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无聊时胡想的，关于梵蒂冈，关于罗马教廷。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19:16:33
既然我们和梵蒂冈，这么长时间以来，关于外交的问题
怎么谈都谈不拢。
那么何不换个思路看看呢。
以我国的十几亿生民为基础，在中国另立教廷，
驻地就设在西安或是咸阳。
一来可以抵抗绿绿东扩，
二来可以带来另类收入。既然我们和梵蒂冈，这么长时间以来，关于外交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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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神论者飘过……只信小钱钱
坐等大神科普，有没有哪种神学典籍里面说过，世上只能有一个教廷呢？
信耶稣的也分好几派，也是水火不容的
我们国家的爱国会其实就是另一个教会了。。。。。。
俺们要跟牛牛学习，成立自己的圣公会！！！1
我们不是由天主教主教团和天主教爱国会吗?
兄弟，想都别想，教廷这东东本来就和我们的传统文化抵触，属于外来物种。。
这样搞，等于把食人鱼带进我们的河流养殖。。结果可想而知。。
这样搞，等于把食人鱼带进我们的河流养殖。。结果可想而知。。
三自就已经很好用了。
支部建在教会上
一是有教义，二是有组织，三是有教法。有这些才可能建个和教廷抗衡的队伍。
这种东西，搞不好，以后会成为一股政治势力。。应该限制其发展才对。。
中国要是整个教皇，欧洲非炸锅了不可
无论什么宗教到了中国都必须要本土化！
不就和英国国教一样么
宣布梵蒂冈教廷是非法组织
佛教到了中国，也发展出了禅宗
印度禅与中国禅
冉云华
中国禅和印度禅包含了这么几个问题：
第一，禅这字的概念本身。也就是，禅是指什么来说的呢?
第二，禅这种行为本是印度的宗教概念，它传到中国来有它一定的发展历史，因此涉及到宗教文化的演变问题。
第三，禅作为外国概念和行为，到中国以后中国化了，中国化过程是怎么一个过程?
这三个问题是有关联但又不同的。比如说吧，第一个问题，禅这个玩艺儿是古代的老东西，中国现在讲现代化，搬出这老东西做什么呢?告诉你，我们先不管禅实质是如何的，在欧美一些国家中许多经理人才每天都要打坐一阵，积累精力，然后便有能力处理经理事务。由此说来，古老的东西还没有过期，若加以好好引用，对现代的工作生活会有很好的影响。
第二个问题，大家都说禅，到底禅的发展过程如何?一般人不知道。因为这个过程太古老，而且其发展过程是经过一千多年的历史，最后由印度禅发展到中国禅。这一千多年的历史，中国人自己也搞不清楚。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禅形成以后，大家通常叫的禅都是从第十世纪以后的说法，禅，从公元二世纪到九世纪的这一段变化一般地都说不清楚，因为那种禅法几千年来已经不存在了。
第三个问题，佛教本来是印度的宗教，印度文化的一部分。这个印度的文化以佛教的方式传到中国社会里来，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个外国文化传到中国并能在中国扎根、成长、开花、结果，这是非常不简单的。在中国历史上，我们有三次外国思想的浪潮：第一次浪潮是佛学，亦即佛教。学者们相信，佛教的传来大约在公元第一世纪初期或前一世纪后期，这个还没有人搞确切。佛教传来，先在中国呆了三百年，根本不起作用。突然间到晋朝，西晋东晋之际即第四世纪的开始，中国发生很大的变乱，就是所谓五胡乱华，结果中国政权、文化重心南移。在那动乱的时代，佛教宗教突然间受人民的欢迎。那之后，又经过差不多三百年，佛教才真正引起中国变化。换句话说，以禅为例，从公元二世纪到公元十世纪的八百年时间，才完成并实现其中国化。外国思想在中国文化中的第二个浪潮是基督教文化。基督教在唐朝 就传入中国，经元递明直到现在一千多年。但信的人却很少，比佛教差得多得多。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历史上的中国人承认佛教是中国三大宗教之一，但三教之外还有基督教或回教，换句话说，那些宗教在深度和广度上对中国产生的影响比佛教差得多。第三次是现代西方思想的浪潮。从五四运动起，中国接受西方的文化影响到现在差不多已经半个多世纪了。到现在达到什么程度这不需要问，不需要答案。每个人回想一下如果接受西方文化成功了，现在就不必总讲现代化这事了。而如今弄了一百年，还在讲现代化，问题还是老问题。所以说我们接受西方文化到现在还是不成功的。大家反思一下或回顾一番，为什么佛教能在中国生 根开花结果，为什么随着三种浪潮而来的其他几种思想有的却不能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这是什么道理呢?
在这个背景下，我想谈谈禅从印度禅到中国禅的发展经过是一种很有意义的事情。
中国所讲的禅的“禅”字不是中国字。中国古代的“禅”字发音为“shａn”。“禅”之所以发“chａn”是从梵文来的。“禅”字在梵文经典中发音为Dhyāna [diana]意思是“静虑”，即安静地坐在那儿去思考。中国人无法解释“静虑”，于是干脆把它解释为“禅”字。dhyāna如何翻译为“禅”字?因为早期佛教有两种语言：一种语言是梵文，梵文“坐禅”这字为Dhyāna。还有一种语言是缅甸、泰国、印度的佛教语言。这字用英文拼为Jhana[chana]。中国“禅”字多半从Jhana翻译成中文。
坐禅这种行为不但不是中国的，也不是佛教的。远在佛教以前，在印度这样一个热带国家，人们常常喜欢坐下静心冥思许多问题，因此，远在佛教徒以前坐禅在印度已经很流行了。在外教中其名字不叫禅，而叫“瑜伽”，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年轻时是一位太子，享受各种荣华生活，但他总在问自己一个问题：人生在世，就这么一辈子，你享受越大，你就越怕，人能过多长?这是一问；再问，为什么好日子过不长?佛教常说：赤裸裸地来，赤裸裸地去，人生在世，从出生到死亡都是赤裸裸的，没有带任何东西。即使你有再多的钱财，再大的权势，一埋就算完了，都是如此。用印度佛教来说把你一烧就什么都没有了。在世界上生活得越好就越糟糕，因为你生活得越好，你就越留恋这个社会，这个世界，你的习俗就越难奉守。于是佛陀就问一问题：人生是快乐的还是苦的呢?他得出一结论：人生是苦的，即使是快乐也是苦的化身。就拿钱来说吧，大家都爱钱，但一爱钱就想钱，一想钱，都去赚钱，弄钱，放在家里怕被人偷，带在身上怕丢了，死了也带不走。这样麻烦就来了。所以，按照佛教说法，有钱并不一定是好事。后来，他觉得人们都过不了生、老、病、死关，他要寻求解脱办法，这太子虽已娶妻，并生有一“小太子”，却毅然把家丢了，只身一人跑到外面跟许多人学宗教。
有一派叫“坐静”。有一个教师专教坐静，佛陀便向他学习。老师教了他一个打坐的方法，坐要把两腿盘起来，还要盘得有姿式，身体要放松，手放在膝上，身子要坐直，不要用力，眼睛看着鼻子尖，鼻子对着口，口对着心，坐在这儿慢慢地静下来。这里面有很长的一套方法教你把外境干扰完全抛开，坐在那里思虑一些更重要的人生问题。佛陀的这一套就是从外教里学来的一套坐禅的方法。在一本描写佛陀生平的传记性质的书《佛所行赞》中有几段话：“太子问师说，师问阿罗兰，云何为‘方便’，究竟是何说，行何动凡行，弗应期即时，何故修此行?”大概意思是这样：你给我讲一讲学瑜伽术究竟要学什么?你打坐的地方能得到什么成果?有什么好处?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老师回答说：打坐，就是要你慢慢地冥想，参禅呀!参透了人生真理，你的烦恼就没有了。印度人相信生死轮回，这辈子死了，下辈子可以生活在天上做神。佛陀就说，做神没有关系，关键是神能否超生死这一道关。老师说，那不能。（如果死后做神）那么下一辈子就比这一辈子快乐一点儿，但脱生死还是不能的。佛陀就说，那我就不跟你学了，我学宗教的目的是要超越生死，可你却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你的这一套，只能增加我的快乐，而不能超越生死，我不干。于是他又跑到另一个老师那里，但没有一个老师能回答如何摆脱生死的问题。