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官办反腐”也可能越反越腐

最近看了一篇博文，觉得蛮有意思，贴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原文作者：陶短房
链接：http://taoduanfang.blog.163.com/ ... 713201241631456216/
在透明国际所推出的“贪污感知指数”（CPI，也就是俗称的“清廉指数”）上，常年包揽榜尾几十名的“传统贪腐国家”中，有不少都是非洲国家。笔者曾在排名第100的贝宁、排名第143的多哥和与多哥排名相并列的尼日利亚长期工作、居住，也曾到过排名第168的民主刚果、排名第172（非洲倒数第三，全球倒数第11）的布隆迪，对这类“榜上有名”国家的贪腐程度感同身受——这种贪腐到了怎样的程度？到了一天碰不上“吃拿卡要”就会觉得意外、回国后在媒体上或朋友议论中听到某些“巨贪”、“贪腐大要案”的“光辉事迹”竟会觉得“也不过如此”的地步。

也许有朋友会说，这些国家都太年轻，政府缺乏反腐倡廉的动作，如果官方对反腐更重视一些，反腐机构更多、更健全一些，CPI就不会那么突出，贪腐现象也不会那么怵目惊心了。

他们或许没有想过，“官办反腐”也许会越反越腐
腐败贪如狼 反腐贪如虎

笔者在贝宁经营纺织品时有个印度籍大客户，此人在非洲大西洋沿岸7、8个国家都有门店，和笔者的门市部比邻而居，没事闲聊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在非洲一些贪腐成风的国家里，倘若说腐败不过贪婪的狼，那么反贪部门就是更贪婪的饿虎。

他最大的市场在尼日利亚北部豪萨人地区，由于尼日利亚“步步皆贪”，倘直接将货运到尼日利亚境内港口卸货，再由其国内陆路北上，沿途大小衙门一路揩油，成本将成为天文数字，因此他只得通过内线关系，在贝宁港口科托努卸货，然后经陆路拉到尼日尔再辗转入尼日利亚北部的卡诺、索科托等地，这条路线同样要经过几个关卡，且“通路子”本身就要拜码头、拉关系，每年被“贪腐”掉一大笔钱是题中之意。笔者亲眼目睹，某个“当道官员”的妻子隔三差五就跑到他店里“进货”，价格当然是比成本价还便宜的象征性价格。

照他的说法，这种贪腐在非洲已属于“可控成本”范畴，还是可以被内地市场的高利润率冲抵而有余的。然而一旦碰上沿途几国中随便哪国刮起“反贪风暴”就乖乖不得了：他曾经在尼日尔、尼日利亚边境被一次扣住22个货柜，罚款金额高达2.2亿西非法郎，那简直是“想扔货都没地方扔”了。问题是，这货人家根本没打算让您扔——罚款是可以讲价的，货物也是可以赎回的，价码和时间么，您瞧着办吧。

说穿了，这些贪腐成风国家，腐败的根源是权力，手握更大权力的“官办反腐机构”，往往意味着更大的贪腐能量，和更贪婪的胃口。多哥的“反贪腐局”曾被某个在当地经营农业多年的台湾人称为“全多哥第二贪腐中心”（第一我不说大家也猜得到），而尼日利亚的“海关缉私大队”按官方说法是“强力反腐纪律部队”，但这支纪律部队却是许多外商谈虎色变的“大贪”——借“反腐”封店、封库待价而沽，甚至和其它“强力反腐部门”进行“跨部门反腐作战”，由A部门收钱“放肉票”，再由B部门设下天罗地网，待信以为真的冤大头以为花钱免灾，兴冲冲跑来提货时，再来个“二次反腐”继续“丰收”，是这支“强力反腐纪律部队”的拿手好戏。

说你腐 你就腐

在非洲反贪腐口号喊得最响的是哪些国家？刚果（金）、尼日利亚、几内亚、科特迪瓦、津巴布韦、安哥拉……这些国家都曾把反贪腐当成“举国大计”来“官办”，甚至由国家元首、军队首脑牵头反贪腐。

然而效果如何？前文提到尼日利亚的贪腐够吓人的吧？但在上述国家中尼日利亚算是清廉排名靠前的，科特迪瓦和津巴布韦的CPI排名都是154，几内亚是164，而安哥拉则是更怕人的168，尼日利亚的贪腐已到了自家使馆合法办理的签证，自家海关会拒绝放行（当然，接下来是索贿，再接下来不合法也变合法了，因此从中国去尼日利亚旅行若可能，请尽量直飞，这样虽也会被敲，但毕竟人已经进去，对方的胃口相应小得多。据亲历人士称，几年前某中国航空公司开辟广州-拉各斯航线，首飞航班起飞时，尼国大使不得不亲自登机，逐一给应邀捧场的嘉宾签证手工加注，以免落地后被“照例办理”，煞了庆典的风景）的地步，那些排名更靠后的国家是怎样的光景，不难想象吧？

