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中国全球战略布局浮现 (zt)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22:24:25
应笑我 发自北京
当胡锦涛主席首次以中国武装力量统帅身份开始拉美之行时，正是布什总统兴致勃勃宣布“大选让我捞足了资本，我一定会把它花出去”之际，更是美洲诸邦苦思摆脱“拉美化”之路的历史时期。
如果说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执政能力建设等标志着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内政上的治国理念，那么胡锦涛主席此次拉美之行，则使中国外交方面的全球战略布局开始清晰地浮现。
中国与拉美：新的“地理大发现”
“中拉合作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机遇。当年，萨尔内先生作为巴西总统访华时，邓小平先生就向他谈到２１世纪应同是太平洋世纪和拉美世纪。我们双方应该抓住机遇，携手并肩，共同推动中拉友好合作不断取得新的进展。”胡锦涛在巴西国会的演说，最好地阐明了中国和拉美在政治视野中一次彼此的地理大发现。
胡锦涛的演说在欧美引起强烈反响，他表示要“争取双边贸易额在现有基础上到2010年再翻一番半，突破1000亿美元，同时力争在投资方面取得较大进展，实现总量翻番，相互成为更重要的投资对象。”这是一个天文数字，但对于中国贸易地位的迅速跃升及最近中国拉美贸易“翻番”式增长，这一指标可能提前完成。
2003年，中国拉美贸易首次突破250亿美元大关，同比增长50.4%。中国投资智利港口建设和巴西大豆种植业，出资修建从阿根廷到智利港口的道路以降低运输成本。中国企业开采秘鲁铁矿、厄瓜多尔油田和委内瑞拉金矿等。今年头9个月，中巴贸易额达到92.9亿美元，预计全年可突破100亿美元大关。
阿根廷总统基什内尔6月访华后，一直忙着准备与胡锦涛主席签订涉及贸易、道路建设、空间技术和教育等领域的庞大协议。据智利海关统计，智利在1997至2003年间对中国出口年均增长50.4％，远超对其它市场出口增速。目前智利已成为中国在拉美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中国则是智利在全球第三大贸易伙伴和最大铜进口国。
今年，上海宝钢集团和巴西多西河谷公司共同投资15亿美元在巴西建立一家轧钢厂。巴西多西河谷公司还将同中国铝公司合作，融资10亿美元在巴西建立一家炼铝厂。中国进出口银行还在研究为建设一条从里约热内卢通往巴西北部巴伊亚州天然气管道提供资金的交易。通过同巴西的出口融资交易，中国将为巴西公路、铁路和港口建设投资约40亿美元以加速原料运送。
阿根廷圣安德烈斯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胡安加夫列尔托卡特利安说，在拉美一体化进程停滞不前的情况下，进一步发展同中国的关系是拉美经济的一条重要出路。南方共同市场与安第斯共同体创建南美共同体的计划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欧洲、美国和日本对拉美经济的限制越来越多。
拉美清醒而兴奋地认识到，中国的需求几乎是无限的。中国生产的钢铁几乎超过美国和日本的总和，中国消耗的水泥是美国的5倍。一个如此巨大的经济体值得信赖，因为中国太大了，不可能永远依靠美国和欧盟。
中国着眼于长期需要，正在同拉美国家建立双行道关系：既进口它们的原料，又向它们输入直接投资。这是中国对外贸易思想的战略性突破。世界银行经济学家文森特帕尔马德说：“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既是重要的出口市场又是直接投资的提供者。”
联合国统计，中国海外企业投资超过350亿美元，未来增长将首先集中在拉美。而从1979年到2002年，中国海外直接投资大部分投在亚洲和北美，其次才是非洲和拉美。
至关重要的就是这种“双行道”方式。巴西石油公司设有中国办事处，巴西马可波罗汽车制造厂在中国开办一家新的汽车零件制造厂。阿根廷两家最大的葡萄酒厂——诺顿公司和斯帕多内公司——已在北京郊区收购仓库和葡萄酒厂。阿根廷政府最近还宣布，它将在广东肇庆为阿根廷软件公司开设一个办事处。
目前，发展中国家间贸易只占世界贸易的10％，但这种更合理的南南贸易正在迅速增长。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统计，目前，发展中国家出口的40％是向发展中国家的，而且每年上升11％。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秘书长鲁本斯里库佩罗说：“我们正在目击一个新的贸易格局的形成。”200年来，南半球一直向富裕的北半球邻国运送农产品和矿产品。现在新的联盟呈现互补贸易关系。工业化中的亚洲需要新兴经济体的原料，双方都希望更多地占有对方的市场。
因此，胡锦涛提出“在条件成熟时，通过谈判建立自由贸易区或达成其他互惠安排”。这完全可能成为现实。良性的中国对外贸易格局是胡锦涛优先考虑的问题。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贸易大国，逐渐认识到国际贸易安全关系到根本的国家利益。中国对国家安全的定义将变得更具有全球性。而资源丰富、经济相对发达、与中国没有政治冲突的拉美地区，很可能成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大后方和盟友。
不要“拉美化”
“中拉虽相距遥远，但友好交往源远流长。我们在争取民族解放、捍卫国家独立、建设自己国家的事业中有着相似的经历。这使我们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都有着相通的感受和共同的语言，使我们成为‘万里尚为邻’的好朋友。”胡锦涛讲话平实朴素，但一针见血，直中要害。
中国和拉美接近有相当深刻的社会思想基础，这就是怎么样走出或避免“拉美化”。自从中国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形成以来，关于必须避免“拉美化”的声音从民间一直回响到中南海。众所周知，拉美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后陷入长期社会动荡，几次三番、欲振乏力。
最近，防止中国“拉美化”甚至成为中国领导人的自我警示。这里没有歧视地理上的拉美之意，而是强调中国和拉美在政治现实和社会理想上面临共同的挑战，承当着更多共同的人类命运。
“拉美化”一个主要因素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华盛顿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首之美式“思想库”在拉美灌输“新自由主义”。普通民众的失望因为社会与经济不平等而加剧。酿成持续性社会动荡的有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和海地。对新自由主义改革有效性的政治质疑，反映在巴西总统卢拉和阿根廷总统基什内尔2003年10月签署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协议”中，该协议强调“尊重贫穷国家”。
墨西哥《每日报》刊登阿道夫吉利的一篇文章这样描述“新自由主义”在90年代达到的高潮：异乎寻常的私有化（剥夺国家与人民的公有财产，由私人占为己有）；劳工自由化（削弱或破坏保护劳工的法律框架）；放弃金融与贸易的节制（金融资本在其与国家的关系中可以不受限制地活动，掌握绝对的权力）；大量储备劳动力和俄罗斯、东亚、东欧和东南亚辽阔的疆域纳入资本主义市场；科学技术创新使得自然资源毫无节制地为资本增值服务。
对中国人“拉美化”已非完全陌生的东西，而是在本土也一再蠢动。中国领导人和知识界比一般民众更了解“拉美化”在沸点的局面：萨帕塔民族解放军控制区的印第安人2001年3月向墨西哥城进军；阿根廷城市广场上人山人海，他们在2001年12月推翻了德拉鲁阿总统；玻利维亚高原上的印第安居民2003年10月占领了拉巴斯，推翻了桑切斯总统。
共同的焦虑和希望把中国和拉美凝聚在一起。相隔万里的领导人认识到：失业、没有保障、贫困和饥饿的民众不会简单地用消极情绪把自己孤立起来，而是可能形成一种新的活动和组织方式，导致越来越多的社会冲突、政治动荡。
中国和拉美领导人竭尽全力发现“双车道”的贸易关系，是解决彼此面对的社会问题的一个物质力量基础。他们还需要一种精神力量基础，这就是胡锦涛强调的“政治互信”。