后来，他自己跑到一树下，在树下打坐，思考：人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痛苦的根源是从哪里来的?怎么样去超脱?如何得到解放?“解放”，古代印度叫“解脱”，Moksa即自由，即世界上一切条件都不能束缚你了，你成了一自由的灵魂。（“灵魂”是个错字，因为佛教是不叫灵魂的，而是指一种境界，一个人一旦达到一种境界，就什么都不在乎了。）于是他就慢慢地去学，并开始传教。最着名的要数“八正道”，其含意是说你达到修炼的那个程度要掌握四条真理，经八个步骤。世界上的一切现象都是痛苦的现象，快乐也只是痛苦的表现形式或是对痛苦的错误理解。你的快乐越重，将来痛苦的担子越重。总之，为什么解释世界是痛苦的?最大的一个理由就是由于有一个“自我”，这是我自己：我有什么享受，我有什么成就，有什么地位，……一切最后都说到“我”。说得通俗一点儿，就是拿“我”来做根据。什么是“我”呢，我个人又是个什么东西呢，按佛家分析有三种不同因素。第一种是我这个身子，这个人。而这个人是经常的变化呢，还是永久是这个样子?拿自己说吧，当自己二十岁的时候，曾是满头黑发，而现在成为一光头老者，换句话说，“我”还是个不长久的，“我”在时时刻刻地变化，“我”自己永远没有一个固定的形象。第二个因素是“我”心里觉得我就是我。佛问，感觉是哪儿来的?感觉要靠五官、要靠肉体来接受，五官对世界的观察造成你的心理，但是心理的最大麻烦就是感情。你情绪好时，世界美丽光明；反之，一切都不像话。可见你的心理亦不是稳定的，一会儿好，一会儿坏，时而高兴，时而悲哀。用现代的观念讲，自我可达到第三个因素，即从社会学关系上来讲“我”。有人问：你是谁?我是我老伴的丈夫，我儿子的爸爸，我大学的教授，我爸爸的儿子等等。我可以这么讲。
佛教认为这种解释还不能证明你是你，因为你的存在要靠别人的存在才能证实。我现在是大学教授，人家一旦不要你了，你就失业了，你的教授就当不成了。用佛教的观点来说人生一切享受都不是自己得来的，一切机会无论在物质上、心理上、社会上，都依赖别的条件。这些条件成熟时，你才说我在这会儿是我，但只就那么一会儿。糟糕的是，一旦我们有肉体，有五官，有心思的时候，我们就错误地认为我是永久的，于是我要这个，我要那个，得到的越多就越觉得不够，越不够就越烦恼，得到了，我高兴；得不到，我生气。糟糕了，人生的一切都成了问题了。
第一个因素就解释为：世界上没有一个永远不变的自我。痛苦的原因在于每个人都感觉到有个自己，到头来才发现并没有一个一成不变的、永远如一的“自己”。疑问的结果是自己不存在，现世的存在是一时一刻的，不是一个永远的存在。为什么呢?世界现象都是暂时的，没有永远的，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类此的生老病死，在佛法中叫“诸行无常”，一切都是不长久的，诸法就无我，诸行就无成。佛陀说：只有信佛法，人能入涅盘。“涅盘”原本不是中国字，是翻译来的。梵文Nirvāna，其词根nir有两意：第一，把火焰吹灭，火焰指人的欲望；第二，有认为nir是一字，vāna又是一个字，意思是把“贼”杀了。“贼”指人的欲望，自己的“心”就是“贼”。把“火”吹灭，心中无火而不躁，就清静了；把“贼”杀了，心中无贼就平安了，这就是宗教上的解脱，产生一切烦恼的问题都不存在了。这个不存在不是指事实的不存在，而是它们在你的心中构不成威胁。原来你曾痛苦万状，一达到这个境界，就知道世界就是这么一回事，心中排除纷扰就安定下来了。即使有一个很漂亮的现象在你眼前出现，你心不乱，只微微地一笑；遭到糟糕的事情，你也不畏惧，亦报以微笑，心想世界上的事情，归根结底，就是那么一回事。
那么，这么高的境界怎么样才能达到呢?佛陀指出了达此境界的八个步骤即八条道路。这八条道路通常归为三类，中国佛教归为三学：戒、定、慧。指人的行为必有道德上的约束，道德生活是佛教第一个基础。为什么道德生活是必须的呢?从佛家来讲，道德生活有两个方面：第一按佛家说法，一个人做了坏事情就要造孽，“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话亦是从佛经而来，就是说一个人做了一件事情就要面临一定后果。中国有句话叫“理得心安”，也叫“心安理得”，是说做事合道理，心里自然会安。“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不做亏心事就叫“理得”，“心安”就是半夜敲门心不惊，不怕。做事合理的话，心中就不内疚也不害怕。这是宗教说法。一般人说“心安理得”是知识论说法，是讲心中平静下来才能理解道理。虽然四个字一样，但次序变一下其含意就不同了。
戒，一般说，不杀生，不讲假话，不喝酒，在性生活上要有规律。小到五戒，大到三百多戒，这样做一方面保证未来无恶性的后果，一方面现在是帮助你心情平静地做一些宗教上的事情。
“定”，安定的“定”，很复杂，暂且不讲。
“慧”，诸法无我，诸行无常，涅盘清静即智慧。你能得到世界现象的本质，你就达到智慧了。按照佛学讲，智慧并不重要，“定”最重要。次序是：慧、戒、定。先要理解宗教，然后才能修行、打坐行经，达到境界。那是很微妙的，是佛教生活的最高境界。这是早期佛教的说法。后来佛教对知识分子影响大，知识分子讲智慧。按照中国的说法，宗教生活包含有四个不同的境界。
既然禅定这么重要，那么它是什么意思呢?按印度佛教说法，“定”里包括三个项目：第一是“念”。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其“念”相当于中国的“想”字，一个人开始打坐第一个条件是要思想，对一切加以分析，由自我开始。所以，“念”从概念上讲，它教你分析，有内观和外观。内观即观察身体内部，不管你是否漂亮，通过内观你可发现外界美好现象与丑现象本质上一致。一个女人向佛陀求婚遭拒绝，佛陀认为人体内部是一样的肮脏东西，即使有美好的外表也是如此。外观在某种程度上说，世界上所有东西都是皮口袋。“内观”与“外观”的目的在于：内观要破除执着。人之所以挖空心思计算别人，实是为自己，如果你发现自己实际上没有什么，自己不过是一时一刻地变化着的东西，也就没有什么可执着的了。外观亦告诉人们世界上的事物没有永久性。所以，坐禅的结果会使人对自己、对人、对事物的态度起一变化：对一切事物都不贪恋。人皆有贪心，只是程度上不同。去掉了贪的念头，也就没有了愤怒，愤怒是因想得到某种东西却得不到而来的。中国有句话叫“因爱成仇”，一个男孩子追一个女孩子，如得不到，容易引起仇恨。越想越生气，甚至想杀人。愤怒要去掉。你要不爱，不怒，这样心地平和后，烦恼就会驱除。世上烦恼大半是贪爱、愤怒引起。所以，坐禅的第一件事是你要静静地想，细细地分析这个世界。分析清楚以后，贪念就会慢慢地驱除，自动地消掉。早期佛教说法叫作“正念”。
第二个是“正禅”。讲一套打坐的方法。通过两套方法达到目的：一、自然性。坐禅的人要选择一安静地方，选择一坐禅对象，就像我坐在这儿麦克风就是对象，我对着它慢慢地念。再一是呼吸的控制，再一是调心，就是心慢慢地安静下来。然后坐下来，对概念做分析、检查，检查的方法就是观察你自己：我现在知道我吸气了，慢慢由呼吸动作从外观进入到内观，对自己加以透彻分析，最后是物、我两忘。客观世界没有了，主观世界亦没有了，你忘记了主、客，抛开了主、客观所带来的麻烦，逐渐接近解脱，达到很高的境界，这就叫“正禅”。
最后一个叫“正定”。梵文叫Samādhi，中文叫“三昧”，完全是一种打坐境界，达到了物我两忘。从此看来，禅是一种宗教修行的方法。禅本身有一种目的性，要达到一种说不出的境界，归根结底达到宗教上的解脱。坐禅是相当困难的，是有计划、有步骤的，一步也不能乱。坐禅，按照印度来说，是要先坐在那，里，思考你自己，要经过四个不同的阶段，这四个阶段逐一经过，不能跳越。按此说法，印度禅是“渐修”：逐渐的，缓慢的。这只是一种宗教方法，以达一种目的。目的是宗教实践，方法是戒、定、慧。印度早期佛教如此。
印度的佛教有两大不同派系：大乘及小乘。
大乘与小乘不同的是，大乘既讲慈悲也讲智慧，慈悲是给人以同情，不仅自己解脱而且帮助别人解脱，有点儿社会主义的味道。小乘佛教中叫做“自了汉”，即自己了却自己事而不管别人的事儿。“自作自受”，自己寻求自我解脱方法，而别人帮不了你的忙。这点是小乘与大乘很大的分别。小乘佛教很接近原始佛教，原始佛教开始于前六世纪，大乘佛教则开始于中国的汉代。
大乘佛教与小乘佛教不同的地方很多，在坐禅这一点上，差别不大。小乘佛教那一套，大乘佛教全能接受，但加了一条，这一条非常重要，他们认为打坐是需要的，但打坐是要达到智慧的一个方法，只打坐而得不到智慧，就白坐了，这要不得。不要为打坐而坐，打坐都有一目的，达不到目的就不必去打坐。其重要性涉及到两件事：其一，打坐达不到目的可以取消。这在小乘佛教中是不允许的；其二，打坐是为得到智慧。关于智慧，大乘有一绝对概念：一切皆空，即一切都不能自我存在，而是依物存在的。都是空的。
