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美国梦”已成神话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资料图）

　　
    美国的不平等程度正处于近一个世纪以来的最高点。不管你如何解读，收入最高的人群正享用着更大的一块蛋糕；位于贫困线以下的人群正在扩大。中值收入和最高收入人群之间的差距也在拉大。美国曾经认为自己是一个中产阶级国家，但情况已不再是这样了。

　　经济学家们引用“边际生产率理论”(marginal productivity theory)为此类差异提供理由，该理论用更大的社会贡献来解释更高的收入。但那些提供推动技术进步的知识、从而真正改变我们的社会的人，得到的报酬相对微薄。想想激光、图灵机的发明人，或者DNA的发现者吧。华尔街高薪人士的创新把全球经济推向毁灭的边缘，可这些金融企业家们照样揣着巨额收入一走了事。

　　如果滴漏(trickle-down)经济学有一点点道理的话，人们对于不平等的心态或许会好一点。但美国人如今的收入中值不及15年以前；全职男性员工的收入中值低于40多年前。与此同时，那些收入最高的人群从未像现在这样富有。

　　一些人辩称，不平等程度加剧是市场不可避免的副产品。错：有好几个国家在降低不平等程度的同时保持了经济增长。

　　市场是用游戏规则塑造而成的。我们的政治体制制定了造福于富人、而让其他人付出代价的规则。金融监管听任掠夺性的放贷和欺骗性的信用卡业务实践泛滥，从而让金钱从底层向顶层转移。为衍生品提供优先权的破产法也是如此。全球化的规则（资金可以自由流动，但员工不可以）加剧了本已巨大的议价不对称性：企业威胁，除非员工做出巨大让步，否则将离开所在国家。

　　教科书告诉我们，只有放弃增长或效率，我们才能拥有一个更平等的社会。然而，更仔细的分析显示，我们正为不平等付出巨大代价：它加剧了社会、经济和政治的不稳定，也加剧了增长放缓。拥有最健康经济的西方国家（例如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也是平等程度最高的国家。

　　在二战后不平等程度较低的那几十年里，美国经济的增速远远快于1980年以后。1980年后，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好处超出比例地流向收入最高人群。从各个国家的长期数据来看，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平等、增长和稳定之间似乎存在着一定联系。

　　从好的方面来看：通过减少“寻租”（设法分得更大一块蛋糕，而不是把蛋糕做得更大），减少给美国带来这么多不平等的扭曲机制，我们可以让美国社会更加公平，也让美国经济运转得更好。针对投机者的税率，尚不及挣钱谋生者和创新者适用税率的一半，这样的法律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我们的价值观，但也扭曲了我们的经济，鼓励年轻人投机，而不是投入生产活动。因为顶层有这么多收入来自“寻租”，因此对收入最高人群征更高的税会抑制“寻租”。

　　过去，人们觉得美国遍地是机会。可在如今的美国，一个孩子在人生机遇方面依赖父母收入的程度，超过欧洲或有数据记录的其他任何发达工业国家。昔日的美国努力创造机会均等的“美国梦”。但如今，“美国梦”只是个神话。

　　美国能够再次变成一个遍地是机会的地方，但这种变化不会自动发生。只要我们还在实行这样的政策——削减公共教育和有助于增加中下层发展机会的其他项目、同时削减收入最高人群适用的税率——这种变化就不会发生。美国总统巴拉克攠巴马(Barack Obama)支持公共教育等投资，并支持“巴菲特规则”（要求针对收入最高人群的所得税税率至少达到普通人的水平），这些举措的方向都是正确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米特圠姆尼(Mitt Romney)提出要裁减公务员，同时在另一个问题上（投机产生的资本利得适用税率是否应低于辛勤工作所得）保持沉默，这些都令人担忧。

　　美国将不得不面临一个抉择：如果继续走近几十年的老路，机会的匮乏将意味着社会分化更加严重，经济增长率降低，社会、政治和经济更加不稳定。抑或，美国可以意识到：经济已失衡。黄金时代之后迎来进步时代，咆哮的二十年代(Roaring Twenties)的过分行为引发大萧条(Depression)，而大萧条又引出罗斯福新政(New Deal)。每次发现自己正走向极端之后，这个国家都把自己拉回了正常轨道。问题是，这一次还会这样吗？

　　本文作者是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Nobel Prize in economics)得主，新书《不平等的代价》(The Price of Inequality)即将出版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资料图）