墨西哥前总统、耶鲁大学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埃内斯托塞迪略教授以《论中国的崛起》抨击那些“中国威胁论”：“拉丁美洲一些政治家们习惯将该地区的经济问题归咎于改革，而不是改革不彻底。此外，他们还乐于将自身的经济不景气归咎于外来者。例如，当前那些让中国夺去市场份额的国家将中国描绘成一个不公平的竞争者。这是非常可怕的错误！单纯从中国市场当前和未来的规模来看，中国的成功也应被视为一个巨大的经济机遇。是的，中国还应被视为一种观点的有力佐证，即在改革上持之以恒必有所报。”
胡锦涛、布什峰会：
未来4年至关重要
中美领导人会晤是历次APEC峰会的焦点。这次，由于布什在竞选连任中大获全胜，胡锦涛正式接过中央军委主席职位显得格外引人瞩目。
布什总统同胡锦涛主席在一起交谈，很可能比他同希拉克总统或施罗德总理在一起还要轻松。因为胡锦涛主席和普京总统一样，在欧洲领导人对华盛顿充满理想期待和道德幻想时不相信奇迹，明白力量决定立场，并准备对付一切可能出现的挑战。
最近，在中国，在关于“世界多极化速度加快”的乐观情绪收敛的同时，关于“霸权主义”的道德义愤也更加含蓄了。喜欢低姿态的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清楚中国处于艰苦卓绝的现代化长征途中，而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最主要的投资来源、最好的经济技术发展榜样，以及主要的外在威胁。正是对于这一多重关系的客观判断，使胡锦涛主席在明确表明中国核心国家利益的“无弹性底线”同时，镇静地表达对一种更稳定的中美关系的弹性期待。中美固然不可能做盟友，但也不一定注定成为敌人，中美可以在互利互惠基础上摸索一种建设性伙伴关系。
中国全球战略新思维的弹性方面，已经在前途未卜的伊拉克问题、漏洞百出的反恐战争、错综复杂的朝核问题诸方面开始体现，这是一个新兴大国的现实主义弹性。正是基于此点，胡锦涛主席和布什总统表达了一个时间性共识：未来4年对中美关系发展至关重要。
在2004年底，中美双方都出现了一线希望，就是在布什第二个任期使双边关系获得一种历史感。有专家指出：这种历史感在邓小平和里根时代使中国较快地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使美国得以“全面遏制”苏联帝国。在更远视野中，这也是威尔逊总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小罗斯福总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中美关系的判断：繁荣昌盛的中国是亚洲和平的支柱。
当然，与威尔逊和小罗斯福的理想主义和国际主义路线相比，小布什第一届政府处于完全相反的方向上。而且21世纪的中国也不同于那个四分五裂、弱不禁风的旧中国。对于怀有帝国主义意识的人，这未必是一件舒心的事。但目前对于2004~2008年的中美关系，一种乐观主义甚至一种传统的理想主义确实回响在布什连任后的亚太地区。
11月13日，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网站发表《中国应该是美国东亚政策的支柱》一文称：“为了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美国还应该接受中国是合作伙伴的角色，而不要把它看成是一个战略竞争对手。美国和中国结成合作伙伴或战略同盟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利益，而且有助于整个亚太地区的稳定，并能确保该地区继续保持经济增长和发展。”
当然，这首先是为了美国的利益。因为“布什再度当选已经在东亚穆斯林国家引起了更深不安：担心布什会在整个穆斯林世界发起另一场美国式的‘圣战’，从而使该地区更多的温和派穆斯林两极分化进而激进化”。这篇文章以一种机智而非信心的语气指出：“在地区合作中与中国联手，无疑会使美国的反恐运动具有较为温和的一面，因为东南亚穆斯林越来越不将中国视为地区威胁。此外，中美在消除贫困之类的合作中，也有助于改善华盛顿在东亚、尤其是普通大众中的强硬形象，这点显然是华盛顿需要的。”
从一定角度看，未来的“布什4年”是中国的战略机遇期。鲍威尔身后的美利坚帝国的“反恐战争”更有可能蜕变成一场不知伊于胡底的战事；欧美的大西洋沟壑可能越来越深。科索沃战争中让中国深为忧虑的“北约武装干涉主义”，已经在伊拉克被彻底埋葬。
历史机会千载难逢，而它也许确实闪现在2004年圣地亚哥的夏日阳光中。
铲锄“台独”势力的“外交土壤”
前面说过，日益成熟的中国在全球政治中开始表现出耐人寻味的弹性，这得其有力量在另一方面表现坚不可摧的“零弹性”，这就是反对“台独”，追求祖国统一。
“我们真心希望同所有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都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从而为中国同这一地区各国开展全面互利合作创造更加良好的条件。这既符合时代潮流，也符合各方利益。”这是胡锦涛在巴西国会演讲时关于中国拉美关系三点倡议的第一条。信息是明确的，中国中央政府决心采取更凌厉的攻势，填补中国—拉美外交地图上的最后空白，铲除“台独”势力最后的“外交土壤”。
冷战时期，台湾国民党当局在中国政府难以展开有效活动的“美国后院”推进援助外交。这一历史因素使得目前同台湾有所谓“外交关系”的26个国家，一半集中在拉美。
前些日子，当鲍威尔在北京宣示“台湾不是一个独立国家，不享有主权”时，台湾当局唯一可资“反驳”的就是中美洲加勒比海十来个小国。这些国家虽然不大，却在台湾“金钱外交”推动下，每年都在联合国制造不大不小的“台湾加入联合国”事件。这里实质上成为“台独”势力在国际上煽风点火的渊薮。
中国以成熟大国心态表现足够弹性和合理妥协，恰恰为自己在国家核心利益上寸步不让、保持绝对主权提供了可信的威慑力。现在到了铲除“台独”最后一块“外交”土壤的时候了。
今年3月，在台湾举行“总统选举”时，加勒比海小国多米尼克总理斯凯里特发表广播讲话说：“我国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多米尼克从1978年独立后，“让台湾加入联合国”曾经是历届政府的方针，它突然宣布同中国建交，使台湾岛内哗然。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周文重今年6月访问巴拿马，同该国政府高官举行会谈。据来自阿根廷的报道说，胡锦涛主席6月请希望扩大对华贸易的巴拿马总统向邻国巴拉圭做工作，让巴拉圭承认中国。
对拉美和加勒比海沿岸国家来说，同中国进行经济交流有巨大吸引力。最近洪都拉斯首都特古西加尔巴将新设中国贸易办事处。巴拿马第一副总统巴利亚里诺明年计划访华。
表面上看，温文尔雅、儒家风范的胡锦涛主席，同牛仔作风、基督教基要主义的布什总统相去甚远。但是一个共同之处是他们都是坚定的现实主义者，不让不切实际的想象干扰决断，愿意诚实亮出底牌然后将之坚持到底。胡锦涛接掌中共中央总书记以来，带领中央政治局进行十多次集体学习，其中，国防建设和军事革命都进行了两次。他以全球政治家的视野，重新界定了中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提出准备“军事斗争”的决断。这位“余怀明德，不大声以色”的中国政治领袖，在国家核心利益上始终保持着果断打击分裂势力的坚强本色。据说邓公生前对胡锦涛的评价是“关键时刻不手软”。这将是他赢得世界尊敬的主要品格之一。
胡锦涛此次“‘台独’将断送亚太地区的和平”的著名论断，当属APEC会议和中美峰会上中国发出的最强烈、最强力的政治信号。长久以来，中国一直担心“台湾问题国际化”，坚持视之为“中国内政”。随着国力强大，中国开始自信地将“台独”危害“公敌化”、“国际化”。“台独”之为“亚太地区的麻烦制造者”正在越来越多为地区领导人接受。
继新加坡外长在联大会议上痛斥“台独祸害”、澳大利亚外长声明不会在“台独战争”中尽美国盟友义务后，此次亚太国家领导人前所未有地共同发出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台独”的声音。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更是破天荒在与美国总统布什的双边会谈中强调“台独”对整个亚太地区的威胁。
在中美领导人高峰会前夕，《悉尼晨报》发表文章，呼吁霍华德总理：劝告布什总统利用自己对国会前所未有的权威性，明确与“台独”划清界限，支持中国和平统一，维护亚太地区和平。