从这简单根源说，印度的禅可以总结为几个结论：
第一，禅法在印度有很长历史。远在佛教建立以前，禅法已在印度流行，佛法中的禅法是从外道而来，不是佛教的创见。
第二，佛家的禅法与外道的禅法目的的不同：外道禅法目的是要转生在天上，佛教禅目的在于证明所有的现象都不是永久的。换句话说，外道的禅是肯定性的，佛家的禅是否定性的，它把世界、生活，一切都否定了。
第三，印度的禅法是很有系统的、规矩很严的方法，绝对不能乱了方寸。禅法中特别强调要找一老师，否则用中国话说就是“走火入魔”。心里乱了，神经就会分裂，甚至会导致精神病。所以坐禅这东西不是随便玩的。
这差不多就是印度佛学的经过，这是此讲的第一部分。
现在来谈禅法传到中国以后的变化。
禅法传到中国以后，分了两个不同时期：第一可叫做过渡时期，即中国人开始理解印度的禅法；第二个时期叫做中国禅。
先讲第一个过渡时期。通常从公元二世纪或三世纪（不太明确）一直传到公元七世纪。为什么把此时期叫做过渡时期?主要是由于中国人对禅还没有创见，只是学，边学边探索，还没有达到成熟，还不能使它中国化。
经过过渡时期到第七、八世纪，中国禅法成熟。
禅法传来大概在公元二世纪。当时有一西夷禅人叫安世高到中国来传经。他把佛教中有关坐禅的方法第一次传授给中国人。现在看来，他介绍的禅法，可能是早期小乘教的禅法，与大乘教不同。当时禅法有许多内容，其中之一是“数息关”。“息”古代当呼吸讲。“数息”即数呼吸次数。第一，做禅要摆好姿势，数息数目，慢慢地自然地呼吸起来，驱除杂乱，帮助你与外界隔离。讲一小故事说明一问题：一对年轻夫妇婚后生活不和谐，年轻妇女找到老和尚讨教，老和尚给她息怒丸，告诉她，吃不到一百粒就会变好。果真吃了没有一百粒两人不吵架了。年轻妇女问其中原因，老和尚答道：当你们吃药时，药在嘴里就不能吵架了。其实这药不过是檀香末加蜂蜜的混合物。所以说，佛教中有些方法比较迷信，但细想起来，其中也包含着不少道理。
第二个是“相随”。呼吸时讲数目字，数到一定程度，心随数目，不会乱想，于是就安定了。
第三个是“止”。心里不想外界烦扰，肉体虽在，但心不为外界所动，犹如静止一般。
第四是“观”。心静后对世界、对自我进行分析，慢慢明白世界是怎么一回事。因此烦恼自然消除。
以上是公元二世纪安世高介绍给中国人的最早的禅法。就是那四个字：数息、相随、止、观。
到三世纪，中亚细亚又来了一和尚叫“法护”，他把大乘佛法传到中国，中国开始由小乘佛法而进入大乘佛法。这佛法开始并不流行。禅法不是哲学，也非书面知识，禅法是要实干的，实行的。因此，对禅或打坐缺乏文字说明，中国人还不大清楚。当时到底有几个人把它们真正搞懂，还是个大问号。我也是个过来人，那时对外国知识兴趣浓厚，翻看外国的书，字都认得，可就是不明白所说是什么意思。佛经也经过了那么一阶段，一直忙于译经。一直到五世纪。南北朝时期，佛教地位骤然在中国变得十分重要，有这么几个因素：第一，佛教所说人生是痛苦的，世界是无常的，这在平时听来总觉玄乎，但一到天下大乱的时候，这些就都成真的了。早晨起来可能是家财万贯，一场大战一切全毁。人生无常在乱世是最能说服人的。所以，佛教对世界看法在魏晋南北朝时很流行，因为大家就是需要它来说明世界现象，来找寻解脱的办法。
第二个因素：当时是无政府状态。“五胡乱华”，少数民族不满儒教而信佛教（因为佛教亦是外来宗教，佛教得到保护），所以，佛教徒在物质生活、生命财产上也得到一些好处。
但是，在这个时候，在公元五世纪到第七世纪，中国人经长期翻译佛经后，并在外国人指导下，开始有人慢慢坐禅。这当中起了很大变化。有这几个方面：
第一，佛经数目，特别是有关坐禅的经典佛经比以前大为增加。过去是一、二本，而现在增至十几本。这有什么关系呢?关系很大。按照佛学来说，每人基础不一，因此对佛教接受快慢不等。背景不一样，需要不同。一本书没有选择，而十本书却可以各取所需。所以说，中国人对坐禅有所选择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第二个变化是：早期坐禅五师傅，据我考察，只有汉代一家传了三代：老祖师爷、祖师爷、徒弟。但究竟是书传了三代还是坐禅的方法传了三代现在已无法搞清。到五世纪以后情况有了变化：中国禅开始重视师徒的传承，并逐渐形成谱系。为什么说师资重要呢?因为禅是一种实践方法，每人根基不同，心理不同，因此需要一个老师，来鉴定你所达的程度，帮你选择适于你的方法。开始坐禅，老师指导你如何呼吸等等。我自己也试过一次。在美国旧金山开一学术会议，我选择了去禅院体验生活。以前几十年研究佛学却从未去禅院生活过。禅院规矩很严，早四点起床，很快地洗漱，不能出声，然后走入禅堂，抬起臂来，转几圈，开始坐禅。日本林地禅，禅法森严，身体若歪，就要挨打。大和尚肩上扛一棍子，专门监视坐禅的人。通过这次，我才知道坐禅还有这么一整套方法：先来坐在那儿，鞋子一脱，腿盘起来，手压在地上，坐舒服，然后向在你前方坐禅的人合十致敬，再向这面合十，四方拜道，拜好后才坐下打座。一点儿声音也没有，只有一老和尚拿着棍子监督着。结果我感觉很沮丧：三天坐禅很不成功，唯一收获就是挨了几顿打，好在头上还没起包。
讲这些的道理在于说明坐禅中师傅很重要，你这人有何偏向?哪一种方法最易引你入境?都需因势利导。比如一个人喜好红色，坐禅时在面前放一块红色，使他高兴，以便很快入境。若喜欢黑色不妨用黑色。喜欢到野外或喜欢在堂中都可以。师傅挑选最有效的方法帮你在初学阶段进入境界，所以，坐禅必须拜师。
第三点：中国人开始记笔记，笔记在于是经过了你的一番消化。小和尚看洋经看不懂，而看老和尚的笔记却易懂，都是经过消化的，是把其原理用中国方式写出来，赋予中国人的经验、中国人的环境。佛经就是经过了那么一个阶段，它是消化了的、中国化了的东西。这一点很重要。通过这阶段以后，可以不要佛经，可以直接用笔记做集子，这在中国那时也是一个经验。
第四点：坐禅分派。第六世纪和第七世纪，中国禅宗大概分四派：第一派为首的是僧仇，他是河南安阳一带人，小乘禅法。这在隋朝为官方佛法，隋文帝在西安修“禅经寺”，召集一百多个和尚来宣传此禅法。但历史很滑稽，皇帝花那么大气力修建庙宇并大肆吹嘘，结果这一派却未传下来。大概官方人一推荐，很多人都不愿沾手；第二派禅法是后来的天台宗。它有一部关于坐禅的书《大乘止观法门》。另一派是河南嵩山少林派——菩提达摩。第四个是苦行僧。在北方（今天的石家庄一带）流行。这四派禅法争鸣于七世纪，各有千秋。对后来最有影响的是菩提达摩这派禅法。这派禅法按可靠的资料说与后来大家所掌握的那一套完全不一样。禅宗由菩提达摩起，一直到五祖弘忍是一段。由五祖弘忍到神会是另一段，后从马祖到五家七宗又是另一段。这三段几乎没有联系。日本学者用可靠的资料证明三段的联系淡漠。不管如何，达摩这一宗在后来很重要。从某方面讲，达摩是传统性的，它所传禅法简单说来是“理行二入”；要进入佛法大门，一靠理解佛学，二靠行为。理即道理，“理入”即从理论上入手。一般人只注意到后期禅所说四句话：“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很少人重视菩提达摩所说：“坐禅总需见本性。”它强调坐禅终究要见性，即发现自己的佛性及本性。这一点很重要。后来禅宗“见性成佛”就是由此出。胡适曾说“见性成佛”是慧能发现，我看这话有问题，因为达摩书中已讲到坐禅总需见性。
达摩以后（达摩是一祖），二祖是慧可，三祖是僧璨，历史土对这三者的记载模糊，而且多矛盾。
由四祖道信和五祖弘忍在湖北黄梅县双峰山开禅院，收五百至一千信徒，这在历史上是一大事。坐禅由个人的行动变成了集体行动，逐渐形成团体。于是，在禅法的理解上，传授方法上，都有了很大变化。由于组织者都不懂梵文，完全按中国传统思想来解释佛学，结果佛学十分流行。到隋朝，先前的禅法已行不通，唐朝皇帝把湖北这一派禅法弄到长安来。这派就在长安立足。唐有两京，长安与洛阳，结果禅法由长安传到洛阳并由洛阳传到嵩山，这就形成了后来的宗派——禅宗。
但早期禅宗大师们多行动而不讲理论，一直到八世纪。开元天宝时，禅宗形成南北之争，当时北宗掌权，南宗便说北宗是假的。可见和尚并非一切皆空，他们也闹宗派主义而且相当厉害呢!北宗禅法被南宗指责为非真传。那么北宗禅法到底是什么呢?大致来说它是传统式的印度禅法。印度禅主张静心与渐悟，而禅宗则讲顿悟、走捷径，这就有些中国禅的味道了。前面讲过，在印度只有大乘佛教说打坐，若达不到目的就是没用，但从来没说过不用打坐。神会是第一个开始用极端语言反对坐禅的人。《六祖坛经》中讲：“我此法门，以定慧为本”，“定慧不分”，“定慧一体”。在印度佛中，定是讲一种方法，而慧则是目的。所以，定慧有方法与目的上的区别。而禅宗则认为定、慧是一个东西没有分别，定是慧之体，慧是定之用，用中国的体、用来解释。又说自己这派禅法，既不教人坐，也不教人应，行走坐卧，什么样情况下都可以入禅。不主张坐“死禅”。胡适称这是一场革命，是中国把印度程序森严的禅法一棍子打倒，彻底推翻而直接行动。所以在八世纪，印度的禅法起码在中国禅宗这一派被正式打倒了。
