样一套机制，都在说明，他们并不是一个致力于农民利益的战斗集体。他们的施政纲领（“替天行道”）和斗争经历，也从来没有提出和实践过诸如“耕者有其田”、“打土豪、分田地”、“等贵贱、均贫富”之类与农民利益直接相关的政策与实践。由此可见，以宋江为首的梁山草寇并非什么农民起义。


　　（作者系文史学者）


来源: 《同舟共进》2012年第8期 | 责任编辑：向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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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梁山一伙人，规模越来越大，势力越来越强，成为朝廷的心腹大患，这在官方史书上是有记载的。


　　向来，论者都将宋江一伙与秦末的陈胜、吴广相提并论，将其称为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一部分。“文革”时期，农民起义更被赋予了过高评价，权威的说法是：“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那么，农民起义如何定义呢？《辞海》的释义是：“农民阶级为反抗地主阶级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而爆发的武装斗争，往往发展成为农民战争。”不言而喻，“农民起义”的主体是“农民”，那么，哪些人是“农民”呢？《辞海》认为，农民是“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并进一步指出，农民是“封建社会的主要生产者”。


　　基于这些基本概念，要认定梁山这帮人是否属于农民起义，需要进行必要的分析。在一段时期内，阶级分析曾是分清敌我的政治方法与思想方法，但经过1980年代初期对“文革”的否定和30多年的改革开放，这套办法早已弃之不用了。我们倒不妨从尘封已久的“军火库”中找出这件已经生锈的“武器”，展开一下我们的话题。


　　做这项工作需要下一些统计学方面的功夫。对这部名著，笔者虽曾多次通读，但要搞清每个人物的出身并不是轻松的事情。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上梁山之前已在别处占山为王、落草为寇，且至少来自10个山头，如少华山、桃花山、清风山、对影山、黄门山、白虎山、二龙山、饮马川、芒砀山、枯树山，以及王伦时期的梁山泊。对这些没有明确纲领与旗号的绿林人士应当如何看待呢？笔者以为，分析他们的出身，应以他们落草前的经历为基础。按照这一原则，经过反复查阅核对，可把梁山108人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是朝廷军官。共21人，占梁山全部成员的19.4%。这些人当然与农民毫不相干，他们虽然都在官军供职并担任不同的职务，但走上梁山的情况各有不同。一是朝廷官员迫害之下的无奈选择，如林冲；二是因为不同缘由在官军无法立足，只好另谋出路，如鲁智深、杨志、花荣、黄信、秦明、孙立、徐宁；三是与梁山作战时被俘，这批人占了大部分，如呼延灼、韩滔、彭、索超、关胜、宣赞、郝思文、单廷珪、魏定国、董平、张清、龚旺、丁得孙。除林冲、鲁智深外，他们中的多数人不存在反叛朝廷的内在动机。特别是其中的几位名将，如呼延灼、关胜等人，决不会为宋江的先松绑、后下拜、再劝降的“三部曲”以及“朝廷昏庸、奸臣当道”的说词所感动，从而放弃体制内优越的社会地位而背叛朝廷。小说无法从人之常情的范围来解释，于是只好以“本来上应天星之数”的虚幻路数来解决问题。由于他们暂栖梁山是出于种种不得已，因此，他们成为宋江推行招安路线的支持力量是可以理解的。笔者不解的是，梁山招安之前，在童贯、高俅率领朝廷大军围剿梁山之际，集中了来自全国的许多优秀将领，此时的宋江为何放弃了前期招降纳叛的基本做法，从此再无一人加入梁山呢？只是因为天罡、地煞的员额已经满编的缘故么？