这是胡锦涛拉美之行取得的重大成就——一个理性、自尊的中国得到了世界更多的声气支持，而世界也听到了中国热爱和平与捍卫统一的坚定声音。 ■应笑我 发自北京
当胡锦涛主席首次以中国武装力量统帅身份开始拉美之行时，正是布什总统兴致勃勃宣布“大选让我捞足了资本，我一定会把它花出去”之际，更是美洲诸邦苦思摆脱“拉美化”之路的历史时期。
如果说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执政能力建设等标志着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内政上的治国理念，那么胡锦涛主席此次拉美之行，则使中国外交方面的全球战略布局开始清晰地浮现。
中国与拉美：新的“地理大发现”
“中拉合作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机遇。当年，萨尔内先生作为巴西总统访华时，邓小平先生就向他谈到２１世纪应同是太平洋世纪和拉美世纪。我们双方应该抓住机遇，携手并肩，共同推动中拉友好合作不断取得新的进展。”胡锦涛在巴西国会的演说，最好地阐明了中国和拉美在政治视野中一次彼此的地理大发现。
胡锦涛的演说在欧美引起强烈反响，他表示要“争取双边贸易额在现有基础上到2010年再翻一番半，突破1000亿美元，同时力争在投资方面取得较大进展，实现总量翻番，相互成为更重要的投资对象。”这是一个天文数字，但对于中国贸易地位的迅速跃升及最近中国拉美贸易“翻番”式增长，这一指标可能提前完成。
2003年，中国拉美贸易首次突破250亿美元大关，同比增长50.4%。中国投资智利港口建设和巴西大豆种植业，出资修建从阿根廷到智利港口的道路以降低运输成本。中国企业开采秘鲁铁矿、厄瓜多尔油田和委内瑞拉金矿等。今年头9个月，中巴贸易额达到92.9亿美元，预计全年可突破100亿美元大关。
阿根廷总统基什内尔6月访华后，一直忙着准备与胡锦涛主席签订涉及贸易、道路建设、空间技术和教育等领域的庞大协议。据智利海关统计，智利在1997至2003年间对中国出口年均增长50.4％，远超对其它市场出口增速。目前智利已成为中国在拉美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中国则是智利在全球第三大贸易伙伴和最大铜进口国。
今年，上海宝钢集团和巴西多西河谷公司共同投资15亿美元在巴西建立一家轧钢厂。巴西多西河谷公司还将同中国铝公司合作，融资10亿美元在巴西建立一家炼铝厂。中国进出口银行还在研究为建设一条从里约热内卢通往巴西北部巴伊亚州天然气管道提供资金的交易。通过同巴西的出口融资交易，中国将为巴西公路、铁路和港口建设投资约40亿美元以加速原料运送。
阿根廷圣安德烈斯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胡安加夫列尔托卡特利安说，在拉美一体化进程停滞不前的情况下，进一步发展同中国的关系是拉美经济的一条重要出路。南方共同市场与安第斯共同体创建南美共同体的计划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欧洲、美国和日本对拉美经济的限制越来越多。
拉美清醒而兴奋地认识到，中国的需求几乎是无限的。中国生产的钢铁几乎超过美国和日本的总和，中国消耗的水泥是美国的5倍。一个如此巨大的经济体值得信赖，因为中国太大了，不可能永远依靠美国和欧盟。
中国着眼于长期需要，正在同拉美国家建立双行道关系：既进口它们的原料，又向它们输入直接投资。这是中国对外贸易思想的战略性突破。世界银行经济学家文森特帕尔马德说：“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既是重要的出口市场又是直接投资的提供者。”
联合国统计，中国海外企业投资超过350亿美元，未来增长将首先集中在拉美。而从1979年到2002年，中国海外直接投资大部分投在亚洲和北美，其次才是非洲和拉美。
至关重要的就是这种“双行道”方式。巴西石油公司设有中国办事处，巴西马可波罗汽车制造厂在中国开办一家新的汽车零件制造厂。阿根廷两家最大的葡萄酒厂——诺顿公司和斯帕多内公司——已在北京郊区收购仓库和葡萄酒厂。阿根廷政府最近还宣布，它将在广东肇庆为阿根廷软件公司开设一个办事处。
目前，发展中国家间贸易只占世界贸易的10％，但这种更合理的南南贸易正在迅速增长。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统计，目前，发展中国家出口的40％是向发展中国家的，而且每年上升11％。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秘书长鲁本斯里库佩罗说：“我们正在目击一个新的贸易格局的形成。”200年来，南半球一直向富裕的北半球邻国运送农产品和矿产品。现在新的联盟呈现互补贸易关系。工业化中的亚洲需要新兴经济体的原料，双方都希望更多地占有对方的市场。
因此，胡锦涛提出“在条件成熟时，通过谈判建立自由贸易区或达成其他互惠安排”。这完全可能成为现实。良性的中国对外贸易格局是胡锦涛优先考虑的问题。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贸易大国，逐渐认识到国际贸易安全关系到根本的国家利益。中国对国家安全的定义将变得更具有全球性。而资源丰富、经济相对发达、与中国没有政治冲突的拉美地区，很可能成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大后方和盟友。
不要“拉美化”
“中拉虽相距遥远，但友好交往源远流长。我们在争取民族解放、捍卫国家独立、建设自己国家的事业中有着相似的经历。这使我们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都有着相通的感受和共同的语言，使我们成为‘万里尚为邻’的好朋友。”胡锦涛讲话平实朴素，但一针见血，直中要害。
中国和拉美接近有相当深刻的社会思想基础，这就是怎么样走出或避免“拉美化”。自从中国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形成以来，关于必须避免“拉美化”的声音从民间一直回响到中南海。众所周知，拉美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后陷入长期社会动荡，几次三番、欲振乏力。
最近，防止中国“拉美化”甚至成为中国领导人的自我警示。这里没有歧视地理上的拉美之意，而是强调中国和拉美在政治现实和社会理想上面临共同的挑战，承当着更多共同的人类命运。
“拉美化”一个主要因素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华盛顿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首之美式“思想库”在拉美灌输“新自由主义”。普通民众的失望因为社会与经济不平等而加剧。酿成持续性社会动荡的有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和海地。对新自由主义改革有效性的政治质疑，反映在巴西总统卢拉和阿根廷总统基什内尔2003年10月签署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协议”中，该协议强调“尊重贫穷国家”。
墨西哥《每日报》刊登阿道夫吉利的一篇文章这样描述“新自由主义”在90年代达到的高潮：异乎寻常的私有化（剥夺国家与人民的公有财产，由私人占为己有）；劳工自由化（削弱或破坏保护劳工的法律框架）；放弃金融与贸易的节制（金融资本在其与国家的关系中可以不受限制地活动，掌握绝对的权力）；大量储备劳动力和俄罗斯、东亚、东欧和东南亚辽阔的疆域纳入资本主义市场；科学技术创新使得自然资源毫无节制地为资本增值服务。
对中国人“拉美化”已非完全陌生的东西，而是在本土也一再蠢动。中国领导人和知识界比一般民众更了解“拉美化”在沸点的局面：萨帕塔民族解放军控制区的印第安人2001年3月向墨西哥城进军；阿根廷城市广场上人山人海，他们在2001年12月推翻了德拉鲁阿总统；玻利维亚高原上的印第安居民2003年10月占领了拉巴斯，推翻了桑切斯总统。
共同的焦虑和希望把中国和拉美凝聚在一起。相隔万里的领导人认识到：失业、没有保障、贫困和饥饿的民众不会简单地用消极情绪把自己孤立起来，而是可能形成一种新的活动和组织方式，导致越来越多的社会冲突、政治动荡。
中国和拉美领导人竭尽全力发现“双车道”的贸易关系，是解决彼此面对的社会问题的一个物质力量基础。他们还需要一种精神力量基础，这就是胡锦涛强调的“政治互信”。