打倒破坏是一件易事，但破坏以后怎么办?中国近代历史上每次改革都是旧的被破除掉了，而新的却建立不起来。佛教徒们用一套完全中国式的方法来取代被打倒的印度佛法。这方法经过二百多年，到八、九世纪，慢慢成熟。纯粹的中国禅形成了，有许多地方与印度禅相反。第一，不打坐，前面所讲“数息”、“相随”等都不要，另来一套。首先是直接的教育。禅既然是一种行动，就不必下大功夫读经，越读离佛越远。禅宗关于学道有两句话，一是“骑驴行驴”，光知道书本上东西还未找到宗教真谛；一是“骑驴游行”，到了目的地不下来。这种人是书呆子，光讲理论不去实践。这种人是“骑驴到站，不下驴背”。禅宗讲求直接行动。如小和尚问老和尚：你天天给我们讲佛法，佛到底是什么人啊?老和尚说自己年高耳聋，叫小和尚走近，突然抓住小和尚鼻子使劲地扭。小和尚很诚实，虽然痛还是说不懂。老和尚大骂小和尚，叫他马上滚出去。小和尚最终莫明其妙。另外一和尚说道：在宗教问题上，你不必问佛是谁，你首先要知道你是谁。你有你的问题。现在的人都问佛是谁，而不问自己是谁。这是一种直接的方法。我用过多次，每次碰到调皮捣蛋的学生先给他讲这故事，然后让他坐近，他便跑了。
禅宗第二办法是“不说破”。真理简单，但体验困难。所以有人问问题，最好不要讲清楚，否则他就不去想了。当有人问问题时，禅宗和尚喜欢打哑谜，你问东，他答西。他要你自己动脑筋，动了脑筋后才能懂，懂后才能解决问题。禅宗有一小故事是关于“不说破”的间接教学法的。唐代有一人偷富济贫，从未被抓住过。儿子要他教如何偷东西不被人抓住。他便带儿子去一大户人家，在其门旁教儿子挖洞，挖好后让儿子爬进去。当儿子钻进去后，他用大石头堵住洞口，大喊捉贼。儿子吓慌了，心想老头子大概疯了，慌忙用破椅子把窗砸开，跳窗而逃，别人在后追赶，跑到一水井前，用石头往井里一投，发出响声，制造假象，终于脱逃。父亲回到家对儿子说：你已经毕业了。做贼有一原则：不能被人捉住。这是不可教的，这就要你见机而为，只要不被捉住，用什么方法都可以。我们看一看：父亲教儿子了吗?当然是教了，他教儿子如何打洞。但最重要的，关于如何不被捉住却一句也没教，这就是不直接讲授，而把你放在一个环境里，强迫你自己找出一条路，这就是不说破的办法。
再一种是“将一军”的方法，主要指反问的方法。小和尚问老和尚：到底有没有真理?老和尚狠狠地打他耳光，问他通（痛）不通。小和尚答道：通，也不通。通：是因为我是一个人，有神经。打一耳光怎能不通；说不通，是因为你是我老师，你的德行令人尊敬，你打我，我没有报复的想法，在这点上我不通。老和尚说：你什么都懂了，干吗还来问我?!这就是宗教的另一种方法。宗教解脱并非抛开客观事物，而是客观在主观中不引起一般效果。老和尚之所以反问小和尚，是要将他一军，让他自己去发现真理。
佛教中还有用旅行的办法。也许在旅途中以前所不懂的东西会豁然开朗。有这么一个故事：一年轻人背了一包袱钱跟一和尚学法。和尚要求他一切听从指挥。一天过渡口，和尚对青年说，道在桅杆梢头，你爬上去就能得道。小青年把钱袋放下，刚刚爬到竿顶，船就到岸了。老和尚说：你总算把包袱放下了!于是他把包袱背走了。包袱放下了，意味着小青年得道了。
中国禅还有许多东西。可以归结为这几个特点。到最后一点，我还要附带说几句话。
印度禅法系统很复杂，有组织性。中国人也有给佛经写过书抄，作过笔记的，但看的人很少。禅宗和尚很少念经。“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坐”，这种说法出于老和尚语录中。
语录亦是中国文化特点之一。西洋哲学中，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大哲学家着作都是大卷本的、逻辑性很强的着作。而中国不同，中国古代《论语》（用现在话说就是《孔夫子语录》）是语录体的。中古时，印度人写《大智度论》一百卷，《般若经》六百卷，禅宗“马祖”是语录，临济禅是语录，雪峰禅是语录……语录体作用很大。可见，中国传统最有效的表达方式是语录，禅宗语录很复杂，很有趣味，但没有系统。这是中国禅的一个特点。
讲到这儿，我想我们可以做个结论：禅到中国经过了不同阶段，在古代是翻译印度的禅经，到了五世纪，禅经翻译数目增加，师傅的作用日渐重要，在传播中逐步建立谱系，而且禅宗不但有外国人的译经，而且有中国人对外经所做的笔记，这些笔记是中国禅之先驱。自从有用中文写出的关于作禅的方法及意义，中国人就很少念外国经，到了八世纪，禅宗中国化，把印度的那套有系统的、逐步的、渐进的方法完全抛弃，用中国最需要的、最简单的、最直接的、不正规的方法来解释作禅的方法和作为寻求真理的钥匙。
在某一点上说，禅宗只能在中国发展而不能在其他任何国家发展。为什么呢?大家知道印度和尚是很有架子的，坐禅时摆出一副威仪，一步都不能乱，而中国禅呢?骂人，捏鼻子，说脏话，这在印度是要犯戒律的。中国禅受庄子影响很大，它采用庄子那种优美、滑稽、毫不拘束的形式，在表达形式上是语录体代替了佛经，语录使一些奇怪的话变成了非常重要的思想和行动。禅完全中国化。自从十世纪禅彻底中国化以后，印度禅一扫而光。我们一千年来所一直传播的就是中国禅法。
最后说一下，佛法尤其是中国的禅宗为什么能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变成巨流?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佛法，百分之九十是禅宗，包括台湾、马来西亚、香港、新加坡，大部分禅宗和尚都是他们传授的。
为什么它能形成如此巨大的力量把别的宗派挤跑?禅在中国化中有几件事情要特别注意。
第一，禅宗发展是自然的。禅中国化过程经过一千年时间，有一段吸收消化过程，不像别的宗教带有强制性，在很短的时间内不能被消化，生吞活剥不能为中国人普遍接受。
第二，禅宗和尚作了一件很大的好事：不主张念经，而主张实干。既然念经不能解决问题，那么它就是没用的。近一百年来，大家介绍西洋思想有一缺点：念经人多，做事人少。念经人不干事，作事人不念经，也没有一人把消化了的东西介绍给不念经的人。比如买进一台机械，光念经是开不动的。一切哲学思想就在于刺激你，鼓起你的干劲。过去如此，现在亦如此。我们有一个毛病就是念经人太多，做事人太少。而禅宗是念经人不多，做事人很多，于是就成功了。
再说一点，禅宗中国化有一特点：各取所需，淘汰其余。印度传来的佛经不下千卷，万卷，有几千种，不但普通人念不懂，连老和尚有许多也不能读懂。我一生碰到过和尚有六十万人，只有三、四个自称饱读佛经，一般和尚只念一本、二本，而禅院的和尚一本都不念!只要有一句话能解决问题，他们就以之实践下去。因此，接受外国思想不能盲目接受，而应该明白你自己最需要什么，找到你最有用的、最受启发性的东西，把它拿来进行实践，并不断深刻化，系统化，解决你的问题。这也是中国佛学的一个特点，即选择性。这并非说佛教中国化过程完全是选择性的，亦有综合性在内。一般来说，中国佛教哲学是通过综合性来达到建立系统，实践中的佛学是通过选择性的，禅宗是实践性的，因此是选择性的。
再说一点，禅宗在中国的成功，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没有起破坏或钳制作用。中国讲的佛法，在道家庄子那里有，在儒家那里也有一点儿。因此，禅宗对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亦吸收其精华，也是选择性的，能采用的就采用，不用的，摆在那儿，也不把它烧掉。
最后，禅宗在中国化过程中非常注重实践。一个人，要相信真理，真理唯一标准：看它是否能在实际生活中解决问题。禅宗正是抓住了这一点。他不重印度所讲的繁琐的一套，而看在实际中能否解决问题，只要能解决问题，什么办法都可以。
从印度禅到中国禅转变的过程，佛法中国化过程中，我想我们能吸收许多很有益的经验，这对中国搞现代化，如何吸收外来文化，而又保持住自己的文化能提供一榜样。
出处参考：http://www.foyuan.net/article-118092-1.html
印度禅与中国禅
冉云华
中国禅和印度禅包含了这么几个问题：
第一，禅这字的概念本身。也就是，禅是指什么来说的呢?