官办反贪腐固然势大力沉，但打击的是怎样的“贪腐”则是另一回事。在非洲不长的独立历史上，被称作“贪腐”的包括殖民官员，殖民时代的土著“合作者”，殖民时代结束后获得当地国籍并留下来工作的企业家、农场主，印度、黎巴嫩、叙利亚和中国籍的小商小贩，跨国企业及其当地代理，也包括敌国侨民、“阶级敌人”和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者”。

刚果（金）历史上曾发生过残酷的政治斗争，“独立之父”卢蒙巴曾被政敌蒙博托扣上“贪腐”骂名，几十年后人们发现，蒙博托本人才是地球上最大的贪腐者之一；安哥拉独立后，政府一度把首都罗安达的店铺统统收归国有，分配给“革命战士”，理由是“反贪腐”，而这些“反贪腐成果”后来却被这些乍富的胜利者贪腐殆尽；西非最动荡的“政变之国”利比里亚，历史上曾发生过不计其数的政变，政变的胜利者，如多伊、泰勒，都曾以“反贪腐”名义掀起大规模群众运动，甚至“人民审判”，多伊一下就在海滩边枪毙了多名前政府“贪官”，然而当江山更迭，这些“反贪者”被赶下台后，迎接他们的往往是新“反贪者”同样严厉的“反贪”指控和审判——固然，这些人大多罪有应得，但当他们大权在握时，又有哪一个不是“官办反腐”的主导者？这样的“官办反腐”说到底不过是权力斗争和以权谋私的利器，想依靠来建立一个清廉世界，岂非缘木求鱼？

贪腐请君入瓮 反腐一网打尽

在西非经商的朋友，大多记得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多哥、贝宁折返跑”，这两个国家官方先以低关税和便利的货物过境手续，吸引大批外商在本国建立商业机构，等这些外商在当地树大根深，搬迁不易，就陡然变脸，将关税不断抬高，规定不断收紧，让在当地经营的外商动辄得咎、步步受罚，即便不受罚，也会被变化了的规则“合理合法”地收取更多费用。这股风先从多哥刮起，忍无可忍的外商纷纷从多哥的洛美搬到邻国贝宁的科托努；几年后贝宁如法炮制且变本加厉，而多哥见门可罗雀收益减少，开始“拆网”，外商们又纷纷“倦鸟思归”。这种“折返跑”在诸如黑角-卡宾达、阿比让-阿克拉、布拉柴维尔-金沙萨等，都屡见不鲜，来回折腾几趟也不足为奇。

而“变招”的“大义名分”，就包括“反贪腐”：提高关税是为了避免“海关贪腐受贿”；收紧规则则是避免“权钱交易”、“权力寻租”。然而话虽如此，“官办反贪”后该为钱打开的门依然打开，该为合法者畅通的路却依旧不畅，只是收钱的人变了，收的钱数也变了。一位在非洲摸爬滚打几十年的前辈曾感慨，非洲许多国家，是“贪腐请君入瓮、反腐一网打尽”——先用低成本的腐败引诱信奉“有钱能使鬼推磨”的外商入场，然后再用高成本的“反贪腐”让你来得去不得（至少让你的钱来得去不得）。

倘若贪腐已和权力紧密结合，并渗透入社会和道德的肌体，倘若体制本身就带有“贪腐基因”，那么“官办反腐”、“体制反腐”就不仅是一句空话，甚至可能是更大贪腐的伪装色、挡箭牌。因为在这种机制上，“官办反腐”所依赖的一切：公权力、法律体系、选举机制、舆论监督，都更可能成为贪腐的帮凶——公权力可能是最大贪腐者的“独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法律可以为贪腐者所操控和修改，变成“以贪肃贪”、“以大贪肃小贪”，甚至“以贪肃廉”的凶器；至于选举和舆论，在选票可以明码实价，媒体不过是有钱有势者的“金喇叭”时，您还能指望什么？
“官办反腐”行之有效的前提，是“官”本身没有问题，换言之，即该国存在一个成熟、完善、有监督有制约的行政法律体系，倘“官”自不正，“官办反腐”多半会如某些非洲国家那样，反腐反腐，越反越腐。最近看了一篇博文，觉得蛮有意思，贴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原文作者：陶短房
链接：http://taoduanfang.blog.163.com/ ... 713201241631456216/
在透明国际所推出的“贪污感知指数”（CPI，也就是俗称的“清廉指数”）上，常年包揽榜尾几十名的“传统贪腐国家”中，有不少都是非洲国家。笔者曾在排名第100的贝宁、排名第143的多哥和与多哥排名相并列的尼日利亚长期工作、居住，也曾到过排名第168的民主刚果、排名第172（非洲倒数第三，全球倒数第11）的布隆迪，对这类“榜上有名”国家的贪腐程度感同身受——这种贪腐到了怎样的程度？到了一天碰不上“吃拿卡要”就会觉得意外、回国后在媒体上或朋友议论中听到某些“巨贪”、“贪腐大要案”的“光辉事迹”竟会觉得“也不过如此”的地步。