墨西哥前总统、耶鲁大学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埃内斯托塞迪略教授以《论中国的崛起》抨击那些“中国威胁论”：“拉丁美洲一些政治家们习惯将该地区的经济问题归咎于改革，而不是改革不彻底。此外，他们还乐于将自身的经济不景气归咎于外来者。例如，当前那些让中国夺去市场份额的国家将中国描绘成一个不公平的竞争者。这是非常可怕的错误！单纯从中国市场当前和未来的规模来看，中国的成功也应被视为一个巨大的经济机遇。是的，中国还应被视为一种观点的有力佐证，即在改革上持之以恒必有所报。”
胡锦涛、布什峰会：
未来4年至关重要
中美领导人会晤是历次APEC峰会的焦点。这次，由于布什在竞选连任中大获全胜，胡锦涛正式接过中央军委主席职位显得格外引人瞩目。
布什总统同胡锦涛主席在一起交谈，很可能比他同希拉克总统或施罗德总理在一起还要轻松。因为胡锦涛主席和普京总统一样，在欧洲领导人对华盛顿充满理想期待和道德幻想时不相信奇迹，明白力量决定立场，并准备对付一切可能出现的挑战。
最近，在中国，在关于“世界多极化速度加快”的乐观情绪收敛的同时，关于“霸权主义”的道德义愤也更加含蓄了。喜欢低姿态的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清楚中国处于艰苦卓绝的现代化长征途中，而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最主要的投资来源、最好的经济技术发展榜样，以及主要的外在威胁。正是对于这一多重关系的客观判断，使胡锦涛主席在明确表明中国核心国家利益的“无弹性底线”同时，镇静地表达对一种更稳定的中美关系的弹性期待。中美固然不可能做盟友，但也不一定注定成为敌人，中美可以在互利互惠基础上摸索一种建设性伙伴关系。
中国全球战略新思维的弹性方面，已经在前途未卜的伊拉克问题、漏洞百出的反恐战争、错综复杂的朝核问题诸方面开始体现，这是一个新兴大国的现实主义弹性。正是基于此点，胡锦涛主席和布什总统表达了一个时间性共识：未来4年对中美关系发展至关重要。
在2004年底，中美双方都出现了一线希望，就是在布什第二个任期使双边关系获得一种历史感。有专家指出：这种历史感在邓小平和里根时代使中国较快地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使美国得以“全面遏制”苏联帝国。在更远视野中，这也是威尔逊总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小罗斯福总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中美关系的判断：繁荣昌盛的中国是亚洲和平的支柱。
当然，与威尔逊和小罗斯福的理想主义和国际主义路线相比，小布什第一届政府处于完全相反的方向上。而且21世纪的中国也不同于那个四分五裂、弱不禁风的旧中国。对于怀有帝国主义意识的人，这未必是一件舒心的事。但目前对于2004~2008年的中美关系，一种乐观主义甚至一种传统的理想主义确实回响在布什连任后的亚太地区。
11月13日，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网站发表《中国应该是美国东亚政策的支柱》一文称：“为了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美国还应该接受中国是合作伙伴的角色，而不要把它看成是一个战略竞争对手。美国和中国结成合作伙伴或战略同盟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利益，而且有助于整个亚太地区的稳定，并能确保该地区继续保持经济增长和发展。”
当然，这首先是为了美国的利益。因为“布什再度当选已经在东亚穆斯林国家引起了更深不安：担心布什会在整个穆斯林世界发起另一场美国式的‘圣战’，从而使该地区更多的温和派穆斯林两极分化进而激进化”。这篇文章以一种机智而非信心的语气指出：“在地区合作中与中国联手，无疑会使美国的反恐运动具有较为温和的一面，因为东南亚穆斯林越来越不将中国视为地区威胁。此外，中美在消除贫困之类的合作中，也有助于改善华盛顿在东亚、尤其是普通大众中的强硬形象，这点显然是华盛顿需要的。”
从一定角度看，未来的“布什4年”是中国的战略机遇期。鲍威尔身后的美利坚帝国的“反恐战争”更有可能蜕变成一场不知伊于胡底的战事；欧美的大西洋沟壑可能越来越深。科索沃战争中让中国深为忧虑的“北约武装干涉主义”，已经在伊拉克被彻底埋葬。
历史机会千载难逢，而它也许确实闪现在2004年圣地亚哥的夏日阳光中。
铲锄“台独”势力的“外交土壤”
前面说过，日益成熟的中国在全球政治中开始表现出耐人寻味的弹性，这得其有力量在另一方面表现坚不可摧的“零弹性”，这就是反对“台独”，追求祖国统一。
“我们真心希望同所有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都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从而为中国同这一地区各国开展全面互利合作创造更加良好的条件。这既符合时代潮流，也符合各方利益。”这是胡锦涛在巴西国会演讲时关于中国拉美关系三点倡议的第一条。信息是明确的，中国中央政府决心采取更凌厉的攻势，填补中国—拉美外交地图上的最后空白，铲除“台独”势力最后的“外交土壤”。
冷战时期，台湾国民党当局在中国政府难以展开有效活动的“美国后院”推进援助外交。这一历史因素使得目前同台湾有所谓“外交关系”的26个国家，一半集中在拉美。
前些日子，当鲍威尔在北京宣示“台湾不是一个独立国家，不享有主权”时，台湾当局唯一可资“反驳”的就是中美洲加勒比海十来个小国。这些国家虽然不大，却在台湾“金钱外交”推动下，每年都在联合国制造不大不小的“台湾加入联合国”事件。这里实质上成为“台独”势力在国际上煽风点火的渊薮。
中国以成熟大国心态表现足够弹性和合理妥协，恰恰为自己在国家核心利益上寸步不让、保持绝对主权提供了可信的威慑力。现在到了铲除“台独”最后一块“外交”土壤的时候了。
今年3月，在台湾举行“总统选举”时，加勒比海小国多米尼克总理斯凯里特发表广播讲话说：“我国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多米尼克从1978年独立后，“让台湾加入联合国”曾经是历届政府的方针，它突然宣布同中国建交，使台湾岛内哗然。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周文重今年6月访问巴拿马，同该国政府高官举行会谈。据来自阿根廷的报道说，胡锦涛主席6月请希望扩大对华贸易的巴拿马总统向邻国巴拉圭做工作，让巴拉圭承认中国。
对拉美和加勒比海沿岸国家来说，同中国进行经济交流有巨大吸引力。最近洪都拉斯首都特古西加尔巴将新设中国贸易办事处。巴拿马第一副总统巴利亚里诺明年计划访华。
表面上看，温文尔雅、儒家风范的胡锦涛主席，同牛仔作风、基督教基要主义的布什总统相去甚远。但是一个共同之处是他们都是坚定的现实主义者，不让不切实际的想象干扰决断，愿意诚实亮出底牌然后将之坚持到底。胡锦涛接掌中共中央总书记以来，带领中央政治局进行十多次集体学习，其中，国防建设和军事革命都进行了两次。他以全球政治家的视野，重新界定了中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提出准备“军事斗争”的决断。这位“余怀明德，不大声以色”的中国政治领袖，在国家核心利益上始终保持着果断打击分裂势力的坚强本色。据说邓公生前对胡锦涛的评价是“关键时刻不手软”。这将是他赢得世界尊敬的主要品格之一。
胡锦涛此次“‘台独’将断送亚太地区的和平”的著名论断，当属APEC会议和中美峰会上中国发出的最强烈、最强力的政治信号。长久以来，中国一直担心“台湾问题国际化”，坚持视之为“中国内政”。随着国力强大，中国开始自信地将“台独”危害“公敌化”、“国际化”。“台独”之为“亚太地区的麻烦制造者”正在越来越多为地区领导人接受。
继新加坡外长在联大会议上痛斥“台独祸害”、澳大利亚外长声明不会在“台独战争”中尽美国盟友义务后，此次亚太国家领导人前所未有地共同发出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台独”的声音。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更是破天荒在与美国总统布什的双边会谈中强调“台独”对整个亚太地区的威胁。
在中美领导人高峰会前夕，《悉尼晨报》发表文章，呼吁霍华德总理：劝告布什总统利用自己对国会前所未有的权威性，明确与“台独”划清界限，支持中国和平统一，维护亚太地区和平。