第二，禅这种行为本是印度的宗教概念，它传到中国来有它一定的发展历史，因此涉及到宗教文化的演变问题。
第三，禅作为外国概念和行为，到中国以后中国化了，中国化过程是怎么一个过程?
这三个问题是有关联但又不同的。比如说吧，第一个问题，禅这个玩艺儿是古代的老东西，中国现在讲现代化，搬出这老东西做什么呢?告诉你，我们先不管禅实质是如何的，在欧美一些国家中许多经理人才每天都要打坐一阵，积累精力，然后便有能力处理经理事务。由此说来，古老的东西还没有过期，若加以好好引用，对现代的工作生活会有很好的影响。
第二个问题，大家都说禅，到底禅的发展过程如何?一般人不知道。因为这个过程太古老，而且其发展过程是经过一千多年的历史，最后由印度禅发展到中国禅。这一千多年的历史，中国人自己也搞不清楚。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禅形成以后，大家通常叫的禅都是从第十世纪以后的说法，禅，从公元二世纪到九世纪的这一段变化一般地都说不清楚，因为那种禅法几千年来已经不存在了。
第三个问题，佛教本来是印度的宗教，印度文化的一部分。这个印度的文化以佛教的方式传到中国社会里来，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个外国文化传到中国并能在中国扎根、成长、开花、结果，这是非常不简单的。在中国历史上，我们有三次外国思想的浪潮：第一次浪潮是佛学，亦即佛教。学者们相信，佛教的传来大约在公元第一世纪初期或前一世纪后期，这个还没有人搞确切。佛教传来，先在中国呆了三百年，根本不起作用。突然间到晋朝，西晋东晋之际即第四世纪的开始，中国发生很大的变乱，就是所谓五胡乱华，结果中国政权、文化重心南移。在那动乱的时代，佛教宗教突然间受人民的欢迎。那之后，又经过差不多三百年，佛教才真正引起中国变化。换句话说，以禅为例，从公元二世纪到公元十世纪的八百年时间，才完成并实现其中国化。外国思想在中国文化中的第二个浪潮是基督教文化。基督教在唐朝 就传入中国，经元递明直到现在一千多年。但信的人却很少，比佛教差得多得多。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历史上的中国人承认佛教是中国三大宗教之一，但三教之外还有基督教或回教，换句话说，那些宗教在深度和广度上对中国产生的影响比佛教差得多。第三次是现代西方思想的浪潮。从五四运动起，中国接受西方的文化影响到现在差不多已经半个多世纪了。到现在达到什么程度这不需要问，不需要答案。每个人回想一下如果接受西方文化成功了，现在就不必总讲现代化这事了。而如今弄了一百年，还在讲现代化，问题还是老问题。所以说我们接受西方文化到现在还是不成功的。大家反思一下或回顾一番，为什么佛教能在中国生 根开花结果，为什么随着三种浪潮而来的其他几种思想有的却不能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这是什么道理呢?
在这个背景下，我想谈谈禅从印度禅到中国禅的发展经过是一种很有意义的事情。
中国所讲的禅的“禅”字不是中国字。中国古代的“禅”字发音为“shａn”。“禅”之所以发“chａn”是从梵文来的。“禅”字在梵文经典中发音为Dhyāna [diana]意思是“静虑”，即安静地坐在那儿去思考。中国人无法解释“静虑”，于是干脆把它解释为“禅”字。dhyāna如何翻译为“禅”字?因为早期佛教有两种语言：一种语言是梵文，梵文“坐禅”这字为Dhyāna。还有一种语言是缅甸、泰国、印度的佛教语言。这字用英文拼为Jhana[chana]。中国“禅”字多半从Jhana翻译成中文。
坐禅这种行为不但不是中国的，也不是佛教的。远在佛教以前，在印度这样一个热带国家，人们常常喜欢坐下静心冥思许多问题，因此，远在佛教徒以前坐禅在印度已经很流行了。在外教中其名字不叫禅，而叫“瑜伽”，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年轻时是一位太子，享受各种荣华生活，但他总在问自己一个问题：人生在世，就这么一辈子，你享受越大，你就越怕，人能过多长?这是一问；再问，为什么好日子过不长?佛教常说：赤裸裸地来，赤裸裸地去，人生在世，从出生到死亡都是赤裸裸的，没有带任何东西。即使你有再多的钱财，再大的权势，一埋就算完了，都是如此。用印度佛教来说把你一烧就什么都没有了。在世界上生活得越好就越糟糕，因为你生活得越好，你就越留恋这个社会，这个世界，你的习俗就越难奉守。于是佛陀就问一问题：人生是快乐的还是苦的呢?他得出一结论：人生是苦的，即使是快乐也是苦的化身。就拿钱来说吧，大家都爱钱，但一爱钱就想钱，一想钱，都去赚钱，弄钱，放在家里怕被人偷，带在身上怕丢了，死了也带不走。这样麻烦就来了。所以，按照佛教说法，有钱并不一定是好事。后来，他觉得人们都过不了生、老、病、死关，他要寻求解脱办法，这太子虽已娶妻，并生有一“小太子”，却毅然把家丢了，只身一人跑到外面跟许多人学宗教。
有一派叫“坐静”。有一个教师专教坐静，佛陀便向他学习。老师教了他一个打坐的方法，坐要把两腿盘起来，还要盘得有姿式，身体要放松，手放在膝上，身子要坐直，不要用力，眼睛看着鼻子尖，鼻子对着口，口对着心，坐在这儿慢慢地静下来。这里面有很长的一套方法教你把外境干扰完全抛开，坐在那里思虑一些更重要的人生问题。佛陀的这一套就是从外教里学来的一套坐禅的方法。在一本描写佛陀生平的传记性质的书《佛所行赞》中有几段话：“太子问师说，师问阿罗兰，云何为‘方便’，究竟是何说，行何动凡行，弗应期即时，何故修此行?”大概意思是这样：你给我讲一讲学瑜伽术究竟要学什么?你打坐的地方能得到什么成果?有什么好处?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老师回答说：打坐，就是要你慢慢地冥想，参禅呀!参透了人生真理，你的烦恼就没有了。印度人相信生死轮回，这辈子死了，下辈子可以生活在天上做神。佛陀就说，做神没有关系，关键是神能否超生死这一道关。老师说，那不能。（如果死后做神）那么下一辈子就比这一辈子快乐一点儿，但脱生死还是不能的。佛陀就说，那我就不跟你学了，我学宗教的目的是要超越生死，可你却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你的这一套，只能增加我的快乐，而不能超越生死，我不干。于是他又跑到另一个老师那里，但没有一个老师能回答如何摆脱生死的问题。后来，他自己跑到一树下，在树下打坐，思考：人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痛苦的根源是从哪里来的?怎么样去超脱?如何得到解放?“解放”，古代印度叫“解脱”，Moksa即自由，即世界上一切条件都不能束缚你了，你成了一自由的灵魂。（“灵魂”是个错字，因为佛教是不叫灵魂的，而是指一种境界，一个人一旦达到一种境界，就什么都不在乎了。）于是他就慢慢地去学，并开始传教。最着名的要数“八正道”，其含意是说你达到修炼的那个程度要掌握四条真理，经八个步骤。世界上的一切现象都是痛苦的现象，快乐也只是痛苦的表现形式或是对痛苦的错误理解。你的快乐越重，将来痛苦的担子越重。总之，为什么解释世界是痛苦的?最大的一个理由就是由于有一个“自我”，这是我自己：我有什么享受，我有什么成就，有什么地位，……一切最后都说到“我”。说得通俗一点儿，就是拿“我”来做根据。什么是“我”呢，我个人又是个什么东西呢，按佛家分析有三种不同因素。第一种是我这个身子，这个人。而这个人是经常的变化呢，还是永久是这个样子?拿自己说吧，当自己二十岁的时候，曾是满头黑发，而现在成为一光头老者，换句话说，“我”还是个不长久的，“我”在时时刻刻地变化，“我”自己永远没有一个固定的形象。第二个因素是“我”心里觉得我就是我。佛问，感觉是哪儿来的?感觉要靠五官、要靠肉体来接受，五官对世界的观察造成你的心理，但是心理的最大麻烦就是感情。你情绪好时，世界美丽光明；反之，一切都不像话。可见你的心理亦不是稳定的，一会儿好，一会儿坏，时而高兴，时而悲哀。用现代的观念讲，自我可达到第三个因素，即从社会学关系上来讲“我”。有人问：你是谁?我是我老伴的丈夫，我儿子的爸爸，我大学的教授，我爸爸的儿子等等。我可以这么讲。
