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中國時報：重新認識全球天平上的中國

朱雲漢



<P>     在二○○四年這一年裡發生了一連串意義深遠的事件，預告了世界秩序正面臨另一次的結構性轉變，我們正處於由「後冷戰時期」進入一個新歷史時期的開端。這些事件的主角都是中國。在這一年，中國大陸的財金首長第一次被邀請參加七國（Ｇ７）財長會議；在這一年，歐盟的重要會員國之間達成於二○○五年下半年正式解除對中共武器禁運的共識；在這一年，胡錦濤訪問智利、阿根廷與巴西，在拉丁美洲掀起了前所未見的中國熱風潮；也是在這一年，東協與日中韓三國外長在寮國永珍宣布「十加三」領袖會談將正式轉型為東亞高峰會（East Asia Summit），並於今年在吉隆坡首度登場。 </P>
<P>    中國經濟影響力擴張 </P>
     中國第一次被邀請參加七國財長會議，意味著中國大陸在全球經濟體系內舉足輕重的地位獲得承認。不僅如此，過去一年全世界所有的經濟評論家不約而同的都將他們的目光集中到中國。中國大陸的消費與工業生產需求帶動全球基本原物料價格的全面飆漲。對人民幣升值的臆測不僅牽動全球匯率市場的走勢、誘導全球投機性資金的流向，也牽動美國聯邦儲備理事會的貨幣政策。去年上半年，「溫氏效應」壓垮了所有的亞洲股市，全世界都高度關注中國大陸的經濟軟著陸，因為關係到全球經濟的平穩復甦。去年開始，全球投資機構對於人民銀行政策的任何風吹草動都極為敏感，一位具有人民銀行理事身份的經濟學家，在研討會對於外匯儲備是否應該減少持有美元比重的發言，居然能撼動美國的債券市場。難怪《金融時報》評論道「世界正在和著中國的節拍翩翩起舞……，二○○四年出現許多新生事物，意味著未來可能更多的不再是世界如何改變中國，而是中國如何改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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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到了二○○四年，經濟評論家已經沒有興趣爭議到底用「名目國民所得」還是用「購買力平價」（ＰＰＰ）來估計中國大陸在全球經濟體系中的比重，哪一項指標更有意義，因為中國在全球貿易體系內與美國、歐盟三足鼎立的大趨勢已經確立。在這一年，中國大陸的貿易總額突破一萬億美金，並首度超越日本成為僅次於美國與德國的第三大貿易國；中國大陸對主要工業原料的消費占全球消費比重已達到四分之一。而且其貿易總額仍以驚人的速度增長，在過去三年裡足足成長了一倍有餘。中國興起對於全球貿易體系帶來全面而深刻的影響，大陸產品的價格優勢帶給工業化國家前所未有的競爭壓力，更在世界各地激起強大的保護主義聲浪；另一方面，以農產品與工業原料為出口大宗的開發中國家，從來沒有享受過那麼好的出口價格與那麼廉價的進口工業製品。 </P>
<P>    大陸取代日本成龍頭 </P>
<P>    同時，中國已經取代日本成為帶動東亞經濟成長的龍頭，也是亞洲經濟合作體制的主要設計者。去年東協國家與中國在永珍簽署全面經濟合作框架下的貨物貿易自由化協議後，意味著預定於二○一○年成立的「十加一自由貿易區」已經進入倒數計時。中國出面主導的「上海合作組織」的工作重心也在去年作出調整，從安全領域合作轉向經貿合作。「東亞高峰會」的成立，更意味著建構「東亞經濟共同體」的核心領導機制已經形成。中國能有效扮演區域經濟合作體制的建構者，不僅是立足於自身豐沛的增長動力，更是由於其市場的對外開放程度不斷提高。所以中國大陸不僅僅帶給亞洲國家巨大的競爭壓力，也提供前所未有的經濟整合機會。 </P>