这是胡锦涛拉美之行取得的重大成就——一个理性、自尊的中国得到了世界更多的声气支持，而世界也听到了中国热爱和平与捍卫统一的坚定声音。 ■
当胡锦涛主席首次以中国武装力量统帅身份开始拉美之行时，正是布什总统兴致勃勃宣布“大选让我捞足了资本，我一定会把它花出去”之际，更是美洲诸邦苦思摆脱“拉美化”之路的历史时期。
如果说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执政能力建设等标志着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内政上的治国理念，那么胡锦涛主席此次拉美之行，则使中国外交方面的全球战略布局开始清晰地浮现。
中国与拉美：新的“地理大发现”
“中拉合作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机遇。当年，萨尔内先生作为巴西总统访华时，邓小平先生就向他谈到２１世纪应同是太平洋世纪和拉美世纪。我们双方应该抓住机遇，携手并肩，共同推动中拉友好合作不断取得新的进展。”胡锦涛在巴西国会的演说，最好地阐明了中国和拉美在政治视野中一次彼此的地理大发现。
胡锦涛的演说在欧美引起强烈反响，他表示要“争取双边贸易额在现有基础上到2010年再翻一番半，突破1000亿美元，同时力争在投资方面取得较大进展，实现总量翻番，相互成为更重要的投资对象。”这是一个天文数字，但对于中国贸易地位的迅速跃升及最近中国拉美贸易“翻番”式增长，这一指标可能提前完成。
2003年，中国拉美贸易首次突破250亿美元大关，同比增长50.4%。中国投资智利港口建设和巴西大豆种植业，出资修建从阿根廷到智利港口的道路以降低运输成本。中国企业开采秘鲁铁矿、厄瓜多尔油田和委内瑞拉金矿等。今年头9个月，中巴贸易额达到92.9亿美元，预计全年可突破100亿美元大关。
阿根廷总统基什内尔6月访华后，一直忙着准备与胡锦涛主席签订涉及贸易、道路建设、空间技术和教育等领域的庞大协议。据智利海关统计，智利在1997至2003年间对中国出口年均增长50.4％，远超对其它市场出口增速。目前智利已成为中国在拉美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中国则是智利在全球第三大贸易伙伴和最大铜进口国。
今年，上海宝钢集团和巴西多西河谷公司共同投资15亿美元在巴西建立一家轧钢厂。巴西多西河谷公司还将同中国铝公司合作，融资10亿美元在巴西建立一家炼铝厂。中国进出口银行还在研究为建设一条从里约热内卢通往巴西北部巴伊亚州天然气管道提供资金的交易。通过同巴西的出口融资交易，中国将为巴西公路、铁路和港口建设投资约40亿美元以加速原料运送。
阿根廷圣安德烈斯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胡安加夫列尔托卡特利安说，在拉美一体化进程停滞不前的情况下，进一步发展同中国的关系是拉美经济的一条重要出路。南方共同市场与安第斯共同体创建南美共同体的计划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欧洲、美国和日本对拉美经济的限制越来越多。
拉美清醒而兴奋地认识到，中国的需求几乎是无限的。中国生产的钢铁几乎超过美国和日本的总和，中国消耗的水泥是美国的5倍。一个如此巨大的经济体值得信赖，因为中国太大了，不可能永远依靠美国和欧盟。
中国着眼于长期需要，正在同拉美国家建立双行道关系：既进口它们的原料，又向它们输入直接投资。这是中国对外贸易思想的战略性突破。世界银行经济学家文森特帕尔马德说：“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既是重要的出口市场又是直接投资的提供者。”
联合国统计，中国海外企业投资超过350亿美元，未来增长将首先集中在拉美。而从1979年到2002年，中国海外直接投资大部分投在亚洲和北美，其次才是非洲和拉美。
至关重要的就是这种“双行道”方式。巴西石油公司设有中国办事处，巴西马可波罗汽车制造厂在中国开办一家新的汽车零件制造厂。阿根廷两家最大的葡萄酒厂——诺顿公司和斯帕多内公司——已在北京郊区收购仓库和葡萄酒厂。阿根廷政府最近还宣布，它将在广东肇庆为阿根廷软件公司开设一个办事处。
目前，发展中国家间贸易只占世界贸易的10％，但这种更合理的南南贸易正在迅速增长。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统计，目前，发展中国家出口的40％是向发展中国家的，而且每年上升11％。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秘书长鲁本斯里库佩罗说：“我们正在目击一个新的贸易格局的形成。”200年来，南半球一直向富裕的北半球邻国运送农产品和矿产品。现在新的联盟呈现互补贸易关系。工业化中的亚洲需要新兴经济体的原料，双方都希望更多地占有对方的市场。
因此，胡锦涛提出“在条件成熟时，通过谈判建立自由贸易区或达成其他互惠安排”。这完全可能成为现实。良性的中国对外贸易格局是胡锦涛优先考虑的问题。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贸易大国，逐渐认识到国际贸易安全关系到根本的国家利益。中国对国家安全的定义将变得更具有全球性。而资源丰富、经济相对发达、与中国没有政治冲突的拉美地区，很可能成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大后方和盟友。
不要“拉美化”
“中拉虽相距遥远，但友好交往源远流长。我们在争取民族解放、捍卫国家独立、建设自己国家的事业中有着相似的经历。这使我们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都有着相通的感受和共同的语言，使我们成为‘万里尚为邻’的好朋友。”胡锦涛讲话平实朴素，但一针见血，直中要害。
中国和拉美接近有相当深刻的社会思想基础，这就是怎么样走出或避免“拉美化”。自从中国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形成以来，关于必须避免“拉美化”的声音从民间一直回响到中南海。众所周知，拉美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后陷入长期社会动荡，几次三番、欲振乏力。
最近，防止中国“拉美化”甚至成为中国领导人的自我警示。这里没有歧视地理上的拉美之意，而是强调中国和拉美在政治现实和社会理想上面临共同的挑战，承当着更多共同的人类命运。
“拉美化”一个主要因素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华盛顿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首之美式“思想库”在拉美灌输“新自由主义”。普通民众的失望因为社会与经济不平等而加剧。酿成持续性社会动荡的有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和海地。对新自由主义改革有效性的政治质疑，反映在巴西总统卢拉和阿根廷总统基什内尔2003年10月签署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协议”中，该协议强调“尊重贫穷国家”。
墨西哥《每日报》刊登阿道夫吉利的一篇文章这样描述“新自由主义”在90年代达到的高潮：异乎寻常的私有化（剥夺国家与人民的公有财产，由私人占为己有）；劳工自由化（削弱或破坏保护劳工的法律框架）；放弃金融与贸易的节制（金融资本在其与国家的关系中可以不受限制地活动，掌握绝对的权力）；大量储备劳动力和俄罗斯、东亚、东欧和东南亚辽阔的疆域纳入资本主义市场；科学技术创新使得自然资源毫无节制地为资本增值服务。
对中国人“拉美化”已非完全陌生的东西，而是在本土也一再蠢动。中国领导人和知识界比一般民众更了解“拉美化”在沸点的局面：萨帕塔民族解放军控制区的印第安人2001年3月向墨西哥城进军；阿根廷城市广场上人山人海，他们在2001年12月推翻了德拉鲁阿总统；玻利维亚高原上的印第安居民2003年10月占领了拉巴斯，推翻了桑切斯总统。
共同的焦虑和希望把中国和拉美凝聚在一起。相隔万里的领导人认识到：失业、没有保障、贫困和饥饿的民众不会简单地用消极情绪把自己孤立起来，而是可能形成一种新的活动和组织方式，导致越来越多的社会冲突、政治动荡。
中国和拉美领导人竭尽全力发现“双车道”的贸易关系，是解决彼此面对的社会问题的一个物质力量基础。他们还需要一种精神力量基础，这就是胡锦涛强调的“政治互信”。