佛教认为这种解释还不能证明你是你，因为你的存在要靠别人的存在才能证实。我现在是大学教授，人家一旦不要你了，你就失业了，你的教授就当不成了。用佛教的观点来说人生一切享受都不是自己得来的，一切机会无论在物质上、心理上、社会上，都依赖别的条件。这些条件成熟时，你才说我在这会儿是我，但只就那么一会儿。糟糕的是，一旦我们有肉体，有五官，有心思的时候，我们就错误地认为我是永久的，于是我要这个，我要那个，得到的越多就越觉得不够，越不够就越烦恼，得到了，我高兴；得不到，我生气。糟糕了，人生的一切都成了问题了。
第一个因素就解释为：世界上没有一个永远不变的自我。痛苦的原因在于每个人都感觉到有个自己，到头来才发现并没有一个一成不变的、永远如一的“自己”。疑问的结果是自己不存在，现世的存在是一时一刻的，不是一个永远的存在。为什么呢?世界现象都是暂时的，没有永远的，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类此的生老病死，在佛法中叫“诸行无常”，一切都是不长久的，诸法就无我，诸行就无成。佛陀说：只有信佛法，人能入涅盘。“涅盘”原本不是中国字，是翻译来的。梵文Nirvāna，其词根nir有两意：第一，把火焰吹灭，火焰指人的欲望；第二，有认为nir是一字，vāna又是一个字，意思是把“贼”杀了。“贼”指人的欲望，自己的“心”就是“贼”。把“火”吹灭，心中无火而不躁，就清静了；把“贼”杀了，心中无贼就平安了，这就是宗教上的解脱，产生一切烦恼的问题都不存在了。这个不存在不是指事实的不存在，而是它们在你的心中构不成威胁。原来你曾痛苦万状，一达到这个境界，就知道世界就是这么一回事，心中排除纷扰就安定下来了。即使有一个很漂亮的现象在你眼前出现，你心不乱，只微微地一笑；遭到糟糕的事情，你也不畏惧，亦报以微笑，心想世界上的事情，归根结底，就是那么一回事。
那么，这么高的境界怎么样才能达到呢?佛陀指出了达此境界的八个步骤即八条道路。这八条道路通常归为三类，中国佛教归为三学：戒、定、慧。指人的行为必有道德上的约束，道德生活是佛教第一个基础。为什么道德生活是必须的呢?从佛家来讲，道德生活有两个方面：第一按佛家说法，一个人做了坏事情就要造孽，“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话亦是从佛经而来，就是说一个人做了一件事情就要面临一定后果。中国有句话叫“理得心安”，也叫“心安理得”，是说做事合道理，心里自然会安。“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不做亏心事就叫“理得”，“心安”就是半夜敲门心不惊，不怕。做事合理的话，心中就不内疚也不害怕。这是宗教说法。一般人说“心安理得”是知识论说法，是讲心中平静下来才能理解道理。虽然四个字一样，但次序变一下其含意就不同了。
戒，一般说，不杀生，不讲假话，不喝酒，在性生活上要有规律。小到五戒，大到三百多戒，这样做一方面保证未来无恶性的后果，一方面现在是帮助你心情平静地做一些宗教上的事情。
“定”，安定的“定”，很复杂，暂且不讲。
“慧”，诸法无我，诸行无常，涅盘清静即智慧。你能得到世界现象的本质，你就达到智慧了。按照佛学讲，智慧并不重要，“定”最重要。次序是：慧、戒、定。先要理解宗教，然后才能修行、打坐行经，达到境界。那是很微妙的，是佛教生活的最高境界。这是早期佛教的说法。后来佛教对知识分子影响大，知识分子讲智慧。按照中国的说法，宗教生活包含有四个不同的境界。
既然禅定这么重要，那么它是什么意思呢?按印度佛教说法，“定”里包括三个项目：第一是“念”。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其“念”相当于中国的“想”字，一个人开始打坐第一个条件是要思想，对一切加以分析，由自我开始。所以，“念”从概念上讲，它教你分析，有内观和外观。内观即观察身体内部，不管你是否漂亮，通过内观你可发现外界美好现象与丑现象本质上一致。一个女人向佛陀求婚遭拒绝，佛陀认为人体内部是一样的肮脏东西，即使有美好的外表也是如此。外观在某种程度上说，世界上所有东西都是皮口袋。“内观”与“外观”的目的在于：内观要破除执着。人之所以挖空心思计算别人，实是为自己，如果你发现自己实际上没有什么，自己不过是一时一刻地变化着的东西，也就没有什么可执着的了。外观亦告诉人们世界上的事物没有永久性。所以，坐禅的结果会使人对自己、对人、对事物的态度起一变化：对一切事物都不贪恋。人皆有贪心，只是程度上不同。去掉了贪的念头，也就没有了愤怒，愤怒是因想得到某种东西却得不到而来的。中国有句话叫“因爱成仇”，一个男孩子追一个女孩子，如得不到，容易引起仇恨。越想越生气，甚至想杀人。愤怒要去掉。你要不爱，不怒，这样心地平和后，烦恼就会驱除。世上烦恼大半是贪爱、愤怒引起。所以，坐禅的第一件事是你要静静地想，细细地分析这个世界。分析清楚以后，贪念就会慢慢地驱除，自动地消掉。早期佛教说法叫作“正念”。
第二个是“正禅”。讲一套打坐的方法。通过两套方法达到目的：一、自然性。坐禅的人要选择一安静地方，选择一坐禅对象，就像我坐在这儿麦克风就是对象，我对着它慢慢地念。再一是呼吸的控制，再一是调心，就是心慢慢地安静下来。然后坐下来，对概念做分析、检查，检查的方法就是观察你自己：我现在知道我吸气了，慢慢由呼吸动作从外观进入到内观，对自己加以透彻分析，最后是物、我两忘。客观世界没有了，主观世界亦没有了，你忘记了主、客，抛开了主、客观所带来的麻烦，逐渐接近解脱，达到很高的境界，这就叫“正禅”。
最后一个叫“正定”。梵文叫Samādhi，中文叫“三昧”，完全是一种打坐境界，达到了物我两忘。从此看来，禅是一种宗教修行的方法。禅本身有一种目的性，要达到一种说不出的境界，归根结底达到宗教上的解脱。坐禅是相当困难的，是有计划、有步骤的，一步也不能乱。坐禅，按照印度来说，是要先坐在那，里，思考你自己，要经过四个不同的阶段，这四个阶段逐一经过，不能跳越。按此说法，印度禅是“渐修”：逐渐的，缓慢的。这只是一种宗教方法，以达一种目的。目的是宗教实践，方法是戒、定、慧。印度早期佛教如此。
印度的佛教有两大不同派系：大乘及小乘。
大乘与小乘不同的是，大乘既讲慈悲也讲智慧，慈悲是给人以同情，不仅自己解脱而且帮助别人解脱，有点儿社会主义的味道。小乘佛教中叫做“自了汉”，即自己了却自己事而不管别人的事儿。“自作自受”，自己寻求自我解脱方法，而别人帮不了你的忙。这点是小乘与大乘很大的分别。小乘佛教很接近原始佛教，原始佛教开始于前六世纪，大乘佛教则开始于中国的汉代。
大乘佛教与小乘佛教不同的地方很多，在坐禅这一点上，差别不大。小乘佛教那一套，大乘佛教全能接受，但加了一条，这一条非常重要，他们认为打坐是需要的，但打坐是要达到智慧的一个方法，只打坐而得不到智慧，就白坐了，这要不得。不要为打坐而坐，打坐都有一目的，达不到目的就不必去打坐。其重要性涉及到两件事：其一，打坐达不到目的可以取消。这在小乘佛教中是不允许的；其二，打坐是为得到智慧。关于智慧，大乘有一绝对概念：一切皆空，即一切都不能自我存在，而是依物存在的。都是空的。
从这简单根源说，印度的禅可以总结为几个结论：
第一，禅法在印度有很长历史。远在佛教建立以前，禅法已在印度流行，佛法中的禅法是从外道而来，不是佛教的创见。
第二，佛家的禅法与外道的禅法目的的不同：外道禅法目的是要转生在天上，佛教禅目的在于证明所有的现象都不是永久的。换句话说，外道的禅是肯定性的，佛家的禅是否定性的，它把世界、生活，一切都否定了。
第三，印度的禅法是很有系统的、规矩很严的方法，绝对不能乱了方寸。禅法中特别强调要找一老师，否则用中国话说就是“走火入魔”。心里乱了，神经就会分裂，甚至会导致精神病。所以坐禅这东西不是随便玩的。
这差不多就是印度佛学的经过，这是此讲的第一部分。
现在来谈禅法传到中国以后的变化。
禅法传到中国以后，分了两个不同时期：第一可叫做过渡时期，即中国人开始理解印度的禅法；第二个时期叫做中国禅。