也许有朋友会说，这些国家都太年轻，政府缺乏反腐倡廉的动作，如果官方对反腐更重视一些，反腐机构更多、更健全一些，CPI就不会那么突出，贪腐现象也不会那么怵目惊心了。

他们或许没有想过，“官办反腐”也许会越反越腐
腐败贪如狼 反腐贪如虎

笔者在贝宁经营纺织品时有个印度籍大客户，此人在非洲大西洋沿岸7、8个国家都有门店，和笔者的门市部比邻而居，没事闲聊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在非洲一些贪腐成风的国家里，倘若说腐败不过贪婪的狼，那么反贪部门就是更贪婪的饿虎。

他最大的市场在尼日利亚北部豪萨人地区，由于尼日利亚“步步皆贪”，倘直接将货运到尼日利亚境内港口卸货，再由其国内陆路北上，沿途大小衙门一路揩油，成本将成为天文数字，因此他只得通过内线关系，在贝宁港口科托努卸货，然后经陆路拉到尼日尔再辗转入尼日利亚北部的卡诺、索科托等地，这条路线同样要经过几个关卡，且“通路子”本身就要拜码头、拉关系，每年被“贪腐”掉一大笔钱是题中之意。笔者亲眼目睹，某个“当道官员”的妻子隔三差五就跑到他店里“进货”，价格当然是比成本价还便宜的象征性价格。

照他的说法，这种贪腐在非洲已属于“可控成本”范畴，还是可以被内地市场的高利润率冲抵而有余的。然而一旦碰上沿途几国中随便哪国刮起“反贪风暴”就乖乖不得了：他曾经在尼日尔、尼日利亚边境被一次扣住22个货柜，罚款金额高达2.2亿西非法郎，那简直是“想扔货都没地方扔”了。问题是，这货人家根本没打算让您扔——罚款是可以讲价的，货物也是可以赎回的，价码和时间么，您瞧着办吧。

说穿了，这些贪腐成风国家，腐败的根源是权力，手握更大权力的“官办反腐机构”，往往意味着更大的贪腐能量，和更贪婪的胃口。多哥的“反贪腐局”曾被某个在当地经营农业多年的台湾人称为“全多哥第二贪腐中心”（第一我不说大家也猜得到），而尼日利亚的“海关缉私大队”按官方说法是“强力反腐纪律部队”，但这支纪律部队却是许多外商谈虎色变的“大贪”——借“反腐”封店、封库待价而沽，甚至和其它“强力反腐部门”进行“跨部门反腐作战”，由A部门收钱“放肉票”，再由B部门设下天罗地网，待信以为真的冤大头以为花钱免灾，兴冲冲跑来提货时，再来个“二次反腐”继续“丰收”，是这支“强力反腐纪律部队”的拿手好戏。

说你腐 你就腐

在非洲反贪腐口号喊得最响的是哪些国家？刚果（金）、尼日利亚、几内亚、科特迪瓦、津巴布韦、安哥拉……这些国家都曾把反贪腐当成“举国大计”来“官办”，甚至由国家元首、军队首脑牵头反贪腐。

然而效果如何？前文提到尼日利亚的贪腐够吓人的吧？但在上述国家中尼日利亚算是清廉排名靠前的，科特迪瓦和津巴布韦的CPI排名都是154，几内亚是164，而安哥拉则是更怕人的168，尼日利亚的贪腐已到了自家使馆合法办理的签证，自家海关会拒绝放行（当然，接下来是索贿，再接下来不合法也变合法了，因此从中国去尼日利亚旅行若可能，请尽量直飞，这样虽也会被敲，但毕竟人已经进去，对方的胃口相应小得多。据亲历人士称，几年前某中国航空公司开辟广州-拉各斯航线，首飞航班起飞时，尼国大使不得不亲自登机，逐一给应邀捧场的嘉宾签证手工加注，以免落地后被“照例办理”，煞了庆典的风景）的地步，那些排名更靠后的国家是怎样的光景，不难想象吧？