<P>    儘管華府極力勸阻，但歐盟內部重要成員國已經達成共識，預定在今年內取消對中國大陸的武器禁運。這項政策轉折將讓美國與歐洲傳統盟邦間，在伊拉克戰爭引發的裂痕上又添一道新痕，而其戰略意義將超過前者。這意味著在「後冷戰時期」由美國主導的一元化安全秩序出現結構性的鬆動。在歷史上，帶動國際安全秩序轉變的最根本因素，並非現實主義所強調的有形國力之消長；更根本的原因來自於對「敵友」識別的轉換；過去冷戰體系的崩解，並不是由於東西陣營軍事實力出現戲劇性消長，而是安全威脅認知的全面調整。促成歐盟武器禁運政策的轉折，軍火貿易的商業誘因還在其次，更重要是他們對於中國的崛起究竟是構成戰略機遇還是威脅這個關鍵問題上，逐漸形成與華府截然不同的判斷。 </P>
<P>    美國獨霸地位遇挑戰 </P>
<P>    更令人驚訝的是，中國開始在意識形態領域搖撼美國的獨佔地位。去年由英國首相布萊爾主導成立的「外交政策中心」出版了由高盛公司資深顧問拉莫（Joshua Ramo）撰寫的《北京共識》（Beijing Consensus），一石激起千層浪。「北京共識」的對照是「華盛頓共識」，這是「後冷戰時期」的一個重要表徵，其核心內容是以資本和市場為中心的新自由主義。過去十幾年，美國在世界上不遺餘力地推銷這一政策處方，而許多開發中國家都曾經主動或者被迫地進行新自由主義的改革。美國主導的全球化幾乎等同於「華盛頓共識」的擴散。近年來各國家普遍對於「華盛頓共識」進行反思，並從中國大陸的發展經驗得到不同的啟示。對許多第三世界的政策精英而言，「中國模式」顯示在參與全球化過程中維持發展自主性是可能的。大陸在發展策略上採取「摸著石頭過河」的實用主義哲學，勇於嘗試各種制度創新，但不迷信經濟學教科書，不照搬西方模式，而是根據自身實際情況出發。「北京共識」的精髓在多元模式共存，中國發展經驗被重新評價，也就意味「定於一尊」的思惟模式開始式微。 </P>
<P>    兩岸關係面臨轉折點 </P>
<P>    目前，兩岸關係正處於歷史的轉折點，大陸政策也瀕臨被迫改弦易轍的前夕，在摸索政策新思惟的過程中，台灣的政治人物與媒體不能祇從「台灣中心」的思惟角度來理解這個變局，否則只會讓自己在困局中越陷越深。必須開始學習用全球天平來重新衡量中國大陸，重新思考台灣面臨的挑戰、機遇與選擇。（本專欄不代表本報立場） </P>朱雲漢



<P>     在二○○四年這一年裡發生了一連串意義深遠的事件，預告了世界秩序正面臨另一次的結構性轉變，我們正處於由「後冷戰時期」進入一個新歷史時期的開端。這些事件的主角都是中國。在這一年，中國大陸的財金首長第一次被邀請參加七國（Ｇ７）財長會議；在這一年，歐盟的重要會員國之間達成於二○○五年下半年正式解除對中共武器禁運的共識；在這一年，胡錦濤訪問智利、阿根廷與巴西，在拉丁美洲掀起了前所未見的中國熱風潮；也是在這一年，東協與日中韓三國外長在寮國永珍宣布「十加三」領袖會談將正式轉型為東亞高峰會（East Asia Summit），並於今年在吉隆坡首度登場。 </P>
<P>    中國經濟影響力擴張 </P>
     中國第一次被邀請參加七國財長會議，意味著中國大陸在全球經濟體系內舉足輕重的地位獲得承認。不僅如此，過去一年全世界所有的經濟評論家不約而同的都將他們的目光集中到中國。中國大陸的消費與工業生產需求帶動全球基本原物料價格的全面飆漲。對人民幣升值的臆測不僅牽動全球匯率市場的走勢、誘導全球投機性資金的流向，也牽動美國聯邦儲備理事會的貨幣政策。去年上半年，「溫氏效應」壓垮了所有的亞洲股市，全世界都高度關注中國大陸的經濟軟著陸，因為關係到全球經濟的平穩復甦。去年開始，全球投資機構對於人民銀行政策的任何風吹草動都極為敏感，一位具有人民銀行理事身份的經濟學家，在研討會對於外匯儲備是否應該減少持有美元比重的發言，居然能撼動美國的債券市場。難怪《金融時報》評論道「世界正在和著中國的節拍翩翩起舞……，二○○四年出現許多新生事物，意味著未來可能更多的不再是世界如何改變中國，而是中國如何改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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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到了二○○四年，經濟評論家已經沒有興趣爭議到底用「名目國民所得」還是用「購買力平價」（ＰＰＰ）來估計中國大陸在全球經濟體系中的比重，哪一項指標更有意義，因為中國在全球貿易體系內與美國、歐盟三足鼎立的大趨勢已經確立。