先讲第一个过渡时期。通常从公元二世纪或三世纪（不太明确）一直传到公元七世纪。为什么把此时期叫做过渡时期?主要是由于中国人对禅还没有创见，只是学，边学边探索，还没有达到成熟，还不能使它中国化。
经过过渡时期到第七、八世纪，中国禅法成熟。
禅法传来大概在公元二世纪。当时有一西夷禅人叫安世高到中国来传经。他把佛教中有关坐禅的方法第一次传授给中国人。现在看来，他介绍的禅法，可能是早期小乘教的禅法，与大乘教不同。当时禅法有许多内容，其中之一是“数息关”。“息”古代当呼吸讲。“数息”即数呼吸次数。第一，做禅要摆好姿势，数息数目，慢慢地自然地呼吸起来，驱除杂乱，帮助你与外界隔离。讲一小故事说明一问题：一对年轻夫妇婚后生活不和谐，年轻妇女找到老和尚讨教，老和尚给她息怒丸，告诉她，吃不到一百粒就会变好。果真吃了没有一百粒两人不吵架了。年轻妇女问其中原因，老和尚答道：当你们吃药时，药在嘴里就不能吵架了。其实这药不过是檀香末加蜂蜜的混合物。所以说，佛教中有些方法比较迷信，但细想起来，其中也包含着不少道理。
第二个是“相随”。呼吸时讲数目字，数到一定程度，心随数目，不会乱想，于是就安定了。
第三个是“止”。心里不想外界烦扰，肉体虽在，但心不为外界所动，犹如静止一般。
第四是“观”。心静后对世界、对自我进行分析，慢慢明白世界是怎么一回事。因此烦恼自然消除。
以上是公元二世纪安世高介绍给中国人的最早的禅法。就是那四个字：数息、相随、止、观。
到三世纪，中亚细亚又来了一和尚叫“法护”，他把大乘佛法传到中国，中国开始由小乘佛法而进入大乘佛法。这佛法开始并不流行。禅法不是哲学，也非书面知识，禅法是要实干的，实行的。因此，对禅或打坐缺乏文字说明，中国人还不大清楚。当时到底有几个人把它们真正搞懂，还是个大问号。我也是个过来人，那时对外国知识兴趣浓厚，翻看外国的书，字都认得，可就是不明白所说是什么意思。佛经也经过了那么一阶段，一直忙于译经。一直到五世纪。南北朝时期，佛教地位骤然在中国变得十分重要，有这么几个因素：第一，佛教所说人生是痛苦的，世界是无常的，这在平时听来总觉玄乎，但一到天下大乱的时候，这些就都成真的了。早晨起来可能是家财万贯，一场大战一切全毁。人生无常在乱世是最能说服人的。所以，佛教对世界看法在魏晋南北朝时很流行，因为大家就是需要它来说明世界现象，来找寻解脱的办法。
第二个因素：当时是无政府状态。“五胡乱华”，少数民族不满儒教而信佛教（因为佛教亦是外来宗教，佛教得到保护），所以，佛教徒在物质生活、生命财产上也得到一些好处。
但是，在这个时候，在公元五世纪到第七世纪，中国人经长期翻译佛经后，并在外国人指导下，开始有人慢慢坐禅。这当中起了很大变化。有这几个方面：
第一，佛经数目，特别是有关坐禅的经典佛经比以前大为增加。过去是一、二本，而现在增至十几本。这有什么关系呢?关系很大。按照佛学来说，每人基础不一，因此对佛教接受快慢不等。背景不一样，需要不同。一本书没有选择，而十本书却可以各取所需。所以说，中国人对坐禅有所选择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第二个变化是：早期坐禅五师傅，据我考察，只有汉代一家传了三代：老祖师爷、祖师爷、徒弟。但究竟是书传了三代还是坐禅的方法传了三代现在已无法搞清。到五世纪以后情况有了变化：中国禅开始重视师徒的传承，并逐渐形成谱系。为什么说师资重要呢?因为禅是一种实践方法，每人根基不同，心理不同，因此需要一个老师，来鉴定你所达的程度，帮你选择适于你的方法。开始坐禅，老师指导你如何呼吸等等。我自己也试过一次。在美国旧金山开一学术会议，我选择了去禅院体验生活。以前几十年研究佛学却从未去禅院生活过。禅院规矩很严，早四点起床，很快地洗漱，不能出声，然后走入禅堂，抬起臂来，转几圈，开始坐禅。日本林地禅，禅法森严，身体若歪，就要挨打。大和尚肩上扛一棍子，专门监视坐禅的人。通过这次，我才知道坐禅还有这么一整套方法：先来坐在那儿，鞋子一脱，腿盘起来，手压在地上，坐舒服，然后向在你前方坐禅的人合十致敬，再向这面合十，四方拜道，拜好后才坐下打座。一点儿声音也没有，只有一老和尚拿着棍子监督着。结果我感觉很沮丧：三天坐禅很不成功，唯一收获就是挨了几顿打，好在头上还没起包。
讲这些的道理在于说明坐禅中师傅很重要，你这人有何偏向?哪一种方法最易引你入境?都需因势利导。比如一个人喜好红色，坐禅时在面前放一块红色，使他高兴，以便很快入境。若喜欢黑色不妨用黑色。喜欢到野外或喜欢在堂中都可以。师傅挑选最有效的方法帮你在初学阶段进入境界，所以，坐禅必须拜师。
第三点：中国人开始记笔记，笔记在于是经过了你的一番消化。小和尚看洋经看不懂，而看老和尚的笔记却易懂，都是经过消化的，是把其原理用中国方式写出来，赋予中国人的经验、中国人的环境。佛经就是经过了那么一个阶段，它是消化了的、中国化了的东西。这一点很重要。通过这阶段以后，可以不要佛经，可以直接用笔记做集子，这在中国那时也是一个经验。
第四点：坐禅分派。第六世纪和第七世纪，中国禅宗大概分四派：第一派为首的是僧仇，他是河南安阳一带人，小乘禅法。这在隋朝为官方佛法，隋文帝在西安修“禅经寺”，召集一百多个和尚来宣传此禅法。但历史很滑稽，皇帝花那么大气力修建庙宇并大肆吹嘘，结果这一派却未传下来。大概官方人一推荐，很多人都不愿沾手；第二派禅法是后来的天台宗。它有一部关于坐禅的书《大乘止观法门》。另一派是河南嵩山少林派——菩提达摩。第四个是苦行僧。在北方（今天的石家庄一带）流行。这四派禅法争鸣于七世纪，各有千秋。对后来最有影响的是菩提达摩这派禅法。这派禅法按可靠的资料说与后来大家所掌握的那一套完全不一样。禅宗由菩提达摩起，一直到五祖弘忍是一段。由五祖弘忍到神会是另一段，后从马祖到五家七宗又是另一段。这三段几乎没有联系。日本学者用可靠的资料证明三段的联系淡漠。不管如何，达摩这一宗在后来很重要。从某方面讲，达摩是传统性的，它所传禅法简单说来是“理行二入”；要进入佛法大门，一靠理解佛学，二靠行为。理即道理，“理入”即从理论上入手。一般人只注意到后期禅所说四句话：“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很少人重视菩提达摩所说：“坐禅总需见本性。”它强调坐禅终究要见性，即发现自己的佛性及本性。这一点很重要。后来禅宗“见性成佛”就是由此出。胡适曾说“见性成佛”是慧能发现，我看这话有问题，因为达摩书中已讲到坐禅总需见性。
达摩以后（达摩是一祖），二祖是慧可，三祖是僧璨，历史土对这三者的记载模糊，而且多矛盾。
由四祖道信和五祖弘忍在湖北黄梅县双峰山开禅院，收五百至一千信徒，这在历史上是一大事。坐禅由个人的行动变成了集体行动，逐渐形成团体。于是，在禅法的理解上，传授方法上，都有了很大变化。由于组织者都不懂梵文，完全按中国传统思想来解释佛学，结果佛学十分流行。到隋朝，先前的禅法已行不通，唐朝皇帝把湖北这一派禅法弄到长安来。这派就在长安立足。唐有两京，长安与洛阳，结果禅法由长安传到洛阳并由洛阳传到嵩山，这就形成了后来的宗派——禅宗。
但早期禅宗大师们多行动而不讲理论，一直到八世纪。开元天宝时，禅宗形成南北之争，当时北宗掌权，南宗便说北宗是假的。可见和尚并非一切皆空，他们也闹宗派主义而且相当厉害呢!北宗禅法被南宗指责为非真传。那么北宗禅法到底是什么呢?大致来说它是传统式的印度禅法。印度禅主张静心与渐悟，而禅宗则讲顿悟、走捷径，这就有些中国禅的味道了。前面讲过，在印度只有大乘佛教说打坐，若达不到目的就是没用，但从来没说过不用打坐。神会是第一个开始用极端语言反对坐禅的人。《六祖坛经》中讲：“我此法门，以定慧为本”，“定慧不分”，“定慧一体”。在印度佛中，定是讲一种方法，而慧则是目的。所以，定慧有方法与目的上的区别。而禅宗则认为定、慧是一个东西没有分别，定是慧之体，慧是定之用，用中国的体、用来解释。又说自己这派禅法，既不教人坐，也不教人应，行走坐卧，什么样情况下都可以入禅。不主张坐“死禅”。胡适称这是一场革命，是中国把印度程序森严的禅法一棍子打倒，彻底推翻而直接行动。所以在八世纪，印度的禅法起码在中国禅宗这一派被正式打倒了。