　　
    美国的不平等程度正处于近一个世纪以来的最高点。不管你如何解读，收入最高的人群正享用着更大的一块蛋糕；位于贫困线以下的人群正在扩大。中值收入和最高收入人群之间的差距也在拉大。美国曾经认为自己是一个中产阶级国家，但情况已不再是这样了。

　　经济学家们引用“边际生产率理论”(marginal productivity theory)为此类差异提供理由，该理论用更大的社会贡献来解释更高的收入。但那些提供推动技术进步的知识、从而真正改变我们的社会的人，得到的报酬相对微薄。想想激光、图灵机的发明人，或者DNA的发现者吧。华尔街高薪人士的创新把全球经济推向毁灭的边缘，可这些金融企业家们照样揣着巨额收入一走了事。

　　如果滴漏(trickle-down)经济学有一点点道理的话，人们对于不平等的心态或许会好一点。但美国人如今的收入中值不及15年以前；全职男性员工的收入中值低于40多年前。与此同时，那些收入最高的人群从未像现在这样富有。

　　一些人辩称，不平等程度加剧是市场不可避免的副产品。错：有好几个国家在降低不平等程度的同时保持了经济增长。

　　市场是用游戏规则塑造而成的。我们的政治体制制定了造福于富人、而让其他人付出代价的规则。金融监管听任掠夺性的放贷和欺骗性的信用卡业务实践泛滥，从而让金钱从底层向顶层转移。为衍生品提供优先权的破产法也是如此。全球化的规则（资金可以自由流动，但员工不可以）加剧了本已巨大的议价不对称性：企业威胁，除非员工做出巨大让步，否则将离开所在国家。

　　教科书告诉我们，只有放弃增长或效率，我们才能拥有一个更平等的社会。然而，更仔细的分析显示，我们正为不平等付出巨大代价：它加剧了社会、经济和政治的不稳定，也加剧了增长放缓。拥有最健康经济的西方国家（例如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也是平等程度最高的国家。

　　在二战后不平等程度较低的那几十年里，美国经济的增速远远快于1980年以后。1980年后，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好处超出比例地流向收入最高人群。从各个国家的长期数据来看，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平等、增长和稳定之间似乎存在着一定联系。

　　从好的方面来看：通过减少“寻租”（设法分得更大一块蛋糕，而不是把蛋糕做得更大），减少给美国带来这么多不平等的扭曲机制，我们可以让美国社会更加公平，也让美国经济运转得更好。针对投机者的税率，尚不及挣钱谋生者和创新者适用税率的一半，这样的法律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我们的价值观，但也扭曲了我们的经济，鼓励年轻人投机，而不是投入生产活动。因为顶层有这么多收入来自“寻租”，因此对收入最高人群征更高的税会抑制“寻租”。

　　过去，人们觉得美国遍地是机会。可在如今的美国，一个孩子在人生机遇方面依赖父母收入的程度，超过欧洲或有数据记录的其他任何发达工业国家。昔日的美国努力创造机会均等的“美国梦”。但如今，“美国梦”只是个神话。

　　美国能够再次变成一个遍地是机会的地方，但这种变化不会自动发生。只要我们还在实行这样的政策——削减公共教育和有助于增加中下层发展机会的其他项目、同时削减收入最高人群适用的税率——这种变化就不会发生。美国总统巴拉克攠巴马(Barack Obama)支持公共教育等投资，并支持“巴菲特规则”（要求针对收入最高人群的所得税税率至少达到普通人的水平），这些举措的方向都是正确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米特圠姆尼(Mitt Romney)提出要裁减公务员，同时在另一个问题上（投机产生的资本利得适用税率是否应低于辛勤工作所得）保持沉默，这些都令人担忧。

　　美国将不得不面临一个抉择：如果继续走近几十年的老路，机会的匮乏将意味着社会分化更加严重，经济增长率降低，社会、政治和经济更加不稳定。抑或，美国可以意识到：经济已失衡。黄金时代之后迎来进步时代，咆哮的二十年代(Roaring Twenties)的过分行为引发大萧条(Depression)，而大萧条又引出罗斯福新政(New Deal)。每次发现自己正走向极端之后，这个国家都把自己拉回了正常轨道。问题是，这一次还会这样吗？

　　本文作者是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Nobel Prize in economics)得主，新书《不平等的代价》(The Price of Inequality)即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