在這一年，中國大陸的貿易總額突破一萬億美金，並首度超越日本成為僅次於美國與德國的第三大貿易國；中國大陸對主要工業原料的消費占全球消費比重已達到四分之一。而且其貿易總額仍以驚人的速度增長，在過去三年裡足足成長了一倍有餘。中國興起對於全球貿易體系帶來全面而深刻的影響，大陸產品的價格優勢帶給工業化國家前所未有的競爭壓力，更在世界各地激起強大的保護主義聲浪；另一方面，以農產品與工業原料為出口大宗的開發中國家，從來沒有享受過那麼好的出口價格與那麼廉價的進口工業製品。 </P>
<P>    大陸取代日本成龍頭 </P>
<P>    同時，中國已經取代日本成為帶動東亞經濟成長的龍頭，也是亞洲經濟合作體制的主要設計者。去年東協國家與中國在永珍簽署全面經濟合作框架下的貨物貿易自由化協議後，意味著預定於二○一○年成立的「十加一自由貿易區」已經進入倒數計時。中國出面主導的「上海合作組織」的工作重心也在去年作出調整，從安全領域合作轉向經貿合作。「東亞高峰會」的成立，更意味著建構「東亞經濟共同體」的核心領導機制已經形成。中國能有效扮演區域經濟合作體制的建構者，不僅是立足於自身豐沛的增長動力，更是由於其市場的對外開放程度不斷提高。所以中國大陸不僅僅帶給亞洲國家巨大的競爭壓力，也提供前所未有的經濟整合機會。 </P>
<P>    儘管華府極力勸阻，但歐盟內部重要成員國已經達成共識，預定在今年內取消對中國大陸的武器禁運。這項政策轉折將讓美國與歐洲傳統盟邦間，在伊拉克戰爭引發的裂痕上又添一道新痕，而其戰略意義將超過前者。這意味著在「後冷戰時期」由美國主導的一元化安全秩序出現結構性的鬆動。在歷史上，帶動國際安全秩序轉變的最根本因素，並非現實主義所強調的有形國力之消長；更根本的原因來自於對「敵友」識別的轉換；過去冷戰體系的崩解，並不是由於東西陣營軍事實力出現戲劇性消長，而是安全威脅認知的全面調整。促成歐盟武器禁運政策的轉折，軍火貿易的商業誘因還在其次，更重要是他們對於中國的崛起究竟是構成戰略機遇還是威脅這個關鍵問題上，逐漸形成與華府截然不同的判斷。 </P>
<P>    美國獨霸地位遇挑戰 </P>
<P>    更令人驚訝的是，中國開始在意識形態領域搖撼美國的獨佔地位。去年由英國首相布萊爾主導成立的「外交政策中心」出版了由高盛公司資深顧問拉莫（Joshua Ramo）撰寫的《北京共識》（Beijing Consensus），一石激起千層浪。「北京共識」的對照是「華盛頓共識」，這是「後冷戰時期」的一個重要表徵，其核心內容是以資本和市場為中心的新自由主義。過去十幾年，美國在世界上不遺餘力地推銷這一政策處方，而許多開發中國家都曾經主動或者被迫地進行新自由主義的改革。美國主導的全球化幾乎等同於「華盛頓共識」的擴散。近年來各國家普遍對於「華盛頓共識」進行反思，並從中國大陸的發展經驗得到不同的啟示。對許多第三世界的政策精英而言，「中國模式」顯示在參與全球化過程中維持發展自主性是可能的。大陸在發展策略上採取「摸著石頭過河」的實用主義哲學，勇於嘗試各種制度創新，但不迷信經濟學教科書，不照搬西方模式，而是根據自身實際情況出發。「北京共識」的精髓在多元模式共存，中國發展經驗被重新評價，也就意味「定於一尊」的思惟模式開始式微。 </P>
<P>    兩岸關係面臨轉折點 </P>
<P>    目前，兩岸關係正處於歷史的轉折點，大陸政策也瀕臨被迫改弦易轍的前夕，在摸索政策新思惟的過程中，台灣的政治人物與媒體不能祇從「台灣中心」的思惟角度來理解這個變局，否則只會讓自己在困局中越陷越深。必須開始學習用全球天平來重新衡量中國大陸，重新思考台灣面臨的挑戰、機遇與選擇。（本專欄不代表本報立場）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