墨西哥前总统、耶鲁大学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埃内斯托塞迪略教授以《论中国的崛起》抨击那些“中国威胁论”：“拉丁美洲一些政治家们习惯将该地区的经济问题归咎于改革，而不是改革不彻底。此外，他们还乐于将自身的经济不景气归咎于外来者。例如，当前那些让中国夺去市场份额的国家将中国描绘成一个不公平的竞争者。这是非常可怕的错误！单纯从中国市场当前和未来的规模来看，中国的成功也应被视为一个巨大的经济机遇。是的，中国还应被视为一种观点的有力佐证，即在改革上持之以恒必有所报。”
胡锦涛、布什峰会：
未来4年至关重要
中美领导人会晤是历次APEC峰会的焦点。这次，由于布什在竞选连任中大获全胜，胡锦涛正式接过中央军委主席职位显得格外引人瞩目。
布什总统同胡锦涛主席在一起交谈，很可能比他同希拉克总统或施罗德总理在一起还要轻松。因为胡锦涛主席和普京总统一样，在欧洲领导人对华盛顿充满理想期待和道德幻想时不相信奇迹，明白力量决定立场，并准备对付一切可能出现的挑战。
最近，在中国，在关于“世界多极化速度加快”的乐观情绪收敛的同时，关于“霸权主义”的道德义愤也更加含蓄了。喜欢低姿态的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清楚中国处于艰苦卓绝的现代化长征途中，而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最主要的投资来源、最好的经济技术发展榜样，以及主要的外在威胁。正是对于这一多重关系的客观判断，使胡锦涛主席在明确表明中国核心国家利益的“无弹性底线”同时，镇静地表达对一种更稳定的中美关系的弹性期待。中美固然不可能做盟友，但也不一定注定成为敌人，中美可以在互利互惠基础上摸索一种建设性伙伴关系。
中国全球战略新思维的弹性方面，已经在前途未卜的伊拉克问题、漏洞百出的反恐战争、错综复杂的朝核问题诸方面开始体现，这是一个新兴大国的现实主义弹性。正是基于此点，胡锦涛主席和布什总统表达了一个时间性共识：未来4年对中美关系发展至关重要。
在2004年底，中美双方都出现了一线希望，就是在布什第二个任期使双边关系获得一种历史感。有专家指出：这种历史感在邓小平和里根时代使中国较快地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使美国得以“全面遏制”苏联帝国。在更远视野中，这也是威尔逊总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小罗斯福总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中美关系的判断：繁荣昌盛的中国是亚洲和平的支柱。
当然，与威尔逊和小罗斯福的理想主义和国际主义路线相比，小布什第一届政府处于完全相反的方向上。而且21世纪的中国也不同于那个四分五裂、弱不禁风的旧中国。对于怀有帝国主义意识的人，这未必是一件舒心的事。但目前对于2004~2008年的中美关系，一种乐观主义甚至一种传统的理想主义确实回响在布什连任后的亚太地区。
11月13日，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网站发表《中国应该是美国东亚政策的支柱》一文称：“为了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美国还应该接受中国是合作伙伴的角色，而不要把它看成是一个战略竞争对手。美国和中国结成合作伙伴或战略同盟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利益，而且有助于整个亚太地区的稳定，并能确保该地区继续保持经济增长和发展。”
当然，这首先是为了美国的利益。因为“布什再度当选已经在东亚穆斯林国家引起了更深不安：担心布什会在整个穆斯林世界发起另一场美国式的‘圣战’，从而使该地区更多的温和派穆斯林两极分化进而激进化”。这篇文章以一种机智而非信心的语气指出：“在地区合作中与中国联手，无疑会使美国的反恐运动具有较为温和的一面，因为东南亚穆斯林越来越不将中国视为地区威胁。此外，中美在消除贫困之类的合作中，也有助于改善华盛顿在东亚、尤其是普通大众中的强硬形象，这点显然是华盛顿需要的。”
从一定角度看，未来的“布什4年”是中国的战略机遇期。鲍威尔身后的美利坚帝国的“反恐战争”更有可能蜕变成一场不知伊于胡底的战事；欧美的大西洋沟壑可能越来越深。科索沃战争中让中国深为忧虑的“北约武装干涉主义”，已经在伊拉克被彻底埋葬。
历史机会千载难逢，而它也许确实闪现在2004年圣地亚哥的夏日阳光中。
铲锄“台独”势力的“外交土壤”
前面说过，日益成熟的中国在全球政治中开始表现出耐人寻味的弹性，这得其有力量在另一方面表现坚不可摧的“零弹性”，这就是反对“台独”，追求祖国统一。
“我们真心希望同所有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都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从而为中国同这一地区各国开展全面互利合作创造更加良好的条件。这既符合时代潮流，也符合各方利益。”这是胡锦涛在巴西国会演讲时关于中国拉美关系三点倡议的第一条。信息是明确的，中国中央政府决心采取更凌厉的攻势，填补中国—拉美外交地图上的最后空白，铲除“台独”势力最后的“外交土壤”。
冷战时期，台湾国民党当局在中国政府难以展开有效活动的“美国后院”推进援助外交。这一历史因素使得目前同台湾有所谓“外交关系”的26个国家，一半集中在拉美。
前些日子，当鲍威尔在北京宣示“台湾不是一个独立国家，不享有主权”时，台湾当局唯一可资“反驳”的就是中美洲加勒比海十来个小国。这些国家虽然不大，却在台湾“金钱外交”推动下，每年都在联合国制造不大不小的“台湾加入联合国”事件。这里实质上成为“台独”势力在国际上煽风点火的渊薮。
中国以成熟大国心态表现足够弹性和合理妥协，恰恰为自己在国家核心利益上寸步不让、保持绝对主权提供了可信的威慑力。现在到了铲除“台独”最后一块“外交”土壤的时候了。
今年3月，在台湾举行“总统选举”时，加勒比海小国多米尼克总理斯凯里特发表广播讲话说：“我国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多米尼克从1978年独立后，“让台湾加入联合国”曾经是历届政府的方针，它突然宣布同中国建交，使台湾岛内哗然。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周文重今年6月访问巴拿马，同该国政府高官举行会谈。据来自阿根廷的报道说，胡锦涛主席6月请希望扩大对华贸易的巴拿马总统向邻国巴拉圭做工作，让巴拉圭承认中国。
对拉美和加勒比海沿岸国家来说，同中国进行经济交流有巨大吸引力。最近洪都拉斯首都特古西加尔巴将新设中国贸易办事处。巴拿马第一副总统巴利亚里诺明年计划访华。
表面上看，温文尔雅、儒家风范的胡锦涛主席，同牛仔作风、基督教基要主义的布什总统相去甚远。但是一个共同之处是他们都是坚定的现实主义者，不让不切实际的想象干扰决断，愿意诚实亮出底牌然后将之坚持到底。胡锦涛接掌中共中央总书记以来，带领中央政治局进行十多次集体学习，其中，国防建设和军事革命都进行了两次。他以全球政治家的视野，重新界定了中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提出准备“军事斗争”的决断。这位“余怀明德，不大声以色”的中国政治领袖，在国家核心利益上始终保持着果断打击分裂势力的坚强本色。据说邓公生前对胡锦涛的评价是“关键时刻不手软”。这将是他赢得世界尊敬的主要品格之一。
胡锦涛此次“‘台独’将断送亚太地区的和平”的著名论断，当属APEC会议和中美峰会上中国发出的最强烈、最强力的政治信号。长久以来，中国一直担心“台湾问题国际化”，坚持视之为“中国内政”。随着国力强大，中国开始自信地将“台独”危害“公敌化”、“国际化”。“台独”之为“亚太地区的麻烦制造者”正在越来越多为地区领导人接受。
继新加坡外长在联大会议上痛斥“台独祸害”、澳大利亚外长声明不会在“台独战争”中尽美国盟友义务后，此次亚太国家领导人前所未有地共同发出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台独”的声音。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更是破天荒在与美国总统布什的双边会谈中强调“台独”对整个亚太地区的威胁。
在中美领导人高峰会前夕，《悉尼晨报》发表文章，呼吁霍华德总理：劝告布什总统利用自己对国会前所未有的权威性，明确与“台独”划清界限，支持中国和平统一，维护亚太地区和平。
这是胡锦涛拉美之行取得的重大成就——一个理性、自尊的中国得到了世界更多的声气支持，而世界也听到了中国热爱和平与捍卫统一的坚定声音。 ■应笑我 发自北京