打倒破坏是一件易事，但破坏以后怎么办?中国近代历史上每次改革都是旧的被破除掉了，而新的却建立不起来。佛教徒们用一套完全中国式的方法来取代被打倒的印度佛法。这方法经过二百多年，到八、九世纪，慢慢成熟。纯粹的中国禅形成了，有许多地方与印度禅相反。第一，不打坐，前面所讲“数息”、“相随”等都不要，另来一套。首先是直接的教育。禅既然是一种行动，就不必下大功夫读经，越读离佛越远。禅宗关于学道有两句话，一是“骑驴行驴”，光知道书本上东西还未找到宗教真谛；一是“骑驴游行”，到了目的地不下来。这种人是书呆子，光讲理论不去实践。这种人是“骑驴到站，不下驴背”。禅宗讲求直接行动。如小和尚问老和尚：你天天给我们讲佛法，佛到底是什么人啊?老和尚说自己年高耳聋，叫小和尚走近，突然抓住小和尚鼻子使劲地扭。小和尚很诚实，虽然痛还是说不懂。老和尚大骂小和尚，叫他马上滚出去。小和尚最终莫明其妙。另外一和尚说道：在宗教问题上，你不必问佛是谁，你首先要知道你是谁。你有你的问题。现在的人都问佛是谁，而不问自己是谁。这是一种直接的方法。我用过多次，每次碰到调皮捣蛋的学生先给他讲这故事，然后让他坐近，他便跑了。
禅宗第二办法是“不说破”。真理简单，但体验困难。所以有人问问题，最好不要讲清楚，否则他就不去想了。当有人问问题时，禅宗和尚喜欢打哑谜，你问东，他答西。他要你自己动脑筋，动了脑筋后才能懂，懂后才能解决问题。禅宗有一小故事是关于“不说破”的间接教学法的。唐代有一人偷富济贫，从未被抓住过。儿子要他教如何偷东西不被人抓住。他便带儿子去一大户人家，在其门旁教儿子挖洞，挖好后让儿子爬进去。当儿子钻进去后，他用大石头堵住洞口，大喊捉贼。儿子吓慌了，心想老头子大概疯了，慌忙用破椅子把窗砸开，跳窗而逃，别人在后追赶，跑到一水井前，用石头往井里一投，发出响声，制造假象，终于脱逃。父亲回到家对儿子说：你已经毕业了。做贼有一原则：不能被人捉住。这是不可教的，这就要你见机而为，只要不被捉住，用什么方法都可以。我们看一看：父亲教儿子了吗?当然是教了，他教儿子如何打洞。但最重要的，关于如何不被捉住却一句也没教，这就是不直接讲授，而把你放在一个环境里，强迫你自己找出一条路，这就是不说破的办法。
再一种是“将一军”的方法，主要指反问的方法。小和尚问老和尚：到底有没有真理?老和尚狠狠地打他耳光，问他通（痛）不通。小和尚答道：通，也不通。通：是因为我是一个人，有神经。打一耳光怎能不通；说不通，是因为你是我老师，你的德行令人尊敬，你打我，我没有报复的想法，在这点上我不通。老和尚说：你什么都懂了，干吗还来问我?!这就是宗教的另一种方法。宗教解脱并非抛开客观事物，而是客观在主观中不引起一般效果。老和尚之所以反问小和尚，是要将他一军，让他自己去发现真理。
佛教中还有用旅行的办法。也许在旅途中以前所不懂的东西会豁然开朗。有这么一个故事：一年轻人背了一包袱钱跟一和尚学法。和尚要求他一切听从指挥。一天过渡口，和尚对青年说，道在桅杆梢头，你爬上去就能得道。小青年把钱袋放下，刚刚爬到竿顶，船就到岸了。老和尚说：你总算把包袱放下了!于是他把包袱背走了。包袱放下了，意味着小青年得道了。
中国禅还有许多东西。可以归结为这几个特点。到最后一点，我还要附带说几句话。
印度禅法系统很复杂，有组织性。中国人也有给佛经写过书抄，作过笔记的，但看的人很少。禅宗和尚很少念经。“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坐”，这种说法出于老和尚语录中。
语录亦是中国文化特点之一。西洋哲学中，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大哲学家着作都是大卷本的、逻辑性很强的着作。而中国不同，中国古代《论语》（用现在话说就是《孔夫子语录》）是语录体的。中古时，印度人写《大智度论》一百卷，《般若经》六百卷，禅宗“马祖”是语录，临济禅是语录，雪峰禅是语录……语录体作用很大。可见，中国传统最有效的表达方式是语录，禅宗语录很复杂，很有趣味，但没有系统。这是中国禅的一个特点。
讲到这儿，我想我们可以做个结论：禅到中国经过了不同阶段，在古代是翻译印度的禅经，到了五世纪，禅经翻译数目增加，师傅的作用日渐重要，在传播中逐步建立谱系，而且禅宗不但有外国人的译经，而且有中国人对外经所做的笔记，这些笔记是中国禅之先驱。自从有用中文写出的关于作禅的方法及意义，中国人就很少念外国经，到了八世纪，禅宗中国化，把印度的那套有系统的、逐步的、渐进的方法完全抛弃，用中国最需要的、最简单的、最直接的、不正规的方法来解释作禅的方法和作为寻求真理的钥匙。
在某一点上说，禅宗只能在中国发展而不能在其他任何国家发展。为什么呢?大家知道印度和尚是很有架子的，坐禅时摆出一副威仪，一步都不能乱，而中国禅呢?骂人，捏鼻子，说脏话，这在印度是要犯戒律的。中国禅受庄子影响很大，它采用庄子那种优美、滑稽、毫不拘束的形式，在表达形式上是语录体代替了佛经，语录使一些奇怪的话变成了非常重要的思想和行动。禅完全中国化。自从十世纪禅彻底中国化以后，印度禅一扫而光。我们一千年来所一直传播的就是中国禅法。
最后说一下，佛法尤其是中国的禅宗为什么能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变成巨流?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佛法，百分之九十是禅宗，包括台湾、马来西亚、香港、新加坡，大部分禅宗和尚都是他们传授的。
为什么它能形成如此巨大的力量把别的宗派挤跑?禅在中国化中有几件事情要特别注意。
第一，禅宗发展是自然的。禅中国化过程经过一千年时间，有一段吸收消化过程，不像别的宗教带有强制性，在很短的时间内不能被消化，生吞活剥不能为中国人普遍接受。
第二，禅宗和尚作了一件很大的好事：不主张念经，而主张实干。既然念经不能解决问题，那么它就是没用的。近一百年来，大家介绍西洋思想有一缺点：念经人多，做事人少。念经人不干事，作事人不念经，也没有一人把消化了的东西介绍给不念经的人。比如买进一台机械，光念经是开不动的。一切哲学思想就在于刺激你，鼓起你的干劲。过去如此，现在亦如此。我们有一个毛病就是念经人太多，做事人太少。而禅宗是念经人不多，做事人很多，于是就成功了。
再说一点，禅宗中国化有一特点：各取所需，淘汰其余。印度传来的佛经不下千卷，万卷，有几千种，不但普通人念不懂，连老和尚有许多也不能读懂。我一生碰到过和尚有六十万人，只有三、四个自称饱读佛经，一般和尚只念一本、二本，而禅院的和尚一本都不念!只要有一句话能解决问题，他们就以之实践下去。因此，接受外国思想不能盲目接受，而应该明白你自己最需要什么，找到你最有用的、最受启发性的东西，把它拿来进行实践，并不断深刻化，系统化，解决你的问题。这也是中国佛学的一个特点，即选择性。这并非说佛教中国化过程完全是选择性的，亦有综合性在内。一般来说，中国佛教哲学是通过综合性来达到建立系统，实践中的佛学是通过选择性的，禅宗是实践性的，因此是选择性的。
再说一点，禅宗在中国的成功，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没有起破坏或钳制作用。中国讲的佛法，在道家庄子那里有，在儒家那里也有一点儿。因此，禅宗对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亦吸收其精华，也是选择性的，能采用的就采用，不用的，摆在那儿，也不把它烧掉。
最后，禅宗在中国化过程中非常注重实践。一个人，要相信真理，真理唯一标准：看它是否能在实际生活中解决问题。禅宗正是抓住了这一点。他不重印度所讲的繁琐的一套，而看在实际中能否解决问题，只要能解决问题，什么办法都可以。
从印度禅到中国禅转变的过程，佛法中国化过程中，我想我们能吸收许多很有益的经验，这对中国搞现代化，如何吸收外来文化，而又保持住自己的文化能提供一榜样。
出处参考：http://www.foyuan.net/article-118092-1.html
直接规定国家朱熹是教皇兼真朱和丐帮帮主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