官办反贪腐固然势大力沉，但打击的是怎样的“贪腐”则是另一回事。在非洲不长的独立历史上，被称作“贪腐”的包括殖民官员，殖民时代的土著“合作者”，殖民时代结束后获得当地国籍并留下来工作的企业家、农场主，印度、黎巴嫩、叙利亚和中国籍的小商小贩，跨国企业及其当地代理，也包括敌国侨民、“阶级敌人”和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者”。

刚果（金）历史上曾发生过残酷的政治斗争，“独立之父”卢蒙巴曾被政敌蒙博托扣上“贪腐”骂名，几十年后人们发现，蒙博托本人才是地球上最大的贪腐者之一；安哥拉独立后，政府一度把首都罗安达的店铺统统收归国有，分配给“革命战士”，理由是“反贪腐”，而这些“反贪腐成果”后来却被这些乍富的胜利者贪腐殆尽；西非最动荡的“政变之国”利比里亚，历史上曾发生过不计其数的政变，政变的胜利者，如多伊、泰勒，都曾以“反贪腐”名义掀起大规模群众运动，甚至“人民审判”，多伊一下就在海滩边枪毙了多名前政府“贪官”，然而当江山更迭，这些“反贪者”被赶下台后，迎接他们的往往是新“反贪者”同样严厉的“反贪”指控和审判——固然，这些人大多罪有应得，但当他们大权在握时，又有哪一个不是“官办反腐”的主导者？这样的“官办反腐”说到底不过是权力斗争和以权谋私的利器，想依靠来建立一个清廉世界，岂非缘木求鱼？

贪腐请君入瓮 反腐一网打尽

在西非经商的朋友，大多记得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多哥、贝宁折返跑”，这两个国家官方先以低关税和便利的货物过境手续，吸引大批外商在本国建立商业机构，等这些外商在当地树大根深，搬迁不易，就陡然变脸，将关税不断抬高，规定不断收紧，让在当地经营的外商动辄得咎、步步受罚，即便不受罚，也会被变化了的规则“合理合法”地收取更多费用。这股风先从多哥刮起，忍无可忍的外商纷纷从多哥的洛美搬到邻国贝宁的科托努；几年后贝宁如法炮制且变本加厉，而多哥见门可罗雀收益减少，开始“拆网”，外商们又纷纷“倦鸟思归”。这种“折返跑”在诸如黑角-卡宾达、阿比让-阿克拉、布拉柴维尔-金沙萨等，都屡见不鲜，来回折腾几趟也不足为奇。

而“变招”的“大义名分”，就包括“反贪腐”：提高关税是为了避免“海关贪腐受贿”；收紧规则则是避免“权钱交易”、“权力寻租”。然而话虽如此，“官办反贪”后该为钱打开的门依然打开，该为合法者畅通的路却依旧不畅，只是收钱的人变了，收的钱数也变了。一位在非洲摸爬滚打几十年的前辈曾感慨，非洲许多国家，是“贪腐请君入瓮、反腐一网打尽”——先用低成本的腐败引诱信奉“有钱能使鬼推磨”的外商入场，然后再用高成本的“反贪腐”让你来得去不得（至少让你的钱来得去不得）。

倘若贪腐已和权力紧密结合，并渗透入社会和道德的肌体，倘若体制本身就带有“贪腐基因”，那么“官办反腐”、“体制反腐”就不仅是一句空话，甚至可能是更大贪腐的伪装色、挡箭牌。因为在这种机制上，“官办反腐”所依赖的一切：公权力、法律体系、选举机制、舆论监督，都更可能成为贪腐的帮凶——公权力可能是最大贪腐者的“独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法律可以为贪腐者所操控和修改，变成“以贪肃贪”、“以大贪肃小贪”，甚至“以贪肃廉”的凶器；至于选举和舆论，在选票可以明码实价，媒体不过是有钱有势者的“金喇叭”时，您还能指望什么？
“官办反腐”行之有效的前提，是“官”本身没有问题，换言之，即该国存在一个成熟、完善、有监督有制约的行政法律体系，倘“官”自不正，“官办反腐”多半会如某些非洲国家那样，反腐反腐，越反越腐。