当胡锦涛主席首次以中国武装力量统帅身份开始拉美之行时，正是布什总统兴致勃勃宣布“大选让我捞足了资本，我一定会把它花出去”之际，更是美洲诸邦苦思摆脱“拉美化”之路的历史时期。
如果说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执政能力建设等标志着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内政上的治国理念，那么胡锦涛主席此次拉美之行，则使中国外交方面的全球战略布局开始清晰地浮现。
中国与拉美：新的“地理大发现”
“中拉合作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机遇。当年，萨尔内先生作为巴西总统访华时，邓小平先生就向他谈到２１世纪应同是太平洋世纪和拉美世纪。我们双方应该抓住机遇，携手并肩，共同推动中拉友好合作不断取得新的进展。”胡锦涛在巴西国会的演说，最好地阐明了中国和拉美在政治视野中一次彼此的地理大发现。
胡锦涛的演说在欧美引起强烈反响，他表示要“争取双边贸易额在现有基础上到2010年再翻一番半，突破1000亿美元，同时力争在投资方面取得较大进展，实现总量翻番，相互成为更重要的投资对象。”这是一个天文数字，但对于中国贸易地位的迅速跃升及最近中国拉美贸易“翻番”式增长，这一指标可能提前完成。
2003年，中国拉美贸易首次突破250亿美元大关，同比增长50.4%。中国投资智利港口建设和巴西大豆种植业，出资修建从阿根廷到智利港口的道路以降低运输成本。中国企业开采秘鲁铁矿、厄瓜多尔油田和委内瑞拉金矿等。今年头9个月，中巴贸易额达到92.9亿美元，预计全年可突破100亿美元大关。
阿根廷总统基什内尔6月访华后，一直忙着准备与胡锦涛主席签订涉及贸易、道路建设、空间技术和教育等领域的庞大协议。据智利海关统计，智利在1997至2003年间对中国出口年均增长50.4％，远超对其它市场出口增速。目前智利已成为中国在拉美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中国则是智利在全球第三大贸易伙伴和最大铜进口国。
今年，上海宝钢集团和巴西多西河谷公司共同投资15亿美元在巴西建立一家轧钢厂。巴西多西河谷公司还将同中国铝公司合作，融资10亿美元在巴西建立一家炼铝厂。中国进出口银行还在研究为建设一条从里约热内卢通往巴西北部巴伊亚州天然气管道提供资金的交易。通过同巴西的出口融资交易，中国将为巴西公路、铁路和港口建设投资约40亿美元以加速原料运送。
阿根廷圣安德烈斯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胡安加夫列尔托卡特利安说，在拉美一体化进程停滞不前的情况下，进一步发展同中国的关系是拉美经济的一条重要出路。南方共同市场与安第斯共同体创建南美共同体的计划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欧洲、美国和日本对拉美经济的限制越来越多。
拉美清醒而兴奋地认识到，中国的需求几乎是无限的。中国生产的钢铁几乎超过美国和日本的总和，中国消耗的水泥是美国的5倍。一个如此巨大的经济体值得信赖，因为中国太大了，不可能永远依靠美国和欧盟。
中国着眼于长期需要，正在同拉美国家建立双行道关系：既进口它们的原料，又向它们输入直接投资。这是中国对外贸易思想的战略性突破。世界银行经济学家文森特帕尔马德说：“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既是重要的出口市场又是直接投资的提供者。”
联合国统计，中国海外企业投资超过350亿美元，未来增长将首先集中在拉美。而从1979年到2002年，中国海外直接投资大部分投在亚洲和北美，其次才是非洲和拉美。
至关重要的就是这种“双行道”方式。巴西石油公司设有中国办事处，巴西马可波罗汽车制造厂在中国开办一家新的汽车零件制造厂。阿根廷两家最大的葡萄酒厂——诺顿公司和斯帕多内公司——已在北京郊区收购仓库和葡萄酒厂。阿根廷政府最近还宣布，它将在广东肇庆为阿根廷软件公司开设一个办事处。
目前，发展中国家间贸易只占世界贸易的10％，但这种更合理的南南贸易正在迅速增长。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统计，目前，发展中国家出口的40％是向发展中国家的，而且每年上升11％。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秘书长鲁本斯里库佩罗说：“我们正在目击一个新的贸易格局的形成。”200年来，南半球一直向富裕的北半球邻国运送农产品和矿产品。现在新的联盟呈现互补贸易关系。工业化中的亚洲需要新兴经济体的原料，双方都希望更多地占有对方的市场。
因此，胡锦涛提出“在条件成熟时，通过谈判建立自由贸易区或达成其他互惠安排”。这完全可能成为现实。良性的中国对外贸易格局是胡锦涛优先考虑的问题。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贸易大国，逐渐认识到国际贸易安全关系到根本的国家利益。中国对国家安全的定义将变得更具有全球性。而资源丰富、经济相对发达、与中国没有政治冲突的拉美地区，很可能成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大后方和盟友。
不要“拉美化”
“中拉虽相距遥远，但友好交往源远流长。我们在争取民族解放、捍卫国家独立、建设自己国家的事业中有着相似的经历。这使我们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都有着相通的感受和共同的语言，使我们成为‘万里尚为邻’的好朋友。”胡锦涛讲话平实朴素，但一针见血，直中要害。
中国和拉美接近有相当深刻的社会思想基础，这就是怎么样走出或避免“拉美化”。自从中国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形成以来，关于必须避免“拉美化”的声音从民间一直回响到中南海。众所周知，拉美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后陷入长期社会动荡，几次三番、欲振乏力。
最近，防止中国“拉美化”甚至成为中国领导人的自我警示。这里没有歧视地理上的拉美之意，而是强调中国和拉美在政治现实和社会理想上面临共同的挑战，承当着更多共同的人类命运。
“拉美化”一个主要因素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华盛顿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首之美式“思想库”在拉美灌输“新自由主义”。普通民众的失望因为社会与经济不平等而加剧。酿成持续性社会动荡的有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和海地。对新自由主义改革有效性的政治质疑，反映在巴西总统卢拉和阿根廷总统基什内尔2003年10月签署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协议”中，该协议强调“尊重贫穷国家”。
墨西哥《每日报》刊登阿道夫吉利的一篇文章这样描述“新自由主义”在90年代达到的高潮：异乎寻常的私有化（剥夺国家与人民的公有财产，由私人占为己有）；劳工自由化（削弱或破坏保护劳工的法律框架）；放弃金融与贸易的节制（金融资本在其与国家的关系中可以不受限制地活动，掌握绝对的权力）；大量储备劳动力和俄罗斯、东亚、东欧和东南亚辽阔的疆域纳入资本主义市场；科学技术创新使得自然资源毫无节制地为资本增值服务。
对中国人“拉美化”已非完全陌生的东西，而是在本土也一再蠢动。中国领导人和知识界比一般民众更了解“拉美化”在沸点的局面：萨帕塔民族解放军控制区的印第安人2001年3月向墨西哥城进军；阿根廷城市广场上人山人海，他们在2001年12月推翻了德拉鲁阿总统；玻利维亚高原上的印第安居民2003年10月占领了拉巴斯，推翻了桑切斯总统。
共同的焦虑和希望把中国和拉美凝聚在一起。相隔万里的领导人认识到：失业、没有保障、贫困和饥饿的民众不会简单地用消极情绪把自己孤立起来，而是可能形成一种新的活动和组织方式，导致越来越多的社会冲突、政治动荡。
中国和拉美领导人竭尽全力发现“双车道”的贸易关系，是解决彼此面对的社会问题的一个物质力量基础。他们还需要一种精神力量基础，这就是胡锦涛强调的“政治互信”。