　　二是基层官吏。共13人，只占梁山泊总人数的12%。这些人当然也不属于农民阶级。除宋江外，他们大多属于地方政权负责司法、治安的基层干部。这些人既不忠于朝廷，也不忠于职守，官匪勾结、徇私枉法、以权谋私，如宋江、朱仝、雷横、戴宗、李逵、施恩、杨雄。这些贪官或污吏，其实是赵宋政权墙基上的鼠类或白蚁，他们的行为每时每刻都在啃噬、破坏着朝廷的统治基础。而这正是姚文元在“文革”中提出“清官比贪官更坏”的理论根据。这条在梁山折腾一番，再以报效朝廷、保国安民为名寻求朝廷招安的路径，不免暗含“既有今日，何必当初”的讽刺。当然，武松、裴宣、乐和等人还是尽职尽责的公务员，只是由于官场腐败、司法不公，才被迫选择了落草之路。至于蔡福、蔡庆、李云，或因利弊权衡，或为形势所迫，则是另一番情况。这些人在梁山成员中，虽然人数不多，但其能量不可小觑。其中的关键人物就是宋江，此人虽然出身小吏，但因其身为盗魁，且精于权术，其主张的招安政策竟然得逞。正是由于这一错误路线的实行，不仅断送了原本兴旺的梁山事业，也导致梁山成员死伤惨重。这些本来属于体制内的人们，无论有意或无意，除武松、李逵外，多数人都不会是造反或起义的坚定支持者。


　　三是地主乡绅。共10人，只占9.3%，在人数上不具代表性。按照传统理论，地方乡绅原本是农民阶级的对立面，这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有详尽分析。地主乡绅由于物质丰裕、生活安定，不可能对现行制度产生反叛之心，玉麒麟卢俊义就是一个突出典型。在北京大名府，卢俊义不仅家中豪富，且武艺高强，具有优越的社会地位与社会威望。无论如何他也不会上山落草，从而背负叛逆之名。宋江、吴用采用骗和逼的手段迫使卢俊义上山入伙，才从根本上改变了他安富尊荣的人生轨迹，甚至经历了本来不必经历的倾家荡产、九死一生的悲剧人生。而李应、扈三娘在郓州地面是与祝家并立的富户与财主，他们是在祝家庄战役中被迫或被俘上的梁山。在这个群体中，吴用是一个值得专门提及的人物。在宋代农村，拥有文化与拥有土地，都会受到社会相当的尊重。吴用是村里的教书先生，然而他并不安于乡村教师的社会地位，他利用一切渠道和机会，甚至不惜触犯国法，挑战现行体制，以改变自身的命运——正是他策划了劫持生辰纲的惊天大案。梁山事业的做大做强，固然有他的功劳，梁山最终接受招安，吴用也难辞其咎。


　　四是专业人士与手工业者。共11人，占10.2%。他们中有书法家、金石家、医生、兽医、银匠、铁匠。有的长于船舶或火药制造，有的精于计算和器乐演奏。他们与从事土地耕作的农民并不相同，作为专业人士，凭借一己之长或一技之长，可以维持不错的家计，并受到社会的尊重。所以他们没有上山为匪、反叛朝廷的内在动力。他们的落草情况各异，被裹挟、被俘虏者有之，如萧让、金大坚、安道全、凌振；为逃避刑事处罚者有之，如孟康。郑天寿、侯健、汤隆、蒋敬、马麟、皇甫端，则是因为其他情况上山的。他们的专业特长对梁山当然有用，事实上，这些人上梁山之后，所发挥的作用也主要在各自的专业领域。


　　五是渔猎与商贩。共23人，占21.3%。这个群体中，在经济地位和生活境况上最接近农民的，应属作为渔民的阮氏兄弟和作为猎户的解氏兄弟。燕青、杜兴虽也属草根阶层，但他们已进入地主乡绅的生活内部，并成为其家庭事务的管理者，因此，他们与本阶层其他人的生活境况已有较大距离。


　　由于北宋商业经济发达，从事经营与商贸的群体较大。开酒店的有孙二娘夫妇、顾大嫂夫妇以及李立、朱富、曹正、王定六，从事商贩的有燕顺、吕方、郭盛、童威、童猛、石秀。然而，这个群体与纯朴的农民具有完全不同的生活态度与现实追求。他们中不少人根本不是遵纪守法的业者与商贩，多数都有违法犯罪纪录，有的本身就是黑社会分子，如孙二娘夫妇以卖人肉为业，童家兄弟则从事贩卖私盐的违法生意。李立的开黑店与孙二娘差不到哪里去，甚至险些把宋江“加工”出售，可见并非良善之辈。这些人由于闯荡江湖，见多识广，较少拘束，崇尚自由，对社会的差别和生活的艰辛自然有所体会，因此有着改善自身生活处境的强烈愿望，却没有明确的政治追求。比如三阮就十分向往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绿林生涯，而且具有无视朝廷戒律的反叛精神。接受朝廷的招安，博个封妻荫子，并非他们的奋斗目标，在梁山事业中，他们的精神支柱主要是自由与义气，而不是宋江的报效朝廷。


　　六是游民与山匪。共28人，占25.9%。这些人有盗贼、赌徒、劫匪、相扑师、流浪汉，还有耍枪棒卖野药的，如李忠、刘唐、白胜、石勇、张横、张顺、李俊、薛永、时迁、邹渊、邹润、焦挺、郁保四、段景住。欧鹏则是军户出身，社会地位并不高，因为得罪了顶头上司，被迫流浪江湖。还有一些身世不明、出身不详、书中也未交待何时、何故落草为寇的，如朱武、陈达、杨春、周通、杜迁、宋万、朱贵、杨林、邓飞、樊瑞、项充、李衮、鲍旭。这些人不是前科在身就是负案在逃。总之，这个群体多数属于“重点监控人物”。他们上了梁山，梁山也就变成了“洪洞县”，其影响主要是负面的。这些人无所谓造反与反叛，他们本来就是社会的异己，不仅官方将他们作为打击对象，民间也对他们深恶痛绝。他们向来被视为社会渣滓，具有强烈的仇视社会的心理，因而是一股不折不扣的破坏力量。如果将这些人的行为也叫做农民起义的话，那么，梁山事业就真成“痞子运动”了。


　　此外，还有两位特殊人物，一位是前朝皇族柴进，一位是全真道士公孙胜。从情理上讲，这两人不仅与农民无关，也与造反无缘。大宋开国皇帝曾给柴家颁发誓书铁券，用“成文法”的形式对柴家特权予以保护，只是由于当朝权贵的仗势徇私，才将柴进逼上梁山。公孙先生另当别论，作为出家人，尘缘未了，难脱物欲，他一出场就为生辰纲而来，而且直接参与了劫持行动。他虽然一度离开梁山，最终还是坐了第四把交椅。


　　根据小说的描述，梁山好汉中真正与“三农”沾边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九尾龟陶宗旺，书中说他“庄家田户出身；能使一把铁锹；有的是气力”。（第四十一回）一个是铁扇子宋清，“在家中务农，守些田园过活”。（第十八回）宋清此人有着直接的官方背景，其兄宋江担任郓城县押司，与知县大人过从甚密。从其家世可知，其父宋太公至少也是宋家村规模不大的地主，而宋清的“涉农”资格则不无疑问，至少不会直接从事农田耕种，大约与庄园、田地的管理有关——这从他上梁山后负责排设筵席可见一斑，一个庄稼汉无论如何是无法胜任这类礼宾工作的。如此看来，梁山108人勉强称之为农民的大概只有陶宗旺一人。由此可见，梁山事业到底与“农民起义”有多大关系呢？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一个大概印象，梁山成员的六种类型，第一、二两类即朝廷军官与基层官吏，加上前朝皇族柴进，属于山寨的上层（共35人），这些曾经领官俸、吃皇粮的群体，不仅上山前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上山后也多处于决策层。第五、六两类即渔猎与商贩、游民与山贼，属于山寨的下层（51人）。这些人不仅上山前属于草根和底层，上山后仍然属于下层，尽管人数不少，从梁山序天罡、论地煞、排座次的议事规则看，他们是没有任何参与和决策权的。而第三、四两类即地主乡绅和专业人士、手工业者，加上著名道士公孙胜，则属于山寨的中层（21人），大体上属于有待遇无权力的处境。这与他们上山之前的社会地位差别不大。虽然其中的卢俊义是山寨的二把手，但一把手与其他班子成员在决策权上的差距，是国人皆知的。


　　这样一个群体，这样一套机制，都在说明，他们并不是一个致力于农民利益的战斗集体。他们的施政纲领（“替天行道”）和斗争经历，也从来没有提出和实践过诸如“耕者有其田”、“打土豪、分田地”、“等贵贱、均贫富”之类与农民利益直接相关的政策与实践。由此可见，以宋江为首的梁山草寇并非什么农民起义。


　　（作者系文史学者）


来源: 《同舟共进》2012年第8期 | 责任编辑：向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