墨西哥前总统、耶鲁大学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埃内斯托塞迪略教授以《论中国的崛起》抨击那些“中国威胁论”：“拉丁美洲一些政治家们习惯将该地区的经济问题归咎于改革，而不是改革不彻底。此外，他们还乐于将自身的经济不景气归咎于外来者。例如，当前那些让中国夺去市场份额的国家将中国描绘成一个不公平的竞争者。这是非常可怕的错误！单纯从中国市场当前和未来的规模来看，中国的成功也应被视为一个巨大的经济机遇。是的，中国还应被视为一种观点的有力佐证，即在改革上持之以恒必有所报。”
胡锦涛、布什峰会：
未来4年至关重要
中美领导人会晤是历次APEC峰会的焦点。这次，由于布什在竞选连任中大获全胜，胡锦涛正式接过中央军委主席职位显得格外引人瞩目。
布什总统同胡锦涛主席在一起交谈，很可能比他同希拉克总统或施罗德总理在一起还要轻松。因为胡锦涛主席和普京总统一样，在欧洲领导人对华盛顿充满理想期待和道德幻想时不相信奇迹，明白力量决定立场，并准备对付一切可能出现的挑战。
最近，在中国，在关于“世界多极化速度加快”的乐观情绪收敛的同时，关于“霸权主义”的道德义愤也更加含蓄了。喜欢低姿态的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清楚中国处于艰苦卓绝的现代化长征途中，而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最主要的投资来源、最好的经济技术发展榜样，以及主要的外在威胁。正是对于这一多重关系的客观判断，使胡锦涛主席在明确表明中国核心国家利益的“无弹性底线”同时，镇静地表达对一种更稳定的中美关系的弹性期待。中美固然不可能做盟友，但也不一定注定成为敌人，中美可以在互利互惠基础上摸索一种建设性伙伴关系。
中国全球战略新思维的弹性方面，已经在前途未卜的伊拉克问题、漏洞百出的反恐战争、错综复杂的朝核问题诸方面开始体现，这是一个新兴大国的现实主义弹性。正是基于此点，胡锦涛主席和布什总统表达了一个时间性共识：未来4年对中美关系发展至关重要。
在2004年底，中美双方都出现了一线希望，就是在布什第二个任期使双边关系获得一种历史感。有专家指出：这种历史感在邓小平和里根时代使中国较快地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使美国得以“全面遏制”苏联帝国。在更远视野中，这也是威尔逊总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小罗斯福总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中美关系的判断：繁荣昌盛的中国是亚洲和平的支柱。
当然，与威尔逊和小罗斯福的理想主义和国际主义路线相比，小布什第一届政府处于完全相反的方向上。而且21世纪的中国也不同于那个四分五裂、弱不禁风的旧中国。对于怀有帝国主义意识的人，这未必是一件舒心的事。但目前对于2004~2008年的中美关系，一种乐观主义甚至一种传统的理想主义确实回响在布什连任后的亚太地区。
11月13日，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网站发表《中国应该是美国东亚政策的支柱》一文称：“为了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美国还应该接受中国是合作伙伴的角色，而不要把它看成是一个战略竞争对手。美国和中国结成合作伙伴或战略同盟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利益，而且有助于整个亚太地区的稳定，并能确保该地区继续保持经济增长和发展。”
当然，这首先是为了美国的利益。因为“布什再度当选已经在东亚穆斯林国家引起了更深不安：担心布什会在整个穆斯林世界发起另一场美国式的‘圣战’，从而使该地区更多的温和派穆斯林两极分化进而激进化”。这篇文章以一种机智而非信心的语气指出：“在地区合作中与中国联手，无疑会使美国的反恐运动具有较为温和的一面，因为东南亚穆斯林越来越不将中国视为地区威胁。此外，中美在消除贫困之类的合作中，也有助于改善华盛顿在东亚、尤其是普通大众中的强硬形象，这点显然是华盛顿需要的。”
从一定角度看，未来的“布什4年”是中国的战略机遇期。鲍威尔身后的美利坚帝国的“反恐战争”更有可能蜕变成一场不知伊于胡底的战事；欧美的大西洋沟壑可能越来越深。科索沃战争中让中国深为忧虑的“北约武装干涉主义”，已经在伊拉克被彻底埋葬。
历史机会千载难逢，而它也许确实闪现在2004年圣地亚哥的夏日阳光中。
铲锄“台独”势力的“外交土壤”
前面说过，日益成熟的中国在全球政治中开始表现出耐人寻味的弹性，这得其有力量在另一方面表现坚不可摧的“零弹性”，这就是反对“台独”，追求祖国统一。
“我们真心希望同所有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都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从而为中国同这一地区各国开展全面互利合作创造更加良好的条件。这既符合时代潮流，也符合各方利益。”这是胡锦涛在巴西国会演讲时关于中国拉美关系三点倡议的第一条。信息是明确的，中国中央政府决心采取更凌厉的攻势，填补中国—拉美外交地图上的最后空白，铲除“台独”势力最后的“外交土壤”。
冷战时期，台湾国民党当局在中国政府难以展开有效活动的“美国后院”推进援助外交。这一历史因素使得目前同台湾有所谓“外交关系”的26个国家，一半集中在拉美。
前些日子，当鲍威尔在北京宣示“台湾不是一个独立国家，不享有主权”时，台湾当局唯一可资“反驳”的就是中美洲加勒比海十来个小国。这些国家虽然不大，却在台湾“金钱外交”推动下，每年都在联合国制造不大不小的“台湾加入联合国”事件。这里实质上成为“台独”势力在国际上煽风点火的渊薮。
中国以成熟大国心态表现足够弹性和合理妥协，恰恰为自己在国家核心利益上寸步不让、保持绝对主权提供了可信的威慑力。现在到了铲除“台独”最后一块“外交”土壤的时候了。
今年3月，在台湾举行“总统选举”时，加勒比海小国多米尼克总理斯凯里特发表广播讲话说：“我国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多米尼克从1978年独立后，“让台湾加入联合国”曾经是历届政府的方针，它突然宣布同中国建交，使台湾岛内哗然。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周文重今年6月访问巴拿马，同该国政府高官举行会谈。据来自阿根廷的报道说，胡锦涛主席6月请希望扩大对华贸易的巴拿马总统向邻国巴拉圭做工作，让巴拉圭承认中国。
对拉美和加勒比海沿岸国家来说，同中国进行经济交流有巨大吸引力。最近洪都拉斯首都特古西加尔巴将新设中国贸易办事处。巴拿马第一副总统巴利亚里诺明年计划访华。
表面上看，温文尔雅、儒家风范的胡锦涛主席，同牛仔作风、基督教基要主义的布什总统相去甚远。但是一个共同之处是他们都是坚定的现实主义者，不让不切实际的想象干扰决断，愿意诚实亮出底牌然后将之坚持到底。胡锦涛接掌中共中央总书记以来，带领中央政治局进行十多次集体学习，其中，国防建设和军事革命都进行了两次。他以全球政治家的视野，重新界定了中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提出准备“军事斗争”的决断。这位“余怀明德，不大声以色”的中国政治领袖，在国家核心利益上始终保持着果断打击分裂势力的坚强本色。据说邓公生前对胡锦涛的评价是“关键时刻不手软”。这将是他赢得世界尊敬的主要品格之一。
胡锦涛此次“‘台独’将断送亚太地区的和平”的著名论断，当属APEC会议和中美峰会上中国发出的最强烈、最强力的政治信号。长久以来，中国一直担心“台湾问题国际化”，坚持视之为“中国内政”。随着国力强大，中国开始自信地将“台独”危害“公敌化”、“国际化”。“台独”之为“亚太地区的麻烦制造者”正在越来越多为地区领导人接受。
继新加坡外长在联大会议上痛斥“台独祸害”、澳大利亚外长声明不会在“台独战争”中尽美国盟友义务后，此次亚太国家领导人前所未有地共同发出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台独”的声音。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更是破天荒在与美国总统布什的双边会谈中强调“台独”对整个亚太地区的威胁。
在中美领导人高峰会前夕，《悉尼晨报》发表文章，呼吁霍华德总理：劝告布什总统利用自己对国会前所未有的权威性，明确与“台独”划清界限，支持中国和平统一，维护亚太地区和平。
这是胡锦涛拉美之行取得的重大成就——一个理性、自尊的中国得到了世界更多的声气支持，而世界也听到了中国热爱和平与捍卫统一的坚定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